发布时间：2023-07-24 16:32:2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统计学研究对象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脑出血继发脑损伤；软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影响；机制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7.073
患者脑出血后出现的继发脑损伤， 是由炎症反应、脑血肿及脑部其他损伤因素引起的， 临床研究表明， 其发病机制与血管活性物质大量释放、补体系统激活、自由基损伤及兴奋性氨基酸毒性等因素密切相关[1]。脑出血继发脑损伤的神经元死亡方式通常为神经凋亡及坏死[2]。本次研究选取本院收治的80例脑出血继发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并对其中的40例患者采用软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治疗，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月～2016年1月本院收治的首次发病的80例脑出血继发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观察组（软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及对照组（硬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 各40例。观察组中男18例， 女22例；
年龄42～75岁， 平均年龄58.5岁， 病程2～21年， 平均病程11.5年， 平均NIHSS评分（16.2±3.2）分， 平均Glasgow评分（6.82±1.34）分；40例患者中包含冠心病患者8例， 糖尿病患者7例， 慢性支气管炎7例；基底节出血16例， 平均出血量（40.31±4.36）ml， 丘脑出血24例， 平均出血量（23.13± 1.53）ml， 破入侧脑室7例。对照组中男21例， 女19例；年龄41～76岁， 平均年龄58.5岁， 病程2～22年， 平均病程12年。平均NIHSS评分（16.5±3.1）分， 平均Glasgow评分（6.92±1.44）分；40例患者中包含冠心病患者9例， 糖尿病患者7例， 慢性支气管炎6例；基底节出血17例， 平均出血量为（40.11±4.34）ml， 丘脑出血23例， 平均出血量为（23.23±1.43）ml， 破入侧脑室4例。80例患者均属首次发病， 且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并自愿签署知情书， 排除先天性肝及肾功能异常、颅内患动脉瘤、造血系统异常及侧脑卒中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两组均给予吸氧、抗感染、静脉滴注葡萄糖、调整血压、脱水降颅压治疗， 纠正患者水电解质紊乱现象， 同时对患者采取必要的营养指导[3]。
观察组使用的仪器为山东大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颅脑引流器， 术前根据患者颅脑CT片对患处进行定位， 肾型血肿患者取血肿常沿长轴方向， 以前额为入路口， 呈类圆形则选颞部入路；术中行常规消毒与铺巾， 于局部麻醉的情况下采用颅骨手钻钻过颅骨， 并划破硬层脑膜， 放置引流管， 使用钝圆型针芯引导经过颅骨孔入至颅内并推入脑血肿处， 将陈旧性血浆成功引流出后， 将针芯接注器轻轻拔出回抽， 将引流管固定在患者的头皮之上， 引流管末端接三通阀同时还需连接一次性颅脑引流器进行引流， 并进行无菌包扎[4]。引流管放置的位置应高于患者头部0～10 cm处， 血肿液化剂标准为5万U尿激酶+3 ml生理盐水， 经三通阀注入患者血肿腔内， 关闭引流管， 关闭引流管2 h后再开发引流管；根据引流情况及CT检查结果决定每天注入的血肿液化剂的冲洗次数， 通常为1～2次/d；5 d内患者的血肿清除率应>80%， 残留血肿应
1. 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7、30、90 d的NIHSS评分以及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疗效标准：治愈：NIHSS评分降幅达91%～100%；显效：NIHSS评分降幅为51%～90%；有效：NIHSS评分降幅达20%～50%；无效：NIHSS评分降幅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前的NIHSS评分为（16.2±3.2）分， 治疗后7、30、90 d的NIHSS评分分别为（14.2±4.1）、（13.2±3.1）、（11.2±1.1）分；对照组患者接受治疗前的NIHSS评分为（16.6±2.9）分， 治疗后7、30、90 d的NIHSS评分分别为（15.2±4.1）、（11.2±3.1）、（9.2±3.1）分。两组患者治疗后7 d的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30、90 d的NIHSS评分比较， 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
2. 2 两组患者总有效情况、死亡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愈11例（27.5%）， 显效14例（35.0%）， 有效6例（15.0%）， 无效9例（22.5%）， 总有效率为62.5%；无一例死亡；发生肺部感染2例（5.0%）， 颅内再出血1例（2.5%）， 并发症发生率为7.5%。对照组患者治愈6例（15.0%）， 显效12例（30.0%）， 有效9例（22.5%）， 无效13例（32.5%）， 总有效率为45.0%；死亡4例， 死亡率为10.0%；发生肺部感染8例（20.0%）， 颅内再出血2例（5.0%）， 并发症发生率为25.0%。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3 讨论
脑出血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病， 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及病死率高的特点，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相关调查显示， 我国的脑出血占17.6%～53.7%， 显著高于西方国家6.3%～19.1%[3， 4]。脑出血最主要的病理为血肿本身与 其导致的继发性脑组织缺血、细胞毒性及水肿损伤。脑出血出现继发性损伤机制较为复杂， 包含血肿占位效应、免疫反应、局部脑血流降低、炎性、凝血酶和血红蛋白的毒性作用及酸中毒等。
脑出血是内科临床常见的多发病， 临床治疗往往较为被动， 需患者自行吸收血肿， 因此术后致残率及致死率极高， 硬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是临床上治疗脑出血较为广泛的术式， 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 但因其需在患者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 开颅时间较长， 清除血肿的过程中又增加患者脑部损伤几率， 临床效果欠佳。脑出血继发脑损伤的发病机制与血管活性物质大量释放、补体系统激活、自由基损伤及兴奋性氨基酸毒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治疗30、90 d的NIHSS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 软通道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可有效提高治疗总有效率， 降低NIHSS评分， 减少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减少继发脑损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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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纳洛酮；急性颈内动脉；脑梗死
[中图分类号] R74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18-83-02
