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研究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政治哲学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政治经济学与类哲学有效结合起来，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限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们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跟苏联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其重大差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定义来解释一下。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层面，一个是狭义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论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货币、商品等这些实际上是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但并没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资本论》第1卷)。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设想，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六大部分，分别为资本(这部分后来演化为《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国家、土地、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问题。换言之，苏联学界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本人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马克思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整个思想完整地建构出来。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包含东方社会，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这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合，而狭义政治经济学则与经济人类学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得不提到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认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讲授‘人类学’课程讲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仅仅从认识论上的‘批判哲学’来看待康德哲学已经显得过于狭隘，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察康德整个哲学体系”。［6］1－2从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将神学(宗教问题)人类学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思考路向显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作为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恢复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使马克思豁然开朗。

第2篇

【关键词】 烧伤 炎症 细胞因子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为各种感染或非感染损伤引发机体全身炎症反应［1］，是大面积烧伤常见的并发症，在危重烧伤患者中的发生率很高。其中细胞免疫功能下降［2］，是严重烧伤后并发全身性感染、多器官功能受损乃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防止严重烧伤后SIRS的发生是整个烧伤治疗过程的重要环节。近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迄今为止烧伤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的发生机制并不十分清楚。作者对近年来，在烧伤患者几种主要血清炎症因子研究方面的进展综述如下。

1 急性期反应蛋白

1.1 急性期蛋白（acute phase proteins，APP）的分类 机体对细菌感染和组织损伤的反应分2个时相，一为急性反应时相，其特征是血液中急性时相反应蛋白质的迅速升高；另一为迟缓相或免疫时相，特征是产生免疫球蛋白，随之APP浓度逐渐恢复正常。在疾病急性期升高的蛋白质称为正急性期蛋白，如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血清淀粉样蛋白A（serum amyloida protein，SAA）、结合珠蛋白（haptoglobin，HAP）、α1酸性糖蛋白（α1acid glycoprotein，AAG）、α1抗胰蛋白酶（α1antitrypsin，AAT）、α1抗糜蛋白酶（α1antichymotrysin，α1ACT）、铜蓝蛋白（copperprotein，CER）、补体C3等，而把疾病急性期降低的蛋白质称为负急性期蛋白，如转铁蛋白（transferrin，TRF）、前白蛋白（prealbumin，PALB）、白蛋白（albumin，ALB）等。APP主要功能包括:（1）抑制蛋白酶： APP中，AAG、α1ACT、C1抑制物、α2抗纤溶酶都是蛋白酶抑制物。创伤、感染时，蛋白水解酶增加，而蛋白酶抑制物可以和蛋白酶等摩尔结合，使其失活，因此应激时APP合成增多，保证蛋白酶抑制物能得到补充；（2）凝血和纤溶：APP中纤维蛋白原血浆浓度应激时可升高2.5倍，AAG有抗肝素作用，C1抑制物通过抑制凝血因子的生成抗凝，α2抗纤溶酶使等纤溶酶失活，对纤维蛋白溶解起抑制作用；（3）清除异物：损伤应激时，血中会产生各种异物包括组织坏死产物、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在特异免疫形成前，APP中某些物质尤其是CRP起到清除异物重要作用；（4）其他作用：抑制免疫反应和炎症产生等。

1.2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CRP 是一种由肝脏合成的急性时相蛋白，研究已经证实，CRP 水平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机体对损伤的应激能力，且具有调节炎症过程和防御感染性疾病的作用［35］。正常CRP 血清值仅为8 mg·L-1以下，在组织损伤情况下特别是细菌感染时，CRP 在4～6 h内迅速增加，36 ～50 h 达高峰，峰值可为正常值的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其半衰期较短(4～6 h)，随着炎症的消退也很快降低，是反应机体感染的敏感指标之一［6］。范友芬等［7］观察30例严重烧伤患者，发现伤后12 h迅速升高，血清CRP值超过正常值数倍至数十倍，但未见超过百倍以上。原因可能是烧伤所产生的坏死组织较多，感染程度较重，细菌及其产物的负荷增加，CRP在清除这些外源性和内源性异物时消耗较多，同时严重烧伤早期患者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CRP也可经创面丢失，为此，血液中CRP含量升高程度也不如其他创伤。

对切削痂术后患者血清CRP水平监测的结果表明，术前逐渐下降了的血清CRP值，术后迅速升高，甚至超过伤后的最高值，这说明手术损伤可能是烧伤后又一次应激反应。但随着创面修复或自体皮、异体皮、异种皮的覆盖，血清CRP水平值亦逐渐下降。对比未进行治疗患者，CRP下降速度有显著性差异，而且CRP下降缓慢、徘徊不定或先降后升提示病情复杂，说明对于烧伤患者的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同时，在烧伤患者中CRP的变化与损伤反应的关系较之与感染关系更为密切。CRP的变化主要反映组织损伤的程度而不能预示脓毒症的易感染性或作为判断脓毒症的指标。

1.3 补体 Nijsten［8］通过对13例严重烧伤患者的血浆检测，以C3a、C3dg代表补体C3的活性，在患者不同时期，C3活性升高与烧伤程度没有关系，而汪道新等［7］的实验则表明烧伤后C3不但未见升高，反而下降，其下降程度与持续时间和烧伤程度有关，并认为烧伤后早期就发生补体系统激活，且烧伤后早期补体系统激活而C3消耗并非CRP引起。有学者认为在烧伤总面积>30% 或III度面积>15% 的患者中发现水泡液中含有大量C3，而血清C3水平在伤后4 周内仍低于正常值。表明血清中C3经开放的烧伤创面丢失是烧伤后血清C3下降的另一原因。目前普遍认为烧伤患者血清C3水平下降［9］，且恢复速度与烧伤严重程度负相关。对烧伤患者补体C4的跟踪观察，得到同样的结论。

1.4 免疫球蛋白 在重度烧伤患者中，血清IgG、IgA、IgM于烧伤后均迅速下降，以IgG下降最为明显，于1周恢复正常，IgA于伤后1周左右开始恢复，约2周恢复正常，IgM波动在正常范围下限，在败血症发生前或同时，球蛋白下降与烧伤严重程度有关，烧伤愈重下降愈明显。Candor提出IgG下降与烧伤死亡率有很大关系，降低到正常的35%，是死亡的危险边界。血清中免疫球蛋白下降的原因，与产生抗体的B淋巴细胞所必需的辅T细胞减少，抑制性T细胞增多有关。同时与分解增加、毛细血管外漏、B细胞系统过度消耗有关。

1.5 其他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TRF、CER、PALB、ALB在烧伤患者血清中的变化基本一致，在烧伤后1周内降低显著，在2～3周开始恢复，恢复速度与烧伤严重程度相关。TRF在体内起到调节铁代谢的功能，目前认为烧伤患者血清TRF降低与脓毒症危险性相关，低于正常值的60%似乎是脓毒症危险性增高的临界水平。CER是一种糖蛋白，血循环中，细胞可以利用CER分子中的铜来合成含铜的酶蛋白比如单氨氧化酶、抗坏血酸氧化酶等，同时CER本身还具有抗氧化作用，早期浓度降低可能是患者组织过氧化损伤的原因之一。PALB和ALB的降低主要反应了患者蛋白丢失程度以及肌体营养状况。ATT在烧伤患者各时期均显著性升高，和烧伤严重程度相关，但对同程度患者时间上无显著差异，HAP升高出现在烧伤7 d后，和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时间无明显相关。

