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6 10:52:0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温州金改三年多来，在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边界探索、民间金融领域监管、地方金融监管法制建设、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搭建、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进行了探路，初步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核心、以“审监分离、属地管理、监管协调”为思路、以“法制先行，引导与监管并重”为原则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本文从组织架构、监管方式、存在问题等方面对温州地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阐述，并提出进一步推进的建议，为各地提供借鉴。
关键词：
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温州市获批为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在探索和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核心、以“审监分离、属地管理、监管协调”为思路、以“法制先行，引导与监管并重”为原则，监管组织体系初步搭建、监管方式多元化、监管法律机制相对完善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为全国各地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温州地方金融监管组织架构
当前，温州市初步构建了以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协调小组为核心、中央垂直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相结合、司法部门共同参与的地方金融监管组织格局。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对地方金融组织实施监督管理活动，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风险监测、应急处置机制。驻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派出机构按照职责依法做好地方金融监管和非法集资认定、处置等相关工作，对涉嫌非法集资、骗取贷款、转移资产等违法行为，按照职责依法检查涉事企业或个人银行账户、信用等信息。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地方金融市场主体的审查批准、市场监管、工商管理、税务管理、风险处置等职能。按照“审监分离”的监管思路，市金融办、市经信委、市商务局分别是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的主管部门，负责准入、年审、日常管理等发展工作。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与市金融办合署办公）专职监管职能，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地方金融相关市场主体进行专项检查等监管工作。此外，温州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中还强化了地方政府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从2014年5月开始，温州市以市县两级金融办、经信委为主，抽调了人行、银监、财政、国土、住建等10多个相关部门的人员，实行集中办公，开展企业金融风险排查、防范、协调、处置和帮扶工作。
二、温州地方金融监管方式
比较国内各地金融监管实践，温州地方金融监管方式上具有以下特点：
（一）地方金融监管法制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已形成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为总则、各类地方金融监管规章制度为基础的地方金融监管制度体系。2013年11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我国首部地方金融法规和首部规范民间融资行为的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温州市人民政府和辖区内县级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民间融资。从而确立了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民间融资监管领域的主体地位，解决了民间融资“谁来管”的问题，对地方金融监管提供了有力支持。温州市进一步出台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关于加强地方金融监管的实施意见》“1+X”文件，市中院也出台了《关于贯彻实施<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纪要》，为贯彻实施《条例》进一步提供了司法保障。
（二）实行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温州设立了7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5家独立的备案中心，对民间借贷合同、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和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机构实行备案登记制度，借贷撮合成功率超过50%。民间借贷备案服务中心入驻公证机构、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引入设立人民银行专线查询点、车辆抵押登记手续办理点、社会公共信用查询点等配套服务平台。通过工作中的信息积累与汇总，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逐步形成自身民间融资数据库，为放贷人进行风险识别与管理提供有效信息服务。全市民间借贷备案管理制度实施已形成一套政策配套保障化、管理服务规范化的体系，有力推动民间借贷从“熟人借贷”向“市场借贷”转变。
（三）建立民间借贷利率监测体系为解决民间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不透明问题，温州市编制了“温州指数”，覆盖面涉及6类市场主体，46个合作城市，600多个监测点，日均采集样本量超过300笔，基本涵盖了民间融资市场的各类主体及民间融资领域，并与汤森路透、中证指数等多家专业指数机构开展合作。2012年底对外以来，民间借贷利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地方金融组织的运行状况和融资活跃程度，为市场主体提供参考。温州市中院发文明确将“温州指数”作为法院审判、执行的参考依据，其应用价值在不断拓展。
（四）建立地方金融组织非现场监管系统为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效率，温州市借鉴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理念,在原有的现场检查基础上，将分散于各主管部门的地方金融组织信息资料进行汇集整合,对全市登记注册的1000多家地方金融市场主体开展全面的动态监督管理,以期达到防范区域性经济金融风险发生的目的。非现场监管主要包括监管信息采集与核实、日常监管分析与使用、举报信息核查与处理、监管重大事项报告、风险预警与提示、约见谈话、监管档案管理等内容。非现场监管系统项目一期于2013年9月正式上线，已有710家地方金融机构纳入系统，定期上报公司基本信息、月报汇总数据和财务报表。
（五）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市县两级政府建立与驻温的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和工商、经信、商务等有关部门及驻温的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民间融资监管信息共享机制；《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民间融资监管信息的收集、整理、保管、交换等事项，成员单位应及时将民间融资活动中设立、登记、变更、注销、监管等环节中形成的材料和信息报送协调机构。《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通知》进一步对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部分作出了详细规定，并要求驻温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按照职责依法检查涉事企业或个人银行账户、信用等信息，及时将检查结果反馈至协调小组办公室。温州市还建立了一办一行二局的经济金融数据共享平台，实现金融数据信息共享，提升数据分析和趋势研究的效用。
三、温州地方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金融主体发展不规范，发展与监管难以有效平衡温州的地方金融组织量多面广，存在混业经营、创新发展势头猛、经营行为不够规范、抗风险能力差等特点，适度有效的监管体系需要在发展与监管、业务创新与风险管控之间寻求平衡，促进地方金融组织规范健康发展。目前，温州金融办与地方金融管理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但两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从发展角度看，金融办既需要积极争取改革试点，鼓励和推进金融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从监管角度看，地方金融管理局又需要控制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监管的平衡关系是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面临的考验。
（二）地方监管格局有待完善，主管与监管仍需融合提升温州地方金融管理局是各类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部门，但各类地方金融组织设立、登记、变更、注销等环节的信息由不同的主管部门所掌握，各部门配合程度不一。投资（咨询）公司、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机构没有明确主管部门，但具体监管由地方金融办负责。市金融管理局对一些机构违法行为最关键的证据银行账户资金往来因不具有查询职能而无法实施有效监管。随着地方金融的快速发展，新型金融机构或金融业态不断涌现，数量多、分布广，监管资源分散、职责交叉等多重管理现象亟待规范。
（三）信息化监管效用尚不明显，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还需有效结合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工作仍处在探索阶段，相比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在评级体系、风险预警体系等方面还未形成严格的评定标准。通常意义上的高效监管是以非现场监管为导向，辅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各类现场检查，而目前温州地方金融组织非现场监管系统尚处于一期阶段，除小贷公司外，几类民间金融组织明细数据的录入还存在较大的现实阻力，容易导致监管失效、数据分析与社会现状不符等问题，民间金融大数据的建立尚需时日。（四）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履职能力存在诸多制约当前，地方金融监管人才队伍建设和监管能力与金融业态的迅速发展极度不匹配，一些金融业发达的县（市、区）金融办，监管人员有3-4人，金融业相对落后的地方就只有1人，还身兼数职，导致县级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力量十分薄弱，市级层面与区县间难以建立有效地监管分工协作机制。现有人员缺乏从事金融管理工作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对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准入管理、合规管理等监管手段还不熟悉，日常工作多停留在简单的审批上，无法满足金融专业监管的要求。
四、完善地方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健全地方金融监管规章，全面整合各部门地方金融监管职能继续加强《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明确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能、工作目标、任务、内容。按照责权对等的原则，整合分散地方政府发改、经信、商务等多个职能部门的金融监管职责集中到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着力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加强协作配合，坐实各行业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消除“审监分离”模式中可能存在的重复监管，加强部门合力。继续完善地方金融管理局、金融犯罪侦查支（大）队、金融审判庭和金融仲裁院的监管工作格局。
（二）进一步夯实信息化基础，丰富监管手段加强日常监管和现场检查，同时充分运用地方金融组织非现场监管系统，整合监管资源，规范和优化工作流程，夯实数据报送基础，提升级非现场系统的效用。在二期系统升级过程中，以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几类运行较为成熟的市场主体为切入点，在评级方面建立相应的监管、考核、评级、风险预警标准体系。同时，加大数据整合力度，突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构建民间金融监管大数据交互平台，将数据质量作为非现场监管系统有效运行的根本。
（三）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自身建设，提升监管服务能力1.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树立“事前引导、事中预警、事后管控”的工作理念，服务先行，将风险防范与地方经济金融发展并重作为地方金融监管的工作重点，注重有质量的发展，秉承适度管理理念，强化对金融创新的支持、给基层创新留下空间。2.要加强地方金融监管队伍建设，充实监管力量，通过“引进来”的方式，吸引高素质金融管理人才加盟，通过去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金融机构挂职锻炼等“走出去”的方式，提升现有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切实提高监管的专业性、有效性，杜绝“外行监管内行”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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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点回顾
据梳理，最早的一次全国金融会议于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召开。时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高企，中国国有银行体系被市场广泛认为已陷入技术性破产。数据显示，截至1996年6月底，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8400亿元，占比达24.75%。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会后，国务院陆续出台诸多改革措施：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重要改革措施。同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随之展开，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K径砸行业、信托业的监管；另外对人民银行自身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有的省分行被撤销，改成9个大区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得以加强。
