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31 17:00:1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儒家的文学思想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契约论 《孟子》 儒家思想
引言
孟子对儒家治世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发展，其思想都集中在《孟子》这部经典著作中。对《孟子》中相关文字的论述解读，可以发现其儒家文人治世思想的一种寄托和主张，加深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一、孟子和《孟子》的总体概述
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战国时期邹国人。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儒学思想，同时在儒家文人治世思想创新方面也发挥了独到的创新作用。孟子和他的门人著有十分重要的《孟子》一书，集中表现了孟子的治世思想和哲学思考。在《孟子》中，孟子着重表述了自己关于治世方面的一些见解，尤其是孟子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主张将这样的思想推广到人民百姓身上，实现社会和谐。同时，《孟子》中也主张在仁政方面有进一步地探索，包括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探寻和对治世策略的求索。
孟子通过《孟子》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儒家仁本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也将这种仁上升到了治世的高度，对古代统治阶级的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对《孟子》中儒家的文人治世思想进行现代性解读和有意挖掘有助于我们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当下的社会和谐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学视角下《孟子》中儒家治世思想的解读
（一）仁政治世思想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腹，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孟子・离娄篇下》
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而不听，则易位。”在这句主张中，孟子强调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监督，如果统治者有失仁德的话，人民群众就有进谏的权利，倘若统治者置若罔闻的话，那么人民群众就可以更换自己的统治者，这正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最原始的论证，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权力。《孟子》中又表述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一直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来笼络民心，从而实现统治的长久安宁。
（二）儒家的仕途原则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腹，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孟子・离娄下》
《孟子》中主张文人应该是学而优则仕，鼓励和号召大家刻苦学习，然后考取功名来报效国家。儒家在文人仕途上主张应该时刻监督统治者的言行举止，不应该有违背“仁政”的行为发生，对于统治者的过失应该进行苦苦劝谏，不能让统治者失去民心。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也给出了明确论述，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君臣之间是一种亲密朋友的关系，彼此应该相互尊重，是儒家学派治世思想的一种前进和超越。
（三）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于我心有戚戚！”――《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中除了对君臣关系做出探讨以外，还对臣民之间的关系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儒家提倡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将君主的权威放在了一个较为缓和的位置上，道出了如果君主可以担忧和体恤百姓，那么百姓也会担忧和体恤君主的忧伤和快乐，这样一种关系的构建看上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主体性的平等地位来讲，这样的平等地位是一种平等的沟通和交流，同君主的绝对王权没有过多的联系，而是将君主和百姓放在了一个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上，鼓励君主和百姓在价值观和生活的感悟分享上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够互相体谅和支持。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标准。
（四）个人修养的不断提高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 则为无力人矣。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孟子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一直主张个人修养的提高，重视内在德行的进步，因此在治世思想中，很明显就对入仕文人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中有很多关于个人修养文段：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坚韧的性格，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要通过艰苦磨难来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孟子》中“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论述，说明只要人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和磨难，都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有着高尚道德的人，这是古代对文人治世提出的一个最高标准，一直激励和督促着那些文人学士。
结语
通过对《孟子》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治世思想的精髓和仁政主题思想，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弘扬。 语
参考文献
[1]姜鹏.孟子的“仁政”思想对现代的价值及启示[J].理论界，2010（02）.
[2]冯文敏.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发展观[J].武警学院学报，2010（03）.