急性脑梗死的发病率和致死率相当高，已经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受卒中的影响，在发病后基本上会出现神经功能恶化的现象，最终导致患者死亡和残疾。通过最近的研究可知，以纳洛酮为主的治疗方法能够对急性脑梗死产生有效的治疗结果，纳洛酮对人体没有明显负面作用、比较安全且药效快。本资料就对纳洛酮治疗急性颈内动脉脑梗死的临床资料进行探讨，研究患者在治疗前后的功能缺损评分（NDS）和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serum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含量的变化[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选择我院2011年7月～2012年12月收治的90例急性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质量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45例。其中观察组男23例，女22例；年龄45～70岁，平均（60.3±6.4）岁；高血压患者23例，冠心病患者共15例，高血脂患者20例，伴有糖尿病的患者共10例。而对照组男25例，女20例；年龄44～68岁，平均（58.1±7.3）岁；高血压患者28例，冠心病患者共10例，高血脂患者15例，伴有糖尿病的患者共11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采用降压药、降血糖和血脂的药物以及脱水剂等，同时加入抗血小板凝聚等对症治疗[1]。对于观察组患者而言，在此一般性治疗基础之上采取纳洛酮（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H20063030）治疗：使用2mg纳洛酮与生理盐水（100mL）混合后进行静脉滴注，每天1次，持续2周。在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后，对NDS和hs-CRP进行统计、评分，并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对hs-CRP进行水平检测[2]。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NDS数值和hs-CRP含量变化情况[3]。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对上述治疗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表示，进行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NDS比较
在治疗前，两组患者NDS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后，两组患者的NDS数值明显下降，且观察组下降幅度更明显，两组数据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s-CRP含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hs-CRP浓度差异较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治疗后，两组患者的hs-CRP数值下降明显，以观察组为最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不良反应
两组共90例患者在入院观察时并未出现较明显的用药不良反应，没有血常规异常、电解质异常和肝肾功能问题，也没有意识模糊和障碍现象，没有出现患者死亡的现象。
3 结论
脑梗死在脑血管类疾病中属于常见病，且该病症的发病率逐渐提高，以中老年人为主。相关研究表明，在突发急性脑梗死时，缺血再灌注组织中的脂质过氧化物含量升高，导致自由基数量提高，而体内氧自由基蓄积还能造成脑组织的缺血再灌注损伤[4-5]，那么采用纳洛酮就能有效减少脑组织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自由基的数量，有效减轻脑部损伤和神经功能损害。CRP（C反应蛋白）是人体内非特异性炎症反应的敏感标志物，能够将活化巨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进行活化，从而刺激肝细胞产生的急性相反应蛋白，该数据是一种独特性的、能作为炎性标记物来检测的，目前，该数据项目已经被以了解并公认为是引发脑梗死的较危险因素。患者患病初期，两组患者的hs-CRP浓度差异不大，但是在治疗后相比，hs-CRP的浓度都有所下降，尤其是观察组患者下降更明显[6]。而采用纳洛酮对患者进行治疗，对神经元和脑部组织的保护作用更为明显。在权威性的神经内科领域，已通过研究证明了CPR和缺血性脑血管病之间的重要关系。本研究的纳洛酮与CPR之间的关系与学者的相关论述一致。
综上所述，采用纳洛酮对急性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患者进行治疗，能够达到较好的临床效果，可以减轻神经元和脑损伤，能够进行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且经过检查，本资料的研究对象均没有发生意识障碍的颈内动脉梗死，如果本资料的重症患者病情严重，那么就需要将患者安排入院，进行另外的研究对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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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儿童，学龄前 术前护理 肾上腺素 去甲肾上腺素 皮质醇 心理应激 心理干预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playing a relative role on preschool children’ preoperative stress reaction.Methods 300 cases were randomed and pided equipartition into three groups :group R (playing a relative role group，group P (parental present during induction of anesthesia group) and group C (control group).Three hormones (epinephrine、norepinephrine、Hydrocortisone )level were mensured at 2 time points: before anaesthesia and the same time before day.Results Three hormones in 3 groups were no indiscriminately at the same time before preanaesthesia one day .Three hormones in group R were more fewer than that in both group P and C（p
[Key words]
children， preschool
epinephrine norepinephrine Hydrocortisone Preoperative Care，Nursing Process Psychological Stresses mental intervention
“扮亲法”对学龄前儿童术前应激反应影响的研究
随着医学模式和护理观念转变，手术室护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学龄前儿童处于身心发展不成熟阶段， 手术室等候区与父母分别，独立面临麻醉考验，患儿身心最脆弱时刻，易导致患儿心理异常和家属术前焦虑，这一系列应激反应，不仅影响麻醉诱导，还会造成儿童术后一定时期心理及行为异常。护理人员如何给予良好心理护理，建立信任关系，使其积极配合麻醉和手术，早日康复。我们采取“扮亲法”心理干预， 对学龄前儿童术前配合程度进行比较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期眼科全麻手术学龄前患儿300例，每组为100例，心理医生检查均无性格异常。按干预方法随机均分为术前扮亲法组(R组)、诱导期家长陪同组(P组)和对照组(C组)。
1.2干预方法
1.2.1 术前扮亲法组(R组) 阅读病历，观察病情，及与病人或家属交谈，充分了解病人一般情况，生活习俗，性格特点到病情发展程度，掌握患儿需求及影响因素，为术前扮演 “亲戚”角色活动拟定特别内容：家长暗示巡回护士为某种关系比较亲近亲戚，消除患儿紧张情绪；巡回护士一起进行文娱活动，讲故事，玩游戏[1]等；巡回护士送一些家属提前准备好患儿喜欢的礼物或食品；巡回护士带次日手术患儿到手术室参观，熟悉手术间里的环境[2]。术前巡回护士亲自到病房接患儿等，这一系列活动使患儿深信不疑巡回护士是其亲戚.