2002年2月5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时任国务院总理对下阶段金融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加强金融监管与国有银行改革的思路进一步得到深化，最终组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中国银行业的重组上市。在银行改革方面，快速推进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与海外上市项目的实施上得到了一系列关键政策支持。在金融监管方面，撤消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并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酝酿、统筹、部署国有银行改革方案，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农信社的决定，为此后农信社改革的全面铺开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指导方针。
2007年1月19日至20日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近几年来的金融工作，分析当前金融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全面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中国农业银行实行整体改制、国家开发银行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成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运作部分外汇储备在此次会议上得到明确。时任国务院总理在此次会议上强调，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指出，继续深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改革，努力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关键是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深化分支机构和基层改革。央行提出，要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优化金融结构为重点，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继续推进工、中、建3家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加快经营机制转变。在此次会议上，国开行被明确定调为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并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不得从事零售业务。权威人士透露，此次会议明确了国开行将坚持的三项原则，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政策性银行改革是已经讨论了多年的话题。此次会议强调，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首先推进国开行改革。此次会议还明确，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业务要实行公开透明的招标制。这为政策性业务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在外汇储备领域，会议表示要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在资本市场领域，强调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同时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在监管体制上，提出要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配合。与预期一致的是，此次会议并没有决定成立一家“超级监管机构”。
最近一次全国金融会议召开于2012年1月6日至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对今后一个时期金融改革发展作出部署：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金融行业要大力提升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覆盖面，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重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特别要加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二是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着力加强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决策、制衡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明确划分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国家开发银行要坚持和深化商业化改革；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业要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证券业要完善市场制度，强化行为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险业要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完善分类监管制度；四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当前我国政府债务总体安全、可控。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妥善处理存量债务，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构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五是加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促进股票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坚决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建设规范统一的债券市场，积极培育保险市场；六是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七是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八是加强金融基础建设，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加快制定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要求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金融工作。一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要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对企业技术改造的信贷支持。三要深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加强股市监管，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提振股市信心。四要敏锐观察和跟踪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好应对预案，切实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在2009 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实施后，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成立，地方债务风险逐渐积累。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在2012年提出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至今，相应风险已经得到较好控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称，地方债风险化解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加强对地方政府负债的管理，按新《预算法》及43号文规定，融资平台应剥离融资功能，不再新增政府债务；二是摸清存量债务，通过债务置换将银行、信托贷款置换为低利率的地方债，大大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但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面临压力，目前地方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快速发展，是一个有益的探索，但政府债务和商业化融资间的界限有所模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关注。”陈道富表示。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业混业发展加速，但监管体制仍主要是分业监管。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目前新的金融工具如银证合作、银行与基金合作、投Y连接保险产品、互联网金融等在中国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大势所趋，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这对现行分业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首先，在分业监管的实施中，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其次，分业监管易产生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再次，分业监管易导致重复监管，增加监管成本。同时，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很难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需要，难以对金融创新进行有效监管。2015年发生的股市波动，2016年险资大肆举牌上市公司事件，都说明目前金融监管的脆弱性和各监管部门协调性很差。”陈道富也指出，“这些年金融交叉、融合已经越来越明显，机构、业务、交易结构、资金都在融合，虽然实行分业监管，但是通过各种通道业务、平台合作等不断绕开监管。”国研中心研究员魏加宁更是直言：“我们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最大结构性风险，就是一边力推混业经营，一边坚持分业监管不变。”
事实上，在近两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这一改革要点就已被列入。“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这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而在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则再次表示“要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曹凤岐指出，进一步改革与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非常必要”。
在此背景下，市场预期如若今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是重要议题。“现在关注点都在金融监管上，金融监管肯定会涉及，包括宏观调控的协调。”陈道富表示。
对于如何调整监管框架，曹凤岐说：“目前基本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恢复由央行‘大一统’监管的格局。即撤销‘三会’合并到央行中去，由央行进行统一的金融监管；第二种意见是合并‘三会’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与央行共同监管，即‘双峰’监管模式。我们认为可以合并‘三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金融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综合金融管理，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中国金监会对中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金监会的作用，建议在金监会下设立三个委员会，一是成立金融审慎监管委员会，将原来‘一行三会’的宏观与微观审慎性监管职责转到该委员会，该委员会更多的负责起宏观审慎性监管职能。二是成立投资者保护委员会，负责业务运作与投资者保护，该委员会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审查，对投资者进行提示与告知，协助投资者投诉的仲裁甚至诉讼。三是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原来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有一个金融稳定局，可考虑将其合并到金融稳定委员会中，负责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同时制订金融监管的各项法规和政策。中央银行仍然承担部分金融监管职能。即中央银行除了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经济与金融调控外，还负责监管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形成金监会为主与中央银行分工协作，共同进行金融监管的格局。”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双峰监管”可能比较适合我国未来经济、金融发展。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体系，央行加上银监会管理的一些系统性重要性银行，确保货币政策供应目标、传导渠道能够实现；另外将“一行三会”针对微观监管部分，强化成一体，共同在这些部门中去协调处理以前出现的监管盲点。
防风险有望成为重要议题
除金融监管外，多位受访人士认为防风险也将成为重要议题。“宏观层面，风险肯定是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杨涛称，“这涉及如银行体系潜在风险、资本市场潜在风险、地方债风险等诸多方面。”除此之外，很多业内人士认为，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去杠杆、货币政策有效性及利率传导机制、金融对外开放均可能成为会议内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2016年9月表示，“十三五”时期和即将召开的中央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关注的焦点，可能是研究如何深入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完善。
一、金融监管工作的难点
