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6 10:52:4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人文学科；教师内涵；教师类型
作者简介：王灵芝（1987-），女，山西介休人，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3）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5-0126-02
自然、社会、人文三大学科体系中，人文学科是人类的心灵之学，是人类精神的表达者和守护者。儒家先师孔子、孟子、朱子是人文学科教师的典范。因此，具体分析人文教师的特点及类型有助于显现人文教育的睿智性、性灵性和人文性。
一、人文学科研究的视野
1.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三者间的关系
（1）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两者的关系可以简略概括为：一是对立。因研究领域不同，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题是自然现象。”[1]二是融合。从科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出发，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相互交融。马克思曾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
（2）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般一起使用，并不做严格区分。如美国国会在建立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时采用的定义是：“人文学科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学科：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以及含有人道主义内容并运用人道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3]在我国，无论是学术领域（如学科分类体制），还是非学术场合（如图书分类标志）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提法，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合二为一，统称“人文社会科学”。二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二者并不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如美国学者伯纳德·巴伯认为，“社会科学主要关心分析、预见和控制行为与价值；人文科学则主要关心综合与欣赏……社会科学可以提出对人类行为系统的、实在的新理解；而人文科学有时则可以提供能预见社会科学未来进程的真知灼见。”[4]
2.人文学科的特点
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人文学科研究人本身，当然这个人并不是“个体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个人”，是“作为主体的人”。叶郎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也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人文学科总是致力于设立一种理想人格的目标或典范，引导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的完美化。”[5]我国学者认为，人文学科的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而是个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化世界的统一，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6]
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人文研究有主体化和感性化的特点。”[7]它尊重人的主体性人格，把人视为有情感的生命存在。当然，人文研究也采用科学方法，如实证方法、统计方法、逻辑方法等，但更强调主客体情感的交融过程。在研究中，人文学者带有强烈的感彩，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受个人感受与性格个性因素的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文学科是以人的价值和精神追求为研究对象，强调研究方法的主体化和感性化，其学科群是以文学、史学、哲学为基础，同时包括由这三个科目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科目，如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艺学等。
二、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内涵
人文学科教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有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包括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三方面，即“教师要积累相当的古典文化知识，关注人的存在、价值、尊严及发展，重视德性修养，尊重多元文化价值。”[8]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有稳定的精神品质。概括而言，大学人文学科教师应具有以下特点：
1.具备广阔的人文视野
人文学科教师要涉猎文学、史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人类各方面知识。正如学者黄万盛所言，“人文教师要精通哲学，掌握人类的睿智，探索存在的奥秘；接受宗教学的训练，追寻人的终极关怀，开阔存在的意义；学习历史，积累人类的集体记忆；研读文学，理解人精细深刻的情感世界；探讨政治学、社会学，了解种种的苦难无奈与不尽如意；同样，通过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领悟客观世界的复杂深邃、无穷无尽，以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9]总之，人文教师就是一个杂家，兼收并蓄，熟读古代经典，略通天文地理。
2.拥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第一，对学生人文性的关爱。这种爱是教师发自内心的，指向终极关怀的爱。它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更高的境界，是对“人”的尊重和珍视。第二，教师以宽容之心善待学生。原谅学生的幼稚，包容学生的错误，宽恕学生的冒犯，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第三，善于运用体验。教师要以学生的视角观察事物，以学生的心态感受一切，真实经历学生的学习与成长过程，深度体察和感悟生命的过程。
3.饱含深切的人文情怀
人文学科的根本任务并不是使人有知识，而是使人有智慧。[10]人文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人”的存在意义进行终极思考，对“生活世界”进行理解，从而觉悟人生的意义。促进学生把“知”转化为内在的德行与行动的力量，将人培养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主体。
三、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的三种类型
儒家文化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人性的提高。儒家教育思想渗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化成”的教育，具有明显的人文特征。因此，笔者以古代圣贤孔子、孟子、朱子为代表，具体阐述人文学科教师的类型。