1.2.2 诱导期家长陪同组(P组) 术前1日访视患儿时，向患儿及家长简要介绍麻醉、手术过程并建议家长在麻醉诱导期陪同患儿，通过语言、动作安抚患儿协助完成诱导，手术当日家长陪同患儿一同进入手术室，协助诱导，待静脉穿刺给药诱导完成，患儿入睡后家长方可离开[3]。1.2.3对照组(C组) 术前不给予患儿任何干预措施，手术当日由巡回护士带入手术室。
1.3
监测
为了避免穿刺造成疼痛刺激而影响应激性激素的水平，采用动脉留置针取血。于观察的前一日进行桡动脉穿刺并留置针，用0.0035%肝素液以 0. 3-0. 5ml /h的速度滴注，以防针头处血液凝固而堵塞针头。于术前一日同一时间和麻醉前立即从留置针取血2m1，用EDTA抗凝，离心后取血浆，置－20℃冰箱冷冻保存，后一并送检。NE，E采用氧化铝吸附葡聚糖凝胶G-10分离纯化荧光测定法;Cs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 L ISA法)测定。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AS8.2e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
2结果
2.1 一般情况 各组患儿性别、手术类型、手术时间、城乡差别差异无显著性(p>0.05)（表1）。
2.2 三种激素入院时三组间无差别；麻醉前患儿R组均低于P（p
转贴于 3 讨论
3.1过度应激反应
应激是通过个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的特定关系而产生，个体可以通过有效的应对努力消除或降低应激水平， 儿童在围术期常处于一种心理应激-焦虑恐惧状态，约有50%～75%围术期会发展为极度焦虑恐惧[4]。其激活体内抗伤害性反应机制，但过度应激是有害的。不仅影响麻醉手术顺利进行，延迟术后恢复，还会导致术后一系列心理、行为改变，如恶梦、易怒、进食及睡眠障碍等。此期儿童恐惧心理不仅来自陌生环境、陌生人，而且来自疾病折磨，对父母依赖，控制及减轻患儿围术期恐惧焦虑已构成了整体化护理要点[5]。对不愿配合的患儿实施心理干预，结果显示，能明显减轻患儿的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明显促使患儿平静地接受.同时良好的心理干预可以协助患儿调整心态，并提高其承受能力;患儿自控与应对能力有所提高，负性情绪化的表现明显减少.
3~6岁患儿心理发育日趋成熟，都在幼儿园受到过良好教育，不再完全依赖父母，有一定自我意识，能离开家人独立做事情，开始有一定的认识问题和判断问题能力，对新鲜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患儿求知欲强，对手术了解不多，心理顾虑少，需护士诱导可配合手术[6]。
3.2父母亲陪护下行麻醉诱导(Parent- Present Induction PPI)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孩子的安全感。对婴幼儿减轻了术前与父母分离所致哭闹，对年长儿提供支持和信心，有利于麻醉诱导和患儿身心健康[7.8]。但我国学龄前儿童大都是独生子女，一旦生病，父母格外紧张焦虑，给予患儿过度地关爱。家长情绪和行为、医院里陌生人和环境、预期的手术创伤和术后疼痛，使患儿产生恐惧情绪 面临危险情境而无力驾御，或突如其来的刺激而毫无防备时产生的情绪体验[9]。父母恐惧情绪常导致学龄前儿童产生逃避行为，对外界更敏感多疑、易激惹、情感脆弱，使他们更依赖父母。P、C两组多数患儿拒绝进入手术室，常见到家长含泪哄患儿及患儿与其家长同时哭泣的场景，哭闹患儿麻醉诱导时常出现抽泣样呼吸，呼吸道分泌物多，常需气管插管维持呼吸道通畅，静脉基础麻醉复合神经阻滞麻醉常被迫弃用。虽然患儿术中无知晓，但因术前恐惧情绪的延续，麻醉苏醒过程中不自主运动多，苏醒后多躁动、哭闹，加之术后的疼痛不适和活动受限，因此多数患儿术后恶梦、夜惊增多，认为手术经历可怕、躲避术后访视。
R组绝大多数患儿对麻醉和手术持积极态度，可根据手术需要施行相应麻醉，麻醉和手术对患儿心理干扰小.扮演亲戚角色抓住患儿心理特点，使其与巡回护士及麻醉医师建立友好关系[10]。R组患儿进入手术室和麻醉诱导时非常合作，没有表现出不愿与家人分离或害怕麻醉等焦虑状态，从麻醉师带进手术室一直到手术结束，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因此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采用扮演亲戚角色方法较为理想。
3.3本研究R组皮质醇，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明显P、C两组，从分子水平证实扮亲法更能降低术前应激反应，保持机体稳态，使麻醉手术的顺利完成.
