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1 17:07:2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别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多年来，我国在行政与司法领域对非法集资一直予以严厉遏制，但民间集资活动却仍呈增长态势，近年来随着民间金融的崛起更是日趋规模化，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危机化倾向。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集资案件的数量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近年来个别地区涉众型民间债务违约事件的集中爆发给司法处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实务处理上的困境凸显了理论准备的不足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非法集资之所以难以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法规对正规民间融资与非法融资的界限没有明确，需要在当前金融转型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其核心可归结为两个界限性问题：（1）对一宗特定的涉众型债务，非法集资或民间借贷的界分准则，我们称之为性质边界问题。这个性质边界本应是行政违法认定与合法民间借贷之间的边界，但由于现行相关刑事司法解释规定人罪的数量化门槛相当低，多数进入刑事处理，也可近似视为刑民分野。（2）对于一宗总体上业已确定进入刑事程序的涉众型债务，并不一定在其融资历史上所涉的全部债务都是非法集资，需要在总体定性的基础上从内部对所涉具体个别债务界分刑事处理的范围。因为涉众型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自然的时序发展过程，往往前期可能是正常的借贷，逐渐出现局部违约，再进而演变成全面性清偿危机，直至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在总体定性基础上再从内部界分性质范围并予以相关的刑民处置。我们称之为内部边界或内部处分问题。
这两个界限在当前涉众型民间债务违约事件处置上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中枢效应，都牵涉到刑事处理的门槛问题。刑事处理的门槛过低，会客观上压抑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加剧金融抑制。但刑事处理的门槛过高，也会造成对非法金融打击不力，金融秩序紊乱。
一、实践中非法集资的认定取向
考察当前我国非法集资的司法处理，实践中存在着三个比较明显的取向性特征，即追随行政取向、表象化取向和结果取向。这三个取向直接投射出现行规范在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界分上巨大的制度张力。
（一）追随行政取向
我国对非法集资行为的司法把握一直存在着鲜明的追随行政取向印记。以前把握非法集资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未经有权机关批准”，2010年11月22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将之改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从“未经批准”到“违反金融法规”已经体现了金融多元化和金融深化实践进程对司法的冲击，却没有真正改变行政取向的本质。我国正处于深刻的金融转型过程中，对民间金融、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模式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导致行政层面对非法集资的认识势必会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未来金融的发展不仅审批标准无法约束，金融法规规制也可能常常滞后于实践进程。追随行政取向的刑事规制将不仅反映为司法实践中诸多困扰，也将越来越背离实际的社会经济进程。
（二）表象化取向
在我国，《刑法》并没有直接使用“非法集资罪”作为一个规范的罪名，但“非法集资”这个词却一直被广泛应用于行政机关与司法系统的文件中。实际上，“非法集资”应该是一类罪的总称，司法实践中经常用来处理非法集资活动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将“承诺给付回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要件中，再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基金份额的非法经营罪、明知非法集资虚假广告纳入非法集资犯罪体系。《解释》实际上就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非法集资活动的基础性罪名，其余罪名则为非法集资活动的特殊罪名。这样，扩充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罪要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边界意义。
《解释》第一条定义《刑法》176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并以联立的方式规定了四个核心构成要件，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同时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构成要件在具体比照认定上存在相当的争议。
（三）结果取向
界分标准的模糊化和表象化投射到司法处理层面，出现了背离公认法律准则的结果先导的实用主义取向，尽管暂时会起作用，但长远来看司法失范反而会更加剧民间金融领域的投机和道德风险。当前在办理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一种现象，即司法措施以集资者的成败为标准，而不是以非法集资犯罪的核心法律特征为标准进行严谨的甄别。一般而言，对于成功的集资者，只要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就不予刑事追诉；对失败的集资者，造成了群体性借贷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就予以刑事惩处。这是一种典型的“成者英雄败者寇”的理念。如果执法上也迎合社会通行的“以结果论英雄”的思维，将会明显助长投机和道德风险。
二、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实质界分
以实践中的三个取向所引发的混淆与困惑为鉴，有必要深入到金融的实质层面去把握法律规制的真正目的，厘定实质边界。前已述及，《解释》实际上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非法集资活动的基础性罪名，该罪对于界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具有边界意义。我们就从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内核人手。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性内核：实质地使用金融工具
存款的本质是一种以未来还本付息为内容的银行信用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信用”被解释为“一种交易媒介”。以信用为媒介进行的交易是基于对交易对方未来支付能力与意愿的信任，它有别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存款既然属于银行信用范畴，其理应具有银行的间接融资性质和信用创造性质。
从法律用语的高度严谨性出发，《刑法》第176条在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名下使用“存款”二字应是止于其公认的金融学原义。
一是存款本质内涵应止于“允诺还本付息”，即使“变相”也只是指吸收方式上的多样化，“允诺”上仍然不应当脱离“还本付息”的特征。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1998]247号）固守了这一理解，规定“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但其他相关行政规范和司法解释都把承诺的内容扩张到了“承诺给付回报”的内容，即不限于还本付息的固定收益。
二是存款本质内涵应止于“银行信用”范畴。银行是专业的融资中介，从事间接融资，即融入资金的目的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与“借款”一词不同，银行业是严格区分“存款”（信用业务）与“其他借入款”（非信用业务）的。因此，将融人资金直接投入生产经营是不符合“存款”的间接融资内涵与信用创造内涵的。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相继联合会签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一般可不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处理。但对于其中后果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应当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处理。”但《解释》并不认同这一理解，只要符合司法解释第一条的四个条件的集资行为，均可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尽管该解释第三条同时也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入罪与不入罪的观念在法律上显然是一种实质性的差异。
《解释》偏离“存款”的固有内涵，通过在“还本付息”后添加“承诺给付回报”并在第二条罗列行为形式的方式来扩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增加该罪的调适面，是超越其本来作为金融范畴的众允边际的扩张性解释，漫无边际地扩大解释几乎等于无边界，易在实务中造成混淆。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能充当非法集资一类罪的基础罪名，其中的“存款”概念应当作为“金融工具”的典型代表来理解才具有相当的逻辑合理性。集资的具体形式表象可以是买卖，也可以是房地产销售，甚或至于一切表象合法的交易形式，但只要内在实质地“运用金融工具”的，就可归属于金融行为。这样看来，罗列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难以穷尽。反之，如果脱离“使用金融工具”这一实质约束条件而只是停留在行为形式层面去把握，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口袋罪”充当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边界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严谨的，在实务中易造成混淆，不少学者都曾提出质疑与批评。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社会性内核：具有抽象的外部性
《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性要件作了“公开宣传”与“不特定对象”的具体化要求，但具体化反而带来实务中的大量争议，于是就引发司法系统的进一步指导意见试图统一。笔者认为，实际上，社会性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应该抽象化而不是具体化，对此，结合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来理解则更为清晰明确。所谓外部性，按照兰德尔的定义，是指“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金融的高度信用化特性决定了系统化、网络化和传染性的风险，金融行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众所周知的。外部性风险的原理说明了集资的社会性不仅仅取决于集资对象的特定还是不特定，也不取决于直接集资人数的多寡，而是取决于集资主体社会网络的扩散延伸程度，判断集资的社会性应着力于从一个集资系统的外部性伸张的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性的判断应当是总体上的，抽象化的，而不是拘泥于表象。吴英案件虽然直接集资对象只有11人，但其联系的社会网络非常广阔，其中的最大集资对象林卫平是经营规模较大的社会融资中介，联系着庞大的资金供应下线，而且吴英在当地影响甚大，其崩溃的外部性和宣示效应无疑是巨大的，其具备法律要求的社会性应当是明显的，具体化不特定对象反而容易产生争议。
（三）建构“扰乱金融秩序”的专业审查替代数量化入罪
在明确非法集资行为金融性与社会性实质的基础上，界分非法集资与合法民间借贷的关键就在于衡定如何入罪的刑事门槛问题。（1）由于长期的银行业集中思维的支配，金融从业审批上的门槛之高是众所周知，民间集资行为违法认定的门槛则很低，行政规范规定“凡未经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集资活动，均为乱集资。”（2）刑事处理则是采用追随行政的导向，以“未经有权机关审批”或“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为前提，相应导致了低门槛；（3）刑事人罪标准目前采取数量化标准，且规定的数量标准较低。这样非法集资犯罪与合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敞口于是非常狭窄，一方面助长了金融业的集中与垄断，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地动用刑法资源遏制“非法集资”。这样，刚性规制的倾向十分明显，可以说是我们多年来对非法集资治理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的重要制度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7年《刑法》设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来，《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未规定以数额较大为要件，而是以“扰乱金融秩序’为要件。笔者认为，《刑法》此规定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把握了集资作为金融行为的入罪实质——行为产生金融风险并足以危及金融安全与秩序，实际上这也正是界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实质基准。《解释》“扩充”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基础罪名，纳入了超越“存款”内涵的其他集资形式，却对“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定要件如何认定不作规定，仅在第三条规定了从数额、人数、损失方面入罪的数量化基准。虽然我们在实际处理集资类案件时不能不考虑集资的数额等数量化基准，但是数量化也意味着简单化和表面化，尤其是在将各种不同的非典型形式的集资纳入该罪时，同样数量的集资对金融秩序的冲击和扰乱程度可能差别相当大。笔者建议，强化“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定要件，应当由金融监管部门出具专业审查意见，目前可参照《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鉴定意见进入法庭审理（今后诉讼法可配置专业审查程序），且按《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各方可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意见，被告方也应当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则在各方意见充分交锋的基础上综合各方意见作出最终决定。为“扰乱金融秩序”的实质认定设置程序保障，是确保各方申辩权的需要，也是刑事处理准确性的重要保证。