1.温文尔雅、徳礼兼备的师长型
学而不厌，教而不倦。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他才是活学问的本身，跟他来往之后，科学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呈现。也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于科学的精神。”[11]孔子善于学习，择善而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子入太庙，每事问”。[12]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颜渊曾渭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12]
实事求是，教学无隐。孔子对学习抱着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2]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自己不知道或者不确定的事理，孔子宁可避而不谈，也不向学生胡言乱语。《先进》篇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2]每遇学生“问未切”时，孔子都是“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坚持将所学知识，全部交给学生。而且对学生一视同仁，决不偏爱某个学生或亲属而授以密笈。他曾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12]
温柔敦厚，爱生如子。孔子待人温和亲切，恭敬礼貌。《阳货》篇载：“居！吾语女”，然后才开始“仁义道德”的说教。简实的话语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极富生活气息。孔子对弟子，从学习到生活都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师徒情似父子。他教导子夏要做一个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对颜渊过着“箪食、瓢饮、居陋巷”的困境生活仍能保持乐观的态度极为称赞。对于颜回的死，更是悲痛至极。“颜渊死，子哭之恸！”并大声疾呼：“天丧予！天丧予！”[12]孔子伤心欲绝，足见师生情感之深切。
2.正道直行、学博思远的智者型
刚正不阿，浩气凛然。孟子刚强正直，傲视权贵。在他看来，堂高数仞，榱题数尺；食前方丈，侍妾百人；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都不是自己追求的。孟子所善养的是“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正是凭借于此，他才敢当面指责邹国君主治理无方，才敢对齐宣王予以严厉的教训和质问。言语犀利，锐气逼人，致使对方忽而“勃然变色”，忽而“顾左右而言他”。在论及大丈夫人格时，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端发展“大丈夫”形象，“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3]这种正道直行的品格，浩气凛然的气概实乃温顺君子所望尘莫及。
学思力行，自得专恒。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一书中精辟地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14]其含义就是懂得学思结合。“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助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15]孟子以读《武成》为例，通过思考，求证之后发现书中内容不能尽信，“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故“只取二三策而已”。[13]此外，孟子强调学习上要深造自得，追根溯源。“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13]学者志于道，日积月累，渐进有序，方可豁然通达。
旁征博引，善于权变。孟子在与诸侯国君主、非儒学派巨擘和各路弟子的谈辩过程中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援引前圣先哲权威性的言论、约定俗成的说法以及相关史实。为了驳斥当时一些诸侯君主只想“无敌于天下”，却不实行仁政，孟子援引孔子的观点“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13]孟子在谈说论辩过程中，既坚持某些经典的正确性，又承认特定条件下处事的灵活性。《离娄》载，针对淳于髡的不解，孟子解释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13]孟子通过机智灵活的变通之策，既维护了封建道德的正常礼制，又无形中教育弟子要学会变通。
3.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学者型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朱子认为读书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杂乱无章等。他以读《论语》、《孟子》为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位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16]对于熟读精思，朱熹曾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16]学生读书要少而精，深钻细虑，反复质疑诘难，方可领会圣贤之意。
居敬持志，穷理正心。朱熹认为，居敬就是身心和谐，动静皆养，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小心畏谨。[16]它培养的是一种严肃认真、谦恭谨慎的态度。同时要树立远大志向，并持之以恒的坚持。朱熹认为：“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16]“穷理”，穷者，尽也。诚如朱熹所讲，“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7]不管是“居敬”还是“穷理”，都是为了“正心”。心定如静水，如明镜，方可获致事物之理。
格物致知，身体力行。朱熹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6]以格物就是即物穷理，穷究到极限。穷理不仅穷自然之理，而且还穷人伦之理。天地、草木、昆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学者须要穷格得尽。读书穷理，切实要身体力行。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件件如此方有益。”[16]在朱熹看来，“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16]朱熹为此身体力行，所到之处或修缮书院、或聚徒讲学，生命的最后还在和学生一起修订儒家经典。
古代儒家的人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无论是如孔子般温文尔雅、徳礼兼备的师长，孟子般正道直行、学博思远的智者，还是朱子般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学者，对当代人文教师而言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启示我们，大学人文教师必须具备人文学科特有的教学人格，独特的文化精神，成就个人德能的智慧。
参考文献：
[1]贡布里希.艺术与人文科学[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57.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128.
