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14 17:08:0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常见效应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作者简介:孙伟峰(1976-),男,本科,主管检验技师。
关于血液标本采集,目前临床反馈不满意的结果,80%可溯源到标本质量不符合要求[1]。婴幼儿静脉采血属于临床护理、临床检验的基本操作,较成人穿刺难度大、要求高,很容易引起纠纷。如何减少医患纠纷、提高血液标本质量?关键在于良好的员工素质、选择最佳的采血部位、性能优良的采血设备等等。下面就婴幼儿静脉采血方法、不同设备的采血效果进行初步探讨。
1 婴幼儿静脉采血常见方法
1.1 头皮静脉采血:头皮静脉主要有正中静脉、额浅静脉、颞浅静脉、耳后静脉等。首选正中静脉,它是头皮静脉中较大的一支,直而粗短,容易操作。头皮静脉因皮下脂肪少而暴露明显、直观固定;无静脉瓣且供血量丰富,呈网状分布。通过侧支循环,回流于颈内静脉和颈外静脉至右心房,所以顺行和逆行进针均不影响静脉回流[2]。头皮静脉穿刺后拔针易于压迫,不会出现局部血肿、感染情况,适合采血量不多的检验项目,不良后果较轻,比较少见地会致头面部缺血缺氧[3]。
1.2 后囟采血:适合对新生儿及后囟未闭的婴幼儿采血。针头经后囟刺入血液丰富的上矢状窦,一次穿刺成功率高,采血量多。该位置是由头颅静脉交汇聚合而成的窦汇,储血量大、容易准确定位。此种方法效果虽好,但是不易被家长接受。
1.3 颈静脉采血:颈外静脉管径较粗,血管弹性大、流量足,位置恒定。颈静脉穿刺需要助手固定小儿肢体和头部、绷紧皮肤,防止因为颈部周围组织松弛而影响穿刺效果。如抽血不顺或按压欠妥,局部血肿影响血液回流。另外当小儿头部压迫下垂时间过长,也会影响血液循环,造成脑供血不足。有报道[4]颈静脉采血致小儿呼吸骤停,怀疑跟小儿未空腹采血有关。小儿哭闹吸入大量空气,引起呕吐,误吸入食物于气管内造成窒息。
1.4 肘部静脉采血:上肢的浅静脉主要有三条:头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头静脉起自手背静脉网桡侧,贵要静脉起自手背静脉网尺侧,肘正中静脉为连接头静脉、贵要静脉的浅静脉。肘部静脉管腔粗大、浅表固定,穿刺首选部位为肘正中静脉。穿刺时尽可能让针头进入皮肤的同时直接进入血管,这样绕开周围神经进针可以使小儿的疼痛感降低至最低限度。静脉穿刺成功的关键是选择好穿刺部位。如骨隆突、关节部位、静脉瓣处、血管硬化、血管分布和医源性血管损伤等都可能导致穿刺失败[5]。
1.5 股静脉采血:长期以来,临床上广泛采用新生儿股静脉采血,这与新生儿的血流多分布于躯干、内脏,而四肢较少等生理特点有关[6]。新生儿股静脉位置比较深,附近有相应的神经血管,采血时如果反复穿刺或摆动过大、过深,会造成较大范围的血管损伤,严重的会导致动静脉瘘。
1.6 手背静脉采血:手背皮肤薄,静脉比较直、位置表浅,绷紧皮肤后可清楚看见或触摸血管走向,穿刺容易、按压方便,小儿不易受凉,同时容易规范操作、杜绝污染。遇到小儿皮下脂肪厚,静脉细小、水肿或脱水,可以借助皮下静脉寻找仪,根据生物组织对红外光吸收不同的原理让静脉显影。采用手背静脉采血,安全无并发症,可以适合大多数的化验检查、协助诊断病情,缺点是采血量不多,这与四肢血流分布,血管充盈度有关。
1.7 足部静脉采血:大隐静脉起自足背静脉弓的内侧缘, 小隐静脉起自足背静脉弓的外侧缘。穿刺首选为大隐静脉,位置表浅、操作简单。大隐静脉在足内踝上方有相对固定的解剖位置,即使在静脉充盈不明显的情况下容易触摸,适合采血量不多的检查项目。
2 常用采血设备
目前国内常用采血设备: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真空采血系统(真空采血管、专用采血针)。另外针对小儿血管管径小、我们通过头皮针(一次性使用静脉输液针)的辅助使用来帮助采血,介绍如下:
2.1 传统无菌注射器的运用
2.1.1 无菌注射器:适合后囟采血、颈静脉采血、肘部静脉采血、股静脉采血,无菌注射器和其他采血设备相比,针芯较长、能无菌穿刺部位较深的血管。
2.1.2 头皮针连无菌注射器:克服普通注射器针头过粗的缺点,适合绝大多数浅表静脉的采血。新生儿及婴幼儿易哭闹,血管条件差与针头可接触面积小,操作者用头皮针进针后遇到回血后针头在血管停留呈自然位置,操作者只需要右手拉动针栓即可吸取血液。
2.2 真空采血器的运用
2.2.1 真空采血器:主要适合血管明显者肘部静脉采血,近来也有报道在颈静脉、股静脉的采血效果明显[7-8],真空采血管内负压可自动抽吸血液省时省力,保证多项采血的需要。
2.2.2 头皮针连真空采血器:克服常用真空采血器针头过粗的缺点,适合绝大多数浅表静脉的采血。操作时先将真空采血针针头卸下,使头皮针软管与真空采血针针座相连,进针回血后借助真空管内的负压自动抽吸血液,减少了小儿身体扭动对采血的影响,适合小儿多项采血。
3 不同设备的采血效果比较
3.1 临床资料:2009年6月至10月收集在检验科需要采集静脉血的患儿295例,均为抗凝检验,内容包括急诊生化分析、凝血功能、血药浓度等等。年龄3月-3岁,一次采血量在2ml-4ml。
3.2 方法:所有婴幼儿均进行上肢(从手背至肘部)静脉采血,采血前助手协助固定穿刺肢体,使血管充盈、规范消毒后再进行采血。采血按婴幼儿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单号为观察组,采用真空采血器、头皮针连真空采血器采血,双号为对照组,采用无菌注射器、头皮针连无菌注射器采血。
3.3 结果:两组婴幼儿静脉采血成功率、溶血率、凝血率比较,见表1。
4 讨论
从血液标本的采集效果分析,真空采血器、头皮针连真空采血器的使用优于以往传统的采血材料(p