三、以衡平原则统合刑民处分
处理一宗总体上确定进入刑事处理的涉众型债务事件，司法实务上核心难题在于要应对随后面临的程序处理上的刑民交叉。而总体定性方面一旦在刑事程序上强化了对“扰乱金融秩序”法定要件的论证，无实质金融风险的集资案件就排除了刑民交叉的形成，这就首先充分保证了刑民冲突只在风险越界的特殊情形下发生，我们就可以有针对地考虑特殊情形下特殊的利益结构寻求特别的处置原则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固有法律规范的扰动。
（一）刑民处分的统合一衡平原则
一旦确定进入刑事处理，立即给此宗债务的诸关联人之间利益格局和法律地位带来深刻的变化，从本来诸关联人分别共同指向债务人的利益诉求变成了关联人互相之间的利益纠葛。而众多关联人所处的程序进程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一是形成各关联人之间利益交错勾连的平面利益格局；二是化生出全体关联人的集体利益；三是由于非法集资的外部性又牵扯到社会利益的问题，这就发育成一个特殊的平面多层多维的利益构造。我们原有的法律规范通常是在考虑简单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建构，显然难以适应多维的利益冲突格局。目前我国没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对于刑民交叉问题法律处分上的零星规定又缺乏详尽统一的规范，法律、司法解释的很多规定互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如果拘泥于当前规定作为根据去寻求刑民处分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可能是无解，甚至造成更大的混乱。为适应这一特殊的利益构造，我们必须另寻它途。
非法集资被立案后关联人之间的利益格局是基于自身的处境各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要在多元利益性质交叉混同的问题上找到破解之道，首先要找到多元多维问题的共同联结点或均衡点，也就是相当于将众多性质不同的约束条件联立来寻求方程的均衡解。但遗憾的是不存在这样的均衡解，原因在于经济学上的“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B·Holmstrom，1982）。该理论证明了“纳什平衡”（Nash Equilihrium）和“帕累托最优”（Pareto OotimaJlty）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因此，要解决刑民交叉问题，首先要在多元利益格局中寻求利益之间的价值排序。价值排序投射到法律上就是利益衡平的方法。什么是衡平？亨利·梅因在其不朽的著作《古代法》中给衡平下定义为“一套法律原则，以其固有的优越性取代旧的法律。”英美法国家的衡平法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引用衡平法一些固有原则来应对刑民处分中出现的具体法律问题。衡平的精髓在于价值衡量基础上的超越。笔者认为，在这个场合司法处理的功能应该着眼于全局、着力于衡平。从目前局部地区的民间金融危机的实践看来，有助于遏止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司法处分上的首要考量，这是此类问题处理上最大的衡平考量，因为风险外溢带来的整体社会信用收缩是最大的威胁和最大的损失。因此，在刑民处分上首先要考虑安定的价值，就是司法要给社会民众和关联人整体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防止关联人因为迷茫的等待而致恐慌蔓延。这方面宣示一个确定刑事保护期间是必要的。其次，要考虑公平的价值，司法在完成其对犯罪惩罚的基础上，应当给关联各方提供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空间和利益在实体上的公平厘定。
（二）程序上的衡平——刑事保护期间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程序问题，即当进入刑事程序后，债权人选择民事途径向法院，法院如何处理？目前多数法院参照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若干规定》”）处理，但实践中据此操作问题不少。该规定第1条从原则上规定了纠纷与犯罪应分开审理，且在第10条强调，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但第11条却又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由于不同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难以界定，许多法院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都简单适用《若干规定》第11条，裁定驳回，并全案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因此有学者建议将第11条“裁定驳回”的内容删去，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强调由法院移交犯罪线索，实体部分视情况继续审理或中止审理。但对于涉及金融债权案件，则多倾向于认为银行是合法的针对不特定客户开展金融业务，对抵押借款的流向只要尽到相应的审核责任即可，即使债务人被刑事立案，公安要求移送，法院也拒绝移送。如此不一的司法处理，甚至刑民处理职能部门也产生严重的分歧，证明试图逐一界分具体的个别债务的刑民性质是困难而极端低效的，更关键的是难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
对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一个合理的时间界限是必要的。如果一旦被定性为刑事，法院全部不受理，则从市场总体效应上看会引起恐慌蔓延，这是最危险的。非法集资犯罪虽然与破产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但非法集资被立案后关联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却与被宣告破产后的利益格局非常近似，因此，我们是可援引破产保护上的一些制度作为借鉴的。破产法上一个重要制度是在破产程序开始前一段时间，破产人的财产转移或交易受到限制，这在美国叫“破产前转移”，在法国叫“怀疑期间”。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一34条也设置有类似制度。这些制度的本质在于防止危机中的债务人或者关联人的突击性财产让渡或转移等具有高度道德风险的行为，对于非法集资危机中的债务人也同样具备这样的危险行为。要确定一个合理的保护期作为，防止债务人恶意处分财产，也给这个期间的债权人提供刑事保护，否定这个期间法律行为的效力。
刑事保护期间的财产易，不论有无担保，有无设置抵押，也不论对象（包括金融机构），都强制进入刑事处理领域，法院对发生在刑事保护期间的财产易和民间借贷纠纷一律不受理，已受理的驳回，移交刑事处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判断是否属于保护期内不是以借条落款的时间，而是以债权人将借款支付到债务人的实际到款日为准。交易发生在此期间时点以前的债权人则可以自主决定报案进入刑事处理或选择进行民事诉讼。刑事保护期间的设置解决了很多实务中的难题，为我们的范围界分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界分基准，为所有的利益相关人提供了一个合理预期。刑事保护期间的设置也符合“时间上在先的衡平法上的权利居上”与“衡平法就是平等”的核心格言，因为统一的时间基准体现了平等的精神。我们认为，涉众型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自然的时序发展过程，往往前期可能是正常的借贷，逐渐出现局部违约，再进而演变成全面性清偿危机，直至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如果单以事后被认定为集资犯罪，就前面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显然是不合理的，最终会压抑民间融资；而我们也无法精确逐一调查每一笔债务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还是与非法集资相关，这可能造成增加司法资源的耗费；而对每一宗集资具体分析出范围的界分点，实际上不准确也不必要。在经验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由相关司法解释或法规给出一个合适的期限分界点是比较有效率的办法，即使不可能太精确，但总体的衡平比局部的精确更重要。确定保护期间，不仅使原来机械的所谓“先刑后民”原则更有灵活性，在民间融资领域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使得人们警惕“接最后一棒”的防范意识大为加强。
（三）财物处分上的衡平——过失相抵
目前对涉众型民间债务刑事判决后的财物处分上并无系统化的规范。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2条，（对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由扣押的公安机关按照人民法院的通知，上缴国库或者返还受害人，并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若干规定》第8条则规定当事人可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当前实务处理中具体做法不一。一些人民法院的做法是：刑事判决通常会表述涉案被害人及相应的集资款本金数额，但不在判决上明确分配方案，操作中以被告人被扣押财产变现加上被告人及家属退赔后按本金比例直接分配。也有法院在刑事判决后鼓励受害人另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法院刑事判决后，刑事受害人应基于因违法而无效的合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财产或损害赔偿。之所以必须另行民事诉讼，是因为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下一些情形应当考虑过失相抵来衡平。（1）信息均衡者或共同利益者。主要是被告人的直系亲属，因为他们和被告人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平时往来严密，甚至于还居住在一起，对被告人非法集资的信息几乎完全对称，而民法上知情者一般作恶意认定，衡平法则表述为“援引衡平法的人，自己必须清白。”这些人应该后位受偿或大幅度抵减其数额。（2）高利贷已得偿者。因为高利贷者在前期利息获取上已多于一般的债权人，应抵减其前期不法得利部分或视情形核减。（3）为非法集资提供便利或协助者（包括担保追偿者）。此类人对非法集资活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具有明显的过错，虽然其也因为非法集资受到损失，但应考虑其过错核减其受偿数额。对于担保追偿者，一旦加入刑事程序，其即相当于承认前担保行为无效，可参照《担保法》第8条减少其受偿额度。
然后，对刑事受害人的民事审理终结和与原非保护期选择民事途径的债权人已决判决一起作为执行依据交执行部门统一按照法定程序分配。受害人可以就刑事扣押的现存财产和被告人及家属退赔额得到分配，但选择民事诉讼的非保护期债权人原债务的基础合同经法院判为有效，但因为非刑事受害人不能参与刑事程序中家属退赔款的分配（对非保护期债权人的选择权设置虽然在最后分配上造成一些差异，但保护期的设置避免了发案时的迷茫与恐慌蔓延）。在财物处理上坚持被害人仍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认定以及交由执行部门依法定程序分配，同时保障了实体上受害人过失的公平抵减以及程序上对第三人和案外人主张及异议的程序空间，体现了衡平原则保护整体利益的精神内核。
论文关键词 民间融资 金融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这起长达6年的吴英案似乎划上了句号，但其带给金融界和法学界的讨论仍在继续。早在3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就已经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是否意味着吴英案的结束正标志着我国民间金融改革的开始？
一、民间融资困境下的法律障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民营企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金融体系十分僵化，民营企业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所以“非法集资”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现今民间融资难的困境纵然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法律的障碍却是重要原因。
（一）罪名立法上的不明确性
从我国民间融资的现状看，不论是2003年的孙大午案、2006年的德隆案，还是2012年的吴英案都引起了社会关于我国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制的讨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度成为公众质疑的对象。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犯罪主体的不确定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从行为主体看当然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即不具有吸收存款业务的自然人和金融机构才可以构成本罪。但问题是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的行为主体，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
2.“公众存款”的模糊性
对“公众”范围存在的不同理解，其包括哪些人和单位，法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合个案的经验判断。因此学界也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持不特定且多数说。另一种观点持不特定或多数说。不论是“不特定”还是“多数”都仍然是模糊的概念，只有具体结合行为对法益侵犯的范围、程度以及吸收对象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广泛性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接近对“公众”范围的把握。
