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3 16:44:5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效益
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背景及优势
山东半岛是我国最大的半岛，陆地海岸线总长3345公里，约占全国的1/6，沿岸分布200多个海湾，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港址50多处，优质沙滩资源居全国前列。拥有500平方米以上海岛320个，多数处于未开发状态。拥有沿海港口深水泊位184个，总吞吐量7.3亿吨，占全国沿海港口的15%，是我国北方唯一拥有3个亿吨大港（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的省份。
二、培育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增长极的重大经济效益
1.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10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1872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3%。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5678.5亿元，增长13.6%。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实现生产总值15060.3亿元，增长13.3%。鲁南经济带实现生产总值8480.5亿元，增长13.0%。由于增长极的辐射作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带动全省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39416.2亿元，年均增长13.1%，人均生产总值由“十五”末的2400美元提高到6000美元。（见图1）
2.海洋经济蓬勃发展。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出6808.1亿元，比上年增长25.3%。传统海洋产业全面复苏，现代渔业也取得了新进展。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535939吨，比上年增长3.19%；其中，海水产品6263895吨，增长2.77%。海水养殖3814304吨，增长5.56%。新兴海洋产业高速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业产出81.5亿元，增长68.9%；海洋电力业产出26.7亿元，增长35.6%。另外，海洋保护实现新拓展，新建海洋特别保护区11处，新增海洋类保护区面积1.2万公顷。渔业资源修复养护力度不断加大，投放苗种43.2亿单位，增长54.3%。
3.交通和旅游稳步向前。全年铁路、公路、水运共完成旅客运量24.9亿人次，比上年增长6.3%；完成货运量29.8亿吨，增长6.0%。年末高速公路通车里程4285公里。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8.6亿吨，增长18.2%。航空客运量2231.5万人次，增长18.2%；货邮量30.1万吨，增长24.3%。（见表1）。实现旅游总收入3058.8亿元，比上年增长24.7%。其中，入境旅游收入21.6亿美元，增长22.1%；国内旅游收入2915.8亿元，增长25.1%。接待游客总人数3.5亿人次，增长21.2%。A级旅游景区已达458家，其中，5A级景区6家，新增3家；4A级景区109家，新增34家。省级旅游度假区23家，新增8家。
4.财政和金融稳定增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749.3亿元，比上年增长25.1%，其中，税收收入2149.9亿元，增长25.0%，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8.2%。地方财政支出4144.5亿元，增长26.8%。其中，环境保护支出增长46.8%，科学技术支出增长33.1%，医疗卫生支出增长32.9%，农林水事务支出增长26.8%，教育支出增长25.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25.2%。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1653.7亿元，比年初增加6483.1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存款余额11920.0亿元，新增1825.1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9773.3亿元，新增2549.6亿元。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32536.3亿元，比年初增加5150.4亿元。
三、结论及建议
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培育成增长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有利于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完善我国沿海整体经济布局；有利于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提高海洋经济国际合作水平，深化我国沿海开放战略。同时，为了避免极化作用等增长极的负面作用，应该注意一下几点：
1.打破行政界限的分割
如果只在单一的行政区内考虑增长极的建立一方面势必形成地方经济发展的割据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地方之间争夺资源，使资源不能实现最优配置。另一方面破坏经济在空间中的联系，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为了避免这一消极影响，可以参考以下几点：一、使行政区域经济管理尽量与经济区本身运行机制相一致。二、调整空间规划与区域经济管理的地域单元，可以尝试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辐射与影响范围为基本单元进行要素配置与组织管理。
2.走可持续发展路子，避免浪费
发展蓝色产业，要的是高端、高效和生态，开发与保护并重是基本要求。应该注意采取有取有舍的态度，对于那些技术和市场条件成熟的资源，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给予积极开发；对于那些开发条件不具备的资源，则“冷藏”起来，留足空间，留给子孙后代们破土开发。抓住发展蓝色经济的宝贵机遇，需要勇进，更需要审慎。
3.建设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
向外看，要树立世界眼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海洋渔业、海洋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在与国际接轨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要鼓励企业“走出去”，以资本的输出，带动商品出口、劳务输出。向内看，要强化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对接互动，积极推动产业分工与协作，促进市场开放融合，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形成海陆统筹、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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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影响因素 区域差异 研究现状
影响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因素很多，所以我们要找出产生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的因素。以期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这样有利于重庆市更直接、更清晰的开展经济建设；有利于重庆市更好、更快的发挥其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重庆市在经济发展中取长补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
因此，研究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本课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经济增长的研究现状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Adam Smith（1776），Thomas Robert Malthus（1798），David Ricardo（1817）等人对经济增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Adam Smith（1776）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国民财富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种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可以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同时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引起劳动数量的增长，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同时斯密论证了国际分工通过自由贸易能促进各国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国外贸易能增进消费者的利益。
（二）国内经济增长因素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增长因素理论的发展，我国学者把理论模型的应用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和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董聪聪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得出资本积累对我国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建平、谢树玉在《基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得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与有效劳动力的投入。翟宁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1978～2007年的数据认为居民消费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是众多发展因素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其作用明显。兰天在《福建省经济增长贡献因素分析》中通过选取1995年以来福建省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数据，运用宏观经济学中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有关原理，得出近年来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投资。杨红丽在《上海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中得出，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城市技术进步或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二、区域经济差异
区域经济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取得空前发展，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失衡现象也日益严重。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体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
目前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刘树成等用加权变异系数，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标准差指标，计算1952～1990年三大地带地区差别的变化，结论表明三大地带间的差异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1952～1957年扩大的趋势并不明显。袁钢明计算1978～1994年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地区差距除1983年有短暂的下降外，呈扩大之势。周玉翠等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定量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经济差异的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省际差异明显增大，沿海与内陆的差异扩大，而沿海各省市之间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张茹在《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基于面板数据的条件收敛检验，对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收敛，而当控制投资率、投资效率、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等变量后，初始劳均产出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小，即条件收敛的速度大约为每年1.4%，稍慢于增长理论估计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2%的收敛速度。
