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1 17:07:3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服务贸易统计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统计制度》的出台，填补了国内服务贸易统计领域制度层面的空白。该制度规定，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来源分为两个主要渠道，一是服务贸易相关部门依照本部门职能分工向商务部提供相关数据，二是由各省（市、区）商务部门向商务部核转上报部分数据。同时由商务部负责中国服务贸易统计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以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统计数据的汇总、管理和。
出台背景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胡景岩司长指出，服务贸易统计是国家制定服务贸易政策以及科学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因此，制定服务贸易统计制度是成功开展服务贸易统计的必要条件。
从成功开展服务贸易统计的国家（地区）看，都是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有效地开展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的。美国国会于1985年通过了《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调查法》，授权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为美国服务贸易的首要统计机构和首要机构，并授权BEA进行各行业服务交易的强制性调查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强制性调查，从而保障了美国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香港则根据《普查及统计条例》（第316章）及其附属法例搜集服务贸易统计数据，这是香港服务贸易统计领域最重要的立法。
从中国的情况看，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和服务贸易统计归口管理部门，服务贸易统计工作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十一五”规划明确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目标，对服务贸易统计工作也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2006年4月，商务部服务贸易司成立之后，立即着手进行中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经过反复研究、论证，2007年11月《统计制度》终于出台。
与国际标准衔接
按照国际规范与标准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统计制度》设定了中国服务贸易统计的范围和内容，采纳了联合国等六大国际组织共同编著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中所建议的服务贸易统计基本框架。
据了解，根据《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建议的基本原则，国际服务贸易统计遵循《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确定以四种供应模式，即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来作为服务贸易统计的范围。具体操作上，以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贸易（即国际收支项下的服务贸易）和通过外国附属机构实现的服务贸易（即FATS）两条主线进行服务贸易统计。而对于自然人移动统计，因其范围难以界定以及可行的统计指标有限，仅作为服务贸易统计的次要组成部分。
目前，世界上已有150多个国家（地区）定期向国际组织报告国际收支项下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地区）开展了FATS统计。从世界各国（地区）的情况看，除美国的服务贸易统计较为成熟之外，其他多数国家处于探索之中。可见，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是符合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的。
适用范围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 要素禀赋论 国际服务贸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量不断增加，服务贸易开始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国签订《服务贸易总协定》明确服务贸易的定义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服务贸易正式被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中。
1、 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服务贸易的观点
由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建立在货物贸易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时，存在着诸多疑虑。
首先，对国际服务贸易的贸易壁垒较多。服务贸易的无形性导致服务贸易不能依赖关税政策进行管制。因此国际服务贸易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而这些非关税贸易壁垒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表现为一国政府对服务业进行管制的各种措施，如对专业服务行业的资格认证和许可条件。服务业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因此政府必须对服务业加强管制，防止损害贸易自由化的收入。
第二，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的要素跨国流动。在服务贸易交易的过程中，无论是过境交付，商业存在还是消费或人员移动，都要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在构建模型时，一般都假设生产要素都不能跨国流动，因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生产要素不能跨国流动”的假设并不适用。
第三，服务的生产效率难以计量。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侧重比较两国的生产效率。在衡量货物贸易中，货物的生产效率仅由生产方确定，与消费者的效用没有直接联系。但由于服务是生产与消费同时存在的，所以服务贸易的效率不仅仅由服务的提供者决定，而且受消费者的效用高低的影响。而消费者效用的大小难以度量，因此服务的生产效率难以确定。
第四，H-O模型主要从要素的供给角度分析国际贸易，强调一国生产力水平和丰裕要素的供给结构，最终出口国会出口大量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然而，当贸易服务的生产函数与主要要素投入相结合时，任何国际服务贸易都依赖于需求因素而不是生产成本，强调需求因素导致的贸易量的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运输成本，信息成本，消费者收入和偏好，服务种类消费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服务出口的贸易条件，所以，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仅从资源禀赋角度探讨服务贸易优势是不够的，而更注重服务贸易的流向，相关的市场结构和需求特征角度来检测服务贸易性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传统贸易理论并不能恰当的解释国际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早期，迪克等人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18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果：没有证据表明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中的决定作用并不明显。之后，山姆普森（Sampson）和斯纳普（Snape）根据对国际服务贸易实例的研究认为，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并不适合国际服务贸易，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
2、比较优势理论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
另一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完全使用与服务贸易。没有必要把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完全分离。1981年，萨皮尔（A.Sapir）和卢兹(E.lutz)对迪克等人的观点提出挑战，通过对35个国家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表明有形资本禀赋充裕的国家在运输服务业享有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丰富的国家在保险和其他私人服务业拥有比较优势。因此，他们得出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而且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查德・库珀（R.Koope）认为，“作为一个简单的命题，比较优势说是普遍有效的，正如存在与商品生产中那样，比较优势也存在于服务贸易中。”
