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7 17:19:4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启蒙文学的特征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现代大众传媒对现代文学的强势介入要通过大众传媒的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来。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国民的启蒙性上，无论是新文学的文化启蒙还是市民文学的道德启蒙，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社会批评和国民教育的价值观念。文学创作是启蒙国民的启蒙书，作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文学的文学观念与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是一致的。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思维是眼前的现实社会，这与大众传媒记载实施、传播信息的核心一脉相承，这也就决定了大众传媒的写实性、新闻性的问题特色。作家们的思维可能完全是将文学创作看作是大众传媒，其创作思维都带有明显的借鉴大众传媒的痕迹。中国现代文学以其平民性为重要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平民生活的描写和白话文体的运用。平民性为大众传媒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2、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传播形式的影响。
文学创作早已形成产业，既然如此，就必然与作家产生契约关系。于是，专门以创作文学为生的职业作家应运而生。职业作家的出现对无疑对文学创作传播方式构成了深远影响，现代传媒代表着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它给作家们相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传媒手段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尽情表达态度。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能够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和做人的标准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评，没有相对独立的现代大众传媒根本不可能。现代职业作家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就必然让创作适应于市场的需求，其中所产生的强烈的创作动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市场的逼迫下，作家们为了能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拼命提高个人写作的质量，以求让自己的文学作品占据更大的同行市场，市场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另外，职业作家作为自由写作者，有着较为独立的思想个性和文学表达方式，但又离不开大众媒体的存在，大众媒体所形成的风格又反过来制约着它周围作家们的思想观念。大众传媒有如此重要之地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对其重视程度也是相当的，没有它，作品就无法传播，何以谈起创造经济效益。
3、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表现形态的影响。
大众传媒给现代文学增添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新闻化了的文学变体。如通讯报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是典型的社会新闻的文学化文体。除此之外，书评、影评等也成了现代文学散文门类新的品种。这些新文体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一起诞生，一些作家以其优秀的作品为这些新文体增添了更多的文学因素，当作家们要借助大众媒体表现自己的文学作品时，就必然要对大众传媒的一些形式进行文学化的变革。
就审美特质而言，自然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重大，它不但使得本民族文学最重要的道家自然精神资源延续了下来，而且使得特别富有文学性的酒神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重放异彩，即使是女性自然精神和后自然精神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花园。
一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现代性的起源无疑是18世纪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西欧。在笔者看来，现代性方案的根本理念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在线性时间观上建立起了一种持续进步的世界观念。马泰·卡林内斯库曾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本文由收集整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的确，在人类历史初期的那种混沌式的时间观或者像古希腊那种循环的时间观中，现代性的概念都无法生成；而且，尤其得强调的是这种线性时间还被赋予了不断进步的确定方向与价值意味；第二，人的主体性观念的确立。有论者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按照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分析，“主体性”主要有四个含义，即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的自主和唯心哲学本身，而说到底就是对理性的充分强调；第三，世俗化方向的确定。这种世俗化自然是发生在超世秩序沦丧，以及现世秩序无限制的泛滥之中，现代社会的整体导向就是功利算计与本能欲望的盛行。
这种现代性方案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盛行了两百多年，造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成绩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其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现代性危机在现代性自身的分化中表现得很清楚，卡林内斯库曾指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两种现代性就开始冲突了，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它相信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等；而另一种现代性，却从浪漫派的开端就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至自我流放等。当然，现代性更根本的危机恐怕还是它的意义危机，它通过对进步、人的理性以及世俗化的强调勾销了超越性的意义，从而为自身的虚无主义奠定了牢靠的基础。这也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严正地思索现代性本身的界限问题。
二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就是在这种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
