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30 10:17:2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概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旅游固定资产投资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旅游消费相同，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旅游消费对旅游经济的贡献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而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却一直隐藏在社会总投资中，导致其对地区的经济贡献难以剥离。国内外旅游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较少，关于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效应分析的定量研究就更为鲜见。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一方面，旅游业是海南省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陆地面积可谓是“寸土寸金”，因此，研究海南省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效应对于海南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拥有良好的生态旅游资源。为充分发挥海南的区位和资源优势，1999年海南成为中国第一个生态省份，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自2008年来，海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额逐年递增，2014年全年投资额达3039.46亿元，对地区经济增长一定带动作用。由此，以海南省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将旅游业固定资产从总固定资产中剥离，测算旅游投资对地区的经济贡献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将数学方法运用到旅游经济影响的分析评价中，覆盖面较广，而旅游投资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却很鲜见。
（一）旅游经济相关研究
张立生（2002）采用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对河南旅游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张娜（2012）对冰雪旅游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对冰雪旅游经济效应等概念予以界定，鉴于冰雪旅游的特殊性，创新性地构建了冰雪旅游经济效应评估体系。鄢慧丽（2012）对中国旅游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旅游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研究
黎洁（2008）首次以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为对象，研究其对江苏地区经济的贡献。王如东（2012）认为旅游特定产业中的旅游份额，直接影响旅游特定产业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实际贡献。张敏（2014）从庐山区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分析了庐山区旅游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给出建议。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对张家界市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调查，对如何提高旅游经济发展中的投资效能给出建议。
目前仅有上述4篇文章对旅游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研究，且现有文献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各省份投入产出表制作周期一般为5年，相关信息更新速度较慢，而城市缺乏编制投入产出表的条件，这直接限制了旅游投资对经济的定量研究；其二，由于旅游投资隐藏在社会总投资中，较难剥离，从而造成旅游固定资产投资概念及内容不够明晰。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和海南省情的基础上，立足于旅游业固定资产视角，利用投入产出法，探析海南省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经济的贡献程度。
三、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原理概述
所谓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是将投入产出表中最终产品的一部分纳入第Ⅰ象限，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数学模型。对于该模型，可导出Yn+1=（I-An+1）-1 Xn+1，（I-An+1）-1是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乘数，它一般用于考察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对社会总产品的贡献大小，其中单位最终产品可以是单位消费或投资。居民收入的增加，必然会刺激其对各生产部门的消费。因此，将第Ⅱ象限的居民消费列闭至第Ⅰ象限，建立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进而测算旅游投资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有一定的可行性。
四、海南省旅游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一）旅游特定产业的选取
旅游活动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方面，且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特点，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和2007年海南省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并参考了相关文献，本文确定了5个行业，即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二）相关系数测算
利用现有的2007年海南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投入产出表，将消费列移至第一象限，即可得到海南省投入产出的局部闭模型，进而测算出海南省旅游特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结果见表1第2列数值。
显然，旅游特定产业的消费者并不都是游客，如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不仅为旅游者提供服务，旅游特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也不都是由旅游消费引起的，因此，旅游特定产业中旅游部分所占比重，直接影响旅游特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实际贡献，笔者提供查阅相关文献，估算出海南省旅游特定产业中的旅游份额，见表1第3列数值。
四、将旅游特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经济的直接贡献率与旅游特
定产业的旅游供给比例相乘，即表1中第2列和第3列数值相乘，便得到旅游特定产业对地区经济的实际投资乘数，见表1第4列数值。
（三）海南省旅游特定产业对地区经济贡献的定量测算
通过查阅2012年海南省统计年鉴，笔者得到2007年海南省各旅游特定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乘以各自投资乘数，便得到各旅游特定产业的实际贡献值，再将各实际贡献值汇总相加，就得到旅游特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海南省生产总值的贡献额，详见表2。
由表2中数据可知，2007年旅游特定旅游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旅游份额对海南省GDP的实际贡献值为150.11亿元，约占当年海南省GDP的10%，说明旅游业对海南省经济发展贡献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旅游业在海南省各产业中的地位。
按投资乘数及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大小进行排序，两者所得结果一致，前三位分别是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住宿和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主要原因有：一是交通运输业多为政府投资，受政策影响较大；二是住宿、餐饮类行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三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具有较强的带动性。
五、海南省旅游特定产业发展的建议
随着“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海南省的旅游业有了飞速发展，知名度也在不断提升，成为国内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时，政府的扶持也为海南旅游业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各投资主体纷纷在此“落户”。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科学支撑，在投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低效或无效的开发现象，造成资本的闲置、浪费。为了使各旅游特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发挥最大效用，本文对海南省旅游特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贡献进行研究，并以研究结果为依据，提出以下对策
1.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的投资系数最高，即其单位投资对海南省经济贡献最大，这与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在旅游业中的重要地位有关，一方面，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且是全国唯一的海岛省份，岛外游客进出海岛可选择的交通工具较为有限，导致旅游消费中交通花费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在旅游活动六要素中，“行”是非弹性消费之一，外部交通的便利性、内部交通的通达性都会影响当地旅游业的发展，2015年12月30日，海南环岛高铁的开通正说明了交通对于海南的重要性。因此，当地政府应积极投资省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拉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使地处偏远地区的旅游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
2.远距离旅游在赴琼游客中占有较大比重，间接刺激了各大酒店纷纷投资“入驻”，尤其在三亚各知名海湾，国际著名品牌酒店应有尽有，可满足高消费人群的需求，但目前三亚市场定位仍不够明晰，低价位的旅游团在三亚随处可见，而且海南旅游的淡旺季也比较明显，这些都致使酒店房间的闲置率较高，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地政府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放缓住宿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步调，做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3.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刺激旅游消费、提高旅游收入的重要部分，尽管海南省在海口美兰机场和三亚凤凰机场开放了免税店，实施“离岛免税”政策；万宁也成立了奥特莱斯，但店内所售物品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地方特色都很难与世界接轨，总体而言，游客可选择的购物点及特色产品仍十分有限。因此，适当增加旅游购物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开发特色购物品，是海南省旅游业及相关部门需要关注的新内容。
六、结语
一、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的特点
与其他类别的档案相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以建设项目为单位立档，具有以下特点：1.涉及部门、单位多，人员广涉及部门主要可分为内部、外部两种。内部涉及档案部门、技改部门、基建部门、设备管理部门、仪器管理部门、物资管理部门、财务部门等。每一个内部部门在具体进行项目建设的时候势必会有对口相应的外部单位，如基建部门对口的勘察、设计单位以及施工方、监理方等，其中又会有总承包单位和多个分包单位；设备、仪器管理部门，物资管理部门等多个对口供货方；技改部门对口上级拨款单位等。人员分为专兼职档案人员、项目具体参与人员等。2.收集周期长一个项目建设周期往往以年为单位，个别项目持续时间长达数年甚至更久，项目档案的产生、收集周期也被拉长，为项目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带来很多实际操作的困难。3.内容多样，数量庞大从基本概念和实践经验来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的类型主要有基建档案、设备档案、仪器档案、综合管理类档案、家具及工器具档案等，每个类型的档案又分纸质、光盘等多种载体。只有全面、多样地收集档案，才能保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的方方面面都能保留下最可靠的档案文件材料和历史记忆。
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的特点可以看出其与其他档案的区别，这也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的难点所在，其涉及领域广、内容纷繁复杂。主要包括：基建档案涉及勘察、设计、建设总包、分包、监理等多个单位，各单位负责的档案专业性相对较强，但人员流动性大、管理制度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基建档案的质量，加大了后期整改的压力和难度；设备仪器购买时工作重点放在设备仪器实体到位，投入使用、具体操作等事项上，往往容易忽视相关文件材料的收集，导致各种资质证书、装箱单、检验记录、报关单等材料的缺失；技改部门为方便日常查找利用，将大量综合管理类文件留存滞归，导致综合管理类文件材料在项目档案验收前一段时间内集中突击归档，挤压了全面自检和整改的时间，使得档案人员工作较为紧张和被动。综合分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建设单位、部门、个人之间权责不清，导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工作进度滞后或执行情况混乱；2.与档案直接发生接触的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岗位变动大，导致工作中前后无法有序衔接、科学推进；3.较长的时间跨度、较大的档案数量带来较大的工作量，效率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