3、比较优势理论不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中间，即承认比较优势理论在解释服务贸易方面存在缺陷，但经过一定改进后，还是适用于服务贸易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认可。迪尔多夫（A.Deardoff）对H-O模型中的个别要素做了改变，成功的解释了对比较优势理论在服务贸易中的适用性。1990年，伯格斯（D.Burgess）对传统的H-O-S模型进行了简单修正，将生产者服务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放入商品生产的成本函数中，发现各国生产者的技术和质量差异将影响该国商品生产的比较劣势和贸易模式。他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技术会改变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提高出口国的整体福利水平。这个结论证明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可以用来解释服务贸易的。
长期以来，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贸易占主导地位，服务贸易为辅。随着服务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有关服务贸易的理论也开始逐渐发展。传统贸易理论的实质在于各国利用本国比较优势，实现贸易自由化，提高本国福利水平。世界各国通过实行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自由贸易，必然促进经济资源在各国间的合理分配，产生规模效应，达到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整体福利提高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程新章.国际服务贸易[M].立信会计出版社，2011年6月
[2]龚新宇，李才波.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适应性分析[J].当代财经,2000年第1期
【关键词】 交通运输服务业 国际市场竞争力 国际市场占有率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货物贸易迅速发展，由此也带动了作为货物贸易派生需求的运输服务贸易的发展。2000-2015年间，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出口贸易额从36.71亿美元增至385.9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9.69%；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进口贸易额从103.96亿美元增长到756.1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29%；同时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的贸易逆差也在逐渐增大，2014年逆差额到达峰值579.15亿美元，特别是在2009-2014年间贸易逆差额迅速增长。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进出口Q易在快速发展，同时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的贸易逆差也在不断增大，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如何变化？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MS）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标对中国交通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1 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一国（或地区）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该产业（或产品）总出口贸易的比率。
根据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对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情况进行了评估，参见图2。2000-2008年间，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国际市场占有率近似于线性增长，2009-2015年间呈波动性增长，从2000年的0.92%增长至2015年的4.94%，年均增长率达12.89%。
2 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由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1976）提出，他认为一国（或地区）某产业（或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情况可以用该产业在该国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占总贸易额的份额之比表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指标同时剔除了国家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 可以准确地反映一国（或地区）某产业（或产品）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情况。一般而言，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取值范围与国际竞争力水平具有以下关系。
2000-2015年间，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00的0.53渐增长值2015年的0.87，期间2013年达到峰值1.21。2000-2015年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情况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2000-2007年，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近似线性增长，从0.53增至1.14；（二）2008-2013，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比较优势指数呈现W形波动性增长，从1.12增至1.21；（三）2014年至今，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呈下降趋势。
3 结论
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国际市场占有率测度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大，国际竞争力水平在逐渐增强。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结果显示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自2003年起渐表现出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国际竞争力一般。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均显示，2000-2015年间中国交通运输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在逐渐增强。同时2014-2015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反的增长趋势表明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大于交通运输服务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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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王文芳（1992-），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关键词】新疆服务贸易 现状 问题 对策
国际服务贸易已成为世界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步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全球竞争力地位不断提高。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首破4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继续位居世界第四位。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国际贸易在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新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开始受到关注。本文从服务贸易统计方法和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两个角度阐述新疆国际服务贸易的现状，分析了新疆国际服务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一 新疆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从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分析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覆盖了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所建议的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四种供应模式，主要内容包括：居民与非居民间的服务贸易统计，（是服务贸易统计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对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两种供应模式）FATS统计（是服务贸易统计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主要对应商业存在供应模式）；自然人移动统计，（对应自然人移动供应模式，从发生规模以及资料的基础完备性看，属于服务贸易统计的次要组成部分）。