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11 17:17:3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行政机关的含义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行政执法、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
1、行政执法的含义与特点
2、法律适用的含义与特点
3、法律解释的含义与特点
4、行政执法与法律适用、法律解释的关系
二、法律适用中的“规范冲突”与“冲突规范”
1、“规范冲突”的含义与种类
2、“规范冲突”的成因
3、“规范冲突”的危害
4、“冲突规范”的含义与特点
5、“冲突规范”的种类
6、“冲突规范”的适用
三、行政法律解释体制、原则和方法
1、法律为什么需要解释
2、我国法律解释体制
3、行政法律解释原则
4、行政法律解释方法
5、完善法律解释的几点思考
行政执法是一项最经常性的公共事务治理活动，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的最主要形式。据有关统计，在我国，80％以上的法律，90％以上的法规和规章是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 一方面，行政执法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联系最经常、最广泛、最直接、最紧密，稍有不当，极易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必须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严格的规范。可以说，行政法中的大量规范都是羁束性规范，行政行为中的大量行为都是羁束性行为，这是保证行政执法不被异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为了保证行政机关能够对繁重、复杂有时甚至非常紧急多变的各种事务、事态及时作出应对和有效处置，又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包括获得授权或者委托的组织）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因此，如何做到羁束得当，裁量有度，是行政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羁束性过严或过宽，裁量性过小或过大，都有悖于行政目的的实现。
规范行政执法活动有多种途径和形式，包括可以通过制定周密的实体法、完善的程序法和健全的监督机制等来加以规范，其中通过建立健全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制度，也是规范行政执法活动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同时，在行政执法活动中，通过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又往往是行政机关获取自由裁量空间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因为法律对自由裁量权往往没有作出明示性的规定，而是隐含在法律规定之间，只有在具体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时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健全完善的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制度，既可以强化行政执法的约束机制，克服和避免行政滥权，又可以增强行政执法的灵活性和应对能力，提高行政执法效率，达到实现行政执法的羁束性与裁量性的统一。
一、行政执法、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
行政执法、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是既紧密联系又有所不同的三个概念。下面分别就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和特点作一简要探讨，然后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
1、行政执法的含义和特点
“行政执法”这一概念在理论界有多种不同定义，大致可以分广义、较广义、狭义、较狭义四种。 本文所讲的“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这里的“执行”，主要是指将抽象的法律规定具体地适用于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活动，即主要指具体行政行为，同时也包括行政机关为保证法律的贯彻落实而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即也指抽象行政行为。这里的“法律”，主要指法律、法规、规章，同时也包括上级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行政执法的主要特点是：
（1）经常性。行政执法不仅是行政机关最频繁、最主要的公务活动，也是整个国家机关最频繁、最主要的公务活动。可以说，国家机关的绝大部分公务活动，都属于行政执法活动，立法、司法和军事活动在整个国家机关公务活动中只占很少部分。
（2）广泛性。不仅行政执法的主体非常广泛，既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根据授权或者委托进行行政执法的组织和个人；而且行政执法涉及的对象和内容也非常广泛，既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各种主体，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3）多样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为，又有将法律具体运用于特定相对人的具体行为；既有单方命令实施的强制性行为，又有双方协商实施的合同行为；既有根据职权主动实施的行为，又有根据申请被动实施的行为；既有赋予相对人权利和利益的行为，又有对相对人施加不利影响的行为；既有无偿实施的行为，又有有偿实施的行为，等等。
（4）效率性。行政执法任务繁重，面对的情况复杂甚至紧急，迅速、简便、快捷是行政执法的生命力之所在。当今世界，行政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行政是否有效率，直接关系整个社会是否有效率。社会上流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立法机关不讲民主，这个社会就没有民主；如果行政机关不讲效率，这个社会就没有效率；如果医院不讲道德，这个社会就没有道德。”虽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十分确当，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立法、行政、医院的不同要求。试想，在社会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的今天，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效率，如何能够使整个社会具有效率和充满活力！因此，效率性是行政执法的重要属性和特点。
有的认为行政执法还具有“单方面性”和“主动性”特点。 笔者认为，随着新公共事务治理观和新行政观的兴起，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新行政行为的出现和推广，行政执法已经不都是单方面性和主动性，在相当多时候已经表现为双方面性和被动性。因此，不宜再把“单方面性”和“主动性”作为行政执法的特点。
2、法律适用的含义和特点
“法律适用”，也称“法的适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认为，广义的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适用一般被称为法的实施。”狭义上的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其职权范围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事项的活动，特指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及司法人员依照法定方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 孙国华、朱景文主编的《法理学》持广义观点，认为“法的适用也称法律规范的适用，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授权单位按照法律的规定运用国家权力，将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人或组织，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专门活动，它使具体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对其适用法律制裁。” 李步云主编的《法理学》持狭义观点，认为“法的适用，一般指拥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专门活动。”并认为“在我国，司法权主要由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行使。公安机关、安全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司法权。” 梁慧星认为“所谓法律的适用，指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以获得判决的全过程。” 董皓认为“在我国，法律适用通常即指司法适用”。
本书是专门研究行政执法的，因此本文的“法律适用”既不是广义上的“法律适用”，也不是狭义上的“法律适用”，而是特指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适用，即指行政执法机关将抽象的法律规定同具体的行为和事实联系起来并对特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和决定的活动。这里的“行政执法机关”，既包括有行政执法权的国家行政机关（不包括没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也包括依法获得授权或者委托的组织。
法律适用的主要特点是：
（1）特定性。一方面，法律适用的主体是特定的，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获得授权或者委托的组织，才是法律适用的主体，其他任何机关或者组织都不享有法律适用权。另一方面，法律适用的对象是特定的，总是同特定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为或者事实相联系的。离开了特定的人、行为或者事实，法律适用就无从谈起。法律的适用过程，实质是将法律规定从抽象到具体、从文本到现实的过程。
（2）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一律平等，既包括立法的平等，也包括法律适用的平等。过去有人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因此，立法不能讲平等，这是错误的。如果立法不平等，法律适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但在现实中，更容易发生问题、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律适用的平等。在行政执法中，平等原则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对相同的行为和事实，不论行政相对人职位高低、名望大小、财富多寡，都必须同等地适用法律，不得歧视对待。
（3）确定性。一方面，抽象的法律规定一旦适用于具体的人和事，即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确定性的影响，除非依法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或者其他途径予以改变，不仅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不得随意改变，而且作出法律适用的机关自身也不得随意改变。另一方面，抽象的法律规定一经适用，具体含义即加以确定，今后遇到相同情况即必须作出相同的适用，不能随意改变。