关键词：儒家思想；语文教学；德育
毫无疑问，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宝库。语文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应当主动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努力发掘儒家思想精髓，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让优秀的思想文化重新焕发出它的生机，融入国人的血液。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东西已经成为历史的糟粕，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并未过时。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包含许多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永恒的哲理和有益于人类文明的精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正是中华名族的民族精神所在，也是对中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包括：爱国主义、诚信守正、仁爱思想、孝亲尊师，以人为本、明荣知耻。儒家认为“天地君亲师”是最重要的人伦纲常，“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虽然物换星移，社会演进，但儒家思想，如，和谐持中、克己复礼、义利和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在现代社会依然陶冶着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启示着人们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二、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儒家思想精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
1.创设和谐的人文环境，营造儒家文化气息，创设温馨和谐的教育环境是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熏陶的重要一环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语文教师作为德育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在教学中要把言传与身教结合起来，注重自己的德性修养，在日常教学和生活实践中对儒家传统思想身体力行。“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待人接物温和自然，举止态度谦恭庄重，教学中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教师要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严于律己，严谨治学，做学生的道德楷模，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校园文化建设也属于语文教学的范畴。如，在校园路灯宣传牌上、宣传橱窗里定期张贴和更换儒家经典名句和故事。在学生中组织儒家传统文化的各种社团，营造出浓厚的儒家文化校园气息。提示语可以提醒学生向上、向善，名人格言、警句可以帮助学生审视自身。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都会受环境的影响，学生会在老师、同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2.优选国学读本，开展课外阅读
孔子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我们首先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精心选择好儒学读本，列出书目，引导学生去读。
《三字经》包容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讲学习的重要性，讲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并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学生。《弟子规》讲的就是如何做人，就是教人们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对学生学好规矩、树立做人的标准起着积极的作用。
确定书目后就要合理安排时间引导学生阅读，可以以亲子阅读的形式调动家长的积极因素，每天让孩子背诵50字左右。在学校，可在早读中抽出一定时间，让学生诵读。背经典范文会让学生受益匪浅、终身受益。也可开展读书报告会，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
除上述之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校本课程传播儒家思想，在阅读教学中渗透儒家思想。
语文教材中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作品无不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显现着儒家思想的印记，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哲理。自古以来，语文教育总是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掘儒家思想的精华对学生进行渗透教育，正顺应了这一要求，也体现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在操作中只要把握好学生的身心特点，深入探究教育方法，持之以恒，一定能收到“内化”的效果，对促进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推动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南朝梁萧氏父子指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四人。他们既是梁朝的统治者，又是梁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受晋宋时文学风气影响，他们都表现出了言语崇尚的风格，但同时他们又对文学有着自己的体会与认识，并为当时和后世文学做出了贡献。梁武帝以开国之君的身份对文学进行提倡，必然对梁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萧纲与萧绎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朝绮丽文风的形成。作为整体来看，四萧的文学思想除了受到时代风气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之外，他们之间所表现出的传承也是很明显的。梁武帝曾写作了大量艳诗，客观上对萧纲与萧绎的“宫体诗”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萧统正是他所提倡的雅正文风的承继者。
萧统、萧纲、萧绎之间的文学对话对他们的文学主张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为统治者，除萧统外，他们在创作中，都表现出了与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相反的一面。在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中，强调最多的是儒家的诗教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创作了一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大都缺乏文学性，并不能代表他们真正的文学思想。能够代表他们真实文学思想的是那些言语绮丽风格的作品，其中以萧纲的“宫体诗”最为典型。就文学产生来说，他们提倡的又不是儒家的诗教观，而是萧氏所倡导的物感说。总体来说四萧并没有真正践行他们所提倡的诗教观，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它越来越远。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这种文学思想的成因，本文拟对他们的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其中的诗教观念做出具体分析。