下面根据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来阐述新疆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第一， 居民与非居民间服务贸易统计，主要限于按照常住原则在中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服务贸易活动，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基本统计指标。2008～2011年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分别为1-0.41、7.91、10.51、12.09亿美元，进出口增长率为16.1%，总体上表现为进出口总额的不断增加和正的同比增长率。2010年和2011年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2.9%、14.9%。新疆服务贸易出口额变动幅度较大，如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减少到3.2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46.7%。随着经济形势的转暖，2010年新疆服务贸易出口额实现恢复性增长达到5.85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82.8%，2011年出口额继续增加。新疆服务贸易进口额在2008～2009年同比增长率从89%下降到6.8%，增速变缓，2009年新疆服务贸易额表现为1.51亿美元的贸易逆差。2009～2011年服务贸易进口增长率变化相对平缓，进口额从4.71亿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同比增长率的变化在8%左右。
第二，FATS统计，主要包括中外投资者在对方国家境内直接投资控制的企业和分支机构的服务销售活动。从数据来源看，FATS统计与FDI统计直接相关，表1主要通过统计2003～2010年外商对新疆服务业实际投资额来反映新疆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由表1可知，除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商对新疆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下降明显外，其他年份外商实际投资总额呈逐年增加趋势，外商对服务业实际投资额占实际总投资额的比重在24%～46%之间波动，2005年达到45.5%。从整体来说，外商对服务业的投资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比例相对适中，基本达到甚至超过1/3的比例。外商对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产生关联效应、示范效应等溢出效应，这些效应促进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将服务业跨国公司先进的服务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重要信息带到本地企业，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时也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的发展。
第三，自然人移动统计，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另一成员的境内提供服务，对于国际尚未形成定论的自然人移动统计，中国采取跟踪国际动态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加以开展。根据国家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计派出人员5122名，列全国第19位，2011年为3729人，列全国第20位。新疆派出人员主要集中在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方面，对外设计咨询派出的人员相对较少。从排名上看，新疆自然人移动在国内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2.从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TC指数表示一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剔除了经济膨胀、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常用于测定一地区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数值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大，指数值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弱。2008～2011年新疆服务贸易TC指数分别为0.15、-0.19、0.11、0.18，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TC指数有一定的波动，但服务贸易竞争力总体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TC值﹥0表明新疆服务贸易的出口大于进口，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TC值﹤0.2同时也说明整体竞争优势较弱。考虑到进出口两方面因素，也说明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竞争力有较大影响，新疆服务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贸易的进口。
二 新疆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1.传统与新兴的服务贸易行业的竞争力差距大
本文通过计算2008～2011年新疆服务贸易12个行业类别的TC指数值分析各类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和其存在的问题（见表2）。
旅游业一直是新疆经济增长中的一大亮点，商业服务和建筑服务也是新疆传统服务项目，这些有一定发展基础的行业在表2中的TC值表现为传统的服务贸易行业类别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其中旅游业一直都表现为竞争优势，建筑服务业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显现出来。但运输业是一个例外，一地区货物贸易的发展可带动本地区运输业的发展，而新疆运输业却在货物贸易持续增长情况下，竞争力指数表现为负数，说明新疆运输业自身的发展存在问题。新兴的服务贸易行业除咨询业外基本上都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如金融、保险等行业的TC值较接近于-1，接近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边缘，说明这些行业国际竞争力极弱。新疆各类服务贸易行业的竞争力和国家服务贸易行业竞争力趋势相一致，表现为传统服务贸易行业存在国际竞争优势，而新兴服务贸易行业基本表现为竞争劣势。
2.生产贸易发展缓慢且相对落后，内部结构发展不协调
本文根据生产业的定义，将运输、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作为生产贸易的内容，将旅游、建筑服务、电影音像、其他商业服务作为消费贸易的内容（见表3）。
由表3可知，2008～2011年新疆生产贸易出口额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进口额正好相反，导致生产贸易进出口总额总体呈现小幅波动。除2009年外新疆生产贸易额占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比例基本维持在30%～41%，而发达国家生产比重已经超过了50%，说明新疆以通讯、金融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行业对新疆服务贸易的贡献较小。新疆生产贸易内部结构也不合理，据统计2011年以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生产贸易在全部生产贸易的比重只有11.11%。
3.服务贸易人才短缺
由于新疆服务贸易对外开放较晚，开放程度低，导致高校专业设置相对滞后，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尽管新疆每年高校毕业生达十万余人，但人才的供应不能满足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要求，特别是面向中亚和俄罗斯市场时，精通俄语的服务贸易人才严重匮乏。新疆很多服务贸易企业存在管理人员及一般员工对服务贸易不够了解，高级型服务贸易人才短缺，引进困难，流失比例大的问题，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疆服务业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步伐。
4.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完善
第一，服务贸易管理部门不健全。目前新疆只有自治区商务厅和乌鲁木齐市商务局设立了服务贸易科室，这样就可能存在职责不明确，多头、交叉管理的现象。
第二，服务贸易立法滞后。新疆现有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文件，法律层次低且可操作性差，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存在滞后性和片面性，降低了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联动性。
第三，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不完善。与货物贸易统计相比，新疆服务贸易的统计工作开展较晚，已有的统计数据是从对外经济统计中进行的初步估算，尤其是会展、会计等专业服务贸易领域的统计几乎从未涉及过，这些项目统计的空白使新疆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准确度大大降低，不能如实反应新疆服务贸易的状况，阻碍了相关产业的进一步优化调整。