[3]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1：69.
[5]叶郎.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化作用[N].人民日报，1997-04-18.
[6]庞振超.人类心灵的叩问与追寻——关于人文学科历史与现状的考察[J].现代大学教育，2005，（3）：11.
[7]曾军.有关“人文学科”的几点辨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24.
[8]肖川.什么是人文素养[J].教学月刊，2006，（9）：46.
[9]黄万盛.革命不是原罪[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58.
[10]刘铁芳.教育学何以作为人文之学[J].天津市教科院院学报，
2003，（1）：8.
[11]张应强.大学教师的专业化与教学能力建设[J].现代大学教育，
2010，（4）35-39.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埃德加富尔.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25.
[15]王夫之.四书训义（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86.
[关键词] 管理学特质学科定位
许多人都认为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泰罗及其追随者们认为管理学是一门科学，而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管理学家则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管理学就其整体而言，其特质与定位到底是什么？
一、管理学的科学特质
从科学的基本特征出发，可以发现管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特质的。
1.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的特质。目前，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管理，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分为管理现象和管理活动两个层面。人类的管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的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在对其进行研究时是可以将其客体化和对象化的，对其研究的结果形成了一般性的管理原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这是管理学研究对象中具有科学特质的一面，而作为管理活动的管理，由于涉及了复杂而丰富的管理对象、管理情景和管理目标，所以无法将之完全对象化，对其进行研究的结果也不具有一般的适应性，这是管理学研究对象中不具有科学特质的一面。
2.管理学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管理的实质恰恰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革命。正是科学方法向管理学的渗透使管理学看起来像一门学科。从科学管理理论开始，寻求管理定量化、标准化、最优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在管理活动中有对物的管理，对技术的管理，所以在这些方面可以进行定量化研究，寻求最优化的努力是可能的。但是管理中的管理活动更多的却是涉及对人的管理，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却是难以定量化的，因而科学的方法也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3.管理学的一些理论和原则在实践中产生，并指导了实践的发展。这说明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并解释了世界。如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提出的一般管理的14条原则，至今仍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辉。管理学中存在着一些原则和规则，但他们不是永恒的，其适用性是有限制的，他们会因时代、社会条件、组织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管理学通过科学化的努力可能会越来越像科学，但却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科学，因为管理学中的一些问题，光靠科学是无法解释的，它涉及了人文。
二、管理学的人文特质
1.管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管理活动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于管理活动中人的研究是很难量化的，而管理者的直觉和判断此时则可能比科学的理性有更好的效果。但管理学所研究的不仅仅是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管理要素，因此管理学也无法成为一门纯粹的人文学科。
2.管理活动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关注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不论是“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还是“管理人”假设，一般都包括人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内容，都体现了一定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管理学探讨的人性，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人文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3．管理学离不开人的价值判断。管理活动不仅仅涉及可以将之完全客体化与对象化的“物”，更涉及对“人”的管理，而且后者构成了管理活动的主要方面。对后一领域的研究所适用的认识论应当是人文主义的。这意味着管理研究中曾一度追求的客观最优值，应让位给最终的主观判定的满意值，人的价值判断在管理决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管理学既具有一定的科学特质，又具有一定的人文特质。因此，单纯从科学特质出发强调管理学的科学性或单纯从人文特质强调管理学的人文性都是片面的。所以管理学必定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三、管理学的科学属性定位
管理学中具有科学特质的部分应该将其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而管理学中具有科学特质的部分则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这样，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
