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10 17:11:1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农耕文化教学设计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显而易见，教学目标的准确性、科学性，是判断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直接依据，是建设真实、鲜活、有效课堂教学的关键。“有效课堂教学”的教学目标必须是科学的、全面的、具体的、可行的；必须是知识、能力、情感三者的和谐统一；必须是针对不同的学生而有差异性的。那么，如何准确、科学地把握教学目标？如何有效构建教学目标？下面谈一些想法。
第一，研究《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2）。“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所以作为《历史与社会》课程的实施者，必须研究本学科的课程标准，了解本学科的特点，尤其是要了解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总目标和内容标准，知道历史与社会的三大主题及相关学习内容，并明确其具体要求。
第二、研究学情。《浙江省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建议》第4条规定：“了解青春期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及生活经历（包括家庭背景、生活现状等），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行为习惯及认知基础、能力水平等，以确定教学起点。”——这是教学准备与设计环节必须做的；第11条规定“尊重学生的心理需求,创设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有效性的学习环境，采用多种多样引人入胜的方法，启发、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
如课标4-1列举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科技发明，了解它们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我们传承的文明》目标4“通过了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认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大趋势（3，5，9）”内容目标）。
——A教师解读课标后，科学分析了自己所授班级的学情——该班学生平时历史与社会学科知识了解不多，学习技能学习兴趣一般，最后A教师选择了《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三课《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世俗的时代》中“古代科技的典范”中的“指南针和印刷术两个科技发明”内容，将“火药”和“棉纺技术”安排在另外的课时，同时拓展了关于Iphone的最新成果，比如导航作用、手机报的作用。
——B教师对于同样的内容目标，大胆地选择了科技领域里的农业方面发明，以“跨越时空谈科技——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进步”为课题，以农业生产工具及农耕技术在我国各时代的演变为线索，重组了历史与社会八上教科书中的有关内容，并拓展了课外的相关知识，力图在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历史上农业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在不同时代的演变基础上，分析它们是如何给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带来重大变化的。
第三、优化教学内容。《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2）关于“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指出，“要顺利实现教学目标，不仅要充分发挥教材功能，还要尽可能开发、利用校内外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优化教学内容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依据课标整合教学内容，包括同一学科内容的整合和相关学科内容的整合。
2. 挖掘与开发所在城市或居住地的资源补充丰富教材内容。
【关键词】中考试题；历史教学；作用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1-0113-01
中考作为地区评估初中学生阶段学业成果的有效手段，其考核的内容即中考试题反映了地区课改的成果，对教师日常教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经过几年的探索，我认为研究中考试题，吃透中考试题的命题意义，充分发掘中考试题资源，对我们的教学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准确把握课标，确定积极的教学目标
中考兼顾毕业和选拔两种功能，这就决定了其命题必须侧重基础，遵循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充分展现知识的三维目标，考查学生的能力、方法、情感渗透等。在日常教学中，很多教师对着《课标》（《历史课程标准》简称），只能见字拆义，对《课标》的理解犹如囫囵吞枣，缺乏深度和广度。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教学目标程序化，组织的教学缺乏艺术性，过渡死板、僵硬，授课枯燥无味，课堂气氛沉闷。假如我们多研究中考试题，在教学中便会发现每一个知识点我们都可以让它生动、有趣，那么由此进行的教学目标的确定和教学设计便会更加的科学，有血有肉。如北师大版七年级历史第2课《星罗棋布的氏族聚落》其对应的《课标》为“简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等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那么我们在教学中肯定利用表格的形式分类比较半坡、河姆渡文化特征的不同，并配图片加以说明，最后得出文化不同的原因，让学生记住各自的特征。大家感觉这样教学目标也就达成了，实际上这样讲课还是有些死板，大部分学生靠死记硬背，假如我们看到这样的中考试题：
例一：某历史纪录片《半坡原始居民》，介绍了半坡人生活的历史信息。省略中考资源网其中介绍错误的是（ ）（湖南衡阳）
A．生活在长江流域 B．住着半地穴式房屋
C．种植粮食作物粟 D．使用磨制石器生产
那么再一次教学时，你还会这样提问“半坡聚落生活在哪条大河旁；住什么款式的房子；种植做什么农作物；使用什么工具”吗？我在上课时是这样修改的：“同学们，你们了解半坡聚落吗？老师在网上看到这样一道题与本课有关，大家看屏幕，仔细阅读课文，告诉老师你选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学生“哗”的开始看书找答案去了，这样既给了学生充分的学习时间，而且学生在寻找答案过程中已经记住了相关知识点，教学也真正由教师“灌”转变为学生的“学”，达到了“润物细无声”这样积极的结果。教学目标由“记忆”转变为“辨析”，知识点展现的方式由“亮相”转变为积极的“寻找”，参与的学生也多了。另外，通过研究中考试题，教师也能佷容易的确定本课哪些知识点需特别强调，某些知识点如何在教学中解析更科学、合理，更有助于学生掌握，以此提高自己的眼界，积累教学经验。
二、扩展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内容丰富，历史演变跌宕起伏，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是在教学中，因为各种原因，学生总觉得没意思，听课积极性不高，教师在教学中也会觉得“黔驴技穷”，抓不住学生的“兴奋点”。固然受时间、空间和教学目标的限制，我们教学不可能像说书那样长篇累牍，引人入胜，但是可以在讲解某个知识点时，穿插“佐料”，持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感觉自己“料少”，我建议认真研究中考试题，汲取养分，充实自己的教学内容。如我们在讲解商鞅变法时可以引用这样一道习题：
例二：战国时期有一户人家：老大因作战有功获得爵位，老二在家勤于耕作免除徭役，老三则被国君派往小县为吏。据此判断这户人家最有可能生活在（ ）（福建福州）
A．齐国 B．楚国 C．燕国 D．秦国
教师可以这样设问：因为变法，各诸侯国国内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这样一个场景“战国时期……”，请问这户人家最有可能生活在哪一个诸侯国？以上场景分别对应哪些措施？虽然剧情很短，但是和“商鞅变法发生在哪一个诸侯国？有哪些措施？”这样的提问相比较，学生听起来觉得前者更有意思，这样便产生了兴趣，注意力自然而然地就集中了，积极参与课堂的讨论，提高了学习效率。
三、结合时代背景，突出史学的价值功能