2 细胞因子（Cytokines）

2.1 细胞因子分类 严重烧伤引起的休克和细菌感染等因素，可激活体内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炎性细胞，生成和释放大量细胞因子，被认为是导致伤后SIRS的重要发病基础，也是当前烧伤死亡的主要原因。烧伤后炎症反应的发生发展主要取决于多种炎症递质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或称之为“瀑布效应”）的结果［10］。低浓度的炎症递质及细胞因子对机体的损伤起保护性作用，但持续高浓度的细胞因子可破坏免疫功能，导致过度的全身炎症反应。近年来研究表明，严重烧伤后血中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IL6、IL8等炎症递质的变化表现为伤后第1天至第3天`迅速升高并达到或接近峰值［11］，早期升高都是因休克所导致的组织缺血、缺氧和烧伤组织坏死等应激反应产生；此后居高不下则是由细胞因子间相互作用以及烧伤早期和感染期来自肠道和创面内毒素引起［12］。机体所产生高浓度的TNFα、IL2、IL4、IL6、IL8等炎症递质，一方面与炎症细胞相互作用，加重局部炎症反应；另一方面，高浓度的TNFα可激活细胞因子级联反应，进一步诱发炎症递质的释放，整体上它们呈正相关；炎症递质的大量释放，必然导致较早期反应更为剧烈的SIRS，使机体进入“脓毒症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反应开始从“有序”转向“失控”，进一步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多器官系统功能衰竭阶段。Peng［13］的研究证实，通过治疗，血清中各种细胞因子都有明显下降。因此，动态观察严重烧伤患者各种细胞因子水平变化有助于病情的评估及预后判断［14］。

2.2 TNFα TNFα是由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产生的内源性细胞调节因子［15］，是介导炎性反应的主要因子。枯否细胞( Kupffer cells，KCs)是组成机体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最大的群体，占全身单核巨噬细胞总数的80% ～90%［16］，目前认为烧伤后TNFα主要来源于肝脏KCs［17］。严重烧伤后，在伴有低血容量性休克时，内毒素大量增加，可刺激TNFα水平升高，并与烧伤的严重程度及预后关系密切。随着烧伤面积的增加，TNFα水平也随之升高，机体发生感染的可能性相应增大。

2.3 白细胞介素

2.3.1 IL2 CD4T 细胞( Th1) 产生的IL2具有广泛的免疫调节作用，是免疫网络中最关键的淋巴因子之一，IL2 能促使T 细胞增殖和IL2 受体的表达，促进和增强NK细胞杀伤靶细胞，而NK细胞在IL2 的刺激作用下，又可以分泌增强杀菌活力的γ干扰素。另外，IL2也是使T 细胞激活并进入细胞分裂的关键成分，而T细胞的活化又制约着整个特异性免疫应答，表明了IL2 通过激活调节T、B 淋巴细胞的增殖及功能而发挥免疫效应［18］。体内IL2 水平的变化可以反映机体免疫状况，端龙胜等［19］对65例烧伤患者研究观察表明，轻度烧伤不会对IL2有明确影响，而中等程度以上烧伤则可导致患者外周血IL2下降，且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持续时间与烧伤严重程度相关。认为通过IL2的水平观察，对烧伤病情的监测、免疫状况及预后的评估可能有着一定的临床意义。

2.3.2 IL6 IL6由单核巨噬细胞、Th细胞产生，也可由表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产生［20］。其生物学作用是急性期反应的诱发因子，刺激肝脏合成CRP、C3等；促进炎症反应、促进B细胞分化和抗体形成；协助T细胞产生IL2及受体的表达。Yamada［21］认为在严重烧伤的整个病程中，IL6水平持续升高与脓毒症和患者的死亡有关。并发脓毒症或有全身性感染时，IL6水平有明显增高，同样在并发SIRS 时IL6的水平也明显地增高。IL6基因为NF-κB依赖性的，烧伤后血液中IL6蛋白水平的增高，可能是免疫细胞中NFκB的活化介导基因转录增加，致使蛋白翻译增加所致。动物实验表明，IL6在严重烧伤后肠道菌群移位的发病机制中起有一定的作用。当IL6过度增加时，机体炎症反应过度强烈，免疫功能受抑制，机体对感染的敏感性增加。吕海建［22］在利用重组人生长激素对烧伤患者的治疗观察表明，IL6水平的检测，可以用于烧伤的治疗效果以及预后判断。

2.3.3 IL8 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亦可来自表皮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是与中性粒细胞激活及趋化有关的细胞因子，IL8过度增高导致白细胞过度激活，是中性粒细胞活化与迁移的重要调节因子。除IL8本身是重要的致炎因子外，并且TNF、IL1、IL6等细胞因子致炎作用的发挥依赖IL8的存在，因此IL8在机体血清中的水平对炎症的发生、发展与转归有重要意义。烧伤后和烧伤后延迟复苏均能诱导机体产生大量的IL8；IL8水平与烧伤面积大小、烧伤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延迟复苏呈正相关；如果持续增高可导致炎症反应加重，并可能启动中性粒细胞介导的血栓形成，引起组织进行性坏死。

2.3.4 IL10 IL10是由T辅助细胞(Th) 等多种细胞产生和分泌的细胞因子［23］。Th1 可以产生干扰素、IL2和TNF;而Th2产生IL4、IL6和IL 10。IL 10具有抑制B 细胞分化、减少细胞因子产生的作用，从而降低机体免疫功能。烧伤后感染是否涉及IL 10 作用，目前研究不多。有报道认为烧伤后血浆IL 10 水平升高，且与烧伤总面积及III 度创面有密切关系，且提示IL10水平可能与感染的发生和发展有关［24］。IL 10水平急剧升高可能是感染患者预后不良的信号之一，并可能与患者引发脓毒症并导致死亡有关［25］。

2.3.5 IL12 IL 12 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和B细胞在细菌及细菌产物、细胞内寄生虫的诱导下产生，是Th1细胞成熟分化的必要因子。离体实验证明烧伤后鼠脾细胞产生IL12的能力下降56.5%，IL12 mRNA 的表达下降90%［2］。有作者认为烧伤后Th1细胞产生IFNγ、IL2 相对Th2细胞产生IL4、IL10的能力降低，与IL12产生减少有关。研究表明血浆IL12水平在伤后48 h最低，此时正是烧伤患者容易发生感染的阶段，并且其水平降低与烧伤创面大小相关。在使用免疫增强剂后，IL12水平有所恢复［26］。

2.3.6 IL18 Coban［27］通过对8例烧伤患者血清IL18、IL6、TNFα 的研究发现，烧伤后3种因子同时增高，而且三者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是对烧伤患者IL18的研究首次报导。

2.4 细胞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 ICAM1是介导白细胞与内皮细胞黏附的关键因子，作为众多黏附分子中的一种，在正常（非激活）情况下，内皮细胞仅含少量ICAM1，但在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内毒素等的刺激下，即可明显升高。有实验表明，在烧伤后30 min ICAM1开始表达，2 h表达增强，到72 h表达减弱［28］。为早期防止ICAM1造成的损伤提供了时间上的依据。

有作者提出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对烧伤患者感染并发症具有辅助诊断价值，对严重烧伤患者伤后进行连续的血浆PCT监测，有利于预测和辅助诊断烧伤后感染并发症。