（4）强制性。抽象的法律规定一旦被运用于具体的行为和事实，即对特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强制性的影响，一方面，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侵犯该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此而获得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该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履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依法采取措施强制其履行。
3、法律解释的含义和特点
法律解释不仅在行政执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所有执法乃至整个法治建设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美国Talcott Parsons说：“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功能。” 可以说，没有法律解释，就没有法律的正确遵守和执行。
关于“法律解释”的含义，理论界众说纷纭，理解很不一致。据张志铭教授在《法律解释操作分析》（1999年1月）一书的归纳，我国理论界对法律解释的界定至少有九种之多 ，再加他本人的界定和该书出版后的一些新书和文章的界定，至少有十多种。但概括起来，主要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认为法律解释是所有对法律含义进行阐释的活动，既包括各个国家机关对法律含义所进行的阐释活动，也包括学者、社会团体、诉讼当事人或者辩护人等对法律含义所进行的阐释活动。比如，孙国华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一书的界定：“法律的解释是科学地阐明法律规范的内容与涵义，确切地理解法律规范中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并按法律解释的主体与效力的不同，将法律解释分为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也称有权解释，这是基于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职权而作的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效力。”“非正式解释又称无权解释，它是没有约束力的解释，包括学理解释与任意解释。” 又如，孙国华、朱景文主编的《法理学》一书认为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其中认为“广义的法律解释，是指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或公民个人，为遵守或适用法律规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法学理论或自己的理解，对现行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的内容、含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的理解和所作的各种说明。” 再如，张志铭认为“法律解释是对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简单地说，法律解释就是解释者将自己对法律文本的理解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 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也持这一观点，认为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范的含义以及所使用概念、术语、定义等所作的说明。”
第二类，认为法律解释是有权国家机关对法律含义所进行的阐释活动。比如，孙国华、朱景文主编的《法理学》中对狭义的法律解释含义的界定即属此类。认为“狭义的法律解释特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法律的字义和目的所进行的阐释。” 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认为“法律解释是指对法律的内容和含义所做的说明。”“法律解释的主体在本书指享有法定法律解释权的人或组织。” 陈金钊认为“应从法律解释概念中剔除非正式解释部分，法律解释就是有权的机关对法律意义的阐明。”
第三类，认为法律解释是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对法律含义所进行的阐释活动。比如，梁慧星认为“为了解决具体案件，必须获得作为裁判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这种获得作为裁判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作业，法解释学上称为广义法律解释。” 又如，苏力认为“司法上所说的法律解释往往仅出现在疑难案件中，这时法官或学者往往将整个适用法律的过程或法律推理过程概括为‘法律解释’，其中包括类比推理、‘空隙立法’、剪裁事实、重新界定概念术语乃至‘造法’。” 再如，郑戈认为“我们认为发现有两种基本的法律解释模式：一种可以称为‘法律开示模式（discovery of law）’，即把法律视为既存的、不容违背的客观规则，解释者只能尽力去发现其真实含义，并将之揭示出来，适用于具体案件；另一种是‘法律阐释’（interpretation of law），在这种模式中，法律条文只提供了一种解释者在其中进行解释行动的结构，法律的含义最终取决于解释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及解释者之间的交流与共识。”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兴起的法律解释学研究，大多是在这一类含义上使用“法律解释”一词的。
第四类，认为法律解释不仅仅指解释活动，还应包括解释技术、解释制度和解释理论。如郭华成认为“法律解释其实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指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探求立法意图，说明法律规范含义的行为和活动过程，这个过程又包括二个阶段，一是解释主体对解释对象的理解，二是解释主体将所理解的解释对象通过一定形式表现出来，加以阐明。同时，它又包括该过程中运用的一系列原则、技术、规则和方式，即法律解释技术。这是法律解释的动态方面。其次，指一个国家在法律解释主体、权限、程序、方式、效力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即法律解释制度。这是法律解释的静态方面；最后，它是指研究上述静态、动态两方面内容的学问或科学，即专门的法律解释理论。”
以上四类，是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研究需要对法律解释含义所作的界定，有各自的道理和意义。笔者认为，如何对法律解释一词的含义进行界定，必须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国家的实际法律解释制度是如何的，二是多数群众的理解是如何的，三是研究对象和目的是什么。居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解释是指依法有权国家机关以积极行为对法律含义所作的阐释活动。这里的“依法有权”，是指依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享有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包括有解释权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没有解释权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等所进行的解释活动，是一种法律宣传和研究活动，不是法定的解释，也不是多数群众所理解的法律解释。这里的“积极行为”，是指有解释权国家机关为了使法律含义更加明确而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法律解释的活动，不是以积极行为，没有进行法律解释的意识和目的所进行的法律含义的说明活动，不属于法律解释活动。也就是说，有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对法律含义所进行的说明活动，并不都属于法律解释活动，比如在进行法律宣传、研究讨论问题等场合时，对法律含义所作的阐释活动，都不属于法律解释活动。只有专门作出的法律解释或者在处理有关问题或者案件遇到对法律含义的理解存在争议或者认为存在不清楚时对法律含义所作的阐释活动，才是法律解释活动。
法律解释的主要特点是：
（1）明确性。任何法律解释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现行法律规定的含义作出了进一步明确，没有对法律含义作出任何进一步明确的说明，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解释。所有法律解释，不论是对法律规定作出进一步具体化，还是对法律规定进行补充、扩张、矫正等，其实质都是使法律规定的含义更加明了、清晰，更加易于将法律规定与当前遇到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更加便于问题的解决。只是简单地重申法律规定，没有对法律规定的含义作任何进一步明确的活动，都不是法律解释活动。比如，依法有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在一般日常工作中（如司法机关在平时案件审判中），也要对法律规定的含义进行说明，但只是重申众所周知的含义，不是法律解释，只有在遇到特殊问题，对如何适用法律发生疑难时，通过一系列寻找法律适用依据的活动确定了一种新的法律适用原则，才是法律解释。所以，有解释权的国家机关说明法律含义的活动并不都具有法律解释意义，只有少数进一步明确了法律含义的活动，才具有法律解释的意义。比如，并不是法院判决的每一个案件都具有法律解释意义，只有少数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规定含义的案件才具有法律解释的意义。
（2）有效性。一方面，法律解释是依法有解释权的国家机关作出的，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没有约束力的法律含义的说明，不是法律解释。另一方面，依法有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对法律含义所作的阐释，必须对今后的法律适用产生一定的约束力，才是法律解释，对今后的法律适用没有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不是法律解释。 说法律解释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是因为我国法律解释主体具有多元性，不同国家机关由于职权不同，其所作的法律解释的效力也有所不同，不是所有的法律解释都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比如，行政机关的解释，只能对自身和其下级机关具有约束力，对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约束力。司法机关的解释也一样。只有权力机关的解释才对自身和本级及其下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具有约束力，只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解释才对全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3）稳定性。法律解释同法律一样，具有稳定性。不具有稳定性不是法律解释，或者没有成为法律解释。有些解释虽然是依法有解释权的国家机关作出的对法律含义的进一步明确，但不具有稳定性，随意变更，不具有对法律含义作出进一步明确的意义，不属于法律解释。当然，稳定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也要不断发展，法律解释当然也要相应发展，需要根据发展变化的形势对法律含义作出新的解释，这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多元解释体制下，一个机关的解释很可能被另一个机关的解释所代替，也增加了解释的不稳定因素。但只要解释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解释保持相对稳定，连续不断地加以重申和适用，即属于法律解释。