历史指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我们所教学的内容特别是古代史部分距离今天更加的遥远，甚至通过想象都很难描述当时的情景。学生对这些史实仅仅具备感性的认识，缺乏理性的思考，对史实的理解变得艰涩、困难，甚至产生“历史无用”这样的想法。我们知道历史最重要的一项功能便是“以史为鉴”，学习历史，为现实生活提供帮助。因而在教学中我们要不时地把历史与我们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让学生对历史有一个理性的认知，充分利用历史提供的生存经验，指导我们的生活。很多教师在组织教学时感觉生活与课本联系的不多，其实主要因为我们在日常教学中知识积累较少的缘故，在中考试题中有很多这样的资源，在教学中完全可以利用。如：
例三：右图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
馆建筑“东方之冠”。据说它的创意来源于
中国古代青铜器皿文化。请问， 出土于我
国河南， 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典型风格的巨
鼎是（ ）（四川内江）
A．司母戍鼎 B．青铜立人 C．青铜树 D．四羊方尊
课本中关于青铜器讲解的内容很少，内容刻板僵硬，学生很难产生兴趣，假如在教学中插入当前社会热点话题——世博会，然后设问“仔细观察屏幕中的图片，大家发现它与我们本课哪件青铜器很相似？”那么学生的兴趣立刻就会被调动起来。
四、注重有机综合，构建系统的知识网络
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们的学习行为往往带有很多的严肃性。中国文化里有许多典故，诸如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闻鸡起舞等，都在说明，学习，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无趣，而且很功利的事情。
与中国的农耕文化不同，西方以游牧文化为主。马背上的民族，走到哪里歇到哪里，很多习惯和国人差异巨大，学习习惯自然也不例外。咖啡厅、走廊、厨房、公园、实验室，甚至草地上面，都会看到看书的人。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看似散漫的学习习惯，美国的教育者们，才开发了许多适合美国人的学习方法，基本的思路就是寓教于乐。寓教于乐是一种教学方法，Edutainment。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暂且翻译成娱教吧。目前，这种方法已经在台北吸引了非常多的研究者。
总体来说，由于声音识别、视频识别、人机互动和多媒体相关技术的成熟，快乐学习已经从概念和方法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技术工具。
目前的娱教研究大概可以分成以下热点问题：娱教的行为学分析、教育机器人研究、娱教设计、游戏性培训、数据分析与挖掘、游戏与学习、语言学习、中小学教育。
在教育行为学研究方面，东西方理念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学习行为带有浓厚的道德和纪律色彩，西方带有浓厚的实证原则。但是，当今的中国学生是否还适合这种方式，就未可知了。美国的教室很随便，中国的教室则是等级式的，尤其是许多新建的大学，根本就没有考虑教育地产的需求。
德国的Seminar教育是现代教育的一种变革，对当今教育影响巨大。为什么桌子用六角的？学生是否一定应该如此呢？日本学者做了一项很有意思的调查，根据视频和行为证明，优化过的座位布置确实对学习行为有很大的帮助，临座关系也会直接影响学习效果。
针对PBL网络学习的新影响，台湾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互动、提供真实世界的问题、自组织。”德国研究学者通过课堂录像发现，在通过移动终端的学习方面，男孩和女孩表现出不同的特性。男孩子学习快，任务性强，需要正反馈；女孩子耐性强，集中精力但是学习功能慢。台湾学者用一个行为学实验证明，在游戏学习中加入自我解释，确实能够提高学习的效果；针对几百名体育系的学生的社会化网络日志，台北学者分析了他们的头脑风暴、互惠、情绪表达、小组等各项指标，以研究面向毕业的社会化网络人物的学习行为。
教育行为学研究一般通过行为试验来完成。基于网络的学习，为得到大量的行为日志，提供了另外的途径。在这方面，国内的研究务实性差距比较大。教育数据分析和教育数据挖掘，在社会化网络中成为必要和可能。
台湾政治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一种基于移动终端的手机日志收集系统，为研究移动学习行为提供了基础；国力台北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对在线游戏辅助学习的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得出新学习效果性别、班级和学科的规律；台北立仁小学和台北教育大学针对初中和小学的老师的行为挖掘表明，在线课程培训方卖弄教育动机的成分比教育成果表现得更为突出且互相影响。
由于形象性思维的学习、人的本能学习行为是和游戏更加相关与亲近，语言学习、中小学娱教与博物馆娱教在领域中研究较多。自闭症的诊断和治疗更能够反映人的网络认知的本质，意大利和以色列的学者开发一种3人的触摸游戏，训练自闭症患儿的沟通；台北一家国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使用游戏，来测试和治疗自闭症，取得一定效果；台北师范大学的研究者研究了教育玩具在科学师范中的作用。
在道德领域，鲜活的案例和游戏总是比说教更加具有吸引力。台北中央大学的学者通过对动画、游戏和讨论的设计，对中学生防治欺凌的教育进行了实证分析；台湾昆山大学的研究学者设计一套基于WEB的专家建议系统，利用数据库和问卷达到指导学术的作用；龙华科技大学的研究者针对11年级的学生搭建一个包含物联网云计算在内的无处不在的学习环境，通过游戏式的启发教育，研究自然科学的学习方法。
在游戏学习的技术研究上，中央大学的学者研究了基于网页的视频检索实现方式，以提高在线学习效果；台湾清华大学的研究学者研究如何搭建一个云环境为学习者；韩国学者研究了混合文件的数字化匹配问题；台湾信息通讯研究所通过集成改造将普通课桌改成多点触碰的多媒体课桌，提供了一种工程方法；台湾大学的研究学者讨论了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学的应用与实例；铭传大学的研究学者进一步研究了现实增强技术的动作准确性实现方式。
在学习方法的研究上，岭东科技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基于建构注意和体验教学的ACIA方法（真实学习、互动学习、社区学习、评估）的游戏学习设计框架。
基于问题的电子讨论教学一般需要指导教师，中原大学的研究者建立起一个无指导的评估模型，使用参与度、互动认知、发贴等动作模型评估参与性和互动性，把数据挖掘和行为分析集中在教学设计中；亚洲大学的研究学者设计一套基于MOODLE和云环境的娱教管理系统并进行教育的诊断评估；台北教育大学的研究者研究一套基于音乐旋律学习的移动游戏学习系统，并详细阐述了设计流程；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设计了一套基于物联网保护环境的游戏课程，用来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国立台湾教育大学的研究学者研究了如何通过游戏提高人的空间感。
关键词：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传统音乐；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延伸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265-05
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的划分既包括以培养专业音乐人才为目的的“专业音乐教育”，又包括侧重音乐能力培养为目的和归宿的“普通音乐教育”两种主要类目。仅就普通音乐教育而言，除去“社会音乐教育”存而不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尚且分为在基础教育阶段以及大学阶段的音乐教育。本文仅以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为研究对象，围绕中国传统音乐的课程内容设置问题，以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优势特征为依据，在充分分析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演变、传承等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探讨普通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中其内容及形式意义的拓延，目的在于以普通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为阵地，在充分厘清中国传统音乐内涵、外延及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洞悉其特殊传播形态下的文化实质，以拓展其传承方式与途径，发掘其文化内涵。
一、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及《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设置概谈
