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11 17:17:5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族艺术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流行音乐;艺术形式;演奏
中图分类号:J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107-01
流行音乐相比于西方古典音乐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流行音乐实质上是古典音乐的延伸。比如美国从19世纪20年代逐渐开始被人接受的爵士乐的发展来说,爵士乐演奏中所用到的爵士鼓,是从西方古典音乐中定音鼓和军鼓以及其他的一些打击乐器发展而来,而小号和萨克斯在爵士乐中的运用,也是对交响乐中管乐的一种发展和运用。在弦乐上,从低音提琴到贝斯的发展,以及钢琴广泛应用于流行音乐艺术中也是如此。这些乐器已经成为了流行音乐艺术表达的一种主流形式。从乐曲风格上来看,流行音乐也继承了西方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很多元素。
首先,民族音乐与元素的加入,成为了流行音乐表现的显著标志。我们经常可以在流行音乐中看到,民族音乐的元素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流行音乐中。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中国风”的歌曲,这种“中国风”,并不是流行歌曲完全使用了中国古典的五调式的形式而创作,而是将这种调式融入到了流行音乐创作中。不仅是“中国风”,在西方的音乐中,我们也看到以美国乡村音乐中的约德尔调式为主题元素的乡村流行音乐、融合了凯尔特调式的民谣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来简单的以西方古典的音乐创作形式来创作流行歌曲,更多的民族艺术元素的加入,使得流行音乐的发展更加丰富,表达的内容也更加多样。
其次,艺术表演形式上的变化也成为流行音乐艺术发展多元化的新趋势之一。在我们对流行音乐的理解中,简单清晰的旋律,弦乐组的加入是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通过近几年流行音乐的变化,我们发现,流行音乐的表演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电子音乐的出现是流行音乐一个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早能看到的是电子效果器的运用,通过不同的效果模拟真实的声音,同时还为观众们带来了一种如入梦境一般的感受。另一种形式上的大变化就是古典音乐的流行化表演趋势。在我们眼中的传统古典音乐中,演奏者一般在很正式的场合进行表演(比如剧院、会堂等),并且要求演奏者和观众穿着正式的服装,交响乐的欣p对观众的素质有着较高的限制。而随着流行音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演奏,也不局限于某种时空限制,交响音乐的演出也从原来的剧院、音乐厅发展到户外、舞台等不同的表演地点,在曲目上,交响乐也不仅仅只演奏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师的作品。可见,交响乐的演奏中,逐渐产生出了一种与西方古典音乐演奏完全不同的新形式。对于我国的民乐来说,这种体现就更加明显。在我们看过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出中,我们总会看到演奏民乐的演奏者站在舞台上进行演奏,同时还加入了许多诸如爵士鼓、电子乐等流行音乐的表演因素。这大大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民乐演奏形式上的概念。这些变化可以说明,流行音乐发展的趋势正在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不只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
因此,通过流行音乐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流行艺术正在向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发展。这种发展对流行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某种形式,这使得它的传播方式有了更为广泛的发展。流行艺术相比于古典艺术和民间艺术,其让人们接受的程度在这三者之间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这也是流行艺术的一大特征,而流行艺术中所具有的商业性则是推动其发展多元化趋势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流行音乐的多元化。随着这种过程的持续发展,流行音乐也会体现出更加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也势必会出现更多不同形式的流行艺术形式。艺术的产生都是伴随着我们对艺术的理解而来,这种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艺术创作和理解过程中为我们赋予的意义。所以,更多形式的艺术出现并不是一件坏事,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些艺术形式,以及如何评价这些艺术形式,是我们在欣赏和看待流行艺术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因此,这种多元化的流行艺术形式的出现,其积极意义还是要大于消极意义的,并且这种流行艺术的多元形式还是会继续下去,并发展得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
[1]胡娜.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与发展[J].大众文艺(理论),2009(03).
[2]叶婷.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价值[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4).
[摘要]作为中国曲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审美独特、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血脉不可或缺的传承载体。因历史原因和它的口头性特征,以及某些民族文字的缺失,在理论方法和个案研究等方面长期以来都处于研究者寥寥,甚至无人问津的状态。本文拟回顾、梳理、总结建国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成果,简介曲种,分析其独特性,探讨如何进一步充实、丰富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学术内容,为推动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健康发展、丰富中华艺术文化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典艺;曲艺;民族艺术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84-06
作者简介:韩利(1969-),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间音乐、二胡;
谭勇(1957-),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演奏员,研究方向:民间音乐、二胡。四川 成都610041
1953年9月,“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将已经发展成熟的众多如俗讲、变文、讲唱、说书、古词等说唱艺术统称为“曲艺”。 1981年10月,中国曲协举办的座谈会上,时任主席陶钝明确指出:“曲艺是语言、音乐、表演三结合,并且以语言为主,以语言来说唱故事和人物的群众性艺术。”他认为:“这个定义比以前进了一步,以前的定义没有后半截。”他还说:“曲艺观众以听觉为主,视觉为辅。”陶钝的话表明,对曲艺内涵的定义有一个演变与固化过程。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以上定义其实更多是建立在汉族思维角度之上的。中国少数民族因地域、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孕育出的曲艺形式更为多样性,内涵更为复杂。2012年,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代命运》一文中指出:“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曲艺是中国众多的民族艺术中最具民族性和民间性的艺术门类之一。据《中国曲艺志》的不完全统计,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均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曲艺艺术形式,有些民族甚至拥有多个曲种形式。 55个少数民族所拥有的各自曲艺形式,是中国曲艺乃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
一、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文献检索分析
据中国知网(CNKI)的最新检索结果,从1915年至今,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文献不到500篇,其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有34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全文数据库有97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有5篇,而涉及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论文仅70多篇,论文的发文数量从2010年起呈较大的上升趋势。(见图1)