将管理学定位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其本质是“人”这一要素在管理学中的地位比社会科学更加偏离自然科学，而更加靠近人文学科。从研究对象来看，如果我们把管理当作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对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的“管理”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获得关于管理现象的一般发展变化规律，从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而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活动的“管理”的研究则与前者不同，因为“人”的因素在这一领域中被凸显出来了。管理学研究对象中的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是具有各自价值观念、感情和偏好的“思想的人”，并且都是个性化的人，这不仅是难以对象化、定量化的，而且研究者对这种管理活动的认知与研究是离不开“理解”与主观判断的，这实际上已经与科学方法相去甚远。
作者：张晓
【关键词】城市化，都市化，文化研究，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Advancement）。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二、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一）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
（二）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关键词：价值教育观念；素质教育理论；历史学分析
一、价值教育观念的含义
何谓“价值教育”观念?首先，它是一种在当代西方国家影响极为广泛的教育思潮，而且有多样化的教育实践，其地位可与我国的素质教育理论相比较，成为了这些国家的主导性的教育观念。它首先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其次是如何实现核心价值的问题。从源流上看，它与近代西方的价值哲学密不可分，“西方的价值教育是伴随哲学上人们反对唯科学主义，倡导维护人的尊严与个性的一种教育应对”，突出思考人文社会科学在学科价值、属性、研究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的差异。由此连带出教育的价值问题，即教育是侧重功利、知识与理性传扬，还是侧重历史文化的人文教育；是社会的需要还是人的发展的需要，等等[1]。总之，它指的是通过各种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充分体现整个社会的宏观教育价值；强调学科结构中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在对社会价值观念建构中与各学科共性的和其独有的作用与价值；使“价值”、“教育价值”实际成为一切教育活动和思想的中心。而无论“价值”、“教育价值”的实践探索结果如何，最终都是以哲学上的价值理论诉求为归宿的[2]405～412。
“价值教育”观念的形成是以对“价值论”的探讨为源头的。所谓“价值论”也称“价值哲学”。在价值哲学理论中，弗赖堡学派集中地从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阐述，其代表人物为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他们提出，历史活动和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是以价值为核心的，因此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是探讨人的认识活动和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等。
他们认为，历史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同，其最大的区别是后者只表示对事实的认可与判断，是客观的记录和机械的反映；而前者含有认识主体的立场与批评态度，是源于人的精神、心理的活动，是与情感、意志活动直接关联的，即“如果取消了意志与情感，也就不再有价值了”[3]72。他们还认为，“自然研究与历史学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历史研究是个体的、一次性的，而且是包含人的情感、意志活动的。在研究的结果上，前者倾向抽象，后者倾向直观，因而体现了价值性，体现了哲学的认识和实践层面的要求。“我们的全部价值感，根源就在于对象的一次性，无双性”[4]。基于对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分析，他们对历史科学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如李凯尔特提出文化科学概念，认为这更能规定非自然科学的“共同兴趣、问题和方法”[5]5。他提出，价值是附粘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文化不象自然，即它是后天的，是人们有目的地保存和生产出来的，文化对象都是有价值的，如宗教、法权、国家、伦理、语言、科学、文学、艺术和借以活动的经济手段等。
在价值哲学的引导下，西方的价值教育理论由此而兴起。无论是价值哲学理论还是价值教育观念，总体说来都是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对教育价值定位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价值教育观念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历史分析
概括地说，价值教育观念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有三。
其一，是教育价值论在观念与实践上的进一步探索。西方国家的教育观念受到第二次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飞跃发展的影响，将教育的价值定位于通过科学学科的教育，使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因而教育与科技、经济发展的现实功利目标结合，对自然科学学科地位与作用的尊崇成为教育价值观的体现。造成的后果是人文社会科学成为次于自然科学的第二等级的科学，同时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于紧密的结合造成教育的价值定位偏重于宏观社会价值，对个体发展的微观价值问题重视不够，在学科关系上则显示出突出智力、科技、实科教育的倾向。