三 新疆发展服务贸易的对策建议
1.调整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的层次和结构
新疆要充分利用自身在旅游、民族特色文化上的比较优势，对旅游服务贸易进行综合布局，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旅游服务的层次和质量，打造一些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旅游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传统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利用和周边国家签订的一些区域性协定，抓住俄罗斯入世的机会，通过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提升建筑、运输等新疆自身具有传统优势的行业在周边国家地区的竞争力。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逐步发展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提高新疆服务贸易的层次。
2.提高服务贸易人才的质量和素质
服务贸易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的边际报酬递增的异质性人力资本，所以要注重加大对本地人才的培养力度，充分挖掘新疆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资源。企业可以与新疆本地高校和社会培训机构进行合作，通过组织员工参加相关课程的培训，培养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加强对高层次管理人才和高水平技能型人才的引进，通过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完善人才流动机制来增强新疆服务贸易发展的能力，储备结构合理、层次完备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人才。
3.政府加强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和引导
首先，新疆应尽快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的管理部门，缩短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滞后期，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提高整个管理体系的行政效率。其次，建立符合实际和发展目标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减少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交易成本；同时通过界定盈利的机会，形成一套激励机制，提高服务贸易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最后，相关政府部门应和企业建立良好的沟通，消除上报数据的企业对自身信息泄露的恐惧，同时为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应加强对企业人员对统计项目知识体系的培训，以法令形式对企业不正当的上报行为进行规范，让企业形成良好的及时上报、更新信息的习惯。
4.以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吸引外资流向服务业
从新疆FATS统计分析可知，FDI有1/3及以上的比例倾向于服务业，为新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新疆服务业的发展潜力逐渐显现出来。新疆应充分利用我国加快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机遇，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把握跨国公司战略的新动向，改善贸易投资环境，如建设大型服务外包园区、制定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更多流向服务业，形成自我服务业的发展同外部资本带动的良性循环，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外资在新疆服务业领域的外溢效应，以外溢效应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提升新疆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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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讨型教学；实验教学；贸易统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189-02
贸易统计课程是将应用统计研究与本校学科特色相结合形成的一门课程，是统计学方法论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应用，包括统计核算和计量分析两部分。在内容上贸易统计研究围绕国际贸易行为的过程及结果，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原理。在面向经贸类培养方向的统计学专业教学中，贸易统计课程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可以培养国际贸易定量分析人才，在国际贸易定量分析研究中发挥作用；其二，可以了解国际贸易相关指标的内在规律性，为制定国际贸易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其三，可以对国际贸易的交流和谈判提供定量分析支持，为我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更好的争取应有的利益提供依据。目前关于独立学科的贸易统计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相关的计量分析和服务贸易统计核算与计量分析两个部分。而贸易统计教学除本校外，其他学校尚无相关课程建设。因此，本校的贸易统计课程建设也是从无到有，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的过程。通过近三年的建设，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贸易统计教学相关文件（包括教学大纲、教学方案、教学课件、案例集和习题集），并通过对教学效果的反思得出贸易统计教学应以研讨型教学和案例教学为课程建设方向。研讨型教学是指在教学的过程中，以教师的课堂讲解为串联，以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课堂讨论为重点，通过对相关教学内容的课堂交流、讨论和辩论，达到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对统计方法和统计软件熟练运用的目的。所以研讨型课程建设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贸易统计内涵的多元化要求教学内容丰富，在贸易统计教学中必须运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才能完成教学
其一，在教师的课堂讲解中应将讲解的内容提纲制作成教学ppt，根据讲解进度逐一展示。其二，贸易统计教学需要使用大量的文献、数据和资料，所以教学准备不仅仅是ppt课件的制作，还应该包括相关课程内容研究文献或相关政策文献和教学录像资料的收集。至于教学中使用的统计数据通常来源于网络，所以笔者建议数据的收集可以在课堂上直接通过链接上网查找和下载。这样更贴近于实际应用，而不仅仅是一次教学活动。其三，对于贸易统计分析中可能需要的一些动态演示，或是要通过推导形成计量分析模型，可以利用现代高技术的ipad完成教学演示来替代传统的板书。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方面，一是和板书相比，ipad演示更加节省时间，使得教学节奏更加紧凑、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氛围更加生动。二是ipad演示可以使得教师脱离讲台的束缚，走进学生、融入学生，让学生觉得课堂不是教师和学生对立而站的关系，而是肩并肩交流的过程，从而打破师生之间的对立和敬畏心理，可以为后续的师生之间的研讨创建一个和谐的氛围。
二、贸易统计教学应该是讲授与研讨相结合的过程，需要调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互动性
现代的学生是“90后”的一代，自从可以独立认识世界开始就已经接触网络世界。对于知识的学习，他们更愿意通过网络，所以被称之为“网络的一代”。因此，在贸易统计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减少不必要的、或完全可以自学的课程内容介绍，增加学术研究的讨论和实际问题的分析环节。对于完全可以自学理解完成的知识，只需要教师在课前布置给学生进行网上自学，在课堂讲解中稍加点拨即可。对于课堂教学中需要研究讨论的实际问题和现象的分析也需要在课前布置给学生进行资料和文献的收集，便于课堂讨论的完成。通过三年的教学，笔者发现学生非常愿意完成这样的工作。一方面，现在的学生思维非常独立，希望可以在课堂上表现出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另一方面，大家不愿意在课堂上表现得不如别人。所以学生的事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课堂教学十分顺利。
三、不论是贸易的统计核算还是计量分析，其实质目的是解决贸易统计中出现的问题
