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25 16:49:4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科学研究的根本特征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型大学；核心竞争力；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7-0061-03
近年来，伴随着高等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状态，高校的生存环境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竞争，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使得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大学分类中重要类型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认清自己的竞争能力和优势，培育和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及定位分析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不同类型的高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按照武书连关于大学“型”的划分，现有大学可分为研究型(学术水平最高，科研成果最多，以研究生培养为主的大学)、研究教学型(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仅次于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培养并重的大学)、教学研究型(教学为主、科研为辅，教学科研协调发展的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四类[1]。对于教学研究型大学而言，他兼具了研究型和教学型大学的双重特征，同时又具有独立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战略。
1.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其一，强调教学和科研并重。基于中间层次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社会的轴心，即保证为社会输送的人才能满足社会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要求，又通过科学研究不断的创新知识从而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动力”。教学工作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重中之重，也是该类大学的强项，但同时它也必须具有良好的科研能力，从而优化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规格和服务档次。
其二，培养本科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从培养的层次看，教学研究型大学所培养的主要是本科生，全同时又兼顾研究生层次的人才培养，原则上不招收专科生。从人才的类型上说，本科生层次的人才多为应用型人才，而研究生层次的多为学术型人才。从人才特点看，教学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主要是高科技专门性人才。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注重人才理论基础的同时更注重人才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本科生教育为立校之本，研究生教育为强校之道。
其三，以地方和行业为主要服务面向。按照“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思路，密切与地方政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为企业技术进步、社会发展解决科技问题，并为当地政府、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贡献以成果转化和智力支持为主要标志。在人才培养上，积极主动地面向社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培养各类急需人才。
其四，具有综合性与重点性相结合的学科建设特点。多学科建设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突出特征，这类院校多为多科性大学，一般设有两个以上的主干学科和若干相近学科，同时重点学科存在大力发展的潜力。这是社会人才需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研究的需要。
2.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分析
根据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教学研究型大学可以定义为：以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为中心，积极开展科学研究，重在培养有研究潜力、以技术应用和技术创新为主的高级专门人才，涵盖博士、硕士和学士完整层次的大学[2]。
大学的使命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无论哪一种类型的高校，其根本使命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社会的多元化需要人才的多元化、人才的层次化，体现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担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为地方大众化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任务的同时，理应以“教学与科研并举”为立足点，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重，以大众化教育为主体，在优势学科上培养精英人才；以知识应用和服务社会发展为根本使命，为地方建设、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作贡献。
二、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环境分析
对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环境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做指导。其具体“5力”竞争模型图如下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构成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环境的5力分别为：教学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教学型大学的竞争，学生生源竞争，具备相似竞争优势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和国家对教学研究型大学投入的竞争。它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内部到外部的整体性概括。构成其竞争环境的“5力”主要为以下内容：
教学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这是5力模型中最主要的一个竞争力。高校之间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同层次、同类型的高校内。这样一个中心的竞争力衍射出以下四种不同的竞争力。
国家对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投入：在教学研究型这一类大学中，有小部分高校属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余均属地方省属高校。作为教学研究型大学类型中的重要高校、排名在前的高校，可以较大程度地获得国家的重视与投入。
具有相似竞争优势的同类高校：处于同一“型”的高校可能处于不同的“类”，有综合类、农林类、理工类、文科类等，构成了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环境中的另一竞争力。这就要求高校在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时要确立自身难以模仿的办学特色，巩固自身的优势学科，打造高成本的竞争进入壁垒。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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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高校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 而研究生的素质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根本。本文试图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及其所需的素质进行简单的梳理。
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才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研究生是高校中高层次的创新人才， 是高校创新的主体， 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来源。因此，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包括完备的知识体系、创新性思维风格、创新性个性特征和创新实践能力等方面。
一、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进行了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瞿海东、陈慰浙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研究生创新能力由学习能力、研究组织能力、人际表达能力、理论构思能力和前沿把握能力构成。”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生的创新智能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其中学习能力包括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课程的掌握程度、外语四会的水平与能力、研修跨学科课程和应用能力、自学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等；实践能力主要包括教学实践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研究能力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分析思维能力、独立研究能力、表达能力等。[1]第三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是指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准确、全面地界定和分析“不新”的能力;不断形成或提出可与“不新”不同的独到见解的能力;以及正确而恰当地客观描述与界定自己“新”成果的能力等三大基本素质有机地合成一种综合能力。[2]