1、强化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发展的要求相矛盾。作为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就其职能来讲，一方面要认真贯彻和执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计的稳定地方金融形势，积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二者应该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出现偏差。从中央银行赋予分支行金融监管的职责来讲，则主要从一个地区贯彻货币政策、金融方针.稳定金融秩序等方面情况判断分支行的政绩;而地方政府则往往从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以可供资金的数额，金融机构的多少.金融市场容量的大小来评判一个银行作用的大小。根据当前全国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中央要求我们要从严控制金融行为;而地方政府则往往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强调金融应最大限度地宽松搞活。这样一来就常常使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处于两难的矛盾之中，常常迫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顾及地方利益而放松金融监管的力度。同时也容易产生“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
2、监管的内容，标准不明确。目前，在中央银行转换职能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同志的思想认识还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管理模式中，而把金融监管的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审批金融机构上，这显然是不够的。另外，在实施金融监管的过程中还缺乏明确的标准和尺度。比如，对金融机构设置的审批，仅凭上级下达的指标和原则性的意见，就难免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使得一些专业银行盲目地攀比设置机构的数量。再有，对专业银行信贷资金的管理，人民银行总行早已明确规定了九条考核指标，要求专业银行由规模管理转变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从保证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对各专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各项指标没有核定，而且由谁核定，人民银行按照什么标准去考核监督，考核的常设指标项目又有多少都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标准，使得人民银行分支在实施监管中很难操作。
3、监管法规不健全，监管范围不清，缺乏处罚手段。目前我国的金融法规不健全，使监管缺乏充足的依据。从前一时期的情况看，金融监管的依据主要是总行制定的一些暂行条例、规定，办法或领导同志的讲话，而且大多是些临时性的，或多或少地带有政令色彩。就目前已经出台的金融监管法规而言，又大多缺少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使得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对一些违规行为难以纠正和处罚;被处罚了的单位又不服气，从而增加了金融监管的工作难度。
4、中央银行自身监管体系不完善，没有形成合力。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仅金融管理部门负有监管职责，稽核、会计、计划、国库、发行等部门也都同样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这就存在一个相互配合的问题。但从实际工作来看，常常由于职责分工不明确，一些分支行的金管、计划、稽核、会计部门缺乏相互协同配合的意识，各自为政，没有形成通力协作的合力，造成重大处罚、处罚意见相悖，使监管工作产生了负效应，降低了监管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5、对社会信用及金融市场监管不力。根据今年金融工作的要求，要严格控制信用总量，抑制通货膨胀，其中包括社会信用，即银行信用以外的各种信用形式，包括股票、债券、集资等。在现行的体制下，社会中介组织的大量产生，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社会信用的监管权力没有有效的真正落实。例如，股票归地方政府和证券委员会管理、审批，人民银行既没有审批权，也就谈不上监管权。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同样因缺少必要的处罚手段而显得无力。比如社会融资，特别是企业乱集资，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民间拆借等各种信用行为中一些问题。从来就没能从根本上杜绝。
6、监管人员素质不高，数量不足，难以适应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需要。从中央银行的干部来源来看，除了来自金融院校的毕业生和少量的各专业银行业务人员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其他行业、部门的人员和转业军人。这些人员中大部分缺乏金融基础理论知识系统学习和金融业务一工作的实际锻炼。在人员素质上距离中央银行现代化金融监管的需要相差甚远。
二、中央银行强化监管的对策
1、尽快理顺中央银行分支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阻力。这就要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通过立法完善法规，摆脱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和监管阻力。在这方面，设立人民银行经济区域分行是彻底理顺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个有效办法。同时，要加快企业改革、财税改革、投资体制等一系列改革的步伐，规范金融机构同企业、同政府的关系，让金融机构按照国家信贷政策和自身资金实力自主经营，才能从根本上规范中央银行同金融机构的关系，减少金融监管的地方阻力。
2、明确监管的内容、标准，做到职责明确、方法科学、措施得力。根据工作体会，对金融机构的设置，可否从人口，居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社会经济的要素上确定一定的量;专业银行缴存的备付金是否可依行别，按地区、分季节而确定不同的比率;专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否可以把九个方面的考核指标再一一细化，并明确各级机构的核定，监管职权.对金融机构要实行年检;对商业银行要按照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实行存贷比例管理，并按照国际金融惯例，恨据资产与负债期限对称原则控制中长期贷款比例，为分散信贷风险规定单项贷款占资金总的比例，设置相应的监管指标系统，降低经营风险.以实现科学化管理。
3、加快金融立法进度.建立监管的法律体系。法律法规是中央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重要依据和保证。应尽快出台《银行法》、《票据法》等金融法规，特别是对人民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与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做出明确的规定。目前各级人民银行要结合本地实际，着手拟定对金融监管法规暂行实施细则和金融违规的处罚条例，为总行制定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法规，条例提供决策依据。
4、完善中央银行监管体系。中央银行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不仅包括金融行政监管，而且包括金融业务监管。这是中央银行的两大操作系统，从而构成中央银行对金融监管的完整体系。中央银行在实施稳定货币、抑制膨胀，加强金融监管中，各职能部「1之间要保持目标的一致性，搞好分工协作。我们所说的金融行政管理主要由金融管理部「1来实行，而金融业务监管主要由计划、资金、稽核，以及会计、国库、发行等部门来进行。各部门要及时沟通情况、取得共识、形成合力，发挥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整体功能。
首先，专业化的分业监管遭遇日趋复杂的混业经营所赘，现行独立的分业监管已经难以适应金融形势发展需要。随着金融竞争的加剧，近年来我国各行业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国内机构的综合经营、交叉经营不断扩大，金融创新和金融经营综合化趋势日趋明显。特别是外资银行具有很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技术复杂，不但实行混业经营，而且随着我国银行业务的逐渐开放，外资银行将重点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杠杆性、投机性、高风险性、虚拟性、交叉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决定了市场上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将大量增加。显然，目前分业监管制度下，对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明显滞后于市场发展，监管触觉不及，力度打折，很难实现监管的预期目的。
其次，各监管机构各行其是，导致监管遗漏、监管撞车、监管纠纷现象，降低了监管效率。在分业监管模式下，证监、保监、银监机构均按照自己管辖的专业内容开展监管工作，所以现实中监管对象大都是对准具有主体业务的行业单位，即证监会监管证券经营公司，保监会监管保险公司，银监会监管银行业机构，而监管机构对这些单位中除主体业务以外的经营内容不予理会，显然这就漏掉了主体业务以外的经营内容；从被监管单位考虑，由于各监管机构按照自身的工作安排开展监管工作，现实中也往往造成一定期间内各监管机构轮番对同一单位监管的现象发生；另外，各监管机构在具体监管活动中也难免出现对同一单位监管业务交叉现象，形成同一业务此机构监管定性甚至处罚了而彼监管机构又行监管并定性处罚，出现依据不同而定性分歧现象，客观上导致监管纠纷现象发生。
最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加剧了金融行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也对金融行业当前的分业监管格局提出了挑战。面对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应向何处去？监管政策制定时应秉持哪些原则？为了更好地对该行业进行监管，同时推动行业发展，立法层面需要哪些跟进？虽然国务院审改办公布了“一行三会”行政审批事项的权力清单，但这仍难理清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思路和监管模式。事实证明，目前分业监管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金融混业运行的现实情况，所以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监管部门综合监管能力势在必行。日前，国务院批复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请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无疑是解决目前金融监管困局的及时举措。但从金融运行情况和金融监管状况来看，目前实施由人民银行牵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面临一系列问题和阻力，有待于采取必要的法规与措施予以解决和排除。
二、人民银行牵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面临的问题和难点
（一）不具备行政制约能力，人民银行难以统驭监管协调机制国务院批复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牵头人，从行政法规角度确立了人民银行协调金融监管名正言顺地位。但是，在尚处于典型官本位的基层监管体系中，人民银行与辖区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处于平级，人民银行不具有协调的行政地位，所以当监管主体之间出现潜在冲突时，一些部门从有利于本部门出发采取一些有损其他部门利益的行动，作为监管牵头人的人民银行往往无能为力。
（二）没有经济制约手段，人民银行协调牵头作用大打折扣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组织并列于不同的监管体系，各监管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人民银行对其他成员不具有任何经济约束手段，所以作为金融监管协调牵头人的人民银行在遭遇任何一方金融监管机构缺乏主动性和抵触性的行为时，其金融监管协调牵头人的角色和作用便难以有效发挥。
（三）缺乏监管专业人才，人民银行牵头监管协调难度大作为监管协调机制的牵头人，人民银行必须拥有一支懂政策、精业务的专业人才队伍，通过具体工作实现和发挥相应作用。但是，就目前基层人民银行来讲，由于人员老化、专业知识陈旧，加上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交叉业务日益增加，人民银行监管能力特别是混业经营金融监管能力远不及要求所需，现实中往往胜任不了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因而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人民银行统领监管工作和协调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关系方面难免会形成诸多障碍。
（四）尚无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监管协调无米下锅信息共享是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运行的载体和前提。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数据与信息共享机制尚没有真正形成。由于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网络不能满足金融监管协调的实际需要，致使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沟通的渠道，直接影响到金融监管协调的内容覆盖和实时运作。
三、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发展的央行监管队伍建设
（一）国家授权与推动，奠定央行牵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顺畅发展的组织建设基础成立高于各金融监管机构级别的协调组织，赋予人民银行作为牵头人必要的协调制约手段。根据基层金融监管现状，实现有效监管需完善对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的约束，所以最有效的办法是成立一个行政级别高于各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并由人民银行牵头统驭协调，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国资委等相关部门。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应以维护监管秩序为出发点，就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交叉性金融产品和跨市场金融创新、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进行协调。另外，还应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违法行为以及金融监管联席会议达成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二）强化央行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牵头金融监管协调能力
1.人民银行应着手选拔、充实、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为保障有效发挥监管协调牵头人作用并顺利开展监管交流与合作工作，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人员不仅要掌握本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知识，还需要熟悉其他金融监管领域的相关内容。所以，人民银行应当将复合型监管人才培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大力引进金融监管人才、强化监管业务培训、建立不同监管机构人员工作交流等途径不断提高监管人员政策水平和业务技能，以尽快具备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牵头人的能力。