一、儒家诗教观念对四萧的影响
“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诗教，就是用《诗》进行教育的意思。温柔敦厚，指态度温和，朴实厚道。在古代，《诗》也是可以用来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②《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③梁武帝建立梁朝后，“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并多次下诏，修礼作乐。④《访百僚古乐诏》中说：“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濩》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⑤《立学诏》中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励行，由乎经术。”⑥这里强调的是礼乐教化，但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提倡儒家的文学观念，并且受到了诗教观念的影响。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的影响下，受到的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他在《文选序》中引《易经》的话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将文学看作教化百姓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他还进一步引《毛诗序》中的观点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姑风雅之道，粲然可观。”⑧由此可知，萧统也是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⑨的儒家诗教观的。他十分推崇“雅正”的诗风，从《文选》所收录的作品来看，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骆鸿凯先生说他是“黜靡崇雅”瑏瑠?，这很好地体现出了萧统的诗教观立场。梁简文帝萧纲也受到了诗教观的深刻影响，他也是十分注重提倡诗教观的。他曾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说道：“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识之风，道行比屋。”瑏?瑡这表明，他已把《诗经》看作治国的基础。梁元帝萧绎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极深，深信儒家的“三不朽”瑏?瑢思想，这很自然地使他去提倡儒家的诗教观。他在《召学生教》中说：“吾亲承天旨，闻《礼》闻《诗》，方欲化行南国，被于西楚。”“化行南国，被于西楚”瑏?瑣，这自然也就涵盖了诗教观在内。
综上，从萧衍到萧绎，他们都深深受到了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诗教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思想构成了四萧文学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却没有正面提倡，而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这种实际态度当然不是他们文学观念的真正表现，可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他们文学思想中的一部分。具体说来，这种儒家文学观念自有其形成的原因。
二、萧氏文学思想中诗教观念的形成原因
梁朝当时上承魏晋宋社会思潮的余绪，受到了玄学与佛教思想的严重影响，这时儒家正统思想虽然有减弱的趋势，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在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那里，儒家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主导性。也就是说，梁朝当时的思想是三教合流，而儒家略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思想对统治者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在封建人才的培养模式中，儒家经典是必修课，并且是被作为立身之道来学习的。
一、明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一)从明道到写心明朝初年，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因而这种儒家文化占据了文学的统治地位。因而文学界中就出现了将所有的政治制度、道德和政绩都写于文的现象，使这些历史的东西在华丽的辞藻下更加熠熠生辉。明朝初年严禁戏曲，但是却不反对神仙道扮和宣扬君臣、父子之类的戏，朱元璋还曾经把高明的戏曲《琵琶行》与《四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谈论。明代的朱权还曾经把内容为提倡儒家文化的戏剧归入正统文学，而把杂剧归位“行家生活”。在理学发展的同时，新的文学思想也在酝酿。李梦阳反复强调:“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乃其为音也，则发之情而生之心者也。”他认为之所以会抒感是因为心在感受在体会，因而曾经得出过真诗乃在民间的结论。明代文学家徐祯卿曾经说过一切情感的流露无非是眼看到了事物，然后心有所体会而表达出来的。当然这里他们所说的情感是符合道德的情感，是惆怅离思和追忆往昔的情感。理学派代表唐顺就说过;“天机尽是圆活，性地尽是洒落，顾人情乐率而恶拘束，然人知安恣睢者之为率易矣，而不知见天机者之尤为率易也…”在他看来只有感情从胸中流出来，才可以开口讲出来这样的感情是感情的“本色”，才是上乘的文字，人的心本没有善恶和优劣之分，感情都是对环境的一种客观反应。因而唐派的主张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直抒胸臆、纵心自然。徐渭主张诗文应该写其胸膈，因而他的诗文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抒发，他将一切人世间的感情不加修饰地表达出来，如将士出塞、寡妇之哭、得子之喜。(二)从雅言到迩言李贽对通俗文学有着极强的爱好，他认为善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存在。因而，他在《童心说》中极力提倡恢复人最本质的东西，这样创作出来的文章才是最善的文章。他还反复强调真正的童心往往都是迩言，优雅的语言不是人最本质的想法无非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而加以修饰的语言，真正的语言是民间的日常生活用语，如好货、好色、勤劳、进取、多积财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计等，听起来浅显易懂却是百姓最真实的意思表达，最真实的才是善言、最好的表达方式，何必为了迎合某种韵律和政治而刻意扭曲心中的意思。他的提倡迎合了当时的市民文化，成为流行一时的潮流，在明朝的后期学习迩言的人不计其数，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学习迩言。迩言逐渐在文学上发展为通俗文学，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是通俗演义，它将历史故事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平常百姓可以读懂，因而备受欢迎。欣欣子认为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相比在民间比较受欢迎，因为它描写的市井之谈和闺房密语等，即使孩童也可以听懂，因而许多市井人士非常认可这种文学方式。