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6 10:52:0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投资测算方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全程造价控制；投资决策；项目设计；实施阶段；竣工结算
引言：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生产要素，是发展社会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物质条件的基础产业之一，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产开发的造价控制，直接影响到工程的造价和进度、质量的好坏，是房地产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长，所以成本控制的周期也较长，这给目标成本的设定、信息的收集与分析、绩效考核都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此外由于开发周期长，成本的信息涉及面广，影响地产项目成本控制的不确定因素多。例如，关于拆迁国家虽然有较详细的政策，但最终的金额主要还是开发商与拆迁者谈判的结果，其中的不确定性也较大，成本预算往往被突破。建筑安装成本、基础设施成本、配套设施成本主要受市场建筑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及建筑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在整个开发过程中，无论是市场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对成本都有较大的影响且不易预测，众多的影响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了开发项目成本控制的难度。
目前，大多数开发商对房地产开发工程造价的控制，局限在施工预算、结算而忽视全程的造价控制，其结果是事倍功半，控制效果不甚理想。本文认为，要想做好房地产开发造价的控制，必须从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入手，做好每一阶段的造价控制。
1 房地产开发全过程造价阶段划分及其特点
目前，根据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程序，房地产项目从酝酿、规划、建设到投入使用大致分为4个阶段：项目投资决策阶段(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收益分析)，项目规划设计阶段(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审批)，项目实施阶段(施工阶段)，项目竣工结算阶段。
1.1 在项目投资决策阶段，开发商依据建议书编制初步投资估算，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时编制详细投资估算，由于都是投资估算，一般误差在＋30％到-20％之间，所以误差较大。这一阶段建设工程造价控制的难点是：第一，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尚未确定，估算难以达到准确；第二，此阶段开发商有时是为了争取项目的开工，行政决策意识比较强，投资估算偏小；第三，投资估算所选用的数据资料信息有时难以真实的反应实际情况。
1.2 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从控制建设工程造价来说一般又分为4个小阶段：第一，方案规划阶段，该期间开发商应根据方案图纸和说明书，作出含有各专业的详尽的建安造价估算书；第二，初步设计阶段，开发商根据初步设计图纸和说明书及概算定额(扩大预算定额或综合预算定额)编制初步设计总概算；概算一经批准，即为控制拟建项目工程造价的最高限额；第三，技术设计阶段(扩大初步设计阶段，简称扩初)，开发商应根据技术设计的图纸和说明书及概算定额(扩大预算定额或综合预算定额)编制初步设计修正总概算；第四，施工图设计阶段，开发商应根据施工图纸和说明书及预算定额编制施工图预算，用以核实施工图阶段造价是否超过批准的初步设计慨算。施工图预算是确定承包合同价，结算工程价款的主要依据。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各设计阶段的造价(估算、概算、预算)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前者控制后者，后者补充前者，共同组成设计阶段的控制系统。
1.3 在项目实施期间，开发商主要按照施工图纸，结合承包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以合同价为基础，拨付工程款。该阶段造假控制的难点在：第一，因物价上涨所引起的造价提高；第二，由于设计中难以预计而在施工阶段实际发生的工程和费用；第三，考虑到业主提高标准，指定材料、设备而引起的工程费用的上涨。
1.4 在竣工验收阶段，全面汇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花费的全部费用，开发商以合同和工程实体为基础，如实体现建设工程的实际造价，编制竣工决算。
2 房地产开发四个阶段的造价控制对策
2.1 项目投资决策阶段，是影响项目成功与否和做好造价控制的关键阶段。方案的选定和投资估算的定位是建设项目的核心，这一阶段不仅关系到目标实现时间的长短、质量的优劣，也是全过程造价控制的源头，对以后各阶段的造价控制起指导作用。如何在这一阶段把质量、造价和工期结合好。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详细的资料收集和反复的方案比较，尽可能选出最佳组合，做出科学的决策。要成立投资策划部门，根据公司现有的资金、土地储备情况及融资能力，结合当前市场行情，进行必要的、专业的分析论证，确定项目的可行性。建立项目审查制，公司做出的投资分析报告还应聘请专业咨询公司的有关专家进行审查，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供决策层决定。其次，依靠公关工作，合理合法地降低项目造价，也是控制项目造价的有效途径。
在另一个层面上，开拓金融业务，提高融资能力，增强项目活力，降低财务费用也是房地产项目开发成本控制的重要工作。在房地产开发中，金融资本同项目资本相互独立而又紧密结合，房地产业离开金融业的支持和配合，将会寸步难行。目前，房地产行业普遍存在融资渠道单一，利率水平较高，货币供应过紧的状况。真正完善的房地产融资体系必须是两条腿走路：一是依靠银行；二是依靠资本市场。因此，积极拓宽房地产项目融资渠道，降低房地产开发财务费用，增加企业信贷规模，对降低资金成本，分散和降低项目开发风险也具有重要作用。
2.2 项目设计阶段，是除了项目决策之外影响项目投资最大的阶段。该阶段的成果，通常就是用图纸表示的具体设计文件。在这个阶段项目成果的功能、基本实施方案和主要投入就基本确定了。项目设计阶段对总投资的影响较大，一般建设项目的经验数据为20％-30％，项目使用功能影响在10％-20％。数据表明项目设计阶段对项目投资具有重要影响，要想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就要抓住设计阶段这个重要环节。
具体来讲，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控制。
其一，实行设计方案招投标制度。通过设计招投标来选择优秀的设计单位，从而保证设计的先进性、合理性、准确性。同时通过招投标还可以选择到优秀的设计方案，避免因建筑产品设计落后影响销售，造成资金长期得不到回收，经济效益无法保证。
其二，实行项目限额设计。限额设计，就是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投资估算控制初步设计，按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控制施工图设计，同时各专业在保证达到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按分配的限额整制设计，保证投资总限额不被突破。
其三，进行设计图纸多方评审。加强图纸会审，将工程变更的发生尽量控制在施工之前。在设计阶段，克服设计方案的不足或缺陷，所花费的代价最小，可取得的效果最好。在工程施工前，对图纸技术上的合理性、施工上的可行性、工程造价的经济性进行审核，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设计图纸进行全面的审核管理工作，以求得提高设计质量，避免因设计考虑不周或失误给施工带来影响，达到造价控制要求。
关键词:资本外逃;规模测算;国际收支
Abstract:This paper measures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in China by adjusting on the direct measuring method and the indirect measuring metho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in China is large, and the extend takes on an evident process in different year. Meanwhile, the phenomenon of capital flight and capital inflow is simultaneous. The capital flight of China will be remain at a higher scale in the future, and is sensitive to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Key Words:capital flight,scale measurement,balance of payment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8-0042-05
二十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拉美国家债务问题时发现,伴随着国家公共部门外债增加的同时,私人部门却出现了持续大量的资本外流,从此资本外逃问题开始受到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此后,我国围绕资本外逃的相关研究也同步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在定义口径、测算方法、数据来源上不尽相同,得出的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结论通常都大相径庭。一般认为,测算方法越科学,测算结果误差就越小,可信度就越高。因此,本文旨在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重新测算,以求更加细致和深入地对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资本外逃的定义
目前,经济学界对资本外逃尚无统一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或机构,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对资本外逃的表述各异。
(一)国外学者观点
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37)将资本外逃定义为:资产所有者因恐惧和疑虑所导致的资本异常流出。此后,卡丁顿(Cuddington,1986)将资本外逃扩展为追逐短期超额利润而产生的“短期投资性资本,即游资”的外流。杜利(Dooley,1986)认为资本外逃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躲避官方管制和监控的私人短期资本。伊格・沃尔特(Ingo Walter,1986)将资本外逃比作是私人投资者对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的违背。托尼尔(Tornell and Velasco,1992)定义资本外逃为“生产资源由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失”。德普勒和威廉姆森(Deppler和Williamson,1987)认为资本外逃是为购置对国外非居民的要求权行为,这种行为的产生是由于所有者担心如果继续在国内持有资产,其资产价值会遭受各种损失。世界银行(1985)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债务国的居民将其财产转移到国外的任何行为。
(二)国内学者观点
宋文兵(1999)将资本外逃的概念界定为“以国内投资者为主体的资本非法外移”。韩继云(1999)定义为:国内资本出于安全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目的,逃避正常的监管制度,以各种非正常的方式转移到国外的行为。杨海珍(2000)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由于意识到本国的非正常风险,或者为了逃避本国当局控制的非正常资本外流”。李晓峰(2000)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或为了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庄芮(2000)认为资本外逃是基于避险、获利等动机而在一国出现的非正常资本外流。任惠(2001)将资本外逃定义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控制的资本流出。这也是我国官方比较认同的资本外逃定义。
综合上述观点,理解资本外逃的定义应注意两点:一是资本外逃是指非正常的资本外流;二是资本外流不等于资本外逃。笔者在此基础上将我国的资本外逃的定义为:我国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深化和完善过程中,经济人出于政治、经济或其他的目的,违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约束,采用非法手段或假借合法的形式将资本转移出境的资本流出。