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有：国内学者陈娜通过《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分析发现，河南省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反映在经济发展方面，制约了全省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应该采取措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校荟萃、刘富华通过《云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的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并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经济差距呈现“先升后降”的阶段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区间差距是影响云南省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力量。张辽、李子超在《东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协调机制研究》中，运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测算了东北三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表明，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总体处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出现了更为明显的经济发展差异，同时发现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呈现不同的发展速度。同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总结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因素以及区域经济差异的分析研究，我们知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多种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同，而且，不同地区的最主要因素也不同。而且，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又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
基于此，分析重庆市统计年鉴数据，通过构建区域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重庆市40个区县的区域经济差异情况，并找出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提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为促进重庆市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探索合理、科学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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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吉云.我国总量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贡献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
关键词：税收增长；税收负担；地区税负；区域经济
Abstract：Whilethesynchronismofthetaxrevenuegrowthandeconomicgrowthtendsrational，theinter-regioneconomicdevelopmentbeginstoexpandunceasingly.Regardingthis，researchesbasedontheoryandpracticebydomesticandforeignscholarsbelievethatdiscussiononthetheoryandfunctionalmechanismoftaxrevenue’sthrottling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mustbefurthercarriedon，anempiricalanalysisframeworkoftheareataxburden’sinfluenceupon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beestablished，andthatthetaxreformbeexaminedandareasonabletaxpolicyformulatedbasedonthepromotion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theregionaleconomy.
Keywords：taxgrowth；taxburden；localtaxburden；regionaleconomy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及地区差距的存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过非均衡发展和不同程度的地区差距问题，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差异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1994年的市场化改革以来，在“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实现了快速的腾飞。然而，就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呈现出“最终共同富裕”的结果，相反，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而且也影响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税收负担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宏观税负方面来看，1995年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之比为9.8∶7.8∶11.4，1998年为11.5∶8.2∶11.6，2004年为18.5∶9.l∶12.6。若以东部地区税负为1，1995年3大区域税负的相对比是1∶0.79∶1.16，西部地区税负最重，是东部的1.2倍，是中部的1.5倍。而到了2003年，3大区域税负的相对比是1∶0.49∶0.68，东部地区税负最重，分别为中部、西部的2.03倍和1.47倍。从税收弹性上看，2001年以前，3大区域的税收弹性最高为2.85(东部2001年)，最低为0.41(西部1999年)。此后，东、中、西部税收弹性变化得较为一致，2002～2004年3大区域的平均税收弹性分别为1.74、1.635和1.48，说明了3大区域的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简报》，2007年第8期。)。
“十一五”以来，我国各区域国税收入、地税收入与区域GDP总量都保持了快速协调增长，宏观税负水平稳步提高，大部分区域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仅河南省GDP的增长快于国税收入的增长)。根据税收收入和GDP的关系，目前，区域宏观税负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税负基本一致的区域。其中又可分为3种情况：①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②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安徽、江西、广西、；③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税负不一致区域。又可分为两种情况：①宏观税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山东、福建；②宏观税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贵州、云南(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简报》。)。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税制改革初期，地区税负“西高东低”的错位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变，宏观税负层面上的“马太效应”已经消除，区域之间税收负担与经济基础的协调性增强。即使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税负不一致的地区，但差距也在逐年缩小。与此同时，在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的同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对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结果为：1980年3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之比为1.92∶1∶0.90，1990年的发展差距之比缩小为1.64∶1∶0.90，2002年区域发展差距又扩大到2.32∶1∶0.94，与1990年相比，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分别扩大了41.5%和35.7%。1994年不同地区间的人均产出水平差异程度扩大，最高的上海地区比最低的贵州地区高出9.79倍，至2002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2.89倍[1]。
分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不禁要问，致力于降低税收负担的地区间税收竞争能促进地区间经济水平的趋同吗?或者换一句话说，税收负担的地区间差异能否解释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如果能的话，那么致力于地区间平衡的税收政策选择就是降低落后地区的税负水平；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利用税收调节地区间差异的作用是微弱的，这样导致的一个间接的问题就是：什么因素更重要?合理界定一定时期的税收负担水平，对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要的财力，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而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税收负担这一内生变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研究区域税收负担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此为背景，尝试着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本质，进而理解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
1.国内外有关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①理论研究方面。理论上，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一般意义上讲，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应该与GDP同步增长。但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然。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研究成果表明，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供给学派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妨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因而主张大力削减边际税率。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税收至少会降低产出水平的路径和向稳态转型时的经济增长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永久提高税率(宏观税收负担)会永久降低经济增长率。例如，雷贝洛在两部门内生模型中发现，提高所得税税率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1]；佩客里诺在利用内生模型分析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时，指出所得税的净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率，使其低于有效增长率水平[2]；德弗罗与洛夫的两部门内生模型表明，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3]。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Capolupo在Barro和Luc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建立新的模型。在他的新模型中，考虑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需对产出征税。他得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的结论。在税率达到60%～70%之间，税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Turnovsky和Capolupe的研究均表明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存在的[4]。