总之，目前对于烧伤后引起的炎症反应很多学者都做出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对于血浆中一些蛋白和细胞因子的连续监测，对病情的发展、疾病转归以及预后的判断都有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仍然有很多机制不是很明确，同时，也有待于更敏感更有意义的血浆指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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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关键词：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学习者特征；学习需求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6-0014-05

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大背景下，积极发展非学历技能培训已经成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学历教育，非学历技能培训面向的学习者更是背景各异，涉及在职职工、失业人员、在校大学生及农村劳动力等多类人群，对不同类别学习者的特征及学习需求进行调研分析，挖掘学习者特征与学习需求之间的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对策，是非学历技能培训应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文献综述

关于非学历技能培训学习者的特征与学习者需求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关于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研究与国际比较

夏怡然对农民工在职培训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在职培训需求表现出的显著异质性，提出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制定应注意个体差异导致的农民工人力资本差距扩大的问题[1]。

姚金蕾等对美国、法国等国家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的研究与实践状况进行总结，结合我国相关研究，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提出具体方略，以促进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2]。

朱琳对外来务工青年的群体特征、务工状况和职业培训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研究，指出培训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提出满足青年务工者的职业培训对策建议[3]。

（二）关于职业技能培训影响因素的研究

杨晶等通过对江西省数据的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存在不一致现象，进而深入挖掘促进两者一致性的正面因素以及导致不一致现象的负面影响因素，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参考和依据[4]。

丁煜等从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水平等变量入手分析对于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为其他研究提供参考[5]。

杨晓军根据农民工技能培训状况的调研结果，分析了影响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等对其培训意愿产生影响[6]。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关于职业技能培训学习者及学习需求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等因素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差异性影响，对于学习者各特征间的相关性也没有涉及，导致无法深入挖掘学习者背景性特征对于其培训意愿和需求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从2015年开始，天津市面向45岁以下企业中青年职工、院校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开展“百万技能人才培训福利计划”（以下简称“福利计划”）。作为承担“福利计划”的培训机构，我校目前已承担数十个工种的培训任务，累计培训数万人次。

通过“福利计划”的实践发现，不同背景（性别、学历、民族、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年龄段）的人群对于所学工种和晋升等级的需求差异较大。为甄别这些差异，并对导致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我们随机抽取了“福利计划”培训班期中的98个班期共计4 525培训人次进行数据分析与实证研究，以期发现学习者背景性特征之间以及与其学习需求之间的关系，为今后制定更切实有效的培训对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本研究使用SPSS13.0英文版首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期发现各工种和晋升等级中人群分布的规律，又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期发现与学习者需求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

（一）数据初步统计

为了解学习者特征及分布概r，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初步统计，对学习者特征及学习需求的数据进行了总体分析。

1.学习者特征数据的总体情况

我们将学习特征划分为性别、学历、人员类别、年龄段、户口性质、行业和民族等。

根据在职人员的户口性质，将其分为本市城镇户口、本市农村户口、外省城镇户口和外省农村户口。失业人员是指户口性质为本市城镇、已进行失业登记且未再就业的人员。农村劳动力是指户口性质为本市农村且未就业的农民。 国资系统主要指国有资产、国有控股、全民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商务系统指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港澳资的企业；中小企业指个体工商户、集体所有制、个人参股和民营企业；其他，指无工作单位的大学生、失业人员或农村劳动力。

各特征统计项数据见表1。

从总体来看，男女学习者人数分别为49.6%和50.4%，两者几乎平衡；大专以下学历人群占较大比重，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仅占8.9%；在职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相当大的比重（分别为57.3%和40%），而在校大学生和失业人员所占比重较小（分别为1.7%和1.0%）；约89.1%的学习者年龄段集中分布在20岁至50岁之间；从总体来看，本市户口人员占培训人员总数的92.1%；来自于中小企业的在职人员和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在校大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比重较大（分别占32.6%和42.7%），而来自于国资系统和商务系统的在职人员占比重较小（分别占2.4%和16.3%）；培训人员共覆盖9个民族，汉族人员占绝大多数。

2.工种数据总体情况

选择学习各行业的人数和比例统计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从行业选择来看，学习者人数较多的工种行业包括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也占据一定比例，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人数仅占4.4%。

3.等级数据总体情况

学习者职业资格等级晋升分布情况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晋升初级和高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分别占53.8%和43.4%，x升中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仅占较少部分。

（二）工种及等级内部分布情况

为了解各工种及等级人群分布规律，我们分别对各工种和等级的人群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1.各工种内部人员分布情况

性别分布情况：由于职业特殊性，个别工种（保育员、茶艺师、服装制作工）女性学习者占多数外，其他工种内部男女学习者之间的数量差异几乎可以忽略；学历分布情况：不同工种内学历分布差异较明显，茶艺师、计算机软件产品检验员和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三个工种的学习者学历普遍较高，大部分人都在大专以上学历，其余工种的学习者学历普遍集中在中专及以下；人员分类情况：不同工种间各类别人群分布差异性较明显，每个工种基本上集中覆盖2―3个类别人群，其中养老护理员以及农、林、牧、渔业的三个工种和制造业（机械）的两个工种集中分布在农村劳动力这一人群中，其他工种基本集中分布在在职人员中；年龄段分布情况：各工种人员年龄分布情况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户口性质分布情况：各工种人员户口性质分布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本市户口人员占大多数；行业分布情况：除茶艺师外，其余各工种内部人员基本集中在一个行业，分布十分集中；民族分布情况：民族分布情况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

2.各等级内部人员分布情况分析

性别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男女学习者基本持平，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学历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学习者学历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中专和初中学历人群中，初级和高级在各个学历层次均有人群分布；人员类别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类别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本市在职农村人员这一人群中，初级人员主要分布在农村劳动力中，而高级人员主要分布在各类在职人员中；年龄段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年龄段分布差异不大，不同等级在不同年龄段均有分布；户口性质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户口性质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本市农村户口人员中，初级人员和高级人员主要分布在本市农村户口人员中，但本市城镇户口人员也占据一定比重；行业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所属行业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中小企业中，初级人员主要分布在无工作单位人群中（在校大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高级人员主要分布在中小企业中，但来自商务系统的人员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民族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民族分布情况同总体情况基本吻合，汉族人员占据绝大多数。

（三）学习者特征与学习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学习者各特征间以及学习者特征与工种、晋升等级需求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学习者各特征间及其与学习需求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发现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以及与学习需求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

一般认为，相关系数低于0.3为弱相关，相关系数在0.3和0.8之间为中度相关，相关系数大于0.8则为高度相关。由下页表4可知，两两之间存在显著中度或高度相关的学习者特征有：学历与人员类别、学历与年龄、人员类别与户口性质、人员类别与所属行业。与学习者对于所学工种和晋升等级需求存在显著中度或高度相关的学习者特征是人员类别和所属行业。

三、研究结论

根据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我们在以下方面得出初步研究结论：

从工种选择上来看，与民生相关的行业，如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或者新兴技术产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成为当前职业技能培训的热点。

从晋升等级上来看，晋升初级和高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数量基本持平，而晋升中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数量相对较少。“福利计划”要求晋升中级和高级的学习者需要在其原等级的从业职业年限达到一定要求，晋升等级越高则要求相关从业年限越长，而晋升初级无此项要求。这一现象反映出学习者中无相关从业年限的人数和具有较长相关从业年限的人数较多，而具有一定相关从业年限并符合中级晋升要求的学习者人数较少，学习者相关从业年限呈现两极分化现象。