4、行政执法与法律适用、法律解释的关系
（1）行政执法与法律适用
行政执法离不开法律适用。狭义上使用行政执法时，实际上等同于法律适用。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行政执法概念的，因此，法律适用只是行政执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环节，还有许多行政执法活动并不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比如，行政机关依法制定抽象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并不涉及法律适用。还有，一般的行政执法检查、评估等活动，也不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只有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将抽象的法律规定具体运用于人、行为和事实并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作出判断和决定时，才属于法律适用。可见，行政执法包含着法律适用，法律适用是行政执法的一部分。
而法律适用也不仅只存在于行政执法中，在司法中也有法律适用，而且是最终、最权威的法律适用，以至于被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司法活动才是法律适用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律适用又广于行政执法，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适用只是法律适用的一部分内容。
（2）行政执法与法律解释
行政执法离不开法律解释，不仅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适用需要法律解释，在其他行政执法中也需要法律解释。比如，行政机关制定抽象规范性文件，除国务院可以依法创制新规范外，其他行政机关都只能根据上位法进行具体化。这种具体化大多都具有法律解释的性质。但行政执法并不总是与法律解释联系在一起，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并不需要法律解释，没有法律解释的内容，具有法律解释内容的行政执法只占很少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执法的范围和含义比法律解释更宽，法律解释只是行政执法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但法律解释并只存在于行政执法中，而且主要不是在行政执法中，而是在立法、司法中。根据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立法机关对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享有最终解释权，司法机关由于享有案件的最终裁决权，理所当然依法享有法律解释权，并且比行政机关的解释更具权威。可见，行政执法中的法律解释，只是法律解释中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行政执法中的法律解释，相当一部分是行政执法机关自己解释或者提请上级行政机关解释，同时，也有相当部分法律解释不能由行政机关特别是不能由行政执法机关自己进行，必须提请立法机关解释或者必须遵循司法机关的已有解释。因此，研究行政执法中的法律解释问题，并只是研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而是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解释。
（3）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紧密相联，可以说形影相随。以至于有学者从广义上认为，法律适用的过程即是法律解释的过程。认为法律只有经过解释才能被适用。没有解释就没有适用。如梁慧星认为“法律解释乃是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要得到妥当的法适用，必须有妥当的法律解释。” “法律之解释乃成为法律适用之基本问题。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 本文是从狭义上使用法律解释这一概念的，并不认为所有的法律适用都涉及法律解释。明确性、可操作性是法律的重要属性。在一般情况下，法律的规定是很容易同具体的人、行为和事实建立起联系的，并不需要进行法律解释才能确定如何适用法律。只有在遇到某种特殊的疑难情况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法律时，才需要进行法律解释。比如，符合法定结婚年龄、健康、没有婚姻法规定的禁止结婚的血缘关系的两个男女要求结婚，并不需要进行法律解释才能给予办理结婚手续。但如果是一对表兄妹但一方或双方作了绝育手续后要求结婚，是否应当予以办理，涉及到对婚姻法规定的原意如何理解，则需要进行法律解释。
关键词 合理行政原则 公平公正 考虑相关因素
合理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应当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行政原则中所讲的合理，指的是符合最基本的、最起码、最低限度的理性，而不是十全十美的、尽善尽美的理性，即符合一个理智健全的普通人所应当达到的合理与适当，并能够符合科学公理和社会公德。
一、合理行政原则的内涵
（一）合理行政原则的渊源
英美法系上合理行政原则起源于1598年英国的鲁克案，在该案判决中法官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原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此后英国法院在各种类似的案件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着合理行政的原则，使合理行政原则，不仅控制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调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调整议会授权委托立法的行为。
大陆法系上合理行政原则起源于德国，其渊源可追溯到19 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之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援引合理行政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中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像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诸如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三项内容。后来日本的行政法受到了德国的影响。
我国行政法合理原则的确立深受英国合理原则理论的影响，其内容差不多全部为我国所吸纳。后来又受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行政法的影响，把比例原则，横平原则等吸纳为合理原则。
（二）合理行政原则的含义
英国采用的是逆向测定法，即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运用角度考虑，进而得到自由裁量的合理性标准。德国把行政合理性归纳为三项基本原则：一是适当性原则，指行政行为是否能够达到实际目的。如果手段根本无法达到目的，就是违反适当性原则。二是必要性原则，指行政主体在若干适合用于实现法律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三是比例性原则，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的利益的措施。
我国学者对合理性原则的含义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合理性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尽乎情理。第二类观点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补充第四点基本要求，即行政程序公正合理。第三类观点认为合理性原则在现阶段主要包括下列具体要求：（1）行政主体及其行政人必须在法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行政行为，越权无效；（2）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必须保持相当的合理性；（3）严重违反合理性的行政行为构成。
二、合理行政原则的内容
我国通说认为，合理行政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公平公正、考虑相关因素、比例原则。
（一）公平公正原则
从词义上讲，公平，意思是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公正，意思是公平正直，没有偏私。从法律上讲，公平公正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中立，不偏私，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不歧视。对同等情况应给予同等的对待，不同情况应区别对待，同时不得恣意地实施差别对待，遇到相同的情况需要作出差别对待时应给与合理的解释和理由。公平公正原则还要求行政机关要切实保障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权利，保障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权利等。
（二）考虑相关因素原则
考虑相关因素原则最早提出是在1890年英国。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的相关因素不是穷尽性的，只要行政裁量决定作出过程中考虑了不相关因素，且这种考虑已对裁量结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该裁量决定即是无效的，应该被撤销；如果法律已经明示地穷尽列举了所有必须考虑的相关因素，没有自由裁量余地，行政机关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或没有考虑相关因素，则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该裁量决定无效，应该被撤销。
在我国，考虑相关因素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定以及实施行政管理时，必须经过仔细考量，要正确、合法地行使行政自由量裁权，只应考虑与法律目的相关的各种因素，不得考虑与法律目的不相关的因素。
（三）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并保持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比例原则要求：适当性，在行使行政裁量权时选择的手段须有助实现行政目的。必要性，即行政机关须在所有能实现行政目的的方式中选择对私人权益损害最小、影响最轻微的方式。均衡性，行政目的涉及的行政公益这种利益实现与采取某种手段涉及的利益支出之间应合乎比例。
我国通说认为，合理行政原则是对合法行政原则的延伸和扩展，合法行政原则是形式的法治，合理行政原则是实质的法治。因此，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既要遵守合法行政原则，又应坚持合理行政原则。
参考文献：
[1][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4
[2]陈新民著.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6：256