研讨的过程中需要学生投入实践环节，设计调查方案、收集数据、利用计算机软件完成统计分析、参与学术研讨活动。对此笔者称之为贸易统计的实验教学。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注重将学生学习与学生的实习、实践以及教师的科研相结合。在案例教学中掌握研究的思路，在实践研究中积累研究的经验。目前贸易统计课程的实验教学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其一，是学生科研创新活动。为了使得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设置了校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每年都有约100个项目指标供学生申报，为期一年，研究经费1万元/项。笔者要求贸易统计课程学生以贸易统计的研究内容为研究方向，积极申报科研创新项目。目前本专业学生以贸易统计相关研究为方向已申报学生创新项目7项。其二，参与教师科研团队。本校统计学专业相对团结，教师的科研活动形成两个较为稳定的科研方向，其中之一即为服务贸易统计研究方向。在贸易统计课程学习的过程中，笔者着力向学生介绍了服务贸易统计研究方向的研究内容和目前的学术前沿。学生通过贸易统计课程的学习结合教师科研的方向自主联系相关教师（因为本校统计学专业学生相对较少，所以基本上专业教师对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认识），讨论是否可以参与科研活动。目前累积已有不下20人次学生参与了教师的科研活动，并将科研内容持续转化为今后的毕业论文研究题目。其三，参与贸易统计实践。最近本校统计学专业正在积极筹建贸易统计调查实验室。建立该实验室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贸易统计的实践工作，了解贸易统计的核算、贸易统计的数据收集、贸易统计的定量分析和贸易统计的指标体系建设等相关内容。能够让学生切身感受作为一名统计从业人员的工作流程和职责所在。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后从事贸易统计调查工作积累经验。
四、贸易统计教学是本校统计专业教学的特色。即便如此，在教学中还是应该有更明确的定位
国际贸易研究包括了有形产品贸易（货物贸易）和无形产品贸易（服务贸易）两个主要内容。在贸易统计课程建设之初，笔者就教学重点设置问题向本校统计学和国际贸易专业相关领导进行了咨询，并得出贸易统计教学应将重点放在服务贸易统计教学之上的决定。为了更好的突出服务贸易统计相关内容的研讨，在贸易统计课程建设中，我们着重加强了软、硬件基础的建设。一方面我们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关于服务贸易BOP统计和FAT统计的文献，要求学生阅读并讨论；另一方面，我们积极筹建服务贸易的统计调查实验室，申报服务贸易FAT统计调查设计研究相关科研课题。让学生投身于服务贸易FAT统计调查工作中，通过服务贸易统计调查方法的选择、抽样方法的选择、调查问卷的设计、调查的实施、数据的收集、录入、整理和分析，更好地理解服务贸易的FAT统计工作。
综上所述，在贸易统计课程建设中强化研讨型教学有利于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引导学生将应用统计知识与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相结合，有利于国际商科通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建设，有利于扩展统计学学科体系建设。因此，笔者认为在课程建设中坚持并完善研讨型教学是值得提倡并应该推广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向。
笔者建议ppt仅列出教学提纲而不是教学内容的全部。一方面这可以让学生将注意力集中于课堂的听讲。如果是完整的教学内容，学生有可能觉得反正内容都在ppt上，于是上课的思想不集中，导致后续无法跟上讨论的思路。另一方面，仅给出教学提纲可以给学生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代入自己的思考，再和教师的讲解作比较，更容易让学生发现是否存在考虑不周或应该更好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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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与贸易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关于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容量的洞见。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者专门从服务贸易的角度，探讨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主要关注服务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1]。比如，Burgess认为即使服务部门的服务产品不可贸易，服务技术的国际扩散也会对收入分配和贸易条件产生影响。Jones和Kierzkowski于1990年提出“生产段和生产者服务链，，(productionblocksandproducerservicelinks)理论，认为一系列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等生产者服务组成服务纽带，当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位于不同国家的生产区段时，对生产者服务纽带的需求就会明显上升，从而诱发生产者服务的国际贸易。还有一些经验研究认为，服务贸易即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后金融危机时代，就我国而言，加快发展服务业与服务贸易，提高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二者的相互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旨在结合相关数据探讨我国经济增长的服务贸易效应。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对贸易产生的影响：
(1)消费效应。
假定MD为对进口品（商品或服务）M的进口需求，7为该经济体的总产出（或GDP)，该经济体的贸易结构用MD/G(即进口依存度)来表示。考察消费效应就是要分析总产出变化对进口品M的影响，即利用进口依存度比率对总产出7求微分并进行整理得：
其中，凡和ad分别为商品或服务M的边际消费和平均消费，Ey为M的收入弹性，且ErUad。Ce值大小的解释见表1。
(2)生产效应。
假定MS为进口品M的国内供给或产出，进口品M的国内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为M/7,分析生产效应就是分析总产出变化对进口品的国内产出的影响，即就该比率对总产出7求微分并进行整理得：
公式(2)中，久和as分别为商品或服务M的边际供给和平均供给，Es为Ms(为进口品A的国内供给或产出）的收入弹性，且而PE值大小的解释见表1。
(1) 综合效应。
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综合贸易效应或净贸易效应，公式如(3)所示，其值的大小的解释见表1。
(2) 贸易条件效应。
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会使其进口量发生变化，其提供曲线将会移动，从而其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对大国经济,其贸易量的变化会对其自身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即：
当n时，如/似>0，即相对价格水平随着经济增长而趋于上升，从而显示经济体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反之其贸易条件是恶化的；当於成时，#/似>0，即经济增长对相对价格水平不发生作用。
3原始数据
本文研究的样本时间跨度为1992〜2011年，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是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服务贸易进出口、国内服务供给等相关指标，并对采用的数据作以下说明。
国际收支服务贸易统计(balanceofpayments,BOP)和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统计(foreignaffiliatestrade,FAT)两部分组成。
第一，关于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由于服务贸易统计要比商品贸易统计复杂，虽然也可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获得，但这一部分数据不能反映全部服务贸易情况，因为BOP服务贸易统计没法记录与国际投资活动有关的具有非跨境交易特征的外国附属机构贸易(表现为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形式），这部分统计又被称为服务贸易FAT统计。近几年，我国也开始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服务贸易的FAT统计，但目前我们很难获得这方面较长时间序列的数据资料。因此，本文所采用的服务贸易数据集是BOP数据，且全部来源于我国历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即经常项目下的服务进出口）。这一数据集的最大缺陷就是系统性地低估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总体水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每年的BOP服务贸易值都是名义值，理论上，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需要对名义值进行折算，但这需要进口服务和出口服务的价格指数，而这些指数在目前是没有的，我国的官方统计部门也不提供这方面的价格指数。而本文只根据服务贸易名义值进行分析，结果会略有偏差。
第二，我们用GDP衡量经济增长。考虑到计算单位的一致性，根据1992〜2012年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出了相应年份的GDP美元值。
第三，关于国内服务供给或服务产出。本文涉及的服务业用通常的第三产业代替，但不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属于第一产业）和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有关原始数据均从1992〜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得到，并将服务业产出换算成其美元值。
4效应分析
(1) 消费效应。