三、应对措施
为应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1.制度建设：清晰明确的制度保证项目档案管理工作有理有据地推进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先后就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颁布了相关规定，如《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规范》(DA/T28-2002)、《基本建设项目档案资料管理暂行规定》、《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办法》等，以此指导项目档案工作。另一个层面上，各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也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制定企业集团和各企业的管理办法，如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制定的《军工电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规范》(试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验收评分细则》(试行)等。除此之外，具体参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工作的各个内部部门之间要理清流程制度，明确责任归属，制定相关制度办法将档案工作纳入综合考评，从制度上保证档案建设与项目建设同步，减少因为两者脱节而产生的额外工作量，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工作交叉、权责不清带来的进度滞后。各单位各部门与外部单位之间要以合同、协议等形式中的具体条款来规范和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档案工作的实施，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进行全过程、动态、系统的监督，把握项目档案工作在面对复杂环境时的主动权，利用强大的法律和制度约束能力为档案工作保驾护航。总之，要依靠制度来理清建设单位内部各部门、建设单位与其他参与单位以及项目档案相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使得各部门、各单位各负其责，确保不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与项目档案无关的事项上。
2.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相关人员的宣传和培训
首先，要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涉及部门相关领导的档案工作宣传，使其明确档案的作用，强化档案意识，保证项目档案工作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其次，项目参建人员(如施工人员、监理人员等)作为项目建设与档案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在项目建设业务知识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对项目档案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水平上往往跟不上项目档案的需要。为了提高项目档案质量，强化过程控制，应对与档案工作相关的项目参建人员进行培训和宣传，使其提高档案工作责任意识和档案管理水平，普及基本规范和要求，为项目档案后续工作的科学、有序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档案管理人员在档案业务知识和管理上有优势，但是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具体建设内容了解较少，相关知识(如土建、监理、工艺等知识)的储备也趋于片面化，对判断档案文件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专业性、档案文件材料系统收集整理等相关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基于此，对专兼职档案人员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知识培训是很有必要的。
3.搭乘信息化快车
企业档案信息化作为企业信息化的一部分，主要是指企业在档案管理活动中全面应用现代化技术，以网络为基本平台，对档案信息资源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处置、管理和开发，以实现档案工作为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过程。作为企业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工作耗时长、工作量大、涉及部门广，对信息化的需求十分明显，应用效果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有效提高项目档案管理效率。项目档案管理自动化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实体管理逐步简化，项目档案相关人员能够以在线、离线操作等多种方式代替手动翻查排列等工作，对档案原件也有一定保护作用。(2)促进项目档案相关人员素质的提高。从传统手工或者单机系统的小规模封闭方式向信息化方式转变时，基础设施、软硬件投入、档案软件功能不断变化，对项目档案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信息化环境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从业人员必须改变传统做法，主动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3)促进项目档案服务水平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具有保存备考的重要作用，在后续竣工验收、扩建、改建、设备仪器维护检修等工作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信息化既可以提高查询效率，又可以丰富服务手段和内容，同时满足更加多元的利用需求。四、结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千头万绪，只有各参建单位和相关人员权责清晰、意识到位，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切实落到实处，才能推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从而实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在项目建设全过程中的作用与价值。
参考文献：
[1]余然.设备仪器档案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J].机电兵船档案，2012(4)：50
[2]李凤勤.浅谈基建档案的管理[J].时代经贸，2007(3)：156
从去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作为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经济统计，也同时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也有对中国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的质疑。我认为有一部分质疑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统计还理解得并不全面和完整。
正确分析常规经济统计指标
利用统计数据进行经济形势分析时，要注意几种区别。
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居民消费之间，在内涵、口径和范围上有明显的区别。比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不仅包括了销售居民的消费品，同时有销售给企业、事业行政单位的产品，后者并不直接构成居民的消费，有的可能构成企业的中间消耗，有的可能构成行政事业单位的消耗。另外，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不包括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家禽、家畜等。作为居民消费，一定包括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所以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简单用零售额来判断居民消费会有问题。
二是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有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财政支出包括投资性支出。比如说政府在去年基础设施投资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包括转移性支出。所以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之间区别很大，尤其是在去年，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投入的资金比较大，在社会保障投入的资金比较大，相应地在政府经常性业务支出方面投入资金支出比较低。
三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区别。举个例子，固定资本形成作为固定投资需求的一部分，除了有型的固定资产，也有无形的固定资产，像计算机软件，在生产过程中它发挥长期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计算机软件购置也作为投资需求，而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包括它的。
四是存货与存货增加有区别，这两个概念经常会被搞混。
五是贸易差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有区别。最主要的是两点，第一海关统计的贸易差额只是包括出口，第二海关统计贸易差额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是用剔除价格因素不变价计算。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利用常数指标进行分析的时候，要小心这些情况，应正确利用常用的经济统计指标分析宏观经济形势。
首先，我们不能直接利用社会消费品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推算GDP的增长率，因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内涵上和数据表现上，以支出法GDP刺激消费和固定资产都存在较大的影响。
其次，存货增加和存货有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变动趋势，作为最终需求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存货增加而不是存货本身。去年的产成品资金特别是工业品的产成品资金趋势确实是有11.7％的增加，但是是一个存货的概念。2009年一季度，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幅达到50％以上，没有对GDP产生强有力的正拉动。一个是服务贸易逆差，一个是进出口价格巨大的反差。
准确理解中国经济统计方法
美国一位学者说中国采用生产法计算GDP，就容易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而美国采用支出法计算GDP。我们就问了，用生产法计算GDP和支出法计算GDP，两者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从理论上来讲，数据应该是一致的，没有太大的差距。
这位学者指出，公共建设项目投资对GDP的贡献是只要控制了资金的投放速度就能够实现目标。也就是在资金支付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GDP里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公共建设项目的投资对GDP的贡献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实现的，不是在拨款中实现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制度，实际完成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示的工作量指标，包括实际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购置费，以及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没用到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工程预算款和需要安装但没有进入安装的设备等，都不能计入投资完成额。即使是按实际完成投资额还要进行调整，比如说土地要进行调整。
我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生产法GDP增长率与支出法GDP增长率都是接近的，而且大多数年度生产法GDP增长率都低于支出法GDP增长率。因为中国GDP核算以生产法为主而不像美国那样以支出法为主，由此而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率，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附图
和C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般（β[,2]-1）都会小于0，因此，若(t-1)时刻GDP大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负值，使GDP[,t]减少；若(t-1)时刻GDP小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正值，使GDP[,t]增加。体现了长期均衡误差对GDP的控制。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流量指标一般是一阶单整。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属于一阶单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的短期的变动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短期的影响。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短期变动的直接影响，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
附图
表明如果FAI变化了1%，GDP将变化β[,1]%。α[,1]同理。可见各个系数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
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1981年始，且已经折算为1981年不变价，这样可以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内在的规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年的数据如下；