其次，受宏观的社会教育价值观念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在学科目标与方法上出现自然科学化的倾向。如认为历史等人文科学在学科目标上应像自然科学一样总结普遍规律。实证主义就公开提出“按不变的规律，使之参与共同的进步，从而能始终前后一贯、不偏不倚地对任何协作做出正确的哲学解释”[6]。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出现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移植到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科内部的现象。如斯宾塞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历史研究而成为社会进化论，布克哈特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生理学、医学研究而形成心态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其他如在计量史学、生态史学、科技史学、数理史学的研究中，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尤其明显的是，亨佩尔公式提出后，以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应用模型来解答有争议的问题”为标志，历史研究的过程、方法与手段也自然科学化了，即出现模式化、公式化、规律化[7]259的倾向。
其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既经历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也出现了大战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因而在一兴一衰之间西方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进行反思，对过去崇尚科技理性、科层政治制度、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片面做法进行了理智的反思。而这一反思对教育价值是以社会还是以个人为定位本位，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的定位，对历史等人文学科内部结构、专业的定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巴勒克拉夫因而认为，二战以后也如世纪之初鲁宾逊提出的“新史学”的口号一样，史学再次出现了新的“路标转换”[8]147。
三、价值教育理论与素质教育理论的异同
首先必须承认，价值教育理论与素质教育理论在内涵与推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具有重大差异。其一，中国的素质教育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发的深化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期和国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期提出的，教育的价值定位是与社会和现实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在一种历史的乐观主义的前提下出现的。其二，从素质教育理论提出的具体原因看，主要是针对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的。其三，强调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目的。在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同时，尤为注重的是以学生的智力发展中的创新和自主学习能力为主[9]2～25。在素质教育的实践中，侧重于对反映教学中的伦理关系的具体的教法、学法进行改革与探索。但是“教育改革缺乏深刻理论指导和人文环境，素质教育实践流于形式，课程改革成为唯一的途径与形式，而课程的内涵与意义又没有正确显示，盲目追求与现实、与国际接轨等等，使教育宏观价值定位产生偏离[10]。
反观西方的价值教育理论，首先在推行的背景上，它反映的是二战前后到冷战时期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文明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对工业化、对市场经济、对科层政治制度、对科学实证主义等所起的社会消极作用所进行的反思。“是与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有着密切联系的。……从根本上上看，也就是为了克服唯科学主义倾向带来的弊端而采取的教育措施”。它与素质教育侧重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定位不同，价值教育理论侧重于微观个体的价值定位[1]。其次，与素质教育理论形成的更为实际、现实的针对应试教育问题这一直接原因不同，价值教育则是从哲学的高度、从学科与人类知识结构的高度思索教育的功能、价值，思考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地位与价值对社会与人的协调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这一思考的层次与深度是素质教育研究所不能比拟的。三是价值教育理论不仅涉及教法与学法的改革，还影响到对人文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学科专业结构的重新定位，对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不同作用给予了多方面的探索。
尽管二者之间存有差异，但素质教育理论与价值教育理论也有相同之处。首先是都含有在教育内容上否定唯科学和以规律性研究为中心的倾向，突出人文学科人学的特征，注重对学生情绪、心理、意志、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与训练。其次，都含有反知识化学习过程的倾向，提出入文学科应该加强对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培养，在历史学科中体现为反对机械的公式化、记忆化、教条化的学习。其三，一定程度上都提出了要改革历史等人文学科的教学方法，通过科学的、现代化的、民主的、充满人性化的教学技术和教学环节来实现对人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的目标；同时提出改革历史等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结构，如增加反映社会生活、心态、文化、人类史等的内容，也深刻地反映出历史等人文学科在科研领域的日趋交叉和人学色彩日益突出的倾向。它们与20世纪和21世纪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积极适应，都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方针的构成要素，都突出了人的和谐发展问题。
之所以分析价值教育理论与素质教育理论在内涵、推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的异同，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对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化从理论上、实践上能找到一条既有世界性同时又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教育改革发展路径，对深化历史等人文学科领域的教改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坤庆．论价值、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2]瞿葆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3]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名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孔德．论实证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8]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关键词】人文学科 大学教育 价值功能