②实证研究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国别研究得出了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Bibbee等利用欧洲经济联盟(OECD)国家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平均税率、边际税率还是平均直接税率，税收都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5]。此外，Plosser对OECD国家的研究，Marsden对多国数据资料的研究，Karras对11个OECD国家的研究均表明较高的税率对于降低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有着长期的影响[6-8]。
国内学者在税收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王书瑶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证明了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生产不相容原理；安体富等则从宏观税负的定义入手，通过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的分析得出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也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达-0.894。同时作者还利用了我国1979～1999年的统计数据对影响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从数量上看，税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约减少2300元[9]，另外，刘军等通过对我国1995～200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也得出结论：从全国整体看，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027个百分点，同时还得出税收过快增长会严重降低税后产出—资本比的结论[10]。
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甚至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Stokey和Reblelo对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税收改革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而且这一结论在理论上是稳健的，实证上也是一致的[11]。类似的国别研究，如Myles对英国的研究，Mendoza等对18个OECD国家的研究，Wang和Yip对台湾地区的研究，都表明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是非常微弱。Wang和Yip还进一步指出，税收对于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税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抵消了要素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12]。
贾康、刘尚希等提出，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逐年提高是宏观总体税负的理性回归。2002我国税收增长较快，促进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加强征管和许多一次性因素的作用，若去掉一次性因素，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大体一致的[13]。杨崇春认为，2004年税收增长结构与其对应的经济税源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协调的，税收收入高幅增长是宏观经济良性运转的反映[14]。
还有学者认为，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以及不同的税收结构都会影响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结论。王维国、杨晓华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15]。
2.国内外有关的地区税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
为了解释不同地区存在日益扩大的产出差距，自20世纪末，国内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开展了各种研究，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税收负担的角度展开，主要是研究不同地区间税收负担水平的差异。马栓友利用我国的跨省截面数据，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16]的结论。张伦俊、陆建华研究认为，从平均意义上说，西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为0.73%；东、中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分别为0.40%和0.43%。这种研究结论表明，西部经济所承受的税收负担率是东、中部的1.83倍和1.70倍，反差尤为明显。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两类指标的变动趋势还体现出“高税负低增长，低税负高增长”的态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税负高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17]。张阳、雷良海通过设置评价地区税负程度的指标——地区税收负担率对不同地区的税负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水平呈现出不均衡性：经济增长东高西低，宏观税负西高东低。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认为，这种不均衡性在1994年税改后表现得更加突出[18]。刘军等利用面板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税收负担对经济影响的个体差异，分析认为，税收影响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平均税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10]。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借助于鲍莫尔的计量经济学实证方法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及原因展开研究。蔡日方、都阳利用泰勒指数的分解技术，通过把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差异分解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内的各自差异和东、中、西部间的差异，发现在我国不同区域内部呈现出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但在不同区域之间这种收敛性却没有出现。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还研究了政府消费对区域产出和收敛的影响[19]。刘强则从影响区域间经济收敛的传导机制入手，通过与新古典模型的比较得出，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有着与新古典模型不同的传导机制。但他并没有对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方式做出说明，也没有给出这种传导机制在区域经济收敛上所产生的影响[20]。沈坤荣、马俊通过对区域间β收敛的考察，得出与蔡日方、都阳一样的结论，即在不同区域间存在着所谓的俱乐部收敛现象。通过对这种收敛现象原因的分析，他们认为地区间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对区域经济收敛性影响非常显著[21]。周文兴、杨开忠借助于Coopmans—Cass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区域动态增长模型，证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与否与人力资本性技术变迁和税收制度变迁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有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在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税收政策。他认为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22]。戴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建立一个带有不同地方政府(落后及发达地区的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增长模型考察了政府规模对一国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他认为政府规模和人均产出的收敛速度呈倒U型的关系。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他得出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支出的低效率[23]。
三、评述与启示
总的来说，近30年来，国内外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给予了较多关注，对地区税负与区域经济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纵观这些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税收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有的学者认为税收增长带来税负的增加，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分歧，一方面是因为所采用的方法的不同。有些文献采用回归技术考察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然而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并且一般的回归处理会产生所谓“伪回归”问题，不能捕捉到变量之间的真正关系。这说明适当选用计量方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于选用样本标准和时间跨度不同。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法律传统等因素。因此，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往往有所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也会有很大不同。鉴于此，对不同的国家进行个案研究会丰富我们对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认识。
第二，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税收政策的研究很多，但对两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分离状态，有的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对现行税制的完善，有的学者是从税制本身进行研究的，有的学者是从与国外的比较角度分析的，缺乏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角的研究。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在提出政策建议和意见时，对税收政策手段的考察和分析不足。而且，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不足。