给婴幼儿和新生儿采血时,根据情况选择合理的采血方法。如选择浅表静脉采血时应尽量使用真空采血器、头皮针连真空采血器。从生物安全方面,全封闭式采血方式、采血针止血护套长时间不反弹,杜绝了在操作过程中血液渗漏而产生的交叉感染,有效确保了医护人员和医疗环境的安全。从患儿和家属配合来说,也是比较支持这种材料的使用,因为它既能舒缓患儿的紧张情绪,又能消除患儿的肢体瘀青。
无论何种方法、何种设备采集血液,为了保证血液质量,笔者认为都应该广泛应用真空采血管。以笔者医院使用的Improvacuter产品来说,如外观设计上 采用国际通用色标、双码一体化和条形码的应用,大大加强了医院的信息化管理,从标本标识到过程管理都可以做到简洁明了。标本安全上仿生(类血管壁)的试管内壁处理,以及材料表面形成的8分子层硬膜,有效控制了标本的分析前变异。检验结果来说, 产品的附加剂符合ISO6710要求,抗凝管内规定刻度的血样的抗凝比例更准确,使得结果更加可靠准确。
参考文献
[1] 容桂荣,张萍萍,赵立民等.血液标本采集与运送的质量控制现状[J].中华护理杂志,2008,43(7):645-647
[2] 马晓军,周萍,张凤.静脉穿刺新方法[J].中华护理杂志,1996,31(4):236
[3] 胡永群,喻玲芳.新生儿头皮静脉抽血致头面部缺血缺氧2例[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上旬版,2006,22(1):71
[4] 张佩超,马亚利,张彦荣.小儿颈静脉穿刺采血过程中致严重并发症二例[J].临床误诊误治,2002,15(6):475
[5] 董博,付能荣,王学东.贵要静脉穿刺置管术的应用解剖[J].现代医药卫生,2007,23(21):3183-3184
[6] 金汉珍,黄德民,官希吉主编.实用新生儿学[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57～58
论文关键词：资源开发，外部性，可交易许可证，“庇古税”，综合治理
1资源开发企业负外部性与制度需求
环境治理往往体现在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控制和处罚上，尤其侧重在通过各种手段对污染“事中”和“事后”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进行治理。在中国自然资源开发中，因从事开发企业的“国有”属性，其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往往难以如实反应在市场价格中，这也是资源开发企业缺乏经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如何运用现有政策手段对资源开发企业负外部性进行有效治理，便格外引人关注。
资源开发的产出既包括产出量和初级加工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也包括拉动地方就业以及地方相关产业发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但是，矿产资源开采会造成尾矿堆积、矿井废弃、资源枯竭，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污染成本发生在市场交易之外，没有被纳入经济决策中，便会造成社会损失，即资源开发存在负外部性（如图1所示）。
由于供给代表生产的边际成本，需求代表消费的边际收益，而两者都以内部决策为基础，因此在资源开发市场上，可以将供给函数定义为边际私人成本（MPC），将需求函数定义为边际私人收益（MPB）。假设边际外部成本（MEC）的函数为MEC=kQ可交易许可证，即斜率为k时，该产业污染的边际外部成本（MEC）是其产出的k倍（通常，k<1）。因此，考虑到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在其边际私人成本（MPC）上增加边际外部成本（MEC）来导出边际社会成本（MSC）函数，即：MSC=MPC+MEC。
MSC曲线由MPC和MEC垂直加总得到，MSC和MSB的交点决定了效率均衡水平下的Pe和Qe。在不进行任何治理的情况下，资源开发企业的负外部性应为图1中点状阴影部分和灰色阴影部分之和，但因点状阴影部分所产生的社会损失已由企业负担，因此真正的社会福利净损失为灰色阴影部分。为了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均衡，均衡点必须由E0转移到Ee，而这个转移过程，承担资源开发功能的国有企业不会主动进行论文服务。
为了能够在整个社会实现公平的环境管理，应将对资源开发中的外部性补偿落实到制度建设上，通过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设计来避免社会福利被这类国有企业所侵吞，同时减少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一般来说，治理环境的负外部性通常有强制性命令控制、可交易许可权和征收庇古税等三种政策工具，但因资源型产业在区域经济的独特地位和其开发企业的国有属性，导致某些常用的治理工具未必有效。
2治理负外部性的政策工具解析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会针对环境破坏建立合理的收费制度与治理模式，某些以政府计划、指令、管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国家和地区往往采用一些强制性手段，通过技术规制或设定排污标准来弥补市场失灵。如在捕鱼、狩猎等领域，一般采取强制性的技术限制，禁止通过炸药或氰化物来进行生物资源的获取，也往往禁止使用照明或声波仪器来吸引鱼群和兽群（思德纳，2005）。而在核工业、重化工业领域，政府也会通过制定某种水平的污染排放标准，若超过这一污染水平，企业就要面临经济或刑事处罚。