根据消费效应的分析即公式（1)以及相关数据，得出相应年份和时间段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在1992〜2011年整个时段上，我国经济增长经由消费渠道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但两个时段存在较大差异，1992〜2001年是反贸易偏向型增长，而2002〜2011年则是顺贸易偏向型增长。从不同年份看，1992年、1994年、1999〜2000年、2002〜2004年、2006〜2007年及2010年，共有10年份出现顺贸易偏向型增长■’而1993年1995〜1998年、2001年、2005年、2008〜2009年和2011年这10年也出现反贸易偏向型增长。这说明，在1992〜201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服务贸易的消费效应不十分稳定，但总体趋势是顺贸易偏向型增长，即说明服务进口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
(2) 生产效应。
表2还列出了根据相关数据和公式(2)计算出的1992〜2011年和三个不同时间段我国经济增长的生产效应。由表2可知，在整个时段1992〜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服务贸易生产效应是反贸易偏向型增长。但比较奇怪的是，与整个时段不同，1992〜2001年是顺贸易偏向型的，2002〜2011年是反贸易偏向型的。若考察不同年度，反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有13年，分别是1992年、1994年、1997〜2002年、2005〜200?年、2009年和2011年；顺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有1年，分别是1993年、1995〜1996年、2003〜2004年、2008年和2010年。这说明，在1992〜201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服务贸易生产效应也是不稳定的。但总体趋势是反贸易偏向型增长，即与进口服务相竞争的国内服务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
(3) 综合效应。
由表2可知，在整个时间段以及2002〜2011年分时间段，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服务贸易效应都是反贸易偏向型的，而1992〜2001年分时间段，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分年度来看，顺贸易偏向型出现的年份有6年，分别是1992〜1993年、1995年、2003〜2004年和2010年；反贸易偏向型出现的年份有14年，分别是1994年、1996〜2002年、2005〜2009年和2011年。从总体趋势看，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服务贸易效应则是反贸易偏向型的。
(4) 贸易条件效应。
据相关统计资料，截止到2011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19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3.9倍，年均增长19.3%。其中，出口182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3.6倍，年均增长18.5%;进口2310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4.1倍，年均增长20.0%；增速比同期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高10个百分点左右。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7%上升至5.2%。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2.5%提高到4.4%，世界排名从2002年的第12位升至2011年的第4位；服务贸易进口在世界服务贸易进口中的比重从3.0%提高到8.1%，世界排名从第10位升至第3位。进而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已经在由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转变。由表2可知，在整个样本期1992〜2011年以及三个不同样本阶段，H值均为负。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的服务贸易条件是趋于改善的。
5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澳大利亚；服务贸易；自由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3-89 -03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服务业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近70%，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澳大利亚就业人口的五分之四。因此，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核心政策，在国际贸易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受到封闭的特殊地理区位和经济总量的影响，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并不足以与美欧等传统发达国家媲美，但其与中国紧密相关的贸易羁绊，和高度开放的自由化政策，可以为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有益的促进。
一、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现状
（一）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贸易额平稳提升
从WTO数据库可知，2014年，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总额达1179亿美元，同比增长3.6%，约占世界总额的1.19%。其中，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皆位于世界第25位，出口额为543亿美元，进口额为636亿美元，贸易逆差较上年缩小三分之一（DFAT， 2015）。从长期增长趋势看，从2009至2014年，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为4.7%。可以发现，虽然受全球经济下行和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发展整体呈稳步递增的趋势，尤其是出口额增长较大，同比增长8.5%，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二）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从历史演化角度，早在上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主要由运输服务产业所主导，以1960年为例，运输服务业分别占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66%和70%。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要素流动的加剧，澳大利亚的旅游服务业出口异军突起，逐步超过了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半数，打破了传统运输行业的一家独大。近年来，澳大利亚服务贸易产业结构显得更为平均，旅游、运输、教育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发展稳健，金融、电信、商务专业咨询等新兴产业的占比不断上升。总体来看，澳大利亚逐步摆脱对传统自然资源要素的依赖，推动服务贸易结构由劳动力、资本密集型，向技术、信息密集型发展。
（三）服务贸易总体开放度较高
通过WTO对《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最惠贸易协定（PTA）的比较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开放度在国际中较为领先。根据WTO的打分（0～100分，0为开放度最低，100为开放度最高），澳大利亚在GATS中的开放度承诺为56.9分，仅次于中国台北、瑞士和挪威，力压美国的55.4分，位居全球第四。相比PTA中的82.5分，澳大利亚在多边框架下的开放承诺显得较为保守，尤其在邮政快递服务、视听服务以及健康与社会福利服务等方面，基本是完全限制的。在PTA的双边及区域服务贸易承诺中，这些限制部分打开，尤其在计算机服务、建筑施工服务、环境服务、旅游服务和辅助运输服务中，基本完全开放。总体上看，澳大利亚在多边承诺的开放度略低于双边及区域承诺。
（四）服务贸易监管体系呈多层次、分工协作型特征
整体上看，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监管机制属于服务贸易促进型体系。从管理体系来看，澳大利亚并没有专门的服务贸易监管机构，采取了以中央政府部门主导，各级政府机构、法律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协调监管的模式。一般而言，外交事务和贸易部（DFAT）是服务贸易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谈判及相关联络等职能，其他各部门则负责和其相关的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具体监管事务。例如，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关的213个执行机构中，和服务贸易直接相关的就有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Austrade）、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和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ATSB）等20多个机构。此外，行业协会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如澳大利亚服务业圆桌会议（ASR），作为澳大利亚服务业代表协会，成功促使政府推进Tisa谈判（屠新泉，2014）。