表1 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1981-1999年，单位：亿元）
附图
注：1.所有数据均为1981年不变价；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 R[2]=0.982 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结果如下（1981年—1999年间）：
变量
D[,i]
S[,i]
q[,i]
CI（建筑安装投资）
0.324
0.196
1.652
FAI（固定资产投资）
0.317
0.300
1.057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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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企业；影响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2
我国在1994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后，增值税一直是我国第一大税种。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生产型增值税的缺陷日渐显现，主要集中在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外购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这极大地限制了企业技术革新的积极性。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外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有利于提高企业扩大投资、更新设备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全世界迅速蔓延。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恶劣影响，振兴我国的经济，拉动内需，2008年12月1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行业统一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但是该转型是否真的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这个问题一直是税务专家最关心的话题，国内对于增值税转型的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下面分别对四个方面的文献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缺陷和未来研究趋势。
一、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影响的文献回顾与分析
(一)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
王素荣，蒋高乐(2010)，根据最新的数据资料，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重点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前后不同行业的受益程度，并且主要考察了增值税转型前后农林牧副渔业、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信息业、制造业等五大行业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变化，分析、揭示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行业带来的巨大收益。王素荣、付博(2011)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比几年各个行业的投资比例，以及增值税抵扣额，对增值税转型的行业效应和微观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采掘业、水电煤气供应业和制造业是增值税转型受益较大的行业。李建人(2010)认为除了融资租赁业以外，增值税转型对所有行业都应当是利好消息，重点对比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前后对融资租赁行业的正负影响效应。
(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柳建启(2011)运用理论以及简单的公式，论述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的增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增值税转型可以减少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的应纳数额。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所得税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转型对工业企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商业企业影响程度。骆阳、肖侠(2010)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的江苏省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为样本数据，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后可能对江苏省沪市上市公司增值税税负、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产生的影响，同时还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税负进行了研究，分析其在增值税转型前和转型后的不同影响。结论是：一方面增值税的转型，将使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的应纳税额降低，并且无论是在应纳税额上，还是在税负率上，都远远高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另一方面增值税转型后江苏省沪市上市公司的整体税收负担将大幅度下降。蔡昌(2009)运用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增值税转型给企业及行业在税收负担方面产生的影响。结论是，增值税转型后，设备制造业和装备业将会成为税收负担受益最大的行业，而生产型出口企业、建筑安装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几乎没有变化。文章还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投资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的长远效应。
(三)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聂辉华、方明月、李涛(2009)以全国所有的企业为样本数据，采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雇佣和研发行为以及生产率在增值税转型前后发生的变化，同时还考察了企业行为对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形势的影响。最终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且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但是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显著地减少了就业，引发就业问题。赵颖(2009)阐述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几种影响，然后针对这些影响提出企业在进行固定资产管理可以采取的措施。顾园(2011)探讨了增值税转型前后固定资产相关业务会计处理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此次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税负及利润的实质影响。郭红梅(2009)从增值税转型的背景出发，研究了在此背景下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同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朱娟(2009)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前后，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时间、投资对象、投资金额、投资评价指标以及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等五个方面产生重大变化。同时还提出了在增值税转型的背景下，企业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卢锐、许宁(2011)运用理论模型以及2003-2009年增值税试点地区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对增值税转型给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增值税转型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另一方面，增值税转型前企业因为该次转型的特点而推迟固定资产的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对政策的预期效应等可能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出现短期波动性。
(四)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影响
张欣(2009)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两种增值税类型下税后利润、投资设备进项抵扣、投资净现值、投资内含报酬率、年平均投资报酬率等来阐述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的财务影响。陆群(2009)从增值税转型的背景出发，结合案例重点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实质影响，包括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影响。王秀果(2010)首先对增值税及增值税转型的概念进行了论述，其次从转型前的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着手，比较详尽地阐述了此次增值税转型的原因以及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重大意义，最后重点剖析了新的增值税类型对营业净利润、企业利润表、资产负债表以及对现金流量表等在会计处理方面产生的影响。盖地、梁虎(2011)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增值税的费用实质及其会计目标为起点，借鉴所得税会计的有关原则，采用“财税适度分离”的会计模式和“价税并流、账内循环”的方法，设计了“消费型增值税”费用化处理的基本框架，旨在促进增值税会计的改革与完善。郭恒泰(2010)采用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根据增值税转型中的优惠条例，阐述了增值税转型前后，企业在会计处理方面产生的变化，包括购进固定资产、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出口退税等方面。
二、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趋势
(一)研究局限性
首先，增值税转型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自今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时间，文献数量较少，研究成果不多，导致研究数据量不足，影响结果的完整性。
其次，纵观增值税转型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在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方面还未涉及，或是涉及较少。
再次，已有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相对公开，取得数据较为简便，但是增值税并不仅仅是上市公司需要缴纳，一般的企业同样涉及增值税的缴纳问题，因此，增值税转型对非上市公司也存在影响，这样就使得研究数据存在可比性不足的缺陷。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案例分析，以及少数的实证分析。单纯的理论分析很难提供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的影响的经验证据，案例分析虽然很具体，但是分析对象往往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几个企业，研究结果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不能推广到某个行业或者是其他行业，缺乏可比性。
(二)未来研究趋势
随着增值税转型实施时间的不断推移，增值税转型的研究成果将会越来越多，研究范围将会越来越广，研究内容将会越来越深入。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分析，本文认为以下几方面将会成为增值税转型的在未来的研究趋势。
首先，增值税转型在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影响四个方面的研究已经足够充分，但是增值税转型在企业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方面只有少量涉及，而这两方面对于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企业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将会成为增值税转型的重要研究趋势。
其次，针对现阶段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上市公司的问题，随着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非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将更易于取得，从而使增值税转型的研究从上市公司延续要非上市公司。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针对现有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研究方法的不足以及实证分析法在其他领域的广泛运用和逐渐成熟，实证分析法将成为增值税转型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王素荣,蒋高乐.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财务影响程度研究[J].会计研究,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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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健人.增值税转型与转型中的增值税[J].财经问题研究,2010(02).