在这些文献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吴文科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代命运》[1]、《中国曲艺:当下困境与发展对策》[2];吴文科、蒋慧明、高苹共同完成的《2014年度中国曲艺发展研究报告》[3]。文中提出了:“尊重曲艺艺术规律,矫正曲艺创演观念,强化曲艺文化传承、培养曲艺专业人才,成为中国曲艺当展的主要任务。”云南省文联的杨庆隆分别撰写了《少数民族曲艺与汉族曲艺比较初谈》[4]、《试论少数民族说唱艺术的起源与发展》[5]、《试论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与宗教的关系》[6],探索少数民族说唱艺术区别于汉族曲艺的独特性,分析其与原始文化、宗教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萍在《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曲艺资源的文化特性――基于田野考察的定性分析》一文中,ξ鞑康厍少数民族曲艺资源“丰富”、“丰厚”、“丰美”等三个鲜明特性,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7]。四川省戏剧创作中心的严西秀撰文《曲艺现代化》,把四川曲艺现存的二十个汉族曲种和若干少数民族曲种,做了‘以唱为主’、‘以说为主’和‘载歌载舞’分类[8]。涉及西南少数民族曲艺专题研究的文献,较为有价值的有:彭科伟《浅论四川曲艺的保护与传承》[9];唐小林《抢救舌尖上的遗产――〈羌山采风录〉:一部独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民族志》[10];郎雅娟《侗族曲艺艺术研究述评》[11];索朗次仁《关于发展民族曲艺事业的思考》[12]、《简论民族说唱艺术(曲艺)品种》[13];吴莹;郑直《广西京族曲艺唱哈的保护性开发策略研究》[14];李汉杰《云南少数民族曲艺音乐及类型》[15];石尚彬《试论布依族民间说唱的艺术特色》[16];进铨《“津”是侗族曲艺的代表曲种――兼与普虹商榷》[17];曲闻《文艺“轻骑”驰云岭》;[18]赞丹卓尕《艺术家土登访藏族著名曲艺表演》;[19]王芳礼《简论布依族曲艺“分彭饶”与“分浪论”的文学特征》。[20]
登载上述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文献的刊物包括:《曲艺》、《中国音乐学》、《民族艺术》、《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西民族研究》、《民族音乐》、《民族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贵州民族研究》、《音乐时空》、《文化艺术研究》、《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云岭歌声》、《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等等。作者大多来自高校、艺术研究所,曲种一线表演者的研究文献目前几乎空白。虽然期刊学术发展趋势从2010年开始迅速增强,但研究文献数量依然不多,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目前已知的有100多种曲种,而真正进行专题文献研究的不到20篇,大多数的曲种无人问津。其次,文献内容大都是介绍性的,理论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再加上史料文献的缺失,整理发掘的不够,严重影响着人们对其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更阻碍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良性发展。
2016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柯琳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第一次对少数民族曲艺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抽象的论证,初步搭起了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理论框架,其意义非常巨大。[21]
2016年8月,中国艺术报登载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五年(2011-2016)工作综述――《春风化雨牡丹绽放,文化自信民族复兴》。中国曲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国曲艺艺术研究基金,在10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应用性的课题中,就有少数民族曲艺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已立项,还拍摄了9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曲艺辙痕》,为曲艺研究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中国曲协与辽宁科技大学开展战略合作,共同开发高等教育曲艺类本科专业教材。以上这些中国曲协的工作导向给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研究指明了道路,这一板块大有可为。
二、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曲种及其独特性
柯琳教授在其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一书中第一次较为详尽地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曲种存共约400余种,少数民族曲种约占我国民间曲艺曲种的60%,近200余种。”[21]该书中收集到现存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曲种(见表1)。
曲艺品种与其各自产生的地区方言关系密切,曲艺音乐更是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都是多民族省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0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其中云南一省就有汉、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拉祜、佤、纳西、瑶、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独龙、基诺、蒙古等23个民族聚居,该地区的民族密度之高,在我国首屈一指,世界绝无仅有。受云贵高原崎岖险峻的地形和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以及大迁徙影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同一区域同一民族的不同成员也是相互隔绝、封闭性强,这些为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创立提供了不可复制的条件。如图1中罗列的100多种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c跨国民族的曲艺曲种,复杂繁多,内容丰富,审美独特,除以说、唱方式来叙述传说、历史、史诗、故事、生产劳作等本民族宗教、民间文学及民间仪式内容外,歌与舞的存在是区别于汉族曲艺最突出的特点,再加上服饰、技法、道具的特色,西南少数民族曲艺闪烁出耀眼而独特的光芒。
三、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文献研究成果
1.目前涉及少数民族曲艺内容且较有影响的书籍(见表2)。
四、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前瞻
30多个少数民族集居在中国大西南(见图2),从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民族曲艺曲种是如此丰富多彩,然而笔者仅仅检索出上面寥寥数篇的研究资料,事实上大多数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曲种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状态。作者还认为仅从汉族或其它民族的曲艺框架来定义、研究这些曲种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音乐、文本、舞蹈;曲种的独特性、差异性、丰富性;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社会功能以及在民族文化中担当的角色等等,都有待于去做深入细致地甄别、研究,其挖掘的空间非常之大。也许有些民族本身也在民族的融合中被同化,忘记了自己的这种文化身份,甚至他们对自己都不感兴趣了。也许由于语言的障碍,造成研究乏力。也许是生在其中的人们本来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或是不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传承与创新。国家一级编剧严西秀先生说:“曲艺是一个庞大的、动态的体系,曲种之间差异很大。”[8]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国曲艺大花园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西南少数民族曲艺更是复杂、动态,种类繁多、各具特色。这些曲种虽然各自的发展历程不同,但它们是这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身上流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血脉。我们有责任去守护这些中华民族文化根基、传承民族文化血脉,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让文化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并存,让西南少数民族曲艺在世界闪烁出夺目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吴文科.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代命运[A]//.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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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彭科伟 浅论四川曲艺的保护和传承[J].中国音乐,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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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赞丹卓尕. 艺术家土登访藏族著名曲艺表演[J]. 艺术研究,1992,(1).