(1)法无明文规定不罚，即行政处罚必须依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2)行政处罚原则上是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政处罚原则上只能由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实施，但行政处罚法也规定了两种例外——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也可以行使行政处罚权；
(3)行政处罚应当符合法定程序。
【法律依据】
《行政强制法》出台以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但是在行政强制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历时12年，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终于出台，这部法律肩负着规范行政权力和维护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双重责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架性法律，其出台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其以完备的逻辑结构紧扣行政强制的各个方面，兼顾了从实体到程序、从总则到分则、从行政机关实施到法院实施行政强制等特点，并始终将人文精神贯穿其中。但是，该法自实施以来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亟需加以完善。
一、行政强制法的实践难题
我国《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
（一）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实践中无法具体实施《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或者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和整个条文中呈现出来的原则有六项，具体为：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救济原则。其中，第五条所确立的比例原则是我国第一次在行政立法中明确确立的原则。比例原则，要求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上，应在其所追求的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进行平衡，采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此原则源于德国19世纪的警察法学，现在是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欧共体法中一项重要的一般行政法原则和宪法原则。广义的比例原则的内容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具有不确定的弹性要求。比例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最小损害”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在具体的行政强制实践中，往往是以公益为名，对个人正当权益过分忽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目的的正当性当然可以证成手段的正当性。行政强制执行手段带有强制性，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行政强制执行手段下是被服从与服从的关系。为了尽快实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往往以各种理由运用强制手段提高效率，对于非强制手段会很少适用。所以，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
（二）落实限制“委托执行”困难重重《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这条显然是针对多年以来社会上由非行政机关或者不具备资质的人员行使行政强制的“乱象”而制定的，本条禁止了“委托执法”及公务员执法，有利于肃清行政强制中的混乱现象。但是，法律规定禁止其他人员执法和实施强制，而实践中其他人员执法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扩大增加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基层执法力量不足，基层执法编制不够，执法任务又很重，因此导致很多执法主要靠其他人员去完成。二是执法重心没有下移到基层，很多执法编制和执法人员都浮在中层和高层，或者是执法贵族化倾向，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不执法，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满大街执法。这就是我们基层执法的部分现状。此条过于绝对的表述造成了立法上的尴尬：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
（三）人民法院执行能力面临挑战《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学者认为，由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即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自己做出的行政决定，背离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所以，加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以说是在程序上又为行政强制执行多了一道审查程序，从理论上来看，这有一定的益处。但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毕竟是行政权，执行的内容是行政决定，目的是实现行政职能。行政强制执行往往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强制执行活动。从法院的系统来看，一般由执行庭负责执行，由行政庭负责审查。由于人力和物力的缺乏，往往由行政庭来担任执行庭的部分执行任务，这就必然导致在审查过程中的马虎。另外，行政主体容易形成惰性。我国行政主体自行强制执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如果行政主体没有法律的授权，那么它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能为了免责或怕麻烦，有可能将本来可以自行执行的事项统统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这不但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且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反之，属于法院的执行事项，本应立即执行，法院故意不执行或拖延时间，会降低行政效率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提出的申请执行案件，只能进行形式审查，同时由于案件数量的巨大，人民法院作出错误执行裁决并强制执行的情况难以避免。在此，违法的行政强制执行并不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机关不会因此承担责任，要求法院承担责任，若法院出现司法腐败，相对人的维权途径就更加困难。
二、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法的因应之道鉴于行政强制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基础上的。行政强制原则笼统抽象，运用行政强制过程中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弱势群体应有包容态度。首先，行政强制原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要向公共利益让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必须动态的考量相关利益，做到公私利益兼顾。其次，运用行政强制原则时应树立服务意识。服务是政府的存在基础，在民主政体下，政府只是手段，是达成公民福祉的工具，而非目的。政府的地位决定了它不能剥夺公民的自为的权利，不能以强制手段为政府自己提供扩张权利的机会。当然树立服务意识，也不是一味的要求行政机关迁就公民，在对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适当的考虑后，也要适时的运用强制手段，以维护行政权威。再次，强制手段要体现人性化。手段的人性化并不是只讲人情，不讲法治，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撑下，在法治的大前提下，进行执法手段的更新，更多的关切相对人的现实，真正把相对人当人看。
第二，适当进行扩大解释，维护行政权威。针对《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有些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无法亲自实施的，就会导致行政强制的软弱无力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以在实践中适当的进行扩大解释。所谓扩大解释，即对法律条文有关词句的含义作出扩展，使其比字面通常理解的含义更广泛、更丰富，当然，这种法律解释不能违背立法原意。第十七条的立法原意是如果可以通过委托来获得行政强制措施权，则意味着不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只需要依据“行政决定”就可以获得一种对公民人身权和重要财产权产生直接影响的权力，这显然有违行政法治的精神，也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定原则。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执法空白也是大大存在的，如果将职能进行重新配置会对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部门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为了维护行政的权威，有必要对第17条进行扩大解释，以应对执法空白。同时，必须真正解决执法重心下移问题，解决执法重心下移的体制和制度配套问题。还要提高执法装备的技术化、信息化程度，减少对执法人员数量的过分依靠。
第三，合理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加强监督。不同的国家机关的权力应该是独立的，各国家机关之间是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将不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淆起来会造成混乱。《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条执行不当，会造成强制执行权的混论，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的标准问题，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两个标准：其一，涉及重大公益、行政行为内容须及时实现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税务机关的强制划拨权等。其二，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授权特定的行政机关。如专利管理机关的强制许可、外汇管理机关的强制收兑等。而专业性和技术性不强、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拍卖、强制扣缴、强制划拨等，则不宜普遍授权，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关于代履行和执行罚这种在性质上较温和，不易造成相对人权益的损害的间接强制执行方法可以适当由行政机关执行，以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同时，我们也要加大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监督，加强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的监督，并加强各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关于人民法院审查方式上应以形式审查为一般原则，以实质审查为例外。
