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2 16:37:2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治理理论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保险制度变迁带来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入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初期提出的“打破铁饭碗”,提倡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要求已经基本达到,带来的是新的问题,即打破“铁饭碗”后吃饭问题靠什么保障?择业未成时谁给生活费?企业不景气甚至破产时谁给报销医疗费,谁发退休金?诸如此类问题,使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被摆到改革的前列,当前,保险制度的变革就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究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首先,保险制度由企业自理、部门自理,走向社会化保障制度,产生了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很多老企业背负着巨大的退休职工经济包袱,削弱了老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其次,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也涉及到风险和负担的再分配。企业改革客观要求社会管理制度建设跟得上,特别是职工本人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的问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是总的方面,它包括经常性的退休金、医疗费、住房购租等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包括突发性的大宗的偶然支出,如急病、重病、生育、房屋大修等,都需要保险制度来集千万人的资金,资助少数人的危急之需。没有保险制度不但不利于个人也可能拖垮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承担了政府安定社会、解急救难的功能,因此,社会保险需要企业、单位、个人的长期、有力的支持,更需要政府予以特殊的政策,让其早日增强实力,应付不测。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要逐步成熟和完善,正如经济改革一样,要步步深入,层层推进,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社会积累还不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高,在这种现实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也只能因势利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挖掘有关方面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既然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民,那么就应该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以及海外的积极性,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比如说,筹办各种募捐、义卖等形式的慈善活动,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种基金必须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有所收益也必须如数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即使是其中的社会保险也必须坚持这一条,与商业保险划分得越清楚,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就越有力。社会保险发展壮大的关键恐怕离不开“来自社会,全心全意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自身发展宗旨。社会保险承担了稳定社会、救危解困、为企业和单位松绑的职能,它分担了政府有关方面的职责,因此社会保险工作要充分考虑遵从商品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做长期亏损的生意,但作为政府应管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分担者,它以政府代表的名义出现更为有利。
二、社会保险实践的启迪
通过几年努力,广州的社会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框架,进入营运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社会保险为主力创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创举,也是一次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改革“”。社会保险既要解决参与者的有关项目保险问题又要解决缺乏政府资金注入的问题。从广州情况看,诸多大宗或突发性的支付项目都要依靠社会保险,其发展前途当然可观,但在开始阶段社会保险实力则令人担忧。因为社会保险本身也需要一个资金和经验的积累过程,难免有起伏兴衰的曲折过程。
根据资料分析:1996年广州市失业保险基金缺口400多万元,应缴未缴的企业较多,1992年~1996年全市有300多家困难企业办了养老金缓缴手续,缓缴金额达2亿多元,靠全市调剂的单位占总数的40%。企业发展不平衡形成苦乐不均,而有了社会保险,矛盾就可以集中社会力量来解决。解决的办法既要靠社会力量和政府投入,同时又要靠企业的改革求得生存与发展。对那些处在变革之中的困难企业更需要社会保险扶持渡过难关,这些困难企业多是纺织、电子、航运、供销、交通、区街集体企业等,社会保险既然担当了政府部分职能,也应得到政府财政、税费政策的优惠和支持。对困难企业职工的救济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去发放、管理和运作。通过社会保险机构实施社会福利措施,有利于监督、测算和及时有效地运作。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在实现社会稳定前提下加快改革的步伐,国家、企业和职工分别合理负担,尽快妥善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开创一个新局面。三、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开拓更广的领域
社会保险靠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以千万人的资金来资助偶然的个别支出,以长期的投入支付退休后经常的支出,以上一代人的积累支付后代的保险等,才能使社会保险的根基越扎越深,树冠越长越大,所荫庇的社会成员日益增加,所资助的项目更加有力。从经济学分析,社会保险体制有几种类型:
其一,供款基准制,即保险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该受益人过去在保险体系中的资金贡献量(供款量),其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运用预筹积累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原则是,先积累,后受益,而且资金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要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按照一定的缴纳比例规定,逐年逐月地交费累积而成的。其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保证社会保险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不会发生寅吃卯粮的问题,受益的多少取决于积累数量的多少。其具体方法是采取个人账户,在社会保障体制中引入激励机制,由于个人账户产权界定清晰,因而可以调动人们进行积累和劳动的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的旧病复发。
其二,受益基准制,即保障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规定中的受益与否的标准(或公式),按照受益人当前的状况(如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失业期等)是否符合特定的标准而决定。此方式注重受益条件的公平性,而不注重受益人已经在资金上贡献的多少,从资金筹集方式看是采用现收现付制来筹集资金并满足当期的支出,这种强调同等条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分配方式有社会公证性的一面,但又可能有吃“大锅饭”的问题,缺乏激励机制,但管理相对简便,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税收,不涉及投资及投资回收问题,因此管理成本较低。
其三,混合制,即上述的供款基准制与受益基准制两种基本类型择优而成。利用受益基准制来提供普遍性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使用供款基准制对具体个人提供附加的个人保障。也就是用较低的所得(薪给)税税率征收一部分公共财政收入,由财政支出按某种受益公式对退休、医疗、失业、伤残、意外等提供水准较低的但普遍适用的基本保障,这一部分保障强调公开性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但大多数人不会满足于低水准的退休金和其他保障,因此仍要安排供款基准制的附加保障。附加保障是个人账户,自存自用、预筹积累式的,它提供了明确的激励特征。
社会保险中着重在养老、医疗和伤残、失业等几项中具有供款基准制特征,不同于商业保险,但也带有商业保险的某些特征,就是参与者才能享受。并且供款基准制鉴于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非理性预期,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就更加明显,而且不同时期可能要求不同缴款比例的储蓄额。对于已参加公有制企业工作多年的职工,他们过去对社会积累的贡献大都形成国有资产,因此在实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时则应考虑到原有的贡献,当公有制企业老职工面临不能支付社会保险缴款的困难时,有必要从财政上予以资助。再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援助、募捐筹资。在新旧体制交叉的过渡时期必须通过一套渐进、协调的灵活方法来完成机制的转换。
就广州的现状来说,采取分门别类的混合制更为适合,即以供款基准制为主,从每月工薪和企业中相应支付同项的筹款项目形成养老保障的部分,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个体户也应纳入其中,有余力的个人可以额外加入商业保险取得退休后比别人多些的退休保险金。对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生育保障等可以更多采用受益基准制,即以收纳所得税来建立,以多补少,以社会力量来救一时一人之危困。