其次是对“存款”的争议。“存款”按照我国《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所谓“存款”必须是存入银行的资金，其相对应的是“贷款”。然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因为犯罪主体本身不具备银行的资格，因此也就无所谓的“存款”，可见法条中将“存款”和“资金”的概念混同。为此不少学者建议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修改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罪”。
3.“扰乱金融秩序”的误解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所谓“扰乱金融秩序”一句也存在较大误解。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本身就可以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还是必须要求有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严重后果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争议。换句话说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规定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还是结果？这一点法律并没有规定清楚。
（二）法规、司法解释上的矛盾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状表述，既不是简单罪状，因为其犯罪特征并不被众人所知，无需描述；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空白罪状，因为其没有指明参照的其他法律、法令。如此一来，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的解释则各执一说，甚至前后矛盾标准不一，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1997年刑法修正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律，之后第一个也是运用最广的法律解释就是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但该解释并没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和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区别开来，其实质是对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的行为严格管控，不失有打击“扩大化”之嫌。
正因为以上弊端的影响，因此2010年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用三个条文细化规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但过于苛刻的犯罪特征事实上又限制了对该罪的认定。
（三）司法适用上的随意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入罪带有很强的刑事政策性，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司法实践中存在动用刑事法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情况。例如一些个体老板大量借债后无法归还，而被借款人诉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时也存在不少侦查人员假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插手民事纠纷的情况。
二是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大多迫于刑事政策。例如社会上民间借贷、吸收资金的行为比比皆是，即使违法只要能按时按息归还一般司法机关都不会主动追究，只有当大量债务无法偿还引发借款人上访、缠访等后，才迫于形势而追究债务人的刑事责任，以平民愤。这种事后追究的方式确实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解构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特征来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性
概括起来，其非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主体非法，即无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不管其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也不管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亦或是以实物或物质性利益的方法，只要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是主体合法但行为非法，即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以不法提高利率的方式或是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也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吸收公众存款的公开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二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具备“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公开性。笔者认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理解不应当过于严苛，而要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把握，否则就会出现放纵犯罪的可能。例如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实际上也能起到公开宣传的效果，因此不应当排除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可能。
（三）吸收公众存款的高额回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三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应具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如果以利息数量来衡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就肯定构成“高额回报”。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地区经济差异，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所谓“高额回报”不能完全按照以上标准，而要视具体情况而言。
（四）吸收公众存款的不特定性
所谓“不特定性”是指非法吸收存款的对象的不特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四款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单位内部或是亲友属于特定对象，那么如果是向单位内部集资而职工又向其亲友吸资是否还是“特定”？亲友又向亲友吸资是否还算“特定”？因此吸收存款的对象是否特定，应当结合具体案情把握，而不应严格划分。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把握，不仅要从法律条文上知悉其犯罪构成和特征，而且要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才能达到刑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以下就以司法实践的角度正确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一）正确区分其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两点：
1.是否存在公开宣传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公开地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其公开宣传的方式可能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也可能通过“口口相传”，“推销、传销”等方式。但合法的民间借贷，一般都不会采取公开的方式，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一是不愿公开进行；二是借款的对象也是有选择的，并非来者不拒，往往就是一对一地进行。
2.借款对象是否特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对外“大张旗鼓”地宣传借款信息，其目的就是扩大借款对象的范围，可见犯罪嫌疑人在吸资前对借款对象的人数、范围、构成等因素上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民间借贷由于目的性明确，所以其选择借款对象往往需要考虑人数、范围、亲疏程度、安全系数、利率高低等等因素，因此最终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必然是相对特定的对象。
（二）防止运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在正确区分金融犯罪和民事纠纷的关系外，还需要在实践中防止以下行为的出现：一是当事人因为民事纠纷解决不当，而控告另一方当事人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二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利用经侦职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插手民事纠纷，人为提高立案率。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应当加强法院对民事纠纷的定纷止争作用，只有法院抓住关键，有效地解决双方的纠纷，就能防止矛盾的激化。对于第二种情况，应当正本清源加强对侦查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才能发挥其正确的导向作用。
（三）宽严相济地适用刑事手段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需要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为民间合法融资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要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相比较1998年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言，笔者认为只有宽严相济的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手段，才能在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的基础上，打击破坏金融秩序的违反犯罪行为。
一方面，对于司法实践中已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诸如“附条件不批捕”，“附条件不”的决定。如果可以达成刑事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够及时返还所借款项或是制定还款计划，将社会危害降到最低点，则可以作为从轻、减轻甚至是免于刑罚的情节。如此，“宽”的一面不仅可以减少危害行为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避免引发新的矛盾产生。
一、民间借贷的现状与特点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关键词］浮动抵押；应收账款质押；民间借贷；放贷人条例
一、引言
我国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小企业的发展遭遇诸多难关，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型。转型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由于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性，企业往往在研发这一最需要资金支持的阶段筹不到资金，再加上2011年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贷款利率，导致一些企业转而向不合法的民间借贷求助，最终使得原本就是微利经营的中小企业面临生死边缘。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法律对此有何建设性支撑？虽然现行法律法规提供了不同的融资形式，但仍属于杯水车薪。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应对之策，如有学者从宪法所明文规定的财产处分权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正视民间借贷主体的正当权利，政府的首要职责应当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不是对权利的不合理的限制，更不是通过与民争利来垄断金融市场。①也有学者认为在穷尽常规融资手段之余，我们应该将焦点放在民间借贷上，但由于我国民间借贷立法政出多门，立法技术欠缺等原因存在法律规范内容相互冲突并缺乏统一性、协调性和逻辑性，结果导致对同一行为可能依据不同而评价结果大相径庭，建议制定单行法解决目前的尴尬。②笔者试图从对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的调查出发，分析我国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的问题，剖析现行法律法规所面临的尴尬，探索开辟民间融资的新渠道等手段以商破解这一难题。
二、当前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及问题
(一)常规性担保融资严重不足
据对中小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银行贷款仍然是绝大多数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其次为股东筹资，民间借贷也发挥重要作用。从信贷资金供给来源来看，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及农业银行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成为中小企业信贷资金供给的主力军，但尽管如此，资金仍然严重缺口，其原因主要是担保不足。据农业银行成都分行的问卷显示，企业自身能够提供的主要担保方式分别是：不动产抵押、动产抵押、土地转租权、股权质押及无形资产质押。可以说，金融机构认可度最高的仍然是不动产抵押，而不动产抵押的标的主要是房地产抵押；动产抵押的标的主要是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而且据笔者调查，目前金融机构认定优良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最高不超过70%，最低40%，机器设备等动产抵押最高控制在40%左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二)浮动抵押遭遇的尴尬