三、结语
行政审批是文件用语，行政许可是法律术语，因此，讲行政审批，就不得不先讲一讲什么是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结合《行政许可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及国务院法制办的解释，对什么是行政许可还应当把握以下三点：
1.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行为，因此不包括行政机关对民事权利、民事关系的确认。例如，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组织机构代码、商品条码的注册、婚姻登记、户籍登记、抵押登记等都不是行政许可。
2.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如外交部门对地方政府外事办公室护照签证自办权的审批、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财政预决算的审核、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其直接管理的医院的人事任免、行政执法证件的审核发放等，都不是行政许可。
3.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审查后决定其可以从事有关活动的行为。因此，行政机关采取检验、检测等手段对市场产品的日常监管不是行政许可。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也可以基本弄清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的关系，行政审批包含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只是行政审批的一部分，当然占了其绝大部分，不是行政许可的那部分行政审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非许可行政审批。
二、事中事后监管的法律依据
如前所述，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许可行政审批，自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目前我省绝大部分的行政许可和大部分的非许可行政审批，已基本纳入各地陆续建立行政审批中心（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行政许可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实施程序办理，非许可行政审批的实施也都参照《行政许可法》执行，因此，非许可行政审批也应当与行政许可一样，遵循《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有关制度和程序。
概括起来说，《行政许可法》创制了三大制度和程序，即行政许可设定的制度及程序、行政许可实施的制度及程序、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的制度及程序。其中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制度及程序就与我们所说的事中事后监管有着密切的联系。
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活动的监督；二是指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被许可事项的活动的监管。
长期以来，社会上对行政许可缺乏监督制约问题的反应十分强烈，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许可实施机关重许可、轻监管，甚至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十分突出。针对这些问题，《行政许可法》围绕创新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被许可人的监管，严格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责任出发，规定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二是按照高效、便民的原则，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果。监管主要通过书面审查材料的方式进行，必要时可进行实地检查、定期检验；查处违法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将被许可人的违法事实和处理结果抄告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机关；鼓励个人和组织举报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三是按照行政许可的性质、功能，严格规定被许可人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义务，在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监管时，被许可人有义务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四是赋予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相应的执法手段，确保其履行监管职责。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可以核查被许可人的材料，依法实地检查、检验，发现违法行为，有权责令其停止，并依法作出处理。五是规范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撤销权、注销权的行使，保护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事中事后监管除了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实施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被许可事项的活动的监管外，还应包括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可以依法将大量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转化为备案的形式进行管理，应当说备案制度也是一种典型的事中事后监管，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备案是指，当事人勿须行政机关批准即可先行从事某种特定的活动，但有向行政机关报备的义务，行政机关如果通过审查备案材料或者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开始从事的活动不符合法定条件，有权予以纠正和处理。
减少行政审批的数量，更多地通过备案的形式进行监管，应当说在目前的国家立法中是一种趋势。
三、立法工作中规定事中事后监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立法中，特别是地方立法中，一般不要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而应更多地采用备案等事后监管的方式进行管理，但是，备案制度的设定应当配套完备，否则难以做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以今年1月14日国务院第78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5年3月20日起施行的《博物馆条例》为例，按照其规定，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藏品），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分为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两类。该条例规定了设立博物馆应当具备的6个条件，应当制定章程。国有博物馆的设立、变更、终止依照有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设立、变更、终止藏品不属于古生物化石的非国有博物馆应当到有关机关依法办理法人登记手续。该条例还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博物馆的监督管理工作，其具体体现就是博物馆的设立、变更或者终止都要向馆址所在地的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备案，这里的备案应当是典型的事中事后监管，但遗憾的是在该条例的法律责任中，没有规定不备案或者备案审查中发现问题的具体处理措施，以及与法人登记机关的联动机制，文物主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职能的落实基本就是一句空话。
[摘要]原则上，所有的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均需要举行听证，但这样必然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从而影响行政效率。从各国行政程序立法与实践经验看，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本文主要探讨确定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原则和标准。
一、听证的涵义
听证，顾名思义，即为听取他人的意见。听证最早源于英国普通法中古老的司法原则“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justice)。后来，这一古老的法则被美国宪法修正案所采纳，形成了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听证制度最初只适用于司法领域，是司法审判活动的一项必经程序，谓之“司法听证”。随着司法听证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听证逐步被应用到立法领域，形成了“立法听证”制度。20世纪后，为防止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对公众权利的不法侵害，英美等西方国家通过借鉴司法权的运作模式，将听证制度引入了行政领域，从而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作为各国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制度，听证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含义。在美国，听证是指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程序。①在日本，听证则指行政机关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决定时，就与该行政决定有关的事实及基于此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申述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的程序。②
受国外影响，我国学术界对听证的含义界定不一。有学者认为，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意见并作出相应程序所构成的法律制度。还有学者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听证包括司法听证、立法听证和行政听证，即指有关国家机关在作出决定之前，为使决定公正、合理而广泛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
二、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方式与原则
（一）确定听证适用范围的主要方式