第三，缺乏税收负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用机制的分析。税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依据主要包括外在依据和内在依据。外在依据主要在于税收调控能够有效消除区域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内在依据主要是：①国家税收政策在具有全国统一性的同时，具有区域差别性；②税收的分配属性决定了税收能够影响区域生产、流通和消费；③相对财政支出、金融、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公债和规费等经济调控手段，税收调控具有比较优势。税收负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是运用税收政策手段调控区域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对税收的经济总量调节作用研究较为充分，对于税收的结构调节作用特别是区域发展方面的结构调节作用研究不够充分。
第四，地区税收负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框架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地区税负的不同及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方面。从研究方法看，运用统计对比分析比较多，但计量经济分析不足，比如可以尝试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税收政策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第五，财政支出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等都是国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可供运用的宏观调控政策，目前，对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的单项研究较多，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研究不足。
基于这5点，笔者认为把区域经济发展和税收负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当前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和不断完善现行财税体制的大背景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深入研究税收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作用机制；二是研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更加全面、准确的宏观税收调控手段和途径；三是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审视税制改革，完善现行税制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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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长极 交通经济带 渝东南 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重庆市是特殊的直辖市，全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的区域增长极理论和交通经济带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为发展渝东南县域经济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 增长极与交通经济带理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1．增长极理论与县域经济的结合
第一，增长极理论及其应用。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有广泛影响的经济理论之一。经济增长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在1950年创立，后来法国布代维尔、美国弗里德曼、瑞典缪尔达尔、美国赫希曼等经济学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增长极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聚集在一个地域经济内，具有较快发展能力的产业或企业。佩鲁最初对增长极的表述是“一些产业在增加产出或增加购买产品和服务时，能够增加另一个或几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及其购买力”；二是指产业集群。围绕主导产业而发展起来的，通过投入产出关联的，在地理上又是聚集在一起的具有比增长极的产业发展更快的产业集群。广义的增长极是指比其他经济体发展更快，并存在一定影响作用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小区域，也可以是一个行业、一个产业集群、一个企业。他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比其他同类经济体增长快；对其他经济体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区域经济学者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和思想引入区域经济研究，融入地理空间概念，从而产生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该理论更倾向于将“增长极”理解成一个区域中的小区域，更重视这一小区域的经济与区域内其他小区域相比具有发展更快的态势与潜质，并且对后者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2）县域经济增长极的提出。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前，党和政府的文件一直使用“县级经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首次以党政文件形式使用“县域经济”概念后，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就成为各级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研究的热点。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地区内的不平衡发展，而县域经济概念本身就与发展不平衡相联系，因此用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来指导和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将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与县域经济相结合是一种探索，旨在通过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增长极既可以是县域内的企业、产业或是一个行业，也可以是县域内的一个或几个区域、中心镇或园区。从增长极的发展看，前者看重经济主体的发展，后者则强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对县域经济增长极的研究主要是立足区域发展的角度。事实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地区必须首先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那些有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创建一个或多个启动型城镇或园区，培育若干产业增长点，在扶持这些城镇或园区发展的同时促进地区的协调发展，以互惠机制形成县域经济增长极。县域经济增长极培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使县城、中心镇和园区成为经济增长极，并拉动所在区域发展，同时使本县域成为相邻区域的增长极。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的核心是政府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征，分别强化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于城市经济，县域经济是一种“弱势经济”，往往市场体制机制不完善，资本稀缺，信息不畅，尤其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弥补市场的不足。在增长极发展初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中财力或给予优惠政策，选择若干条件较好的城镇或工业园区，汇聚有限资源进行重点建设和重要产业发展，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2．交通经济带理论及其在发展县域经济中的应用
交通经济带（Traffic Economic Belt，TEB）又称为交通运输沿线经济带，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作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其吸引范围内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发达的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带状经济区域。这个发达的带状经济区是一个由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而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组织系统，并在沿线各区段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交通经济带包括三大基本构成要素：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以工业商贸业为主的三次产业，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三大构成要素相辅相成，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及关系的演变是交通经济带的基本发展规律。
交通经济带理论对于发展县域经济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其与增长极理论一起应当作为重庆市渝东南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在发展路径上应当把培育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增长极作为主要手段，将打造并形成渝东南交通经济带作为目标，最终带动整个渝东南地区甚至重庆的经济发展。
二 重庆市渝东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
1．渝东南交通现状
目前，渝东南（包括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有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纵贯其境，国家级公路、省级公路和县乡级公路纵横相连。乌江、阿蓬江等多条内河航运和正在建设的黔江舟白机场。目前渝东南的公铁水交通现状是主干线（包括铁路、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从北部往南依次通过所在区县政府驻地，形成一条干线走廊。次干线和区县级交通线从主干线两旁向外延伸，像神经末梢一样紧紧与乡镇、村落相连，形成巨大的网状结构。
（1）公路。渝东南现有公路16576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9490公里。在高等级公路中，319国道占455公里，高速公路340公里（如下表）。所有高等级公路均呈线状连接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的政府所在地。
表1 渝东南各区县319国道、高速公路里程（单位：公里）
交通类型 涪陵 武隆 彭水 黔江 酉阳 秀山 合计
【摘要】本文在分析了中国区域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的基础上，首先对我国1997～2013 年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并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但各地区的金融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同，金融结构对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金融效率对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而金融规模只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此，针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本文提出强化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的合理化措施，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区域金融；区域经济；金融支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BJL123）“我国经济活动空间格局演化机制与福利效应研究”。