一、现代大学教育中应强化人文精神
“以人为本”是当代社会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当然也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人是大学课程实践的主体，‘人的尺度’是根本的，‘物的尺度’必须服从‘人的尺度’。大学课程实践目标要以培养完整的人为价值取向，因为人类实践的最终目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充分发展。”[1]“以人为本”的目标应贯穿于现代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因此，现代大学教育中需强化人文精神。高等教育中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就要对人文价值给予高度的重视，因为“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而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和敞亮……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2]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落实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施上。大学教育有两大任务，一是教学，二是研究，这两者最终的目的是关注大学生的成长，促进大学生从智能到人格的健全发展，因此，在高等教育中，要始终做到以人为教学实践的主体，教学过程要始终以人为中心运作。大学教育的中心在于“立人”，这应该是大学教育中普遍遵循的教育理念，强化人文精神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旋律。
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人又是一定社会中的人，良好发展的人和良好的社会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人的发展和完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和保障。在大学教育中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强化人文精神，就是要使大学生在科学知识、文化素养、思想品质、操作技能以及创新能力等各方面，得到完善的和全面的发展。近代德国教育家洪堡提出了著名的大学教学理念：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是“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显然，科学性智能素质和人文性精神追求，这二者要在当代大学生的头脑中和谐统一，大学生仅有科学理性的追求是不够的，还要有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境界，大学生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进步也应该是和谐统一的。
在当今社会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学教育之目的，不仅在于科学研究和专门人才的培养，还在于文化传统之保持，以及人格之铸就和人性之完善。”[3]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必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己任，教人求真，教人求善、求美，追求科学与人文的和谐共生，完善知识，完善思想，完善个性，从而造就许许多多有灵魂、有头脑、有专长的现代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民族的脊梁，成为国家的栋梁。教育家潘光旦先生明确指出：“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完全的教育”[4]。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绝不能仅仅着眼于知识的传授，而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的高度，正确认识人文教育的重大意义，大学教育应该从全面塑造人出发，以创新教育为立足点，把知识的传授与人文精神的熏陶结合起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就大批富有创造性、素质全面的高标准人才。
二、高校人文学科肩负着完善大学人文教育的重任
高校人文学科具有双重职能，作为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肩负着使高校学生获得社会科学知识和智能的重任，此外，人文学科还有一项潜在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独特的职能，即从人文精神方面铸造大学生爱美向善和求真的灵魂。人文学科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它能够在善与美方面正确引导自然科学服务于社会。高校人文学科的意义归结于一点，即直接指向人的生命意义，以完善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为教育的目标，从整体上提升大学生的生命状态，使他们的生命价值趋于完善。
高校人文学科在引导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人生价值的选择，以及促使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智能素养不断完善方面，肩负着无可取代的重任。此外，人文精神还可从非智力因素方面激发大学生求知的兴趣和潜能，使他们获得更多对社会有益的科技知识。人文学科对人才培养的贡献，以及人文科学研究的价值性，正如法国著名学者丹纳在论述德国人为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作出巨大贡献时所言：“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究，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5]