国外确定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一般采用两种途径。一种是立法方式，许多大陆法国家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来确定听证的适用范围，如德国、奥地利。通过立法确定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其方式不外乎概括与排除两种。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明确、统一，具有原则性，便于行政机关掌握，其缺点在于行政行为纷繁复杂，不易概括，即使作出统一规定，仍不免有所遗漏。其二为判例方式。一些普通法国家通过判例确定听证的适用范围，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照顾到不同种类行政行为的特点，易于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准确把握，缺点是不具有概括性和统一性，而且多是行政行为发生争议后由法院作出判断，不能完全适用于普遍的行政行为。
（二）确定听证适用范围的原则
无论是立法方式还是判例方式，在作出哪些行政行为需要听证哪些不需要听证的选择时，都必须遵循的一定的原则。概括起来，应该基于以下两种考虑来确定听证的适用范围。
1．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均衡原则
行政程序的设置必然关系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问题，尤其像听证这样的程序，适用范围过广，虽然可以有效地保护个人利益，但很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政府利益。这就是各国在国家安全、军事、外交领域及紧急情况下均不适用听证程序的原因。面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这就要求立法者适度均衡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即在有可能严重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形下适用听证程序；遇有一般情形，应允许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决定是否适用听证程序；在轻微影响当事人权益的行政决定或当事人放弃获得听证权利的情况下，不适用听证程序。遇有个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形，则应优先考虑公共利益。正像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一样，“听证之举行如有碍于必要之公益时，不得为之”。2．成本不大于效益原则
行政机关在适用听证程序时，必然要负担一定的人力、财力，这就是听证程序的成本付出。效益是指适用听证产生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③虽然听证程序是保护个人利益，确保行政民主、公开、公正的重要途径，但毕竟也是耗费钱财人力的一项程序，如果仅考虑该程序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忽视其耗费的成本，那么它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程序制度。同样，如果为了避免人力财力的耗费而拒不适用听证程序，从短期局部利益看，也许降低了成本，但从长远看和全局看，却是对行政目的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严重损害，是需要更昂贵的代价弥补的。因此，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必须综合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在成本不大于综合效益的前提下进行。
三、确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标准
（一）行为标准
这是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的做法，即根据负担行政行为和授意行政行为的划分确定不同的程序要求。凡对相对人产生设定或确认法律上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属授意处分，包括核发执照、给予社会救助金等。凡对相对人产生不利效果，无论是课以其作为、不作为或容忍义务(如征兵、征税)，变更、消失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撤销许可、吊销执照)，乃至拒绝申请(如拒绝核发执照，拒绝社会救助申请)，都是负担处分。④在对行政行为分类基础上，为实现程序公正，大陆法系国家规定，对负担行政行为或不利益处分，要听取当事人意见。例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28条第1款规定：“作成干涉当事人权利之行政处分前，应给与当事人对决定有关之重要事实，表示意见之机会。”日本《行政程序法》第3章第2节中，从第15条到18条也规定行政机关作成“不利益处分”前须举行听证。
（二）利益标准
普通法国家没有系统完整的行政行为理论，而是通过判例来确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因而这些国家不是以行政行为的性质作为标准，而是以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利益为标准决定是否适用。换句话说，是否适用听证程序，取决于当事人的何种利益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自然公正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对相对人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传统上听证程序只适用于剥夺公民财产权利的具有司法性的行政行为。1964年的里奇诉波德温案等一系列判例动摇了这一传统保守的做法。法院认定纯行政性质的行为也要遵循自然公正原则，而且不仅公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要适用听证，其他法定权利诸如职业或社团、俱乐部资格等权利受侵害也要适用听证。
注释
①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②[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③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人民出版社1996
④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3]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行政”一词就其原意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二指国家行政机关依其职权所从事的管理活动。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组织、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调整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中，同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的社会关系。卫生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有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同级人民政府之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其卫生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纵向行政管理关系，又有各种医疗机构、各种提供卫生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横向卫生服务关系。就纵向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而言，卫生法与行政法是从属和补充关系。
卫生监督工作是卫生法的执行工作，即卫生行政执法工作。从卫生法与行政法的从属和补充关系来说，它是以行政法为基础，以卫生法律法规为依据的具体行政执法工作。具体来说，卫生监督是指具有法定监督权的国家机关、杜会组织和卫生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对卫生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行为.
二、卫生监督主体及其特征
1、主体的特定性
卫生监督执法的主体主要是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只有卫生行政机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卫生行政执法主体。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法规才将卫生执法权授予某一组织。这种组织称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一般应视同于行政主体。卫生行政机关要把执法权委托给其他组织行使，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并承担法律贵任。
2、职权的法定性
卫生监督执法主体所执行的法律规范，只能是法律规定应当由卫生行政执法主体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执法主体只能在法定职权内履行卫生行政管理责任，不得越权执法。
3、行为的主动性
卫生监督执法是一种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主动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意愿为转移。一般讲，法律规范颁布后它仅是一种抽象规范。有关公民、组织不自觉遵守，又没有行政主体去执行，就不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实际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自动的发生、变更和终止。行政执法行为，则成为法的定与实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4、国家强制性
卫生监督是国家卫生管理行政权运转的一种特殊方式，是由卫生行政主体单方面决定的国家管理活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国家强制性。
行使卫生监督职权的机构是指依法设立并根据卫生法律、法规规定，具有某一方面卫生行政管理和执行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职权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取得卫生监督主体资格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第一，依据组织法或组织规则设立，并且具有外部生管理职能，能代表国家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行政上的法律关系。
第二，必须得到卫生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代表国家行使某一类别卫生行政执法职权。无论什么机关、组织和个人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就没有卫生行政执法职权。
第三，法律、法规的授权必须与其外部管理职能、权限、范围一致。包括权限上的一致性及管理范围和对象上的一致性.如县级卫生行政机关就不能被授予省级卫生行政机关的相应权限;其他管理职能的机关也不能被授予卫生行政执法职权。
第四，获得卫生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还应当具备履行某一项卫生管理职能应有的技术能力。
根据《行政处罚法》及有关部门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监督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三种.