二、资本外逃的基本测算方法及评价
资本外逃是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的经济活动,说明资本外逃必然是隐蔽而难以监控的。学术界一直在试图阐释其原因,并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准确测算资本外逃数量的方法。经过有关学者专家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提出了以下三种基本测算方法:
(一)直接测算法
直接测算法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对国内异常风险反应迅速的短期资本外流项目来估计资本外逃额。这种方法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采集数据,所以通常又称国际收支平衡表或卡丁顿法。基本测算公式:
资本外逃=私人非银行机构的短期投机外流资本+误差和遗漏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把非银行机构的短期外流资本都当作投机的热钱并不合理,且误差与遗漏项中的部分统计可能反映的是真实的统计误差。鉴于国家金融工具的日益丰富,后来凯特(Kant,1996)在卡丁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通过把资本外逃划分为三个层次的“游资”,从而能够对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不同层次的估计,成功地克服卡丁顿法的第一个缺陷。测算公式分别为:
“游资1” = -[误差及遗漏+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中的其他资产项目]
“游资2”= -[误差及遗漏+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
“游资3”= -[游资2+债券和公司股权方面的证券投资]
直接测量法最大的优点就是思路清晰、计算方便、数据比较容易获取,比较适用于资本投资规模较大、资本流动期限较短且国际收支统计比较完备的国家。但其缺点也很明显:(1)直接测量法是将资本外逃视为一种短期资本外流,基本上没有考虑长期资本流动,因而容易导致低估一国的资本外逃额。(2)“误差与遗漏”项目不仅包括那些隐蔽的未记录的资本外逃,还包括一些真实的统计误差。(3)没有区分“正常的”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从而导致高估一国的资本外逃额。
(二)间接测算法
间接测算方法也称作“残差法”或者“余项法”。该法最早由世界银行(1985)提出,它将一国的外部资本来源与对外资本运用之间的差额视为该国的资本外逃额,一般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四个项目的变化量间接地估计资本外逃规模。基本测算公式:
资本外逃=对外债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官方储备资产变动
摩根信托担保公司(Morgan Guaranty)采用上述方法估计资本外逃时,将银行系统的短期外国资产增加额从中减去,认为银行持有短期外国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外汇交易需要,是一种合理性资本外流。克莱因(Cline,1987)又对摩根法作了改进,从摩根担保方法中减去了已留在国外的外国资产再投资收益、其他投资收益和经常项目中的旅游收入。他认为已留在国外的外国资产再投资收益从未进入国内,不应视为资本外逃。
间接测算法相对于直接测算法要广泛全面得多,它涵盖了私人部门所有对外资产的净增额,且模型具有较好的可调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外部资本来源与对外资本运用间的“残差”实际上反映的是全部资本的流动额,因此,它可能夸大资本外逃的规模;(2)它无法反映通过经常账户的虚假交易(如进出口伪报)所进行的资本外逃;(3)虽然能识别出一些正常的资本流动并将其从模型中剔除,但同样无法将已记录的一般性资本外流与资本外逃完全区分开。
(三)混合测算法
混合测算法由杜利(Dooley,1986)提出,其具体测量方法是:首先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应项目将可识别的资本外流部分加总,得出一国的对外债权总额,然后再进行三项调整。一是加上“误差与遗漏”项目;二是加上世界银行统计的债务总额与官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相应项目计算出来的对外债务之间的差额,这是官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未作记录的对外债权;三是减去已申报的对外债权部分,该部分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已申报的投资收益除以对外债权的国际平均收益而获得。该方法相当于直接测量法与间接测量法结合,强调的是居民未申报的对外债权,从理论上说,比上两种方法更贴近实际。测算公式为:
资本外逃=总国外资产所有权存量-估计的国外利息所得
但该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1)居民申报的利息可能不准确,从而影响已申报的对外债权的准确性;(2)所有已申报的对外债权未必都能获得国际平均收益;(3)无息资产被动归入资本外逃之列。
三、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
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无对外债权利息收入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采用Dooley的混合测算法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估计。同时,由于资本外逃本身的模糊性和统计数据的不完善,资本外逃的各种测算方法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为了对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一个较全面的估计,我们分别采用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量法对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估计。鉴于我国的统计数据缺乏一致性,统计科目不够细,我们在采用直接测算和间接测算法进行估计时,做了一定的修正。
(一)直接测算法修正
我们在采用直接测算法估计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时,考虑到国际金融工具的日益丰富,采用的是凯特的“游资”测量方法。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无“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中的其他资产项目”和“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做凯特的“游资1”估计。对于“游资2”的估计也是经过一定修正的,估计范围介于凯特的“游资2”与“游资3”之间,相应地“游资3”也和凯特的“游资3”有所不同。本文的估计模型如下:
“游资2”=-[其他部门其他投资资产+误差与遗漏]
“游资3”=-[“游资2”+债务和股权方面的组合投资]
(二)间接测算法修正
由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股权融资方式所占地位日益重要,所以我们对基本的间接测量方法也进行了修正,其修正模型如下:
资本外逃=债权资本流入+股权资本流入+其他债务流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官方储备资产增加+经常项目
四、测算结果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不同的测算方法所测得的资本外逃规模结果悬殊,表明它们还并不完善,存在着忽高忽低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但不管怎么说,这三种方法所测得的结果趋势具有一致性,对我们还是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的:
(一)我国资本外逃总量较大,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将修正的游资2、游资3、间接法测算结果分别相加,可以发现1985-2008年我国资本外逃额累计分别为3468.50亿美元、3532.49亿美元、7584.90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额分别为144.52亿美元、147.19亿美元、316.04亿美元。如果我们将上述三种测算结果取平均得到综合值,其资本外逃额累计也达到4861.96亿美元,年平均外逃额也高达202.58亿美元。同时,考察期24年间资本外逃额综合值累计相当于1992的GDP总额(约4882.22亿美元),占考察期内GDP累计总量(289181.53 亿美元)的1.68%。表明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二)我国的资本外逃和外资流入现象并存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后,我国进入了利用外资的黄金时期,多年连续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利用外资国。随着利用外资的规模的扩大,资本外逃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85-2008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为4861.96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8314.17亿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债增额(3626.10亿美元)的1.34倍,大大超过每年新增的外债。考察期我国资本外逃(4861.96亿美元)占同期资本流入(9729.02亿美元)的比重竟达到了49.97%,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引进每1美元外资时,却有大约0.5美元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到国外。
(三)我国资本外逃的增幅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985-1991年,我国资本外逃现象较为稳定且规模不大,每年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下;1992年资本外逃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并在1992-1998年之间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保持稳定,期间1998年资本外逃规模达到巅峰状态;1999-2004年资本外逃的规模波动较为频繁,并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2005年以后我国的资本外逃又开始大幅度上升,个别年份增幅达一倍以上,按照这个趋势,我国的资本外逃形式不容乐观。
(四)我国资本外逃对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强烈的敏感性
1992年、1998年、2005年都是资本外逃的一个高峰期:1992年由于受我国经济的“硬起飞”的影响,经济超高速增长和经济秩序的混乱,物价上升、货币相对贬值,为了达到保值的目的,资本纷纷外逃;1998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内一些风险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我国整个经济大环境恶化,加剧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资本大量外逃。2005年由于现实中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有限,且预期未来急剧升值的减少等因素作用,我国资本外逃额又迅速增加。2001年、2004年都是资本外逃的一个低谷期:2001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消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贬值预期减弱,资本外逃规模有所下降;2004年由于反洗钱领域相关法规的出台及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加上我国对资本流动渠道的逐步放宽,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使我国的资本外逃开始减少。
(五)我国资本外逃在未来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规模
虽然我国大量的资本外逃未给我国经济造成很明显的危害,但其潜在破坏性不容低估。之所以未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破坏,是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使得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同时贸易收支保持较大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掩盖了资本外逃带来的危害。若一旦我国的外资流入降低或逆转,出口创汇能力