（一）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概谈
“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简称“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其学科称谓早在1986年即已确立。1878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今山东蓬莱设办的“登州文会馆”[1]，因其受教育对象的知识层次及教学内容同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故而被视为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发端。后历经百余年的探索及诸如王国维、等著名教育家的致力贡献，于上世纪90年代后步入繁荣发展期。特别是1996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教体[1996]5号），“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和目的，完善了艺术教育的管理体制，使其从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入手，抓好艺术课程的开设等工作”[2]，国家政策上的扶持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促使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在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一个新学科迅速崛起。著名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家、理论家冯兰芳先生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学科的定位和教学宗旨归结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是音乐学与哲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的一门复杂的学科。它的宗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研究艺术与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培养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3]可见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是以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为教育对象，通过音乐为手段和方法，帮助大学生学习、了解和掌握音乐的本质特征；通过音乐教育的施行，培养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传承优秀的文化与科学创新精神”；通过音乐教育的方式“进一步开拓音乐学专业中音乐与科技、音乐与人文等音乐与多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分析和揭示人与音乐的关系”[4]。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是以音乐教育的方式，帮助大学生完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提升艺术修养、陶冶性情、培养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二）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优势特征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美育教育，美育教育的核心在于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对塑造和健全大学生完美的人格有着重要意义，而音乐教育又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能帮助大学生调整和深化音乐的素养和水平，还能通过对音乐文化的溯本探源，体味其中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或许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加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教育对象是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生源地属于不同的地域范围，且世界观、人生观都已基本形成，知识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认知问题、分析问题、理解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好，因而普通高校音乐教育迅速突显了其优势特征，也赋予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以特殊的意义，具体概括如下：
1.地域范围的优势：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地缘的概念，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影响下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就曾以气候山川之特征差异，对住民性质、习惯及思想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述[5]，可见地域性特征的差异对人的影响，尤其是思想行为上的差异性的影响巨大。而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的乡籍差异已成常态，由此可见，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受教育对象也会在意识形态上由于地缘的差异而产生相互的差别。散分于各地的音乐形式既是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组成，倘若在课程教学的思路上将地缘差异上的特征转变为教学设计上的优势，针对性的借助这一优势资源发掘地域文化的内涵意义，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
2.知识结构的优势：因为公共选修课的课程特性使然，来自各地的大学生聚首在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课堂上。虽然除了地缘关系形成的差异外，专业方向、学识结构、思维方式的相异，也导致了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差异的客观存在，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水平都达到一定层次，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分析的能力较好，故而有能力在音乐本体的背后，通过深入发掘传统音乐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哲学、美学等背景，探究传统音乐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还可以发挥不同专业间的学科知识构建，以学科的多样化为研究团队组建的优势，实现学科知识的互补，以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3.研究与创新优势：“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应培养大学生思辨、评价和批判各种文艺思潮的能力。”[6]普通高校音乐教育除以施行素质教育的本初目的之外，在全球化和各类思潮频频涌动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学生以知识为基奠，充分地发挥能动性和创新性，培养独立思考、分析与评价的研究能力。大学生均处风华年少之时，思维的敏捷与精力的充沛是人生其他生理年龄阶段无可比拟的，如此时加之精神食粮的给养及有意识的方向引导，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学识修养，而且为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当然，我们在乐观的同时，也需明确事物的两面性同样适用于到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公共选修课中音乐课程虽为必选课，但学生在专业上、知识结构、音乐素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同样不容小觑，如不妥善引导亦会成为教学设计的羁绊。因此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要开动脑筋，“变问题为优势”，充分发挥各个专业学生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化问题为手段”，激发大学生学习的兴趣，提升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实施效果，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