1、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是国家设置的，依法行使国家职权，执行法律、法规，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机关。行政机关一般具有以下特点:①行政机关是执行机关，其工作实质是通过职能运转将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付诸实施;②行政机关按层级结构组成，实行领导从属制，下级服从上级;③行政机关在决策体制上实行首长负责制;④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是主动的和不间断的;⑥行政机关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的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行政机关成为卫生执法主体，首先，必须具有外部卫生行政管理职能，或某一特定的相关卫生监督管理的外部职能;第二、依法取得有关的卫生行政执法权第三，在法定的职责范围内从事执法工作。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卫生监督主体中的行政机关主要有:
(1)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包括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地(市)卫生局、县(县级市、区、旗)卫生局。简称各级卫生行政机关(部门)。
根据我国宪法、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卫生行政机关的主要执法职责是:①制定规范权。根据其法定职能范围，依法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政策、标准、规范;②监督、检查权，依法对所管辖范围内的社会公共卫生，与健康相关的产品及其生产经营活动，医疗卫生机构及人员等进行监督、检查;③审查审批权。依法对与健康相关的产品，与健康相关的社会活动进行审查、审批、颁发有关卫生许可证;④调查处理权。依法对医疗事故，药品、食品中毒事故，职业中毒事故，其他与卫生和健康有关的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实施处罚权。依法对违反卫生法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2)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我国一个独立的卫生类行政执法机关，是国务院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管理和主管药品监管的直属机构，负责对药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放射性药品、品、毒性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药包装材料等)的研究、生产、流通、使用进行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负责食品安全综合管理、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查处;负责保健食品的审批.
(3)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设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依法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作为进行处理和制裁。
(4)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是我国卫生行政执法主体之一。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国境卫生检疫法》，对出人境人员或运输工具等进行卫生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和卫生监督;对进口食品进行口岸卫生监督检验;对违反国境卫生检疫法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处罚。
2、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所谓授权是指法律、法规规定把某些行政权力，授予某些不是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使该组织取得了行政管理的主体资格，即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行使某些职权的能力。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这种行政管理权的组织，就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授权必须有法律或法规的明确规定，其他组织或个人没有授权的资格。被授予权力的组织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条件:①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②具有熟悉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和业务的人员;③具有相应的检查、鉴定能力等;④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3、受委托组织
所谓受委托组织，是指受行政执法机关委托，承担具体行政执法任务的组织。委托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即受委托组织作出委托的行政机关执法，并且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进行执法活动，委托机关对委托组织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委托条件。①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明确规定，否则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委托;②委托组织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三个基本条件，即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有熟悉法律和业务的工作人员、有相应的技术检查和鉴定能力。
要
非诉行政案件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受理的非诉行政案件，因在执行程序上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定，可以参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解决不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问题。本人结合自己所学法律专业，联系自己在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工作实际，从非诉行政案件的概念入手，浅谈了非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的立案、审查、强制执行及结案方式。并建议在非诉行政案件审查程序中推行司法听证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
关键词：非诉行政案件；
执行程序；
司法听证制度。
行政审判的任务是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以提起行政案件的主体和要达到的目的为标准来区分行政案件，可以将人民法院受理的的行政案件划分为行政诉讼案件和非诉行政案件。从目前行政审判受理的案件情况来看，人民法院受理的非诉行政案件的数量远远大于所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而作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操作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尚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定，可以参照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解决不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问题。如何适用现行的法律规定来办理非诉行政案件，就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从依法办案的要求出发，作为行政案件种类之一的非诉行政案件，其在审查程序上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强制执行措施上，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一、 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概念。
（一）非诉行政案件的含义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90日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参照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据上述两条法律规定受理的案件，就是通常所指的非诉行政案件，因此，非诉行政案件可以表述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这一表述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
(1)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主体是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可以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由拥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能够称之为非诉行政案件的，是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2)非诉行政案件的申请人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所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要求执行的内容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可执行的内容或裁决书所确定的可执行内容。
(4)只有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概念
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由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使具体行政行为将以实现的制度。它有以下特点：
(1)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而非行政机关。虽然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但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权的享有者是法院而不是行政机关。
(2)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根据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执行标的是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3)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申请人是行政机关或者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被执行人只能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是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体现。因此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申请人是行政机关，而被执行人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在特殊情况下，非诉行政案件的申请人也可能是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4)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
二、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
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应当是人民法院在办理非诉行政案件时，按照法律的规定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的总和。包括立案程序、审查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
（一）立案程序
立案程序包括申请与受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自行政机关（包括行政裁决所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的申请开始，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是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开始的惟一方式，人民法院无权自行开始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6条规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即具体行政行为属于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适用范围。
(2)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且有可执行的内容。即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给付或作为内容。如果具体行政行为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就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无给付或作为的内容，行政机关就无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或是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等。这是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首先，申请人必须是依法成立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是经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职权的组织；其次申请人必须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依照《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0条第1款的规定，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继承人，权利承受人也具有申请强制执行行政裁决的资格。
(4)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
(5)被申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义务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是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如果义务人已经履行了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或者义务人没有履行义务尚未超过规定的期限，行政机关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具体行政行为。
(6)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8条和90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之内提出，逾期申请人的，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7)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即行政机关必须向有执行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除应具备上述条件外，行政机关在提出申请时还应向人民法院递交有关材料。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1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和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及其必须提交的材料。根据该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执行书。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能以口头形式进行，而必须以提交申请执行书的形式提出。申请执行书应载明的事项主要包括：①申请执行的行政机关的名称，法定代表人；②被执行人的姓名或名称，住址或地址；③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理由与根据，以及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的事实等。