2.强化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人民银行牵头人对信息的贡献与统领基础设施建设、各监管机构内部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管信息软件开发等方面。具体内容：一是发挥人民银行现有信息系统平台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监管成员共享的信息交流机制，使信息交流日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二是各级监管机构内建立金融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机构，负责金融监管信息中心监管信息的全面收集、筛选、管理以及信息系统的开发、维护等工作，确保信息共享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三是针对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能、岗位和管理层次，进行金融监管系列软件的开发。
（三）建立央行统领下的金融监管分工机制，理顺各监管主体之间的关系监管分工应当包括牵头人、各监管机构和协调一致监管组织的职责与分工。一是处理好人民银行与各监管部门职能上的交叉，明确相关职能主导部门及其职责权限，避免因职能交叉出现的相互推诿或监管重叠现象。如人民银行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数据统计汇总机构和金融数据对外机构，银监会统一使用由人民银行汇总的金融统计数据，充分发挥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避免金融机构重复报送弊端，减轻金融机构负担。作为监管协调机制牵头人，人民银行也应当是监管信息共享平台的牵头人，人民银行要利用金融信息系统，整合各系统数据和信息，对接各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使各方充分掌握连续性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信息，共同维护金融稳定。二是各金融监管部门应合理分工，加强配合，实施有效监管和规范监管，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弊端，各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中出现的矛盾要及时提交金融监管委员会协调。三是建立健全协调一致的金融监管组织。近年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相互交叉现象越来越复杂，为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有必要通过协调一致的监管组织实施监管，所以成立一个跨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势在必行。专门负责交叉机构和交叉业务的监管工作，客观上避免了重复监管、遗漏监管和推诿监管现象的发生。
（四）发挥央行分支机构在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监管模式下的协调作用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如“一行三会”为主体的顶层垂直监管模式。在此框架下，各地分支行或派出机构的监管行为基本上是始于顶层统一安排，统一行动，由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根据地方金融运行实际情况主动开展的金融监管活动少之又少。另外，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行业准入政策的进一步放宽，近年来地方层面的微型金融机构数量越来越多，经营行为越来越活跃。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根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7839家，贷款余额8191亿元，全年新增贷款2268亿元；从2008年底的不到500家，到2013年底的7839家，只用了短短5年。微型金融机构数量的遍地开花与机构分布地方性失衡现象，客观上导致不同地区金融运行特点迥异与监管负担的轻重不均。如何根据本地区金融运行特点开展金融监管活动，确保辖区金融稳健发展？构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金融监管模式，强化分支机构、派出机构以及地方层面的金融监管比重，无疑是解决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困局的最得体、最应时的选择。启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金融监管模式，必须发挥人民银行基层行在工作协调、信息沟通与业务指导方面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相向而行，工作顺畅，取得预期的监管效果。
关键词：金融监管；原则；必要性；对策
1 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4)健全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①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应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对最高权利机构负责的内审机构，以确保最高管理者关注实践中发现的任何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监管的最高权威地位得到明确；②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在我国金融机构自我约束不力、内控意识不强、过分依赖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建立内控稽核评价制度显得尤为重要；③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完整版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金融服务经济社会的作用，促进金融发展，维护金融稳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金融服务、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活动的地方金融组织、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地方金融组织，是指依法设立，从事相关地方金融活动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民间融资机构、开展权益类交易和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私募投资管理机构和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授权省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从事金融活动的其他机构或者组织等。
国家对金融服务、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地方金融工作应当坚持促进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结合，遵循积极稳妥、安全审慎的原则，保持金融健康平稳运行，构建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方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依照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协调配合，制定扶持政策，及时研究解决地方金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地方金融健康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的综合协调和指导工作，并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地方金融组织和相关金融活动实施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财政、公安、农业、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商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 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合法经营，诚实守信，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七条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金融法律、法规以及有关知识的宣传和舆论监督，提高公众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意识，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
第二章 金融服务
第八条 地方金融组织开展业务时，应当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依法公平签订合同，严格履行法定义务，维护消费者的财产和信息安全。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建立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将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介给适当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地方金融组织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或者文字，向消费者和投资者如实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充分提示风险;未履行如实告知或者风险提示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从事金融性投资消费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增强风险意识，遵循盈亏自负、风险自担原则。
第九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当按照小额、分散的原则开展业务经营，重点为小型微型企业和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并可以通过发行优先股和私募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第十条 融资担保公司应当依法开展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业务，提高企业融资增信服务水平。对符合国家、省规定条件的贷款担保业务发生代偿时，融资担保公司、风险补偿资金、贷款银行等可以协商确定风险分担比例。
第十一条 民间资本管理机构、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等民间融资机构应当按照核准的经营范围和区域开展业务，促进民间资金供需规范有序对接。
民间资本管理机构应当针对实体经济项目开展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资本投资咨询等服务。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应当以信息中介或者信息平台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资金供需信息以及相关资金融通的配套服务。
第十二条 权益类交易市场、区域性股权市场、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地方交易场所，应当健全完善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实行适当投资者准入管理，加强互联互通和统一结算平台建设，创新场外交易方式，为交易场所市场参与者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第十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互助业务，应当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完善决策科学、制衡有效的治理结构，有效保护社员合法权益，满足社员金融需求，服务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第十四条 私募投资管理机构应当落实适度监管要求，依法向不超过规定数量的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享受权益、承担风险，提高融资服务能力。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综合利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财政贴息、保险补贴、资金奖励、风险补偿资金等方式，引导带动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和重点领域，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措施，推动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企业通过上市、挂牌、发债、资产证券化、私募融资等方式扩大直接融资，改善融资结构。
鼓励支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法合理运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套期保值、规避风险。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现代保险服务业发展，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发挥商业保险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运用保险风险管理功能创新公共管理服务，构筑保险民生保障网，提升保险资金运用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农村保险，按照规定对政策性保险业务给予补贴。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扶持政策和相关融资风险分担以及损失补偿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和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
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对小型微型企业和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贷款、投融资、保险、担保等业务达到规定要求的，由财政部门给予风险补偿或者奖励。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开展相关抵(质)押物融资业务提供便利;登记机构或者部门应当及时为融资抵(质)押办理登记手续。
第三章 金融发展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完善金融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激发金融创新活力，统筹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传统金融业态与新型地方金融业态协调发展，引导金融资金流向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推动金融业双向开放，支持发展普惠金融，保障人民群众享有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基本金融服务。
第二十一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编制本行政区域的金融发展规划，征求人民银行、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和所在地国家金融监管派出机构的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综合考虑区位、产业、资源等情况，支持区域性金融中心、财富管理中心、基金管理中心等金融集聚区建设，增强金融资源集聚和辐射能力。