首先，针对现代性对时间之维的无限制的强调，自然精神却强调了空间之维。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指出，现代性这个概念只有在线性的不断进步地时间观上才有可能，其实，现代性在论证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都是无限制地从未来时间中征得精神资源。利奥塔就曾指出：“在传统文化中如宗教人类学所表明的，知识是根据起源、根据事物生成的最初时刻而被加以合法化的。与神话不同，作为现代性特征的元叙事根据未来而不是过去来对知识加以合法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对时间的强调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支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例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新时期初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以及十七年文学等，其内在的叙事与抒情模式都是在光明与黑暗、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展开的，时间上的未来是与光明、趋新、现代等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则常常是黑暗、陈旧、传统的代名词。在这种现代性叙事中，世界展示出来的是在线性时间上的单质的、单维的、趋新的世界。这体现出来的无疑是现代中国人高度的现代性焦虑，是对时间的崇拜意识。在这种现代性焦虑中，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空间加以时间化。例如，五四时期受鲁迅影响的以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在《菊英的出嫁》、《鼻涕阿二》、《水葬》等作品中，空间意识是没有自足价值的，这些空间所承载着的人与事全都得在时间维度上表明自己早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是与过去的陈腐、落后相连的，是完全应该舍弃的。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作品之外展开了空间这一维度。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周作人，他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中就曾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应该注意地方性、地方色彩等问题。此后，自然精神所支配的作家中，地域色彩几乎成了他们首要的标志。例如，废名之于湖北黄梅，沈从文之于湖南湘西，汪曾祺之于江苏高邮，莫言、张炜之于山东胶东半岛，张承志之于西北黄土高原等，这种地域色彩的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审美风貌问题，而是关涉到现代性语境中对空间的重视问题。例如，在废名的小说中，时间意识是极其淡化的，人物生活环境常常是古今莫辨，其间呈现出的时间往往是停滞的、亘古如一的、循环的、非进化的、非价值的。沈从文《边城》这样的作品中，同样强调的是空间、地域，而时间则是模糊不清的。至于张炜的《九月寓言》就更是如此，那个海边小村作为一个空间存在十分清晰，可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却茫昧不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小说虽有明确的时间背景，但是作者通过倒叙、插叙等不同的叙述方式完全瓦解了线性进步的时间意识，呈现出的还是被酒神式的生命美景充满了的空间场景。张承志笔下那些黄土高原上回教徒的生命图景更是彻底瓦解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此外如母神崇拜对广阔大地的强调、后女性自然精神对女性感性心理空间地强调、后自然精神对个体的肉身空间地强调，无不是在现代性的时间崇拜之外展示出了空间的重要性。
其次，在现代性语境中，就人的存在而言，自然精神特别地强调了人的感性存在乃至非理性存在之维，强调了人的肉体存在，人的自然性。就现代性而言，无论是对客观的外在自然的统治还是对内在自然的压抑，都是通过高度的理性化达成的，理性化成了现代性的又一根本标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标举的都是理性化旗帜，在它对人的现代塑造与想象中，理性之维乃是至关重要的。对人的理性存在之维地强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最明显特征之一。这种理性化倾向也使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所支配的文学以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在审美风貌、价值意向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同质化倾向，因为理性在设定价值时无疑是倾向于抽象的、同质的。
此外，现代性的总体倾向是世俗化，而世俗化说到底就是功利原则至上，在现代性的各个层面上。例如，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的征服利用，社会制度的科层化与合理化，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与利润最大原则等，无不是被功利原则主宰着的。在现代性方案里的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之中，功利原则也是一个核心原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功利原则首先表现在相应的文学观中。例如，启蒙主义文学观很明确地把文学视为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现实工具之一，而历史理性支配的文学观则是强调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等的工具效果。落实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上，无论是启蒙理性还是历史理性最后都把现实功利的获得作为目的，这种现实功利可以包括民族国家的富强、物质财富的丰裕等。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这种世俗化、功利化原则之外张扬起另一种审美精神。道教自然精神不以功利的眼光打量世界，专注于悠然自在的自然感性生命形态。受道家自然精神影响的作家笔下的世界往往是自足自在的世界，它不需要经过理性或者精神的判别。自然精神支撑起的这种审美精神是现代性方案所推崇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真正对抗者。自然精神对审美精神地张扬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批判与补充，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性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时间之维、对人的存在地理性之维的过分强调；对现代世界的世俗化、功利化原则过分推崇等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恶果。而针对这种欠缺，自然精神对现实世界的空间之维、人存在的感性乃至非理性之维、现代世界的审美精神等张扬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关键词:浪漫主义;起源相似;曲折发展;同中求异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8-0015-01
一、起源上的相似性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诞生于与古典主义美学的斗争中,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创作气质表现为反对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压制个性解放和绝对的创作自由。浪漫主义文学的鼎盛时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革命和战争频繁,社会的不平等,使人们感到法国大革命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远不如启蒙思想家描绘的那样美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