降低,资本外逃的危害将会逐渐体现出来。
五、小结
本文在对资本外逃的定义及测算方法讨论的基础上,综合修正的直接测算法(游资2、游资3)和间接测算法,较全面地测算了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结果表明:(1)我国资本外逃总量较大,同时,存在着资本大量外逃与外资大量流入并存的现象。(2)我国资本外逃的增幅在不同年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85-1991年,我国资本外逃较为稳定且规模不大;1992-1999年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保持稳定上升;1999-2004年资本外逃的规模波动较为频繁,并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2005年以后我国的资本外逃开始大幅度上升。(3)我国的资本外逃形式不容乐观,在未来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规模上,并对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强烈的敏感性。
注:
①修正的游资2、游资3、间接法三种测算结果取平均。
参考文献:
[1]Cuddington.Capital Flight: Estimates, Issues, and Expression [J].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86(58):1-40.
[2]Kant,Chand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apital Flight [J].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1996(8):644-661
[3]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R].Washington d.c,1985.
[4]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LDC Capital Flight [J].World Financial Markets,1986(3):13-15.
[5]Cline,W. R. Mobilizing Bank Lending to Debtor Countries [J].In D.R.Lessard and J.Williamson,Eds. Washington, 1987(2):19-35.
[6]Dooley Michael. Country Specific Risk Premiums,Capital Flight and Net Investment Income Payments in Selected Developing Countries[J].IMF Departmental Memorandum,1986(17):5-48.
[7]宋文兵.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1987-1997[J].经济研究,1999,(5).
[8]杨海珍,陈金贤. 中国资本外逃:估计与国际比较[J].世界经济,2000,(1).
如何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
以定量方法研究经济增长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与数学家柯布合作，提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测算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42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重大改进，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函数中添加了一个时间趋势，表示“效率”水平，第一次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使得测算技术进步作用成为可能。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发表了题为《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的文章，真正拉开了技术进步作用定量化序幕。
目前，对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理论与方法，仍存在许多争议。理论较为成熟、在实践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测算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参数方法，主要包括索洛余值法、生产函数法、随机边界分析法、半参数估计法等；另一类为非参数方法，主要包括DEA方法、指数法、基于生产率指数的边界分析方法以及增长核算方法等。
从国内外测算情况来看，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索洛余值法。索洛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明确将技术进步纳入生产函数中，在把资本增长和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剥离以后，剩余部分归结为广义的技术进步，从而定量分离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便是著名的“索洛余值”。
索洛余值法的缺陷
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以及广义的技术进步是引起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在很长一段时期，该理论得到广泛认可。索洛模型把技术进步看作外生给定，然而现实的增长过程并非如此。知识积累、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等都会带来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实际是由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等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
技术进步来自并依赖于产生创新所使用的投资。这些创新资本投入以研发、员工培训等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随着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对创新的投资或者说对知识的投资，很多发达国家无形资产投入已接近甚至超过有形资产投入比例。无形资产投资会带来知识增加和外溢，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无形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
根据欧盟委员会“欧洲竞争力、创新和无形投资”专项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无形资本投入分为三大类，包括电子信息、创新资产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资产。
然而，在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除计算机软件、矿产勘察、版权和许可等无形资产归入资本账户外，研究开发、工业设计、员工培训、市场营销等无形资产在GDP核算时均作为中间投入被扣除，不进入资本账户。因此，采用经典的索洛模型测算科技进步贡献，实际上忽略了科技进步贡献的重要部分——无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低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无形资本应纳入测算
将无形资产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作为科技进步贡献的一部分，为我国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提供了有益思路，但目前在无形资本数据获取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科技统计调查制度可以提供较为详实的R&D数据（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但对于品牌声誉资本、企业的员工培训支出、企业的组织资本等难以获得相应的统计数据。
R&D经费是无形资产投入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仅在无形资产投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而且也是无形资产投入中价值量最高、使企业获益年限最长的核心投资。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并综合考虑了部分国家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比例关系、R&D经费占GDP比重以及国家创新能力等多种因素，目前我国无形资本存量与有形资本存量比例约为0.65∶1。
我们将无形资本存量数据引入测算模型，同时考虑到经济调整或要素投入的周期性影响，根据1998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以5年为一时间段，对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1998至2003年的39.7%逐步提升到2005至2010年的51%，预计2015年可达到55%。引入无形资本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测算结果能更为全面地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由于数据的局限，计算过程中无形资本数据是在参考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推算出来的，要进一步提高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需要就无形资本数据的获取、参数的确定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完善无形资本测算法
如何完善无形资本测算法，进一步提高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笔者提出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是跟踪学习国外无形资产测度方法。近年来，无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引起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欧盟委员会和经合组织分别通过实施“欧洲竞争力、创新和无形投资”专项研究计划和“新增长来源：无形资产”水平计划，尝试对无形资本进行测度。同时，R&D经费作为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被计入国民账户体系，实现R&D经费资本化，这意味着R&D经费将首次进入GDP核算。为此，我国统计部门应密切关注与跟踪国际上测算无形资产的新动态和新方法，逐步建立起无形资产统计制度，为准确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关键词：加工贸易；出口碳排放；世界投入产出表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6.12
中图分类号：F752；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6-0053-04
Abstract：The paper calculates Chinese export trade carbon emissions to its main trade partners by WIOD， and utilizes the partners IO technique parameter and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from consuming side. It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export carbon emissions， and finds the results as followings： Chinese green TFP （gtfp1） lower， intermediate inputs （interput1） higher， which has caused Chinese exports lower carbon emissions lower and carbon intensity lower. Increase of processing trade imports has reduced Chinese total export carbon emissions and unit export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urthermore， it proves that Chinese "pollution haven" theory does not exist.