[4]柳建启.增值税改革对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负的效应分析[J].税务研究,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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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红梅.增值税转型背景下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J].财会研究,2009(01).
[11]朱娟.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J].财会研究,2009(02).
[12]卢锐,许宁.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1(06).
[13]张欣.全球金融危机中消费型增值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0(05).
[14]陆群.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实质影响[J].财会研究,2009(11).
关键词:公共投资;私人投资;溢入效应;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6-0063-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公共投资是指投向于公共产品或服务行业的投资。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公共品的边界发生变化,公共投资的概念也随之发展。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是Pereira等(2003)的划分,他们将公共投资细化为五部分:一是由高速公路和街道组成的基础设施;二是由电力和煤气设备、运输系统、机场等组成的基础设施;三是由污水处理和水供应系统组成的基础设施;四是教育、医院建筑物及其他建筑物;五是保护、发展组织和民用设备。借鉴上述概念,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公共投资细化为:交通运输及仓储、邮电和通讯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①
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能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扩大有效需求。新古典主义对公共投资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替代性假说”,认为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越高,会使资本积累率超过私人部门决定的最佳水平,为保持经济中最佳的投资水平,会导致私人减少投资,即“挤出效应”;另一种是“互补性假说”,强调政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投资提高了私人投资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引致更多的私人投资,即“挤入效应”。
对于公共投资的经验分析始于Aschauer(1989a)对美国公共投资产出效应的研究。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公共投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及检验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Aschauer(1989b)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为互补品。Argimón等(1997)利用14个OECD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生产率的正效应,结论支持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Mittnik 等(2001)运用VAR模型估计6个工业国的GDP、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不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Voss(2002)选取美国和加拿大1947―1996年公共投资、私人投资、真实利率、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价格平减指数等数据建立VAR模型,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Pereira 等(2007)将公共投资分为本地区公共投资和区域外公共投资,再加上本地区的产出、就业和私人投资,建立五个变量的VAR模型,结果表明:考虑到地区之间公共投资的溢出效应,不同地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效果不同,挤入和挤出效应并存。这可能与地区发展的异质性相关。
国内学者关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不多。曹建海等(2005)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杨晓华(2006)对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产出进行协整建模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在短期具有挤入效应,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尹贻林等(2008)运用VAR和VECM对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综合效应表现为挤入效应,短期内具有挤出效应。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地区层面的研究。由于区域发展的异质性,不同地区公共投资的作用效应不同。因此,通过各地区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效应研究可以比较不同地区公共投资的作用效果。二是没有涉及公共投资网络效应的研究。由于公共品的外溢性,一个地区公共投资效应的发挥不仅仅局限在本辖区内,还可能对其他地区的私人投资产生影响。因此,对公共投资网络效应研究可以发现哪些地区受益于公共投资的外溢性,且这种外溢效应有多大。以上两方面正是本文所做的研究。
文章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动态效应的一种解释;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研究方法
根据一般经济理论,一国经济的产出、投资、劳动力和技术等因素是相互作用的。由于人力资本和R&D是公共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认为公共投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进步(Aschauer,1997)。考虑到传统的生产函数模型存在内生性,加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不能为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格的定义,本文采用VAR模型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VAR模型的构建只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构建VAR模型的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二是各变量之间存在滞后效应。一个VAR模型由以下N个方程组成。
X1,t=α10+∑pj=1α11jX1,t-j+∑pj=1α12jX2,t-j+…+∑pj=1α1njXn,t-j+ε1t
Xn,t=αn0+∑pj=1αn1jX1,t-j+∑pj=1αn2jX2,t-j+…+∑pj=1αnnjXn,t-j+εnt
其中,X1,X2…Xn表示j=1,2,…t时的内生变量,α10…αnnj是参数,p是内生变量的滞后阶数,ε1t…εnt是误差项。因VAR模型中每个方程的右侧只含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它们与εt是渐进不相关的,所以可以用OLS法依次估计每一个方程,得到的参数估计量都具有一致性。
三、实证研究
为考虑地区层面公共投资的网络效应,笔者将公共投资分为本地区公共投资和区域外公共投资区域外公共投资是指除了本地区以外的投资,如对山东省而言,本地区公共投资和区域外公共投资分别指山东省的公共投资和中国大陆(不含和海南)范围内除了山东省以外的其他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公共投资总和。,进而用产出、本地区公共投资、区域外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就业五个变量构建VAR模型。所有变量均采用对数差分形式,即表示该变量的增长率。
(一)数据说明
根据文献对公共投资范围的界定,同时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分析的公共投资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电和通讯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笔者用各地区以上各行业1985―2007年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合成总公共投资。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两部分,因此,可以用投资总量减去合成的公共投资得到私人投资。各地区是指不考虑和海南,并且将四川和重庆数据合并后的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区域外的公共投资则用28个地区公共投资总和减去各地区公共投资而得。1996―2007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5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由于1985―1995年没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总数的统计,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放投资、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城乡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五个部分,因此,可以将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公共投资合并得到总公共投资,而将房地产投资和城乡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归为私人投资。此外,考虑到各地区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按行业划分,本文按全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公共投资的比例来计算各地区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公共投资的份额。由于年鉴上没有1985―1995年按行业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而仅有固定资产组成部分,即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按行业划分的数据,因此,本文分别计算出上述组成部分的公共投资,再加总,从而计算出总公共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总公共投资得到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私人投资总额。由于房地产投资和城乡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属于私人投资范畴,因此与上述计算出的私人投资直接加总进而得到总私人投资。