反观中国,浪漫主义在中国历来就有。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五四”达到。20年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广泛涌入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要求给浪漫主义提供了自由生长的温床。像法国革命一样,摧毁了一个庞大的封建王朝,从而使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秩序最终解体。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一些西方浪漫主义者不无相似,都置身于传统秩序解体和资本主义来临的时代。
二、曲折发展中的同中有异、异中趋同
尽管中西浪漫主义的发生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形使得中西浪漫主义在主题创作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第一阶段,以郭沫若《女神》与郁达夫《沉沦》为代表,树立起了浪漫主义在中国运演的两种不同的范式,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具有相似性又有相当大的悬殊,相似性体现在呈现出抒发内心的主观理想,创造神奇的艺术境界;悬殊体现在文艺表现上,则是极端的张扬自我,而放逐了一切形式规范,蔑视任何艺术技巧。
1925年的“五卅”使浪漫主义思潮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分化趋向:最主流的是寻找联盟,与革命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另一类则主动退守边缘,如沈从文、废名。这是浪漫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重在自然的抒写、心灵的解放,艺术的纯美方面达到了共鸣。
三、西方浪漫主义创作的精致与中国浪漫主义学习借鉴的浅薄
浪漫主义文学以强调文学的目的在于表现理想和希望,以强调自然来突出文学应偏重于抒发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以强调想象来突出文学的隐喻性、表现性和夸张、奇特的艺术表现方式。
首先从抒情特征来看,西方浪漫主义所强调的不是一般的抒情而是个人主义的抒情,而中国新文学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注重感情的主观性、直接性,注重个人色彩。
其次,五四时期作家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对想象内涵的理解有很大差距;西方浪漫主义作家所说的“想象”具有普遍的形而上学的价值,它带有某种神秘性和超然性。西方浪漫派的大部分作品中,那些超越形式的繁复的想象与作家对情感张力与内敛的把握相融合,往往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从而使西方浪漫主义的创作更贴近纯艺术的层面。而在大多数“五四”作家手里“想象”只作为谋篇布局的组合能力或创造艺术世界的一种方式,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处在不同的哲学与心理层面上。
四、地位及影响相差悬殊
中国浪漫主义的范围仅限于文学,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几乎波及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包括音乐、绘画建筑等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而且中国不像西方浪漫派那样拥有一批经典之作。中西浪漫主义思潮的成就相差悬殊的原因,首先是中西浪漫主义者由于文化背景和所处时代的不同,对创作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19世纪欧洲文艺界的现实是对各种文学流派与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容忍,以及极大的兴趣和积极的提倡。
其次,中国的新文学带有更多的功利性和无法摆脱的责任感,因而无法使文学从自身存在的角度发展壮大。所以中国的浪漫主义最终被整合与放逐,退守边缘。
综上所述,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典型形态,它不像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前叶的浪漫主义发育的那样完全,几乎呈现出浪漫主义全部鲜明的特征,它缺少热情的夸张,偶然性的情等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我们民族的气质以及所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新文学的浪漫主义与现实生活贴的很近。也使得中国的浪漫主义具有与西方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
参考文献:
关键词：出版史；出版文化；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推出了美国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 Sher）的专著《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该书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书籍出版史为中心，生动地展示了出版与启蒙之间的互动关系。
谢尔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115位苏格兰作家在1746年到1800年间出版的360本著作，包括作者的身份、第一版的出版商、版式、卷数、价格、畅销程度、再版情况、作者得到报酬的数目和方式等。通过查阅大量珍稀版本的图书和未经出版的手稿，谢尔详尽地勾勒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出版与传播的文化迷宫，并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有趣的私人信件展示了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和都柏林费城的重印如何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并对欧洲和美洲都产生深远影响。
阅读这部独特的出版史，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探讨出版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聚焦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
“在欧洲启蒙运动这场气势恢宏的交响演奏中，苏格兰以其独特的音色受到世人瞩目”。①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地域特征，苏格兰启蒙学者在分享科学、宽容、民主、进步等普遍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其科学和文学书籍的生产也充满了民族文化的意义。
长期以来，苏格兰一直是一个地理上位于欧洲边缘、经济落后的弱小国家。《1707联合法案》打开了苏格兰的经济困局，却使之丧失了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来说，联盟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他们在坚持自己苏格兰身份的同时，对英格兰人的轻慢格外敏感。“面对民族的一系列损失和劣势，还有与英格兰的政治、社会、文化联盟的可能性，休谟圈子中的苏格兰文人进行了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尝试，通过在智力上取得成就，来给他们自己和苏格兰民族带来名声和声誉。”②而书籍正是实现这个梦想的翅膀。
首先，苏格兰文人集团利用出版物强化个人合作和社会凝聚性。亚历山大・布罗迪和谢尔都注意到，虽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分散在各个领域，不同学派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其整体性和高度的社会性是不可忽视的特征。高水平的学术社团和密切的出版联系是重要的凝聚因素。生活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阿伯丁的启蒙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紧密的学术圈子里，“由于苏格兰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常常为彼此的出版计划提供帮助，有时是进行直接的合作。”③作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编辑、修订和重印彼此的作品。约瑟夫・布莱克将亚当・斯密的论文编辑成《哲学论文集》，休・布莱尔出版约翰・洛根的遗作《传道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文人们经常利用出版媒介互相赞扬，并尽可能大声地宣传苏格兰作为文学和学术中心的新地位。例如托马斯・里德在《人类理智能力研究》献词中为18世纪的苏格兰描绘了这样一幅理想化的图景， “在那里文人群体成员以平静而愉快的态度讨论问题，使用互谅互让的哲学话语来澄清和改进他们的原理并且互相尊重。”④共同的理想和事业遮盖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竞争和分歧进一步刺激而非抑制启蒙出版文化的发展。他们彼此团结和相互支持，为爱丁堡赢得“大不列颠雅典”的美誉。