金融集聚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策扶持，做好机构培育、市场建设、政策创新、环境营造等工作，并对金融集聚区建设用地作出规划安排。
第二十三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对外经济合作基础和区位优势，推进金融合作示范区和金融服务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与交流，支持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化营商环境，加大金融机构引进力度，支持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设立、参股注册地在本省的金融机构。
设立注册地在本省的金融机构，或者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立国内外金融机构区域总部、分支机构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措施，支持民间资本投资设立或者参股、控股地方金融组织，推动地方金融组织健康发展。鼓励国有资本投资设立或者参股、控股融资担保公司，并适时扩大或者补充资本金，带动民间资本投入。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法律和监管政策，支持金融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融合，促进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开拓互联网金融业务，规范发展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等新兴业态，发挥互联网金融的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等功能作用。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引进、培育、整合等方式，加快发展信用评级、资产评估、保险、保险经纪、保险公估、融资仓储等金融中介服务组织，推动金融服务中心、金融超市建设，构建高效便捷的专业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进行产品、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完善金融创新激励机制，加强金融创新成果保护，并按照规定给予风险补偿或者奖励。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建立地方金融组织信息披露制度，加强金融信用环境建设，积极参与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组织建立地方金融组织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开展地方金融组织、相关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和公布等工作，并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相衔接，实现地方金融数据资料共享。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会同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建立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长效机制，制定金融人才培养引进计划和奖励政策，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金融人才给予奖励，并在落户、居住、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便利。
第三十一条 地方金融组织可以建立行业自律组织。行业自律组织应当组织制定、实施行业规范、标准和职业道德准则，完善行业自律管理约束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引导、约束，及时行业信息，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金融监管
第三十二条 设立由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授权省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以及其他金融组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经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批准。
第三十三条 民间融资机构开展民间资本管理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批准：
(一)已经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且具有法人资格;
(二)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
(三)出资人的出资为自有资金;
(四)主要出资人的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不高于百分之五十一;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能力和良好诚信记录;
(六)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范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制度;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民间融资机构开展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务的，应当符合前款规定的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七项条件，并经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批准。
第三十四条 交易场所开展权益类交易或者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批准：
(一)已经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且具有法人资格;
(二)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
(三)主要出资人为法人，经营相关业务三年以上且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出资人财务状况良好，主要出资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百分之七十且净资产不低于五千万元;
(五)交易品种明确;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能力和良好诚信记录;
(七)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范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制度;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五条 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批准：
(一)已经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且具有法人资格;
(二)固定资产五十万元以上;
(三)理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能力和良好诚信记录;
(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范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制度;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六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立私募投资管理机构等地方金融组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办理工商登记后，及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有价证券，或者以其他方式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广告、公开劝诱或者变相公开宣传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或者超出法律规定数量的特定对象承诺或者变相承诺，对投资收益或者投资效果作出保本、高收益或者无风险等保证。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金融类广告，应当依法查验主体的业务资质和有关部门的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不得涉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以及虚假广告的宣传报道。
第三十九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按照审慎经营的要求，严格遵守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产质量、风险准备、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
第四十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报送业务情况、财务会计报告和合并、分立、控股权变更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报送内容应当真实、完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建立统计分析制度和监测预警机制，定期收集、整理和分析地方金融组织统计数据，对金融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对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监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进入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并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地方金融组织的工作人员;
(二)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三)检查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数据管理系统。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配合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检查，不得拒绝、阻碍。
第四十二条 地方金融组织存在重大违规行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约谈和风险提示，要求就业务活动和风险管理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责令其进行整改。
第四十三条 可能引发或者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严重影响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对相关地方金融组织进行重点监控，向利益相关人进行风险提示;必要时，可以责令地方金融组织暂停相关业务。
地方金融组织属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调整，或者限制其投资和其他资金运用，必要时可以对其进行重组。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和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财政、公安、商务、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建立金融信息共享、风险处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机制，打击处置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加强与所在地国家金融监管派出机构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机制，提高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能力。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工作职责、事件分级、启动机制、应急处置与保障措施等内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法律责任的，依照本条例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由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授权省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以及其他金融组织的;
(二)民间融资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或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务的;
(三)交易场所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权益类交易或者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业务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的。
前款规定的第一项至三项情形，由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依法予以处罚;第四项情形，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有价证券，或者以其他方式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
(二)擅自以广告、公开劝诱或者变相公开宣传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或者超出法律规定数量的特定对象承诺或者变相承诺，对投资收益或者投资效果作出保本、高收益或者无风险等保证的。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阻碍现场检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地方金融组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有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对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予以通报。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许可的;
(三)未按照规定采取金融监管措施情节严重的;
(四)对违法行为不依法进行查处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典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非融资担保业务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xx年7月1日起施行。
金融业的特点指标性
指标性是指金融的指标数据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和个体状况，金融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垄断性