学历、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四个因素对非学历技能培训学习者的需求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非学历技能培训学习者中低学历人群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且不同工种和等级间学习者学历分布差异较明显；在职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在校大学生和失业人员占比较小，且不同工种和等级间各类别人群分布差异性较明显；本市户口人群占绝大多数；所属行业来自于中小企业的在职人员和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在校大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比重较大，而来自于国资系统和商务系统的在职人员占比重较小且各工种和等级内部人员基本集中在一个行业，分布十分集中。性别、年龄和民族因素对于学习者学习需求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对学习者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的各特征之间相互影响，如学习者人员类别与其学历、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人员类别和所属行业是影响学习者需求的关键因素。

四、对策建议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结合天津市职业技能培训现状，从以下方面提出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的对策。

（一）根据学习者特征建立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的培训机制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学习者自身背景性特征会对其培训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培训前应做好培训需求调研，关注学习者自身特征对其需求产生的不同影响，根据学习者学历层次、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的不同，建立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的培训机制，做好培训的顶层设计，结合学习者的行业分布、职业特长和类别制定差异化的培训对策，以期将培训效果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高校在职业技能培训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职业技能培训中在校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学校在职业技能培训中无用武之地。 应扩大职业技能培训在高校学生中的覆盖面，吸收更多高校学生参与培训，为他们顺利转变为职业人做好准备。此外，在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资源的建设方面，充分吸收职业院校教师加入培训教师队伍， 充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的作用。

（三）e极关注弱势群体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

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残疾人和进城务工人员应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在这几类人群中的宣传力度，重点关注他们的特殊需求，面向这几类人群开设适合他们的工种和等级，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以期通过培训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水平，促进新型农民工的顺利转型。

（四）建构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评价体系

最终的职业资格认证和鉴定是职业技能培训的最终环节和关键环节。为确保资格认证和鉴定的顺利进行，应做好培训评价与评估，开通培训质量监督与意见反馈通道，做好学习者追踪服务与调查，根据意见反馈及时调整培训计划，以期将培训效果最优化。

（五）加大民生类行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培训力度和范围

从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民生类行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最受学习者青睐，因此，应加大这两类行业的培训力度和范围，加强这两类行业的师资力量、培训场地和设施、支持服务力量，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的培训支持，满足其培训需求。

（六）根据学习者从业年限把握其职业资格等级晋升的时机

学习者相关从业年限呈现两极分化现象，这就要求培训组织者根据各类工种学习者从业年限的规律把握其职业资格等级晋升的合适时机，提供适合其从业年限的职业资格等级晋升机会。

参考文献：

[1]夏怡然.农民工的在职培训需求及其异质性[J].世界经济文汇，2015（2）：58-72.

[2]姚金蕾，闫志利.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研究与实践的国际比较[J].继续教育研究，2014（1）：24-27.

[3]朱琳.长春市外来务工青年参加职业培训需求的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3.

[4]杨晶，邵林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4（4）：61-66.

[5]丁煜，徐延辉，李金星.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1（3）：29-36.

[6]杨晓军，陈浩.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46-53.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ers'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Needs in Non-academic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LIU Li-na， YANG Shun-qi

（Tianjin Open University， Tianjin 300191， China）

第4篇

关键词：词汇认知能力；认知语境；综合语言能力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5795(2012)01-0068-0005

语言中的词汇部分一直是语言哲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关注的焦点，词汇的重要性也一直是外语界的共识。20世纪后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词汇及其组合所涉及的语用信息，或因语境制约产生的非语义信息受到重视，词汇使用的交际属性、语用特征、认知能力在词典中的词汇释义和举例中得到一定体现(Hatim &Mason，2000:254-265；Coffey，2006；Wray，2002)，逐渐重视词汇使用的语境因素，呈现语用信息(Gutt，2004；Nida，1993；Croft，2004；Blutner，2002)。近年来，研究人员从心理学和认知学的角度涉猎词汇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学习者的心理词库上，从语音、句法、语义等多重角度试图弄清语言学习者的大脑如何识别、储存、组织、提取和认知单词(Wilson，2003)。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结论，并为二语词汇教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国内学者对词汇的认知问题做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比如冉永平(2005;343-350；2008:32-38)，陈新仁(2005:5-9)、董成如(2007:231-238)、曾衍桃(2006:73-79)等学者从语用充实、语境依赖、阻遏等角度介绍并论述词汇的认知语用现象，显然，把词汇理解的过程作为一个认知语用的过程进行研究已经形成共识。

有关词汇认知的现有研究开始注意到了词汇的认知语用现象，也发现了词汇的认知过程是通过千变万化的动态语境因素实现的(江晓红、何自然，2010:411-417)。认知语境的静态与动态功能对词汇意义的解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许葵花(2010:3-8)从有声思维的研究视角解读认知语境的语义阐释功能。但我们认为这些研究还没有从根本上了解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词汇认知语用能力的现状，通过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词汇语用能力调查，有助于较为全面地了解他们的词汇语用认知能力。因此，本研究将综合考虑认知语境、语言水平、认知加工的努力程度以及词义表征和提取等四个影响词汇意义认知的核心要素，并据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①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认知语境中词汇认知能力与其综合语言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有何差异?②不同语言能力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词汇认知过程中词义映现和提取有何差异并呈现出什么特点?

1　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受试是3所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研究数据以及研究结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效性。受试对象共有300名(每所学校100名)，平均年龄为21岁，学习英语的时间为8～10年，所有受试者都参加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我们对受试者成绩的收集分两部分展开：一是鉴于英语专四试卷由国家统一命题，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将该成绩认定为受试者的综合能力成绩，并以此区分两个不同水平的测试组，80分以上的学生代表高水平组，70～60分的学生为低水平组，为了能更清晰地区分出语言能力水平的高低，我们将中段过渡水平的学生(70分～80分之间分数段的学生，占到受试对象的绝大多数，共计206人)排除在外；此外，我们设计了词汇认知能力测试卷，并将该考试成绩作为受试者在认知语境中词汇认知能力的成绩。

1.2研究材料

1.2.1

语境中词汇认知能力测试

本研究采用句子语境和篇章语境下的研究范式。采用测试卷的形式，共有四大题型。第一、二、三部分均为选择题，分别测试具体句子语境层面学习者的词汇意义的认知能力，多义词词义的细微差别，以及根据篇章层面推测词汇在文中的动态意义，该部分题型是由一个句子语境加上四个选项组成的多项选择题，总共有80题；第四部分为主观题，要求测试者根据句子语境及篇章语境写出具体的词汇意义，该部分题型是由句子及篇章层面的语境加上文中的带有下划线的词汇构成，总共有20题，受试者需要借助认知语境写出这些下划线词汇的意义(如表1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所选词汇均为专业四级大纲范围内的基础词汇，受试者对其基本义较为熟悉。本测试安排在课堂上，时间为90分钟，这样安排是考虑到：①课堂任务容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能够真实反映学习者的词汇认知能力；②时间足够长，长到可以让受试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词义的选择和推理。