关键词:鄂伦春;民族;说唱;艺术;生态;历史;现状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138-02
鄂伦春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说唱艺术历史悠久,艺术特色鲜明,文化积淀丰厚。而对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生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鄂伦春民族传统说唱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繁荣与发展,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意义。为此本文专门对此进行系统化研究,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生态研究,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理论层面来进行。
一、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简析
要对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生态进行系统化研究,首先就必须对鄂伦春的传统说唱艺术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并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解读。
(一)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概况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摩苏昆”,又分为用悲调说唱的“摩如苏昆”和用喜调说唱的“乌伦恩沁”两种。“由一人说唱,唱一段说一段,说说唱唱,散文与韵文相结合。一般都是长篇为多,但也有中短篇的。”另一种是“萨满调”,原为巫师给人看病时的说唱,后演变为“融诗、歌、乐、舞、说、术六种表演方式。”“似说唱,节奏鲜明,乐句不多,多用鼓伴奏。”说唱形式为萨满为主,众人随和。
(二)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思想内容丰富。其一是反映、歌颂鄂伦春民族英雄的,例如“摩苏昆”中的《英雄格帕尔》、《布提哈莫日根》、《波尔卡内莫日根》、《薇丽彦和英沙布》等。这些作品都反映鄂伦春猎人与魔鬼作斗争,最终以智取胜的故事,具有民族史诗性质。其二是反映爱情的,特别是以“逃婚”为题材者居多,表现出鄂伦春人反封建、反压迫的愿望和意志,以及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与向往。例如“摩苏昆”中的《婕兰和库善》、《诺努兰》、《特尔根吐求亲记》等。其三是反映鄂伦春人社会生活与劳动生活的,例如“摩苏昆”中的《库巴列》、《雅林觉罕和额勒黑汗》等。其四是表现祈求平安康泰的,例如“萨满调”的大部分作品。其五是以动植物传说为题材,歌颂大自然的,例如“摩苏昆”中的《磨石山》、《大青山和小青山》、《鹿的传说》、《罂粟花的来历》、《姑都堪与雅都堪――姊妹山的传说》等。
(三)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美学特征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美学特征。在唱词方面,使用鄂伦春本民族语言,并且口语化,通俗易懂,易于传唱。并运用了比喻、夸张、排比、双关、对偶、反复、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在音乐上,“摩苏昆”采用本民族民间曲调[库雅若调]作为固定曲调,旋律简单,但优美流畅,结构简朴,极富说唱性。“萨满调”的音域和旋律则分两种:一种是音域较窄、旋律平稳的级进式咏诵调;另一种是音域较宽、旋律起伏的咏叹调。
二、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生态历史
所谓“生态”,指的是事物生态发展的状态,它受生态环境影响和制约,而生态环境又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生态历史,正与鄂伦春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建国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鄂伦春民族面临恶劣的北方高寒地带和深山老林的自然环境,并饱受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军阀的压迫,尤其是从1931年到1945年,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与,其文化发展受到严重摧残,故使得该民族传统的说唱艺术屡遭破坏,濒临灭绝的边缘。
众所周知,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既属于民族艺术,又属于民间艺术,纯系“草根文化”,既非主流文化,又非物质文化,其传承全凭民间口口相传,长期属于自生自灭状态。
当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勇敢顽强的鄂伦春人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生态环境中,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守住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之根,也守住了自己本民族传统说唱艺术的血脉,终于使它们没能消亡,这是鄂伦春人民之幸,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之幸。
三、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生态现状
对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进行生态研究的重点,是对其生态现状的研究,这也是“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必然选择。
这种现状研究,应以实地调查研究为依据,并由此进行理性分析与思辨。
建国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鄂伦春人由以前的游猎改为定居,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人民真正成为大自然的主宰、社会的主人、文化的主体。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鄂伦春族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其中就包括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许多有志有识的文化人士,也积极热情地投身于鄂伦春民族传统说唱艺术的挖掘、收集、整体、传播的系列化文艺工程之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传承人得到保护
鄂伦春民族传统的说唱艺术――“摩苏昆”和“萨满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统人得到保护。例如“摩苏昆”的第一代传承人李水花(1922-1987),是鄂伦春族人,她演唱的“摩苏昆”曲目《英雄格帕尔》、《鹿的传说》、《双飞鸟的传说》等,都被文字与录音记录下来,成为传承的载体。“摩苏昆”的第二代传人莫宝凤(1934-),也是鄂伦春人,她全面继承了李水花演唱的“摩苏昆”曲目。又如“萨满调”的传承人关扣尼(1935-),被确认为黑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鄂伦春族萨满舞”和“鄂伦春族占日格仁舞”两项代表性传承人,因鄂伦春族老萨满相继去世,她成为鄂伦春族最后一个萨满。
(二)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作品,被收集、记录、整理、出版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以文字载体形式,被收集、记录、整理、出版。例如鄂伦春民间艺人孟兴全(1910-1982),就出版了鄂伦春说唱艺术“摩苏昆”的文本《薇丽彦和英沙布》、《卡拉尔和库勒尔》、《库多莫尔根》、《尼玛尔》、《大青山和小青山》、《英雄格帕尔》、《空库乌那季》、《宝马》等多部专著。又如鄂伦春族孟淑珍(1951-),也出版了鄂伦春民间说唱文学作品集《英雄格帕尔》,并荣获中国北方十五省区民间文学奖一等奖。
(三)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理论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只有双轮驱动,才能比翼齐飞。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理论研究工作,全面深入地展开,并且硕果累累。例如鄂伦春族关小云(1958-),鄂族名“乌拉丽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萨满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黑龙江省鄂伦春族研究会副会长。她先后出版了《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鄂伦春萨满调查》、《大兴安岭鄂伦春》、《鄂伦春族风俗概览》等多部专著,对鄂伦春民族传统的说唱艺术――“摩苏昆”与“萨满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科研成果多次荣获社会科学类各种奖项。
(四)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以多媒体形式广泛传承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已被现代化的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U盘等多媒体记录下来,并迅速广泛的传承。
(五)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演出活动广泛开展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演出活动,在广大鄂伦春族中间广泛开展,深受全民族人民群众的欢迎。
综上所述,可见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生态研究,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限于水平与篇幅,本文只能提纲契领,概而言之,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杨治经,杨诗粮,彭放等著.北大荒文学艺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P600.