3.4从医学领域来看人们已逐渐发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正在努力建立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少儿的心理问题以至障碍可以延续一生，其经历对人格的发展至关重要[11]，对患儿来讲，不良刺激对将来生活损害无法预测和估计的，而应对方式优劣是在逐渐的培养中形成的思维定式.良好心理干预是形成积极应激和培养意志以及提高抗挫折能力的基础，有利于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这也是护理人员在提高专业技术和操作技能的同时，更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情感体验与表达的修炼，使护理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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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城；系统动力学；交通；经济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two cities”pattern of mainly downtown for major city and new district for vice city came up by Lanzhou city，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nzhou by the traffic on macro-level between two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society economy， employed population， traffic， we established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the road accessibility's impact tendency on the economics of Lanzhou city between two cities， we collected the data extensively， ensured the parameters of each subsystem model， made the in linear analysis of total output value and investment in the fixed assets by using of SPSS. Based on the forecas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in Lanzhou city， the policy scenario adjustment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Simulation result showed that increas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ratio， establish convenient and high-capacity road between new district and major district in Lanzhou， shorten the distance economic region between two cities，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between two cities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the first industry but has a great promo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y.
Key words： two cities； system dynamics； transportation； economy
0 引 言
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强调并重点部署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推进器，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必然对作为重要先导的交通运输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在城市发展中，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区域经济良好运行和不断发展的先决条件。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某地区的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在多方位、多层次上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而系统动力学更为适合研究经济模型，它从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解决问题，这样就避免了微观层面上的局限性。
近日，国务院批复了《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根据这一规划，兰州市定位为甘肃省省会，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由此确定到2020年，兰州市将建设形成“双城”格局：主城为兰州中心城区，副城为兰州新区。在此背景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兰州市新城区与主城区的交通通达性与兰州市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中各个反馈机制建立交通通达程度与经济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政策情景调整仿真，助力兰州市“双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入我国的。在近四十年里系统动力学在区域经济与交通的相互关系研究方面，F.W.C.J. van de Vooren[1]（2004），在分析经济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分别对增大道路通行能力、增加交通运输费用、发展公共交通这三个情景展开分析，论文认为投资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地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超负荷运行将会造成出行时间和出行费用的增加，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王利芳[2]（2005），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道路客货运输需求供给与国民经济相互作用的系统模拟研究，从而定量研究道路运输与国民经济相互作用变化规律。赵旭[3]（2007），以交通运输系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了交通运输系统资源整合基础，以环渤海地区为例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从增加交通运输投资比例、调节产业结构、增加投资贡献率等方面进行了政策模拟。吴群琪[4]（2010）、李婧[5]（2007）都在研究中引入了“运输通道”这一概念，但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前者以高速铁路对综合运输通道的作用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高速铁路不仅加快了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相互衔接，而且可以使各交通方式在结构上达到最优；后者主要利用空间经济学引力理论，通过建立经济影响模型来定量估算运输通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张敏[6]（2010），以经济圈交通系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经济圈交通系统的演化规律，以关中―天水经济圈为例建立系统模型，论文认为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对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大，而提高公路投资比例对GDP的推动作用最明显。Edward Calthrop等[7]（2011）对交通运输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进行了研究，论文认为仅局限在交通运输系统内进行投入产出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投资方式和劳动力市场都将对交通运输投资的净收益产生巨大影响，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在税收和其他外界因素影响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谢伟杰[8]（2011），充分分析交通运输系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以珠三角区域经济与交通运输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得出珠江三角州的交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贡献。庞金燕[9]（2014），探究了同城化交通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影响关系，以X区域为模型的研究对象，建立同城化交通对X区域经济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论文认为建设同城化城市间的交通干线，将会加速X区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