加快社会保险体制的建成速度,必须做到教育市民认识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及自觉参与社会保险的必要性。这是必须经常、深入去做的重要工作。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险事业,必须有国家、企业、政府几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政府既要通过有效的机构去运作社会保障体系,又必须投入相当的财力、人力、物力才得以奏效;既要用强制性的手段(规定凡领工薪者必须参加相应的住房公积金、退休金、养老、医疗等保险),也要运用商业性的自主参预的手段(如商业人寿保险等),提高国民抵御风险、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不能只用一根绳,必须有多条绳有机交织而成。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4-0042-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般的知识性课程,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主要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其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参与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传统力量和主导力量,除此之外,调动和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前提条件。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社会参与的力量源泉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参与――职业胜任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主力军。教育者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努力提高教师职业胜任力上。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并终身受益的课程,教师首先应该做到为人师表、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关注并理解学生需求;其次,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和关注大局意识;再者,教师应用自己深厚的理论素养、广博的知识、幽默风趣的语言和乐观向上富有感染力的情绪征服学生。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参与――未来竞争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接受、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者。一个社会只要有差异、有比较、有成败就会有竞争的存在。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竞争必将依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普遍方式。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和谐的竞争关系,摒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的存在。我们的教育对象要提高自身未来竞争力就必须积极参与义与利的思考、善与恶的辨析、美与丑的审问,其正确选择的结果必将使我们不断提升个人的思想境界,体验并认同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存在。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社会参与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分析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者的职业倦怠心理和主体性的缺失。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意识形态非常强的课程,在“研究无,上课有纪律”的要求之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这个阵地上可以发挥的空间较小,致使老师会觉得自身价值难于得到体现。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往往是一门课多班重复的工作状态,也极易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倦怠心理。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容易出现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严重脱节的问题,致使教育者主体性缺失。因为学生往往爱听野史,对丰富的正史不太感兴趣,所以为了迎合学生口味,获得学生评教的优异成绩,有些老师把哲学讲成了厚黑学;把思想道德修养讲成了社交礼仪或者国学经典;甚至是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成了电影评论课或者诗词赏析课,容易出现种种背离主线,严重偏离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宗旨的现象。
(二)当代大学生相应的接受能力较弱。相应的接受能力即教育对象对教育者的施教行为所具意义及其所传递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判别、选择、内化等方面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对象是主客体双重身份的统一体,学生会自觉能动地体察社会,以自己的认知图式诠释、选择、内化教育者所表达的内容并加于实践。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大学生更为关注一些较为实用的课程,对更关注宏观视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相应的接受能力较弱,明显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基于学分和学校纪律的压力,很多学生虽然参与了课程的学习与考试,但内心对这类课程持有无所谓的态度。
(三)社会组织信息传递与表达的同向性与协调性问题。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向各高校传递国家意志,高校及各级党、团组织向当代大学生进行意志的表达,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与表达都是同向的、协调的。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院校、各级党团组织的教育对象所表现出的具体问题不同,各级组织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也有所不同。针对自身的境况表达出来的信息容易出现复杂化、多样化和动态化的特点。
(四)家庭参与的自发性与被动性的问题。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这个系统工程中,家庭参与目前处于自发和被动状态。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情感无处不在,它以一种弥散的方式对是否接受及接受的程度发生影响。接受者的情感可能会加强或减弱他在接受过程中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判断力等等。当接受者情绪状态较好时,大脑的感受力增强,反之,则感受力减弱。家庭微社会环境的和谐无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提供了最好的环境支持。从家庭微环境的和谐辐射成为社会大环境的和谐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家庭有目的地参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有助于形成综合治理,多管齐下的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
(五)网络参与的难控性。网络使“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里,而且他自身也变成了相应的符号”。由于网络参与具有某种程度的隐蔽性,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意愿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开放空间进行活动,致使参与者的个体参与行为难于受控。此外,网络传播的信息包罗万象,网络的负面信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旋律会造成潜移默化的冲突、扭曲和消磨作用。
三、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社会参与的措施
(一)贯彻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统一思想认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严格按照社会主流思想和正确价值观以及道德要求约束和管理好自己,并以身立教对学生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靠群体的力量帮助教师及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群体中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提高自我监督和自我纠错的能力。
(二)强化实践教学,积极搭建课程资源平台,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有机融合。现在的大学生们比较活跃,他们普遍希望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加强社会实践的色彩,能让他们多形式、多渠道、多层面地了解和参与社会。实践教学,亦可以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教师所传授的理论知识和热点问题,增强学生对理论的运用能力和对课程的认可度。社会与各级政府要积极帮助高校搭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资源平台,扩大学生参与面,让大学生们都有机会走出课堂、深入社会、亲身体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亲身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魅力。
(三)充分调动行政力,深度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首先,行政力可组织人员编写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更有新意、更接地气、内容更优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比如教材中可以加入问题引领、案例展示、图片说明等内容以吸引大学生主动阅读。其次,行政力可以在制度层面上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规律和特点在师资力量、课时安排、班级人数、实践经费支持等方面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再次,行政力可以强化服务意识,将和谐、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在实处。建立形式多样、方便快捷的师生沟通方式;教学区域为学生准备开水供应间;图书馆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饭堂为学生准备物廉价美的菜品;公寓为学生配备更多便利的生活设施;为学生开放充足的体育运动场地等。学生在校期间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服务情感体验,那和谐、以人为本的理念自然会在大学生的头脑中变成高度信任的词汇并形成惯性思维用以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世。