基于上述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分析以及不同学者的观点，我们找寻其中的共同点，即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指研究生具有创新的基本能力和个性品质，包括具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储备，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较强的合作实践能力，以及用于批判的精神和思维品质。具体来说，创新能力包括以下几方面：
1、有较为全面扎实的知识积累与储备。
完备的知识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知识的储备不但包括平时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还包括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本学科领域最前沿的知识。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知识经验的存储，就无法正确的分析问题，更谈不上创新了。因此，只有拥有较宽的知识面，较深厚的知识储备，才能运用它们进行创新。
2、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创新活动的思维起点。是驱使个体进行创造性行为的心理机制，是创新的愿望、意图和动机等思维意识。在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首先要有怀疑的意识，有强烈的创新的欲望和激情。在这样的心理意识的驱使下，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性的活动。
3、创新性思维能力。
创新性思维是人在进行创造的过程中产生的新颖的、独特的思维成果的活动。不同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创新性思维跳出常规思路的约束，强调从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结果等各方面都体现新颖性和独创性。当然，创新性思维并不是一种或几种思维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包括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非形象思维、发散式思维与聚合式思维等各种思维有机结合的过程。
4、创新实践能力。
有了创新的意识和创新性思维，必须要动手操作，才能形成创新性的成果。这就需要创新实践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简单的说，就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能力。通过创新意识发现问题，必须要能运用理论和先进手段、仪器设备去探索、研究，才可能解决问题。这一实践能力的形成，既包括对理论的研究能力，又包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创新型研究生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要应对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就要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因此，研究生的素质和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两者是分不开的。研究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 才可能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研究生的教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有所提高。
素质应用于心理学概念，一般指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征，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性，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征，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近几年来，随着教育界对素质教育的要求，关于素质的概念和内涵也变得不断丰富起来。《辞海》中对素质一词作了如下定义:①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②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修养，如政治素质，文化素质。[3]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一种包含了智力特称和人格特征的综合能力，是己有知识经验、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实践技能等的综合表现。因此，需要具备如下几种素质：
1、生理素质
生理素质是一个人发展和创新所需的最基本素质和最基本前提， 生理素质包括个体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包括深刻的反思能力、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等智力因素。如果没有良好的生理素质，就没有办法通过已有的知识储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可以说创新无从谈起。
2、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即个体思想活动和心理状况的综合反映， 是创新能力的内在自然倾向性。创新不但是一种科学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人文休养过程。因此，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养成非常重要。心理素质包括人的认识能力、情感品质、意志品质和个性品质等多方面， 有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创新活动才能有自主、自发的动力性。
3、道德品质
对于科技而言，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用的不好，科技同样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学会“做人”是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4]对于研究生来讲， 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要不断加强自身学术道德修养， 要锻炼自己的学术道德意志， 正确看待功名与利禄。自觉地培养良好的学术道德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丁海莺，丁松滨.研究生创新能力及其形成[J].中国电力教育.2006(6):19页.
[2]高鸽.制约我国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成因及对策研究[D].兰州大学，2010.
关键词：学科建设；绩效评价；学科方向；学科队伍；学科平台
绩效评价通过对学科建设期间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或估量，实现系统、有效的科学评价。这一评价有助于学科清楚地知道自身的专长及劣势所在，从而更明确其发展方向、发展途径、资源分配等，并在随后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有目的地调整学科资源配置和加强管理，以取得更明显的成效。科学的绩效评价对学科建设具有导向作用，可引导学科朝向更有利于学科建设的方向健康发展，是提高学科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何通过科学方法对学科建设的绩效进行评价，将学科建设绩效与学科建设管理监督和决策导向结合起来，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1]。近年来，国家对高校学科建设投入的力度越来越大，仅以我校为例，2012年之前，省财政厅投入的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为每年100万元左右，从2012年开始每年投入的建设经费达1275万。这么大的投入，如何衡量其所产生的效益，笔者认为，仅从标志性成果来评价学科建设绩效是不科学的，因为产生高级别学术成果的因素是很多的，而建设经费有其规定的用途，其投入只是为学术成果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并不是产生成果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投入越多，所产生的成果就越多或越高级。因此，应区别开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学科建设的目标，学科建设绩效的评价应从“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和构筑学科平台”这一根本任务着手，纵向比较学科建设这一根本任务完成的质量。
1内涵是评价学科方向凝练的标准