（三）普通高校《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设置情况
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崛起的历程中，用大量的实践证明了艺术教育在提高大学生艺术能力与修养、提升想象力、激发创造性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传承先进的文化，理解多元文化并保护传统文化，使大学生的审美价值取向对社会文化起到引领的作用，并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7]因此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在课程的设置上，也不断地根据教学实际，从最初过于专业化的倾向，调整为依据教育对象知识背景的多元，强调综合性课程的开拓。
就目前普通高校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中与传统音乐相关的课程而言，据笔者在北京、安徽、山东、江苏4省抽样调查的32所高校初步统计的结果显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开课率近97%，较之2006-2007年笔者完成硕士论文之时所做的调查数据有了极大的提升，有名无实的现象基本杜绝；已开设相关课程的名称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导学》《民族民间音乐赏析》《民歌演唱与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赏析》《中国传统音乐》几种；课程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教学内容都在学界界定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类目之中，区别在于教师于课堂教学内容设计上的侧重，多数院校侧重民歌和民间器乐的赏析教学。调查结果显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经历90年代后的稳步发展，已成为各高等学校公共选修课的重要组成，发展的形势喜人。不足在于：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仅限于冯兰芳先生分层次逐层深入总结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中相关音乐本体的教学，未能深入至文化层面、音乐美学与心理学层面、哲学与史学层面、社会学层面的相关理论[8]。缺失在于：就中国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而言，目前几乎所有高校都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引入音乐本体及其基本形态，只讲了传统音乐典型的基本样态而未将传统的流变、发展、遗存等问题深入探究，仅关注了音乐的“表象”，未能发掘“表象”背后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无异于忽视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潜在优势，白白地浪费了优越的教学资源。扼腕叹惜之余，对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课程教学方式方法和内容的思辨则显得更为必要。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共时性与历时性双重体认基础上的文化认知
“任何一门科学或者学科，都必须界定其研究领域，明确内涵，还应寻求有秩序的框架对它进行科学的、有逻辑的分类，弄清其外延。明确内涵的方法是定义，弄清外延的方法是进行划分。”[9]“中国传统音乐是在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成形、积淀；在历代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以及和外来音乐文化的交融中创新发展；是数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10]“中国传统音乐是指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或少部分）流传至今，和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包括属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一切音乐品种。”[11]从上述不尽相同的概念界定上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中国传统音乐的总体特征：1.产生于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之下；2.成形于各民族音乐文化长期的积淀中；3.丰富于各民族音乐文化以及外族音乐文化的（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交融中；4.流淌于民族的血脉中且具有随势而变的特性。“学者们的已有成果显示了传统音乐是在由文化意识与制度体系构成的既定框架下为适应时代变迁而动态存在的象征符号。”[12]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讲传统音乐自产生之时即在发展之中不断地变化，会随其文化土壤之变而变，会随多方交融的环境而变，会随积淀中与外界共生关系的相互调适而变。
对传统音乐的概念做了概略性的总括，对外延的认知同样需要厘清。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音乐类分的归纳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1964年）中总结的五类论（即民歌和古代歌曲、歌舞与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1990年王耀华先生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提出的四类论（即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袁静芳先生在五类论的基础上增添了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祭祀音乐而形成的八类论[13]。从上述几种主要的分类法中五类论及八类论的关系一脉相承，区别在于八类论中融含了宗教和祭祀音乐，四类论中以民间音乐囊括了五类论的5个部分，加上部分民间音乐形式兼具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特征而补充进了综合性乐种，6个部分将其统称为民间音乐归于一大类目，据此也帮助我们理解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名称的纷杂性的根源所在。
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分别是以传统音乐产生和使用的场合、创作和欣赏群体、音乐的功能性意义的差异等为依据。就传统音乐的功能性而言，其伴随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的过程而产生，随着社会的演化而产生、消解、变异着某些功能。如原始状态下的作狩猎、交流、鼓舞的呼喊状的实用，衍生作表达悲喜、陶冶性情的审美，还有早期以礼的形式存留在宫廷，后又流转到民间作祭祀音乐的社会。“虽然在社会的演化过程中，某些功能可能减退，某些功能得以凸显，但是功能性的一直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在延续了数千年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中，音乐的功能性意义显而易见，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14]
三、普通高校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使命感与紧迫感
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愈加深入。自20世纪20、30年代后西方音乐文化以强势的姿态植入于学校音乐教育之中，虽然那是当时社会形势环境下国人的主动选择，但回观传统音乐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西方音乐文化在历来最容易产生文化变异的城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5]。当西方的观念与西方视角大举“侵犯”我们看待传统的眼光时，“当西方音乐文化进入的时候，强调的就是‘为人’的、作为审美功能的音乐”[16]对音乐的审美功能性的关注逐渐消解了我们对音乐社会意义的思考。