关键词:民族器乐;传统;文化;艺术指导
一、民族乐器艺术指导的重要性
我国的民族器乐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世界上较早的发展音乐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音乐代表着民族的文化与传统,这些音乐大多来自于人民的生活以及劳动,每样民族器乐都具有自己典型的曲目,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热情以及生活特点。因此,学习民族器乐可以在掌握基本音乐知识的同时,了解当时民族文化的特点,了解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1]。在进行民族乐器教学指导过程当中,教师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能够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巧的同时,培养学生精神和内涵,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民族乐器的艺术指导,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来培养自身的音乐内涵,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断地拓宽学生的事业,让学生了解我国多种民族乐器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此同时,在学习民族乐器的过程当中,学生可以通过民族乐器的曲目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了解音乐魅力。
二、当前我国民族器乐艺术指导中出现的问题
(一)学习的功利性太强
学习民族器乐的主要目的是陶冶情操,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趣味。但是,当前民族器乐的学习都是在应试教育的情况下开展的,多数家长强制学生学习器乐,从而能够为自己加大竞争的砝码。但是,学生都在学习的过程中处于功利的目的,对民族器乐缺乏兴趣,缺乏学习的动力,从而导致学生在学习民族器乐的过程中被生活所束缚,无法真正地融入到民族器乐的学习当中。在学习民族器乐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对民族器乐感兴趣,深入到民族器乐的学习当中,感受名族器乐的魅力,从而能够在民族器乐领域中学习知识,并且不断地陶冶自身的情操。
(二)教学者不负责
正是由于学生功利性学习的目的,教学者在教学的过程中处于功利的目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无法对民族乐器进行专业的指导[2],其教学课程主要集中在考试技巧方面,忽视了学生的艺术修养教学。有些指导教师的指导方法过于简单,缺乏专业的教师精神,其指导的范围集中在考试方面,忽视了学生的素质教育。这种教学方法,使得教师的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并且对学生的个人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优化民族乐器艺术指导的方法
(一)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
教师是影响教学水平的直接人员,其自身的专业素质直接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在从事民族乐器指导时,需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在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对民族器乐进行熟练的掌握,并且不断的优化自身的民族器乐水平。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民族乐器在不断地发展,并与现代化科技进行融合,从而产生了更加先进的理论知识以及音乐技巧。因此,教师需要了解这些先进的音乐知识以及创新的方式,从而能够将自身的专业素质传递给学生,让其掌握民族乐器的最基本的内涵。为了提高学生整体的素质,教师必须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并且领悟到民族乐器的内涵以及精神,从而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培养艺术家。
(二)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
不同的民族器乐有着不同的教学方式,同时不同的学员音乐能力不同,对音乐的感知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需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教导。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必须要了解教学生的基本能力,从而能够对其基础知识进行教育,并且培养学生的兴趣,不断地提高学生的音乐技巧和专业能力。
(三)借助现代化技术进行教学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帮助教师能够更加灵活地展现艺术教学的方式。科学技术与民族器乐之间的结合,可以体现现代的特点,也可以将民族器乐的传统特征全面展现出来。教师在进行器乐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音频、视频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并且通过最新的3D立体音效,将传统的民族期曲目转换成现代化的音乐。因此,为了展现民族器乐的艺术特征,教师需要通过现代化的科技将民族器乐的特征更加立体地展现,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提供帮助,同时学生在欣赏民族器乐的同时可以感受民族器乐与现代化结合的特征,对民族传统的乐器进行传承和创新。
四、结语
传统民族器乐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学生在学习民族器乐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对文化进行传承发扬,从而能够使得民族器乐与时代进行相结合,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因此,教师作为民族器乐的教学者,应该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专业技巧,提升学生的音乐内涵和精神。
[参考文献]
[1]李直.民族器乐演奏专业的就业形势[J].乐器,2012,12:29-33.
【关键词】校园;传承;民间艺术;有效性;互补性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10-02
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是经过无数代民族民间文化艺人创造、发展、传承下来的,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性格、习俗、修养和审美。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化进程加快,文化融合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在进行,很多曾经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民族民间艺术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有些甚至面临传承、发展乃至生存危机。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状况,近年来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国家各种保护、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各种政策、文件逐步出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8%,拥有以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等在内的40多个民族,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或迁徙过程中,创造了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本土文化和民间艺术,并一直保存延续至今。
贵州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相对封闭落后,受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小,原生态文化状态较为稳定,许多原有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民间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独特性。这里主要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有地戏、蜡染、刺绣、银饰、木雕、山歌、铜鼓、唢呐、侗族大歌、芦笙歌舞、苗族舞蹈等,部分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然而由于贵州长期处于经济落后局面,在中国飞速发展的今天,贵州人民奋起直追,却面临着经济发展和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两难局面。这些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靠口传心授,且部分民族民间文化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新时期,年轻人多靠外出打工发展经济,使得我们的本土文化无法得到有效传承、发展和保护。以笔者所在的村子为例,以前春节跳地戏时,全村人都围着看,是全村人整个春节期间的娱乐方式,现在跳的人少了,看的人更少,有时看地戏的还没有跳地戏的人多,大家都在家打麻将、看电视。可见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承和保护,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传承了几百年、几千年的优秀民族文化逐渐消亡。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中国(贵州)第一届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文化产品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是现代的传播价值。”他指出,多彩和谐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推动贵州省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贵州将加大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阐发力度、保护传承力度、开发创新力度,推进民族民间文化内容创新、传播方式创新,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服务现代。如何传承、保护和发展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都在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思考,但都限于在民间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需要民间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自觉参与,以现在的社会发展情况是很难做到的。仅靠这些民间文化艺人自觉地去保护和传承,就得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更谈不上发展。即使有部分有经济头脑的民间艺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无法广泛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共同参与。校园传承是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继承、保护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补充和发展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一、贵州民族民间艺术校园传承的条件和优势