但对于资源开发企业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奏效：首先，对于规模不同的资源开发区域显然不能通过统一的污染标准或开采标准来约束，而若进行差异性标准设定，则政策制定者无法具体而准确地了解企业每项运营的污染水平和社会成本，并为其分别制定污染标准；其次，政府制定政策所依据的大量经济指标和数据需要经过数年统计才能完成，这种政策时滞使政府确定的治理目标往往偏离帕累托标准；最后，指令性控制只规定各个资源开发企业的最大开采水平可交易许可证，而没有将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使这些国有产业成为制度的被动遵守者，其带来的约束效应也远高于激励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对于资源开发企业而言，政府指令性控制的控制成本较高，灵活性不够，激励作用有限，并不是弥补市场失灵、治理负外部性的持续有效的方法。
另一种常用的治理方法是侧重于通过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具体方法是明晰产权（Ronald Coase，1988）和建立可交易的许可证市场（John Dales，1968）。近年来，该方法在各国应用广泛，John Dales最早建议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建立能够出售水体“污染权”的机构，由地方政府根据企业的污染需求和成本状况决定污染权的分配。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环保局也逐渐开始推行排污量交易计划并逐渐在企业中付诸实施。除此之外，智利对圣地亚哥工业点源中的特殊污染物质、荷兰对氮氧化物的排放、英国对碳排放等均先后运用可交易许可权进行负外部性治理。
通过建立交易许可证制度，政府对某个地区定出排污或消耗自然资源的最大限量，然后将污染权限以许可证的形式赋予企业或个人，同时允许相互之间进行交易，让市场决定其价格。在交易之前，企业或个人会对治污投入进行核算，使排污减少。在此基础之上，企业或个人可以将富余的“污染权”以高出治理投入的价格进行交易，从而获取经济效益，并起到激励生产者控制污染的作用。其治理的机制如图2所示。
在初始状态下，均衡点为E1,在此处边际社会成本（MSC）大于边际私人成本（MPC），此时的负外部性会导致社会净福利的损失（即图中黑色部分面积）。若政府设定一个排放标准，使得边际私人成本与许可证价格之和（MPC+Pt）、边际社会成本、边际收益三条曲线交于E2点。在E2点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社会处于最优状态。在该点，因资源开发而产生的负外部性为图中点状阴影部分加上黑色阴影部分，但企业所支付的成本为图中点状部分，因此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并没有完全使负外部性内部化。
尽管许可证交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治理负外部性，但对治理中国资源开发企业却未必见效。首先，产权无法真正清晰界定，尤其是矿产、油田等资源开发污染的主要对象是海洋、土地、大气等可交易许可证，而没有任何企业或个人有权利去分配这些公有资源，当然也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去保护它。其次，与一般加工型企业不同，资源开发企业大多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所开发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在短期内往往呈刚性，致使许可证对某些亟需通过资源开发而获得发展的地区，约束效果并不明显。以许可证交易为主的外部性治理模式更适合应用于一般的排污型企业（如化工厂、冶炼厂等）或者是常见的污染源（如废水排放、碳排放等）。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征收庇古税。庇古认为，外部性导致社会资源不能达到最优配置，社会福利也就不能达到最大化，因此主张，针对负外部性对厂商征税或收费，使之降低产量，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庇古，2006）论文服务。
运用庇古税对外部性治理，实质是治理成本的承担问题，通过税费的收取，限制这些企业的产出，并将征收的税费应用于环境治理与生态补偿，其治理机制如图3所示。
在政府征税之前，企业均衡点为E1。征税之后，企业均衡点由E1变为E2。图中AE1E2所组成的三角形为在E1均衡点处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此时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社会没有达到最优状态），在E2点处，企业生产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为图中点状部分，而企业由于产生负外部性而支付的成本为图中黑色部分加上点状部分（大于点状阴影部分），因此如果庇古税征收得当，则可以将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完全内部化。