第三，将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指出：作者是话语实践复杂运作的产物，作者形象及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因文化传统和话语形构的改变而改变。现代版权制度和现代文学批评以一种复杂的运作方式构建了作者形象。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成熟时期的出版文化是如何塑造作者身份和形象的呢？
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作家的署名情况。他发现，这一时期的书籍扉页上经常用学位、头衔和职位来标识作者，通过这种身份证明来提高作者的权威并强化其苏格兰民族身份。如亚当・斯密在世时出版了多个版本的《道德情操论》，第一版（1759）和第二版（1761）中，斯密名字的后缀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国富论》的第四版（1784）扉页上补充了“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国王陛下的一位苏格兰海关专员”这两个身份。
“这种署名方式让作者与自己祖国的机构发生联系，说明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者认识到自己来自苏格兰的重要性，以及转而反映了他们的苏格兰身份会被读者认识的程度。读者对作品的评价不仅影响了他们对作者的认识，而且影响了对该作者所属的机构和国家的看法。”⑤通过把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苏格兰启蒙书籍把苏格兰文人看作一个集体的存在，从而赋予其民族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政治上失去独立地位的苏格兰，要在文化上与英格兰一争高下，出版正是文化较量的武器。
二、重新定义出版人的文化角色
出版人是唯利是图的生意人，还是文化事业的推动者？文化追求与市场意识可否融于一身？美国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考察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印刷及传播的生意链后写道：“启蒙运动……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⑥他生动地描绘了以夏尔・约瑟夫・庞库克为代表的出版商如何在利润的驱动下将启蒙思想带出哲人的书房而深入到社会的缝隙并最终推动了一场运动。虽然他们随意删改原作的内容，贿赂欺诈，却在无意间成为推动启蒙运动的活跃分子。
谢尔称赞达恩顿对《百科全书》书籍史的论述开辟了书籍史研究的先河，成为探讨启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顺着相似的思路，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发展历程及其与启蒙运动的互动关系。他们的研究提醒我们，启蒙运动绝不仅仅是思想家书斋之中的独白。在思想物化成书籍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出版和图书贸易渗入到历史的肌理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
与达恩顿笔下的庞库克不同的是，谢尔发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出版商有着独特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自觉。在爱国热情和民族志向的推动下，苏格兰启蒙出版事业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具有了内在的文化属性。苏格兰启蒙时期的出版人文化角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人构成严肃写作背后的力量。读过英国文学史的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那篇柔中有刚的《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在约翰逊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伯爵从未提供过“任何帮助的行动、任何鼓励的言语或者表示赞同的姿态。”当《英语词典》编撰完成即将成为经典时，他抢先发表文章暗示自己是赞助人，被约翰逊一口回绝。
约翰逊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包斯维尔（James Boswell）发现，苏格兰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是与约翰逊签订“文学劳动合同”的最主要的人。约翰逊认为“书商是文学的赞助人，他们确实通过那部字典最终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这项耗费巨大的工程能够冒险开始并且终于坚持完成，这要归功于书商，他们也不能确定出版这部字典一定不会亏本”。⑦约翰逊的例子说明贵族模式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或现代的商业模式。出版者构成了严肃写作背后的推动力量，他们敢于承担风险，发起大规模的出版计划。大卫・休谟的《英格兰史》就是汉密尔顿出版公司在1754年冒险尝试的一个宏大的苏格兰民族出版项目。汉密尔顿自己都称之为一个非常大胆的，甚至是鲁莽的计划。为了保证在伦敦的销路，汉密尔顿特意在伦敦开设一家临时店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市场前景同样不被看好。然而，这两部著作都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出版人作为文学赞助人还承担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角色，他们判断和甄别优秀的作品，对读者起到引导作用；而对市场和公众反响的判断上，他们又先于作者，给作者经济上的支持。
第二，出版人为作者和文人提供个人服务和社交支持。以18世纪后半叶爱丁堡最著名书商威廉・克里奇为例，他的书店是著名的文人聚会场所，苏格兰文人定期在那里聚会和互相结交。克里奇擅长吸引苏格兰文人群体的成员，培养他们成长为作者。过去由贵族赞助人向作者提供社会支撑体系，现在由富裕的出版商承担。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克里奇视科学为启蒙的推动力量，积极地出版他觉得有价值的科学作品，如布丰的《自然史》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范本《苏格兰统计报告》。出于对启蒙理念的认同和促进苏格兰民族进步的理想，克里奇甘愿冒财政风险出版促进启蒙运动的作品。
谢尔认为，虽然出版人提供的慷慨版税提升了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但并未取代贵族的赞助和支持。“那个时代的特征是赞助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⑧被称为“苏格兰启蒙之父”的阿盖尔公爵三世本身就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改良家和植物学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认可的知识分子提供学校的职位或政府的公职和退休金，使其拥有稳定的写作环境，不完全靠出版行业的资助。经济上的独立使作者不必完全屈从市场要求，出版时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这个特点使得“稳定性”和“学术性”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基调，也使苏格兰启蒙作品常带有专业和教导的色彩。