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进行了研究，不论是从定性方面还是从定量方面，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基于“双城”的背景定量研究“双城”的连通程度对经济的影响还鲜有人涉足。
2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构建
系统要素的确定是建立模型的前提与基础条件。从宏观上确定兰州新区至兰州主城区交通通达程度对兰州市经济的影响因素，建立社会经济、就业人口与交通投资政策等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而确定该系统的边界时，由于城际铁路刚开通，还没有相关的数据供参考，所以只考虑了兰州新区至兰州主城区的主要运输载体―公路的连通情况。各要素之间因果关系如图1所示。
相比上面的因果关系图，系统流图是一个包含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运动系统。兰州市新区至兰州主城区的交通通达程度和兰州市经济两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影响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过程和演进发展方向。如图2所示。
3 参数的确定
在确定参数时，通过回归分析、表函数等方法来确定，如表1所示为各参数之间的方程关系式。
除了表内的参数外还有交通影响因子1、2、3，而这三个因子均使用表函数（公里里程）。
3.1 社会经济参数
所谓模型参数估计，就是调试模型的过程，不断改变模型中的参数，观察模型的行为随时间是否发生变化。如果变化，则说明仍然需要继续调试参数；当模型参数继续增大或减小，模型的行为都不随着改变时，认为这个临界值就是模型的参数值。
（1）初始值的确定。根据《兰州市2014年统计年鉴》确定模型初始值，以2011年统计的数据为例，其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量如表2所示。
（2）选取《兰州市2014年统计年鉴》中2009～2014年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时间序列数据如表3所示。
为了得到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线性关系，设GDP为自变量，固定投资总额为因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方程式Y=1.081X-509.214，R2=0.982。说明该回归分析有效。如图3所示。
根据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政策和表4、表5可知，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近几年变化幅度很小，因此各取2014年的增长率0.09和0.14，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异常，但还是取2014年的增长率0.01。
3.2 就业人口参数
本文中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需要兰州市三产就业人口的比例以及就业人口数量。下面根据《兰州市2014年统计年鉴》来估计就业子系统所需参数。
由表6和表7可知兰州市2008～2013年兰州市一产就业比例逐年下降，二产就业比例在26%左右徘徊，三产就业比例稳步上升。因此在模型中假设三产就业比例在短期内增长幅度不大，取二产就业比例为26.75%和三产就业比例为53.05%。
3.3 交通子系统参数
兰州新区至兰州主城区的道路建设有兰秦快速通道，全长51公里，投资为51.1亿元，2013年5月开建。白银至兰州新区至永登公路，全长83.1公里，投资69亿元，2014年开建。中通路，全长84.25公里，投资170.55亿元，2015年开建。
兰州新区至兰州市主城区的道路里程在2011年已有的道路为中川机场至西固快速路、省道201线、中川机场至城关快速路等三条，总里程为157公里（此数据是从谷歌地图中测量所得）。
4 历史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对该模型进行历史检验。本文对2011～2014年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进行历史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对2011～2014年三大产业GDP的仿真结果进行相对误差分析，相对误差均小于5%，符合历史检验的要求，因此该模型可以代表系统运行的情况。
5 模型的仿真模拟
正如MATLAB被称为矩阵实验室一样，系统动力学也被称为政策仿真实验室。通过变动模型中的交通投Y政策因子，来观察结果的输出并与基础情景进行比较，分析政策实施的效果。
5.1 基础情景
根据兰州市基础数据标定的参数值、初始值等参数输入模型，运行本模型。其仿真年限设定为2011～2025年，输出结果如图4所示。因为GDP1的曲线变化在图4里不是很明显，所以把GDP1的输出结果单独显示，如图5所示。
由模型输出结果分析可知，兰州市三大产业年生产总值在未来将保持迅猛增长，由表9可知2018年的生产总值比2011年翻一番，到2025年，生产总值相比2018年又翻一番。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到2020年占全市的比重达到64.9%，这与兰州市人民政府报告里的发展目标一致，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了此模型的有效性。如图6所示。
5.2 基础情景与情景一的对比分析
为了仿真加强“双城”交通连通程度对兰州市经济带来的影响，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交通投资比例，在基础模型中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上增加0.1，将输出结果与基础情景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情景一的结果如表10所示。
【关键词】 消毒剂； 快速血糖仪； 血糖
目前，糖尿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而血糖的监测是强化治疗方案中的基础和重要环节[1]。指测血糖对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快速血糖仪因体积小、操作简单、方便快捷、可迅速获取结果及反复测定等优点已广泛运用于临床[3]。但快速血糖仪检测血糖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4]，消毒剂的使用就是其中一种因素。为了解不同消毒剂对快速血糖仪检测血糖仪值的影响程度，指导临床选择影响最小的消毒剂而设立了本课题，具体方法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强生稳步血糖仪及其配套试纸，科伦无菌注射用水，利康安尔碘皮肤消毒剂，天信5%碘伏消毒液，呵尔杰75%医用酒精消毒液。
1.2 方法 抽取35例健康人群静脉血各20 ml，以1 ml分注于20个干燥试管中，再吸取对照组注射用水和实验组75%酒精、安尔碘、5%碘伏各5μl、10μl、15μl、20μl、25μl分别注入以上20个标本中，待试剂与血液标本充分混合后分别抽取10μl标本做快速血糖检测，每个实验重复3次。以同一浓度梯度为一组，每组操作时间控制在10 min内，整个实验在1 h内完成。每个步骤由不同人员按正规程序进行操作，最后进行数据汇总，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7. 0软件进行分析，实验数据采用随机区组析因设计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法，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不同处理血糖测量值随浓度变化情况如图1。主效应的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三个实验组血糖值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 随机区组析因设计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1。
图1 不同处理组不同浓度血糖值
表1 随机区组析因设计方差表
变异来源 均方 df F值 P值
处理 10.243 3 188.385
浓度 4.736 4 87.097
处理*浓度 0.765 12 14.062
个体 12.571 34 231.204
误差 0.054 646
2.3 对不同处理不同浓度下血糖值的描述见表2。
在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时，需对各个因素的单独效应进行分析。固定浓度，各处理因素单独效应及两两比较结果显示，浓度为5μl、10μl时及15μl时，三个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浓度为20μl时，75%酒精组血糖值高于对照组（P=0.023）。当浓度为25μl时，75%酒精及安尔碘组血糖值高于对照组（P=0.004），5%碘伏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在国外，洗手被认为是有效祛除病原微生物的方法[5]，在美国，患者多采用洗手法作为指测血糖前的皮肤准备[6]，在我国因为兼顾急诊患者和危重患者的血糖监测，考虑到病情、空气、水质等因素，临床上仍然采用消毒剂进行快速血糖检测的皮肤准备。但消毒剂对快速血糖仪检测血糖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数值的准确，有必要对临床上常用的5%碘伏、75%酒精、安尔碘这3种消毒剂进行研究，以指导临床选择影响最小的消毒剂。快速血糖仪检测血糖的影响因素众多，如采血量、采血方式、采血部位、环境温度、湿度、疼痛、情绪等都会造成血糖仪值的偏差[7-8]，还有研究表明血糖浓度过高，红细胞比容过高、血红蛋白过高等因素也对其有影响[9]。以往有学者虽做过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10-11]，但都是采用指尖采血进行比较，不能避免以上影响因素，并且无法了解每种消毒剂的具体影响程度。本研究采用抽取健康人群血液标本，在统一环境、同一样本、准确剂量的前提下进行实验研究，有效的避免了以上影响因素，并且还能比较不同消毒剂的影响程度，使实验结果更具可靠性和先进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红细胞在离体后仍能存活一定的时间，它通过利用葡萄糖100%无氧酵解获取能量，因而标本放置时间越长血糖会下降越明显，但血液标本在室温下1 h内完成测定对结果无明显影响[12]，所以本实验的整个过程严格控制在1 h内完成。经过严谨的实验设计和数据统计，结果显示，5μl以上组与5μl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浓度越高，血糖测量值越低，说明在使用快速血糖仪检测血糖时，消毒剂残留量越大，对血糖值影响越大。当浓度为20ul时，75%酒精组就出现统计学差异，安尔碘组在浓度25μl时出现差异，5%碘伏组均无统计学意义，这就说明75%酒精对血糖仪值影响最大，安尔碘次之，并且从图1中可以看出，安尔碘和75%酒精组较对照组高，这就说明两者对血糖值的影响是使其偏高。本研究因为浓度梯度有限，不能说明5%碘伏对快速血糖仪检测血糖没有影响，但至少可以说明其影响小于75%酒精和安尔碘。