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多少年来都靠本土艺人自觉传承,与政府行为关系不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自觉性逐渐消失,要很好地传承、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民间文化,必须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政府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不得不介入其中,共同推动本土文化的保o和发展。从贵州省目前状况来看,很多教育部门无论是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院校、地方文化团体,还是中小学,都是在自觉地进行本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但由于都是自觉性的,并未引起广泛的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基本的了解和认知层面上。部分高校虽然出现了一批研究本土文化的学者,并成立了一定的研究机构或建立了一些小型博物馆,但其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校园传承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支持、领导重视,还需要更多的人才、人力和资金,还需要严格计划、投入和研究,要有组织、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整合。
随着贵州教育的发展,很多高校都设立了艺术学院或艺术专业,有专业的教师队伍及学生,数字化、信息化程度高,信息来源广,有可供研究的资金,与地方政府、文化单位及民间艺人之间都有着很好的沟通渠道,有一定的研究平台和研究基础,这是很好的条件。同时,国家大力提倡应用型人才培养,重视职业院校发展,政府对高校研究本土文化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优势条件给予了高校继承、保护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较大的空间。近年来,很多高校教师都在通过撰写论文、申报课题对本土文化进行调研、发掘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能够记录、整理和保存一定的本土艺术,只是尽到了知识分子应尽的部分责任。但我们在如何培养适合继承、保护和发展本土文化艺术的人才方面还做得不够,在如何培训指导民间艺人、提高他们的艺术创造力方面还做得不够,如何结合地方经济的发展在继承和保护地方文化艺术的同时,让我们的本土文化艺术焕发青春,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还做得不够。只有充分利用校园人才优势和条件,结合本土资源优势,才能保证我们的本土文化艺术在校园内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发展。
二、贵州民族民间艺术校园传承的有效性和互补性
民族民间艺术在传承保护方式上相对随意、松散,没有专业的管理、宣传人才和研究机构,受市场经济和文化融合的冲击,有组织的管理、合作及研究迫在眉睫。民族民间艺术校园传承有较好的条件和优势,但如何利用好校园的人才队伍、教学条件以及其他的一些优势,需要合理规划,充分论证,同时要很好地结合地方文化团体及引导好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来进行。在中小学,应以宣传为主,要让学生了解和认识我们有哪些本土民族民间文化,使其闹惺艿浇袒和熏陶。民族民间艺术校园传承以高校和职业学校为主,这类学校教师专业性强、教学条件好、资金来源广,一般开设有艺术类专业,学生队伍庞大,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培养出来的人才可直接应用到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的事业中来。以安顺学院为例。近年来,安顺学院部分教师开展了大量民族民间艺术研究,发表了大量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论文,申报了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课题,建成了“屯堡文化研究中心”和“安顺民族民间艺术研究所”,收集、记录、整理了大量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资料,出版了关于蜡染、地戏、屯堡文化方面的研究著作。艺术学院开设了蜡染、木雕、陶艺等特色课程,与“福远蜡染艺术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开设的特色课程可直接到蜡染厂进行实习实训,聘请安顺蜡染艺术方面的民间艺术传承人为艺术学院的特聘教师直接参与课程开发和教学,师生共同参与蜡染方面的设计、包装、产品开发、举办作品展等,把当代艺术理念融入到了蜡染设计中。艺术学院音乐专业以布依族文化为基础排练了大型舞蹈,艺术学院与多个地戏、蜡染方面的传承人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在筹备成立艺术学院的蜡染、木雕实验室。政府正在安顺学院建立安顺博物馆,中国蜡染艺术研究院也即将在安顺学院成立……这些相关研究和工作已有效地推动了安顺蜡染的继承、保护和发展、创新。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支持,使得安顺蜡染和地戏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安顺学院培养的部分艺术人才也在毕业后继承了安顺蜡染艺术,创立了自己的蜡染艺术设计公司,加强了蜡染艺术人才队伍,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虽然安顺学院在支持地方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保护和发展创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依然处于探索阶段,还需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及合作力度。比如能直接开设民族民间艺术专业,加大对民族民间艺术创作人才的培训培养,支持政府和企业做好产品开发等工作。同样,很多贵州省本科院校和职业学校也在结合学校资源和地方文化资源开展这方面工作,特别是职业学校,它的自由度更大,更能直接面对地方文化开办相关的特色专业,输送能直接参与传承、保护和创新民族民间艺术的人才。
文化需要传承和保护,更需要发展和多元,多元才能相互吸收借鉴,才能创新突破。贵州民族民间艺术丰富厚重,是贵州的宝贵财富,继承、保护和发展贵州的民族民间艺术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没有政府支持,没有专业的研究人才和研究机构,我们的民族民间艺术将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逐渐萎缩和消亡。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不能仅靠传统方式,校园传承更是有益的补充。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必须打破传统意识,共同努力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增强我们的特色和文化内涵,让民族民间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纹样艺术;服饰艺术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187-1云南生活着25个少数民族,在长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其中,服饰作为一种外显文化标识着一个民族的身份,也体现着该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审美意识。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服饰纹样艺术。由于云南民族较多,民族服饰各不相同,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内容丰富、图式多样,普遍呈现出色彩浓重,装饰性强的特点,这些纹样反映着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变化、人文变化和社会变迁等,展示了云南独特的民族文化底蕴。
一、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艺术图式的形式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中包含了较多的图式符号,勤劳智慧的少数民族妇女把这些图式符号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和排列布阵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纹样形式。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艺术图式从表现题材上有人物、动物、植物、天象和神祗图腾等不同类别,从形式上分,主要有十字式、万字式、回字式、卷须式、米字式、波浪式等。
二、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的特点
(一) 图案的仿生设计
云南少数民族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形成了崇拜自然,模仿自然的心理,她们把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和花鸟鱼虫的形象和色彩经过装饰加工,形成美丽的纹饰图案表现在服饰上,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服饰工艺中独特的仿生设计。比如,彝族是个崇拜火的民族,其服饰色彩多为暖色,以黑、红、黄为主调,服饰纹样中多有火的图案,也有各种花草鱼虫图案,云南石林和丘北县普者黑的彝族妇女会在帽子上弄一个蝴蝶图案,很有特色;壮族是个生活在水边的民族,很早就以种植稻谷为生,在壮族服饰纹样中水田纹、鱼纹、蛙纹、贝类螺旋纹以及花鸟纹等是最常见的,云南文山的壮族濮侬支系妇女服饰就是以鸟形为仿生制作的,其衣服紧身收腰显短,左右侧各有翘角,仿鸟翅,裙子显长通常撩起于臀部固定似鸟尾,故有“鸟衣”之说。
(二) 色彩艳丽多姿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追求美感,将精神元素、物质元素、自然元素融入其中,使得服饰在变化过程中不断以色彩为主流,通过色彩强调民族气息,通过色彩振奋民族灵魂。因此,经过不断的创新与改造,云南民族服饰呈现出艳丽多姿的色彩,通过色彩进行组合、搭配、对比最后形成和谐的统一,这与民族的发展是相吻合的。
三、 云南民族服饰纹样艺术及图式的传承与保护
(一) 传承与保护的必要性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艺术是在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精髓的沉淀,这些精华部分体现了民族特色与民族发展,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文化源于社会,源于民族,传承民族文化,保护民族特色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灵魂的重要内容。从民族服饰的特点可以了解该民族的风俗与文化传统,从民族服饰的纹样可以了解这个该民族发展的技术与灵魂,从民族服饰的纹样艺术图式可以了解到该民族的发展历程。民族服饰经过造型、图案、色彩、材质、纹样到整个制作流程,都体现着民族的智慧、创新、纯朴善良、友善,也传达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最求与向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二) 艺术图式的传承与保护措施
第一,现代化的科技的利用。利用现代化的电子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其它智能技术对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艺术图式进行跟踪记录,样点采集,归类整理,最终形成基本的电子信息库。
第二,双管齐下,加强传承与保护。所谓双管,首先是要加强普查考察,将各民族的服饰纹样艺术图式及服饰纹样特点、加工过程等进行详细的了解,登记造册,以防遗漏而失传。其次是要建立技术保护体系,对服饰纹样所涉及到的所有元素列入保护内容,从而建立相应的保护区,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化。
此外,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时,通过政策保障,人才支撑,建立基地,开发应用等多种手段加强传承与保护,以降低或避免民族传统文化逐步消亡的遗憾发生。
四、 结语
云南是我国民族大省,民族文化多次多彩。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艺术的创造是云南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这样一个人口复杂的省份,必须对民族服饰纹样及其制作工艺和图式进行研究、收集与整理,对相关的技术进行传承与保护,使得在信息发达、文化相互影响的今天保留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也才能在历史发展和国际视野中,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参考文献:
[1]杨婷.云南民族服饰纹样艺术图式研究[D].云南大学,2013.