还有的文学家指出，通俗小说描写的许多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大都与文雅的历史不相符合，它虚化了一些人物形象，但是在虚化的同时往往蕴涵了真理，给人们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汤显祖在谈论通俗小说时说宁今宁俗，都是因为今而俗这也是最真实的。(三)从性情到性灵明代文学讲究两个要素:真和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性灵，公安派首先打出性灵的旗号。性灵派所指的性灵就是“发人所不能发、从真性流出，不涉安排”，这种出发点最后无非就是走向本色自然。因为在明代初期所谈的情感基本都是符合教与德的需要，不能有伤大雅等，长期压抑着人们思想的流露。后期的文学家将正统文学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将各种欲望都归为文学要表达的范围，从而就将情的意义扩大了。沿着这个思路发展，观就出现了，所以就出现了柳梦梅、杜丽娘这样的人物。这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思想的对抗。明代东林党派正统文化，但是这种风气已经发展壮大，对世俗生活的的描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因而导致明朝后期的文学创作即使是满怀亡国之痛，在文学方面也会流露出一定的感情因素。
二、明代后期文学思想的走向及特点分析
(一)诗歌的世俗化走向及分析嘉靖初年，一大批的文学家都开始向民间的歌谣学习，在创作中也有意表象世俗化的一面。正德初年到嘉靖初年社会上流传《山坡羊》与《锁南枝》，李开河给这两篇著作以十分的肯定。他强调能够将市井之俗引用到诗歌中来实在是一种新意。因为这样可以把诗写得很淡、把文字写得很平，很容易让大部分百姓明白。还有一位提倡通俗文学的文学家就是徐渭，“真”是他一切创作的出发点，他主张做人贵在真，诗、书、画贵在真情的表露，虽然他的性格比较怪在当时遭到很多非议，但是他主张的真情是不可否认的。唐朝曾经流传下来一幅画，由于时间比较长，图基本上失传。但是徐渭说自己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可以画出其中的奥妙，并且为每幅画题诗一首。这些诗句有“高高山上鹞儿飞，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顾鹞飞不顾脚，踏着棠梨才得知。”“偷放风鸢不在家，先生差伴没寻拿。有人指点春郊外，雪下红衫便是他。”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受当时民谣的影响，这些诗浅显易懂，通俗化在这里显示得淋漓尽致。诗歌创作向民间接近的提倡者是华善述，他出生在嘉靖年间，活动在万历年间，终生布衣，始终不仕。他生活的态度是:下明守雌，漆园贵达生。他认为儒家的礼有种约束人本性发挥的弊端，他虽然向往真但是不像有些文学家那样主张，他追求的真是平淡自然的真，是那种“十年卧茅茨，转识乡土风。”的真。他著述了很多题材的诗将其命名为《杂诗》，共有一千多首，主要包括咏诗、郊游、村居和妇女题材的诗。他的这些诗通俗易懂，但有些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真正感情的抒发。他未到过长安而写长安，未到过边塞而写边塞，表明写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不太符合“真”这个标准，但是他语言中的浅俗却是无人能及的。例如，写恋情的有的“朝出拨新蒲，暮作双履成。赠欢来时著，免使龙吠声。”写相思的有“蜻蚓蜡下鸣，寒近侬自惊。欢若无衣著，冷尽旧时情。”(二)小说的世俗化走向及分析明代文学通俗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小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小说就是《金瓶梅》，这部小说是以市井为题材的，描写了一个破落户如何通过来把自己的势力伸向各个层面。这部小说是当时市镇生活的反映，虽然一些市井之谈不堪入耳，但是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有专家指出《金瓶梅》的成功之处在于写揭示社会阴暗的一面，失败之处在于过多地写。《金瓶梅》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市井小说的代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结局使那些、无恶不作的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种结局透露出当时的百姓对社会上这种风气的不满，也是作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有力抨击。《金瓶梅》中有“三言”“二拍”，也反映着文学思想观念世俗化的倾向。明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是从明道到写心，语言上从雅言到迩言，情感的表达上注重性灵。在性情到性灵的过度中，世俗文学得到了发展。世俗文学思想更接近社会大众、接近民歌，求真求本性。
作者：吕海波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美国汉学家费威廉(Craig Fisk)曾指出，早在《诗经》中就包含着大量关于诗歌功用的言说。一些诗人宣称诗歌是为表达哀怨、阐明志向、颂扬美善、讽刺君主、缅怀先王。在此，诗歌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政教观在儒家典籍与其他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费氏举例说，《礼记》就有每五年君王命百官吟诵民歌以观其政的记载。《尚书》中的“诗言志”成为后来关于诗歌本质的权威表述――诗乃政治与集体意志的传达，与情感和个人无涉。此外，《左传》与《国语》明确记载了诗歌在社交场合的应用，君子援引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语句来暗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费威廉看来，这种处理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做法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文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基本否认了孔子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侯氏认为孔子没有视文学为审美经验，而是注重文学实用的一面。而马幼垣(Ma Yau-woon)则通过孔子与古希腊文论家的对比研究，断定孔子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资格是不容置疑的。对这两类相左的论点，费威廉进行了调和与折衷。他说，侯思孟的《孔子与中国上古文学批评》一文旨在指摘马幼垣过于夸大了孔子作为批评家的身份。侯氏认为散见于《论语》中的有关《诗经》的评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非文学性的。而且，孔子纵容对《诗经》的有意曲解，以便将之用做道德标签。费威廉对侯氏的上述观点颇不以为然，认为后者对孔子的批评过于苛刻。费氏说，孔子用前代的文化遗产以教育王公子弟，《诗经》对孔子而言不是缅怀过去的挽歌而是作为其思想的当下言说以及施教的典籍。中国古时有在社交场合引《诗》的传统(赋诗断章)，而孔子正生活在这一传统的没落期。因此，侯氏攻击孔子未将诗歌视为艺术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费氏进一步分析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孔子论《诗》是否属于文学批评活动，而是在于孔子作为一位文化哲人，其影响对后来意味着什么。《论语》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文与质”(cultivatednessand substance)或者说是“义与仁"(cultivat-ed virtue andinnate humaneness)的关系。对孔子来说，“文”本身绝不是目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同君子一样，必须是文质彬彬。孔子的思想对后来中国文学的主题、乃至历代批评家对文学风格与文学史的态度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其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说等观点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引起国外汉学家的关注。