总之，使用快速血糖仪时应尽量延长消毒待干时间，以减少消毒剂的残留量。虽然有研究表明PVP碘和碘酒会干扰化学比色法的比色感应[13]，本研究因为浓度梯度有限未能说明5%碘伏对快速血糖仪的影响程度，但其影响程度是小于75%酒精和安尔碘的，所以应选用5%碘伏做为快速血糖仪检测血糖的首选消毒剂，至于75%酒精和安尔碘对快速血糖仪的影响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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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080-3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就其根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了培养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为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在进入社会关系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渗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加强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建、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是极为丰富的，对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的基本精神主要有：
一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中华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周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刚健运行那样奋斗不息、积极进取，坚持独立意志、人格尊严和做人原则。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孟子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强不息。
二是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民奉行的崇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睦邻友好的积极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思想。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予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三是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义利之辨”的讨论。“义”代表了仁义道德，“利”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物质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公利与私利、他利与自利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即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是道义的。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即“崇德”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是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从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经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国的民本思想并无对公民权利的法理内容规定，更没有人民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的意思，个人只是在宗法专制条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终是民众的监护和放牧者。今天，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为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表现在：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德教，重视知行合一，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他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另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修养其实就是建立在每个人内心自省的基础上。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要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灌输是外部因素，内省是内部因素，外要通过内才能发挥作用。大学生群体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也应该教育他们要通过内心自省，从内心深处认同这种思想道德，没有学生自己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二，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当今社会，由于世俗文化、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不良风气渐渐渗透到高校校园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重考验。传统文化可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底蕴，唤醒大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记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价值观，这些传统思想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可以获得广泛的文化知识，有利于大学生成长成才，将来走向社会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会一辈子受益不尽。
第三，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应该发挥其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各类高校尚未形成传统文化教育的完善机制，传统文化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出现了断层与缺失。大学生虽然在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认知层次较浅，所掌握的传统文化的涵盖范围较窄，而到了大学阶段，本应该强化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补给却缺乏系统性、制度化，这就造成了当代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认知程度不高、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观念越发淡薄的现实。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融人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给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留下了极为丰硕的文化遗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具体表现为：
积极的影响：（1）它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思想意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都可以为我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启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和人本主义的哲学社会观为基础，提倡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倡导人性的回归，有利于我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它架构了整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宽广博大的民族胸怀，而这种民族主体意识中积极进取的优秀因子，正为今天的社会所需要。（2）它可以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提供有效的教育方法。高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接受社会道德规范教育的同时，形成道德的能动性，最终升华自己的品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最典型的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都重视知行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强调在道德修养上的主体自觉，突出道德践行，这种思路本身值得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借鉴。