当前的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当前的大学教育应强化人文精神，人文学科的改革和完善便可有效地促进大学生在德、智、体、美、情各方面健康成长。人文精神不仅是在美的和善的方面，而且也从真的方面改造及完善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使人们在科学进步的同时，也完善了自身。“大学要实现自己的本真理想，就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技能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融合起来。……正如先生所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6]大学者，社会进步之发动机，大学生者，促使国家和民族兴旺之栋梁人才。大学教育应在教育的各种领域、各个层面、各个阶段，实现智能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和谐统一，使大学生具备造福于社会的技能和人生追求。高校人文学科应根据社会发展现状，积极调整和优化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使得高校的人文学科能够不断优化大学生的精神素质，使其具备健康和优质的知识素养、心理素质、情感意向、价值追求和发展潜力。
三、大学的科学教育应与人文教育谐调发展
传播知识和科学理念，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无疑是大学的重要职责。但知识与科学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只有在人文精神的规范和引导下，知识和科学才可能被赋予善的目的。[7] “科学探索如果脱离了人文精神的制约，就可能沦为唯科学主义的俘虏。唯科学主义将道德理想、终极关怀、文化价值、情感体验和人生意义等人文因素排斥在大学教育的维度之外，从而助长了工具理性和技术功利的倾向。”[8]失去了人文教育，大学教育可能会沦落为唯科学主义和唯技术功利，大学教育便会退化为一种物化活动，结果只能导致科学精神的扭曲。因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应和谐发展，二者相互渗透，优势互补。在大力发展科学教育的同时，应注意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同步发展，要避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失衡状态，在高校的课程体系中，则要注意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协调发展，以及二者的互相促进。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沿袭的“重理轻文”“文理有别”的思想观念，加深了学科之间的隔膜，其危害是，大学生所学知识圄于专业领域，不能够眼界开阔和触类旁通，这便造成了他们狭窄的知识面和保守的思维模式。为了顺应当前社会的科技、学术、文化的快速发展，大学教育必须彻底消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隔膜，以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而且要将二者有机融合。
为了在更深层次和更宏阔的领域加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谐调发展，大学的课程改革应走综合化的道路，这有利于消除大学现行各门学科之间的隔膜状态，使得大学生避免“专门化”的局限，做到“通专结合”，强化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和谐统一的综合素质。所谓课程综合化，一方面，要建设科学的、高水准的课程群，使得各门相关的课程结构为有机整体，这整体应体现出层次性、互补性、综合性；另一方面，同一学科的各类别课程，如，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要也进行优化组合，此外，以学生的求知进取为中心，还应将各种知识因素、技能因素、研究因素、发展因素加以整合，使其转化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造潜能。因此，实现了大学课程结构的优化，便可“有利于消除大学现行各门学科之间的隔膜状态，以便进行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相互渗透、融通与整合，沟通课程之间的知识连带关系，实现课与课之间的交互融汇与递进提高，从而发挥知识的整体功能……”[9]大学教育通过综合化的课程建设，能够有效地培养大学生顺应现代社会的综合素质，并进一步强化其创新思维能力，例如，提高其思维能力、组织能力、交际能力、应变能力、学习能力、适应社会需要的科研能力等等，“课程综合化”促使“人才培养综合化”，如此，课程体系便与社会需求相关联。在当前的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理科与文科课程应进一步相互渗透，做到“贯通文理”，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破专己守残之陋习”，“立融会贯通之学风”。课程综合化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能够谐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它还能够促使大学的课程结构实现现代性转型。
【参考文献】
[1]叶信治.大学课程的“实践观点”[J].南京：江苏高教，2003（1）：33-36.
[2]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2-3.
[3]刘晓虹.大学与人文教育[J].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5）.
[4]潘光旦.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5]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53-154.
[6]高平叔.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1.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区分了美的事物与美本身的是(B)
A.亚里士多德 B.柏拉图 C.歌德 D.席勒
1.2.黑格尔认为美学是研究——的。(B)
A.美和美的规律 B.艺术 C.审美经验 D.审美心理
1.3.维特根斯坦是的代表人物。(A)
A.分析哲学 B.实用主义美学 C.新自然主义美学 D.精神分析学
1.4.中国当代着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美学是以——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C)
A.美感心理 B.美学史 C.美感经验 D.美学原理
1.5.曾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及达o芬奇的《蒙娜丽莎》，从恋母情结的角度进行解释的是(B)
A.杜威 B.弗洛伊德 C.荣格 D.阿恩海姆
1.6.在心理学领域，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观点的是(C)
A.费希纳 B.弗洛伊德 C.荣格 D.布洛
1.7.中国当代着名美学家蒋孔阳主张美学的研究对象是(D)
A.艺术 B.美感 C.审美状态 D.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
1.8.审美活动级、最典型的形式是(D)
A.自然美 B.科技美 C.日常美 D.艺术美
1.9.认为审美对象和艺术品是分开的，审美对象是欣赏者与艺术品相互作用的结果的是(A)
A.英伽登 B.杜夫海纳 C.康德 D.狄拉克
1.10.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美与物理学》中提到的是(B)
A.艺术美 B.科技美 C.生活美 D.自然美