三、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
一般来讲，思想史学者主要关注思想的承袭和流变。提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哈奇森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里德的《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等深刻影响今天经济和伦理生活的经典著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少学者探讨过1760年至1840年苏格兰哲学在德国和法国的接受，并与大陆启蒙运动思想相互融合的过程。⑨学术界也涌现大批文献探讨美国建国先贤的苏格兰思想渊源。然而，哲人的沉思是如何走出书斋推动历史的呢？
谢尔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通过苏格兰启蒙书籍的出版模式和重印情况来探讨作者与书商的活动如何使启蒙思想广为传播，并使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出版史不仅仅是文献学和版本学，当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就能理解印刷品中的文字作为历史中的一种能量所具有的效能。”⑩透过谢尔对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形成和瓦解过程的考察，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18世纪后半期在苏格兰这个小地方产生了大智慧，又为何在19世纪走向衰落；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又是怎样为苏格兰启蒙思想插上翅膀，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并对美国制宪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没有出版业的变革，我们所知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k谢尔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中期经历了一个“腾飞”，与打造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五位出版商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是早年移居伦敦的苏格兰书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还有对苏格兰民族感情强烈认同的爱丁堡出版商汉密尔顿、巴尔福和金凯德。他们全部出生在苏格兰，青少年时期就相互认识，米勒、金凯德、斯特拉恩都曾是苏格兰著名书商麦克尤恩的学徒。他们在那个时期建立的友谊减弱了个体和区域竞争，并为后来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谢尔称米勒和斯特拉恩为爱国出版商，他们在伦敦获得财富和名望后，积极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为其优秀作品支付慷慨的稿酬并打开伦敦市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苏格兰人受到他的鼓舞而成为作者，也不知道有多少原稿由于他的参与而成为流行和盈利的巨著，如果没有米勒，它们可能默默无闻或者作为地方出版物被埋没。”l18世纪中期开始，米勒在出版苏格兰作者重要作品时，开始与苏格兰的出版同行合作并逐渐演变成一种重要的出版模式，如亚当・斯密的经典作品《道德情操论》就是由金凯德在爱丁堡、米勒在伦敦出版的。出版同盟有利于分散成本、拓宽销路、提升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他们合作的基础是共通的理念、共有的利益和私人之间的情谊。然而，他们的晚辈合伙人之间却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友谊和信任，在书籍出版样式、时机、利润分配等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执和冲突，彼此的信任和合作纽带逐步瓦解，苏格兰启蒙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谢尔进一步分析了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对苏格兰启蒙思想传播的推动作用。当时的爱尔兰没有版权法律，那里的书商能够不受限制地重印英国作品。每当伦敦和爱丁堡推出畅销新书，都柏林迅速以更小的尺寸、更低的价格进行大量的重印，再销往英格兰、欧洲大陆和美国。谢尔认为，他们虽是文化的盗用者，却在传播启蒙作品方面成为连接大西洋两岸的纽带。18世纪末，许多苏格兰和爱尔兰书商移民到美国，开始在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复制爱尔兰的重印业，苏格兰启蒙作品依然位于中心地位，对美国制宪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如果没有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苏格兰启蒙思想很可能昙花一现，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和新的生命力。
究竟是印刷业影响了历史，还是历史影响了印刷业？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共有特征。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肯定激发了人们求知的欲望，阅读市场的形成使出版和图书贸易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然而，不同的历史境遇赋予各个民族不同的启蒙主题，其图书出版和贸易也带上鲜明的民族烙印。在德法等欧陆国家，启蒙是以理性之光驱散宗教和专制的阴霾，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则是要建立一个文明的秩序社会，实现自由和富裕。而在晚清时代的中国，对西学著作引进与传播的主题是救亡图存。m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个案中，启蒙与出版繁荣是互利共生的关系。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爱国热情与创业精神的驱动下促进启蒙书籍的出版和传播。苏格兰著名出版商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积极认同启蒙理念，深信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对开启民智、建立自由富强社会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出版动机常常超出利润的范畴，使得经典的科学和哲学作品得以出版。同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传播知识、启迪民智，促进民族进步的使命感下源源不断地向出版商输送高质量的智力成果，为出版业提供丰厚的利润和持久的动力。这一点在与爱尔兰图书贸易进行对比后显得更加突出。爱尔兰由于没有著名的本地作家，其出版业只能以重印英格兰和苏格兰作者的作品为主。当英国的版权法律在1801年扩展到爱尔兰后，爱尔兰重印业无以为继。
总之，谢尔用详实的数据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出版文化与思想运动的关系，生动地呈现了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从思想到书籍的过程，为我们认识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借鉴。
（炎萍，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系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后现代语境下西方文学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ZD-086）的成果。
注释：
ai亚历山大・布罗迪编. 苏格兰启蒙运动[C]. 贾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149，298.