【作者简介】刘静静，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蒋涛，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各地区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区域金融发展更趋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13 年末，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2万亿元、12.7万亿元、12.6万亿元和5.4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地区存款平稳增长，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贯彻落实“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要求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这种背景形势，本文收集了中国1997～2013年衡量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值。并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参数的估计，具体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强化区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 文献综述
1.国外的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理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熊彼特（1912） 从银行和信用的角度说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离不开银行信用的创造，并且指出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鉴别那些能成功地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企业家，为其提供信贷从而刺激技术的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帕特里克（1966）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两种模式，即“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引导型”模式较为普遍，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随型”模式。麦金农和肖（1973） 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应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 基于内生凸性增长模型（AK模型） 研究稳定状态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社会的储蓄率、资本的配置效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ng 和Levine （1993） 选取金融中介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以及私营企业获取的信贷规模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从国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2.国内的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这两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张企元（2006） 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贷款） 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中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同时，在分析金融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 对区域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有赖于结构性的金融调控。胥嘉国（2006） 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工具变量法（IV） 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扩张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杨圣奎（2010） 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90～2008年间区域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证实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赵本福等人（2013） 运用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8～2010 年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支持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 原因，而从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方面，赵伟、马瑞永（2006） 运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我国1978～2001年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总体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978～1991年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迅速上升，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说”的特征，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 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我国1978～2004年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度量，并运用R/S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发展的差异，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一直位于高位状态，并且从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总体上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田菁（2011） 从部门和整体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然稳定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表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的发展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一） 区域金融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的递增、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等途径得以实现。一般而言，金融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区域金融规模的支持。
表1给出了我国2005～2013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GDP与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由此简要地说明区域金融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由表1 可以看出：①从纵向来看，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而相应的GDP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区域金融资产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区域金融资产的增长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②从横向来看，2005～2013年间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即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但从理论上看，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将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 区域金融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因而金融效率的高低将影响经济发展水平。Pagano（1993） 内生凸性增长模型是将金融因素纳入到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之一，认为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了金融市场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将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将吸收的存款有效转化为贷款，进而投资于能产生回报率较高的领域，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因而，区域金融效率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 区域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区域金融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结构的变化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和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说明区域金融结构支持区域经济增长。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因而，区域中长期贷款比例增加，可投资于固定资产项目的资金就相对越多，这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样，区域间不同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起到不一样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区域金融支撑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一）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过程中，通过参考闵姣（2013） 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张亮（2013） 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等多篇学术文章的基础上，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而在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方面指标：①区域金融规模指标，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来的金融相关率（FIR） 来衡量，它指某一时点上一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的经济活动总量之比。对于欠发达省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不发达，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FIR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L） 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 之和与区域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公式：FIR=(L+D)/地区GDP。②区域金融效率指标（LD） , 即将金融机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公式：LD=L/D。③区域金融结构指标（RL），本文选用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值衡量，公式：RL=R/L，其中R表示中长期贷款。
本文主要选取了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31个省市的1997～2013年17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区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在实证检验前，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而，首先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分别命名为：LNRJGDP、LNFIR、LNLD、LNRL。