Key words：processing trade； exports carbon emissions； world IO database
1引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成功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2014年进出口额跃至430036亿美元，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贸易国。中国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为主，占据了中国贸易的半壁江山。跨国公司以加工贸易为载体大量向母国进行出口，民族出口加工企业通过“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直接从国外进口原材料进行加工装配，其主要能耗不在我国境内，最终消费也不在我国[1]。2001年中国对世界出口额为2666亿美元，出口占比为58%。2010、2015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和占比分别为6717亿美元（56%）、9442亿美元（48%）。
加工贸易进口品国外碳排放的特点高估了国内生产的中间使用及最终使用，夸大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的碳排放量和对国际环境的负面影响。国内学术界对加工贸易隐含碳排放测算的成果非常少。张少华对加工贸易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展开深入分析，证明加工贸易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 形关系[2]。彭水军、张友国指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并存“大进大出”背景下，脱离加工贸易的大环境去考虑出口生产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计算出口碳排放含量都是不科学的[3，4]。在传统的测算方法下，有的学者忽略加工贸易进口的这个事实，没有将中间品节省的碳排放从生产侧出口排放中剔除，有的学者将中间品进口的国外排放按照本国的投入产出和碳排放技术系数进行测算[5，6]。如张传国、邓荣荣的测算，没有分离一国对世界各国具体产业的中间进口和最终进口[7，8]，导致计算出来的结果与真实结果相差很远，从而大大夸大了中国出口贸易实际的碳排放量。刘宇利用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来测算加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假设国内技术碳排放系数与国外碳排放系数相同[9]。这种测算不能区分进口来源地和部门的进口额。本文是在世界投入产出表下，完全区分加工贸易进口的不同来源地，利用各个进口国的投入产出系数和碳排放系数来测算加工贸易中间品进口的国外排放量[10，11]，剔除了加工贸易进口节省的境外排放，真实测算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碳排放量。
2加工贸易下中国出口碳排放量的真实测算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网站（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对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将世界投入产出表的35个部门和国研网海关分类的22个大类相结合，重新划分为15个大类，选择了中国对12个国家和地区2001～2009年的加工贸易为研究对象，采用四种方法对如下出口碳排放量进行测算（见表1）。表1不同测算方法下2009年中国向贸易对象国出口碳排放总量单位：
5百万吨。不考虑加工贸易进口中间品所节省国外碳排放，测算出来的碳排放总量和出口额为正相关，与实际出口碳排放的差异很大。A种测算方法会大大高估中国的对外出口隐含碳排放量。B种方法真实测算了加工贸易出口隐含的碳排放量（本文所用），在世界投入产出法下根据每一个进口国的列昂惕夫逆阵以及碳排放系数来测算中间品的国外碳排放量，再从国内加工出口排放中剔除。B种方法与A种方法测算的出口隐含碳排放差异很大（见表1），差额部分即为中国进口中间品的国外排放。C方法测算出来的出口碳排放量会大大低于实际出口碳排放量，因为用本国投入产出系数和碳排放系数替代进口国，导致中间进口品的国外排放大大高于国外实际排放。D种方法下认可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投入产出系数，由于各国碳排放系数的缺乏，故用本国碳排放系数替代，部分区分了加工贸易中间品的国外排放。
表2测算了2009年中国对不同贸易伙伴单位出口的碳含量强度，表示每万美元出口额所隐含的二氧化碳量。
3加工贸易下中国出口碳排放的影响因子的指标选择与模型建立31指标构建
本文以A、B两种测算方法下2001～2009年中国对日、意、德、美、法、英、澳、加、墨、印、俄、巴的出口碳排放为被解释变量，即不考虑加工贸易的出口单位含碳量（c1）和出口碳排放总量（p1）；考虑加工贸易的单位出口含碳量（c2）、出口碳排放总量（p2），c1和p1是根据A方法测算，c2和p2是根据B方法测算。解释变量依次为中国环境规制（regu1）、贸易国环境规制（regu2）、中国中间投入比重（interput1）、贸易国中间投入比重（interput2）、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1）、贸易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2），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吸收额（lfdi）、向贸易国总出口额（lex）、对贸易国的加工进口额（limp）、中国与贸易国产业内贸易指数（iit）。中国与他国环境规制regu1、regu2均由世界投入产出表各个国家的能源账户碳排放总量除以国家总产出获得，单位为吨/万美元。中国中间投入比重（interput1）、贸易国中间投入比重（interput2）由各国世界投入产出表所有行业的中间投入除以所有行业的产出获得。中国对各国外商直接投入吸收额（lfdi）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取对数获得。向贸易国总出口额（lex）和对贸易国的加工进口额（limp）均来自国研网取对数获得。将13个国家（地区）看成是13个生产决策单元（DMU），投入为每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以及污染排放量，利用DEAP21软件测算得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iit）引入了Grubel和Lloyd（1975）所提出IIT指数来衡量加工贸易进口和出口的关系。表32001～2009年中国出口碳排放影响因子实证研究结果
几乎所有模型均证明本国的环境规制（regu1）与4个被解释变量均呈正相关关系。本国环境规制越低（regu1值越高），单位出口含碳量（c1、c2）以及出口碳排放总量（p1、p2）越高，这是符合人们预期的。他国环境规制越严格（regu2越小），导致本国消费的进口中间品的国外排放越少，本国节省也就越少，对该国单位出口含碳量也越少（见模型1）。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1）只对c1有显著影响，与其他被解释变量c2、p1、p2都不显著相关。gtfp1越低，本国的出口单位含碳量也越低，与预期正好相反。这是因为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走低，中国粗放型增长的趋势有所增强，并未达到资本、资源和生产率的同时提升。但是，贸易对象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2）提升1%，本国出口含碳量（c2）下降44%（模型4），意味着贸易对象国绿色生产率提升有外部效应，中国通过进口中间品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中国降低出口碳排放总量和单位含碳量。外商直接投资（lfdi）与p1、p2两指标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量越大，出口碳排放总量下降幅度越大，从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中国“污染天堂”的存在。国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国内高，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合资合作行业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存在均提升了技术与效率，也降低了中国出口碳排放总量。跨国公司的中间品内部进口以及民族企业的“来料加工”、“进料加工”节省了中国国内二氧化碳的排放。本国的中间产品投入比重（Interput1）越高，本国出口含碳量（c1）和碳排放总量（p1、p2）下降幅度越大。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服务业发达，制造业中间投入比重小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产业碳排放强度应该会更小。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无论是低科技含量还是中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均是高投入，甚至越是清洁的高科技产业越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与投入，这样就使得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向不太一样，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低投入高增长的阶段，而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仍然未变，高科技含量产业是高投入高增长，低科技含量产业是高投入低增长，因此造成中国的中间投入比重（Interput1）与出口碳排放的指标（c1、p1、p2）负相关。