(四)主动与学生或学生家长联系,收集丰富的素材性资源。学生的生活经验、思想观点、问题困惑等都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是教学的极好的生长点,这些素材性资源与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系统相互衔接,将使师生双方共同体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意义和体悟到教学相长带来的喜悦之情。同时,把这些素材性资源及时地引进教学过程中,在学生眼中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变得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摘 要:自闭症,也称孤独症,是一种广泛发展障碍性疾病。而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自闭症儿童存在着多方面的困境,而社会支持的不足及缺乏是造成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因。本研究发现从社会支持理论出发,促进自闭症儿童康复是一个不错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会支持;自闭症儿童;康复;路径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随着自闭症儿童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自闭症患者的数量逐年增加,关于自闭症的电影例如《海洋天堂》、《雨人》等的放映,“自闭症”这个词语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自闭症,也称孤独症,是一种广泛发展障碍性疾病,其主要特点是社会功能障碍、人际交流障碍、行为和兴趣刻板,是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并影响家庭、社会功能的一种新型疾病。而目前自闭症儿童面临着边缘化的困境。根据目前国内的研究,也没有从一个真正的理论视角出发,来探讨相应的路径选择,因此本研究以社会支持理论为视角,在相关调查的结果上,探讨促进自闭症儿童的路径选择。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193个市民进行相关问卷调查,用科学的数据来分析社会公众对自闭症儿童的支持程度。另外,笔者通过与有3名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以及从事自闭症儿童教育的王老师进行深入访谈,从侧面来了解目前各个层面对于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
(二)分析框架。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在理解个人与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个人或社会问题的产生源自其社会支持网的断裂。因此要想解决问题的根源,必须从恢复社会支持网开始。总体来看,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结构大致可分为家庭支持、社区支持、国家支持、社会支持等四个层次。因此社会支持体系在结构上呈现出以个体为核心,由几个同心圆构成的社会支持格局(如下图所示)。
三、研究发现
(一)现状与问题。在社会大众的调查中,对于自闭症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我们发现其社会支持网络存在着严重的断裂现象。就家庭支持来说,自闭症小孩的到来让许多家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家长本身就需要被支持。就社区支持而言,目前社区尚未对这个群体有专门针对性的服务和活动。在我们调查的三位自闭症儿童的社区目前没有相应的情绪上的支持、物质支持、信息支持等。就国家支持而言,政府还未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来保护特殊儿童的权利和权益,更没有专门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因此就缺乏了很多的相应的资源。就社会支持而言,目前社会公众对于自闭症儿童的认知度和支持度依然较低。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三成的被调查者没有听说过自闭症儿童。而对自闭症儿童有所了解的被调查者对自闭症儿童的表现和成因都不是很了解。他们的了解都仅仅停留在表面。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表明即使想要帮助也不知道如何帮助,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或者体制给予社会大众对自闭症儿童提供帮助的途径。因此,自闭症儿童在这些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同时另一方面也正是适用了社会支持理论。
(二)分析与对策。根据以上现状及问题的分析,本研究也将从重新恢复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出发,通过对于家庭、社区、国家和社会这四个层面各自的支持系统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促进自闭症儿童的康复。
1.家庭为本:促进家庭功能的恢复。自闭症的家庭支持系统是指以血缘为基础,主要指与自闭症儿童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这是家庭支持的核心来源,它可以提供综合性的支持资源如经济、心理、接纳等多方面的支持。主要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实践:首先是促进家长对自闭症儿童的接纳。我们发现对家长而言,拥有一个自闭症小孩,一开始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如果家长对自己的小孩都无法接纳的话,那么家庭的功能就无法实现。其次是给予家庭以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家长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教育压力等等都是难以想象。因此需要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工作者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给予家长一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压力的缓解和疏导,促进家庭功能的恢复。
2.社区融合:创造良好的社区氛围。自闭症儿童的社区支持系统可提供对情感交流、社会接纳、融合的支持,通过营造一种宽松的社区氛围,帮助自闭症儿童与家庭融入社会。在社区主要是建立社区互助的渠道以促进社区融合。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有约一半的被调查者对自闭症儿童表示同情但不知道该如何帮助。社区中可以成立社区帮扶小组,组织那些愿意帮助自闭症儿童的人,定期开展公益活动。比如进行自闭症儿童相关知识的宣传,捐衣捐物,定期帮助自闭症家长照看孩子等等。同时也可以减少社区成员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偏见或歧视,促进社区更加融合,创造良好的社区氛围。
3.政府主导: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自闭症儿童的国家支持系统是指以福利与社会政策为基础,通过福利国家的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为个体或家庭提供社会保障、失业救济等,实现有尊严的个体或家庭生活。一方面需要加大自闭症儿童的社会保障力度。根据访谈的结果,笔者发现自闭症儿童家庭大都面临着高额的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经济是他们目前的一大困境。而国家却没有通过福利及保障的发展,来减轻自闭症儿童及家庭的负担,促进自闭症儿童更好的康复。另一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社会政策来增强自闭症儿童的社会福祉,提高他们及其家庭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而政府政策的出台也意味着政府对其的关注,从而可以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和认知度。
4.社会支持:形成良好的服务机制。社会支持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形成良好的服务机制。包括专门机构的服务,以及志愿者的服务。因此要推动建立专门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来给予民间机构资金以及其他支持,让对自闭症儿童的服务更加专业化。其次推动志愿者体系建立。只有专门有效的志愿者体系才能使得这些孩子更好的被照顾。
四、讨论与结论
自闭症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而这些困境正是由于社会支持网的断裂造成的。因此本研究着重于在深入认识社会支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何重新建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的路径。通过研究发现可以从社会支持的四个层面进行:①家庭为本:促进家庭功能的恢复;②社区融合:创造良好的社区氛围;③政府主导: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④社会支持:形成良好的服务机制。在促进这四个支持系统发展的基础上,从而完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其更好的康复和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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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中叶开始,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根本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整个社会逐步进入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传统财务管理的一些观念和内容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传统财务的基本要素是财务资本,财务管理是关于财务资本的运作,包括财务资本的取得、运用和资本收益的分配等。这与工业经济时代资本的重要性是相联系的,然而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财务资本虽然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不是最重要的动力,知识承担起了这一重任,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本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以财产所有权为形式的财务资本,而且包括了可转换为财务资本的非物质形态的知识资本,即人的知识本身。因此,新经济下财务管理的基本要素面临着从财务资本向知识资本的扩展,财务管理的内容也将发生新的变化,财务管理仍然由财务管理目标、财务关系、筹资、收益、分配财务指标的分析几部分组成。但其形式和内容与工业经济时代的理财活动迥然不同,下面我们逐一来分析如何做好知识时代企业财务管理。