1.2.2语境中词汇认知过程描述

词汇认知过程中的词义再现和提取需要借助认知语境。本研究中所选词汇都有一词多义现象，根据Heine(1997:8-9)，一词多义是指某一个词形有着两个及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词义。由此及彼的多义现象的认知，通过客观题或者简单判断的方式考查学生的词汇认知能力，往往忽略了词汇意义获得的过程研究。根据Heine的界定，本研究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中选取20个多义词(在5个篇章中)来考察受试者词汇意义获得的过程。在测试前，我们给受试者进行了适当的引导，如：在篇章语境中的词汇pick up一词(…As they picked up their way across the red furrowsand down the hill t0 the fiver bottom in the deepeningdusk，Brent yelled to his brother：“Look，Stu!Don't itseem like to you that Scarlett would have asked us to sup-per?”…)，要求受试者写出意义获取的基本过程，picked up有“学会”、“接(人)”、“付款”、“收拾，整理”等意思，这里是一条道路，根据上文，他们一直在走路，这里应该可以理解为“继续(走路)”的意思。根据自由联想产生的典型意义加上根据语境产生的语境意义，我们对受试者的意义产生过程进行频率计算。该部分测试设定为90分钟，此项任务要求学生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要求受试给出该词汇的典型意义，然后要求他们对相应词汇意义推理的过程作简要描述，最后是给出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这一过程要求学生用中文描述(见表2)。

1.3数据收集和分析

数据的收集于2011年5月完成，除去其中15份

无效测试卷后，我们对其中285名学生取得的有效成绩进行了分析。我们利用SPSS13.0对测试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对“综合语言能力”和“词汇认知能力”两个变量及相关系数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对两组受试者在词汇认知过程中的词义映现和提取进行了统计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主要包括两个测试(词汇认知能力和综合语言能力)的均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以确定实验结果是否呈现正态分布。结果见表3。

词汇认知能力和综合语言能力测试的均值分别是63.87和76.36，说明在这两项测试中，受试者的词汇认知能力明显弱于综合语言能力。这说明受试在动态语境中对词汇的认知能力明显弱于综合语言能力，可能的原因是受试在词汇认知过程中付出的认知加工努力更大，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更丰富，所涉及的知识面更广。此外，两项测试中的全距为36和45，说明这两项测试中受试的水平差异较大，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受试词汇认知能力的薄弱性。从两项测试的偏度和峰度分布来看，也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完全呈现正态分布。

2.2相关分析

从表4的相关系数来看，词汇认知能力测试成绩与综合语言能力成绩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1，因变量完全随自变量的变动而变动，存在着严格的依存关系，即学生的词汇语用能力与综合语言能力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这一较高的相关性说明了语言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词汇认知能力的提升。那么，造成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我们对英语学习者在词汇认知过程中词义映现和提取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2.3词义映现和提取过程

首先，观察受试者词汇意义产出的过程(见表5及图1)。

通过两组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组受试者基本上能够准确产生测试词汇的典型意义。在词汇意义的认知过程中，高水平组受试者词汇意义的产出数量略高于低水平组的受试者，但差别不是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高水平组还是低水平组，基于语境的意义产出数量都低于典型意义的产出量，而且两组受试从典型意义的理解到推理过程的步骤及语境意义的产生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减趋势。

这说明词汇意义的获得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综合的过程，正如王寅(2011:20)所说：词汇意义的捕捉需要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篇章语境中，受试者词汇意义的获取过程越来越收到各种认知语境的干扰，这也说明了在篇章语境中如何消除歧义，提取和映现正确的意义，甚至是如何从认知语境中构建新的意义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基于以上结果，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两组受试在词汇意义的提取和映现过程中都呈现“趋弱”现象?这就涉及词义范围、词义褒贬、词义转移、词义语法化等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另外，学习者词汇意义的构建有哪些限制性因素呢?

Nunber(1996:109-130)认为词汇意义的决定，语用因素是必要的，有一些词汇意义的提取和映现不能从语言语境中获取，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词汇意义的认知转移。比如：“公交车”取代“公交车司机”(如：The buses are on strike)，按照张绍全(2009:23-27)的解释，词只有一个基本的指称，即基本意义，其余的意义可在认知语境中得到解释和理解。这里所说的“认知语境”指的是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当一个词的意义概括化时(如词典义)，具体的意义成为该抽象意义的语用具体化。然而，词汇意义的义项有时候从几乎相同到完全不同，如crawl往往表示“爬行，匍匐前进，缓慢移动，卑躬屈膝，拍马屁”等义项。如果学习者只记住“爬行”这一典型义项，那么在这一语境中“A reporter's job can involve crawling to objectionablepeople”时就显得束手无策。这个时候往往需要通过词汇表征、激活有联系的各种语义网络等认知手段来获取意义。所以，词汇意义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复杂性涉及认知语用的多重手段。具体到外语教学，为了使学习者更好地习得词汇，外语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构建多义词的语义网络。从学科上来看，认知语言学与词汇语用学及心理语言学等多学科相互借鉴，为词汇的多义性提供更为科学的理据。

认知语境作为人脑受语句刺激后呈现的类似于神经网络的涟漪波及现象，在多义词义的辨别中呈现静态和动态的双重功能(许葵花，2010:3)。显然，认知语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客观语境，更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动态的主观认识。在江晓红、何自然(2010:416)看来，语境并不是双方事先确定的、固有的某些知识，而是一个变量，是不断变化、不断创设的。在词汇意义的构建中，我们需要从显性的语言表达中运用认知语境来推断、提取、构建词汇的“隐形”意义。在外语教学中，我们有必要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对词汇的教学需要坚持以认知语境为依据并结合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多学科的认知语用解读。

3　结语

第5篇

关键词：血液透析；高磷血症；生大黄颗粒；药用炭；碳酸钙

随着透析技术的发展，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生存时间不断延长，这也导致了相关并发症的高发病率。高磷血症是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重要并发症之一，由于血液透析自身的局限（8～12h/w），无法持续清除血磷，持续的高磷血症也是血透患者心脑血管疾病和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钙磷代谢紊乱以及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均可以导致肾性骨营养不良的发生。因此如何控制血透患者的血磷水平，纠正矿物质和骨代谢异常，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成为肾脏科医生研究的热点。

高磷血症的控制主要有限磷饮食、给予磷结合剂、促进磷排泄等方法。强调饮食中磷的限制，通常会引起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导致营养不良，从而增高患者的死亡率[1]。目前常用的磷结合剂分为三大类，均有其明显缺陷：一类为含铝的磷结合剂，长期服用易致中枢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的损害，现已淘汰；第二类为含钙的磷结合剂，但其长期服用易致高钙血症，有增加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率。第三类为非铝非钙结合剂，是目前国外主流的磷结合剂，但针对该类磷结合剂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比含钙制剂改善了患者的存活率，也没有发现其可以延缓血管钙化[2]，而且其价格较昂贵，还没有在我国广泛使用。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需要寻找一种价格便宜且有效的磷结合剂，所以设计了本研究，在常规血液透析并发高磷血症的患者，联合使用生大黄颗粒和活性炭，以求较好地控制血磷，减少不良反应，为临床提供一种有效的、安全的、低廉的治疗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1年04月～2012年12月我科常规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脏病患者40例，其中男24例，女16例。

1.2 纳入标准 ①年龄21～75岁；②稳定血液透析半年以上，并且近3个月透析方案、透析液钙浓度不变；③饮食相对稳定；④未使用含钙或其他的磷结合剂至少3个月；⑤血清磷>1.78mmol/L；血钙2.12～2.75mmol/L，并稳定至少3个月；⑥顺应性好，知情同意。

1.3 排除标准 ①有严重心脑血管并发症；②有严重肺部疾病、肿瘤等；③近3个月内有手术史及感染；④营养不良；⑤有严重的慢性腹泻或便秘；⑥透析不充分。

1.4中止试验标准 ①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如严重便秘或腹泻等；②期间出现其他疾病需住院治疗，如心脑血管疾病、严重感染；③患者自动退出。