bcdeghkl理查德B. 谢尔. 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M]. 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47，138，147，164，210，218，662，307.
f 罗伯特・达恩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M]. 北京：三联书店， 2006：3.
关键词：艺术；启蒙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2-0244-01
艺术具有形象性，情感性，思想性，而其思想性寓于形象和情感之中，所以形象性和情感性是艺术的主要特征。艺术的这一特征，与其他社会科学.和哲学截然不同，与自然科学更是判若云泥。因为艺术具有形象性和情感性的独有特征，因而艺术教育，直接指向人的情感和心灵，指向人生和生命，对应人的审美心理。对人的人格、气质、情操、思想，像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样，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内在的深刻影响。这种对人的灵魂与生命的深刻影响。是通过艺术作品的形象性和情感性而产生的如下作用而达到的：一是审美作用，使欣赏者对艺术形象和整个艺术作品产生审美美感，审美趣味，审美判断和审美理想等等。二是认识作用，使欣赏者对艺术作品的历史时代、民族风采、地域风情、生活面貌、自然风貌等有所认识。三是教育作用，也就是使欣赏者从艺术作品的艺术形象和情感中感悟人生的哲理和生活的真谛。四是娱乐作用，使欣赏者从艺术作品中产生审美和美感，从而身心得到愉悦和消遣，放松与休息在艺术的以上作用或功能中，审美作用是最根本的，最主要的，于是，谈到艺术，必须上升到美学，上升到审美。审美的方式是人类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美包括生活美，自然美和艺术美，其中艺术美是美的高级形态，也是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更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生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美。美的本质在于，美是人们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及其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能动性的创造。从美的本质中可以明白，艺术是人类创造性的激情与智慧的结晶，正如郭沫若所说：“艺术乃发明的事业”。艺术作品是创造的产物。因此，学习、欣赏和创作艺术作品，不仅会得到美的熏陶与感染，而且会激发人的创造欲望、创造激情、创造智慧、创造性思维，焕发人的创造力，并通过这创造力使人生和生命充满活力。
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形象性和情感性。形象性和情感性使艺术具备了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而具备以上特征与功能的艺术，是美的高级形态。总之，艺术在本质上是真善美的，是创造性的，在功能上，则是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使人发挥创造性，富有生命力。
《呐喊》小说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写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恐怖的封建压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的是吃人的本质。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
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这样的呐喊。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疯子！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
《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评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因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的弱点。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表现出某种自发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的失效中随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这种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鲁迅的作品里，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他的言语犀利，像尖刀一样直刺敌人的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说集的呐喊，唤醒麻木的灵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吧！都来反抗吧！
呐喊读书笔记800字（二）
也不能说：鲁迅是伟大的，然而谈者太众，以至失了新鲜感；又不能说：我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说些不一样的。所以，确乎是个困难的话题。然而，一本《呐喊》，薄而沉重，中国的学生们，无论如何算是读了大半的，年来岁去，谁人读起开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嘘自叹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了歇了，坐椅子上一声叹息，连吐落的第一口气里都有着疲惫的痕迹，于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有时候惟有鲁迅。一个民族文化的着落点，有失便就有重构，倘若说旧文化隳于五四，则新文化的构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说是从《呐喊》而起，这之间，有着总体与个人差异的说法，所公认的，是鲁迅作为旗手，举的标志物明白而辉煌。
在自序中，鲁迅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作者最初的困惑和最审慎的态度，得来的回答不够令人满意，却现实功利且无可奈何。
一个问题浮现：究竟是谁人的呐喊声？——关于呐喊者，关于呐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鲁迅的身份定位：知识分子否？还是作家？抑或学界同声呼唤的启蒙者？最切实际、最大的可能是三者兼具。我们意愿读懂《呐喊》，向往理解作者，因而这是困境，也是。
竹内好眼中的鲁迅，是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和近似于儿童的、相信纯粹的文学的鲁迅这种二律背反同时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鲁迅形象注定无法单一的历史文化定位。