消极的影响：（1）中国传统文化重情轻法，不利于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德治的重要性，忽视法在国家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社会，深深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这对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将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2）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片面强调“仁义”，强调和谐的概念，也不利于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传统思想中，崇固保守是最大的缺陷，表现在人的思想上就是安于现状，容易满足，不思进取和革新，自我陶醉，也会对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产生不良的影响。
所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注意传统思想特质中的不良影响，去粗取精，正面现实与未来。要以史为鉴，开拓创新。
四、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首先，建立和健全各项教育实施制度。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渗透和结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从上到下，必须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各个形成单位之间应制定不同情形下的文化教育宣传办法，鼓励全社会关注文化建设，重视文化对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未来的主要力量群体，更应该不断加强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为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做好资源潜意识中的储备工作。
其次，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结合起来。课堂教学不仅是大学生接受专业知识的主要渠道，也是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渗透优秀的文化、历史、价值、美德教育，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性和主动性。以传统文化、历史人文为载体，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注人人文活力，实现内涵拓展，使之成为思想理论有根可寻、有脉可把的课程。此外，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价值，还应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课程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外的教学计划中。在高校开设传统文化选修课，与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其他政治课形成合力，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最后，发挥现代的大众传媒作用，丰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方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精神一方面通过历史继续发展、积累和传递，另一方面用潜移默化的不同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而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其有效的方式和有力的工具，我们只有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方法，才能对大学生进行更好的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要通过大众传媒电视、网络、广播、杂志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深大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发挥现代信息传播快和覆盖面广的优势，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牢牢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让现代的大众传媒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高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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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019(2009)7-0005-03
[摘要]目的:许多研究发现有DM的AMI患者侧枝循环的形成和IRA开通后的心肌灌注明显减少。我们设计这个试验探讨上述现象的可能机制及MMP-9在上述现象中的作用。材料和方法:(1)入选2004.9-2005.9月符合入选标准的AMI患者73例(DM的23例),及同期入院血糖和CAG检测结果正常的患者10例。共分三组。A对照组10例,B组NDM-AMI患者50例,C组DM-AMI患者23例。(2)所有患者行CAG术评价冠脉情况,对AMI患者评价侧枝循环和心肌灌注情况。(3)用R&D公司试剂盒测定患者NO和MMP-9值。(4)将AMI患者分为MBG0/1和2/3级组;侧枝循环0/1和2/3级组;ST段无回落组和ST段有回落组(IRA开通后在2小时内ST段回落≥50%为有回落组)三个亚组。比较各个亚组的MMP-9和NO的值和一致性。(5)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A、B、C三组在吸烟、高血压、家族史方面无显著差异;A组和C组在年龄分布上有显著差异,B组和C组在性别分布上有显著差异,B组和C组在IRA分布上无显著差异。(2)三组间的MMP-9和NO两两比较均有显著差异,并且各组内MMP-9和NO呈负相关。(3)B和C组在侧枝循环、MBG和ST段回落有显著差异。(4)MBG分级、侧枝循环分级和ST段有无回落一致性较好.并且MBG0/1级组、侧枝循环0/1级组和ST段无回落组的MMP-9明显高于对应组,而NO明显低于对应组。结论:MMP-9可能是DM-AMI与NDM-AMI患者在介入治疗后预后不同的原因之一。在临床上测定DM-AMI患者的MMP-9,可以对患者的侧枝循环,心肌灌注程度及预后起一定预测作用。
[关键词]AMI;侧枝循环;NO;MMP-9
国内外报告DM-AMI病死率为NDM-AMI的2～3倍。上述现象是由于DM患者冠脉微循环差、心肌灌注差等原因引起的。冠脉的侧枝循环可减轻心脏缺血,而DM患者形成的冠脉侧枝循环明显减少,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机理知之有限MMP-9为巨噬细胞分泌的一种炎症因子,可分解纤维帽促进斑块破裂;在糖尿病模型犬中,伴随MMP-9的分泌增加,冠脉侧枝循环形成就越差。血管内皮可释放NO调节血管内皮生长,有研究证实,心肌缺血可以增加血液里NO的生成,NO通过促进VEGF的分泌,使冠脉侧枝循环形成。所以设计这个实验,探讨MMP-9在DM-AMI患者中冠脉侧枝循环和预后的一些作用。
1实验方法
1.1分组:入选2004.92005.9因AMI入院共73例,其中不患DM为B组,患
DM的为C组,并入选血糖和CAG结果正常的患者10例设为A组。
入选标准:
1.1.1确诊为AMI(典型胸痛、胸闷持续30分钟以上,伴ECG至少2个毗邻的梗塞相关导联ST段抬高≥0.2mv),起病6小时以内,急诊CAG显示IRA完全闭塞,并接受直接PCI开通IRA,并达到完全血运重建.
1.1.2其中经血糖监测确诊无DM的为B组,有DM的为C组.
1.1.3入选血糖监测和CAG结果正常患者为正常对照。
1.2方法
1.2.1均采用JUDKINS导管经股动脉穿刺行CAG术。应有GE公司INNOVA2000DSA机作CAG术。
1.2.2对AMI患者行急诊PCI术,干预IRA.侧枝循环和心肌组织灌注程度的评估:应用专用照影系统以25桢每秒的摄片速度记录冠脉照影图。PCI术前流向IRA的侧枝血流于第一张冠脉照影图即加以分析。心肌MBG分级于PCI术后即时进行评价。由两位专科医师阅读软片及回放录像。判断标准:侧枝循环采用国际通用的RENTROP分级法;心肌组织灌注程度采用国际通用的MBG分级。
1.2.3抽取动脉血,离心后取出血清测定MMP-9和NO的值。
1.2.4根据MBG、ST段改变和侧枝循环,将B和C两组分为三个亚组:①MBG0/1级和2/3级;②ST段不回落和ST段回落;③侧枝循环RENTROP0/1级和2/3级。比较各亚组间的MMP-9和NO的值,并比较一致性。
1.2.5统计学处理:用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P
2结果
2.1实验组一般状况
2.1.1三组一般状况,见表1。
2.1.2三组IRA分布,见表2。
2.2.1三组MMP-9和NO差异,见表3。
2.2.2A、B、C三组内的MMP-9和NO之间均存在负相关,见图1。
2.3B和C组的MBG、ST段改变和侧枝循环的比较,见表4。
2.4B、C两组的MMP-9、NO与MBG、ST段改变和侧枝循环的关系.