各地区GDP和就业的数据来源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并将名义GDP、私人投资、公共投资(本地区的公共投资和区域外的公共投资)折算成实际值。实际GDP=名义GDP/GDP折算指数,GDP折算指数根据各地区GDP指数计算而得,即:
GDP折算指数=第t年名义GDP第t年GDP指数÷1985年GDP名义值1985年GDP指数
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按照各地区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GDP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均来自各地区统计年鉴。
(二)数据检验
建立VAR模型之前,要对时间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检验对数差分形式的变量是否是I(0)。本文采用DickeyFuller的ADF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的一般方法为:
DYt=a+b×t+d×Yt-1+∑pi=1gi×Yt-1+et
其中,a、b、d、g为参数;t为时间趋势因素;p为最优滞后阶数;e为随机误差项,是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过程。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SIC准则。
笔者对各地区公共投资、区域外公共投资、私人投资、GDP的实际值和就业的对数差分形式进行ADF和PP检验。除天津和内蒙古外,其余地区上述五个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I(0)。
(三)模型设定
由于变量是平稳的,直接对平稳变量建立VAR模型,不考虑天津和内蒙古,每个地区建立一个VAR模型,这样得到26个VAR模型。模型的设定如表1。根据AIC准则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外生变量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选择是基于模型拟合程度的考虑。
(四)动态分析
用平稳变量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系统,因此,可以对以上26个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在VAR模型中,公共投资变量是内生的,而随机扰动是外生的。因此,分析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动态作用的关键是识别出来自公共投资的冲击。本文运用乔利斯基(Cholesky)分解法将公共投资冲击从总冲击中分离出来。由于相对于区域外的公共投资,本地区的公共投资规模较小,可以认为前者的冲击引起后者的变化;由于政策制定者仅仅拥有私人投资的过去信息,而不知道政策制定时私人投资的状况,可以认为公共投资的冲击引起私人投资的变化。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对冲击的共同部分作如下顺序的分解:本地区的公共投资、区域外的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就业和GDP。另外一种分解顺序是:区域外的公共投资、本地区的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就业和GDP。其结果与本文数据略有差异,并不改变分析结果。
根据累积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可以计算累积弹性。累积弹性反映未来一定时期内公共投资(本地区的公共投资和区域外的公共投资)累积变化一个百分点引起私人投资累积变化的百分比。根据响应函数的收敛时间,即冲击消失的时间来确定时期的选择。通过观察各地区脉冲响应函数图可知,收敛时间一般在5~10年,鉴于各地区的可比性,本文分别计算出各地区5年和10年的累积弹性。根据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累积弹性,可以计算出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即:
MKKG=εk×KKG
其中,MKKG为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εk为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累积弹性。K为私人投资水平,KG为公共投资水平,KKG根据样本区间最后5年或10年的数据计算,再取平均值。
因本文将公共投资分为本地区公共投资和区域外公共投资,根据上面的边际私人投资公式可以计算本地区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MKKIG)和区域外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MKKOG),进而可以计算该地区区域外公共投资的溢入效应溢入效益是指其他地区的公共投资对本地区私人投资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即挤入效应,也可能是负向的,即挤出效应。,即:MKKOGMKKOG+MKKIG,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注:在计算溢入效应时,本地区公共投资或区域外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出现负值时视为0。“―”是两者都为0的情况。
从2表可以看出:
从区域内公共投资的效果看,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有16个地区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其中:广东、江苏、河北、福建、上海、宁夏和河南从公共投资的边际私人投资中获益最大,这些地区拥有全部这里的数据不包括、海南、天津和内蒙古。以下同。私人投资的39.66%,短期内(5年)却获得边际私人投资正效应的68.73%,长期获得79.98%;北京、山西、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北、四川、贵州、青海和新疆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可见,以上地区通过公共投资启动私人投资的做法未达到预期效果。从变化趋势看,长期内,安徽省的公共投资会促进私人投资的发展,而江西、山东和甘肃的私人投资受到公共投资的排挤。
从区域外公共投资的效果看,多数地区(20/26)的区外公共投资对本地区的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其中:北京、河北、上海、浙江、山东是受益最大的地区,它们的私人投资占全部私人投资总额的31.83%,短期内却获得区域外公共投资边际私人投资正效应的53.49%;山西、辽宁、广东的区域外公共投资对本地区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大。从长短期的变化趋势看,福建、河南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逐渐显现出来。
从公共投资总边际产出看,仍是广东、江苏、河北、福建、上海、宁夏和河南从公共投资的总边际私人投资中获益最大,这些地区以39.66%的私人投资份额长期内获得79.98%的正效应。可见,公共投资的形成促进了地区层面私人投资的集中。
从公共投资的私人投资溢入效应看,20个地区存在或大或小的溢入效应。其中: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北、四川和青海的私人投资发展更得益于区域外公共投资的带动;而辽宁、广东和广西的溢入效应为0,区域外公共投资的发展对本地区私人投资不产生作用。从变化趋势看,安徽受到的溢入效应减弱,江西、山东和甘肃受到的溢入效应逐渐增强。
四、一种解释
经济圈降低了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集聚(张贡生,2008)。由于经济圈的形成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吸附和扩散效应: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吸附效应是主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吸附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生产要素向转移。因此,笔者认为正是经济圈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作用效果导致公共投资外溢效应的地区差异。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成渝和武汉五大经济圈。本文将公共投资外溢效应的地区分布与经济圈结合起来分析,如表3。
注:“―”表示无吸附作用或扩散作用或不存在强的带动作用。
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五大经济圈中发展较快,扩散效应较强,而环渤海、成渝和武汉经济圈的吸附效应占主导。表3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事实。珠三角经济圈的广东的溢入效应为零,扩散作用最强,长期对江西的带动作用较大。长三角经济圈虽然扩散作用占主导,但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吸附作用:江苏和上海发挥扩散作用,短期内促进安徽私人投资的发展,而浙江省的溢入效应较大,对相邻的福建带动作用较弱。以北京、辽宁、河北、山东为中心地区的环渤海经济圈兼有吸附和扩散作用。其中:北京的溢入效应较大,吸附作用比较明显;辽宁、河北的溢入效应较弱,扩散作用较强。由于北京较强的吸附效应,与其邻近的河北、山西、山东(短期)等省的溢入效应较弱,受到的带动作用较小;而与辽宁相邻的吉林和黑龙江却成为最大的受益区。从变化趋势看,山东逐渐成为受益区,致使河南的情况更糟,长期溢入效应减至零。成渝经济圈的扩散作用较弱,吸附作用占主导。由于本文将四川和重庆的数据合并,故从表3中只能观察到成渝经济圈整体表现为吸附作用。但从周边地区的溢入效应来看,成渝经济圈对青海和甘肃(长期)的带动作用较强。而武汉经济圈的吸附作用占绝对优势,可能仅对相邻的河南和陕西发挥微弱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