（二）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支持的实证检验
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由于面板数据反映了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信息，因此，与时间序列数据相同，面板数据也可能存在单位根。为避免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取LLC 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指标序列均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规模指标LNFIR、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LNFIR 为一阶单整，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通过上述的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的LNRJGDP、LNFIR、LN?LD、LNRL均为平稳序列，而西部和东北地区除LNFIR为一阶单整外，其余变量也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本文主要采用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
从表3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东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ADF和Group 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LN?RJGDP、LNFIR、LNLD、LNRL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②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 v、Panel rho以及Group rho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③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 v 和Group 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西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④东北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 rho、Group rho以及GroupPP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对每一个区域而言，各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更具有效性。
3.模型的选择与建立。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时，主要可以建立三种模型，即混合横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可依据Hausman检验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判断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并进一步依据F统计量检验建立混合模型还是固体效应模型。
经Hausman检验和F检验显示，模型的P值均为0，因而都拒绝原假设，最终建立以LNRJ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FIR、LNLD、LNRL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三个角度分析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体的模型设置如下：
LNRJGDPit = αi + βi1LNFIRit + βi2 LNLDit+βi3 LNRLit + νit
其中, αi 是一个随个体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随机变量； βi1 、βi2 、βi3 分别表示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即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系数； νit 为随机扰动项。
4.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为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利用1997～2013年31个省市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LNFIR和LNRL 的系数非常显著，而从LNFIR、LNLD、LNRL的回归系数可知，1997～2013年间，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并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可以发现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西部地区LNLD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但从LNLD和LNRL的回归系数看出，金融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东北地区LNFIR 和LNRL 的系数非常显著，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金融规模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却表现为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区域金融各要素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出三个基本结论：①区域金融规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②区域金融效率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③区域金融结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的贡献。以上结论显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并且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不同。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推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金融政策的区域化。目前，我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金融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区域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因而，应针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实施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第二，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创新，提高区域金融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效率。首先，政府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为金融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其次，金融部门应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最后，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其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化金融改革，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齐全的金融体系，实现区域金融的均衡发展，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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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差距 公共支出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模型
一、引言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公共支出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也越来越注重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干预活动。地方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纠正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与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无限扩大，实现不同区域间的公平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近来，国际上也越来越重视制度变迁和改革措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当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试图获得一些对于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的解释和政策含义。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因此被广泛应用到区域经济领域。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收敛假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提出了极具吸引力的预期。我国关于经济收敛性问题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兴起，涌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这些文献性的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从经济理论的发展看，研究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态的方向发展。
论文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金融信贷业务,区域经济增长
所谓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这些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构成一国的区域金融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金融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区域资本特殊的聚合功效，还表现在对区域经济显著的结构调整作用，通过这种调整可以产生经济结构重组的结构动力。[1]
一、区域金融信贷业务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分析
（一）区域金融信贷业务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1、在金融宏观调控中，增加贷款投放是启动投资和消费，进而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投资需求的大小和多少直接取决于投资能力、投资机会和投资意愿。其中最重要的投资能力就与企业盈利和融资条件有关，银行贷款谨慎甚至惜贷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不可避免。从而经济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2、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无论是社会生产力体系中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变,还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抑或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和产品竞争力的迅速增强,均离不开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2]调查表明,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