(1)三个亚组的MMP-9和NO的值有显著差异,见图2,3,4。
(2)MBG分级,ST段改变和侧枝循环关系,见表5,6,7。
3讨论
AMI再灌注治疗是快速重建流向濒危心肌细胞的血流,使梗塞区心肌细胞及时再获得营养和氧气。过去一直认为,对AMI患者行急诊血运重建,开通IRA,使前向血流达到TIMI3级,即可以挽救梗塞区内的顿抑心肌,改善患者的近期和远期的预后,但MCE证实,大约有25%的AMI患者,虽已经行完全血运重建,但仍然没有组织水平的心肌再灌注。近年来,许多研究证明AMI患者急诊IRA成功开通后,梗塞区心肌的微血管再灌注决定了患者的预后;并且MBG,ST段改变和冠脉侧枝循环是独立于TIMI血流之外,与患者的预后相关反映心肌的微血管再灌注的指标。许多研究证实,血管内皮可释放NO触发血管活性物质,改善心肌微循环;MMP-9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减少心肌灌注,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DMAMI患者,急性期病死率和远期预后都明显差于NDMAMI患者,所以本研究检测MMP-9、NO、MBG、ST段改变和侧枝循环五个指标,以明确上述指标是否是引起DMAMI患者近远期预后都明显差于无NDMAMI患者。
本实验结果发现:(1)A、B、C三组的MMP-9和NO均存在显著差异。(2)三组内的MMP-9和NO的值均存在负相关(P
本试验显示,AMI患者中,侧枝循环分级低的患者,IRA急诊开通后的MBG分级低和ST段无回落的患者,与侧枝循环分级高的以及IRA急诊开通后的MBG分级高和ST段有回落的患者相比,有更高的MMP-9的值和更低的NO值(P
对于患有AMI的患者来说,无论是否伴有DM,均可以通过检测其血清中的MMP-9的值以评估预后.另外临床上是否可以应有一些MMP-9的拮抗剂以改善患者预后,仍然没有定论,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关键词：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剖腹胆囊切除术；高血压；CRP；IL-6；IL-10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and open cholecystectomy（OC）on the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cholecystolithia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LC and（OC）.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obtained during the preoperative day and 1，3 day after operation.Serum cytokines levels（IL-6，IL-10）and C-reactive protein（CRP）were measured.Results Changes of IL-6，IL-10 and CRP before surgery in both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Serum concentrations of CRP，IL-6 and IL-10 on 1d after surgery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P0.05）；however，the concentrations of CRP，IL-6 and IL-10 in OC group on 3d after surger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LC group and those before surgery in OC group（P
Key words：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Open cholecystectomy；Hypertension；CRP；IL-6；IL-10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aparoscopy cholecystectomy，LC）是Mouret在1987年开展的胆囊切除术式，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和痛苦少等优点，近年来已发展成为胆囊切除的标准术式[1，2]。高血压合并胆囊疾病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常常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术式的选择上，LC常常作为首选，但其是否比传统的剖腹胆囊切除术具有明显的优势还不清楚。本研究通过比较两种不同手术术式患者的痛觉评分及血液中的IL-6等细胞因子的浓度，从免疫炎症反应的角度，探讨两种术式对高血压合并胆囊疾病的治疗意义。
1资料与方法
3讨论
手术是一种特殊的创伤方式。对于外科来讲，如何以最小的创伤达到主要治疗目的，最大程度地减少手术创伤对机体的影响是当前的外科手术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手术创伤可以引起机体免疫功能的紊乱，释放大量细胞因子，发挥免疫功能。有研究指出，不同的创伤水平会诱发不同程度的细胞因子反应[3，4]。较大的手术创伤可以使体内炎性介质大量释放，从而导致患者全身炎症反应，免疫功能下降[5，6]。同时，创伤局部引起的大量释放的细胞因子，可以在激活相应受体后，将痛觉信息通过外周传入中枢神经系统。因此，可以减少手术创伤的微创手术，可能可以降低机体炎症介质释放，减少患者的免疫反应，进而减少痛觉信息的传递。
腹腔镜手术是腹部的一种微创外科手术，近年来广泛应用于腹部手术治疗中[7，8]。胆囊手术是腹部手术中常见的一种，临床上常见中老年患者需要行胆囊切除术。高血压是中老年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并且高血压患者常常合并重要脏器的损害，因此如何安全有效对高血压患者行胆囊切除术，从而减少对高血压患者的创伤，避免引起其他并发症是外科一直不断研究的课题。
CRP是Tillet和Francis在1930年发现的一种正五聚体C球蛋白[9，10]。CRP是一种急性相蛋白，当机体受到炎性刺激或组织损伤时合成，正常人血清中含量极低，因此血中CRP升高常被认为是急性组织损伤的可靠证据，同时CRP升高水平与组织损伤程度呈正比，损伤愈重，CRP水平升高愈高[11]。在我们的研究中，LC组和OC组患者术后24 h血液CRP水平均较术前增多，提示两组术式均可造成术后损伤。同时LC手术组患者术后24、72 h血液中CRP水平都低于OC组患者，提示，经腹腔切除胆囊手术所造成的术后损伤要大于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
IL-6是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细胞因子，主要由T细胞、B细胞、单核巨噬细胞以及造血循环中的基质细胞分泌，其在创伤后具有炎症介导作用，也与手术创伤程度、手术时间长短及术后疼痛等相关，因此常常被作为术后炎症反应的标志物之一[12]。在本研究中，LC组和OC组IL-6水平在术后24 h均有明显提高，且在术后24、72 h，LC组IL-6水平均低于OC组，提示，腹腔镜胆囊手术所造成的术后损伤要小于传统的经腹腔胆囊切除手术。
IL-10是一种抑制性免疫调节因子，可拮抗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12]。在本研究中，两组术后血液IL-10水平均升高，但是在术后24、72 h，IL-10在LC组变化均小于OC组，再次提示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比传统的经腹腔胆囊切除术对于患者体内免疫系统的影响较小。
VAS评分是临床上常用的痛觉评分标准。本研究中，LC手术后4、24及72 h患者的活动及静止VAS评分均显著低于OC组患者，提示，在高血压患者中，LC手术相比于OC手术具有创伤小，疼痛小的特点。同时，本研究中LC组术后24、72 h的CRP、IL-6及IL-10均显著减少，提示，LC手术可能可以通过小的手术创伤，减少对创口局部炎症因子的激活，进而减少痛觉信息从外周传入中枢神经系统。
因此，我们的结果表明，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比传统的经腹胆囊切除术对于患者体内免疫系统的影响较少，即减少了手术造成的机体的应激反应，提示对机体的损伤较小，可能比传统手术术式更适用于治疗合并高血压的胆囊疾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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