本文考察了公共投资形成的区域影响,即地区层面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
(1)不同地区受到公共投资的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中西部地区挤出效应更明显。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河北、福建、上海从总效应中受益最大,这表明公共投资的形成促进了地区层面私人投资的集中。中西部地区受到公共投资的负效应较明显,可见,以启动私人投资为目的的公共投资在一些中西部省份未达到预期效果。
(2)由于地区发展的异质性,不同地区获得的区域外公共投资溢入效应不同。本文将这种差异解释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圈扩散效应和吸附效用的相对强弱。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五大经济圈中发展较快,扩散效应较强,而环渤海、成渝和武汉经济圈的吸附效应占主导。因此,经济圈的中心地区及周边地区表现出强弱不同的溢入效应。
(3)由于经济圈中心地区强大的吸附作用,同时邻近两个经济圈的河南、福建(长期)、贵州(长期)的私人投资发展仅仅依靠本地区公共投资的带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省域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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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ynamic Effects of China′s Provincial-Level Public Investment on Private Investment
HAN Renyue CHANG Shiwang DUAN Chao
(Economics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关键词:辽宁投资;投资效率;区域差距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2-0138-06
一、引 言
辽宁省曾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过渡的时期,辽宁的经济发展缓慢,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2003年,辽宁经济年均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自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以来,辽宁的经济发展又恢复了活力,连续几年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即省内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并且区域差距正在逐渐拉大。沈阳、大连两市的GDP占全省的比例已经由1992年的38.9%增长到2007年末的50%,而辽西北地区则由21.2%下降到14.9%,2007年沈阳、大连两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更是占到了全省总额的58.9%。大量的投资被沈阳、大连两市吸纳,一方面有可能产生过度投资,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将会造成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正确地衡量和分析辽宁省区域间投资及其效率的差距,对促进区域间资本的合理流动和有效利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投资效率与经济发展区域差距分析
资本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一直是古典、新古典、凯恩斯以及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资本既然重要,资本形成过程――投资也就格外引人注目。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早期工业化的经验来看,投资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即便是在二战以后,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业绩也与投资水平密切相关。Brander(1992)利用世界上116个国家和地区近30年的数据证明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基于这种共识,理论界都主张增加贫困地区的资本积累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20世纪60―90年代,东南亚国家更是凭借其高储蓄、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择了与东南亚国家相类似的路径,实现了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
但是,Brander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拥有同样投资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却不一定有相同的经济增长率。他的研究表明,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预期,而圭亚那、赞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的增长业绩则差强人意。随着大多数政府都未能通过增加落后地区的资本投资而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理论界又开始怀疑甚至否定资本投资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而强调人力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和制度变革的重要性。然而怀疑论者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资本投资并不是孤立的,一方面,他通常会带动劳动(包括人力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向贫困地区流动;另一方面,贫困地区为了得到资本投资,也必须改善其他生产要素并主动进行制度变革。从这个层面上看,强调促进对落后地区的企业投资与注重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变革并不矛盾,前者强调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后者强调的是增加核心要素所必须具备的条件[2]。
凯恩斯将投资分为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他认为自发投资是相对稳定的量,基本上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这部分支出可理解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投资支出,即政府投资。引致投资则主要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私人投资。他分析了引致投资不足的动因及其限制――“一部分决定于投资需求,一部分决定于利率”。人们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是诱导资本家进行投资的主要动因。凯恩斯主义对投资决策过程的分析,主要采用折现价值法和投资边际效率法等两种方法。折现价值法是计算某项目投资计划所带来的未来的收入流的现值,然后将此现值同该项投资计划的成本加以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该投资计划因有利可图而被采纳;否则被放弃。计算收入流折现值的公式是:
PV=p1(1+i)1+P2(1+i)2+…+Pn(1+i)n
式中PV代表折现值,P1,P2,…Pn表示各期收入,i表示市场利息率。
投资边际效率法是将投资边际效率同市场利率加以比较,如果投资边际效率大于市场利率,则该投资计划为有利可图;如果投资边际效率小于市场利率,则该投资计划被放弃。投资边际效率实际上是一种利率,这种利息使该项目投资计划的成本与所带来的收入流的折现值相等。计算投资边际效率的公式是:
Q=p1(1+r)1+P2(1+r)2+…+Pn(1+r)n
式中Q表示投资计划成本,P1,P2,…Pn表示各期收入,r表示投资边际效率,其中Q,P1,P2,…Pn均为事先计算的已知量,r为未知数。
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折现率,这种折现率正好使一项资本品在使用期限内各项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等于这项资本品的成本或供给价格。投资者只有在一项资本资产的现值之和至少等于其供给价格时才会进行投资。资本边际效率就是使用该资本资产的预期利润率。公式为:
R=R1(1+r)1+R2(1+r)2+R3(1+r)3+…+Rn(1+r)n
式中R代表资本品的供给价格,R1,R2,…Rn代表不同时期的预期收益,r为资本边际效率。
凯恩斯主义认为,投资边际效率曲线是由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决定的,在假设资本品供给价格不因投资需求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投资的边际效率曲线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实际上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所采用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分析方法与现行的投资决策过程中所使用的内部收益率法在计算方法上是相同的,其内涵也是一致的。根据凯恩斯的投资理论,资本边际效率(或内部收益率)是引诱机构或个人投资兴趣的决定性因素。要想吸引更多投资,资本边际效率(或内部收益率)至少应等于利率。因此对投资的诱导越大,投资越大;反之亦然。而投资诱导等于资本边际效率(或内部收益率)与利率之间的差额。