学科方向主要是指学科学术研究方向，是支撑学科建设发展的学术研究领域。学科能否做出一定的成绩，选择、凝练合适的研究方向至关重要。学科内涵是学科知识体系中最本质的内容，是学科知识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内涵是评价学科方向科学性的标准。学科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有几个研究方向或研究方向是什么，必然不能脱离学科的内涵。即使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学科的外延不断地拓展，其发展的基础仍离不开本学科的内涵。而且越接近学科内涵的学术研究方向，也越容易出现创新和突破，促进本学科学术的发展。学科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多个学术研究方向，这些方向大都与本学科的内涵有一定联系，但也不排除为了争取某一学术地位或科研项目而远离或甚至完全偏离本学科的内涵，这种舍本逐末或急功近利地做法将成为无源之水，只能呈一时学术繁荣的假象，注定行而不远，对推动学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裨益。学科内涵属于学科最本质的东西，其专业性很强，如何评价某一学科的学术研究方向与学科内涵的关系，或学术研究方向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学科内涵，并不是任何专家都能够判断的，必须由同学科或领域的专家来审视。凝练学科方向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学科内涵或在内涵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过程。学科方向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名称，它可以由学科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体现出来，即科研项目支撑着学科方向。因此，判断学科方向凝练的是否合理，可以学科的科研项目为媒介，学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验研究，是否属于学科本质的内容。
2凝聚力是评价学科队伍汇聚的标准
人是学科建设中所有因素的决定性因素，学科建设工作中的一切行为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条件建设，也包括为发展学术和创新知识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工作都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学科队伍或团队协力完成，学科队伍的素质和水平将决定学科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如何评价学科队伍的合理性呢？目前，在评价时主要参照的指标有学科队伍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学缘结构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学科人员的自身素质，但正如部分不等于整体，个体的素质和水平并不能代表学科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近年来，我校充分认识到人才在学科建设中的关键作用，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实施人才兴校工程，如设立省级特聘教授岗位、校级特聘教授岗位及校级创新人才项目和校级骨干教师项目等。内培外引，不但引进了大量的博士、聘任了在业内知名度较高专家学者到特聘教授岗位，还积极通过创新人才项目和骨干教师项目等促进学科人才脱颖而出。按照目前的学科队伍的评价方法，我校的很多学科其学科队伍已经符合结构合理的要求。但在实际的学科建设工作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出结构合理的学科队伍的潜力，做出其应该做出的成绩。究其原因，是学科队伍的凝聚力还不够强。凝聚力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学科队伍的凝聚力包括学科对成员的吸引力，成员对学科的向心力，以及学科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形成凝聚力的基础是学科成员自觉的内心动力和共同的价值观。强大的学科凝聚力会使学科成员有一种归属感，既是维持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学科队伍充分发挥潜能的基础。一个失去了凝聚力的学科，其存在已属不易，更不用说其能高质量地完成学科建设任务和达到学科建设的目的。因此，“汇聚学科队伍”这一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建设得如何关键在于学科是否具有凝聚力。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凝聚力可体现于学科成员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合作和协作能力，尤其是大项目研究，更离不开这种合作和协作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学科承担大项目研究的能力即反映了其凝聚力的强弱。
3满足学科需求是评价学科平台构筑的标准
学科平台主要是指以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以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为特征，以培养高层次人才、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为使命的物质平台[2]。这里强调学科平台的物质性，它是学科人员从事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等活动的基本条件，是开展学科建设工作的载体。目前，从国家、地方政府到高校的各个层面都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工作，学科建设业已成为高校建设发展的龙头。纵观学科建设的三大根本任务，投入学科建设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学科平台的建设，足见学科平台建设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学科平台已成为高校科研创新、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成为带动整个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3]。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促进学科发展，因学科性质的不同、地区的差异及学科基础的不同，在评价学科平台建设的质量时亦不能单纯以学科申报到的重点建设项目的级别和多少为标准，而应充分考虑到这些不同因素。既然学科平台是学科从事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等各种活动的载体，那么，通过1个周期的建设，这一载体在满足学科这些活动时有多大程度的改善，比如，原来不能开展的研究工作，通过1个或几个周期的建设，现在能够进行，或者原来能够开展的研究，通过建设改进了方法，提高了效率，提升了研究的层次。把学科平台的改善或完善纳入学科平台建设评价体系，比较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学科从事各种活动的需求应是评价学科平台建设的关键要素之一。学科平台的完善也是相对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研究的手段和技术也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学科平台不可能拥有开展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全部仪器设备。但学科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的或经常使用的仪器设备必须完备，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学科所需的新的或需要更新换代的设备是否能及时添置或更新也应成为衡量学科平善的依据。
4结语
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方方面，其绩效评价也相对复杂。特别是学科建设项目的“投入-产出”之间，具有非关联性、时滞性以及异质性等特点，很难直接对项目的产出成效进行准确的评价。因此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既着眼于评价指标和绩效目标的正相关性，又要考虑教育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和公共性等特征[4]。围绕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通过纵向比较，把“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构筑学科平台”这一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纳入建设绩效评价体系，把与内涵的相关程度作为评价学科方向凝练的标准，把学科队伍的凝聚力作为评价队伍汇聚的标准，把满足学科需求作为评价学科平台构筑的标准。充分认识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与学科建设目标之间的关系，只有这一根本任务建设好的学科才有可能实现学术发展和知识创新及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这一学科建设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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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针灸走向世界,机遇仅提供了条件,方法则是关键。上世纪70年代,中医针灸选择针刺麻醉、针刺镇痛治疗多种疼痛性疾病作为突破口,获得相当的成功,掀起了针灸热,使世界医学界对古老的针灸学刮目相看。本文从中医针灸科研方法论、中医针灸科研价值观和中医针灸科研的途径等3方面,对针灸科研进行思考。
[主题词]针灸学;研究设计ThinkingaboutScientificResearchofAcupunctureXuJianyang(GeneralHospitalofChinesePeople’sArmedPoliceForces,Beijing100039)
[Abstract]AcupunctureofTCMtendstowardstheworld,opportunityonlyprovidesthecondition.
Methodsofscientificresearcharekey.The70softhelastcentury,acupuncturechoosedanes
thesiaandanalgesiaofacupunctureasabreakthroughpoint,achievingconsiderablesucceess,stirringupacupunc
turehotandmakingmedicalcirclesintheworldlookingtheoldacupmoxibustionsciencewithneweyes.Thisarticlediscussesscienti
ficresearchofacupuncturefromthethreeaspects,methodology,axiologyandapproachofscientifi
cresearchofacupuncture.