美国华裔学者施友忠(Shih，VincentYu-chung)以为，虽然孟子保留并发展了孔子的说教主义(didacticism)，但是孟子的理想主义与神秘的学问(mystical learnings)使他能够采取灵活的态度来对待一些文学问题。孟子主张以开明的姿态阐释《诗经》，他说：“说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种较为自由的阐释在施友忠看来是一种纯粹直觉或主观的判断，是十分冒险的妄加猜测，反映的只是评论者的主观印象。但施友忠又认为这种主观判断并非一无是处，在批评刚出现的时候，真实的看法(sincere opinion)本身就是一大贡献。当然另一方面，孟子又主张不能孤立地解读作品，必须结合作者的生平与所处的时代语境。即“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的主观印象式批评方法。但施氏认为即便历史维度的引入也很难平衡主观、印象式批评者的观点。
相对而言，施友忠认为“养气说”(thefostering of the vital spirit orbreath)是孟子对中国文学批评更为重要的贡献。“气”(breath or vital life or spirit)在孟子那里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可见，“气”代表的是经由道德修养所获得的道德品质。在论“养气”时，孟子还谈到了“知言”(to know one，s character through his words)：“敢问夫子恶乎长?"El“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施氏认为，这其中就有一些文学意味。“浩然之气”是君子的特征，是一种道德勇气，这种勇气形之于言辞，言语就变得合乎情理，产生势如破竹的力量，就会赋予文学诸如雄浑、劲健、豪放、飘逸等风格。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中，“气”的内涵逐渐扩大，不仅含有最初单纯的道德意义，还增添了美学的意义，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品评作家才能及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
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孟子的“知言”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何谓知言?"El：“诚辞知其所蔽，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词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对此，字文所安认为孟子所谓的“知言”并不是指简单地理解一段话的意思，当然更不是仅仅再现说话者说这段话的意思。孟子所说的“知言”是：理解一段话彰显了说话者的何种意图，又使什么(what)得以澄明(manifest)。更为重要的是，说话者所说的是不自觉的，或许根本就不是其原意的表露。在此，宇文所安格外注意到孟子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引导方向。他说，在西方语境中，“member of an audience”中的“mem-ber”暗示“集体”(the collective body)才是完整的有机体；文本所给予的接受期待不能由某个读者实现。而孟子的“知言”刻画了一种迥然有别的读者原型，这种读者并不是为了单纯寻求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模式，而是去试图理解另一个人。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如果某一文本强烈触动了读者的情感，原因在作者及其时代，而与读者与文本的封闭关系元涉。即使一个文本虽经千万人之手，但它永远都只找一个人，即一个“知言”的人。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施友忠认为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文学观更具有实用性(practical)。对他来说，文学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在于它的有用性(usefulness)，这一观点最初见于孔子，在实用主义的墨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施氏说，尽管荀子关注社会行为的原则和产生社会和谐的途径与方法，但荀子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某些价值，如对人性格的美化作用。问题在于荀子所谓的“文学”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而是“学问”(1earning)的统称。文学与学问之间畛域的模糊或许是作为纯文学起点的诗歌逐渐承担上道德教化的原因之一。而荀子更是处处援引《诗经》来表达他的道德观点。
在施友忠看来，虽然荀子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但他对创作活动的根源与本质有着深刻的见地，并对创作心理有着合理的阐释。通过引证荀子论“乐”(music)的一段话，施氏解释说，荀子认为音乐的功能在于调整人的情感使之和谐，这种内在的和谐首先为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然后再经由“礼”(1i)使社会和谐得以实现。而“礼”指的是社会行为(social conduct)，是“乐”的内在原则的外化。由于音乐与诗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荀子的乐论对后来的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常常会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或者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原到历史之中，或者还原作品中的人物的感情，学生就会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古代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一
教师讲述《世说新语》时，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学生理解“魏晋风度”。方法就是将小说中所谓“魏晋风度”还原到历史文化之中去。魏晋文人的所谓“风流”是对汉儒那种高度理性化的思想行为准则的一种极端否定，是对人的个性的一种空前张扬，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谈玄论道。玄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士大夫，儒家思想再也不是处于独尊地位。阮籍、稽康、王羲之、陶渊明等人都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他们那种对个性的向往，那种对个人白由和人格尊严的要求，表现了人的觉醒，都有其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当时司马氏统治，杀戮名士。阮籍、嵇康等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因此有的醉酒，如阮籍，常常酩酊大醉，回避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有的逃到山林打铁，如嵇康，以逃避朝廷的征召。他们的风流行为，是对当朝统治者的一种反抗。但是也应该让学生看到，魏晋风流有其病态和畸形的一面，魏晋风流实际上是对社会政治的一种极端的、扭曲的、甚至是病态的反抗。