一做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创新
在科技创新和其成果转化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后果,使得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定位成为必要和可能。一是企业在原有财务管理目标的指导下为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采用造成外部不经济性的科技创新成果,造成环境的污染、生态失衡、资源耗竭、影响社区福利等。造成严重后果,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二是科技创新成果也为消除不良后果提供了可能,如污染治理技术为解决污染问题提供了可能,也是新的财务管理目标定位成为必要。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由企业价值最大化调整为保证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时获取优秀人才,形成最佳的良性结构知识流。同工业经济时代一样,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企业仍然生活在社会之中,由于企业生产中大量采用新技术、新能源,将减少环境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耗费,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并注重售后服务,增加就业机会,企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企业已充分认识到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员工队伍是获得更多知识和巨大财富的源泉。但由于知识的飞速发展,人的精力有限,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众多的知识,此时获得优秀人才,形成最佳知识结构及良好的知识流动秩序,便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
二做好企业财务关系的创新
企业财务关系由内外协调转向侧重于企业内部人本化管理。企业财务关系,一般包括企业与投资者,受资者的财务关系、企业与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财务关系;企业内部各单位的关系以及企业员工之间的财务关系等。知识经济时代这五类关系仍然存在,但主要侧重于企业内部即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要素在生产中起关键作用,但与其它生产要素与拥有知识是否愿意发挥其才能密切相关。因此,企业决策阶层及财务人员应当从企业奖励制度,人事选拨等方面去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这将决定企业能否生存,因此成为企业财务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做好企业筹资管理
从筹资角度来看,来源于银行的银行资金比重将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难以满足银行经营对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广泛应用,各种金融工具的不断涌现,使得网上融资成为可能,融资的领域更加广阔,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企业在筹资决策时,在筹资渠道与方式选择上,可能把视野放在国际资本大市场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资源和融资方式。更重要的一点是知识、技术创新和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力资源已成为促使企业成为处于市场竞争优势地位的最关键因素。因而企业筹资的主要功能不仅仅在于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更在于有效地配置资源,它不仅包括资金的筹资,而且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人力资源等资源的筹资。企业价值最大化已不像以前工业经济时代那样单靠资本的大量投入。更确切地讲,过去以资本筹资为主转向以无形资产筹资为主。
四做好企业投资管理
人力资源、无形资产和风险投资将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点。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主要以设备、资本、原材料等为主。与之相联系的财务管理比较注重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投资和营运资本管理,而对人力资源、无形资产和风险投资的管理则关注较少。新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知识资本性经济,知识和技术对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资本由于高投入的刺激而不断地扩张,企业的资产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在新的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商誉、计算机软件等无形资产和以人才引进和开发为主的人力资产的比例将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源、无形资产和风险投资必然成为财务管理的新领域。超级秘书网
五做好企业收益分配
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共享资本收益。工业经济时代的收益分配实行的是按资本分配制度,谁拥有资本谁分享收益。在新经济时代,知识必然成为分配依据之一,谁拥有知识,谁分享收益。这时,企业的参与者包括物质资本的提供者、直接生产者、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知识创造者。其中物质资本的提供者提供财务资本,凭借资本所有权分配企业收益;直接生产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直接赚取工资收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组织指挥生产,经营企业,不仅获得工资收入,而且也凭借管理知识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技术创新者一方面获得工资收入,也要凭借技术知识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六做好财务指标的分析
反映知识价值的指标将成为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资本所反映的是市场价值与帐面价值之间的差距,由于传统会计下知识指标反映的局限性,使得近四十年来,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股票在上市后,其市场价值往往比其帐面价值高3-8倍,如天大天财,华工科技等,而有限公司虽然其帐面价值大,但市场价值却每况愈下,以致最后陷入破产的绝境。可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反映知识资本价值的指标必然将成为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企业的投资者、债权等相关利益主体,都必将十分关心和重视反映企业知识资本价值的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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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语写作 社会-认知模型 元认知 理论研究
引言
在2007年5月举行的第五届第二语言写作国际研讨会上,Alister Cumming教授指出,二语写作的实证研究需要理论框架的支撑,没有理论的二语写作研究是很难产生意义的 (徐浩,2007)。而在我国,二语写作的理论研究较之于对写作教学法的研究数量偏少,而广大二语写作教师由于理论背景知识的相对匮乏和对二语写作本质的认识不足,尽管作出了不少努力,但仍然存在着理论结构老化和教学效果收效低微的情况。本文着重介绍的Hayes (1996)模型从二语写作过程的任务环境因素和认知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二语写作过程的本质,而该模型在国内已发表的二语写作研究中较少涉及,其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本文通过对Hayes (1996)二语写作过程社会-认知模型的评介,以写作主体研究为基本视角,探讨结合元认知理论 (theory of metacognition)解释二语写作过程的本质的更多可能性。
该模型的早期版本Hayes & Flower (1980)模型已在国内外期刊中有诸多介绍 (e.g. Wang & Wen,2002; 王俊菊,2005),在此不再赘述。因篇幅所限,与之相关的Chenoweth & Hayes (2001)模型将另撰文评介。本文着重介绍国内学术界较少涉及的Hayes (1996)写作过程的社会-认知模型。与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引入了结合了三大主流二语写作流派,引入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的概念,从心理语言学角度为二语写作研究打开了独特的视角。
1. Hayes (1996)模型在二语写作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1.1二语写作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
Hyland (2002,2003)归纳了二语写作理论研究的三大主要流派。它们是(1)写作文本研究 (text-oriented research);(2)写作对象研究 (reader-oriented research);(3)写作主体研究 (writer-oriented research)。写作文本研究将二语写作的文本,即二语写作者的最终产品作为研究的重点,强调其是否符合目标语的文本的内在规律。写作文本研究在教学法中其典型代表为结果教学法 (product-based pedagogy),强调对语言形式的规范,学习者能够通过范文观察和比较自己的产品与范文的差距,但教师往往忽视对学习者思维能力和读者意识的培养,学习者易走入背诵范文、写作千人一面的误区。
写作对象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强调二语写作在社会层面的意义,学习者和教师应了解目标语篇群体(target discourse community)的写作规则(social conventions)和该目标群体对写作者对普遍规则遵守的预期值。例如,在撰写论文的致谢部分时,致谢人应考虑到论文审阅人对致谢部分的预期。如致谢应体现作者谦虚的态度,作者在该研究圈子的成员身份以及得到的学者支持(Paltridge & Starfield,2007)。写作对象研究在教学法中主要体现为体裁教学法(genre-based pedagogy)以及特殊用途英语教学法(ESP)。该研究方向认为教师应引导学生建构对目标语体裁的语篇层面的宏观理解和读者意识,注意目标群体普遍承认的写作规则。