[Keywords]AcupunctureMoxibustionScience;ResearchDesign作者简介:许建阳,男,医学博士后;武警总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武警总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
中医针灸学历经千年不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仍然闪耀着辉煌,世界性“中医针灸热”一浪高过一浪,这不能不认为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这种奇迹的产生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不断地“现代化”的结果,只不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中医针灸的现代化首先是其科研方法的现代化。
1中医针灸科研方法论
上世纪末叶,西医东渐,中医针灸学首当其冲,受到剧烈的撞击,有识之士,为其振兴,作了大量的探索。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一大批著名中医和西医学中医的学者,接受了先进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以之为指导,从传统的中医针灸学中总结、概括出“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科学概念,表述了中医针灸学中最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在临床上,总结出中医治疗的优越性特点,例如针刺镇痛、针刺麻醉。这些主要展现出中医针灸学的科学性、独特性和优越性,而获得广泛地认同,从而引发出现代科学家对中医针灸学的研究兴趣,逐步形成现代化多学科向中医针灸学的渗透、结合的新局面。从此,中医针灸学实际上已跨入现代化的进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科学活动中方法学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所谓科学研究就是对新知识的探索。不同的学科需要不同的方法。但是,有些基本原理和思维技巧是大多数类型的科学研究共同使用的。科研方法的作用较之其他科学甚至更为重要,中医针灸学的研究方法也毫不例外。经络研究是特殊的而非孤立的,它与中医针灸学体系特征直接相关,凡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运动,它的过程中都应该是可以客观揭示的。从科研方法论角度而言,经验是没有错误的,经验也不是万能的,尤其对经验的阐释往往会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而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事物的本质则不然,事物本质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规律,事物的规律是可以用客观手段揭示并重复的,因此,选用正确的方法,真正模拟事物的本质并阐明其机制,就是科学研究领域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相对真理。
2中医针灸科研价值观
中医针灸特色,即传统中医针灸理论、方法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任何科学都一样,如果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要保持特色,必须要有优势,没有优势的特色是保不住的。所谓“特色”、“优势”是与相关学科横向比较、相对而言的概念,其中“优势”是决定性因素。中医针灸学的整体观、辨证论治及针灸经络腧穴等即是中医针灸的特色,也是中医针灸的优势,集中表现在治疗各种疼痛性疾病、慢性病、功能障碍性疾病等疗效上,以及养生保健、却病延年等方面,是其它任何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不能取代的。这就是中医针灸存在的价值和根据。因此中医针灸科研,绝不能理解成拆除自身的根基,这是中医针灸学固有的特色和优势,是中医针灸学科研创新与发展基础。证实是中医针灸学科研最具惯性的思维方式和技术路线,它与中医学尊重经典、重视经验的传统一脉相承。科技手段延伸了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层次,却没有改变物质的客观属性:一事物之所以存在,在于它自身“质”的特殊规定性。时代为针灸学术及经络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极好机遇。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证实是必要的,同样,也是有界限的。中医针灸学两千年运用的卓著成效早已证明,并不断继续证明中医经络理论的巨大理论意义和临床价值。
3中医针灸科研的途径
中西医结合途径,即取中西医在理论上与方法上之所长,优势互补,融为一体,有机结合,达到源于中西医又高于中西医的途径,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自然趋势。中医是思辨医学,西医是实验医学,两者一个从宏观着眼,一个从微观入手,就像同一个事物的两端,两者不可能再向极端无限发展。太宏观了,过于抽象,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不便掌握;太微观了,过于庞杂,易各自为政,不利于认识事物的规律和本质,理论上难以达到高度统一。医学发展具有互补性,发展的阶梯越高,越接近事物的中心,其结合的越完美。传统的中医针灸学,为何不可理直气壮地利用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装备自己、丰富和发展其学术水平和体系。中医针灸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吸收和善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属性的。西医也好,中医针灸也好,其它民族传统医学也好,均可广为利用。中医针灸现代化研究,理所应当地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先进技术。中医针灸科研应当运用现代相对完善的思维和思想方法,对中医针灸的实践经验进行重新思考,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重复以往的理论总结和升华过程,其后能更深入、更科学、更全面地阐明或发展中医针灸的合理内核,或通过此举发现和创立更具有时代色彩的新的中医针灸理论体系。这也许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针灸学科研应该以穴证关系和针刺效应等为针刺作用机制的重点,对经络研究这样重大的课题而言,研究对象的概念内涵应该是明确一致的,研究古典经络理论及其临床价值;研究的原则和起点应该是理智清醒的;揭示机制,指导临床,技术路线是允许多样化的。
4中医针灸科研的步骤
值得注意的是中医针灸科研的步骤,要以中医针灸为主体。(1)在思维方式上,把传统的整体观念转变为现代系统理论。以高度综合为特征的现代系统论,既能充分反映事物的整体特征性,又能充分反映组成整体的各层次、各部分的特性及其相互联系和影响,而成为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新技术革命的理论支柱,把现代科学由“分析时代”推进到“系统时代”。传统中医针灸的整体观也是综合性的思维方式,把中医针灸传统的整体观提高到现代系统论的高度,是中医针灸学取得突破和克服中医针灸临床诊治诸多不足的根本方法,是建立中医针灸现代化的学术新体系的必由之路。(2)在实验研究上,把“分析还原论”转变为“分析综合论”。由于多年来摸索出一条成功的技术路线,即是:先临床验证肯定疗效,再进入实验研究,最后实验与临床相结合观察。在此正确路线的指导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证明了中医针灸许多发现的客观存在及其科学性。中医针灸学理论根本突破,完全取决于科研方法上的创新。一方面,必须引入分析方法,从微观层次研究,以提示其实质;另一方面,必须建立整体的科学研究实验方法,从宏观层次研究,以适应其理论形成的特点。宏观与微观的多层次、多指标的综合,就是“分析综合论”的方法,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路。(3)在临床上,把传统的辨证论治转变为“病证结合”诊治,即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4)整个中医针灸科研,一定要以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科研为先导,以提高临床疗效为原动力,从而带动中医针灸的现代化和基础理论的突破。基础研究离不开与临床结合,这是其本身学术特点所决定的,从中医针灸自身发展的历史来讲,在学术上有创新性进展的时期,都是从临床上突破的,中医针灸科研的最终标准,是临床疗效的对比,故疗效是中医针灸学的生命线。也是中医针灸科研的根本目的。
[关键词]大学 内涵 道德建设 重要性
[作者简介]江叶琴（1970- ），女，浙江奉化人，宁波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心理学。（浙江 宁波 315016）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1年宁波市软课题“经济转型环境下基于创新需求的高级人力资源供给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44A102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11-0052-02
一、近代大学职能的沿革及内涵演变
大学职能的内涵一直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内容，当代大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有关大学职能的讨论和反思。大学职能内涵的发展历史与大学—社会关系演变过程密切关联，也是大学职能不断得到扩展和丰富的历史。
西方大学诞生已近千年，最初是作为人类古老的社会机构而出现，期间经历了由培养人才的单一职能到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多样化职能的拓展历程。我国是个非常重视教育，且具有悠久教育传统和历史的国家，但现代大学在我国的诞生和发展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大学也经历了从人才培养到发展学术，以及再发展到服务社会的大学职能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关大学职能的讨论也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