其反抗流俗的精神值得肯定，但其具体行为并不值得模仿。如刘玲醉酒之后，赤身待在自己房间迎接客人，更不应盲目推崇。应该理性地分析魏晋风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再如，中唐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或“泄导人情”、“补察时政”的作用。学生无法理解写了《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白居易，为什么要持有这样的政治功利的文学观。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甚至有更具体的问题针对性。其实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很复杂，正如他的诗歌有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一样，其文学思想既有强调干预现实，“为民请命”的一面；也有提倡修身养性、抒写闲情逸趣的一面。这是与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相一致的。当他身为朝廷的监察官时，就不再主张文学的风情作用，更不会写《长恨歌》那样风情诗歌了。主张诗歌要反应现实政治，他的大量的讽喻诗实践了他的这种文学观。这种主张自然有其合理性，有其进步价值，尤其可以救治文学创作中那种脱离生活、局限于个人生活小圈子的无病等毛病，但也不见得要无条件全部接受。从理论上讲，文学的功能应当有更宽泛的规定，白居易主要是针对他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在这个范围内他的观点值得肯定。但是，白居易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与儒家传统文学思想一样，存在极为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局限于直接干预政治的狭小范围内，而忽略了文学功能的广阔性、多面性，同时他还忽略了文学的教育作用要通过审美作用来实现这一层面。
教学时，如果教师能够把文学现象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学生就可以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些文学现象。
二
讲授唐代文学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2]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
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3]”，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
《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4]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思想行为的方法。
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
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三
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5]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
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
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6]，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
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四
以上讲的三个“还原”，实际上是关于文史结合的问题，文史结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优长之处与作用，教学中注意运用它无可置疑。教学中文史结合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对这一方法的好处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文史结合是不够重视，甚至轻视的。因此除了从道理上说服外，有效的办法是注意以文史结合的具体教学实践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为例来显示其优长，给人以启发，让人们在事实面前提高认识。
其次，教学的主角是教师，教师具有引导、影响学生的作用。因此，要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古代文学，教师是关键。这不仅需要教师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必须具有运用此方法的必要条件与能力。也就是说教师首先要文史兼通，要认真学习历史，掌握与所要讲授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历史背景与事件等历史资料，以及典籍中与作品直接相关的本事一类记载，并尽可能详尽占有资料。老师需要长期注重历史知识与文化史的学习，广泛地阅读有关史籍与笔记诗话，甚至包括地方志与轶事小说等典籍，并有意识有目的地摘录相关资料，以备教学之需。这里需要说明，笔者所说的文史结合的“史”是广义的，不仅指正史，也包括稗史杂记以及笔记诗话之类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它们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典籍，但也是一种有用的历史资料，而且其中多有与文学作品直接相关的有价值的记载，对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往往极有帮助。
再次，教学中是否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主要决定于该作品是否需要采用以及能否采用此种方法。要对历史资料的介绍有所选择。在备课时，当然以详尽占有资料为好，但第一，讲课时间有限，不可罗列历史资料；第二，我们上的是古代文学课而非历史课，不能喧宾夺主。对史的应用结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说明文学作品，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在讲课时必须从有关史料中挑选最主要的、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这样既文史结合，又保证教学重点，既使学生对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又引导学生注重并掌握文史结合的学习方法。
最后，要注意辨别历史资料的真伪，并防止胶柱鼓瑟般看待作品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一般地讲，历史记载是可信的，但也不尽然，其中也有非实或道听途说，甚至凭空附会虚构者，这不仅正史中有，尤以稗官野史杂记等为多。因此在文史结合中就得注重史料的甄别，要弃伪存真。此外，从总体上说，文学作品毕竟不等同于历史，两者既常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不能机械地比附等同。因为作品有时虽有事实根据，但它却容许综合夸张，甚至渲染虚构，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对这类有事实依据的作品，须视具体情况合理地理解，不能仅据作品断定历史事实为非，或根据历史记载而指责文学作品不符合历史事实。
注释：
[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35卷）：4826.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杨贵妃[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1册76卷）：3493.