垄断性一方面是指金融业是政府严格控制的行业，未经中央银行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允许随意开设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是指具体金融业务的相对垄断性，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四大商业银行，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国泰、华夏、南方等全国性证券公司，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人保、平保和太保。
高风险性
高风险性是指金融业是巨额资金的集散中心，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单位和个人，其任何经营决策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
效益依赖性
效益依赖性是指金融效益取决于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受政策影响很大。
关键词：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方式；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业的开放是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后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方面也都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并且已经付诸实施。金融业的这种进一步开放，必将使我国的与环境、市场环境、金融商品价格杠杆作用以及金融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关系等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大的难度。若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必将给我国的金融业甚至整个国民的健康带来极为不利的。本文将结合国际金融监管的趋势及国内金融监管的实践，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新构建作一探索。
一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谓监管就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的个人和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相应地，金融监管就是指通过立法和管理条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资金的价格、市场准入、分支机构的设置以及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实施限制，其目的是为了促成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体系，保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健康地发展，从而保护金融活动各方特别是存款人的利益，推动经济和金融业发展。
由于各国的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与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所采用的金融监管模式也不尽相同。若按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作为标准，各国的监管模式墓本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即：集中监管模式和分业监管模式。所谓集中监管模式，就是将金融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统一进行监管，一般是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监管的职责。从实行集中监管模式的国家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并实施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所谓分业监管模式，就是根据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范围的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一般是由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责任。如果对这两种金融监管模式作一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这么两个值得我们思索的：其一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与监管职能的相容性问题。我们知道，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首先是作为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而存在的，若认为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与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相容，一般会采用集中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银行不仅是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同时还是金融监管的实施者。反之，若认为中央银行不应兼容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实施金融监管职能，则通常会采用分业监管模式。在分业监管模式下，中央银行则主要行使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而由其他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施金融监管职能。其二是中央银行如果要实施金融监管时，是仅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还是实施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在集中监管模式下，中央银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职责的实施者，而且是惟一的监管机构；它不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且还实施对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而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如果对银行业的监管是由中央银行而不是由一个专门的银行监管委员会来实施，中央银行也只能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不能对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
考察当今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世界多数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监管权力越来越趋于集中，而且也倾向于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去，由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实施金融监管。英国是实施金融业集中监管的典型代表，过去多年来一直由英格兰银行承担着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监管的职责。但是，自1996年巴林银行倒闭以来，鉴于其暴露出来的监管方面的缺陷，英格兰银行增设了一些分支机构，分化职责，实施就近监管；为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成立了资本与批发市场部和专家运作部，建立了质量保证系统，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现场检查。在此基础上，1997年5月，英国大臣又宣布了对金融业监管实施重大改革，最重要一项是由调整后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接管英格兰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该委员会于1997年10月成立，成为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全面监管的独立集权机构。这样，英格兰银行今后就只侧重于实施货币政策目标，控制通货膨胀，而较少考虑金融监管和操作；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到证券与期货管理委员会和中央银行双重管理的制度也不复存在，从而减少了管理上的成本，并适应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界限模糊的发展需要。日本也拟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金融监督厅”，对金融业实施统一的全面的管理，从而实现财政与金融监管的彻底分离。美国的金融监管是以机构重叠而闻名于世的，其中央和地方两级均有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权；同时各级又有若干个监管机构共同来完成监管任务。这种模式兼顾了地方利益，使之可实施结合地方具体情况的监管政策，并可减少监管的空隙。但多重监管机构的并存，也使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具有多种监管标准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的效力；同时机构的重叠，使重复劳动增加。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简化或集中监管机构的呼声一直很高，虽然多头监管的模式至今仍然保留并运作着，但在各界提出的改革议案中，倾向于把各监管机构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级监管机构的观点占有绝对多数。
金融监管趋于集中统一的这种潮流，将给过去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赋予新的。在这种趋势下，将会使中央银行越来越集中执行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的职能，而逐步放弃对金融业实施监管的职能；在对金融业的监管方面，也将会通过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施全面统一的金融监管，而不再是过去那种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监管。尤其是在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国际化的潮流越来越影响各国经济、金融状况的条件下，这种趋势将快速蔓延。
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呈现出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为了适应这种局面，人民银行于1982年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负责金融机构改革，制订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撤并等。后来又从该司中分设出条法司、非银行机构司和保险司，原金融机构管理司改称银行司；另外，还成立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突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责。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职权。
为了加强国家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1992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监督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3月撤销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其职能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根据1998年7月23日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随着我国保险机构的增多及保险业务的不断发展，1998年11月又专设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保险业进行监管。
伴随上述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我国的金融监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金融监管已向法制化迈进；金融机构的业务稽核检查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的经营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金融监管的基础性工作正在趋于完善，金融秩序大大好转；制定和实施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及其相应的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及其中国金融业本身的局限性，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1．金融监管目标不够明确。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管制行为，必须有明确的监管目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一种宏观目标，是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迅速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货币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则是一个较为具体的目标，它突出强调的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然而，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目标并没有突出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经营。1986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首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该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其金融业务活动都应当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和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这一监管目标的核心就是为经济发展和稳定货币服务。1994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金融监管的目标是：维护金融秩序稳定，规范金融机构管理，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1995年5月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中，又提出了“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监管目标。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的特征。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任务；既要保障商业银行稳健运行，又要促进经济发展；既要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保障商业银行的合法利益。简言之，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通过监管各类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以确保国家各项金融政策的贯彻实施。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是强化了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也就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2．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 9月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规定：促进有效银行监管，必须具备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以及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基本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但从我国作为金融监管机构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虽然其相对独立性比过去有较大提高，但总的来讲仍然属于独立性较弱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之一，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在制订和执行政策、履行其职责时，都比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行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理应具有“超脱性”和“工作上的自主权”，但监管实践中却很难不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当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实施金融监管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此外，中央银行集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于一身，也使金融监管绝对地服从于货币政策目标，从而削弱了金融监管的相对独立性。