3、通过资金优化配置机制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区域经济增长,除要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投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比投资数量更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置和分配,同时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作用。
（二）、区域经济增长决定区域金融信贷发展
1、区域经济增长能增加储蓄，促进货币循环。区域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增加储蓄规模,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过后，更多的个人和企业会选择储蓄，从而增大储蓄的规模，这就等于扩大了放贷的容量。因此经济越发展，金融系统就越发达、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金融服务越便利周到,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一些非生产性的或暂时闲置不用的资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产性用途上来或者储蓄上。[3]
2、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着区域金融运行及其效率。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资源供给者和金融资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4]同时,区域金融效率还要受到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
二、安徽省银行信贷业务概况
（一）、储蓄存款同比多增，企业存款同比少增，外汇存款延续降势。中国人民银行合肥支行信息，指出我省07年6月末，金融贷款增加较多。全省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7919.1亿元，比年初增加819.3亿元，同比多增19.2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408.9亿元，同比少增30.1亿元。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5753.2亿元，比年初增加621.2亿元，同比多增128亿元，其中短期工业贷款比年初增加73.4亿元，同比多增47.8亿元。
（二）、贷款周转速度加快，实际增加企业可用资金。2005年安徽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累计发放3974亿元，比2004年增加1325亿元，增长33.3%。人民币贷款周转次数为0.82次，同比加快0.1次，周转天数比上年同期缩短61天。
（三）、现金收支量大，连续五年净回笼。1-12月，全省金融机构累计现金收支同比增长1523.8亿元和1492.3亿元；现金回笼288.6亿元，同比多回笼31.5亿元。其中商业销售和服务业收入仍是回笼资金的重要渠道，占总量的18.5%；储蓄存款净回笼现金占总回笼的2.7%。[6]
三、区域信贷业务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安徽省为例
（一）实证分析
安徽省的贷款存款和GDP各项数值参见表一，该表揭示了安徽省86年到05年金融发展的总体态势。从金融资产总量来看，安徽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都呈现出一种加速上升的态势，这一特点在1999年以后表现的尤为明显。1986年存贷款余额总和为378亿元，而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0468亿元，增长了10090亿元，增长了26倍。而从GDP来看，近年来,安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经济发展速度稳步加快,从2000年的8.3%,2001年的8.06%,2002年的8.9%,2003年的9.2%,上升到2004年的12.5%。1998年以来,首次跃上两位数的增长平台。2000年以来，安徽省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期，贷款增长速度迅猛，人民币贷款从2000年的9.36%增至2004年的17.6%，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率由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4年的1.41%，显示出投资和产出的增长，信贷需求增长之势.[7]
表一、安徽省历年贷款额和GDP（数据来源：《安徽统计年鉴》）
年份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存贷款总和
GDP
金融相关比率
1986
141.17
236.85
378.02
382.8
0.99
1987
175.71
279.97
455.68
442.4
1.03
1988
202.35
322.12
524.47
546.9
0.96
1989
231.85
358.84
590.69
616.3
0.96
1990
293.44
446.03
739.47
658
1.12
1991
397.01
560.79
957.8
663.6
1.44
1992
482.53
681.33
1163.86
801.2
1.45
1993
612.96
828.03
1440.89
1069.8
1.35
1994
832.62
1036.71
1869.33
1488.5
1.26
1995
1111.72
1279.25
2390.97
2003.6
1.19
1996
1422.61
1535.84
2958.45
2339.3
1.26
1997
1704.04
1906.17
3610.21
2670
1.35
1998
2004.29
2152.53
4156.82
2805.5
1.48
1999
2186.5
2180.9
4367.4
2908.6
1.5
2000
2485.5
2384.9
4870.4
3038.2
1.6
2001
2907.33
2605.39
5512.72
3290.1
1.68
2002
3449.23
2941.59
6390.82
3553.6
1.8
2003
4275.02
3499.4
7774.42
3972.4
1.96
2004
5125.59
4006.18
9131.77
4812.7
1.9
2005
6068.79
4399.25
10468.04
关键词：物流业；时间序列分析；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With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logi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subject of this paper，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were analyzed to reveal whether and how there exist long-term relationships， causal relationships and dynamic change rules using stationary test of time series， cointegration theory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conclusion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making regional logistics development planning，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economic quality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time series analysis； cointegration analysis
0 引 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物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国务院《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指出：“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货代、信息等产业的复合型服务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明确要求“加强物流领域理论研究，完善我国现代物流业理论体系，积极推进产学研用结合”。
然而，我国物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由长期粗放发展所累积的矛盾亦日益突出，物流业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低效能的特点已成为制约物流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借助物流业与国民经济的联动发展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和建设生态文明，就成为摆在学术界和管理当局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文献综述
物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和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影响和制约区域物流的运行效率，而区域物流的效率、服务水平和物流成本也会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1]。因此，研究物流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加速效应、带动作用、因果关系或动态耦合机理，从而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提供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学者们对此开展了积极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高秀丽、王爱虎、房兴超（2012）以广东省1978～2009年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选择代表区域物流发展水平的3个重要指标，研究了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物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脉冲响应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物流发展间的联动效应，并应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揭示经济增长与物流业的长期关系和因果关系[2]。武富庆、李巍巍、吴冲、赵丽（2015）x择产业结构为因变量，选择物流产业集聚为核心解释变量，采用货运量、物流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及政府干预为控制变量，以黑龙江省12 地市2005～2012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各市物流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贡献的影响[3]。陈虎、杨勇攀（2010）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四川攀枝花市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物流能力水平之间的关系，以丰富区域经济理论，并为地方政策制定提供政策建议[4]。李泉、王占学（2014）以西部地区1979～2011年物流产值增额与GDP增额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二者的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并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区域经济增长与物流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动态变化[5]。刘维林（2011）设计了系统动力学模型，采用天津滨海新区案例仿真研究了区域物流系统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联关系及耦合结构，分析了其三大作用子系统及多重嵌套反馈回路，模拟了自适应、物流系统适度超前和其它产业优先三种不同发展模式下的协同演化路径[6]。金芳芳（2012）以1995～2009年全国以及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的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相关分析方法和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物流产业如何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7]。沈江、张婷（2012）依据1995～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东部地区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加速效应，揭示出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加速效应，并描述了加速路径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吸引外资的环境和提升制造企业的竟争力等[8]。孙浩杰、吴群琪、汪蕴慧（2011）以西安市为例，结合相关分析、贡献率模型、区位商法、产业乘数法等多种模型和方法，定量分析了西安市物流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发现了西安市在优化经济结构方面要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改进，这可以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提供经验借鉴[9]。张予川、张金鑫（2015）通过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9省2市1999～2012年的面板数据，表明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认为城市化水平和政策环境两因素对物流业发展的外溢效益为负[10]。