[3]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6卷）：4705.
[4]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7卷）：4717.
[5]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 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
在《离婚》这部长篇小说里描述了旧衙门里的一个特憋屈特窝囊小职员,此小职员的形象塑造非常富有平民色彩和社会底层市民的生活情趣,同时也多多少少的揭示出了中下层民众中许多微妙的精神状态。不过,老舍在《骆驼祥子》的创作中,不再局限于对少数老百姓“骆驼祥子”某一个层面的苦难生活的暴露或者批判,而是开始思考导致下层暗无天日的民众生活状态和形成令人捧腹的人物性格命运的社会根源,已经从整体上甚至还带有国际性眼光来审视残酷的社会现实,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老舍将平民意识纳入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自觉意识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正是因为老舍本身逐渐培养起来的这种平民意识,他在《四世同堂》和《茶馆》创作中展现的事情百态,也成为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风格,无形中平民意识很自然地发展成为了沟通老舍与普通老百姓彼此心灵的重要交集点。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塑造刻画的人物形象大多都取材于社会基层人员,其中不乏教师、学生、小公务员、贫农、隐士、店员、小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城市的落败户。最难能可贵的是,老舍先生还根据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体验,以感同身受的平民视角把自己塑造刻画人物的形象进一步升华,使自己创作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栩栩如生,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爱国求真精神和自尊自爱等思想品格让老百姓都觉得非常亲切生动、可信,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的言谈举止。
二、文学思想充满民族爱国意识
老舍非常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他常常把这份爱国情怀贯穿于他自己的许多文学作品创作中,因而创作了许多抒发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祖国满怀爱国的深厚情谊的佳作。1944年他开始创作的长篇中文小说《四世同堂》,诉说了1937-1945年时期,北京“小羊圈胡同”的居民遭受到的残酷压迫与统治,以及他们由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的故事,史诗般地展现了普通民众那股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和无畏的民族气节,以此试图来唤醒了普通老百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描述了一个信奉儒家思想“修身齐家”的传统知识分子赵庠琛为赶走日本侵略者,用他的实际行动的影响全家上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救国责任”,无形中都走上了抗日战场的道路。
这个故事中折射出了普通老百姓那种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舍家为国的那种无畏牺牲精神和浩然正气,彰显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当时社会形势逼迫下迸发出的无穷力量。在剧本《谁先到了重庆》和《归去来兮》中描写了青年人舍弃家人,走出家门,勇敢地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国家出力的故事,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救国于危难之中的慷慨故事。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老舍他已经开始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化作纸上的诗篇来教育引导民众,同时老舍那执着而顽强的民族自强信念也跃然纸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阶段为了宣传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本质和鼓动人民支援抗战的需要,并将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传递给全世界,广泛团结全世界抗击法西斯的力量为中国抗战服务,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不久,老舍就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希望文学作家应该像前线将士用枪一样,用好自己手中的笔杆子,积极创作通俗、平实、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引导普通民众自觉团结起来,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争取最后的胜利。在那艰苦的岁月老舍自己身为文协负责人,也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武汉不仅以真实的抗战事迹为题材撰写了《王小赶驴》、《打小日本》、《张忠定计》等鼓词,而且用京剧方式创作了《薛二娘》、《忠烈图》、《新刺虎》、《王家镇》等充满抗击日本侵略者内容的故事。