《物权法》为了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难，促进经济发展，特地引入了英美法系的浮动抵押制度。该法181条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来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从181条可以看出，浮动抵押具有不同于固定抵押的特征：第一，除了生产设备外抵押财产的范围都有很强的浮动性，是流动性财产。第二，浮动抵押设定后，抵押的财产不断发生变化，直到约定或者法定的事由发生，抵押财产才确定。第三，浮动抵押期间，抵押人处分抵押财产不必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无追及的权利，即抵押人并不因为该动产设定了抵押，就丧失了处分权，抵押权人只能就约定或者法定事由发生后确定的财产优先受偿。应该说，浮动抵押的最大亮点是保留了债务人的经营活动自主管理权。立法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却事与愿违。因为抵押人可以自由处分抵押财产，即抵押财产的范围随时都有流出和流入的变化，加大了银行风险，增加了银行的监管成本，对于风险防范能力较低的银行而言，他们基本处于观望状态。风险防范能力较强的农业银行也只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推广。目前，四川省农业银行各支行有针对性的先找一二户经营状况比较稳定、结算现金流充足、资金在农行结算、主要资产已经在农行抵押的中小企业先行试验（这实际上是一种“打捆”担保）。对于监管，农行对这些候选人可谓小心翼翼，每半个月派客户经理去视察一次，视察的范围涉及到产、供、销、库存一体化。可以说，监管成本飙升也印证该制度的设立并未开出理想之花。
(三)应收账款融资所遇到的风险挑战
应收账款质押，是指债权人将其对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债权向银行等信贷机构提供质押担保并获得贷款的行为。该融资方式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融资体系中已占据重要地位。据统计，我国中小型企业中60%以上的资产都是应收账款，这些企业主要为服务型（如餐饮和咨询服务，这些企业大部分是租赁别人的场地和设施进行经营）企业。《物权法》关于应收账款质押的规定，可以应收账款付款人较高的信用弥补出质人自身信用的不足，若能将其向银行质押而获得贷款，相当于未来资金的提前变现和回笼。应收账款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虽然对企业和银行而言，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与固定资产的担保而言，其风险性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其一，对银行而言，效益只是纸上财富，实际内藏巨大风险，有可能贷款到期，企业无法还贷；其二，如果贷款企业作为第一债务人无法还贷的情况下，银行只能依应收账款的质押向第三人主张其债权，但如果第三债务人破产，质权人只能作为一般债权人去申报债权，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而无任何优先受偿权；除此之外，应收账款的出质也并不能当然切断和消灭第三债务人业已拥有的对出质人的抗辩权和抵消权。这银行不能受偿的风险进一步扩大，银行在这一新型融资贷款方式上也是谨慎为之。
(四)小额贷款公司力所不逮及担保公司违规操作
2008年银监会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在该指导意见中银监会提出可以成立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在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下可以自主选择贷款对象。但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第一，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在此标准内，可以参考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经济状况和人均GDP水平，制定最高贷款额度限制，这虽然使得中小企业得到贷款相对容易，但贷款额度却杯水车薪。第二，小额贷款公司设立门槛较高，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抬高其注册资本并对申请者进行身份限制，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本身有限。近年，融资性担保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和作用日益增强。但与此同时，担保行业也暴露出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有效监管缺失、担保机构运作不规范、内部管理松弛、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不强以及违法违规抽逃资本金、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等问题，所以也未能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
(五)民间借贷遭遇现行法律的红线
企业融资有两种方式，一是间接融资，二是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直接融资中，股东自筹和民间借贷是最主要融资方式，虽然政府提供了创业板，但创业板针对的对象仅仅是股份制企业，并且盈利能力、营业收入增长率、股本总额、注册资本、经营业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程度，都有一个硬性指标。从这些条件来看，不仅大量的股份制企 业被排除在外，而且大量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面对这道门槛也只能是望洋兴叹。在股东投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 而民间借贷又受现行法律的限制：其一，利率的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其二，范围的限制。《刑法》第176条规定和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明确了非法集资的界定标准和特征要件，区分了非法集资和合法融资的界限。从该司法解释可以看出，虽然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但还是可以看出只要向不特定人吸收资金达到一定数量和金额，民间借贷就会被认定为非法集资罪，所以在实践中，民间借贷常常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一旦利率过高，借款人不能返还时，只能选择跑路。
三、对《放贷人条例》的考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通过银行，而银行就像一个坐收渔利的商家，对贷款对象和贷款方式总是挑肥拣瘦，往往选择最容易、最稳妥的赚钱方式，中小企业在银行的强势面前总是显得卑躬屈膝而不能如愿，在转而寻求民间融资的渠道时却常常遭遇法律的红线。笔者认为只有改革目前的金融体制，尽快出台单行法《放贷人条例》。但是《放贷人条例》草案自2008年由央行起草，经过5次的修改和4年的等待，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仍然无果。草案被否，原因很多，主要是担心《条例》的出台可能会导致资金流向无法控制并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三思是应该的，但不管怎样，有关部门不能光说不作，当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已经山穷水尽时，我们应该听听企业发自肺腑的心声，尽快组织专家进行修改并及时出台该条例。当前也有许多专家针对该条例所暴露的问题作出了一些应对措施，如明确监管机构，实施差别利率和浮动管理，区别设立放贷人门槛。③笔者希望在分析该条例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期构建一个合理、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一)建立登记备案体系制度以消除资金流向无法控制的顾虑
在不打破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的种种限制基础上，《条例》草案规定放贷的钱必须是自有资金，严禁吸收存款，以此与非法集资进行区分。针对该条，有人担心由于自有资金没有严格界定，实际操作中有可能会造成非法集资从而引起资金流向无法控制进而影响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笔者认为，在现实中，企业或者个人的财产中都不可能完全排除借贷资金的存在，只要借贷资金没有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非法集资的规定都应该得到保护，如果把借贷资金排除在外，这无疑是提高了放贷人的资质，限制了放贷人的数量。如果对放贷人的资质及放贷活动进行登记备案并在国家机关中确定一个监管部门，专责此项事务，便可消除资金流向无法控制的顾虑。央行可以在登记备案簿上查询资金流向，同时登记备案的放贷人及放贷活动在诉诸法律的时候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不可。在这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由于地下钱庄的存在，资金流向暗箱操作是个不争的事实，《放贷人条例》如果实施，不是促使这一事实发生的根源，相反的是，条例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目的就是使资金流向由地下转向地上，由不可控变为可控。如果进行登记备案，则中小企业可以在该主管部门的网页上查询放贷人的资质和数量，放心选择候选人，也不必因为银行的垄断、民间借贷的限制而被迫去借高利贷。
(二)建立适当的利率上限以吸引民间借贷阳光化
条例中对放贷人放贷的利率并没有突破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限制，这使得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和借贷人并不看好该条例的出台，前不久温州一些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的原因就是因为背负了大量的高利贷。笔者个人认为，利率的高低应该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确定，近年来银行业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步伐，其贷款利率已经取消了最高额限制，改由货币供需双方自主商定，在此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民间借贷必须参照银行利率，立法者可以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制定一个适当的利率上限。如果仍然以不得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来 加以限制，很可能使一些民间资本放弃合法化，而选择停留在地下阶段，随行就市，增大监管难度，结果导致与立法初衷相违背。
四、结语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体，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情况而设计。但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有的金融体制难以满足民营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尽管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产值利税，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但能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仍属凤毛麟角。银行严格的风险监测机制和繁琐的借贷程序，促使了程序简单操作简易的民间借贷的兴起，从而逐渐打破了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削弱了政府对金融资源进行控制的能力。政府为降低金融风险，以行政管制和刑法惩罚双管齐下对民间融资进行制度性压制，④使得大量的民间借贷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不得已游离于合法和非法的边缘。鉴于中小企业的积极作用，政府不得不做出了许多改善措施，如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实施贷款倾斜等。但这有可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中国银行经过体制改革之后，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已经确定，银行作为一个股份制企业应按照市场原则而不是福利原则运作。银行在实际操作中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最终追求目标，在银行惜贷的现实压力下，民间借贷理所应当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常态。政府当务之急应修改并通过《放贷人条例》单行法来规范民间借贷，区别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的界限，使民间借贷走出“灰色地带”，允许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这一类市场主体存在，并承认主体合法性。该条例可以说是拓宽民间融资渠道的清道夫，它既保障了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尊重其私有财产使用权，又使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得到确定。它的出台将会消除资金投资者的后顾之忧，并吸引海外资金的回流，促进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
注释：
①张书清：《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压制及其解决途径》，《法学》，2008年第9期。
②刘慧兰：《关于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的思考》，《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4 期。
③李有星，罗栩：《论〈放贷人条例〉制定的难点及其解决》，《政治与法律》，2011年 第6期；龚波华：《浅谈我国民间放贷人监管》，《时代金融》，2012年第1期。
④张书清：《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压制及其解决途径》，《法学》，2008年第9期。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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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有星，罗栩．论“放贷人条例”制定的难点及其解决［J］．政治与法律，2011(6)．