4结论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加工贸易背景下中国对主要双边贸易国的出口碳排放总量与单位出口含碳量。本国环境规制（regu1）是影响加工贸易背景下中国出口碳排放总量和单位出口含碳量最重要的因素，继续保持中国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提升污染治理技术是解决出口排放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大大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效率并未达到资源、劳动力、能源约束下的最大化，产业发展依然遵循高投入低产出粗放型增长。中国产业中间投入比重很高，而且越是国家政策扶持的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其中间投入产出比重越大。因此中国生产效率的提升一定要建立在绿色生产效率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出口碳排放总量和单位强度，有效降低中间投入比重，走集约型增长道路。中国出口总量更能影响剔除加工进口后的出口单位强度和排放总量，出口总量越多，加工贸易背景下的出口单位含碳量越高，但是中间品的进口额增加会降低出口单位含碳量，尤其是加工贸易背景下，负向影响的系数更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lfdi）与被解释变量呈负相关，表明吸收的直接投资增加，中国出口碳排放下降，“污染天堂”理论在中国不成立，FDI流入下全球产业转移并没有增加中国的污染排放，这有可能是因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导致，中国的跨国公司加大对母公司或国外子公司中间品的进口，减少了中间品的本国生产，实现了部分中间品的境外排放。另外，民族企业也通过加工贸易的“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方式，使中间品的污染生产部分转移到国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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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EVA；央企；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是企业为取得和使用资本时所付出的代价，资本成本率则是评价付出代价程度的指标，是EVA考核系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国资委在2007年正式实施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首次引入EVA概念，鼓励央企使用EVA指标进行年度经营业绩考核。2013年又深化EVA考核力度，调整了EVA的考核权重和资本总额的计算方法，但未优化资本成本率的确定方式，对大部分央企仍采用同一资本成本率。本文将从资本成本率的计算理论和实证分析着手，结合学术界观点及近期证券市场数据进行综合论证，探讨如何改善资本成本率的设定方式，从而实现对央企的客观评价。
一、EVA及资本成本率的含义
经济增加值（简称EVA）是美国思腾思特咨询公司于1982年提出的一套企业绩效财务评价方法。EVA实质上是对传统会计利润的升华，是按照经济学原理对经济利润的评价。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综合考虑会计利润和所占有资本的机会成本，为股东衡量企业利润提供科学方法；二是取代传统的投资报酬率对比分析不同企业的绩效。
EVA等于企业的税后净营业利润与全部资本成本之间的差额，即EVA=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投资报酬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资本总额。其中，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债权资本成本率×（债权资本/（股本资本+债权资本））+股本资本成本率×[股本资本/（股本资本+债权资本）]。影响EVA关键的两个指标是投资报酬率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EVA为正，说明公司投资报酬率高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股东创造了新价值；EVA为负，说明公司投资报酬率低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二、国资委对资本成本率的规定
国资委将EVA评价用于央企负责人的考核评价，且根据国情对EVA的测算方式和资本成本率进行了本地化。2013年国资委新修订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将中央企业资本成本率原则上定为5.5%，对军工等资产通用性较差的企业，资本成本率定为4.1%，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的工业企业和80%以上的非工业企业，资本成本率上浮0.5个百分点。国资委对央企的资本成本率实际上只考虑了三个台阶，由高及低依次为负债率较高企业、一般企业、军工等资产通用性差企业的资本成本率。
国资委目前的考核办法，对大多数央企实际上是采用了5.5%的同一资本成本率要求，能否符合央企实际情况，能否实现EVA评价的衡量用途和比较用途，能否调动央企提升自身EVA水平的积极性，需进行验证。
三、学术界观点及央企实际资本成本率的测算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同一资本成本率存在异议。如杨成炎认为，资本成本率应按行业、企业规模、社会责任进行细分；苏亚民、马钥认为，资本成本率应按央企所在的经济区域、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细分；殷明德认为，资本成本率的确定应区别不同行业与不同类型企业的实施条件，分别采用完全资本市场与非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各种观点均提出细分资本成本率的建议，但均为主观判断，未实际测算央企资本成本率水平并验证。
本文对央企的资本成本率水平进行测算，检验同一资产成本率是否反映央企真实水平。测算方法及取数原则：（1）分别对资本成本率中的债权资本成本率、股权资本成本率、资本结构和加权资本成本率进行验证；（2）受制于央企的数据公开度，只对上市央企进行分析；（3）为保证上市公司替代央企，从115家央企中剔除业务分拆上市和主体业务未上市的企业；（4）为便于股权成本的测算，选择盈利水平较高的2012年度A级央企为主要分析对象，并为保证样本量增加部分行业的B级央企；（5）为保证测算结果便于利用和比较，以行业测算结果为主要分析对象；（6）以央企上市公司2004-2012年的年报数据为主要分析基础。
1.债权资本成本率验证
债权资本成本率采用不考虑时间价值的测算方法，且不考虑筹资费用，计算公式是用税后财务费用除以付息债务额度。此方法适用于各年税后资本使用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特点是计算方法简单，但对企业个体来说结果不是很准确。由于本文以测算央企行业间差距为目的，因此该方法基本满足验证需求。
测算后，央企的债权资本成本率在行业间分布情况为：信息技术、航空行业为2%-3%；船舶制造、石油石化、电网建设、钢铁、地产行业为3%-4%；电力煤炭、有色金属、机械、建筑行业为4%-5%。分布特点为：样本央企的债权资本成本率总体水平低于5%；行业间存在一定差距，分布在相差1%的三个台阶中；最低和最高的行业债权资本成本率差距是2.7个百分点，差距明显。
2.股权资本成本率验证
由于国内学术界尚未构建起成熟的估算理论和模型，且国外常用的CAPM模型不适用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现状，因此本文采用取数和测算较方便的戈登模型DCF（固定股利增长模型）测算股权资本成本率。
根据戈登模型，股权资本成本率等于预期股利占股价的比重加上预期股利增长率。其中预期股利和股价的比重按历史三年水平确定。预期股利增长率按照2004年-2011年实际股利估测。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没有专业机构对上市公司股利进行预测，同时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未形成固定模式，因此预期股利增长率的估测按以下两个原则确定。一是股利分配逐年呈走低或不分红的公司，预期股利增长率按0预测；二是股利分配总体上升但呈波动趋势的公司，剔除异常年度后按复合平均增长率预测。
测算后，央企的股权资本成本率在行业间分布情况为：机械、钢铁、有色、航空行业低于5%，电网建设、信息技术行业为5%-10%，电力煤炭、石油石化、地产、建筑、船舶制造行业为10%-15%。分布特点为：样本央企的股权成本率均在15%以内；行业间分布在相距5%的三个台阶内，机械、钢铁、有色、航空行业的股利增长速度呈持平或下降趋势；电网建设、信息技术受行业内部的龙头企业带动影响，股利呈上升趋势；其他行业内的大部分企业的股利分配均呈上升趋势；部分行业内的企业间股权资本成本率也呈较明显的差异，如信息技术行业中，中国移动的股权成本率远高于其他运营商。
3.资本结构验证
资本结构即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其中债权资本包括债权人提供的短期和长期贷款，不包括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等商业信用负债；股本资本包括普通股和少数股东权益。
测算后，央企债权资本占总资本比重在行业间的分布情况为：信息技术、石油石化、机械行业为40%以下，电力煤炭、钢铁、有色金属、航空行业为40%-50%，船舶制造、电网建设、地产、建筑行业为50%-65%。分布特点为：行业间的资本结构也存在较大差距，最高的电网建设行业高于最低的信息技术行业42个百分点。
4.加权资本成本率验证
按前文公式测算，央企加权资本成本率在行业间的分布情况：有色、机械、钢铁、航空行业为2%-3%；电网建设、信息技术行业为5%-5.5%；地产、建筑、船舶制造行业为7%-9%；电力煤炭、石油石化行业为9%-11%。分布特点为：只有两个行业接近5.5%的资本成本率；石油石化行业偏离国资委规定的资本成本率达5.68个百分点；石油石化行业高于有色行业9.08个百分点。
5.验证结论及存在的问题
国资委目前管理的央企有115家，分属15个行业，所涉及的上市公司283家。从实证检验情况看，由于所处行业的差异，央企间的实际债权和股权资本成本水平差距较大，且资本结构千差万别。采用同一资本成本率不符合央企现状，且易产生三方面问题。第一，不能真实衡量央企的经济价值。同一资本成本率，不能充分体现企业因产业背景、财务状况、发展周期而产生的债权或股权成本差异，会造成EVA计算过程的偏差。如机械、钢铁、有色金属行业受产业因素和经济周期影响，5.5%的资本成本率高于其实际水平；而石油石化、电力煤炭等行业则受垄断地位和发展阶段影响，5.5%的资本成本率低于其实际水平。第二，不利于发挥EVA评价的比较效用。同一资本成本率，不能体现行业间及行业内部在内外部环境、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差异，造成横向对比失真。第三，降低央企改善EVA的积极性。采用同一资本成本率考核，高收益行业只需承担较低的资本成本，长久下去缺乏继续提升的动力，不能满足资本市场要求。
四、启示
1.差异化资本成本率目标，提高央企积极性。管理部门应将行业分类引入资本成本率的确定方法中，客观衡量央企所处行业的资本成本水平，建立起多层次的差异化目标体系。首先，对央企按行业合理分类，根据其历史发展情况、行业收益水平、风险大小及负债规模确定合理的资本成本率，客观上引导央企的行业资本成本率逐步优化。其次，将战略选择、产业链完整性、资产安全管控制度、社会责任等因素引入股权资本成本率中，适度下调相关行业的资本成本要求。对行业内部承担社会义务的企业，行业内部适度差异化资本成本率。第三，央企在内部应用EVA考核方案时，也应作适应下级成员企业的个性化改造。
2.优化资本成本率确定方法，增强目标精确管理能力。由于各行业的债权、股权资本成本率和资本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且变动趋势不一，单一的平均资本成本率目标无法引导企业全方位的改善。管理部门应分别确定各项资本成本率和资本结构的目标及要求，提高综合指标的测算精度，完善行业间的明细指标对标，引导行业的资本结构优化。
3.注重目标的刚柔并济，引导央企创造自身价值。由于各行业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较快，传统的刚性目标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柔性目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管理部门应适当调整资本成本率以满足环境变化的需要，综合使用刚性目标和柔性目标，在保持中期稳定性的前提下根据行业发展和经济周期的变动情况对资本成本率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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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热钱流入规模；人民币升值；风险防范
1.问题的提出