1.5方法 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20例。所有患者保持研究前的饮食、透析方案不变。治疗组给予药用炭片0.9g（河北长天药业有限公司）3次/d，餐时服用，同时予生大黄颗粒3g（江阴天江药业）水冲服，1包/d，若出现腹泻或便秘可适当调整生大黄的剂量。对照组给予碳酸钙D3600mg（惠氏制药），1次/d，餐时服用。共观察2个月。

1.6观察指标 患者的一般指标，包括性别、年龄、透析龄。疗效指标，包括治疗前、治疗第1个月末和第2个月末透析前静脉采血，测定血磷、血钙、尿素氮、血肌酐、血红蛋白、铁蛋白、全段甲状旁腺激素、钙磷乘积。

1.7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用t检验对各项指标的差异作显著性检验，P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透析龄、BMI方面情况见表1。

注：两组间各项指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疗效指标比较 两组血磷、血钙、全段甲状旁腺激素、钙磷乘积的变化见表2。

组内比较：治疗组：治疗前与治疗1个月后，血磷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生大黄颗粒联合药用炭对血钙影响不大。2个月后较1个月后血磷虽有所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前与治疗1个月后，血磷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

组间比较：两组在治疗前所有指标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个月及2个月后，两组血磷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两种治疗方法皆有效，且疗效相当。但组间血钙比较，治疗1个月及2个月分别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

2.3副作用 治疗组共有2例发生腹泻，1例发生便秘，经调整生大黄颗粒的剂量后皆得到缓解，无患者因副作用而退出本研究。

3 讨论

磷主要经胃肠道吸收进入人体，并由肾脏排出体外。引起高磷血症的主要原因有①饮食中磷的摄入量过高；②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残存的肾小球不足以清除每日饮食中所吸收的磷[3]；③细胞内的磷释放入血速度缓慢，不管是高通量还是低通量透析膜皆不足以清除机体内的磷[4]；④活性维生素D的使用可使肠道对磷的吸收率增加[5]。高磷血症可抑制肾脏1α-羟化酶的活性，使活性维生素D生成减少，进一步刺激iPTH的分泌，导致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发生，钙磷紊乱进一步加重[6]。大量研究表明，慢性肾脏病患者长期的钙磷代谢紊乱可引发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矿物质和骨代谢异常，引起转移性钙化，包括肺、心脏和血管等，这些病理生理改变不仅使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而且与死亡率密切相关。血磷每升高1mg/dl，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就增加35%，发生死亡和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增加28%[7]。

药用炭在慢性肾衰竭患者中的应用已有10余年的历史，大量研究均报道其可改善毒素蓄积症状，一定程度上可延缓肾衰的发展进程[8～10]，且其除了有胃肠道副作用外（恶心、便秘、腹胀等），无其他明显不良反应，如过敏反应、肝脏及血液系统损伤等。药用炭为多孔物质，具有极大的表面积，达到了1000～1400/g，吸附能力强。一方面药用炭能吸附胃肠道中未被吸收的食物中的磷，另一方面能使血液与胃肠道间的磷等毒素形成浓度梯度，使血液中的磷进入胃肠道，从而达到吸附血液中磷的作用[11]，故要求随三餐同服。

本研究使用的大黄制剂系生大黄颗粒，大黄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药材，具有泻热通肠，逐瘀通经，凉血解毒等作用，亦常用于慢性肾衰竭的治疗[12～14]。《神农本草经》："大黄可荡调胃肠，攻下泻火，清热解毒，推陈致新，安和五脏"，说明大黄可荡调胃肠之实热积滞，通过打通排毒管道，使管道通畅将毒素排出体外，并能增强机体的新陈代谢，使气血流畅，五脏功能活动正常。现代研究表明，大黄含有许多活性分子，如大黄素、大黄醇、大黄酚，具有抗菌消炎、利尿作用[15]，大黄还能增强肠蠕动，泻下通便，抑制肠道内毒素的吸收，维护胃肠屏障功能[16]。本研究采用生大黄主要取其增强肠蠕动、泻下通便、抑制毒素吸收的功效，联合药用炭使用，又可以防治药用炭易致便秘的副作用，二者相辅相成。

我们在观察治疗组血磷明显下降的同时，血钙、血红蛋白、尿素氮、血肌酐、铁蛋白无明显变化，说明生大黄颗粒联合药用炭对患者的营养吸收无不良影响。

综上，大黄制剂加活性炭可有效减轻血透患者的高磷血症，且没有升高血钙的副作用，疗效及安全性皆值得肯定，对临床治疗与药物新用途的开发具有积极意义，并可获得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本次研究样本量小，且观察时间短，不能反应长期疗效，有待进一步随访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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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关键词】 氯沙坦；左旋氨氯地平；老年；高血压；高尿酸血症

高血压人群中约有25%～30%的患者合并有高尿酸血症， 而高尿酸是心血管疾病恶化及死亡率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在降压治疗过程中， 能有效降低血压而且能降低血尿酸的药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已有研究表明氯沙坦具有该作用， 但是针对高血压合并高尿酸的老年患者的研究还很少， 本研究采用氯沙坦与左旋氨氯地平治疗老年高血压合并高尿酸患者， 比较其降压及降尿酸的作用，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07～2011年心血管内科住院的老年原发性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者40例。高血压诊断标准按照1999年WHO的高血压指南， 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 选取血压分级1～2级者；高尿酸血症诊断标准：≥420 μmol/L；入选患者年龄62～77岁。

1. 2 方法 入选患者随机分为氯沙坦组和左旋氨氯地平组， 两组治疗期间坚持戒烟限酒、低盐、低嘌呤饮食， 每周监测血压， 根据血压调整药物剂量， 4周后复测血尿酸水平。

1. 3 血压疗效标准 采取我国1979年全国修订的标准， 显效：①舒张压下降10 mmHg或以上， 达到正常范围；②舒张压虽未降至正常， 但已降低20 mmHg或以上。有效：①舒张压下降不到10 mmHg，但是已经达到正常值 ；②舒张压下降10～19 mmHg， 但未达正常值；③收缩压下降30 mmHg以上。无效：未达上述标准。总有效率：显效与有效总和。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0.0软件包处理。所有计量数据， 观察指标均以x-±s表示， 组间以及各组治疗前后均采用t检验， 以P

2 结果

2. 1 临床资料 共有40例患者完成研究， 氯沙坦与左旋氨氯地平组各20例， 年龄分别为（66.7±7.2）、（67.3±6.8）岁；男性分别为72.4%和70.7%。两组间年龄、性别比、治疗前血压血尿酸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 2 两组治疗前后血压、尿酸的变化 两组治疗后血压均明显下降（P0.05）， 见表1。氯沙坦组尿酸明显下降，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4， P0.05）， 两组治疗后尿酸比较， 差异有显著意义（t= 3.31 ， P