1.11.人类的知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中不包括(D)
A.自然科学 B.社会科学 C.人文学科 D.哲学学科
1.12.美学的性质是(C)
A.一门关于审美现象的学科 B.一门关于审美现象的人文学科 C.一门关于审美现象的综合型的人文学科 D.一门关于审美现象的社会科学
1.13.美学研究的真正对象是(C)
A.美 B.自然 C.审美活动 D.人类社会
1.14.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是(A)
A.哲学方法 B.社会学方法 C.心理学方法 D.现象学方法
1.15.于1750年创立了美学的是(B)
A.黑格尔 B.鲍姆加登 C.莱辛 D.康德
1.16.美学演变的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A)
A.审美意识 B.美学思想 C.美学学科 D.美学原理
1.17.悲剧意识属于(C)
A.初级审美意识 B.中级审美意识 C.高级审美意识 D.以上都不是
1.18.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美是(D)
A.意识 B.竖琴 C.事物 D.理念
1.19.蒋孔阳认为，美学从哲学与文艺理论中独立出来是在(A)
A.文艺复兴之后 B.中世纪时 C.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 D.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人文学实力独步天下，社会科学的实力虽不及人文那般不可撼动，但无疑也是全国最强的。全国每年30多名文科状元几乎全部流入北大。
中国人民大学
老牌的文科强校，是建国后中央重点建设的文科大学，社会科学实力仅次于北京大学，尤其以经济学、新闻与传播学见长。
北大和人大都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带，又都被看成是“文科院校”（关于人们对北大的误解，在上期“理科版”中已经解释过了），可是它们彼此“性格”却明显不同，一个浪漫主义，一个现实主义。
就从校训说起。校训往往反映一个学校的文化背景和创建历程，体现其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人大的校训是“实事求是”，这句话出自《汉书》，因为的引申而成为流行成语。人大把“实事求是”作为校训，体现了一种办学的理想。北大则很奇怪，它没有校训。曾经大饭厅东侧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被误以为这就是北大校训，其实不是；有时北大开会打出大标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其实也不是校训。倒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相对而言更体现了北大的特色。
护理伦理学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理去解决护理学科发展中，特别是护理实践中护理人员与他人、护理人员之间、护理人员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护理道德意识、规范和行为的科学。随着医学模式和护理模式的转变，护士在临床工作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如何提高护理专业学生分析和解决护理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能力，为以后的临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一直是我校师生共同探讨的问题。我校将护理伦理学课程设置为必修课，总课时16学时，期中理论14学时，实践2学时，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考试时间由学校统一安排，教学任务由人文学科类教师完成。调查发现，学生在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不足，因此对师资队伍进行了尝试性的改革，取得了较好效果。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在我校护理系3年制护理2009级随机抽取3个班级267人作为实验组，另3个班级276人作为对照组。
1．2方法
1．2．1教学方法实验组由人文学科类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共同完成授课任务。对照组按照常规由人文学科类教师来完成授课内容。
1．2．2评价方式采用客观评价法，评价指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两组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第二部分为课程结束后对两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1．2．3统计学方法两组期末考试成绩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录入和分析，统计方法为成组设计两样本均数的t检验。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简单定量分析。
2结果
2．1两组期末考试成绩比较实验组为81．20分±5．82分，对照组为79．38分±6．25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389，P＜0．05）。
2．2教学评价课程结束后对实验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96．6％的学生对该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95．5％的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86．1％的学生能把一般伦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护理实践中，去分析和解决护理伦理问题。90．3％的学生认为护理伦理学课程应该由人文学科类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共同授课，这样既能把护理伦理学的理论知识讲透，还能把临床相关的伦理问题结合起来，融入到专业教育中去。
3讨论
3．1护理伦理学学科定位护理伦理学作为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起初人们更多地认为它是伦理学的分支学科，随着该学科的发展，伦理学逐渐发展成为医学基础学科。教学目的除了提升护生职业道德和素质外，更重要的是应用护理伦理学理论解决医疗实践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因此，在教学中不能进行抽象空洞的理论说教，而要以临床为背景分层次分阶段开展教学。
3．2护理伦理学师资队伍现状经调查，担任护理伦理学课程的教师，人文学科的教师占51．4％，专业课的教师占28．6％［1］。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它定位为一门思想品德课，而不是专业基础课，习惯从道德层面上剖析这门课程，而忽略了护理本身蕴含的伦理关系。所以大部分高校护理伦理学的师资队伍都是由人文学科类的教师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