郜元宝有言，"在现代中国，纯粹观念形态的思想很难生根，能在现代中国生根的思想必须像鲁迅的文学那样，带有个体生命的气息，就是说，必须具有文学的形态。文学之外无思想"——能不能这样说呢？正是由于鲁迅身上既承传了古士大夫们的之骨，又显露出新的社会阶层敏锐的洞察和感悟力，且兼具之前所未有的时代启蒙者的特殊方法论意义，其难得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建国前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归类于资产阶级，然而作家不是，甚而有众多作家誓言与知识分子的固有身份定位决裂，如沈从文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会发现，一旦历史政治形势与时代命运非正常的密切起来，此一现象便绝不单一。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似乎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作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剥离，纵然作为时代丰富性的标志之一，但却造就了同时代文学最大的暗伤：斗争无所不在，且都局限于当下和表层，无法深化作品主题，亦不能超脱自身于时代之外。
据不完全统计，以现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高中语文教材为例，其中所收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从广义的文学概念来看，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篇目或许称为“现代文”更适合）共计130余篇。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两个取向来看，中学语文教材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汰体现出以下几个问题。从作品文体类别的角度来看，中学语文教材所选择的作品多为散文类和诗歌类。其中，散文类作品共占总数的80%以上，小说和诗歌类作品各约占总数的10%，戏剧类作品不足1%。其中所选的现代小说除了鲁迅《社戏》、《故乡》以及沈从文《边城》等经典作品之外，寥寥无几。这种文体比重倾斜的状况或与教材的容量和小说及戏剧文体的长度有关。从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分布来看，在这些篇目中，多数为生活类、人情类、家庭伦理类、思想品德类以及科普知识类的题材，而政治思想教育、革命史教育之类的题材所占比重和以往教材相比在逐渐减少。
诸如朱自清《背影》、张晓风《敬畏生命》、周立明《动物游戏之谜》、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钱钟书《谈中国诗》等篇目都体现出这一题材和主题取向。另外，经过本文粗略的考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随着年级的晋升，现代文所占比重稍有下降减少，而文言文所占比重则稍有上升。在现代文中，所选作品更倾向于经典作品。以高中语文第三、四、五册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像鲁迅《拿来主义》、《雷雨》、巴金《小狗包弟》等作品都体现出某种潜在的意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学语文教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和分布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教育思路。通过对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现代文的文体类别、题材分布及数量的变化的考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学语文教育一些潜在的导向、思想和意识驱动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中学语文教材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这些质性（qualities）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教育导向的改变。当今中学语文教育逐渐转向以人文教育和人格教育为主导的方向，正逐渐淡化以往中学语文鲜明而浓厚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知识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生活教育成为中学语文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从现代文学篇目的选择可以看出来。尽管其中还是选择了为数不少的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政治内容的作品，如《人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作品，但这些作品主要并不是用来表现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的，而是更多地用来体现特殊文体的基本特征。
（2）中学语文教材在选择篇目的时候更注重其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3）对现代文的选择更趋多元化，已不仅仅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而是根据中学教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选择。从以上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随着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知识的进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现当代文学这一范围来看，可以看到本学科学术研究对中学文学教育的投射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缓慢的，而且是不明显的。
2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现状和问题
应该说，中学语文教材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更新的启发。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就体现在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人文启蒙思想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也就逐渐走上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道路。所谓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在人文启蒙、审美现代性上。这一点和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在中学语文教育界，也逐渐受到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语文教材的修订也体现出这一点。尤其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更体现出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往那些具有鲜明政治教化和思想教育的文本开始淡出中学语文教材，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体现和包容人文素养、审美、知识和情趣的作品。但在这一趋势中，我们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与阐释遵循的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映论。