3．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从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三个部门共同承担金融业的监管责任。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一种协调机制，常常互相牵制。而且在这种分业监管模式中，中国人民银行处于核心的地位。这就是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虽然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但是它们也必须与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意见不一致时，要服从中国人民银行的意向。这不仅使这两个监管机构对证券业、保险业实施监管的能力弱化，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两个行业出现问题时，没有明确的责任承担者，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实施者。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组织机构仍然是按照计划管理模式设计的，突出的问题是：负责审批的不负责监管和检查；负责现场检查的又不负责审批和日常监管；各职能部门都有权代表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实施处罚，在实际操作中各自为政，条条布置多，块块负责少，使各分支机构很难统筹安排监管任务。这种状况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分散、重复监管现象严重，既没能形成整体合力解决监管问题，又使监督环节出现诸多漏洞，给被监督者以可乘之机。
4．金融监管措施不力。考察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的实施情况，无论是监管手段和方式，还是监管内容和标准都存在诸多问题。从金融监管的手段来看，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并辅之以适当的经济处罚形式表现出来。目前，虽然基本金融法律已经出台，但与实际工作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再加上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工作还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大大影响了金融监管的权威性。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受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的影响，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公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也是少之又少，并且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中央银行的主要监管部门相当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活动监管较少，金融检查和稽核也常常忙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所起作用相当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价以及风险管理等都没有一套全国统一的具体的量化标准，衡量金融机构行为的客观标准和奖惩办法都不明确，监管标准随意性很强。三
面对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业进一步开放的局面，面对世界金融集中统一监管的趋势，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笔者以为，必须尽快重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1．顺应国际潮流，实现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分离。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放松管制使许多实行金融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摆脱政府的管制和的限制，实行混业经营；又由于金融机构间的激烈竞争以及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手段不断创新，导致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利率风险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传统业务的操作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将金融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实现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分离。人民银行一直把保证国家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作为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这样做的现实基础是：其一，我国长期实行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庇护下，我国银行似乎不会倒闭，风险管理、保护存款人利益等意识淡薄；其二，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还没有实现以间接调控为主，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有赖于中央银行强化金融监管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无疑是被当作货币政策工具或确保货币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一个手段来使用的。因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也不可能分离。
但是，在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之后，伴随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内金融原来垄断经营的市场格局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形成；金融市场体系的扩张速度将会大大加快，金融市场细分化的要求将越来越高；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将导致金融机构单方面决定资金价格的局面不复存在；金融商品和投资需求多元化趋势将会加强，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创新也将成为金融机构经营的主旋律。此外，金融市场的不平衡性也会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风险监管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突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使金融监管能够真正发挥它的功效，笔者以为我国也应该实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项职能的分离。
2．设立专门机构，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体系。根据国际上通常做法，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不外乎这么四种情况：其一是中央银行兼行金融监管职能，对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其二是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一一金融监管委员会，由其独立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对金融业实行统一监管；其三是设立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别实施监管；其四是中央银行兼行金融监管职能，但仅仅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管，而保险业、证券业则另设专门机构实施监管。上述四种监管模式中，第一种模式将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集于中央银行一身，通常会弱化金融监管，使金融监管成为货币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一种工具；第三种模式虽然能够发挥专业监管的优势，但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难度较大，而且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之间的冲突亦较多；第四种模式虽然将银行业的监管交由中央银行来承担，减少了机构设置较多所带来的成本增加的负担，但在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同样会出现协调难度大的，其结果常常是其他金融监管机构较难以独立行使监管职能，出现摩擦时要服从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目标的要求，专业监管能力减弱。只有第二种模式，笔者认为既能有效行使金融监管职能，又不会出现监管机构独立性、协调性弱化的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组成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由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对我国金融业行使集中统一全面的监管。
3．明确监管目标，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总的来讲，金融监管的一般目标主要有两个，即：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就保护债权人利益而言，这里的债权人就是指存款人、证券持有人和投保人等。在金融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比债权人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这就使得它们有可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将金融风险或损失转嫁给债权人。为了防止债权人利益受损，国家需要通过金融监督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就维护金融稳定而言，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经营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货币资金，而且其经营活动是以本身就包含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信用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内在的风险；另一方面，金融风险本身又具有较强的连带性和易传播性。为了控制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以维护金融稳定，国家需要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这两个目标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机构并购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使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因而目前各国基本上是将维护金融稳定放在首位，但同时也要兼顾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按照1995年3月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制订的，但在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中，维护金融稳定做得较多、较好，但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较为欠缺。这与过去多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一直在国家的庇护下经营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将发生较大的变化，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必须兼顾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最为紧迫的就是要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将银行倒闭造成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而且还在于它的存在为监管当局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必要时采用果断措施消除了后顾之忧。当然，其突出的意义还是使债权人利益得到了保障。