魏丹在阐述大学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基础上，辨证地阐明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王洪才则提出了大学“新三大职能”，即知识转化、促进就业和终身教育，认为“新三大职能”说是对传统三大职能说的进一步拓展，不仅概括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而且有利于引导我国大学实现科学定位和结构调整，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张阳等从大学的功能与职能的过程关系出发，认为首先要澄清大学功能的语义逻辑，即分清事物的本质、功能、职能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然后才能研究大学职能的拓展，最后提出大学的第四功能的含义与特征已经在传统的教学、科研和服务三大职能中体现出来了。众多文献对大学的第四职能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如文化引领说、对外交流说、国际合作说、技术创新说及创造就业说等。这些探索对新的历史时期大学职能的探讨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但要获得确认就必须经得起理性和实践的检验，特别是要指出它对大学办学模式变革的意义。田联进在讨论高等教育职能的拓宽时认为，大学职能的多样化并不是说所有大学都必须具有这些职能的全部内涵。因为大学的职能是一个历史演化和遵循逻辑的过程，因此譬如像社会服务职能、国际合作职能等新的大学职能都起始于教学、科研等基本职能，社会服务、国际合作职能是由教学、科研职能拓宽而来，这不是简单地延伸，而是在深厚扎实的教学、科研背景下向外引发。因此，大学功能的拓展仍然以人才培养为原点。
二、道德建设是实现大学三大基本职能的根本保证
（一）道德建设是大学实现人才培养职能的基石
从历史的观点看，大学职能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其中一个或一些职能在淡化、演进或者消失，因此大学职能呈现了多样性、系统性和动态性。但是，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人才培养始终是大学的最基本职能。张阳等的研究认为，大学其他职能的拓展，均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无论是中世纪欧洲视大学为传授知识、造就人才的场所，还是之后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对其职能的拓展（提出了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和社会服务等新功能），都是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各职能之间互相交叉、融合，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科学研究职能本身就是通过研究活动培养人才，而社会服务恰恰是人才培养中最重要的实践环节。1990年1月2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7号）第三条规定，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这明确指出了我国高等学校的首要职能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被认定为大学的基本职能。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大学功能的拓展和演变是一个以知识为主线、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动态发展过程。
教育的宗旨是帮助和促进人的发展，其对象自然是人，也就是常说的以人为本。那么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这一核心目标呢？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提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应该具备虔诚的正义和德行，这些德行的获得是借助教育从根本上使人的灵魂转向，使人的灵魂不沉溺于物欲，而是潜心追求真、善、美，即用教育来塑造人的灵魂。因此，一个人的行为是由教育决定的，而这种良好的教育会使国家人性得到改造和提升，人们就能成为事理通达的人。正如柏拉图所言：“如果你要问教育的好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教育造就优秀的人，优秀的人具有高尚的行为。”因此，大学在漫长的发展史中，一直是培养和传播道德良知的源头，曾被誉为社会良知和道德的灵魂。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也认为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是教育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需实行完全之教育，即要实行智育、德育和美育。他认为，通过道德教育，可以使人得一生之福祉，同时保社会之安宁。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同样提出了“育国家之良民”的道德教育目标，他认为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备良好道德品质的国民。正如纽曼所言，“若大学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实际的目的，我认为就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
实现大学人才培养职能的主体是大学老师。薛天祥在其著作《高等教育学》中提出，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老师和学者总的品质，而不是取决于他们的人数，更不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由此可见，作为肩负人才培养重任的大学教师，自身德行的提高和品质的修炼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作为道德榜样的教师，其一言一行都会对教育培养对象产生莫大影响。这种榜样的示范作用一旦被破坏，实现大学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的目标根本也就无从谈起，而重新建立榜样则需要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二）道德建设是推究真理的必要条件
大学探究真理的职能的提出和发展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17世纪以来，以牛顿的经验主义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范式逐渐控制了知识界，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信仰、科学与道德开始分道扬镳。从此，在价值问题上理性必须保持沉默，知识不再意味着美德。到19世纪以后，无论是洪堡还是纽曼，都主张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时至今日，随着大学里科研至上、系科主义盛行，加之教学科研活动中对价值中立的制度性诉求，道德之于大学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或装饰，大学已日益成为一个不讲道德只讲真理的组织机构，这样大学的科学职能就被提出。
今天的大学越来越成为科学探究的场所，大学教师越来越倾向于放弃道德教育的责任。教书育人已经慢慢变成一种奢望，上文所述的作为实现人才培养职能的广大教师在道德践行和道德榜样上难以起到震撼的作用，而大学的德育教育渐渐地就被沦为其中一个知识点在践行，而不是作为良知和道德源泉在传承，这样的教育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这种道德探究与德性践行的缺失使得现代大学不仅失去了应有的活力，而且也不可能培养出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具有较高德行的下一代人才。在今天以及未来，单单凭借对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大学已不足以赢得人们的尊重。当前，社会对大学教授的贬义的调侃就是最好的佐证。如果大学不能恢复对于道德探究和德性践行的热情，仍然是只讲真理不讲道德，那么人们将很难信服在未来大学继续有资格拥有诸多的引领社会的功能和话语权。
同时，即使针对真理探究本身，不具有高尚内心的人，是否能够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也是一个问号。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讲到，科学的价值不在于作为实现某种崇高目的手段和工具，它是自成目的的活动，它是自由的人进行的自由思考，它有其内在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理解，如果没有高尚道德观和良好的德行，要自由地思考，发现科学的内在价值，从而驾驭科学研究，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当今社会科学界的种种怪象中，也许能看出缺乏道德的科学研究的端倪。譬如，学术会议不是去讨论学术问题，而是演绎成一种社交的盛会；反应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科学问题可以用似是而非的华丽辞藻堆积而成；更甚有人调侃“大科学家”一般讲哲学而不讲科学；等等。一个道德高尚、尊重和敬畏自然规律、以传承人类美德为己任的科学工作者，是不应该随波逐流的。
（三）道德建设是推动大学服务社会的原动力
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最初源自于美国大学，美国当时由于开拓边疆和工农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大学必须服务社会的美国大学精神。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初威斯康星大学提出的“以州立大学服务所在州人民”为核心的“威斯康星观念”。威斯康星大学打破了大学原来的封闭体制，开创了服务社会的先河，是服务社会职能思想和实践形成的标志。“威斯康星思想”不仅影响了全美的高等教育，而且对世界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社会服务职能由此开始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