写作主体研究和以上两种不同,强调写作过程的复杂性,认为写作是非线性的反复的探索过程,因此,也称之为二语写作中的认知研究 (the cognitive approach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esearch)。 写作主体研究在教学中主要体现为过程教学法(process-based pedagogy)。过程教学法激励学习者在写作过程中的内在认知因素和探索能力,着重培养学习者的逻辑思维,通过对习作的反复修改加工加深学习者对写作过程的认识 (李金红,2006)。
1.2 Hayes (1996)模型对二语写作理论研究的意义
在二语写作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学者们或持写作主体研究说,或持写作对象研究说。而写作文本研究由于其理论基础行为主义学说的衰退,以及写作主体研究和对象研究在近20年的陆续兴起,则少有人问津。而写作主体研究和写作对象研究的二分法思维方式的根源来自于心理语言学研究核心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核心的对立,即人类活动是作为对内在认知机制的反映还是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塑造的对立 (Juzwik et al.,2006)。
而笔者认为,这两大二语写作研究方向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应当为互为补充。因为内在认知环境和外在社会机制是独立而又拥有互相紧密的关系的两个部分。例如,任何外部因素都必须首先由内部认知机制所感知并通过内部认知机制进行信息处理才能发挥作用,同样,内部认知机制的形成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写作的社会环境、读者要求等等。同时,写作文本研究同样应有一定地位,例如,已写出的写作文本对写作者后续写作时的认知处理的影响也值得探讨。Whalen & Menard(1995)指出,当写作过程产生时,二语写作者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写作前的宏观层面转移到相对微观的方面,如对字词层面的注意。换言之,文本的产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宏观层面上的信息处理。
因此,Hayes (1996)提出的写作过程的社会-认知模型能够较好地结合这三种研究方向。该模型以写作主体的内部认知信息处理机制为基础,考察任务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和个人因素(内部认知机制)的互动关系。下一部分将着重阐述Hayes (1996)模型和三种研究方向的关系。
1.3 Hayes (1996)模型描述
在写作过程的模型研究方面,针对一语写作过程的研究数量远远超过对二语写作过程的研究。因此,一语写作研究对二语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同时,由于一语写作和二语写作的差别(如二语写作过程中一语对二语写作过程的影响作用;中西方写作思维方式的差异等),笔者认为一语写作模型不能等同于二语写作模型,但对二语写作模型的建立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William,2005)。Hayes (1996)写作过程的社会-认知模型见图1。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human-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的Hayes (1996)模型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任务环境 (the task environment)和个人因素(the individual)。任务环境由宏观的社会环境 (the social environment)和微观的物理环境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两部分构成。社会环境指读者期望(the audience)和其他相关的社会因素 (collaborators),物理环境指写作者已写成的文本(the text written so far)和作者的写作媒介(the composing medium),即用纸笔写作或文字处理程序写作。
在个人因素方面,共包括四个部分: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认知过程(the cognitive process)以及情感因素(affect/motivation)。工作记忆在当代认知心理学中代替了原有的短期记忆 (short-term memory),和长期记忆同为信息加工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Anderson,2000)。工作记忆作为信息加工的主要认知领域,负责从长期记忆调取信息储备并对信息进行处理,它的信息存储空间有限,存储时间相对较短;而长期记忆负责知识的长时间存储 (Baddley,1992)。
Hayes(1996) 对工作记忆的细分基本上与Baddley(1992)一致,其不同之处在于Hayes使用了“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代替Baddley的“工作中枢”(executive control)以体现语言处理在写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另外两个概念是声音处理 (phonological loop)和空间关系处理(visual/spatial sketchpad)。比如,声音处理和学习者的听力能力密切相关,空间关系处理和绘画能力有紧密联系。在Hayes (1996)模型中,长期记忆中储存的知识包括:任务背景 (task schemas),话题知识 (topic knowledge),作者知识 (author knowledge),语言知识 (linguistic knowledge),以及体裁知识 (genre knowledge)。其中任务背景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在二语写作中,它包括对写作结构的知识和写作程序、写作目的等一系列对目的任务的知识掌握。
认知过程可以看作是写作者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信息交互和信息处理的外在表现。文本解读(text interpretation)指作者对写作任务的认知处理过程;反思(reflection)指写作者从长期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通过工作记忆的信息处理解决问题、判断推理的过程;文本产出 (text production)是指写作者将内部认知处理转化为文字输出的过程。这三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原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中对构思(planning)、转码 (translating)和修正 (reviewing)以及对三种认知行为的监控(monitoring)的理论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模型中,三个部分都并非是线型的连续的三个步骤,而是反复进行的三个过程。换言之,作者有可能从反思过程重新回到文本解读过程,而非进行文本产出。此外,我们也可发现,这两个模型强调的重点不同。Hayes (1996)模型对此部分的处理强调其与信息加工理论的内在联系;而早期的版本主要考量标准的写作者的可观察的写作行动。
情感因素指在写作过程中的情感特征和个性倾向,包括动机(motivation)、目标 (goals)、个性 (predispositions)、观念 (self-beliefs)、态度 (attitudes)、预期(cost/benefit estimates),以及焦虑 (anxiety)等一系列要素。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重要方向,对个体差异 (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例如,在二语写作方面,写作者的深层动机或者表层动机都有可能对写作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4模型的意义和不足
Hayes (1996)模型的意义在于:第一,该模型体现了任务环境和个人因素的互动关系。其中任务环境包含了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一方面,该模型体现了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影响。例如,二语写作者对不同读者群体的身份意识会影响其调动面向不同读者的语言知识。此外,在个人因素中,用电脑写作可能会更加有利于写作者对文本的修改。另一方面,二语写作者个人,作为创造语篇的使动者,也参与了语篇目标群体的构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二语写作者的写作活动也对任务环境有一定作用。
第二,该模型结合了写作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将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作为个人因素研究的重点。二语写作的成功来自于写作者对长期记忆中的知识的存储,以及工作记忆对长期记忆知识储备的顺利提取和有效应用,而信息处理的过程受到了情感因素和认识过程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换言之,该模型强调了多种因素对二语写作的影响,体现了因素间的制约和互动关系。例如,修改策略的使用可能同时受到内部因素诸如策略知识、对读者喜好的知识、工作记忆容量或者外部因素诸如文字处理程序的使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第三,该模型突出了个人因素的作用。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都必须首先反映在写作者的认知机制中,通过工作记忆的信息处理才能对写作过程和结果发挥作用。此外,二语阅读的研究表明 (e.g. Carrell,Devine,& Eskey,1988; Shaw & Weir,2007),读者和文本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可能牵涉很多变量,换个角度来说,该写作模型试图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部分解释影响二语写作的认知因素,并同时考量了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在二语写作中的作用。
同时,Hayes (1996)模型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作为一语写作模型,该模型并未体现二语写作者时存在的一语对二语写作过程的影响作用 (Zamel,1983; Raimes,1985; Cumming,1989),例如,Wang & Wen (2002)指出,学生的一语写作水平对二语写作有影响;其次,目前该模型还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来支持其合理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了该模型在二语写作研究中的潜力价值。它的社会-认知的双重架构比单一角度的模型更具有解释力。而元认知理论,作为二语习得理论研究个体差异研究以及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并未在此模型中得以体现。以下部分将讨论元认知理论在该模型中的应有位置。
2. 元认知理论在模型用的作用