[2]文牧江,刘怡果.基于图腾崇拜的花瑶服饰艺术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
[3]陈春华,杨晓,王艳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析设计美各要素――以云南民族服饰艺术为例[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2).
【关键词】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可持续发展;策略
原始宗教泛指人类的初期形态,包括万物有灵意识与灵魂观念、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鬼信仰等宗教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巫术、禁忌、祭仪等一系列宗教行为。在宗教学领域,原始宗教通常与人为宗教相对应,指人类在氏族社会时期基于社会信仰需求的自发性宗教形态。本文所言的“原始宗教”主要指各少数民族的本土或原生性宗教。所谓原生性,是指该宗教形态自发产生于民族社会的远古时期并一直传承和延续到近现代,主要承载了该民族发展历史中的宗教意识和文化表达,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民族宗教的“文化流动性”[1]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往往要通过一个物化的过程才能让人感知,形象是巫术和原始宗教最基本的物质条件。[2]研究原始艺术的西德学者赫伯特・屈恩认为:艺术跟宗教一样,也是揭示神灵永恒奥秘的一条途径,是接近神灵的一种方法,绘画一开始就必然同宗教膜拜连带在一起。[3]艺术起源的“巫术说”和大量宗教与艺术的考古史证,展现了宗教与绘画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依存关系,而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互渗透,使绘画成为原始宗教观念的重要表达方式,宗教意识也成为了早期绘画艺术精神的内核。因此,原始宗教、绘画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探讨原始宗教绘画可持续发展策略意义的重要前提。
一、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及绘画艺术的基本形态及特征
从文化与环境的双向关系出发,文化地理学者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系统发展的基底。云南多山地,且山地与坪坝结合的地理环境特征,致使少数民族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民族宗教形态。从本文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原始宗教的范畴看,主要有藏族的苯教、纳西族的东巴教、彝族的毕摩教、普米族的韩归教、白族的本主信仰等等。从原始宗教发展的阶段性看,云南还保留着大量的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原始形式,包括以直接崇奉山、石、水、火等自然物为特征的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如佤族祭奉的最大神灵就是山神“鹿埃姆”和“鹿埃松支”,而藏族、普米族、纳西族摩梭人都有崇拜牦牛的习俗,壮族、布朗族、苗族、傈僳等民族则甚为崇拜神林、神树;同时还包括具有原始氏族社会遗留特征的图腾崇拜,如彝族、白族、拉祜族、纳西族、怒族等都有崇拜虎的现象。此外,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及巫术、禁忌信仰等也是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基本内容。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在上述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复杂多样性,使宗教绘画艺术具有了“多样且复杂的精神内涵和模棱两可的外在特征”[4]。实际上,所谓的“模棱两可”正是指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具有原生性特征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就其画面的表现形式而言,可以分为崖(岩)画、壁画、文献经籍绘画、纸布绘画以及吞口画、祖妣画、盾牌画、文身艺术等内容。
二、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世界性大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正在遭受空前的冲击。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作为一种民族传统艺术文化也面临着衰退、复兴与变迁进程。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保护和开发两个层面。
(一)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对原始宗教的观点虽然不一,但从对地方民族传统文化,或早期宗教文化的物质遗产,或地方民族早期艺术文化的物质和包含在其中有关人类早期绘画技艺等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维视角出发,国家、各级政府和民间社会力量都在极力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就云南省而言,其保护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的立法保护和制度保障。在《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全国性法律的支撑下,云南省于2000年5月在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通过了我国首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5],并于2000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由此为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在内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在该《条例》的基础上,云南省部分地州又根据自身的民族文化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补充,而施行了《云南省维[6]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8年)、《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12年)、《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12年)等地方自治条例。另外,云南省还对部分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制定了相关法规,其中2006年颁布实施了《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并明确指到对东巴绘画艺术为重点保护对象。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的颁布和施行,对云南少数民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保护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层面得以保障,并为宗教绘画的收藏、抢救、研究、保护和开发等提供了法律支持。同时,相应于这些法律法规而制定的保护和奖惩等方式为民族宗教绘画的整理、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制度保障。