如果广义地理解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那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是服务社会的内容。从字面上狭义地理解，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又可以表达为高等学校利用自身的人才、科学研究设施和成果等资源，为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建设提供直接的服务活动。高校在为经济建设服务过程中，无论涉猎什么领域，其目的归根结底都是要提高人的素质和发挥物的效能，推动人与物在新的水平上实现新的结合。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德性传统与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越来越呈现出不一致性。在社会道德危机的大背景下，今天的大学内部同样呈现出道德危机的症状。症状主要包括道德脱离大学生活主流、大学生道德素质下降、大学教师道德教育责任意识淡薄、大学组织制度设计中的去道德化倾向等几个方面。与其他社会机构相比，虽然道德危机最晚波及大学，但大学的道德危机却是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症候。同样，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导致道德秩序的消亡，不时会传出大学领导，个别大学教授剽窃甚至，大学生考试作弊、论文造假等负面新闻。大学作为道德楷模的要求似乎无人提及，大学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和批评精神也几乎销声匿迹。可见，在这样的状态下，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综上，要实现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传统三大职能，道德建设是正本之源，它既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基石，又是探究真理的必要条件，更是服务社会的根本保障。正如王建华所言，举凡历史上伟大的大学，无不是道德的楷模、哲学的重镇、思想的摇篮。无论是牛津、剑桥等西方国家大学的代表，还是中国历史上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铭记千古，绝非仅仅因为它们在科学发明创造中作出了非凡的成就，而在于它聚集了一批有道德、讲道德的教授，培育了一代有理想的、爱国的学生。自然科学的发明或发现再伟大，迟早也将被后人超越；但大学与大学人在道德上的践行则是一座永恒的丰碑，只会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共性与个性”的问题
“究竟个性重要还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个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础是什么？”在课堂上曾经就这些问题做过一些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认识。
共性的问题，深究起来应该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的问题，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才能用于确定共性的问题。共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找到绝对客观的依据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真理）。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会在不断的发展中被证伪，绝对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而索罗斯则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彻底的可错性），人所认识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共性意味着绝对的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绝对客观的基础，绝对共性难以达到。从这一层次上说，绝对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两人对同一类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两个国家选择同样的社会制度，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同样的政策。这种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弱化的共性，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只能说个体从各自的认识基础（对事物的理解）出发，得到了相同的观点。由于这种基础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客观的，所以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这种基础的不断客观化，这种相同存在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越来越有意义。
一般的说，我们还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尚未被证伪的），社会科学知识（尚未被证伪的），历史、地理事实，道德伦理观等。虽然这些基础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求过于苛刻的绝对客观。过于苛刻的追求会让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共性并非绝对真实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绝对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联系到范式的概念，处于同一范式的群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对价值观、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体系等的认可），而处于不同范式的群体共性基础较弱，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差异和冲突。
个性应该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基于自己获取的一定的事实（不论是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个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也不能轻易的把一般性的差异和不同理解为个性，要注意追究这种差异产生的基础是什么。真正的个性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础上，这种共性最好是比较严格的共性（接近绝对的共性）。对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理论基础有着完全一样的认识和把握（即有相同的公理性知识），然后根据自身的认识水平，认真思考，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才可以称为个性。
个性的表现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来看。对于一个国家，只有深刻认识自身的客观基础，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条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决本国的问题。虽然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理论上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个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随便引用他人的经验，效仿他国的做法，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对于个人，基于不同的基础，在对待同一问题的时候，就会得出自己特有的结论。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有的结论越来越有意义。比如很多学术大师，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认识水平非常高，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低层次的），他们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对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问题（高层次的），比如真理观、人生观，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看作个性的方面。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础越深刻，所得到的个性越有意义。这里的个性已经没有对与错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这时的个性是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最有意义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们要尊重个性，在没有深入的思考与理解时，不能轻易的否定别人的个性。
从理论研究上来看，个性存在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的核心假设条件。核心假设条件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理论研究最终是解决共性的问题，对理论的认可构成了共性的基础。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确定的解决，只是相对的解决。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理论的证伪度越高，用它作为共性的基础就会越牢固，共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个性如果得到越来越普遍的理解和认同，也可能最终转化为共性。个性的层次的提高，最终推动共性层次的提高，推动整体的发展。这也许是每个个体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身层次的意义所在。