热钱，又称国际游资，是追求最高回报和最低风险，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显示：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热钱年均流入近250亿美元，占同期外汇储备量的9%。热钱具有高短期流动性、高敏感性和投机虚拟性，因此大规模热钱的投机流动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风险：不仅会造成中国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和借贷成本过低，进而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还将对中国外汇储备和汇率形成机制也形成很大的冲击。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热钱流入中国有哪些驱动因素和途径？第二，在过去的10年（2003—2012）间有多少热钱流入中国？
2.研究综述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关于热钱流入的动因和途径，总结胡天淼，赵婷婷，汪梦然的《热钱流入原因、渠道分析及相应政策建议》[1]、刘放的《中国热钱流动的途径、危害及防范》[2]以及沈庆劼，林文浩的《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研究综述——途径、规模和影响因素》[3]等学术文献，可以得出热钱流入中国的途径大致有三种：经常项目途径、资本项目途径和其他途径；利差、汇率和证券市场收益率等因素成为驱动热钱流入的主要因素。关于热钱流入规模的计算，杨菊洪在《国际热钱流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4]、万光彩，刘莉在《中国的“热钱”规模究竟有多大？》[5]以及苏剑，童立在《近年来中国热钱流入规模的估算》[6]等中都对热钱流入规模的估算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说明。
综上，国内学者公认的影响中国热钱流入规模的因素为利差、汇率和证券市场收益率，但是具体的衡量标准和分析方法都不尽相同，并且许多学者忽略了一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情况可能对热钱流入规模造成的影响。
本文认为影响热钱流入中国的因素主要由四个：利率差、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总结所查阅的学术文献，具体估算方法大致分为直接估算法、间接估算法及分渠道法三种，论文将选取对间接估算法进行修正的方式对近年来中国热钱流入量进行估计与测算。
3.热钱流入中国的途径分析
在资本开放的国家，热钱一般以短期投机为目的流入流出。而中国近年来坚持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热钱无法通过正常的结售汇方式进入中国，因此热钱寻求各种隐蔽又看似合法的途径进入。本文将参考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各个项目，对热钱可能借助的主要流入途径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分析。
第一，经常项目途径。首先是货物贸易。货物贸易是中国经常项目中贸易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热钱流入中国的最主要的途径。货物贸易下热钱流入的主要途径包括：（1）虚假贸易合同；（2）进出口伪报；（3）预收账款和延迟付款。其次是服务贸易。热钱通过服务贸易流入的主要途径包括：（1）佣金、专利转让费、技术服务及资料费等；（2）转口贸易；（3）建筑安装服务、劳务承包。此外，热钱通过经常项目流入的途径还包括经常转移和收益项目等。
第二，资本项目途径。首先是直接投资途径。国内有关部门在项目审批、资金运作方面一路绿灯，甚至避开监管，违规操作放任资金流入。其次是合格境外投资者途径。尽管受到严格监控，但是仍有部分热钱通过外商购买具有合格境外投资者资格的海外金融机构未使用的投资额度的方式流入中国。第三是外债途径。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国外银行提供的贷款；二是国外出口商、国外企业和私人的贷款；三是在华外资银行的贷款。
第三，其他途径。主要包括地下钱庄和个人携带。
综上所述，热钱流入中国的途径主要分为经常项目途径、资本项目途径和其他途径三大类。其中，经常项目途径具体分为货物贸易途径、服务贸易途径、经常转移途径和收益项目途径；资本项目中，热钱主要通过直接投资、合格境外投资者和外债等三种途径流入中国。除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途径外，热钱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还包括地下钱庄和个人携带等。调查显示，自2003年以来，平均每年都有数以千亿美元通过以上三种途径流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稳定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和负面影响。
4.热钱流入中国的原因及规模测算
4.1 中国热钱流入规模测算
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热钱成规模流入始于2003年，因此本文针对2003-2012十年间中国热钱流动规模进行了测算。其中，净误差和遗漏项、短期私人部门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变化等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关项的统计数据都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贸易顺差和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相关统计数据则来自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一般而言，国际上估算热钱规模有三种方法，即直接法、间接法和分渠道估算法。
（1）直接法
直接法认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和遗漏项”直接反应了未被官方记录的非正常资本流动，因此直接把该项金额视为热钱。一国当年的净误差和遗漏项为正则代表存在官方统计之外的热钱流入，为负则代表该国存在资本外逃。直接法的基本公式是：
HM=EOS+PCF （4-1）
其中：HM代表热钱（Hot Money），EOS代表净误差和遗漏项（Error & Omission），PCF为短期私人部门资本流动（Private Capital Flow）。采用直接法估算热钱规模结果如下：
尽管用这种方法估算热钱规模简单明了，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基础，直接法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意识忽略了经常项目中可能隐藏的热钱。对于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热钱往往披着贸易的外衣进入该国，经常项目中隐藏的热钱数额往往很大，因此直接法可能低估了热钱规模。二是净误差和遗漏项主要功能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表，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经济意义。它可能能够反映出一些一场资金的流向，但也可能记录了真实的统计误差。直接将该项等同于热钱可能会高估热钱规模。
（2）间接法
1985年，世界银行用资本来源于资本运用的差值来衡量热钱规模，开创了测算热钱规模的间接法。由于间接法相对于直接法更加科学合理，并且在理论上得到了银行的支持，逐渐成为学术界计算热钱规模的主流方法，中国外汇管理局目前也采用此方法计算每年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间接法的基本公式是：
HM=FERTSFDI （4-2）
其中，FER代表新增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TS代表贸易顺差（Trade Surplus），FDI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采用间接法估算热钱规模结果如下：
与直接法相比，间接法明显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这种方法看似可行，却仍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间接法认为贸易顺差和FDI中不在热钱，而事实上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和实际经验，有大量热钱通过贸易和FDI的形式流入国内。因此，采用间接法存在系统性地低估热规模的可能性。二是外汇储备的变动除了贸易顺差和FDI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如汇率变动对外汇储备额的影响等，间接法直接将除贸易顺差和FDI以外的所有新增外汇储备全部视为热钱，这显然会高估热钱的规模
（3）分渠道估算法
分渠道估算法实际是用各渠道账面值与实际值的差来估算热钱规模，账面值可以根据政府部门统计的数据得到，而实际值则是根据平均增长率计算得到的。因为各渠道数据的平均增长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实际值的计算就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和主观性。并且分渠道估算法将账面值与实际值的差全部默认为热钱，并没有考虑到其他可能的情况，因此很可能会高估了热钱的规模。
（4）对中国热钱流入规模的重新估算
本文将以间接法为基础，同时结合分渠道估算法的计算方法，对间接法进行一些修正和改进。学术界普遍认为热钱流入中国始于2003年。因此，下文将估算2003年到2012年的热钱流入规模，共十组数据。具体的计算公式为：热钱流入规模=外汇储备实际增加额（贸易顺差贸易项目中隐蔽的热钱）。
（FDIFDI中可能隐蔽的热钱） （4-3）
修正1：外汇储备实际增加额：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不仅包括美元资产，还包括欧元资产和日元资产。但是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总体以美元计价，因此可能存在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外汇储备资产值的变动，这种变动不是由外汇储备流量变化引起的，所以应当剔除。间接估算法实际是使用外汇储备名义增加额进行计算，而本文将考虑汇率变动因素后以外汇储备实际增加额进行计算。
修正2：上文中提到，间接测算法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贸易项目和FDI中可能流入的热钱。因此本文将结合分渠道估算法对贸易项目和FDI中隐蔽的热钱进行估算，对间接测算法进行修正。具体修正过程从略。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2003-2012年热钱流入的规模为：
综上，本文采取的测算方法与直接法、间接法的测算结果相比较而言，相同点在于三种方法计算出来热钱的流向基本相同，不同点是本文改进后的测算方法得出的热钱规模要明显大于直接法和间接法。主要原因在于本文采取以间接法为基础，结合分渠道估算法的测算方法，发掘了贸易顺差和FDI中可能存在的热钱，更加系统、全面的对热钱流入规模进行了测算。
4.2 热钱流入中国的因素回归分析