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传统以“礼”的形式转移到了民间，中国传统音乐的“大传统”由至20世纪初止“在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其音乐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特征逐渐消解[17]，在几千年来中国音乐“大传统”的社会意义逐渐消退、审美意识渐次增加的现实环境下，其发展开始转向当下民间的仪式用乐之中。在功能性意义的背景下延续着几千年来的遗存，显现于今天具有逐渐消解之势的礼俗仪式用乐之中。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精神层面”全面科学化的背景下，传统音乐无法再继续生存于现代语境之下，虽传统究竟是将部分变形发展还是消亡于其中我们不得而知，可我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传统未来的命运堪忧。在所谓先进文化理念中以审美为先导的意识观念支配着传统音乐教学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传统、现在以非主流的形式存在于乡村社会的音乐文化，一直是多重功能性并存的，这种多重功能性的存在恰恰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18]。
因而从这个层面分析，“礼失而求诸野”的命题并非空穴来风，“诸野寻乐”亦是历史赋予高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普通高校中国传统音乐课堂教学的内容，必须要突出和强调普通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引导大学生在认知传统音乐本体层面“表象”的基础上，深挖“表象”背后的意义。作为文化传统的生成、发展、变异、演变的内驱力和原动力，从共时性和历史性双重认知的前提下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脉络，认知传统音乐社会的消解、关注传统依存环境的变迁、洞悉现代语境下传统消解无力感的原因、承担起传承中国音乐传统的责任，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的深度体认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这方是在普通高校实施传统音乐教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四、普通高校音乐教育视域下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的延伸及实施途径
（一）传统音乐课程教学理念的延伸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犹如一条数千年绵延不息的河流，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发展形态与内容。“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总是连贯古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长河中，都伴随着音乐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衰亡的过程。传承性的运动规律是音乐文化延续、生存的根本条件与特征。”[19]因而传统音乐的文化属性中既有艺术形式所共有的实用功用和审美功用，又兼具重要的社会功能性特征。
1987年邵光琛先生即提出“传统音乐并非音乐传统”，学界对此多较为认同。“传统音乐是指历史上存在过的或是历史上产生而又流传至今的具体乐种和乐曲；音乐传统则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开放系统，既源自远古，又指向未来。”[20]既然音乐传统的涌动是推进传统音乐之河汇流发展的动力源，那么作为教育行为的实施者，教学理念假如仅仅局限于对音乐本体的表层的鉴赏与教授，则有舍本逐末之嫌，割裂了音乐本体、音乐现象与音乐文化间的联系，也忽视了传统音乐与音乐传统的互通共融性。“长期以来，我们的音乐教育被限制在音乐理论知识性传授和形式的抽象分析方面，使音乐教育成为悬浮在表层的纯技术操作，……在普及教育中，它只能使人们获得有关音乐的种种知识和技巧，而很难得到对音乐深层的鉴赏能力与美感趣味，造成这一状况的关键在于将音乐与文化分离。”[21]普通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同样需要引导大学生结合自身的地域优势、学识优势、精力优势、创新优势，“把握中国历史和当下‘民间态’客观存在的关联相通，理念调整很有必要，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学界提供给学子的就是不完整的传统音乐文化样态，难以对音乐文化传统产生认同。”[22]此处“学子”置于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语境下的意义性更加凸显，当代大学生施以传统音乐教育目的之一就是“立足于音乐的本体，向相关文化拓展，使大学生认识音乐艺术形式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沿革和发展过程，音乐对时代和社会所产生出的深刻影响，理解音乐中广阔的精神内涵”[23]，引导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以多元化的知识结构研习和思辨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让更多的学习者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的感知，体认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延伸
不可否认，在普通高校音乐教学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经典作品的学习的确不失为让大学生尽快了解中国传统音乐，增强大学生对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的好方法，然而，倘若在普通高校音乐课堂中仅仅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局限于此，则未免太过保守，亦有悖于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对象知识能力水平提升发展的规律。故而普通高校传统音乐教育既要关注传统音乐中多类分的经典曲目的教学，又要关注音乐本体所蕴涵的文化传统，还要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关注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倾轧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环境的演变中传统音乐的消解、演化、嬗变的过程与规律，关注“失于诸野”之传统的前世与今生，以文化的自觉关注传统之未来。
1.品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音乐的方式塑造更加美善的“人”，提升大学生的艺术修养是其要务之一，学会对艺术价值的品评乃是要领所在。“中国的传统音乐实在并不是一切都好，许多传统音乐出现危机，甚至濒临淘汰的边缘，那是它们不能适应今天中国人的需要，是无可奈何的事，当然我们今天完全有可能将这些祖传的宝贝都原封不动的保存起来……只要对今天的中国人的文明发展有利，该淘汰的由他淘汰，该继承的认真继承，该吸收的努力吸收，该借鉴的大胆借鉴。”[24]与封建社会制度有着密切共生关系的传统音乐，在内容与形式上必定有在制度的缺陷和弊端下衍生的“糟粕”，其现实样态必定有良莠杂陈之态的呈现，因而普通高校在传统音乐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必须以谨慎鉴别和挑选。课堂教学内容上对经典作品的介绍与教学安排无疑秉承了去粗取精的要旨，倘若能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加入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与演变的现实与分析，借助对这一问题的引入和分析，为大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传统音乐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全貌与发展大有裨益，通过这种方式使大学生学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传统音乐在形态上的变化与融流，学会甄别与品评传统音乐中的精华与糟粕。