4．改进监管方式，使非现场监测与现场检查有机结合。随着金融环境的改变，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目标监管，其核心是充分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和信息，正确地认识和判断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尽早发出预警信号，及时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监管负担。为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充分发挥预防、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功能，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必须使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成为有机的整体。但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方式来看，虽然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都被运用着，但都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且非现场监测的作用更加有限。由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非现场监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必须尽快建立统一、、规范化的非现场监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报告制度；必须充分利用机等先进作业工具，发挥其监测作用；尽快实现由事后发现和化解风险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转化，健全非现场监测评级与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的协调一致，真正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监测的基本依据，最后形成统一的监管结论，采取统一的监管行动。
一、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顾名思义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但却不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它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方式。互联网金融的类型不断扩展，由于其不仅包含传统金融的特性，也有新型金融的特征，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对其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而言应该包括：互联网支付类、P2P借贷类、众筹融资类、虚拟货币类、互联网保险类及其他传统网络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发展并不成熟，发展中也面临很多问题：
1.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合法性问题。虚拟的网络技术进入金融领域时，互联网金融随即产生，当互联网金融刚出现时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而今，第三方支付、P2P借贷、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层出不穷，然而仍然缺乏法律的规制，也没有政府机构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使得互联网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虽然对第三方支付设置了行政许可制度，但其他金融机构的成立并不需要许可，仍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
2.互联网金融法律关系的规范问题。互联网金融下的法律关系有和现存法律关系交叉的地方，但是由于其依赖于虚拟技术，又有特殊的地方。互联网金融并没有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只是利用网络技术对多种法律关系进行串联，形成了新形态的综合法律关系。比如在P2P借贷关系中，它包含了一般意义的借贷关系，也有借贷双方，但是它是借助于第三方借贷平台实现，借贷双方并不需要见面，因而具有匿名性。对诸如此类的涉及法律关系的新问题要进行有效规制。
3.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制问题。我国对传统金融实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进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这一模式并不能容纳互联网金融的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呈现混业化和多元化现象，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必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实施改革创新。另外，由于互联网金融没有时空性，客户分布广泛，对其监管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4.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问题。1994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将金融消费者纳入保护范围，也没有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进行规制，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权益受损后的救济更是无从谈起。金融消费者可能面临售后服务不完善、平台退出时资金保全得不到维护等问题。
二、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现状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虽然我国尚未出现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也没有成立专门的机构，但是由于其本身仍然是属于金融领域，因而，在原有的框架内也可以对其进行一些规制。金融监管依赖于强有力的主体，在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包括：官方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行业自律组织、金融市场特殊主体金融交易所。互联网金融的勃兴带动了我国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在证券领域，行业协会被赋予了一些重要角色，如证券协会拟出台规定对私募股权众筹进行规范；银监会的组织架构也在2015年进行了调整，监管部门由11个增加到17个，其中有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专门机构，如网贷归惠普金融机构监管；保监会也在着力健全行业的保险资产交易平台和资产托管中心。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架构的改革和完善，但是其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仍需要进一步的强化改革，互联网金融监管仍存在真空。
金融监管的规则体系主要是指立法体系，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规则体系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但广义的互联网金融规则体系还包括行业协会的相关办法和指引。互联网金融的生长带动了金融监管规则的变化，呈现了“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改革趋势，即逐步放低准入门槛，完善平台退出时的后续管理工作。
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也是在法律的缝隙中生存，由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迅速革新的事物总是在寻找利于自己生存的空间企图逃离法律的束缚，不可避免的会有原有金融监管机构不能涵盖的新的金融机构的出现。而我国又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模式，对于跨行业的互联网金融也会出现相互推诿直至无人监管的现象。
法律并不能预测到没有发生过的现象，只能是对已出现过的现象进行规制，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而互联网金融却依托信息技术处速变革之中，因而，法律很难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及时做出反应，这就需要制定开放式和总括式的法律，以便在适用法律时有解释的空间。例如，我国证券法上没有对证券进行抽象定义，现实生活中出现一些新形式的融资和集资活动时，证券监督机构无法依法监管，或者一概归为非法集资。这样使得结果呈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放任其自由发展，那这中间就存在很多的风险和隐患；另一种是把创新扼杀在摇篮，那么无疑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要做到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有法可依就要对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完善。
三、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的改革措施
1.加强市场准入管理，明确法律地位。
互联网金融往往没有准入门槛，只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支持就可以进入该领域，又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真假很难鉴别，因而，互联网金融市场中鱼龙混杂，个别贪图利益的人混入其中借机骗取财物。因而有必要对互联网金融设置一个合理的准入门槛，对金融主体的法律资格进行审核，对其法律地位进行确认。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主体的法律地位确定了之后可以方便有关部门进行监管；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主体的法律地位确定之后，有利于金融消费者进行识别，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改革监管主体职能，加强监管协调。
在现有立法中存在我国金融监管主体职权授权不明甚至与法律相冲突的现象，一些监管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并没有直接的甚至是间接的法律依据，导致了监管效率低下甚至监管不到位的现象。鉴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非常规性，时常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建议授予金融监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发挥和调整。
另外，如前所述，我国实行的金融管理模式为“分业经营”模式，而互联网金融的突出特点就是混业性和多元化，因而，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时常出现监管真空。为了改善这一局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业务性监管模式，建议我国逐步推行功能监管模式，即按业务功能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按照业务功能进行监管可以加强监管机构的组织和协调，避免监管真空的出现。
3.修改相关金融法律，引入包容性概念。
如前所述，法律本身滞后于社会现象，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有突变性，所以，具体性的法律规范很难跟上互联网金融发展变化的速度，这时就需要增加法律条文中的抽象性概念以期在出现问题时有关行政监管部门可以扩大条文的适用范围，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现象。当然对于包容性概念的引入要把握好限度，如果超过必要限度，就会导致法律的形骸化，法律形同虚设，而实际操作则完全有行政部门自己把握，这无疑也是与依法治国的理念相冲突的。在开放性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加强对法律的解释，也是应对实势变迁的良好选择，既不损害法治原则，又能有效实施监管。
4.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实现双重监督。
为了适应互联网金融突变性和速变性的特点，有必要适当放宽金融监督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然而权力总是和腐败如影随形，权力放宽后，如果不加以适当的限制，则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法律问题也会涌现。所以，为了防止金融监督机构滥用权力，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让金融监管机构能够依法行政。这相当于对互联网金融实行两级管理制度，一级是金融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另一级是通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实现间接监管。这种双重监督，既有利于及时有效的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问题，同时也可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避免权力的滥用。
5.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衡平利益冲突。
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立法，甚至都没有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只是在《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中有保护储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的条款，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一般的民商事法律中有可以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条款，但是这些条款散落在不同的金融法和民商事法律中，概念界定不明晰，针对性不强，可能出现适用混乱的现象。为了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还可以根据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设专章对其权利义务进行规范，强化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结语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其发展的总趋势却是不可逆的，因而要通过改革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来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市场准入管理，明确其法律地位；改革监管主体职能，加强监管协调；修改相关金融法律，引入包容性概念；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实现双重监督；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衡平利益冲突。完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是推动互联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策。
参考文献[1]任春华，卢珊.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其治理[J].学术交流，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