其基本教学思路是：首先是介绍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是作家生平介绍，再是作品的意义分析。这就形成了“时代———作家思想———作品意义”的思维逻辑和阐释模式。这种模式能有效地解释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作品———作家———世界———读者），但又会遮蔽作品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点在传统的中学文学教育中占据着长期而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形成相对稳定范式的条件下，中学文学教育也受到潜在的影响。应该说，这种影响关系更深层地源于80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在这一宏大背景和深远的历史环境下，也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教学模式。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又如何对中学文学教育进一步产生影响呢？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又如何将新的信息反馈于文学研究呢？这是本文要继续追问的问题。
3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与中学文学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作文教学；特征；培养
中图分类号：G6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9—0166—01
写作不仅在学习和工作中都是重要一环，写作能力更体现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和水平。小学阶段是作文教学的启蒙阶段和养成阶段，该阶段作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孩子一生的作文兴趣和素养。然而目前，小学的作文教学状况并不乐观。在多年的观察中发现，一个班上真正能写作文的孩子数量不多，能写出好作文的更是少数。有些孩子提到写作就害怕，没法进行思考，没法下笔；有些孩子其实口头表达并不差，但是一到书面就出问题；有些孩子很聪明，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构思作文；有些孩子想象力很丰富，可是语句贫乏，词不达意。总结起来，孩子突出的问题有三个：表达、建构、创造性。有不少老师针对孩子的作文情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分享了自己成功的经验，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论述。但作文教学至今仍然是一大难点。鉴于此，本文以孩子的语言发展特征、心理发展特征和现实特征为依据，动态地分析小学作文培养的三个阶段，以期对小学作文教学起到参考作用。
一、听说的创造性表达阶段
作文是用一定的字、词、句等材料，通过意群的划分和组织，最后结合在一起的有意义的语言系统。这样的系统包含了口头和书面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看，语言的学习同时也是作文的开始，不同在于出发点，语言的学习目的在于学会发音、学会表情达意；而作文的出发点直接指向表情达意。可以说，语言学习是作文的基础，作文是语言运用的体现。根据儿童语言发展规律，从“呀呀学语”到用完整而独立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思想，大约是从几个月到五六岁左右。这表明，进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从语言能力上已经足够表情达意了。因而，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看图说话，小学二年级增加了阅读量和口语交际，并要求将自己画的画用简单的语言写下来等，事实上正是作文教学的开端，可以说是听说的创造性表达阶段。如：小学一年级上册有图“有趣的游戏”，当中有这样问题：“你做过哪些游戏？你觉得哪些游戏最有趣？”、“互相说说这些游戏怎样有趣”、“对你不熟悉的游戏，可以问问同学是怎样做的”。这些均需要儿童运用已经掌握的表达，进行交流和描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可以看作是初步意义上的作文。然而，儿童具有表情达意的语言能力并不表明儿童就能够很好进行交流和描述。六七岁儿童掌握的书面语体表达并不多，在表达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儿童语言发展的水平也不尽相同。同时，这一阶段孩子的心理特征也会很大的影响到他们的表达。根据心理学的观点，儿童从四五岁开始一直到七岁，称为“儿童独立期”，这一时期的儿童一方面想要表现自我，独立完成一些事情，一方面又需要得到鼓励、赞许和帮助。此外，有些孩子显得很成熟、开朗、独立，而有些孩子还很胆小、害羞、不敢说话。这对于他们的表达和交流均有很大影响。如果在这一阶段没有得到老师特别的引导，将可能失去作文启蒙的良好机会。现阶段的儿童，面对的不单是书本，还有各种游戏、电视电影、卡通漫画等。针对这些特征。该阶段的作文教学要从选材、组织、方式上抓起。考虑孩子的语言发展特征，教师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喜好，在选材上选择和孩子息息相关的、感兴趣的、有话可说、有话想说的。
二、口头向书面转化的篇章建构阶段
三四年级，是大纲要求看图写话的书面作文阶段，不再限于口头的交流和单句的描述。该阶段的重心是训练孩子将口语表达转化成书面表达，并训练他们进行简单的叙事和描述的布局谋篇能力。处于这一阶段的孩子，在语言上表达更加丰富，积累的词句更多，也有了一定的阅读量，具备了书面写作的基础。他们处在“身份确定”的敏感期，不时要找偶像、明星、或卡通漫画人物进行模仿。不时说“我是超人”、“我是忍者神龟”之类的话语，进行角色模仿。因而，孩子最大的特征在于“模仿”，所以此阶段的表演性表达和仿写作用较大。在具体写作教学中，可以让孩子对图片或者话题进行充分想象、讨论以及进行角色表演，理解画面，再指导其通过学习课文或者他人的范文，从结构上合理有序地安排内容，再将口语化的表达通过讨论变成书面语体，做到叙事清晰完整。在这一阶段，儿童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也在不断增强，可引导儿童阅读大量生动而有价值的绘本，或者孩子感兴趣的游戏或卡通漫画，根据图片进行口头讲述，再引导他们将其简短的复述写下来，既积累了表达，又让孩子在复述和仿写中锻炼了作文的构思和谋篇，逐步培养篇章意识，从而顺利完成口头向篇章的转化，并发展作文的建构思维。
三、个人创作性写作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