2.辨析：环视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文化土壤，其本初样态是与中国的农耕文化和封建制度长期并存的，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时代的进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其有着共生关系的中国传统音乐在内涵和外延上也有了较大的拓展。传统不仅存在于广义上被赋予的音乐形式之内，也以仪式等形式存在于广袤的田野之间，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其样态的呈现一定是同传统音乐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连，随其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衍生与嬗变，故而对中国传统音乐在概念上的理解应该是变动和发展的。对传统音乐本体的关注固然是基点，但却不可固步自封，止于基点，而要以基点为中心发散辐射至传统音乐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学会分析，就是要通过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堂教学理念与内容的延伸，使大学生能够以清醒的头脑认识到传统音乐形态的蜿蜒与嬗变，清晰明了的洞悉我们的传统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的传统音乐究竟又是怎样的，清楚而自觉的探寻保护传统音乐的方法。
3.创新：创新是教学形式上的创新，重视学生主动性的提升。当然上述对传统音乐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延伸会给教学本身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安排、教学的准备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准备教学的工作量会无形增大数倍，而且对传统音乐本身前世今生的清醒认知也成为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师的必备知识。但作为普通音乐教育的实施者通过这种方式“授之以渔”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的教学效果意义巨大。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除了关注学生知识能力水平的培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创新欲，通过激发大学生的多重潜能而促其自发、自觉地实现自我修养的提升与完善。通过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学手段的拓展和延伸，帮助大学生利用地域优势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等有利条件，自觉地将传统音乐与文化联系起来，与民俗联系起来，提升自身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传统音乐教师不妨突出课程内容的主题性引发学生思考，使大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活动为介质围绕教师预设的传统音乐相关主题展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归类获得阶段性心得，通过课堂讨论、成果展示与教师方向性的引导，锻炼大学生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等多种潜能的开发，通过实施传统音乐教学的过程实现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双赢目标。
如果说高校教育是育人、树人的重要手段，那么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则是完善人的重要途径；如果说传统音乐的本体样态是陶冶大学生艺术情操的有力工具，那么传统音乐随其文化生态环境嬗变的样态则是帮助提升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有效手段；如果说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在内容上对音乐本体的关注是教学的根基之上繁茂的大树，那么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延伸则是枝繁叶茂之中累累的果实。通过对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反思，意在以普通高校传统音乐课堂为阵地，充分利用普通高校教育对象所具的地域等优势，在明晰中国传统音乐“前世”与“今生”的基础上“诸野寻乐”，使大学生在学习了解的同时，以文化的视角深入对其的认知，在历史和文化的双重考量下，达到传承之目的，探寻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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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技术能力；民族地区；教师培训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教育的发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教育不再囿于传统的黑板、书本、粉笔等诸多在过去与教学有关的必备用品。继而，要求教师不仅从“硬环境”刷新，“软环境”亦有更新。即要求教师既能掌握现代教育技术设备操作能力，也要在教育观念和思想与时俱进，符合时下教育改革的需要。而在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这一需求更为迫切。民族地区大多数处于老、少、边、穷区域，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貌极为复杂，气候差异性明显，如此导致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对教育投入较少，直接制约了教育发展。这一突出特征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师资队伍的不稳定性，教师教学方法与教育观念陈旧，缺乏创新意识，对于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中应用则“只闻雷声，不现甘露”等。对于如此诸多现象，使得民族地区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成为可能。
一、民族地区教师信息技术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环境下，社会发展得到了质的飞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尤其在教育领域甚为显著民族地区教育迅驰般地高速发展，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和要求，诸多结构性与非结构性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对于教师专业发展赋予新的内涵和时代背景，把师信息素养看作教师专业发展重要目标之一。当前，国家和社会对于教师教育技术的培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毫无疑问是其中重中之重。在诸多培训中，有国家层面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亦有本地区各种各样的教育技术培训学习等。毋庸置疑，这些培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其价值也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体现，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使得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一）教师主位认识不足
任何一种人类活动的发生，都不离不开人自身主动积极参与。在教育技术培训中更为如此，在民族地区，由于一些教师年龄偏大，对于参加教育技术培训这样的学习进修置之若罔。这类教师没有接触过现代教学技术，在他们的教师生涯中，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传统教鞭、粉笔、黑板以及教材这样的思想，对于新技术从思想上未能得到全新认识，难以接受，甚至有排斥的想法。时下，各种关于教师的信息技术的培训不绝于耳，当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培训在制度层面有着某些“共性”之处。如大多教育行政部门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对于到达一定年龄阶段的教师，规定其可免于参加类似培训学习，在评优晋职称方面可放宽政策，不作为参考指标。如此一来，对于达到规定年龄的教师来说，真可谓甚幸。由于年龄偏大，他们对教育技术这一新生事物前所未闻，从而被迫加入“技术文盲”人群。于是，主动选择被“文盲”，加之即将面临“隐退二线”不再胜任教学工作，所以对于培训缺乏主动性。“作为“数字移民”，一代，教师面对数字科技、数码文化时候不得不经历艰难且并不流畅的学习过程，对于他们而言，数码时代的语言是第二语言，需要重新习得。他们中也有人选择逃离习得而不是融入本土文化。”