［3］龚波华．浅谈我国民间放贷人监管［J］．时代金融，2012(1)．
［4］张书清．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压制及其解决途径［J］．法学，2008(9)．
［5］四川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简报第2期，2010-2-25．
［6］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及下一 步工作建议的通知，2010-4-28．
Legal Analysis of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Dong Jing
关键词：甬台温 草根金融 组织形式 规范研究
“草根”金融是农村民间金融，合作金融，小额信贷，村镇银行的统称，“草根”金融发源于民间、根植于民间、服务于民间。而“游击战”是指草根金融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起到某些社会保障功能，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广开融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村资金的供求矛盾。长期以来，农村民间借贷一直是农户资金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它有着不能忽视而且不可取代的地位，它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浙江地处沿海，民营经济发达，尤其是甬台温三地，更是民间金融的摇篮 ，伴随着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与之对应的草根金融应运而生。然而，草根金融存在合理却不合法的情况，如何使草根金融由合理而不合法的地下活动转为公开、合法、透明、有序的金融活动，成为当务之急。
一、甬台温地区农村民间金融基本情况
1.宁波农村民间金融基本情况。宁波农村民间金融十分发达，早在1988年就成立了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其分支机构更是发展到54个之多。2012年4月，宁波中小微企业网上融资平台也正式开通上线，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服务。虽与温州同为浙经济区域，宁波民间融资用途却不相同，宁波民间融资资金多是被中小企业主用于经营实业，而非在各地房产、资源、资本市场上投机炒作。
笔者于2012年9月至10月对宁波市农村43家企业、69位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他们的资金状况、融资需求以及常用的融资方式，融资期限，年利率等，并计算出他们的借款来源的占比情况，结果如下表：
2.台州农村民间金融基本情况。台州市发改委曾于2008年6月开展“民间融资情况调研”，有77%中小企业反映银行贷款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从调研结果看，近八成的企业采取向亲朋好友或其他企业借款的方式，而剩下的两成则向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如典当行、担保公司等。企业借款目的分别有60%用于扩大生产和40%用于满足流动性需求，而民间借贷的平均年利率已达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6倍乃至更高。
3.温州农村民间金融基本情况。温州市农村民间金融十分活跃。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融资活跃程度增强，规模明显增大。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大约有1200亿元左右民间资本参与民间融资，约占民间资本比重的1 /5、同期银行贷款余额的20%。温州民间借贷资金主要用于：一般生产经营、房地产项目投资、还贷、短期周转、其他投资、投机等。
二、甬台温地区常见农村金融组织形式
1.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主要以小额贷款的形式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村金融的绝对主力军。农户信用等级评定以及信用额度的核定是农户贷款的重要内容。根据农户的基本情况，资产负债情况，生产经营状况、信用程度等指标可对农户信用等级进行测评，进而核定相应等级的信用贷款限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按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和浮动幅度适当优惠，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为0.9～2.0，比银行的范围大。
2.合会。合会是民间小规模经济互助组织，是由一个自然人作为会首，出于某种目的组织起有限数量的人员，每人每期拿出约定数额的会钱，每期由一个人得到全部的当期会钱（包括其他成员支付的利息），并分期支付相应的利息的组织形式。合会包括邀会、圆会、转会、得会、满会这五个过程。
3.亲友借款。亲友借款是指农户或小企业经营者资金短缺时想周边的熟人或亲朋好友周转资金的一种方式，一般可分为口头约定、简单履约、高利贷三种类型。亲友借款通常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也为广大农户所接受，但因互相不熟悉而是由第三者介绍就产生的借款，时常会引起亲友反目，有借无还。
4.企业内部集资。企业内部集资是指生产性企业为了加强企业内部集资管理，把企业内部集资活动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自身的生产资金短缺时，在本单位内部职工中以债券等形式筹集资金的借贷行为，并遵循自愿原则。企业员工可根据自身闲置资金状况、对风险与收益的评估，选择适合自己的出资额度。企业股份利率随本年度盈利水平变动，不同行业盈利水平差异比较大，以物流行业为例，平均集资利率可达15%至25%。企业内部集资通常无需抵押，增加了融资的便利性，也增强了公司人才的稳定性。企业内部集资通常容易发展为非法集资，因此，要在集资时严格把握二者的界限。
5.担保公司。担保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借款、票据证券、交易履约的担保。担保模式可分为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和商业担保。其中，政府出资且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政策性担保公司占90%；以会员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企业间互助担保机构占全部担保机构的5%左右；以营利为目的，同时兼营投资等其他商业业务的担保机构占5%。在甬台温三地，担保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存在，这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6.小额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是以经营小额贷款，开展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投资、经济信息、商务等咨询业务的金融服务公司。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小额贷款公司根据贷款客户的自身的情况，期限及用途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浮动利率贷款利率由双方协商而定。例如《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小额贷款公司70%的资金应用于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超过50万元的小额借款人，其余30%资金的单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小额贷款的审核机制不尽健全，由此而产生的有贷无回的现象也为小额贷款公司的正常运营蒙上了一层阴影。
7.典当行。典当行，亦称当铺，是专门发放质押贷款的非正规边缘性的金融机构，是以货币借贷为主和商品销售为辅的市场中介组织。典当融资，是指中小企业在短期资金需求中利用典当行救急的特点，以质押或抵押的方式获得资金，是一种快速、便捷的融资方式。典当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为验当，即对当物的估值，确定最终当金的额度，其中涉及典当折算率、综合费率、当期及利率，因此，典当行业需要特殊的专业技能，需要相关人才专门经营。
8.融资租赁。融资租赁，又称作设备租赁或现代租赁，它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回购或退租）处置租赁物。主要面向资信状况、经营状况良好，有偿债能力的企业。融资租赁和传统租赁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传统租赁以承租人租赁使用物件的时间计算租金，而融资租赁以承租人占用融资成本的时间计算租金。
三、甬台温地区常见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在运行中容易产生的问题
1.农村金融组织的合法性问题。（1）企业内部集资非常容易被误认为非法集资，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据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企业内部集资必须将机子对象限定在内部员工上。如若不然，则会被认定为非法集资，定为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或者非法集资罪。由此可见，企业内部集资这种融资方式，其合法与违法只有一步之遥。以宁波某物流企业为例，在企业内部集资时，更倾向于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处集资而非普通职员。
（2）在温州和台州的部分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程序也不规范，虽然建立了审贷分离制度，但多数在业务操作中并没有严格执行。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也不够健全，直到2012年2月，浙江省工商局才出台了业内首个《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暂行办法》对小贷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管。而现实中个别小额贷款公司存在明显的跨行政区域放贷，或是单户超额放贷等违规现象。而这些都将加大信用风险，给小额贷款公司带来损失。
（3）投资担保公司作为中介，未曾占有借贷双方的资金，这种“不摸钱”的原则，可以和地下钱庄、小中介、非法集资等彻底区分开来。但担保公司自身运作管理也时常存在不够专业和规范的问题。担保的审批与追偿机制不够健全，且担保公司与客户暗中勾结，套取银行资金等现象也比比皆是。虽然1999年我国出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并于2000年出台了《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担保合同无效时的责任处理。由此可见，现行的法律法规难以对担保业整体和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与政策支持。
（4）典当行业的不规范经营现象也时常存在。如一些典当公司诱使当事人以集体土地使用权进行典当，在当事人不能如期还款时就以极低的价格通过典当直接获得土地使用权，既违犯土地法与拍卖法，也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土地使用权通常是企业和个人向银行融资的主要担保手段，维系着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典当业经营土地使用权，在业务上就会与银行业发生混同，如果进而因为竞争发生纠纷。而由于典当行从业人员评估技能不足造成的验当环节出现错误等也会引发客户与典当行之间的纠纷。
（5）目前，我国有关融资租赁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法规，但部分法规存在与当前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无法引导、规范融资租赁业务的健康发展。在政府监管方面，目前也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对融资租赁业权威管理机构，从而影响了融资租赁业的规范发展。
2.农村金融组织的风险规避问题。农村金融组织规模通常较小，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且风险控制、补偿机制不健全。举例来说，小额贷款公司时常会出现操作不规范，违规放贷等现象，而担保公司则缺乏完善的外部风险补偿机制，再承担了担保责任后，只能依靠它的业务经营收入来弥补所造成的亏损。这些风险的产生都会为农村金融组织的运营带来极大地影响。
3.农村金融组织的人才匮乏问题。农村金融组织由于其“草根”的特点而不易被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所青睐，因此人才匮乏问题也是农村金融组织的一个显著的问题。除此之外，农村金融组织自身人才培养机制也不够健全，员工晋升机制也亟待完善，这些问题都极大地限制了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
4.政府对农村金融组织的扶持力度问题。近年来，政府对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有待提高。以融资租赁业为例，虽然这一形式在我国已存在三十多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很明显，但目前人们仍缺乏对融资租赁的认知，许多企业仍然对所有权更为重视，习惯于采取一次性买断的方式。而且由于对融资租赁的宣传的不足，全社会对融资租赁的性质、特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缺乏认识，进而也限制了融资租赁业务的广泛开展。
四、甬台温地区常见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规范的对策建议
1.积极推进融资程序规范化。小额贷款公司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发放贷款，仔细审核客户资信，避免不良贷款的发放，深化资信审核机制，加强内部相互监督机制。担保公司则要完善与健全审批与追偿机制，避免内外勾结的现象。总而言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需要稳步发展，让规范化机制的完善跟上组织部门的扩张速度，争取达到质与量的同步提升。