基于凯恩斯主义的资本边际效率理论,杜两省(2009)构造了一个分析区域间投资差距的模型。该模型假设:(1)经济中存在两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a和b。(2)市场是竞争性的,要素可以在区域间自由转移,并且转移成本为零。(3)存在政府的投资,但政府投资只限于公共领域,竞争性投资完全由企业来进行。(4)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投资时是理性的,信息是充分的。(5)企业选择投资项目的惟一标准是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不考虑净现值等其它标准[2]。
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市场的投资主体,企业根据项目内部收益率所进行的投资决策描绘出了整个经济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企业家会在一个区域内持续的投资,直至投资的内部收益率等于利率。杜两省(2009)把两个地区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描述在了同一坐标系内(如图1所示),由于在区域严重不平衡的经济中,两类地区的边际效率曲线存在着系统性的差距,发达地区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MEIa)位置比欠发达地区的投资边际效率曲线(MEIb)位置高,因此在特定的利率水平r上,发达地区a比欠发达地区b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Ia>Ib)。
图1 投资边际效率曲线的区域差距
他的分析结论认为,企业不愿意对落后地区进行投资的根本原因是那些地区投资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低。那些投资边际效率低的落后地区必然对企业投资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由于资本在区域间的转移成本很小,落后地区的投资还会流向投资边际效率更高的发达地区,从而产生导致区域差距扩大的倒流效应[2]。
三、辽宁省投资效率区域差距的实证分析
基于理论部分的分析,在本部分内容中我们将着力寻找一个能够较为科学的衡量宏观投资效率的指标,对辽宁省投资及其效率区域间的差距进行实证研究。
(一)指标的选择
效率属于规范经济学的概念,它在微观经济学中有着严格的定义,在计量理论和方法上也比较成熟,例如投资决策过程中采用的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等方法。然而在宏观经济学中,要想严格地定义和度量效率就比较困难。张军(2003)在这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他认为,既然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那么观察资本生产率变动的一个指标就是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简称ICOR)的变动[3]。在现有的文献里,资本的边际效率常常用ICOR来衡量,而且ICOR也是一个较容易计算的指标。根据定义,ICOR是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dY/dK),即产出的增量与资本存量变动的比率。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动(dY)等于投资流量(I),因此,在总量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与投资的比率(dGDP/I)来表示。显然,ICOR是资本边际生产率(dGDP/I)的倒数:ICOR=I/dGDP。
当然,用ICOR来度量宏观投资效率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这主要体现为:(1)将产出全部归功于投资的贡献,忽略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只衡量了投资在即期的需求效应,没有考虑到投资完成后所产生的供给效应。(3)ICOR的值在个别年度有可能会出现极值或负数,从而不能准确表述投资效率的好坏。即便如此,但是从长期看,ICOR值的变化情况在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长期变化趋势是有效和可接受的。国内外的学者在评论投资宏观效率乃至经济效率时,基本采用了ICOR指标,并根据IOCR的变化情况得出投资宏观效率的变化。如,1994年克鲁格曼等人以ICOR不断上升为依据得出东亚有关国家投资效率低下、经济难以为继和出现金融危机的判断;又如,吴敬琏、张军、成思危等学者通过对近年我国ICOR升高的趋势分析,得出我国投资效率下降的结论。
(二)数据的选取及指标的计算
1.投资
资本存量不但包括固定资本,也应该包括存货,因此我们在计算I时,选择统计年鉴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计算依据。关于计算ICOR时是否需要扣除存量资本的折旧,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对于我国固定资本存量和折旧额的估算,不同的学者计算结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且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结果,而关于辽宁省固定资产存量的研究目前还处于空白。此外,《中国投资报告2006》关于折旧问题的观点还指出“一般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是大于0,但扣除折旧后的净投资却不一定是这样,在GDP增长的情况下,ICOR出现负值,这种情况难以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解释”。此外“如果扣除存量资本的折旧额,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被用于弥补存量资本折旧损失的经济效益,这在客观上会降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效益,无疑扭曲了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量之间的比例关系。”鉴于以上原因,在计算ICOR时我们直接采用统计年鉴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投资额I。
2.价格指数
为了便于对不同年度之间的ICOR值进行比较,我们将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折算为1992年不变价。GDP的计算以1992年为基础,利用各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其他年份进行了重新的计算。对于各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统一利用辽宁省统计年鉴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3.数据来源
各市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市“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辽宁统计年鉴》。
4.地区的划分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辽宁省14个城市分为三个区域。沈阳和大连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均明显好于其他城市,因此将这两个城市作为发达地区;辽西北地区5个城市锦州、朝阳、阜新、铁岭、葫芦岛作为一个区域;其余7个城市作为一个区域,定义为其他地区。各地区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为本区域各城市相应数据的和,辽宁省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为所有城市相应数据的和。
按照上述方法我们计算了辽宁省及各地区1993―2007年的ICOR值(如表1所示),并将ICOR的3年平均线绘制在了图2中。
(三)辽宁省各地区投资及其效率的分析
由图2可以看到,在考察期内,其他地区ICOR值较为稳定,与全省的平均水平较为接近,且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辽西北地区ICOR变动最为剧烈,在2002年以前明显高于全省平均值,但在2002年之后趋好,低于全省平均值。总体来说,沈阳和大连地区的投资效率在辽宁省内是最好的,在2003年之前ICOR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和全省平均水平,这与与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情况相吻合。按1992年不变价计算,1992―2007年,沈阳、大连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2.8%,高于其他地区的11.5%和辽西北地区的10.7%;三个地区年均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0.8%、12.9%、14.9%。市场导向下的资本必然会流向能够给其带来最高收益的区域,沈阳、大连由于其区域内投资项目具有更高的收益,因此会对资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应该是沈阳、大连地区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具有更高的投资增长率的主要原因。从各地区固定资产规模来看,沈阳、大连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的比例已经由1992年的31.9%上升到2007年的58.9%,辽西北地区则由16.5%下降为13.3%,而其他地区更是由51.6%下降为27.8%。由此可见,资本在沈阳、大连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倒流效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转移到了具有更高收益水平的地区。辽西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的比例下降较小,倒流效应并不明显,这是否说明辽西北地区对资本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呢?凯恩斯把社会总投资分为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他认为自发投资是相对稳定的量,这部分支出可理解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投资支出,即政府投资。引致投资则主要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私人投资。基于这种分析,我们认为辽西北地区投资比重下降较小是因为政府投资在该地区总投资中占有较大比重且相对稳定,私人投资比重较小。可以说,辽西北地区对私人资本的吸引力不仅不高,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较小。