教师民族文化心理场占据主导地位。在民族地区，自身生产方式落后，经济发展滞后，生产方式简单、粗放，产业结构单一，科学技术相对发展滞后，生计方式以传统农耕或渔猎为主，与外界交流和联系受到阻碍，致使信息、文化、商贸、教育发展等不同程度上受阻。民族地区师资力量主要以少数民族教师为主，因其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受传统民族文化浸染，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传统民族思维模式与民族教育观，受传统“天、地、君、亲、师”思想影响，教师已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且不赞同学高为师的观点。在其看来，教师即是真理的化身，其言行绝对正确无误，不容学生对其所言持有任何质疑，在其长期以来的传统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固有的教育认知，认为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以及信息技术的引入会影响教学正常进行，尤其是在观念上受到传统民族文化和思想影响，当外来文化和科技等与其传统思想发生碰撞时，观念上一时难以接受甚至排斥或抵制诸多外界事物。在此观念支配下，教师从心理上对于新生的信息技术望而生畏，固守传统教学方式和理念。在他们看来，信息技术在教育中运用只会使教与学变得更复杂，浪费课堂教学时间，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使整个教学计划也受到影响，于是，固守传统教学方式和理念。
（二）重视物化形态技术，轻视智能形态技术
在教育技术领域，可将技术分为物化形态技术与智能形态技术。“物化形态技术是指凝固和体现在有形的物体中的科学知识。它包括从黑板、粉笔等传统的教具到电子计算机、卫星通讯系统等。智能形态技术则是指那些以抽象形式表现出来、以功能形式作用于教育实践的科学知识。”它包括现代学习的系统方法、教学设计、认知方法等。
长期以来，在教师教育技术培训中存在“重技术，轻理论”现象。重视对技术的培训，注重参加培训教师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技能的培训，培训方课程设置主要体现在计算机应用软件的操作上，大量的培训时间用在如何教授前来参加培训的教师如何打字、制作幻灯片、表格制作、数据统计等。当人们把目光投向“物化形态技术”之极，在教育领域，“智能形态技术”正在悄然兴起，而且愈发重要，但是鲜有人将“智能形态技术”的培训与“物化形态技术”等同起来。随着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入推进，教育自身生产方式也得以改变，传统的教与学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教育要变革，教师首当其冲，新媒体时代的教育要求教师不仅要会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设备，更要掌握引发教育变革与发展的系统理论、教学方法、学习规律等智能形态的技术，正是诸如此类的“智能形态技术”引导着教育实践科学开展。而在当下形态各异的教师教育技术培训中，对“智能形态技术”内容的培训并未引起社会应有的关注，对随之出现的新的教学方法、理念与模式却涉及甚少，使培训与教学不能紧密地结合。
享、求变与求稳等文化维度下，中美两国的教育存在巨大差异。小学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环节，其地位和重
要性不言而喻。基于不同的文化维度，对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典型代表的中美小学教育课程设
置、教学方式、学生负担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既可以达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目的，又可以为我国小学教
育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小学教育 文化视角 教育价值观 中美
只有高质量的教育，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
才。只有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今天沉
着、冷静地接受各方面的挑战而不被淘汰。因此，中
国自20世纪以来对教育的重视越来越大，尤其对
基础教育改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不断向前迈
进。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尤其是和发达国家进
行教育比较更可以促进我国教育变革。因此，从文
化的角度选取小学教育这一教育的基础环节对中
美两国教育展开深入细致的对比，更有利于取长补
短，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高质量基础教育思想。
一、权力距离高低差异下的教育分野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荷兰心理学家霍
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通过对美国IBM公司在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的相关调查研究，提出了
文化价值的四个层次维度，即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Collectivisism versus individualism）、不确定性规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
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feminity versus masculinity）。
这一理论对跨文化研究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和作
用，而权力距离更是成为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
论概念。Hofstede将权力距离定义为“组织中的个体
对权力的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Ⅲ霍夫斯泰德用
权力指数（PDI）来衡量国家或地区的权力距离。而
在其研究结果中，中国的权力距离指数是80，美国
是40。因此，中国与美国相比属于高权力距离，美国
则是低权力距离。
在小学教育领域，权力距离的影响不可忽视：
1.师生地位
在高权力距离的中国，教师的地位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在小学阶段，无论是在课堂内还是课堂外，
学生必须尊敬老师，对老师的话达到“言听计从”的
地步，甚至超过家长的地位。中国学生习惯被动地
接受老师的安排，老师说什么都是对的，学生要照
做。在美国，教师与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学生在课
堂上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他们有自
己的主张和思想，不需要机械地听从教师的要求，
也可以就自己有疑问或认为教师讲的不对的地方
发表看法或与教师辩论。
2.创造性发展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进步的源泉与动力，而
青少年期的创新、批判精神则是整个国家进步的最
关键的一个时期。中国的儿童从小在集体主义价值
观的引导和教育下，往往忽视或压抑了自己的个性
和爱好，成为具有统一思想和行为的“人”。更重要
的是，在高权力距离维度下的教师的绝对地位也直
接导致他们“反叛”意识和精神的削弱甚至丧失。中
国传统文化看重“师道尊严”，在这种文化氛围里，
“学生的批判性、个性和独特性荡然无存，他们变得
卑微、盲从、胆怯，缺乏冒险开拓和独创的意识与能
力”。低权力距离的美国给了儿童较多的自由空
间，“不崇尚师承关系，不鼓励盲目服从。鼓励青胜
于蓝，容忍学生‘造反’，老师学说。强调动手动
脑，反对死抠理论，鼓励社会实践。讲究因材施教，
欢迎学生提问。容忍各种体制，提倡因地制宜的特
色化。”
二、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价值取向分野
与教育差异
中美两国文化价值体系中都把人放在中心位
置上，但对人的理解却是截然不同的：“美国文化强
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地
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中国文化则主要
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
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
此体现。”这两种不同角度的人论在中美两国形成
了各自的价值取向：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中国儒
家文化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强调集体主
义、国家本位，个人利益则处于压抑的地位。而美国
则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是以个人主义为本