二、澳大利亚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特点
（一）不断完善的服务贸易相关法律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部门的分工不断细化，服务及相关贸易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商业环境的变化带来新兴现象的涌现。因此，澳大利亚对服务贸易的各相关行业法律法规，不断进行调整与更新，主动建立更为透明和完善的服务业法律监管体系。不管是宏观层面的监管，还是微观层面的技术与具体商业步骤，澳大利亚政府都进行了一一规定，做到服务贸易真正意义上的有法可依。以1974年制定的《商业行为法》为例，2010年更名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2010”，不到40年内，该法案已经经历了近40次版本的修改。
（二）采取主动出击战略，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谈判，争取自由化主导权
澳大利亚受特殊的地理区位影响，服务贸易很难突破相对隔绝的地域限制，相对于其他国家竞争力天生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更为积极地引导国际服务贸易谈判，力求通过更为开放的自由化策略，打开其他国家服务市场。为此，澳大利亚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进WTO多哈回合谈判，另一方面通过APEC的区域谈判及各类FTA双边谈判，确保自身服务贸易自由化主导地位。随着多哈谈判陷入僵局，2011年澳大利亚作为主要召集人，和美国共同携手，发起了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即Tisa谈判。
（三）注重对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贸易部门的培养，推进经济结构的整体提升
尽管澳大利亚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促进了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行业的发展。然而，经济结构的演进需要克服对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基本要素的依赖，对于高技术、高附加值部门进行不断的积累。着眼于澳大利亚服务贸易部门，发展服务贸易，不但需要与自身要素禀赋优势相结合，更要注重对高技术、高服务贸易附加值部门的培养。从OECD数据库资料可知，尽管1995～2011年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额总贸易额百分比由24%下降至16%，总体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但其服务附加值一直稳定维持在40%，表明其对外出口产品的服务附加值不断提升，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四）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家战略相结合，稳固自身外部环境
澳大利亚对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较为积极。在区域及双边服务贸易谈判中，一方面注重和传统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合作，另一方面倾向平衡区域关系，和周边及亚洲各国进行深入的贸易合作。其中，澳大利亚已经完成了和周边及亚洲主要国家的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如中国、新西兰、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在多边服务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对于谈判的引导，平衡贸易合作伙伴国的利益。例如，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国。在最近的Tisa谈判中，美国对中国加入Tisa谈判的动机和执行承诺能力提出了怀疑，为了突破美国的阻挠，作为主要召集人，澳大利亚和欧盟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示对于中国加入Tisa谈判的支持。
三、澳大利亚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的启示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管制相结合，促进服务贸易相关立法的完善
我国的服务贸易相关立法较为薄弱，很多服务贸易部门的专门法规处于空白。由于缺乏相关立法，流程不够透明，在具体政策执行中，政府经常将贸易自由化促进简化为审慎监管的去除，这是不合理的。从澳大利亚对于自由化与监管的双向促进可以认识到，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审慎监管并非水火不融的两面，甚至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重要作用力。在市场机制不透明的情况下，一味地自由化无法保证服务贸易对于区域经济结构的推动，甚至会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以金融市场为例，通过自由化降低金融市场门栏，同时不能确保审慎监管的存在，外资热钱的涌入并不会逐步通向实体经济，而是以高杠杆、高风险的投资形式，加速区域经济环境的不稳定（马图、斯特恩和赞尼尼，2012）。因此，推进我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时，一方面需增强相应的监管能力，从准入限制向流程监管转移，另一方面要保持服务贸易监管的透明度，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保监管手段的透明性、全面性和有效性。
（二）注重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但需有选择性渐进式开放
现阶段，我国对于市场自由化的热情与呼声较高，对于服务贸易的发展自然是好事，但依旧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审慎。一般而言，服务业的发展和市场开放水平息息相关，只有广泛地参与市场化竞争，才能促进自身效率的提高，占据全球市场的一席之地。从澳大利亚的经验可知，对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促进，并非全面开放。如GATS谈判中，澳大利亚对于邮政快递服务、试听服务以及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这三大类服务贸易部门，采取近乎拒绝开放的态度。除了对于国内服务贸易幼稚产业的保护，还是由于服务具有特殊性，一些敏感部门的失控较为容易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造成过多的不良外部性影响。因此，我国不但要注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家产业发展融合，更要注重特殊服务贸易部门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影响。
（三）建立健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关统计体系
我国的服务贸易相关统计体系发展较为落后。2007年，在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牵头下，我国才依据《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建立了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随后的2010年，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进行修订，将GATS定义的四种基本服务贸易模式纳入服务贸易统计，才初步做到了与世界服务贸易统计体系接轨。相比澳大利亚，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自主探求对服务贸易的统计方式，并逐步与国际其他国家协商同步，我国的服务贸易体系发展过于被动。这样的统计体系，一方面不足以为国家提供充分的服务贸易历史数据，另一方面为中国的服务贸易不断融入国际市场带来阻力。
（四）推动服务贸易多元化发展，优化服务业产业机构
和澳大利亚类似，我国的服务贸易主体，主要集中于运输和旅游这两个传统服务贸易部门。但从服务业产业结构上看，2015年我国服务业刚超越50%，而澳大利亚服务业占GDP总量已经长期位于70%以上，解决了超过80%的劳动人口就业。从贸易服务附加值也可看出，澳大利亚的贸易服务附加值超越直接服务贸易的1.5倍以上，产品中技术附加值含量远高于我国。因此，我国不但需要继续推动金融、保险、电子信息和专业咨询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且需要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挖掘传统部门的高附加值环节，促进创新发展。
（五）主动出击、积极参与，把握国际服务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目前我国在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中依旧处于被动，在TPP、Tisa等一系列国际谈判中较受排挤。鉴于澳大利亚在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中一向持主动出击的态度，我国政府一方面需加强自身改革，体现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积极响应的姿态，另一方面在国际谈判中对自身核心领域的主导权毫不放松。以GATS谈判为例，澳大利亚积极推进运输自由化，注重强调海上多模式运输服务的重要性，同时对于海上运输服务又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措施（阿哈罗尼、纳查姆， 2013）。显然，由于澳大利亚地理位置相对孤立，海运业是服务贸易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通过主动参与引导谈判，控制和自身最为相关的谈判进程，把握谈判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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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打破传统体制机制约束，建立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秩序，是实现中国开放模式创新和调整外贸结构的关键。