2.充分完善和发展内控机制、风险评价体系。据不完全统计，浙江东南部地区的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已达3000亿元，因此，规范这一地区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自身管理、健全风险评价体系这一任务已经迫在眉睫。“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最核心的内容是民间金融的规范化与组织化，这是我国民间金融活动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民间金融的其他各项功能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甬台温农村金融组织要充分参考国内外的先进案例，通过内部组织的相互制衡机制来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促进其稳健发展。
3.全面引进并注重培养高素质人才。无论是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还是融资租赁机构等农村民间金融组织，都迫切需要高素质、高层次的人才。一方面，它们需要大力引进这些人才，另外一方面也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可以由引进的部分人才进行经验知识的传授、推广，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加强与地方政府、高校的合作，可以与高校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或是为员工开设专业提高班等加强员工队伍素质建设。
4.加强政策扶持并完善法律法规。政府应加大对合法的农村金融组织的扶持力度，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并对一定扶持范围内的客户给予适当的财政贴息补偿。试点并推广小额贷款规范网站，服务电话等，为客户与金融组织完成对接，降低两者联系的风险与费用。要从实质上促使民间金融“阳光化”。除了农村金融组织加强自身规范化机制建设之外，政府也应加强对其的监管机制，尽快制定各类金融组织的信用等级评价制度，为广大农户及村镇企业提供参考。我国也应当在明确区分商业信贷与消费信贷的基础上， 对草根金融采取细致分层的适度监管， 培养行业自律精神， 以保证其原有的优势与活力。在加强监管、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同时，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 促进正当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摆脱灰色金融的身份， 从而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开办农村融资推广会或组织部分代表金融组织下乡镇等活动，消除部分农户及村镇企业对于某些金融组织的误解，建立一个规范农村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推进甬台温地区“草根金融”市场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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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一、民间借贷的概述
1、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在我国最早期的表现形式主要为私人之间的借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开始形成了有固定组织形式的机构，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的形式主要包括：个人借贷、小额信贷公司、合会、标会、私募基金、地下钱庄、典当等。从法律意义上讲，民间借贷是指区别于正规的金融贷款，存在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的统称。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借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贷款方，双方约定贷款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或者免除利息。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方为有效的民间借贷，对于高出约定的利息，法律不予以保护。
2、民间借贷的特征：
（1）参与主体与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较为广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势头十分迅速，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受我国现行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银行基于其逐利性，一般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担保制度未完全建立，财产的流动性较为灵活，故银行要承担较大的贷款风险，所以一般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这也给民间借贷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较大滋生的土壤与空间。民间借贷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服务对象不同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其民间主体也十分广泛，其主体主要有个人、企业、私营业主、个体户等，与此同时，其资金来源也十分广泛，主要有城乡居民积蓄，生产经营资金，甚至包括向银行借入的资金以及向亲戚朋友等的借入资金。
（2）隐蔽性和融资范围的地域性。出于对金融监管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我国目前对民间借贷的限制十分严格，除了合法的典当等形式的集资行为，国家原则上不允许其他民间借贷的存在，所以民间借贷一直游走于灰暗的边缘，极其具有隐蔽性。与此同时，民间借贷的内生性，它的产生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致，具有不可避免性民间借贷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熟人关系而建立，其流动与发展都集中于本地，具有地域性。比如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广东等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十分迅猛，而在内地及西部偏远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则较少。
（3）交易手续便利、条件灵活。民间借贷交易手续不像银行贷款需要提供营业执照、代码证书、会计报表、购销合同、验资报告等一大堆材料，一般只需考察房产证明及还贷能力等并签订合同即可，双方基于自愿及其熟人关系，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获得贷款，条件也较为灵活。按银行的正常贷款程序，企业从向银行申请贷款到获得贷款，期间大约需要一个月，即使是长期合作客户，最快也需要10天左右；而民间借贷一般仅需要3～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即可获得所需资金。与此同时民间借贷资金使用效率较高，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而民间借贷可以随借随还，适合小企业资金使用频率高，期限短的特点。民间借贷正是具备了这些比较优势，才日趋活跃起来。
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1、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甚至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1996年为借贷活动制定的规则是贷款通则，把贷款人限定为必须持有“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中资金融机构，所以只适用于商业银行，不适用于民间借贷。但就就目前我国情况来看，贷款通则早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使民间借贷不再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2、健全民间借贷配套制度。在给予民间借贷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要规范民间借贷融资秩序，加强对民间借贷融资市场的监管，制止和打击违法违规、恶意提高民间借贷融资标准等扰乱民间借贷秩序的行为，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民间贷款、担保和信用评级机制，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拥有资金、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允许其开办贷款业务，并予以一定的利率浮动空间，以保护和引导正当的民间借贷行为，为民间金融搭建向规范化、合法化转变的制度平台，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合理健康新渠道。
3、构建民间借贷监管体系。首先，应在创新中优化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着重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完善，包括建立和完善系统性风险预警应对机制，加强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播。其次，既要提高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又要加强监管协调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要合理划分金融监管的边界，既不能出现金融监管盲区，监管的缺位，也要尽可能避免重复监管。应统一规范和明确地方金融办的职能，强化金融办的管理职能，将其金融管理工作的重点从争取资金投入转向协调和服务上，提升金融风险的规避与处置能力，促进地方金融机构稳定发展。最后，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民间借贷在实践中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等特点，容易引发高利贷、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也使得人民法院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难度增加。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允许民间借贷的合法存在，进行阳光化经营，充分发挥其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其投机性和诈骗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民间借贷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制度和信贷体系的组成部分。（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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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孟洲：《金融监管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3] 曾纪胜：《对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关键词］鄂尔多斯民间借贷
引言
民间借贷一般是指处于官方正规金融体系以外自发形成的民间个体之间的资金借与贷活动之总称。民间借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民间借贷是各种民间金融的总称，狭义的民间借贷指民间个人之间的借贷活动。本文主要研究广义的民间借贷。
广义的民间借贷，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民间借贷按其从事的活动性质划分，可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前者不合法但合理、对社会有益的金融活动，后者是不合法、不合理、对社会有害的金融活动。
民间信贷大多兴盛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金融市场不健全和不完善的产物。国内外许多研究对非正式金融现象及成因做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有一些研究数据涉及到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但很少有研究系统的介绍和分析鄂尔多斯的民间信贷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鄂尔多斯民间信贷问题进行较全面的阐述：鄂尔多斯的经济发展概况、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现状、特点与成因、鄂尔多斯民间借贷问题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吻合性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有限负面作用。
一、鄂尔多斯民间信贷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机构多、数量大
融资服务功能是典当公司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是典当行的社会交易功能，在鄂尔多斯民间融资中，“典当行”和“投资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0年对典当行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向经贸委移交后，鄂尔多斯典当行发展迅速，至2008年6月末，全市典当行由2000年的1家发展到15家及27家分支机构，注册资金1.79亿元。此外，专事民间融资活动的类似融资机构还有很多，据调查，到2008年6月末，经鄂尔多斯市工商部门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注册资金82.47亿元，担保公司159家，注册资金7.8亿元，委托寄卖商行46家，注册资金499.46万元，小额贷款公司1家，注册资金1亿元，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公司总计635家，注册资金93.1亿元。
（二）业务发展迅速，规模大
由于民间融资形式多样且大多无法通过正规统计渠道进行统计测算，因此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规模一直没有准确权威的数据统计，目前根据注册机构的注册资金发放情况调查测算，2008年末鄂尔多斯市的民间借贷机构借贷资金总额达到220亿元左右，约占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28%和34.4％；然而另外根据一份对企业、家庭及个人的问卷调查测算，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规模达到410亿元，约占同期全市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66.72%和71.65%。