3 讨论

尿酸是通过黄嘌呤脱氢酶或黄嘌呤氧化酶降解嘌呤形成， 约2/3以游离尿酸盐形式经肾脏排出， 1/3由肠道排出；血中尿酸99%以上可以通过肾小球， 但滤过的尿酸几乎全部被肾小管重吸收， 肾小管也主动分泌尿酸， 其中约40%～44%被重吸收， 因此最后从尿排出的尿酸仅为肾小球滤过量的6%～12%左右[1]。老年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尿酸血症的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可能的原因是①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 高胰岛素血症影响尿钠排泄， 尿钠排泄减少的同时， 肾脏尿酸排泌减少， 血尿酸升高；②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已出现肾脏微血管病变致肾脏缺血， 血流量下降， 血尿酸升高；③老年高血压病以及其并发症使体内氧化性表达增加， 尿酸是机体内内源性水溶性抗氧化剂之一， 为保护机体免受氧自由基损害， 血尿酸升高[2]。血尿酸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密切相关， 高血压伴发高尿酸的发生率高于血压正常者， 且血尿酸水平与收缩压、舒张压均呈正相关[3， 4]。高血压合并高尿酸的患者由于高血压和高尿酸双重因素造成肾脏损害， 可出现间歇性蛋白尿、尿素氮升高， 因此， 临床上很需要能够具有解除这双重危险因素的药物。

本研究结果表明氯沙坦与左旋氨氯地平治疗老年原发性高血压1～2级患者都是安全有效的， 其降压作用相当， 但氯沙坦还具有降低血尿酸作用， 氯沙坦独特的作用可能与其作用于肾小管抑制尿酸重吸收相关。氯沙坦是通过代谢的活性产物E-3174拮抗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中血管紧张素II受体而降压；但是， 其降尿酸作用与其降压作用无关， 氯沙坦母体抑制肾脏近曲小管对尿酸的重吸收， 促进尿酸排出， 降低血尿酸， 这个作用不依赖于与血管紧张素II受体的结合。氯沙坦降尿酸的作用是其独有， 与其代谢活性产物E-3174无关， 目前报道未见其他ARB无此作用， 且本实验结果显示左旋氨氯地平亦无此作用， 因此， 氯沙坦在治疗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时有突出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Alderman MH. Uric acid and cardiovascular risk[J]. Cuur Opin Pharmacol，2002，12：126～129.

[2] 闫卫利， 曲荣美， 董辉. 血清尿酸水平与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脑梗死有关.临床检验杂志， 2002，20（4）：217～218.

第7篇

【关键词】 冠心舒通胶囊；冠心病；脂蛋白异常血症

冠心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同时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病、脂蛋白异常血症、糖尿病的患者亦不在少数， 寻找合适的药物能够有效治疗冠心病及改善相关合并疾病一直是医务工作者探究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治疗冠心病合并脂蛋白异常血症，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 [1]。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011年8月～2013年8月门诊及住院患者共计80例， 入院患者均符合国际心脏病协会及世界卫生组织对冠心病及脂蛋白异常血症的诊断标准。其中男52例， 女28例， 年龄（64.31±6.30）岁、依据随机表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 治疗组40例， 男25例， 女15例；年龄60～78岁，平均（63.40±5.24）岁；病程2个月～25年。对照组40例， 其中男27例， 女13例；年龄58～77岁， 平均（65.25±5.40）岁；病程3个月～24年。经统计两组年龄、性别、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 2 排除标准 严重肝、肾功能不良者；患有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脑出血， 急性脑梗死等严重威胁生命疾病的患者；年龄80岁的患者；严重过敏体质以及任何原因造成不能服用冠心舒通胶囊的患者。

1. 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年均给予西医常规药物治疗， 根据病情选用包括硝酸酯制剂， β受体阻滞剂、他汀类制剂， CCB、ARB类制剂， 抗血小板聚集药物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冠心舒通胶囊， 0.9g， t.i.d口服（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0055）。

1. 4 疗效评定 疗效评定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指导原则》制定[2]。心电图评定参照《心电图学》拟定心电图疗效标准：显效：静息心电图恢复正常；改善：静息心电图缺血性ST段下降治疗后回升1.5 mm以上， 但仍不正常；或主要导联倒置T波浅达50%以上， 或T波由平坦转为直立；无改变：静息心电图与治疗前基本相同；加重：静息心电图ST段较治疗前下降≥0.5 mm， 主要导联T波加深≥50%或直立T波变平坦， 或平坦变倒置。

1. 5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有序分类资料用秩和检验和Ridit分析。

2 结果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疗效的比较[n（%）， %]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14（35.0） 20（50.0） 06（15.0） 85.0

对照组 40 13（32.5） 12（30.0） 15（37.5） 62.5

注：两组总有效率比较P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积分疗效的比较[n（%）， %]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17（42.5） 18（45.0） 05（12.5） 87.5

对照组 40 16（40.0） 09（22.5） 15（37.5） 62.5

注：两组总有效率比较P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电图疗效的比较[n（%）， %]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12（30.0） 22（55.0） 16（40.0） 85.0

对照组 40 08（20.0） 20（50.0） 12（30.0） 70.0

注：两组组间总有效率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情况的比较（ x-±s）

组别 TC

（mmol/L） TG

（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治疗组 治疗前 6.11±1.35 2.90±1.55 1.10±0.52 4.40±1.52

治疗后 4.31±1.02a、b 1.83±1.43a 1.52±0.25a 2.89±0.05a、b

对照组 治疗前 6.07±1.45 2.98±1.45 1.14±0.34 4.57±1.36

治疗后 4.64±1.22 2.17±1.49 1.28±0.30 3.30±0.1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aP0.05

两组患者均无不良反应出现。

3 讨论

中医典籍中虽然没有“冠心病”的明确病名， 但是早在《内经》中就有“心痛“、“真心痛”、“厥心痛”的论述。期间的描述与今之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相似。多数医家认为， 本病的病机为本虚标实。

冠心舒通胶囊中含有广枣、丹参、丁香、冰片、天竺黄等药物， 广枣补气安神、丹参活血化瘀、丁香温中助阳、冰片行气止痛、天竺黄清热化痰， 药物合用具有活血化瘀， 通经活络， 行气止痛的功效， 有效缓解冠心病心绞痛症状。

冠心病的发生于发展离不开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脂蛋白异常血症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不少的冠心病患者都合并有脂蛋白异常血症， 选择一种既能够改善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症状又能够降脂治疗脂蛋白异常血症的药物一直是大家探究的问题， 西药多有针对性， 对靶点的选择性强， 但也缺少了共同作用的疗效[3]。中药冠心舒通胶囊解决了这个问题， 多靶点改善冠心病患者症状。起到了一药多用的作用。但是本研究样本量小， 无合作单位， 希望能够完成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期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朱春频. 他汀类药物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的效果分析. 中西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2012， 10（2）：144-145.