结合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理论和现实经济情况，本文认为影响热钱流入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利率差（ID）、汇率预期（EAE）、资本收益率（RR）、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GDP&CPI）：依据表3中的数据，通过模型对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2003-2012年年度数据，具体考察每个因素对热钱流入规模的影响程度。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了OLS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OLS回归结果
由表4可知：人民币升值预期对中国热钱流入规模的解释力最强，是今年来热钱大量流入中国的重要原因，资本收益率（RR）对热钱流入规模的解释力也较强，说明尽管中国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仍有大量热钱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另外几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可能与样本容量过小有关，也可能与数据的准确性有一定关系。
5.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建议
自2003年以来，超过千亿美元的热钱流入中国，不仅影响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力，还对中国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热钱流入会影响宏观政策调控的效果，降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央行调控物价形成一定的压力，使汇率制度的选择陷入困境，同时还会对资本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为了防范大量热钱流入造成不良影响，中国鹰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国际热钱的监管与控制，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热钱流入规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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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本核算医院管理
目前，我国医疗总费用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1］。卫生经费投入不足，药费居高不下，政府、企业不堪重负，医疗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医保制度改革迫使医院必须按卫生经济规律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医疗服务市场的新环境。成本核算是医院经济管理的基础工作，核算工作的深度和层次直接影响医院成本管理的成效。本文分析了我国医院医疗成本核算的方法，探讨了医疗成本核算的重点和发展趋势。
1医疗成本核算的概念
医疗成本是卫生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耗费的总和。它由以下6大类成本构成:劳务费、业务费、公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和管理费。医疗成本核算是按照《医院财务制度》有关成本费用开支范围的规定，核算医院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所支出的物质消耗、劳务报酬以及有关费用支出的数额、构成和水平，是对医疗服务过程中费用的发生和医疗服务、药品销售、制剂生产形成的成本所进行的核算［1］。医疗成本核算的目的是真实反映医疗活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医疗成本核算方法
医疗成本核算主要是医疗服务项目的成本核算。通常，医院在核算工作中，把各科室划分为项目科室和非项目科室。项目科室是指直接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科室，确定为直接成本中心；非项目科室是指间接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科室，确定为间接成本中心。80年代的病种医疗成本核算研究,以及90年代的按病种医疗质量和成本标准化管理专题研究建立起一套较成熟的成本核算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2.1直接成本归集成本归集是成本核算的重点和难点。归集所依据的标准与成本核算结果有密切关系。在医疗成本核算中常用以下归集方法:(1)劳务费、公务费、业务费和原材料费按实际发生数计算，或按全院业务收入的百分比计算。(2)固定资产折旧费直接影响医疗成本，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折旧标准，各医院做法各异。医院常用的折旧方法有：①平均年限法：（也称直线折旧法）将固定资产价值按其使用年限平均计入各个时期医疗成本的方法。该方法比较适用于房屋、图书、被服等折旧。②加速折旧法：是将固定资产每期计提的折旧数额，在使用初期计提的多，后期计提的少，从而相对加快折旧速度的一种方法。包括余额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折旧年限积数法等。其中使用最多的是递减折旧率法，它在各年的折旧率是按每年递减而总和不变的原则计算得到。加速折旧法适用于中等价值而折旧年限短的设备。③单位工时数法：是以固定资产的原值在使用寿命期间规定完成的工作总量，按工作时数平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它适用于固定资产在各个期间的使用程度很不均衡而且使用磨损特别大的情况。如大型医疗仪器CT,ECT等。为适应医疗服务市场的建立，促进医疗技术进步，多数学者主张采用加速折旧法。
2.2间接成本的分摊间接成本具体实施分摊时，按受益原则将非项目科室成本向项目科室和其他非项目科室进行分摊。常用的分摊方法有直接法、阶梯分配法、双重分配法和联立方程法［2］。其中，联立方程法最精确，但操作复杂;阶梯分配法可清楚地表明间接成本的构成;双重分配法更适用于中小型医院。
目前，医疗成本核算方法已由完全成本法向制造成本法转变。完全成本法是把一定期间内在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变动费用和固定费用都计入成本的方法；制造成本法是把全部费用分为制造费用和期间费用，将变动费用计入产品成本，而将固定费用作为期间成本计入当期损益，最终作为总收益的减项。完全成本法不能反映出产品销售量和存货量的变化；制造成本法注重变动成本的收益，可以正确揭示本量利的内在规律，简化核算工作。鉴于两种方法的优劣，目前西方最流行的做法是用完全成本法编制对外公开的基本财务报表，用制造成本法预测保本点、进行短期决策。这种做法称为“双轨制”,但“双轨制”工作量大，会造成一定的浪费。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提倡搞“双轨制”。专家建议日常的成本计算工作应建立在变动成本法的基础上，分别统计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医院是福利性的公益事业单位，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但可以用制造成本法制定目标成本，编制预算。如果将来医疗保险制度实行按病种支付，那么医院就应当测算病种平均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预测保本工作量，加强成本控制。而对于医院的长期投资，如引进大型医疗设备，就需要用完全成本法进行核算。
3医疗成本核算的重点和发展
我国医院真正将卫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用于医院经济管理也只有近10年的时间。对医疗成本核算的重点，多数专家和医院管理者倾向于以下几方面。
3.1大型医疗设备成本核算大型医疗设备的检查费用是医院业务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和利用情况关系到医院经济发展。目前，多数医院把核算的重点放在以下几种设备上：MRI,CT,SPECT、心血管造影机、彩色多谱勒、B超和伽玛刀等［3］。
大型医疗设备成本测算模型主要由以下几个要素组成：每单位（一个检查病历）成本＝分类系数×［∑（固定资产原值×年折旧率）＋∑（变动成本×分类指数）］［4］。
除此而外，还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配置标准，参数涉及折旧年限、工作量、人员配备、日检查例数等。
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属于医院内部的长期投资，其特点是耗资多，变现能力差。如果事先不经过严格测算而盲目引进大型医疗设备，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所以，成本管理应从测算水平提高到成本预测、成本控制和成本评价水平。同时还应将投资回收期、净现值、折旧率等大型医疗设备的成本评价指标与成本预测值进行对比分析，考查投资效益。成本管理必须要经过预算-决策-计划-控制-评价一系列控制反馈活动，才能发挥其管理职能［5］。
3.2病种医疗成本核算美国政府首先推行疾病诊断分类定额预期支付制（DRG），DRG对美国医疗市场诱导需求和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目前还没有一种新的模型可以替代DRG。我国一贯实行的医疗项目收费制度不能完全适应医疗制度改革的要求，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推行DRG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在北京地区进行了DRG的可行性研究［6］，同时引进医疗资源消耗强度的概念改善DRG的不足，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公认的方法体系，而且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DRG还有待商讨。尽管如此，DRG仍是医疗收费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目前使用的病种医疗成本核算方法有历史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7］。有些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成本估算方法：成本相对值法，即利用部分已经核算的参照项目的实际成本与其未核算项目的成本相对值来推算所有未核算项目的实际成本。对该方法的进一步验证和评价工作还未见展开［8］。
3.3药品成本核算目前多数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疗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以药养医是药品费用上涨的根源，加之虚定价、高回扣的推波助澜，使得药品费用增长居高不下。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加强药品监督管理、规范药品流通领域竞争秩序是即将推行的医保制度改革的重点工作。目前，医院核算药品成本有差价率法和药品加成指数法。差价率法更适合医院财务工作程序，且将差价率分为购批差价和批零差价分别处理，可以清楚地看出政策调整对药品成本的影响，而有些医院简单地将药品加成指数定为15％，这就给虚高定价的药品以可乘之机。为解决此类问题，很多研究者近年来应用药物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和成本-效用等分析方法引导医患双方合理用药。现已有两家医院率先实行药品价格低进低出，这是适应医保制度改革的必经之路，医院药房的“暴利时代”终将结束。药物经济学评价将在确定基本用药目录、建立新的补偿机制中担当重要角色。