(2)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
(3)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合法有效的，为此行政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时，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有关证明材料以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这些材料主要包括：①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享有职权的依据；②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以及相关的证据；③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等。
(4)被执行人财产状况。
(5)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是指除上述材料以外的与执行有关的必要材料。如执行对象为特定物的，行政机关就应提供有关特定物的形态、特征、存放地点等情况。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申请应进行立案时审查，对符合上述条件且提供了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否则，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
（二）审查程序
非诉行政案件立案后，即转入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的第二阶段即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阶段审查程序。（包括审查的主体内容、标准、期限以及审查方式、结论）。
(1)审查的主体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该条的规定，审查的主体应为行政审判庭组成的合议庭。
(2)审查的内容，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审查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的实质性审查，而非程序性审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审查：①行政机关是否享有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是否超越取权，是否滥用职权；②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依据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③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是否正确；④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3)审查的标准。《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据此规定，人民法院对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标准是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即适度审查的标准。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不能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查相同。因为，法院审判行政诉讼案件的目的是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达到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权，以法律手段促使行政机关改善执法活动，规范执法行为。而非诉讼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目的是以司法手段强化行政管理，维护社会利益，保证行政权的完善统一，促使相对人自觉、及时、全面履行义务。为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客观上要求我的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合法性审查采用适度审查的标准。
(4)审查的期限。根据《若干问题解释》第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办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从立案受理至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期限为30日。
(5)审查的方式。《行政诉讼法》和《若干问题解释》均没有对合议庭采用什么方式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采用“书面”的方式仅对行政机关一方申请执行的卷宗材料进行审查，这样的作法弊端很大，长期以来，行政机关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办事，他们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为了使具体行政行为得以执行，总会把证明自身行为合法的卷宗材料提交法院，而有利于相对人的证明材料并不随卷提交法院，致使法官的审查视线也受限于行政机关单方的证明材料，很难结合全案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客观，真实的审查与判断，使司法审查流于形式。这样以来，难免今使有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得到法律上的确认，进入司法强制执行程序。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政相对人在面对行政执法程序中处于强者地位的行政机关，普遍存在着不知告，不想告或者不敢告的情况，行政相对人不提起行政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意味行政行为就是正确的、合法的。司法实践中，在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往往会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着这样或是那样的错误，使法院处于进退两难尴尬的境地。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制度设立之初，就是以限制或剥夺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权为前提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为其未提起行政诉讼而受到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所以，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设立司法 听证制度，充分体现了优先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制约行政权滥用，强调行政法保护个体权益的功能，弥补因相对人没有提起诉讼而造成的权利丧失的情况下，又提供了一条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更加体现了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突出的以人为本，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后文对司法听证制度作专章详述）。
(6)审查结论。人民法院对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应就是否准予执行作出裁定。依照《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1款第14项的规定，该裁定当事人不能提起上诉，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推行司法听证制度。
1、设立听证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未经开庭进行举证、质证、认证等诉讼程序，由行政机关直接申请并进入法院的执行程序，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处理结果是否得当等问题均难以把握，设立司法听证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准予执行。
第二，是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基本原则的要求。一般来说，非诉行政案件执行都是由于行政管理相对人逾期既不履行义务，又不起诉，而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此时行政相对人已丧失司法救济权，但丧失了司法救济权并不意味着丧失了申辩的权利。在非诉讼行政案件执行审查过程中启动听证程序，给被执行人一个专门的申辩机会，也使行政机关有了一个再次对所作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质检”的机会。
第三，有利于执行工作的顺利执结。依照传统的职权主义执行模式、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进行书面审查，不公开审查过程，被执行人难免产生“官官相护”的偏见，造成多数非诉行政案件被执行人抵触情绪大，给执行工作增添了相当的阻力。设立司法听证制度，让被执行人也参与到审查过程中，在理解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后，双方均能清楚地认识到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和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实践证明，司法听证制度的实施，对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效果明显。
2、司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
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听证，可依当事人申请或者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召开，可分为强制执行前听证和强制执行中听证两个阶段。强制执行前听证是指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阶段的听证，强制执行中听证是在准予进入强制执行后，案件终结执行之前的听证。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听证。对于那些经书面审查完全可以查清，并且被执行人无异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必要举行听证。只有重大、疑难、复杂或者社会影响面大的案件才召开听证会。如果盲目扩大适用范围，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
3、司法听证制度的程序设置。
①下发听证通知书，通知行政机关和被执行人听证的时间、地点和要求。
②听证程序开始，首先核对听证双方的身份，宣布听证合议庭成员名单、告知双方享有的权利。
③申请执行人就其享有的职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相关证据，以及执法程序，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依据进行举证。
④被申请人进行质证，并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⑤双方针对争议的焦点进行辩论。
⑥合议庭评议，制作并送达裁定书。
（四）强制执行程序。
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的精神，由执行人员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限内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的措施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执行措施的规定。
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人民法院仍应作出并送达裁定书，裁定划拨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或裁定扣押，查封被执行人的财物。在扣押或查封财物的同时，还应发出有关查封，扣押财物通知书，逾期不履行确定义务的，拍卖或变卖被扣押，查封的财物。
强制拆除房屋或者退出土地的，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为避免被执行人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转移财产，逃避执行，人民法院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保全被执行人的财产，但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的，要提供担保。
（五）结案方式。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非诉行政案件的结案方式分别规定了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和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两种结案方式。但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执行非诉行政案件中，往往遇到行政机关要求撤回执行申请的情况，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被申请人通过各种关系向申请人打招呼，申请人碍于情面，压力等因素向法院提出撤回申请；二是，被申请人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后，申请人同意免去剩余部分，而提出撤回申请；三是，在审查中，人民法院发现其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行政机关认可后，主动撤回申请。
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过程中，针对申请人撤回申请。做法不一。有的对申请不予审查即裁定准予撤回申请，有的裁定执行终结，有的则一律不准许撤回执行申请。对此，本人认为，执行过程中，应有条件地允许执行和解。因为行政执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义务的履行，行政机关既然有权对相对人作出处理的决定，并且有权撤销原处理决定。那么，为了促使相对人履行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避免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对峙，消除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抵触、对抗的思想情绪，行政机关就应该有通过执行和解的方式了结行政争议的权能，这样的友好协商与和解，不仅有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也必定有利于行政执行最终的实现，但是，这种进入司法程序的和解，必须要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和严格控制。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撤回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后分别作如下处理：（1）撤回申请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裁定案件终结执行；（2）撤回申请如若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一律不准撤回申请，及时通知当事人继续执行该案。从而有效地避免行政执行中滥用职权，损害法律的尊严和严肃性。有效地维护和监督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张树义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1年3月出版
2、《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出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