第8篇

【摘要】 目的 研究高脂血症治疗的药物相关基因CYP2C9*3、甲硫氨酸合成酶(MSA2756G)在宁夏回族高脂血症患者中的分布及其与高脂血症的关系。方法 通过扩增引进限制性酶切位点(ACRS)和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技术对高脂血症患者进行基因型分析。结果 180名宁夏回族高脂血症患者中，CYP2C9*3等位基因频率为3.33%，突变频率男性(3.05%)高于女性(0.28%)，差异有显著性(P0.05);MSA2756G等位基因频率为15.83%，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0.25%)(P

【关键词】 高脂血症;CYP2C9;甲硫氨酸合成酶;多态性;宁夏回族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CYP2C9*3 and methionine synthetase (MSA2756G) genes related to drug therapy in hyperlipidemia patients of Ningxia region as well as its relation with hyperlipidemia.Methods Genotype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amplicationcreated restriction sites (ACRS)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 in hyperlipidemia patients.Results Among the 180 hyperlipidemia patients of Ningxia Hui population， the frequency of CYP2C9*3 alleles was 3.33% and mutation rate in men (3.0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women (0.28%) (P0.05). The frequency of MSA2756G (15.83%) allel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10.25%) (P

KEY WORDS: hyperlipidemia; CYP2C9; methionine synthase; polymorphism; Ningxia Hui population

高脂血症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合理的药物治疗能有效降低血脂，从而减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发生概率。他汀类药物是新一代最有效的调血脂药[1]。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数据显示，氟伐他汀是他汀类中毒事件发生最少的药物，其主要经肝脏细胞色素CYP2C9代谢清除，而基因突变可能会影响肝药酶的活性[2]。因此，CYP2C9基因多态性可能与高脂血症的发生有关。甲硫氨酸合成酶(MS)是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再甲基化代谢途径的关键酶，而Hcy使机体产生高脂血症，可导致代谢疾病的发生，造成动脉粥样硬化[3]。因此，MS基因多态性有可能是高脂血症的危险因子。本研究旨在探讨宁夏回族人群CYP2C9*3、MSA2756G基因多态性分布及其与高脂血症的发生有无关联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 2007年1月至10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的健康回族志愿者200例，其中，男性100例，女性100例，年龄在(46.22±9.25)岁之间，体重指数在(25.22±3.99)kg/m2之间;高脂血症患者180例，其中，男性92例，女性88例，年龄在(45.06±8.96)岁之间，体重指数为(24.99±3.06)kg/m2之间，无其他内分泌疾病。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为：空腹血清中总胆固醇(TC)≥5.72mmol/L，甘油三酯(TG)

≥1.70mmol/L，受试者了解试验过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DNA样品的制备 抽取每位受试者静脉血3mL，采用北京赛百盛生物公司的硅胶膜基因组提取试剂盒提取基因组DNA。

1.3 基因型的检测 采用扩增引进限制性酶切位点(ACRS)和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技术检测CYP2C9*3和MSA2756G的多态性分布;直接测序法验证基因型检测方法的可靠性。①CYP2C9*3引物[4]序列：上游5′TGCAC

GAGGTCCAGAGGTAC3′，下游5′AAACATGGAGTTGCAGTGTAG3′，扩增产物为131bp，扩增循环参数：反应体系25μL，94℃预变性5min，94℃变性50s，60℃退火60s，72℃延伸1min，35个循环，最后72℃再延伸5min，PCR扩增产物用5u限制性内切酶KpnⅠ在37℃消化过夜，40g/L琼脂糖凝胶电泳确定基因型。基因型的判定方法：如酶切图谱显示为131bp一条带，则为CYP2C9*1*1野生型，如为131bp、110bp的条带(21bp的条带在40g/L的琼脂糖凝胶上不能被辨认)，则为CYP2C9*1*3突变型杂合子，如仅显示110bp条带(21bp的条带在40g/L的琼脂糖凝胶上不能被辨认，仅见110bp的条带)，则为CYP2C9*3*3突变型纯合子。②MSA2756G引物[5]序列：上游5′CATGGAAGAA

TATGAAGATATTAGAC3′、下游引物：5′GAACTAGAAGACAGAAATTCTCTA3′，扩增产物为189bp，扩增循环参数：反应体系25μL，94℃预变性5min，94℃变性50s，56℃退火50s，72℃延伸45s，35个循环，最后72℃再延伸7min，PCR扩增产物用10u限制性内切酶HaeⅢ在37℃消化过夜，40g/L琼脂糖凝胶电泳确定基因型。基因型的判定方法：如酶切图显示为189bp一条带，则为AA野生型，如为189bp、159bp的条带(30bp的条带在40g/L的琼脂糖凝胶上不能被辨认)，则为AG突变型杂合子，如仅见159bp条带(30bp的条带在40g/L的琼脂糖凝胶上不能被辨认，仅见159bp的条带)，则为GG突变型纯合子。

1.4 统计学处理 计数各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分析，以χ2检验检测高脂血症患者与正常人群及男女性别之间的各等位基因频率的差异，高脂血症患者与正常人群年龄、体重间的比较采用t检验，以P

2 结 果

2.1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分布 本研究所筛选符合条件的高脂血症患者180例和正常对照组200例在性别、体重、年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表1);凝胶电泳图和测序图见图1、2，CYP2C9*3、MSA2756G等位基因的分布频率在高脂血症组分别为3.33%、15.83%(表2)。第5个碱基处有A、G重峰，碱基A比突变碱基G峰的信号强而显示绿色碱基A(图2C);被圈的碱基G，表示上游引物中引入错配碱基G成功(图2D、图2E)，而倒数第二个碱基显示为A，碱基A比突变碱基C峰的信号要强，而显示绿色碱基A。　表1 宁夏回族高脂血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基本情况的比较

2.2 各基因型与高脂血症的关系 在高脂血症患者组，CYP2C9*3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显示男性显著高于女性(3.05% vs. 0.28%)(P

间无显著性差异(3.33% vs. 3.00%)(P>0.05)，CYP2C9*3与高脂血症无显著相关性;高脂血症患者组的MSA2756G等位基因分布频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5.83% vs. 10.25%)(P0.05)。

3 讨 论

CYP2C9是CYP2亚族中含量最丰富的酶，也是人类第一个得到结晶和分析反应底物的CYP[6]，它能代谢多种抗糖尿病药、抗生素、抗高脂血症、抗高血压药[78]。因此，CYP2C9基因多态性可能与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MSA2756G位点的遗传性缺陷可导致Hcy再甲基化受阻，引起血Hcy水平升高，而升高的Hcy和低密度脂蛋白结合，会造成胆固醇在细胞内堆积，最终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9]。因此，MSA2756G多态性可能与高脂血症的发生相关。

在CYP2C9的开放读码框中发现10多个基因多态性，其中CYP2C9*3与野生型比较，代谢活性发生明显的改变，CYP2C9*3杂合子个体可降低S华法令的口服清除率的60%，CYP2C9*3纯合子个体降低S华法令的口服清除率可达90%[10]，ZANDVLIET等[11]研究发现CYP2C9*3多态性导致氨苯磺胺类药的消除率下降。因此，基因突变可能造成了CYP2C9酶的结构与功能的改变，最终导致CYP2C9酶活性降低或者丧失。本研究观察了宁夏回族地区

高脂血症患者他汀类药物降脂治疗相关的基因多态性位点CYP2C9*3的分布及其与高脂血症的关系。结果显示，CYP2C9*3在高脂血症患者中的分布频率为3.33%，与健康人群的分布频率(3.00%)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是，在高脂血症患者中，男性

患高脂血症的几率远高于女性(3.05% vs. 0.28%)，差异显著(P

人MS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q42.3～43，编码了长度为1265个氨基酸的多肽链，目前已发现10余种突变，以A2756G最为常见，即A2756G突变导致天冬氨酸取代了甘氨酸残基，从而产生了一个HaeⅢ内切酶的位点。MS的主要生化功能是催化同型半胱氨酸再甲基化为甲硫氨酸。因此，它是Hcy代谢途径中的一个关键酶。本研究显示MSA2756G在高脂血症患者中的分布频率为15.83%，与健康对照组(10.25%)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综上所述，CYP2C9*3、MSA2756G基因多态性在宁夏回族地区的分布与文献报道的其他地区或种族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CYP2C9*3女性携带者患高脂血症的几率远低于男性，而MSA2756G等位基因可能是高脂血症的高风险因素。这为宁夏回族地区高脂血症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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