综上所述，成本核算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是肯定的，但是，成本核算还没有全方位、多层次地展开。目前多数医院将核算重点放在大型医疗设备、药品和科室承包上，虽在短期内增加了收入，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如很多医院成本核算停留在“摸家底”、算奖金收入的水平上，院科两级核算多是“一切向钱看”。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医院管理层对成本管理的作用认识不够，成本意识不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院整体管理水平不高；二是单纯讲求经济效益,将成本核算引入歧途,三是我国尚未建立更高层次的医院成本会计制度和医疗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建议医院若有条件，可以用变动成本法进行医疗项目和病种成本核算，分析它与以往核算结果的异同，不断摸索经验。1999年即将启动的医保制度改革工作，是医院管理者的压力，但也是改革契机，只有从成本核算的基础性工作做起，以点带面提高成本管理水平，加强医院内部管理、减员增效、降低成本、健全财务审计制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才能在未来竞争中领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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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投入 永续盘存法 资本存量 经济增长
1.引言
资本存量是指在一定时点上所积存的实物资本反映在一定时点上人们所实际掌握物质生产手段。大多数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认为用资本存量作为度量资本投入的指标是合适的。从企业资本经营角度看，资本存量是指企业现存的全部资本资源，它通常可反映企业现有生产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同时资本存量是已投入企业的各类资本的总和。它以资产形式存在又叫资产存量。根据它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状态可以划分为两类：即正在参与再生产的资产存量和处于闲置状态的资产存量包括闲置的厂房、机器设备等。资本存量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资本存量不仅仅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重要内容，更是利用生产函数法对一国生产函数进行准确估计并考察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产出比率、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贡献率等重要指标变化情况不可缺少的重要变量。如何估算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资本存量，对于准确把握该国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贵州是我国西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贵州的经济发展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途径。因此研究贵州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
2.文献概述
国内学者在资本存量的测算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张军和章元（2003），利用永续盘存法等各种测算方法，对中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但受统计数据的影响，特别是历史统计数据的可比性和真实性，对中国省际资本存量的估计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再次对中国各省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但是他们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对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单豪杰（2008）也是利用永续盘存法对全国和各地区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由于选取的数据的差异，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及折旧率的不同，导致对资本存量的估算有较大差异。
由此可见国内对资本存量研究结果都相差悬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对资本存量估算方法的影响，虽然都是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但存在初始期资本存量的估算和折旧率的估算问题。第二，现有研究尚未涉及地区（如贵州）的资本存量数据，一般都是国家层次的资本存量的估算。
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贵州省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探讨了贵州省资本存量与贵州省的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本文也采用了以往研究的部分方法（如永续盘存法）。试图能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
3.数据选取和理论方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年度数据，数据区间为1978-2011年。经济增长指标选取的贵州省国内生产总值（GDP）1978-2011年的价格指数直接可以从历年《贵州省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中得到，并将其转化为以1978年价格等于1的时间序列；然后将贵州省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转化为以1978年的价格指数为标准的时间序列。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来测算贵州省的资本存量，其计算公式为：
Kt=It+（1-δt）Kt-1
其中，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It为该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存量和投资均按不变价格计算，δt为资本折旧率。
为了估计贵州省的资本存量，我们需要确定以哪一年为基准年，并且要知道贵州省基年的资本存量数据和每年的资本投资及资本折旧率。本文以1978年为基准年，1978年的资本存量借用张军等估算的结果（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104转化为以1978年不变价格的112）。资本折旧率选为5%，与国内大部分学者一致。
每年的资本投资是以贵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替代。其中1978-2011年的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直接利用历年《贵州省统计年鉴》提供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数据，并将其转化为以1978年价格等于1的时间序列；然后将贵州省各年的资本投资转化为以1978年的价格指数为标准的时间序列。
本文对变量做了对数处理，以避免各变量出现异方差问题。在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方面，首先对两列数据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最小二乘法运用Eviews对他们进行回归分析。
4.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测算方法和依据，我们对1978-2011年的贵州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估算出了贵州资本存量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估计结果。结合以上估算的结果，我们分析贵州省GDP与和贵州省基础设施资本存量K的关系。首先对两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贵州省资本存量LK不是贵州省LGDP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为0.04768小于0.05。因此认为，贵州省资本存量LK是贵州省LGDP的Granger原因。同理认为贵州省LGDP不是贵州省资本存量LK的Granger原因。我们假定贵州省GDP为因变量，贵州省基础设施资本存量K为自变量。通过Eviews软件计算得到如下结果（括号内为相应参数的T统计值）：
LGDP=0.5163LK+1.4808
（18.613） （8.413）
R2=0.9154
我们得出1978～2011年贵州省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效应，即资本存量每增加1%，可以使GDP增长0.5163%。
5.结论
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对贵州省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并探讨了贵州省的资本存量与贵州省经济增长的关系。以上实证分析表明，贵州省资本投入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说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有强烈的正效应。贵州省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51.63%，即资本存量每增加1元，可以使GDP增长0.5163元。
资本存量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资本存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瓶颈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目前，贵州经济正在高速发展，而资本存量相对落后，如果资本存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瓶颈，现在也还没有达到。此外，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的增长也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如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军，章元.再论中国资本存量的估计方法[J].经济研究，20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