其次,保护模式的形成。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下,各类地方组织和各界人士,尤其是民族文化工作者都积极投入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事业中,并逐渐形成几种文化保护模式。模式一,为学术化的保护模式。即依托相关研究机构、科研基金支持,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积极通过田野等方式调查有关原始宗教绘画的遗迹,搜集、整理相关的图片和文献资料。如中国民族学家杨成志20世纪20年代调查彝、白、苗等民族时得到彝族古籍一本,上面配有插图。1957年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原碧江县发现怒族古岩画后,有民族学、考古学专家于1965年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又发现岩画。其中一些考古学家研究过岩画的形成年代、内容等问题。[7] 1981年率先成立的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先后出版了《东巴文化艺术》、《纳西族东巴文字画》等多部东巴绘画图册,使丽江掀起了学东巴文、画东巴画的热潮,逐渐形成一种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字和绘画艺术的模式;模式二,为教育化的保护模式。即建立民族文化传习馆、民族文化传承基地、民族文化与学校教育机构相结合。如著名作曲家田丰就于1995年以个人力量筹资创办了云南省首个民族文化传习馆,并通过各民族中老年艺人带青年的形式,让学员到馆系统整理和研习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开辟了一种模式。丽江市就在兴仁、黄山、白沙等小学设立传承民族文化精品教育基地,采取教师、学生、学者共同参与的方式编写乡土教材,并开办东巴象形文字、东巴绘画等课外兴趣班等教学方式传承民族文化。模式三,为博物馆模式。这一模式被普遍运用于原始宗教绘画物质形态遗产的保护。云南省博物馆继续收藏展示文物性质的民族民间美术品,云南省群众艺术馆拥有可观的民间美术实物资料,新建的云南民族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丽江东巴博物馆、个旧市博物馆也集、整理、收藏云南民族民间美术品,其中不乏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作品。模式四,对绘画主体的保护,即绘画传承人的保护。1997年,文化部同意云南省群众艺术馆接受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资助,启动云南民族民间美术调查项目,云南省文化厅也发出《关于在全省开展民族民间美术和民间艺人调查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积极开展调查工作。至1999年,云南省各地调查组共获得210多名民间艺人资料和相关的美术资料。云南省文化厅1999年6月23日以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美术师和民间艺人三个级别对166位民间艺人进行命名,表彰33个调查民族民间美术先进集体和103名先进个人。[8]这些保护模式成为了原始宗教绘画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
如上所述,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以及在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努力下,民族宗教绘画艺术文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护和传承。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保护机制不完善,从法律、政策和经济层面都缺乏激励机制。其次,是保护手段的现代化程度低,对图片、图像资料数字化资料收集还限于静态的相机拍摄地方法。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无法建立对绘画工艺和过程信息的资料收集,不利于其文化非物质层面的保护。措施的实施的全面性不够。目前,只有纳西族的东巴绘画的保护形成了从立法、机构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完整体系,其他民族的宗教绘画艺术保护体系都不完整。最后是研究体系的专门化、系统化不够。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文化的研究是具有模糊性的,即:对其的保护工作是放在对地方民族文化的整体之中。理论和实证研究都缺乏系统的框架和方法。
(二)开发现状及面临问题
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文化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民族艺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中。前者的主要途径是把原始宗教绘画的形态元素,如形象、色彩等,运用到其他领域中。典型的有张志禹、李忠翔设计的云南民族博物馆的门头的大型浮雕[9],就是抽象运用了原始宗教绘画形象中的“虎”的图腾形象。对于在旅游中的开发,各民族地区都通过原始绘画艺术的吸引力来开发旅游产品,或进行特色文化景区的建设。在丽江古城,大量的东巴象形文字结合东巴原始宗教木牌画得形式,被开发成为旅游纪念品。丽江的东巴谷旅游景区中,东巴原始宗教绘画“神路图”以大型景观石刻的形式被展示出来。
伴随着原始宗教绘画艺术被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一方面是使人们看到这种文化的价值,在推动了对其的保护和发展的同时,又起到阻碍和制约的作用。这表现在:其一,物质环境的开放,带来了外来文化侵袭,原始宗教绘画的多元特征越发明显。一方面使原始绘画具有多元要素而艺术形态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又造成的民族宗教绘画艺术的“趋同化”或“同质化”。其二,当代人对原始宗教的不同态度也引发了民族宗教绘画在传承和保护上的争议。少数民族群体和民族文化工作者在积极采取措施而保护着传统文化,而部分缺失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则将原始宗教与原始人类、原始社会及落后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而贬低了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其三,伴随着旅游产业商业化的开发,使原始宗教绘画逐步失去反映创造主体的情感和意识,而转化成迎合客体需求的内容和形式,逐渐丧失了“原生性”与“民族性”。
三、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针对上述提及的问题,发现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要实现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解决。其中,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从政府层面,加强开发和保护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的立法执法工作,拟定和颁布有关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及政府条例。
2.从研究层面,转换观念,把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绘画作为一种早期文化现象,做到研究的多维视野。让人们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充分认识其文化特征、存在价值和意义。
3.注重保护手段中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加强信息化、数字化、动态化建设。即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原始宗教绘画艺术以图片、音频、视频的形式存储于网络数据库中,建立民族宗教绘画的数字化资源库,以实现对这些珍贵资料的永久保留与传播。同时,还可以利用计算机的动画和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濒临消失或已被损坏的原始宗教绘画,实现对该绘画艺术的数字化保护。
4.应依托早、初、中、高教育体制,培养民族绘画艺术的高等教育人才和保护原始宗教绘画技艺的传承人,使美术教育与民族传统绘画艺术文化相结合而互动发展,丰富和发展相关产业。
5.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出发,带动宗教文化向审美文化视野的转化,促进云南文化旅游的深度开发,并有效处理原始宗教绘画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四、结语
原始宗教作为氏族社会的伴生物,往往是全民信仰的宗教,[10]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文化的发展。因而,对其绘画艺术文化的保护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的挖掘、传承和利用增加了我国传统美术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使传统绘画主流元素与少数民族原始绘画的非主流因子互动融合而发展;其次,随着对民族绘画文化构成价值的深入理解,在原始宗教绘画艺术物质形态的保护过程中,同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民间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再者,随着民族传统宗教绘画艺术的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加深了与全球化和现代化接轨的程度,使少数民族的原生性文化有了面向世界、与先进民族文化平等对话的机遇和权利,因而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提高了民族意识并促进其文化自觉,最终从少数民族成员自身的角度,更为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绘画艺术。人类文化的形成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社会都在发展变化,体现其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变迁才是绝对的、永恒的。[11]采取何种策略解决好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注释:
[1]孟慧英.再论原始宗教[J].民族研究,2008(2).