（三）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总体较高
民间融资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基本趋势是随行就市，并参照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动随时变化，集资集股的利率还要考虑资金使用的回报率。据调查，企业和家庭的民间融资利率主要集中在月利率为10‰-20‰和20‰-30‰这两个区间，并且民间融资利率与企业规模、融资规模没有显著相关性，只是与行业有一定的关联。从总体利率执行结果来看，家庭民间利率大约在20‰-30‰，其中农户借款利率一般在20‰-30‰之间，个体工商户融资利率相对较高，在20‰-30‰，中小企业集资的利率一般在20‰左右，以典当和投资公司为媒介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一般在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50%。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一般维持在20%左右，最高的达到25%。
二、鄂尔多斯民间借贷情况有如下特点
（一）民间融资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旗区和经济水平中等的传统农牧区，民间融资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自由借贷和民间集资的形式，而在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由于煤炭以及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表现的非常高而且极为普遍，其融资的形式更趋向于组织化、规模化的各类融资机构以及类似私人钱庄这种融资形式。据调查，鄂尔多斯民间融资较为集中，其中60%以上集中在东胜，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其融资需求主要体现在解决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以及房地产、采掘业的投资需求方面。
（二）借款期限灵活、用途广、手续简便
一是期限灵活。民间融资的期限由于用途的广泛及利率水平档次多而灵活多用，但总体来看期限集中于短期，最短有几天，最长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二是用途广。民间融资的资金用途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以及解决购房建房的资金需要。从企业融资用途看，主要用于解决流动资金不足、更新固定资产以及投资开发房地产。从家庭融资用途来看，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经商和进行农业生产及购房建房。总体来看，民间融资的资金用途已从消费型向消费型与投资型并重转变。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经营；三是手续简便。从民间交易的方式来看，民间融资的形式主要以信用借贷为主导，操作手段比较规范，手续简便。据调查，民间融资的协议方式以选择签订正式合同的形式居多，其次为打借条和口头约定，且借款方式中大部分需要保证人或者财产抵押。
（三）民间借款利差较大，趋利性强，融资方向转变
过去民间借贷关系主要维系在亲朋好友之间，多数出于互助和支持，一般是向家境好的借用，也有大家之间相互帮助而发生的借贷关系。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期融资趋利性逐渐增强，融入方愿意承受一定的费用支出，融出方希望获得一定利益收入。融资方向也发生重大变化，以前，民间融资主要是“富帮穷”，资金从富裕户向经济困难户移动，现在资金是由一般居民个人向会经营、懂管理、有效益的经济主体方向移动，呈现“民助富”特点。如前所述，民间融资机构吸收资金利率在20%左右，最高的达到25%，然而发放资金的利率却在30%以上，甚至达到50%，利润空间可观。
（四）非公有制经济是民间融资的主体
民间融资的规模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主要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居民个人，在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占据了中小企业的绝大多数。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决定了缺少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服务的制度安排，中小企业大多数缺乏贷款所必需的抵押品和信用担保，而且对资金的需求呈现规模小，时间紧等特点，正规金融机构出于对其信贷风险和信贷成本的考虑，很难把面辐射到中小企业，因此，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不得已只能依赖民间融资，在民营企业发展越快越好的地方、民间融资的成长也非常迅速。
（五）外来资金占有相当比重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鄂尔多斯市本市内居民的闲散资金，市外资金通过本市内的融资关系成为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一个部分。通过个案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家庭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小型地下钱庄的角色，在那里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社会关系的闲置资金。
三、鄂尔多斯市民间信贷的发展原因分析
（一）从民间融资的需求层面看，主要由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及其金融支持相对缺失几个因素
第一、从整体经济发展的历程来分析，民间融资的扩张主要依赖于地区经济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体系中各个经济体的资金需求量激增导致民间融资的繁荣。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催生了民间金融。
第三、广泛的金融需求与信贷支持的有限为民间融资扩张提供了金融环境。正规信贷支持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GDP增长率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总量小，存贷比例远远高于国家水平。2）而正规金融机构数量小、种类少、结构不完善、布局不合理，无法满足市场对于资金的需求。3）银行业与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匹配。
（二）从供给层面看，民间资本的聚集和强烈的投资意识造就了民间融资的繁荣
随着鄂尔多斯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个人收入有了显著提高。2007年全市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超过北京（7200 美元）、上海（8500美元），排名全国第四，2008年已达到1.5万美元，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2008年，鄂尔多斯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9435元，较上年增长14.3%，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也已达6500元，较上年增长8.5%。
四、民间信贷对鄂尔多斯经济的影响
（一）促进作用
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紧张的矛盾，在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满足弱势群体对资金的需求，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从经济学角度讲，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调节的产物。由于市场需求与银行供给之间存在严重缺口使得民间资金走上舞台，鄂尔多斯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又成为民间融资渠道的催化剂。根据保守估计，鄂尔多斯的民间融资总量占鄂尔多斯市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民间融资资金获得的快速性成为高利率的补偿，很好的适应了中小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公司和能源开发公司。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繁琐手续和高标准不同，民间融资的手续往往只需签个合约，甚至熟人圈内的口头协议，这对于刚起步不符合银行标准的小企业或者资金周转速度要求高的新兴企业来说无疑是唯一的解决途径。以房地产行业来看，2008年，鄂尔多斯二级以下的房地产公司86家，占全部房地产公司的91%，这也就意味着91%的房地产公司或多或少需要依靠民间信贷来维持产业的高速运转，满足大量资金和快速的资金流动。
第三，民间融资能有效缓解央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制约。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由于民间信贷的存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民间融资可以说是国家贷款政策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的一个缓冲剂。
第四，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负面影响
民间借贷对经济也可能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尤其在金融机构发展比较完善的地区。在鄂尔多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金融机构发展现状下，目前可能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第一，民间融资对制定和执行货币信贷政策产生较大的抵消作用。民间融资使得部分社会资金需求由显性化转为隐性化，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货币管理监管部门依据的市场信息不全面，其所做出的宏观决策必然不够准确。在鄂尔多斯，资金的供求缺口十分显著，但银行爱莫能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准确与否无法改变资金短缺的现状，因此，这种“自救”式的民间融资成为一种必要。
第二，是民间融资对储蓄存款市场造成一定干扰，给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影响。民间信贷高利率的特点吸引了部分资金，与正规金融机构争夺资金来源和市场份额，分流了金融机构的存款。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只是有限的影响。由于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也必然考虑到收益风险，最终的决策结果受到个体对于风险偏好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民间借贷与购买股票债券相同是人们的一种投资选择。
第三，民间融资带来一定得市场风险
上述两个问题在我看来都不是民间信贷带来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在鄂尔多斯还不是主要问题，我认为，民间信贷造成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给市场带来了一定得风险。的资金供应者以获取高利为主要目的，而资金需求者则以高利率为诱饵，一拍即合，但高利率使经济行为中蕴含高风险因素，助长投机现象，而非理性的长期投资。
第四、民间融资加重了维护稳定的压力。民间融资大多具有自发性和不规范性，缺乏合法的组织管理机构，因而很容易引发债务纠纷，也极易形成非法集资，扰乱当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在鄂尔多斯，文化因素使鄂尔多斯民间信贷享有“信誉度高，资金安全性高，坏账率较低”的美名。当然，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扩大，仅仅依靠文化约束是不够的，事实上，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五、相关结论
第一、民间融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合理化运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肯定性作用强于消极影响。民间借贷的发展方向是经济繁荣的一个侧面，而且相互依存。首先，推动多元化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其次，促进行业群体的发展，市场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融资存在于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依赖于庞大的市场主体，从其存在的各种形式来分析，足以证明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民间融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极大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缓解其融资难的问题。
如果把国家运行机制比喻为开车,那么,可以说立法机关是方向盘,行政机关就成为油门,而司法机关主要发挥制动器的功能。在高速公路上驾驶,要注意防止刹车失灵,避免翻车事故。而在爬陡坡之际,当然要加大油门,不必把脚踩到制动器上去。但是,假设陡坡上有很多障碍物,假设陡坡崎岖还带拐弯,那就必须在右脚提速的同时,还把左脚放在制动器上进行调节――这应该就是2008年底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基本逻辑,并没有错。尽管如此,对制动器怎么进行调节仍然还是个问题。
面对大萧条的风险,广东省检察院在2009年1月6日公布了积极为企业保驾护航的十条意见,明确规定在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之际,检察机关要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沟通,慎重选择办案时机,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从中可以看出,公诉人在如下三个地方有些豹变:
一、对刑事案件的查办可以因人物因职位而异,迹近历史上的“官当”“八议”等司法陋习在新的条件下死灰复燃。
二、在是否的决定上要听取企业主管部门或企业经营者的意见,意味着检察机关自我削减独立性,为国家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干预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对策,但谁能保证不会产生覆水难收的长久效应?