三、文学思想蕴涵着佛学思想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可其本身的佛学思想却与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十分吻合,无形中这样的佛学思想也深深影响着深受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出了许多佛学思想。慈悲喜舍、乐善好施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三体轮空”思想认为,为了他人生计着想,并且出于自己的菩萨心肠和怜悯同情之心,自愿布施的才是真正的乐善好施,不能抱着私利期望获得报答的心理做好事。老舍也把这样的佛学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1926年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把他的家产全部捐献施舍给贫苦老百姓,最后还带着他的两个闺女静心修行一心向佛。
涅盘思想也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抗战时期,老舍先生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战乱场面,希望当时的中国能在困境中奋进,争取最后的胜利,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和《火葬》等作品中就体现出这样的思想。《火葬》这部书的书名本身就寓意中华民族应该在“涅盘”苦难中求得新生的意味。在《四世同堂》中,作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受佛理感化而最终参加抗战的人物形象。他们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在沦陷的区域投身火热的民族抗战事业中去,经受着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佛学中与善恶思想相对应的是因果报应观念。佛家所指的受报应者往往是由于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俗话说自造孽不可活,老舍作品中的许多因果报应现象和佛家所讲的报应观念相吻合。《四世同堂》中他刻画了无耻汉奸、民族罪人冠晓荷和大赤包,他们最终都不得好死,可笑的是竟然死在他们甘心为之卖命的“日本爷爷”手里当了冤鬼。而平时作恶多端的特务败类冠招娣和李青山等人也都得到了不可饶恕的惩罚。老舍还在《大悲寺外》中描述了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私利竟然做出了害死了忠厚善良的黄学监的丁庚,结果恶有恶报,丁庚他承受不了心灵的折磨最后钻进大悲寺祈求上天对他的饶恕。这表面看来是诉说传统的日常生活小事,但从更深的文化意义角度上看,这些事情已远远超越了平时人们认为的“扬善惩恶”的思想,折射出了佛理思想对老舍文学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老舍在赞颂佛教文化的同时,也讽刺挖苦那些打着佛教名义做伤天害理事情的坏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写描写了一些非常势利的和尚,对有权有势的人,低三下四满脸堆笑地讨好他们,连一点自尊都没有;而对于贫穷的普通老百姓,则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甚至还动手打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仔细品味这些女子，我们领悟到的是一种瑰丽的气质和一种深厚庄重品格的结合。汉诗中女性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当时大文化态势所规定的。首先，就是由当时衡量文学价值的双重基准决定的。具体地说，就是在汉文化大一统的态势之下，南方文化的尚美的浪漫气质与北方文化致用的实效功能的整合。汉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阶段，即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时代的独立性，本身也是一个由内部不断矛盾作用推动着向前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大一统的盛世中气势恢宏的文学，它兼容并包含南北文化和儒、道、型名、阴阳等各家特色。其中，对文化及其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以庄骚为代表，以楚文化和老庄道家文化相融合为核心的南方文化精神。以《诗》为代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北方文化精神，两种精神之间的消长及相互作用。
儒家审美思潮对汉文字的要求：一是以礼乐制度规定了文学的审美范围，二是以致用精神规定了文学的美刺功用。它对文学的指导地位集中体现在汉代诗学观上。汉代诗学是汉文学审美、实用的标本。在文化现象上，表现为《诗》被尊为五经之首，地位无与伦比。从文学思想上说，其美刺、讽刺功能成为衡量汉代文学价值的基本准则。儒学始祖孔子为《诗》的社会功用作了定位，所谓“无邪”①的诗旨，以及“兴”“观”“群”“怨”②的庞大社会功用。而在《毛诗序》中又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论点，将《诗》的社会意旨衍化成为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泣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教化作用，从而奠定了汉代诗学批评的基本形态。汉代诗歌创作基本上是围绕这种诗学观来进行的。汉诗作者在这样批评指导下创作的诗歌自然有意无意地强化其社会教化作用，力求诗歌为大一统治服务，于民于利都有教育改造意义。这一点，就规定了诗中女性须具有“内美”。她们必须拥有符合当时儒家道德伦理，审美情趣道德品质，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理想的寄托，为诗外女子作表率。因此，我们看到汉诗中的女性才秉承了娴涉含蓄的风度、顽强坚韧的品质、积极健康的风貌。
于儒家社会教化作用之外，汉代诗歌并未经学化为枯燥无味、说教连篇的教科书，即是缘于儒家诗教影响不可抵御的楚文化的强大冲击。楚声，作为楚文化之代表，自汉初即已兴隆，汉初诗歌多为楚声。项羽的《垓下歌》之婉曲悲壮及刘邦《大风歌》之气势飞扬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