对于元认知的研究始于Flavell对于元记忆的研究。Flavell (1979,1992)指出元认知是认知主体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识。在过去十年中,学者普遍认为元认知包括元认知知识 (knowledge of cognition)和元认知调控(regulation of cognition)两个主要方面(如Baker & Brown,1984; Gagne,Yekovich,& Yekovich,1993; Phakiti,2006; Schraw,2001)。元认知知识是指认知个体自身对于信息的个体生物性积累,包括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条件式知识,三种知识储存在长期记忆中。元认知调控是工作记忆的一种运行模式,而长期记忆中非相对稳定的知识积累。元认知调控是指认知个体对于自身认知过程的即时监测和调控。元认知调控在策略方面,可表现为可观测的策略运用(strategy),或者不可观测的自动化的技巧(skill)。当个体进行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认知调控时,这样的行为可被看作是策略使用 (Phakiti,2006)。
元认知知识中,根据Anderson(1991)和吴红云(2006)的定义,陈述性知识,即认知主体关于事实、规律、和定义的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domain-general knowledge)和特殊领域知识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程序性知识是指关于认知主体如何达到目标的过程的知识 (know how);条件性知识指关于认知主体对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运用原因和运用时机的知识 (know why and when)。Flavell (1992)则认为元认知知识也可分为主体知识 (person knowledge)、任务知识 (task knowledge)和策略知识 (strategic knowledge)。在元认知知识中,主体知识是指认知主体对自身(intra-individual)、个体之间(inter-individual)和对人类认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 (universal)。例如,“我的英语口语比我的英语写作要好。”属于对自身认知能力的主体知识;“我比我的同桌更擅于用英文表达思想。”则属于对个体之间认知能力的主体知识;而“一个学英语一个月的中国学生用英语来写长篇小说的话,应该不能胜任。”则属于对人类认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元认知知识中的第二个要素是任务知识。任务知识是指认知任务对知识储备的要求、知识储备对任务完成的影响、以及知识储备对任务完成的局限性。比如,对特殊领域知识有要求的写作任务会比只需要一般性知识的写作任务难度更大。元认知知识的第三个要素是策略知识。策略知识是指为达成任务实现目标对于应当运用何种策略的知识。比如,写作者在具有如何在写作时进行宏观和微观监控的知识后,能够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实施监控。值得注意的是,元认知文献中所指的策略知识主要指的是对元认知策略的知识,对于是否其包括对认知策略的知识则不明确。而策略知识和策略使用在该理论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深入考查。笔者认为,根据元认知理论,在Hayes (1996)模型的长期记忆中,除任务背景、 话题知识、 作者知识、语言知识、 以及体裁知识以外,长期记忆中应还包括元认知知识。元认知知识和其他知识地位相同,同样影响着文本的的写作过程、文本和文本质量。
认知调控主要在发生在工作记忆。有意识的认知调控被称为策略。根据信息加工理论,O’Malley和Chamot (1990)认为策略可分为三大类: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元认知策略评价、管理、监控认知行为,发挥指挥和控制认知策略的实施的作用;认知策略是指在处理问题时中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的认知行为;社会/情感策略指控制、协调与外部社会关系和内部情感的认知行为。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三种策略都是有意识的行为;再次,元认知策略不基于具体任务,而认知策略和具体的任务关系密切 (Schraw,2001)。例如,监控策略即可用于日常的驾车活动中,也可用于二语写作时对写作结构的监控。而激发关于段落构思知识这一认知策略和写作活动以及与写作相关的背景知识十分相关。本文的Hayes(1996)模型并未直接提到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但是,由于该模型的理论背景是信息加工理论,因此可推断出这两种策略应用都与模型中的工作记忆部分密切相关。同时,虽然情感因素在模型中作为单独的因素出现,其调控过程同样受工作记忆影响。其中,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在具体环境中的使用可受到长期记忆中的知识构成(包括元认知知识、工作记忆容量、情感因素、认知过程)的多重影响。
因此,根据元认知理论,Hayes(1996)模型中的长期记忆部分应包括任务背景、话题知识、 作者知识、语言知识、体裁知识、以及元认知知识。而工作记忆中应当体现具体环境下的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的使用。而具体的策略使用因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个人因素方面,长期记忆中的知识积累是很重要的方面;而在任务环境方面,策略使用也受到了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个人物理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写作的认知过程的写作文本。
3. Hayes (1996)模型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实践意义
首先,二语写作教师和二语写作者都需意识到二语写作过程和写作文本既受到写作的任务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写作者的个人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高质量的写作产品是二语学习者综合素质的体现。在教学活动中,写作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培养学生对多因素写作过程的显性认识,应引导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写作优势和热点,并把学生对写作的注意力从字词语法等微观层次提高到读者意识等宏观层次。
再次,在写作课堂中二语教师可进行策略培训,而在策略培训中需要注意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调控的区别。在笔者对英语专业本科一年级生进行策略培训时,发现学生虽然在长期学习中对英语写作需要的认识有一定的了解,但由于长期记忆中的知识储备不全面,因此影响了策略的使用和文本的质量。例如,有不少学生认为写作文就是写“三段论”,即写三个自然段就算完成作文。此类学生没有区分非应试作文和应试作文的要求,同时错误理解“三段论”为三个自然段的写作,缺乏任务背景的知识,导致在写非应试作文时错误地采用了应试作文的构思策略,影响了作文的质量。因此,写作教师不仅要教学生使用策略,更重要的是要用“对”策略。
结论
Hayes(1996)二语写作过程社会-认知模型结合了写作文本研究、写作对象研究和写作主体研究的成果,重点分析了二语写作过程中的个人因素和任务环境因素的作用。笔者提出元认知理论中元认知知识在长期记忆中以及元认知调控在工作记忆中的应有位置。希望通过本文抛砖引玉,广大英语写作教师和英语写作研究人员可利用Hayes (1996)模型,进一步深入探讨二语写作过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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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和谐社会;大学生;社会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断向实践渗透,并与实践紧密结合,以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向实践转向成为一个新的课题。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理论本身要具有实践解释能力和可操作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迎接21世纪信息时代和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的挑战,就必须深入到新阶段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世界,结合时代和实践发展境况,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实现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与实践维度
实践转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要求。“真正的理论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经济社会的深层改革和战略发展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缘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其进行深度剖析。
(一)理论之维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内涵的深化与拓展,需要一系列相关理论的支撑和依托,而的交往实践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观和价值观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之维。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而“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实践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外显方式,人在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了对象化世界,建构了主体间的交往共同体,并在其中的实践活动中以一定的形式形成了主体间的交往关系,生成了以客体为基础、以主体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以交往实践理论为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突破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范式实现实践转向,搭建平台让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其在实践中寻找理论知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和融合点,既能增强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时效性,又提升学生的交往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实践观认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目的、发展动力和检验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种理论教育,理论教育植根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应该回归实践,在实践中检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特质的内在规定,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观的基本点。