三、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可以选择时机、斟酌轻重,实际上就是容许例外,容许超出定罪科刑的裁量幅度,让政策思维方式以及个别人的主观意志压倒法律规范。
在法治国家,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居然会出现这样规范自反、职能错位的事态,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倘若检察部门公开宣称要网开一面,认为非此不足以挽救大批中小企业、维护经济发展的势头,那就无异于告诉世人:在这里,企业的违法经营已经非常普遍,以致官方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它们剥离那些应该粘贴的犯罪标签,任意放宽制裁的尺度。
这样做,看上去倒是很有点自由放任主义的色彩。问题是如此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鞭策,究竟能不能收到缓和规制、刺激景气的效果?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来自信用关系,而无视规则的企业根本就无法确立和维持信用。面对一个缺乏信用的经济环境,本来就神经过敏的资本会倾向于逃遁,挑剔的消费者则有可能采取集体不买行动。所以,产业化、市场化应该以一套公平而透明的制度为前提条件,要求一视同仁地严格执行既定的法律。由此可见,把牺牲规则和信用的祭酒献给违法企业的对策,其实是在让企业和国家都饮鸩止渴。
更有甚者,还有些法院开始扮演起像律师那样提供法律服务的角色,对负债企业公然表示“亲善”,完全不顾债权人一方的感受和诉求,也没有把其他的利益攸关者纳入权衡的视野。例如,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与工商业联合会磋商谈和,签署了《关于建立广西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意见》,其内容迥然不同于对企业制度合理化的司法建议。在这里,法院似乎要放弃作为第三者的超然立场,而变成非正式的具体协议的当事人。如此大胆的创意,或许真应该作为珍奇现象写进世界审判制度发展史的新篇章。
然而,透过这些极其特殊的实例,我们也还是能发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广西高法与企业界签署协议书这样的做法固然让人诟病,但提出风险防范之议还是颇有见地的。关于“法律风险”,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概念界定,并相应作出不同的制度安排,例如以法律手段驾驭社会风险,或者把依法追究责任的可能性也看成风险,或者把法律决定本身视为市场活动面临的危险之物,或者导致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合规性经营方式(compliance)的强调,等等。
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对“风险社会”的关注。实际上,现代化运动一直在鼓励或者迫使人们进行各种有风险性的选择,不断强化着行为的风险导向。这种趋势,被德国联邦政府顾问赫马克汝普教授定义为产业经济世界与生态环境世界之间反复的相互作用和创生的“熊彼特动态”。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产业经济急速发展的中国,与风险共舞已成为无从逃避的宿命。目前的这个巨大社会系统不仅是“风险广布”,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风险导向”。这就很容易引起风险管理上的悖论,造成公共决策上的一系列两难困境,使得区别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无法划清。
众所周知,中国的GDP已经在2007年超过德国并连续两年据全球季军地位,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的代价;中国的轿车销售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二的规模,与此相伴随的是交通事故的急剧增加;但是,我们又不能为了环保而打击制造业、为了交通安全而取缔私车。基于同样的道理,在风险导向很强的社会里,我们也不可能为了防范风险就严厉处罚一切有违“注意义务”的行为(注意:不是指违法行为)。因为这样做会压抑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各种有益活动。也就是说,为了增加社会财富,不得不容忍一定程度的“剩余风险”,不能不对“以严刑峻罚防患于未然”的传统观念进行修正。有些侵权行为的过失责任,也可以通过保险制度和其他分散风险的技术由全体成员来分担,而不必启动刑事上或民事上的制裁机制。
换言之,为了减少社会的风险而过度扩大问责范围,不断追究离事故现场很远的企业管理人员的业务过失责任或者政府官员不作为责任,这样的司法政策在很多场合反倒会造成弊大于利的后果。以风险社会的到来为背景,如果刑事审判对“过失犯”(注意:不是指故意的经济犯罪行为)查办面太广、惩罚措施太重,就会酿成战战兢兢的紧张气氛,势必妨碍选择行为的自由。要避免这类弊端,应该引进刑法谦抑观念,尽量采取非刑事的制裁手段,尽量采取间接惩罚和弹性惩罚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浙江省司法机关充分运用严格区分企业集资类案件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正确处理刑民交叉问题的法庭技术,慎重办理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集资类刑事案件,不轻易动用刑罚,诸如此类的提法和做法都是比较稳妥的。
总之,禁止违法经营活动,绝不姑息经济犯罪,在上述前提下对犯罪与非罪、刑事与民事、单一化制裁与多样化制裁等进行合法的利益权衡和概念计算,这才是现阶段在经济刑法领域对“制动器”进行调节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本刊法学顾问
背景
中国司法机关应对经济危机
当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中国。许多地方中小企业因资金短缺、亏损扩大而经营困难,纷纷停产、倒闭。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中央提出,政法机关要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
2008年底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要求政法机关“千方百计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为此,中国各司法机关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主动投入到维护中小企业生存的工作中。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先行一步,于2008年12月3日《关于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要求对“因资金短缺但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有发展前景的负债企业,慎用财产保全措施。”
2009年1月6日,最高法院又推出“暖企”政策,提出对于那些不属于恶意逃避债务,只是因为一时资金短缺,但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的负债企业要慎用强制执行措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则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把应对国家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要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对于中央司法机关的号召和部署,各个地方的司法机关也积极行动起来。具体文件都强调避免出现,以及要实现司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008年12月31日,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与广西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座谈会,签署《关于建立广西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意见》,以帮助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广西民营企业,有序、均衡、稳步发展。
浙江省由于民营企业发达,民间资金充裕,因此属于非法集资案件高发地区。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企业陷入困境,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致使无法及时归还民间借贷资金,因而引发大量的集资类刑事案件。为此,2008年年底,浙江省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下称《纪要》),要求慎重办理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集资类刑事案件,严格区分企业集资类案件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正确处理刑、民交叉的问题,实现刑事司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纪要》提出,要求突出重点、打击少数,维护稳定,对于为生产经营所需而向不特定人员筹集部分资金的行为,不轻易动用刑罚。
2009年1月6日,广东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保障我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和依法妥善处理涉及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的案件,采取措施帮助企业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其中要求,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要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沟通,慎重选择办案时机,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特别是目前仍在营运的困难企业,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