的国家，个人主义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强调
个人意愿的合理性，注重个性解放、个性人格的培
养，反对权威、国家、社会等外在因素对个人发展的
干涉和阻挠。
在这种价值取向分野下，中美两国的教育也表
现出很大的差别。
1.教育方式与课程设置的差异
在教育方式和课程设置上，中国教育偏向统
一，而美国教育则注重多样与差异。中国的传统文
化主张“天人合一”，提倡谦虚谨慎。因此，中国人不
习惯脱离群体，并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与大众保持
一致。在中国西部小学阶段，教师把统一的学习内
容用同样的教学进度教给不同学习能力和接受能
力的儿童；学校和教师按照统一标准提出奋斗目标
并用单一的评价体制对有不同兴趣、爱好和特长的
学生进行评价和测试；以整齐划一的集体活动为
主。在课程设置上，普遍以语文、数学、英语为重点，
音乐、美术等科目虽然有安排，但重视度很低，且缺
乏专业教师；有关科学、社会、自然等方面的课程更
是少之又少，并且多是在理论上的教学。在美国，小
学课程极富弹性，既没有界限明确的学科，也没有
固定不变的教学课时。且开设的课程繁多，选修课
更是满足了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让学生选择的自
由度极大，有力地促进了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发展。
2.道德教育的差异
中国的道德教育是立足于集体本位文化的，从
小学阶段开始就教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
爱社会主义。美国的道德教育立足于个人主义的文
化基础之上，“把道德的问题归属于个人自身的行
为，这不仅仅保证了道德的地盘，张扬了学生的个
性，而且保证了道德不介入那些不适合介入的领
域。道德教育没有成为政治教育的殖民地。”所以，
“美国道德教育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中国
重视的是规矩，个人如何努力去遵守奉行。”
毫无疑问，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这两个方向，
无论是哪一个的过分强调都不利于儿童的正常发
展和社会的进步。美国的个人主义虽然有利于学生
的个性独立、自由成长，但对国家、集体的稳定发展
造成了威胁。托克维尔（Toccqueville）在其名著《美国
的民主》中，曾经警告说，美国性格中的有些方
面――他称之为个人主义，而不是传统的自我主义
（egoism）―有可能最终将美国人彼此间隔绝开
来，成为破坏自由的条件用。中国的国家本位在维护
集体利益时同样对个体的个性产生压抑、窒息，缺
乏创造性和多样性。因此，在个人与集体的选择、侧
重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对美国教育给予赞扬或贬
斥，而是要在以集体为中心的现实社会里，最大限
度地满足儿童个性自由发展的需要和权利，掌握好
适度问题和教育方式。
三、竞争与分享的文化模式及教育对比
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中，“和为贵”
的文化精神占有重要地位。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
注重和谐共处。而分享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
础，因此，分享成为中国人最看重的相处之道。现在
越来越提倡的和谐社会也是对此文化现象的一个
现解和发展。
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层反思：我们的教
育是否真正做到了让孩子从内心深处愿意与他人
分享，不单单是一个玩具、一片面包，更重要的是思
想、成就、利益。面对这一诘问，我们需要思考中国
的合作文化。分享是一个强调集体合作的思维模
式，但是，因为社会诚信机制不健全，因为对集体本
位的强调和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没有充分尊重
个体价值，导致合作的面合心不合，缺乏深度合作，
缺乏有诚意的合作，实际出现了很多表面合作暗地
勾心斗角的现象。为了比别人考得好、成绩高，或是
防止他人超过自己，一些学生往往不会真正参与到
合作中，不愿贡献自己的力量，不把自己真正的方
法、思想告诉大家，只是表面上做做样子。另一方
面，教师对合作的态度也存在问题。“新课程理念下
的教师合作既是教师工作特点的需要，也是新课程
标准和新教材的需要，更是学生学习的需要。”但
在仍然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的教育下，为了所谓的班
级名次、升学率，在教师合作交流过程中不把自己
的教学方法、教学设计等透漏给其他教师的教师还
存在着。
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使其强调竞争，社会
的发展也依靠竞争作为推动力。个性的张扬、人格
尊严的维护、个人权益的神圣不可侵犯等都推崇竞
争精神。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企业与企业
之间，时时处处都在竞争。竞争使社会充满活力，竞
争使美国人开拓进取。美国虽然乐于竞争，但并不
把竞争与合作对立起来，他们有良好的团队精神。
在小学课堂上，小组合作学习非常普遍，经常可以
看到孩子们互相交流、讨论。并且在比赛中，团体的
胜利往往比个人的成功更能够获得教师的表扬和
重视。“合作是任何事业的核心，美国人已经充分意
识到这点。在美国学校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总
是设计一些多人合作的内容，体现了美国人的一个
基本的教育理念：只有会合作，才有竞争能力。”
四、求变与求稳的文化心理及教育差别
受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追
求稳定，“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寻求人与周围环
境、自然界的协调。并主张通过‘静坐’等方式修养
心性，以实现心灵的宁静及与外界的平衡。”祖宗
之法不可变、以不变应万变等都是中国人普遍的文
化心理。而美国的边疆文化、移民文化使得“求变”
成为美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理。他们面向未来，充满
冒险、探索精神，“无论作为神话还是现实，变化的
思想已经植入美国人的精神品质并与个人的个性
成长紧密相关。”
求变与求稳的不同文化心理对中美小学教育
阶段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1.对儿童的要求
中国的小学总是安静多于吵闹，尤其在课堂
上，“兴奋”的孩子会成为扰乱课堂环境和课堂秩序
的“罪魁祸首”。与中国相比，美国的老师鼓励孩子
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在玩耍中尽情嬉戏、在生活中
张扬个性。
2.改革实施的力度
针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基
础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大部分教育工作
者都对此次改革持肯定的态度，并积极投身其中，
但也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思想和行为上拒绝、抗拒
着改革。中国人求稳、因循守旧的心理可以说是这
一现象的映射。他们习惯了、满足于当前的现状，担
心“一变”就会带来困扰、动乱，因此，把自己封闭在
传统中而不愿迈出来。这也是基础教育改革难以大
刀阔斧地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美国在基础教育
改革方面则在经常“变”：20世纪60年代针对课程
实用化的倾向，美国开始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
目的是提高课程的学术水准，进而达到提高美国学
校教育质量和发展学生智力的目的；80年代以来美
国又掀起了教育改革运动，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
法规，如《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
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等，在美国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美国人锐于改革，求变求新，排斥安于
现状、墨守成规。
“美国能够从一个自然环境荒芜萧索，人文环
境愚昧落后的化外之地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成为当
今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这与其独具特色的文
化与教育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美国无论是
在文化精神还是在教育制度上都有值得中国学习、
借鉴的地方，但这不能作为简单区分中美文化和教
育好坏的借口，而是要因国而异，从深层次上对比
分析中美两国教育的优缺点，从本国实际出发，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