在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现有的文献多集中于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动效应与因果关系、物流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贡献的影响、物流系统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联关系及耦合结构、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加速效应、物流业发展提升制造业效率等方面。但是，区域物流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关系方向和强度大小如何，处于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所得结论是否一致？另外，物流业发展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之间联动效应、因果关系的研究，仍未见有文献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同时也未见有文献专门研究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测度问题。 因此，结合若干年来浙江区域经济和物流发展的数据，科学把握和回答这些问题，既是合理规划和控制浙江物流发展速度和规模，从而实现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优化物流资源配置从而借助现代物流推动区域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理论依据。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变量的选择方面，高秀丽、王爱虎、房兴超（2012）为研究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物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选择交通、仓储、邮电的年产值衡量物流成效，选择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增长。武富庆、李巍巍、吴冲、赵丽（2015）以产业结构为因变量，物流产业集聚为核心解释变量，货运量、物流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及政府干预为控制变量。陈虎、杨勇攀（2010）选择货运量代表区域物流能力，选择当地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李泉、王占学（2014）采用交通、仓储、邮电产值增加额的总和描述物流发展的规模，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描述经济增长。韦琦（2011）采用工业增加值衡量制造业发展，交通、仓储、邮电产值增加额的总和描述物流发展的水平。沈江、张婷（2012）选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选用货运周转量衡量物流发展水平。李国刚、曹昱亮（2012）采用了区域物流效率、区域物流资源两个因素衡量区域物流能力，一个因素衡量区域经济增长因素，并对三个因素选用多个变量予以具体量化。因此，本论文选取交通、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的年产值衡量物流发展水平，选择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
而如何衡量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水平？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成果。这些测度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采用More值测定法或Lilien指数模型测度转型升级速度，采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测度转型升级方向（高燕（2006），谭晶荣、颜敏霞、邓强、王健（2012））[11-12]；第二类是通过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测度转型升级的水平（程惠芳、唐辉亮、陈超（2011））[13]；第三类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表征转型升级的效率或者建立一套基于静态投入产出模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方法（王志华、陈圻（2012），李博、胡进（2008））[14-15]。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本文研究的需要，我们选择More值测定法测度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水平。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官方资料。值得指出的是，对物流产值和地区产值的数据，相关资料提供的是当年值而非可比值，我们对其进行转换使其具有可比性。其中，More值测定法测度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水平，计算过程如下。
More值测定法是基于空间向量原理，将产业分为N个部门，而构成一组n维向量，以向量间的夹角作为表征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标，并定义该夹角的余弦值为More值。
M =cosα= w *w w * w （1）
其中：M 为More值，α为两向量的夹角，w 为基期产业i所占比重，w 为报告期产业i所占比重，m为产业部门数量。计算1981～2014年浙江省转型升级的More值，并分别绘制α角度和对数化α角度曲线如图1、图2所示。为进一步研究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和特点，有必要对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
2.2 平性检验
依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取交通、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的年产值衡量物流发展水平，用WL表示；选择More值测定法测度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水平，用ZS表示；采用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测度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用GDP表示。由于时间序列变量普遍存在异方差性，为了保证减少异方差性、增加数据平稳性，对物流年产值WL、经济转型升级水平ZS和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取自然对数，记为LNWL、LNZS和LNGDP。对3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定检验。
由表1、表2输出结果知，物流年产值LNWL原序列存在单位根而非平稳，而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
由表3输出结果知，经济转型升级水平LNZS原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由表4、表5输出结果知，物流年产值LNGDP原序列存在单位根而非平稳，而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
由此，我们判断，变量浙江物流年产值LNWL和浙江经济发展水平LNGDP是一阶单整的，而经济转型升级水平LNZS原序列是平稳的。下一步将研究浙江物流年产值LNWL和浙江经济发展水平LNGDP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因果关系。
2.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从图3可见，变量LNWL和LNGDP均为带有趋势的非平稳序列，存在某种均衡关系。在建立不受约束的VAR模型的过程中，关键步骤是选择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一般采用AIC和SC最小准则，若两者不一致，则采用LR检验法进行取舍。VAR模型的滞后期选择如表6所示。
通过多次试验，我们发现在5个评价指标中，有4个认为应建立滞后期为2的模型。得到如下的VAR模型：
LNGDP=1.40395014625*LNGDP-1-0.444233076576*LNGDP-2+0.0784325940379*LNWL-1-0.0424546708568*LNWL-2+0.200001517593
LNWL=0.179292879126*LNGDP-1-0.0496434859303*LNGDP-2+0.945526062614*LNWL-1-0.113081578031*LNWL-2-0.136284598878
M一步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结果表明该VAR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
2.4 协整检验
前面的稳定性检验表明，变量浙江物流年产值LNWL和浙江经济发展水平LNGDP是一阶单整的，如果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则认为它们存在协整关系。
由表7、表8输出结果可知，协整检验的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均报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变量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
2.5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浙江物流年产值LNWL和浙江经济发展水平LN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需进一步研究。滞后2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如表9所示：
通过设定滞后期为2～4期，结果显示变量LNWL和LNGDP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与李泉、王占学（2014），陈虎、杨勇攀（2010），刘南、李燕（2007）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他们的结论大多认为经济发展是物流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究其原因，其一是研究的时间序列的对象区域、时间并不一致，所得的结论当然不尽相同；其二是测度物流发展、经济发展的指标变量不尽相同。例如本文以交通、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的年产值衡量物流发展水平，而其他研究可能以货物运输量或周转量、物流网络里程测度物流水平。
3 结 论
为揭示浙江省及各市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升级与物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分析，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揭示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升级与物流业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长期关系、因果关系和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物流发展水平LNWL和浙江经济发展水平LNGDP是一阶单整的，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从长期来看，物流业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而区域经济的发展亦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尽管浙江物流业发展和浙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Granger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经济转型升级水平LNZS原序列是平稳的，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水平与物流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尚未发现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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