[2]龚田夫.巫术与原始艺术[J].百科知识,2007(15).
[3][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M].三联书店,1987:42.转引自马奇.艺术的社会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评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47.
[4]汤海涛.云南民族美术学[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5]李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绘画发掘保护及存在的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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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民风 地域性 即兴性
东乡族共有人口373,872人,主要聚居在甘肃省的东乡族自治县,还有一部分居住在积石山自治县、和政县和临夏县。东乡的本意是指古河州地区的东、南、西、北四个聚居乡之一的一种称谓,上世纪五十年代经东乡族人自愿将其所聚居的地区命名为东乡族至今。
东乡族民风淳朴,人民勤劳果敢,其性格坚韧耐劳。东乡族有着丰富的娱乐和歌舞活动,东乡族民歌则是他们民族音乐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形式,其中,“花儿”是深受他们喜爱的歌咏项目。
一、东乡族民歌概述
任何一个民族的民间艺术形式都是在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经广泛的积淀发展而成的,它最大程度的体现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民族民俗背景内涵。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的活动过程中,必然要产生一些与之相关的歌曲形式,如打夯歌、碾场歌、挤奶歌、牧歌等等,但决不会有可能产生象捕鱼歌或插秧歌等题材的歌曲,这就是民歌艺术的地域性划定。
关于东乡族民歌类型的划分,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该以题材类型来划分,这也是最普通的一种划分方法;也有人习惯于以语言划分,即划分成用汉语演唱的歌曲和用东乡族演唱的歌曲两种类型。暂且不论这些划分标准的孰优孰劣,笔者认为,能够将最常见的不同题材歌曲划分法同其民俗宗教歌曲的划分法结合起来,或许更合理些。
二、东乡族民歌的分类:
根据以上阐释,东乡族民歌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即兴性强、有感而发的劳动歌曲
这类歌曲跟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息息相关,大多是人们在劳动之余或劳动之中进行即兴哼唱的。一般为抒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亦可起到在劳动中鼓舞干劲,排遣孤寂情绪的作用,〈〈碾场歌〉〉是此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
这是一首g羽无声调式,调式音阶相当规整,分前后两句。前句较长而后句稍短,其旋律呈平缓的起伏线条状。散拍子结构、前倚音及波音的运用形象的描绘出两头牛拉着碾石滚不紧不慢碾场的情景。在这种劳动场合唱出的歌曲应该是随手拈来、有感而发的,再加上整首歌曲里大部分都是无实际意义的衬词,那么也就最能体现歌唱者此时的心境,同时也能起到调节枯燥单调的劳动气氛的作用。
(二)环环相扣、节奏多变的宴席曲
婚庆活动是一个民族最为典型的民俗庆典活动,是民风民俗在民间艺术方面的聚焦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民俗文化风貌最好的展示。东乡族在婚礼的整个庆典活动中有着特殊的习惯,其欢庆、道贺的气氛完全在充满歌声的过程中进行。当新娘被接进新郎家以后,也就意味着她完全走进了一个载歌载舞的天地。首先,前来道贺的亲朋好友们要共同唱起“哈利”表示对新娘子的欢迎和祝福。具体的演唱方式是由其中的一个较有影响的人带头先唱起“哈利”,然后其他的客人和小伙子齐声呼应,共同喊出“哈利”或者其他祝福的话,喊的同时还必须用手击打手掌或手臂,形成一定的节奏,双腿大致半蹲成马步的姿势并横向沿圆圈跨进或后退,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简单的舞步,同歌声一起共同构成婚庆歌舞的雏形场面。唱词由宾客即兴编唱,内容大多为新郎英俊,新娘美丽,夫妻恩爱,永不分离等赞美之词。宴席曲就是在这种喜庆婚礼的场合上所演唱或即兴编演的带有舞蹈性质的歌曲。演唱形式基本为双数,从两人到八人(光棍)不等,不仅仍保留着一唱众和的古老方式,而且在唱词的同时一定要伴有舞蹈性的伴随动作,前文已经说过,这实际上是一种婚庆歌舞曲的简单形式。
最有代表性的歌曲是《宴席进门曲》,在广泛的传唱过程中形成了以下风格,
1.旋律特点:由于是一首在婚庆场面表演的歌曲,所以旋律采用了具有相对稳定作用的加偏音的角调式,线条起伏较大,第一小节里加入轻快的后倚音,而歌曲末音则作下滑音处理,有效地增加了整曲的欢快性;更突出的特点是歌曲采用了变换拍子的节奏处理方法,唱起来会产生一种律动感,也使旋律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发展动力。
2.唱词特点:唱词共六段,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单句提出问题,偶句作出回答,增添了歌曲欢乐的情趣;另外,前六小节为领唱,后四小节为“和”,“和”的内容虽然均为衬词(东乡语:好好的唱,好好的闹。)但却具有把整个歌曲推向的作用。有趣的是,在这首歌曲的歌词里,领唱里的问与答的部分均为汉语演唱,篇幅较长;而和腔里的衬词部分则用东乡语演唱,句子较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东乡族人没有自己的固定文字的一个侧面的注解。
3.节奏特点:采用变换拍子是本首歌曲在节奏方面最鲜明的特征。在礼俗婚宴曲中的结构中,节奏的特性处理尤为显得重要,连续变换拍子的运用能有效地形成歌曲风格的构架,激活整首歌曲的娱乐逗唱性质,增强其欢庆的功能情趣。至于演唱方面的特点,前文已有论述。东乡族的宴席曲相当丰富,其他还有如《方四娘》、《牧童放牛》、《高大人领兵》等,这里就不作赘述了。
除以上介绍的几种比较常见的东乡族民歌题材外,在东乡族民间传唱的还有为数不算多的一些宗教歌曲和儿歌等,由于东乡族群众也基本上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其宗教歌曲主要是伊斯兰教的经文歌曲或诵经调,其中,儿童歌曲大多为短小乐句的反复,音程跨度小,比较上口,易记易唱。总之,东乡族虽是一个总体人口数量不多的民族,但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姿多彩的民间歌曲形式,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
参考文献:
[1]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