同时,“理论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 换言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说服人”,使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最大化,必须紧紧抓住人本身。而从事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集中体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实践价值,即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并能指导人的实践,这客观上要求理论教育必须与实践有机结合,避免空洞和抽象,使理论教育的价值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增强针对性、吸引力和有效性。换言之,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二)实践之维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重要一维,它的发展是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的,并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和人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不仅有深层的理论渊源和依据,同时也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坚实的实践据点,即: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升级。这有机统一的系列实践活动和目标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实践之维。
人是实践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统一体,青年大学生是我国的人才宝库,是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和潜在推动者,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人力资源和潜在人力资本。因而,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和目标,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加大理论的宣传和解释力度,另一方面则要为受教育主体搭建实践平台,建构实践模式,让大学生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理论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使青年大学生在推进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实践中寻找动力源,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转化为青年大学生的自觉行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得以充分诠释和实现。
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
高校打造三大实践平台,即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和志愿服务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和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使高校大学生在与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成长发展、服务社区建设和增强现代公民意识中实现自我提升的同时助推社会管理的创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大限度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一)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网络时代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中的主力军,团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教育厅打造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该平台以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学习为切入点,高校大学生以学习助理的身份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圆梦”计划人才培养工程,满足新时期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发展诉求。大学生担任学习助理使大学生由现实大学校园中单纯的受教育者转变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论教育者和学习管理者和服务者。大学生通过邮件、QQ、微博、手机等各种新媒体手段,加强与“圆梦”计划学员的交流沟通,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员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和心理品质,同时激励“圆梦计划”学员自立自强、奋发向上,完成学业。
大学生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发展的“圆梦”计划,客观上要求大学生自身必须具有较广博的学识、较深厚的理论积累和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方能胜任“学习助理”一职。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使大学生在身份转变和角色变换中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并在协助导师和班主任开展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互动中真切地了解新阶段的社情和民情,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问题中提升自我,这是网络时代大学生与新生代农民工打造的成长发展联合阵线,是虚拟环境中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也是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之一。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两大最为活跃、最有生机和活力的青年群体,加强这两大群体的教育、引导、管理和服务、满足他们成长发展诉求,不仅是现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课题。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作为虚拟环境中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为以上两个课题的研究找到了接洽点,也使大学生和新时代农民工作为教育主体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在实践中培养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有影响力的“四有”青年,建构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和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同时培养和塑造两大青年群体。
(二)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社区是与千家万户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基层之一,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贯穿于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没有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的和谐与稳定。然而,由于社区工作繁杂,人力不足和人员素质偏低等因素,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现状与人民群众的理想诉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高校与社区合作,打造在校大学生社会挂职平台,建立大学生社区挂职机制,让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高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推动基层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生这一受教育主体在校园里接受教师的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为实践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社区接受社区工作人员的实践指导,并在服务社区、服务群众中真切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同时,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在为大学生答疑解惑中求进,甚至和学生共同研究和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共同思考和探讨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和谐社区的构建,使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之间、教育主体之间、受教育主体之间这多元主体在管理和服务社区的实践中形成能动的多维双向互动关系,使高校大学生在推动和谐社区建设中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
(三)志愿服务平台:建构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
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5] 国家理论认为,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6] 而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个人、团体和社会组织则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公民意识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众也难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需要培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文化的人才。