我们所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也许是：首先积累知识，加深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可以使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实（绝对客观），这是获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自己的信念，这是获得个性的一面。要获得更高层次的个性，就必须不断积累知识，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选择自己的真理观。这种层次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就如同选择了一种信仰，我们只能给与尊重。
范式的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
库恩从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的理解，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把科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常规科学时期和非常规科学时期，认为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才能导致科学事业的确定性的进步，常规科学时期的特征才是衡量科学的主要特征。库恩最大的思想高度是把科学理论联系到历史、社会背景。范式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对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认可，而不能将其缩小到一个具体的理论上。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应该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是物，这一对象最大的特征是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直接影响。自然世界具有独立于人的认识的客观运行规律，人类可以通过观察、猜测、实验不断的认识这些规律，但是却难以改变它。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发电、发射飞船、太阳能技术、核工程技术。由于这些规律难以改变，因而按照这些规律往往得到一些确定性的结果，即：条件一定，结果一定。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粒子运动的测不准性，不确定性，混沌效应，复杂网络等，似乎破坏了传统的“确定性”，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这些复杂的自然现象仍然有它自身的特有规律，只是过于复杂，一时之间难以把握。而且这些特有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参与而改变，一种确定性似乎仍然存在。
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有很强的被动性。当一种新的自然现象被人们观察到之后，如果现有的理论难以给出令人满意信服的解释，就必然产生对新理论的需求，或者称旧的理论被证伪。比如原子理论、量子理论的产生。当然也有一些主动的创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很强的主动性，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来源于自己的思考与兴趣。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非常的直接。这种联系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科研条件、仪器设备、技术条件，这些是由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会带来对技术设备进步的追求，从而导致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这里也存在某些个人完全处于对真理的追求而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仍然需要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才可以延续下去。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存在更多表现为历史阶段性，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引起范式革命，新的范式的建
立和旧范式的摈弃。同一时期的范式冲突一般仅局限在科学研究本身，与社会活动的联系较少，表现出来时较为缓和，社会影响也较小。科学研究的范式与社会的联系往往在于社会对于科学的利益需求，这种需求受到历史社会情况的影响。
对于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自身。研究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具有一定认识能力的人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加大了人对世界认识的偏差（索罗斯的反射性概念），也改变了社会活动的本身。人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活动的把握，也许最需要注重的是对人本身特质的把握。人的本质特征也许是思维与心理活动在社会环境及进程过程中的波动特征。
在经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特别强调了“理性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的效用”这一前提，这是对“资本主义行为”十分深刻的描述。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其实就是一种逐利的精神，对这种精神的把握，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经济现象。每个人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这种追求可以导致整体的帕累托最优，从而鼓励个体对利益的无限追求，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以保障个体的利益追求的自由为目标。然而又有理论证明，个体的理性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个体的逐利理性冲动始终引导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了资产价格的非理性波动，泡沫的产生，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理性预期又始终影响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在这些过程中，对人的特质的理解和把握，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一系列经济现象。
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当前高等教育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努力做好观念和机制创新，加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紧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互联系。我国农业高校的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特色鲜明，关系紧密。目前，农业高校科研教学管理机制尚不完善，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如何通过推进农业高校的科教融合，探索科教协同模式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推动科学研究真正融入高等农业教育，不断提高农科本科生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是我国农业高校所面临的关键任务。
一、科教协同是农科创新本科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
(一)农科大学生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善于发现新问题、分析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人才［1］。创新型人才是中国综合国力与竞争力的集中体现，“钱学森之问”就指出要将创新型人才发展作为关乎国家强大与民族振兴的根本大计。“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农业创新型人才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动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源，农业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是我国农业高校高等教育肩负的重要使命。
(二)科教协同育人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大学已经成为教学和科研中心，高校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科研型特征明显。但随着高校科学研究职能的不断强化，大学人才培养的地位有所下降，出现教学与科研失衡的现象［2］。这一现象体现了教育发展的阶段特性，不同地域、不同高校、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均有不同。教学与科研的一体化是现代大学的根本，科研与教学的相互融合与协同创新是现代大学制度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特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要回归到科教融合协同育人这一模式。因此，农业高校要积极探索自身办学优势与特色，采取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职能定位，推进科教协同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办学质量与水平。