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ICOR在长期描述投资效率的有效性,我们绘制了投资效果系数(ICOR的倒数)与投资额之间关系的散点图,来观察投资效率与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从图3可以看到,沈阳、大连地区的投资效果系数与投资额存在这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它体现了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沈阳、大连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企业作为社会的投资主体,对投资收益率反映较为敏感。
相反,辽西北地区投资效果系数与投资额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如图4所示),这说明辽西北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还较低,国有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所占比重还较高,这部分投资对投资收益率不敏感。
(四)ICOR变动带来的启示
第一,通过分析1998年以后辽西北地区ICOR的变动,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有积极意义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从图2中就可以看出,在这段时间内,辽西北地区的ICOR不断走高,说明投资并没有很好的转化为产出,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辽西北地区的ICOR开始逐渐降低,政府公共投资的作用开始显现,这说明政府公共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时滞。这与王立国(2008)关于辽宁省政府公共投资效率问题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一致。王立国(2008)选取了辽宁省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辽宁省政府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挤出,但长期来看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并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第二,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是,2003年以后,沈阳、大连的ICOR持续走高,并且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说明沈阳、大连地区的宏观投资效率在下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分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归因于资本深化;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近几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据了较大比重,房地产开发投资在短期内的需求效应明显,但长期来说投资的产出效应较小。
第三,辽西北地区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的同时,ICOR上升幅度较小,说明该地区投资效率没有发生明显恶化。这段时期对于辽西北地区完善投资诱导机制,加快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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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铁路企业；固定资产；财务管理
铁路是我国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全国各地。铁路总公司是铁路运营单位，承担着客货运输的重要职能。从固定资产的概念上看，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统称为“铁路企业”）的固定资产范畴更加广泛，包括铁路、机车、设备、机械及价值在规定标准之上的所有资产。对于固定资产的财务管理，在铁路总公司层面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流程，并贯穿于各铁路企业具体实施，但仍需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改进，促进铁路企业健康发展。
一、铁路企业固定资产财务管理涉及的主要范畴
（一）固定资产投资与融资管理
固定资产投资与融资管理是铁路企业固定资产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在铁路企业的固定资产类别中，铁路、机车是涉及投资与融资管理的重要资产构成。其他固定资产，诸如房产、建安设备、建筑设施等一般涉及金额相对较小，主要用于行政办公、建筑施工等业务，与铁路企业经营主业联系较小，或直接计入铁路资产原始成本，不作为铁路企业固定资产所涉投资与融资管理的主要内容。在铁路与机车的固定资产投融资管理中，主要涉及投资财务可行性分析、更新改造投资决策支持、融资租赁成本与贷款融资成本比较、融资渠道多元等财务管理事项，主要用于为铁路企业投融资提供支持决策意见。
（二）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管理
固定资产后续支出，如大修理费用是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较为细致的一项，具有一定的可选择余地。在铁路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中，铁路与机车的使用寿命较长，其过程管理中涉及的维修与改造支出经常发生，是作为费用一次摊销，还是计入固定资产或递延费用，按年折旧或摊销，直接影响铁路企业的经营业绩，亦为铁路企业会计核算管理创造了较大的空间，需要会计人员不断提升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以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反应企业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
（三）固定资产会计管理范围界定
在企业会计准则中固定资产的原始计量金额已不作为企业认定固定资产的标准，而在企业进行内部会计制度建设与实施中，往往自行界定了企业固定资产的价值认定标准。如铁路企业在固定资产价值界定中，将金额由2000元调整至5000元，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资产分类，进而对企业的利润产生影响。如企业因行政办公用途而购买的电脑，价格为4999元，则在购买时作为低值易耗品计入报表，并自领用时计入费用，实行摊销，影响资产与利润。
二、铁路企业固定资产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固定资产投资与融资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财务人员对固定资产如何进行投资财务可行性分析并不掌握，往往依靠外部咨询机构出具的可研报告，同时，由于对财务可行性分析方法不了解，难以对咨询机构出具报告的适用性提出意见，造成被其“绑架”的不良后果。二是融资思路狭窄，往往提到融资就是银行贷款，而没有对其他融资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如融资租赁、产业基金等融资模式，均有其各自优势。三是财务部门在铁路企业投融Y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不足，往往提不出具有专业水准的意见，使得财务部门的话语权相对较弱。
（二）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维修费用、大修理支出界定不清，对相关会计准则和所得税法的规定掌握不足，造成“眉毛胡子一把抓”，影响会计核算质量。二是根据铁路企业对利润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甚至人为调整，编造支撑性证明凭证，使得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信息质量下降。三是对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必要性缺乏论证，造成会计判断证据缺失，形成铁路企业管理漏洞。
（三）固定资产会计管理范围界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对于固定资产的条件设定中，将金额作为必选项加以界定，这样的管理看似标准明确，实则与企业会计准则不符，准则已明确固定资产的认定标准，足够企业实际操作界定，加上金额这一标准，将造成同样的物品，由于金额差距而计入不同科目，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二是对固定资产可采取的折旧方法僵化处理，铁路企业一般要求采用直线法进行折旧，而在机车更新换代较为频繁的时期，如僵化使用直线法，将造成会计信息失真。三是制度机制不健全，固定资产实物与财务管理不同步，信息不互通，形成信息孤岛。
三、提升铁路企业固定资产财务管理的主要措施
（一）不断加强铁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融资管理
一是加强财务人员培训学习，提升其财务管理专业素质，结合铁路企业实际情况，有效论证铁路投资的可行性，为决策提供支持意见。二是不断拓宽融资思路，拓展融资渠道，论证融资租赁、发行债券、银行贷款、上市融资的差异性，形成铁路及机车融资方案。三是加强财务人员与工程人员和业务人员的沟通，了解掌握铁路企业的实际情况，将其与投融资结合，提高财务人员的知识储备。
（二）不断加强铁路企业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管理
一是分别改良支出、维修支出、大修理支出等固定资产后续支出项目建立管理办法与制度，明确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性质界定量化标准，规范固定资产后续管理。二是加强会计人员对铁路企业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信息掌握与现场管理，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信息对称性。三是财务人员参与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可行论证研究，事前参与决策，提高财务人员对固定资产管理的主动性。
（三）不断加强铁路企业固定资产财务基础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