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出现根本转变,包括群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规范、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全方位变化,同时也还有社会系统的序变,这一系列的根本转变将会扩大政府与市场无法触及、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新课题的同时也为塑造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提供了契机,后者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民众的志愿精神外化的志愿服务行动,即民众树立包容发展理念,重视共建共享、文明传承,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这也恰恰是和谐社会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之一。
志愿(义务)服务是个人多方面多领域社会参与、志愿无偿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是现代公民社会参与的基本方式,是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的行为。高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老人服务、帮教服务、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等领域为政府和社会团体提供无偿服务,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有效模式,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
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奉献社会、丰富生活体验、提升自我”的过程中“传递爱心,传播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在提升自我的同时提升社会成员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从社会心理和公民文化上培育学生的现代素质,使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人才基础。因此,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开发现代公民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结构性互动。
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彰显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即大学生在参与新阶段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认知,并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使人(大学生)与社会得以协调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3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252.
关键词: 多中心治理理论 适用性 服务型政府 社会资本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简介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在政府的指令管制与完全市场化之间,存在许多其他有效的治理方式。
(一)多中心要求主体的多元化。
多中心通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形成一种竞争机制,使得各主体之间相互竞争,降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与提供成本,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以确保公众能够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选择,使得政府提高对公众的回应性,以及公共意愿得以表达。
(二)多中心要求政府与市场通力合作的共治。
多中心理论指出,单纯的政府管制与市场化不能够满足公共治理的要求。政府的权力扩张会导致垄断与腐败,再加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缺乏动力,使得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一味地市场化只会追求效率,而不能满足公平的要求。因此,多中心理论提倡二者共治,而不是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
(三)多中心要求政府转变角色和职能。
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存在“生产者、消费者和中介者”三种,政府应该转变角色,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作为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过程中制定法律和规则来保证正常的秩序,而不是进行垄断。
二、多中心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于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作用。
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由来已久,取得了许多成绩,如政府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制等。但随着公民参与度的提高,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公众期望的升高,政府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服务型政府”口号流于形式等问题出现,我国公共治理模式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这就要求我国吸取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诸多有益观点,减少直接的、命令的、强制的方式,而采取间接的、服务的方式,能够交给地方做的就大胆放权,决策层与执行层分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多中心理论在我国的实际运用有以下几种。
1.社会组织壮大
要想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主体和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就必须壮大社会组织。在国外,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依靠社会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学会等。多中心理论要求壮大社会组织以实现社会自治。
2.外包
自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许多公共产品政府外包给私营企业去生产,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公共产品生产的效率,又有利于政府减少直接干预,是民营化的主要形式。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能够提高社会资本存量,加强公众参与程度。
多中心理论已经演变为一种思维方式,要求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政府仅仅作为中介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过程,提出在各个领域建立自组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这能够加强公众和组织内部的互相沟通,建立起一个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网络,以促进社会资本的提高,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目标,打破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建立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三)审慎对待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运用。
关键词: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中国财务管理理论;比较研究
引言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知识,其主要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对实践活动起解释、指导、评价和预测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财务管理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王化成(2000)就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1]既然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总结,而财务管理实践又随着理财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因而财务管理理论理应也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动态调整。①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是借鉴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费·吉亚琴科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并适应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而形成的。虽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与借鉴了西方主流的财务管理理论,但引进与借鉴对于理论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必须考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现实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完善。因此,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理财环境背景下对中西方主流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为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提供指导。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它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同时,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