(三)国内外科教协同育人理论与经验启示19世纪初期，洪堡就在德国柏林大学提出将科研与教学相统一，柏林大学将科学研究作为连接教师和学生的纽带，采用“教学与科研统一性”的原则，开创科教协同大学模式的先河;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Cech指出:“研究型大学给学生最有震撼的教育并非来自课堂上课，而是让本科生进入研究实验室”［3］。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第一任主任麦克斯韦创立了系统的教学与科研结合制度，在这一将教学孕育于科学研究思想的引导下，1874—1989年间卡文迪许实验室先后培养出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大学自1955年中科院成立学部以来，始终坚持科教融合，自20世纪50年代，先后培养了70多名院士。从国内外已有理论与经验来看，科教协同育人对于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培养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农业高校推进科教协同的利弊分析
为了解当前我国农业高校构建科教协同育人模式的现实基础，本文选取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华中农业大学为对象，从师生结构、专业组成、学科建设、科研与教学平台建设以及科研经费等方面进行统计，统计数据来源与相关农业高校门户网站与年报，截至时间为2014年11月。其中，涉农本科专业统计涵盖农业科学、生命科学以及与农业相关专业，主要包括:农学、植保、资环、园艺、动医、动科、生科、食品、农经、农机等相关专业;国家级教学平台包括: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包括: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经费统计为纵向到账经费，统计时间截至2013年12月31日。
(一)农科高校推进科教协同专业优势明显我国农业高校专业特征明显，主要以农业和生命科学为特色，科研方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目标以涉农领域为中心，相对统一，彼此连贯，联系紧密。以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华中农业大学4所高校为例，涉农专业分别占到各高校专业总数的47．7%、52．5%、46%、54．5%(表1)。这表明农业高校在专业方面具有先天的特征与优势，专业资源相对集中，既有利于学校科教协同育人的体系构建，又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资源整合，可以说农业高校已经具备了构建科研教学协同育人模式的先决条件。
(二)农科高校推进科教协同具备基础资源优势科教协同模式的构建基础是要求科研工作对教学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支撑，彼此融合。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分别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数分别为12、7、7、8，具备了依托高层次学科指导高水平教学的基础条件。4所高校均建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级教学平台与科研平台，这为整合科研、教学资源加强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基础。同时，4所高校2013年度科研到账经费分别为9.7、5.36、3.5、4.78亿元，当年平均科技经费为5.83亿，这为我国农业高校推进科教协同体系模式的创建提供了资金保障，经济条件也已基本具备。
(三)农科高校推进科教协同受师生群体结构制约教师是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开展的主体，学生是教学的对象与科研的参与者，因此，教师与学生的群体特点是影响高校推进科教协同的另一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4所农业高校的师生比分别为1∶7.4、1∶10.9、1∶12.9、1∶12.9，平均师生比为1∶11。从统计结果来看，以上高校教师数量相对较少，学生群体数量大，师生比值小，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与学生的比值更低。目前，这种现象在我国农业高校普遍存在。教师是落实科教协同育人模式的重要纽带与推动者，因此，教师面对学生群体的大小，高水平师资与学生接触机会的多少，都将制约着科教协同育人体系建设进程与农科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实效。
(四)农科高校推进科教协同的其他制约因素现行大学排行榜以科研成就作为衡量大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农业高校过分强调科研产出现象也普遍存在，科研经费、科技论文、发明专利和科技获奖作为评价教师水平的标准，教学评价标准份额不高。教师偏重项目获取与研究，存在“一流教授搞科研，二三流教授搞教学”的奇怪现象，教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虚而不实。课堂教学内容与研究内容脱节，科研方向与教学内容不一致，教师“为科研而科研”的现象普遍存在，课堂教学草草应付的现象屡见不鲜［4］。
三、科教协同推进农科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对策
(一)发挥专业特色，科学设计科教协同模式我国农业高校具有明显的专业特征，学科优势显著、专业相对集中、学缘结构合理是农业高校相对综合性大学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具备的先天优势与现实基础。要综合分析自身优势与特色，着力建设具有专业特色，依托科教协同的农科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以提高教育质量，强化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在学校层面，依托农科特色这一背景，加强科教协同体系下的创新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设计;二是推进不同农科专业科研、教学资源的交叉融合，实现全校科教协同资源一体化;三是加强院系间联动，结合自身特色与优势，在学校总框架下，制定科教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方案。
(二)推进科教平台共建，实现优势资源共享科教协同的推进需要打通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各种障碍，实现人才、信息、技术、资金、平台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的互动和共享。目前，我国农业高校已经建设完成一批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与教学平台，拥有了推进科教平台共建的条件基础;获资数以亿计的科研经费，具备了资源共享的经济基础。因此，农业高校应该在科研与教学平台使用方面，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以及省部级各类实验室，向本科生开放，支持其科研实践与熟悉、学习各类仪器设备的使用，借此来扩充已有教学平台的条件资源。将先进的仪器设备、研究中心、科研基地、合作企业等资源应用于本科生的教学之中，培养本科生的创新能力。
(三)构建“科研—教学”型教师团队，切实提高育人质量构建有利于科教协同模式下的农科本科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解决高水平教师数量不足是关键。一是制定师资引进规划，有针对性的加强科研、教学亟需型和紧缺型的师资引进，既改变师生比低的现状，又加强了教学体系的全面性;二是加强制度牵引，根据教师的知识结构、学识水平及科研能力等特点，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安排教师上课，提高院士、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以及学科带头人在本科生课程中的授课比例，确保教学质量;三是加强教学培训，通过授课培训、组织竞赛、经验交流等形式，提高青年教师与专业科研人员的授课能力。因此，结合农业高校特点，努力将科研人才培养为教学名师，构建“科研—教学”一体化的教师队伍，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创新能力培养水平的关键。
(四)科研引领教学，加强紧贴前沿的课程体系建设科教协同的农科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本质上是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明确科研在大学发展中的引领地位与作用，在科研过程中提高教育能力与水平，因此，亟需紧贴科技前沿，更新教学课程内容，实现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的零对接。在理论课程方面，农业高校应充分依托学科资源，紧贴科技前沿，按课程类别划分课程群，成立课程建设专家组，根据科技的最新进展，及时调整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建立教研结合的长效机制;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应打通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推行“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模式，重视农科人才培养的创新性与连贯性，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实践教学方面，注重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健全和完善本科生科研训练体系，将最新的科研成果与进展应用到实践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