中国外贸该如何突破再创辉煌，分析如下：
一、服务贸易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关键增长点
从总量上看，服务贸易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但逆差也在不断增加。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延续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达4705.8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占世界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6%，跃居世界第三。其中进口为2801.4亿美元，比去年提高18.2个百分点，居世界第三位；出口1904.4亿美元，同比增长4.6%，居世界第五位，但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达到897亿美元。
从结构上看，尽管传统服务项目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服务项目贸易增长快速。以运输和旅游为主的传统服务项目在服务进出口总额中占比过半。其中，旅游进出口总额突破1500亿美元，居各类服务贸易项目之首。但与此同时，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也是运输和旅游服务，据统计，2012年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分别达到469.5亿美元和519.5亿美元。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为代表的新兴服务贸易在2012年快速增长，特别是服务外包领域，从2008年至2012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年均增幅超过60%，占全球离岸外包市场的份额也由7.7%增长至27.7%，使我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承接国。
概括来看，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的当前，虽然对外贸易领域受经济外部性影响较大，但我国服务贸易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服务贸易规模持续增加，服务贸易结构逐渐优化，新兴服务领域发展迅速，成为促进中国贸易发展的关键增长点。
二、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顺成为制约发展的首要问题
尽管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显著，如长期处于逆差，贸易结构失衡，国际竞争力不强等。究其原因，固然是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但产业本身的发展问题及相关体制机制制约亦要引起高度重视，不容懈怠。特别是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顺，已成为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首要解决的问题。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也只有理顺服务贸易与服务业、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扩大开放等方面若干关系，并积极破解服务贸易发展制度瓶颈，才能够确保服务贸易在新一轮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服务贸易管理体制需要在未来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创新。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应将改革的首要任务及核心目标定位在“如何推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上。同时认为，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应分近期（3年）、中期（5年）、远期（8年）来设计。
鉴于此，提出拟在未来3年内，成立中国经济社会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委员会统筹全面改革，并效仿“六五”期间成立的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建立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促进委员会，统筹服务贸易发展改革促进事项；5年内，筹建类似澳大利亚服务业“圆桌会议”的机构，由政府、学界和行业中介组织代表企业，来共同参与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政策规划和制定；8到10年内，从中央到地方创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同时，要加大服务贸易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财税、金融、海关、结售汇等政策，进一步推进我国税制改革，由原来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制调整为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直接税制，并以三年或五年为一周期，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考核，以增强政策的有效性与灵活性及可持续性。
三、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思路与建议
根据上述目标，我国近期服务贸易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
一要针对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完善的问题，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统筹规划并适时调整制定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战略，转变只重视货物贸易，轻视服务贸易传统观念，确立战略共识，避免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政策制度保障。同时，要有序推进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土地制度及中介服务组织的改革，并与中国经济社会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委员会形成配套。而在完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方面，要加强服务贸易统计调查工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确立有效率的服务贸易统计主体，建立由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的、专业化的、权威的统计管理体制，并尽快实现与国际标准的完全接轨，改善国际收支间接申报工作的一系列问题。
二要针对服务产业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调整利益结构，改变政府干预市场过多的固有利益格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打破服务市场与服务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充分发挥市场为主导配置资源机制的作用，降低民营企业进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的门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的投入，提高我国公共服务及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要改变国有垄断企业“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进一步细化社会分工，实施有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分离的有效措施，推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专业化发展。紧扣生产业发展短板的现实国情，通过大力发展研发、咨询、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和会展等生产贸易，有效促进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发展；同时要合理发展生活贸易，加快改善和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品质。
四要针对服务贸易相关政策安排不当的问题，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从国际经验看，扩大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事权立法范围，可以促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因此，应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分配，明确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政策安排。同时，对于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要根据行业和区域特点进行制定，切忌“一刀切”，对政策的实施也要做到定期评估，适时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