庇古手段存在两个显著问题，一是政府获取企业外部性的信息成本问题，二是由征税而引起的抑制产出问题。由于资源开发企业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政府在测定和了解这类国企的外部性时，所需的信息成本要远低于一般私人企业，由此在国企设定并征收庇古税时引起的交易成本较低。但另一方面，资源开发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和营运方式，使得在其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重要，如果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所有资源开发企业征收庇古税，那么对于小型的矿山、油田而言可交易许可证，由征税而带来的抑制效应会使企业减少开采量甚至退出资源开发市场，这无疑不利于保护地方经济。
3资源开发负外部性治理的制度设计
综上所述，由于资源开发型产业在资源占用、运营模式、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独特原因，包括污染标准（指令性控制）、可交易许可证和庇古税在内的几种治理外部性的方法应用起来各有利弊。由于中国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星罗棋布，为了能够有效地对因资源开发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和补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负外部性成本较高的小型国有资源型企业（如那些功能单一、规模较小的稀有矿产资源或小型气田）因征收庇古税而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可以对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治理机制进行设计，综合运用指令性控制与庇古税（图4）。对污染水平在污染标准之下的资源开发企业，考虑到区域发展因素而免征庇古税，通过国家补贴或征收资源权利金的方式尽量对资源开发进行补偿，而对污染水平在污染标准之上的企业，则依据其外部性成本征收庇古税，使开发企业自行把污染量减小到污染控制成本等于不控制污染所缴纳的排污税的水平，激励其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进行资源开发。
庇古税结合排污标准的外部性内部化手段如图4所示：市场的均衡点从E1移到E2点。在E2点，社会的福利水平达到最优。设定一个排污标准E（这个标准使得图中AME2部分的面积与MBC部分的面积相等），资源开发企业污染水平在这个标准之下不征收庇古税，而超过这个标准则开始征税。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开发型企业所缴纳的庇古税税额（ACDE2部分面积）刚好与由于其负外部性而造成的城市福利损失（BDE2面积）相等，从而使整个城市（社会）的福利水平实现帕累托标准，同时也有利于区域经济和资源型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平狄克,鲁宾菲尔德．微观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561-572.
[2]布鲁斯·米切尔．资源与环境管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34-553.
[3]托马斯·思德纳．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07-142.
[4]John Dales．Land, Water and Ownership[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1):791-804.
[5]Ronald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1-44.
[6]阿瑟·庇古．福利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6.667-796.
关键词：绿色创新；中小制造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7.031
目前，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环境规制压力的不断加大和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以创新的方式协调企业发展和环境责任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企业的策略选择。企业环境创新（又称为绿色创新、生态创新），是对企业所开展的一系列有助于减少环境负面影响的创新活动的总称，它包括企业为避免和减少环境损害而开发新产品，应用新工艺，以及实施新的或改进了的污染控制技术和管理制度等。环境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绿色环保技术开发和应用的革新活动。中小制造企业作为一类特殊的企业群体，在制造业企业总数中占有99%的比例。推进该类企业开展环境创新活动，不仅有助于我国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还与国家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相一致。
1绿色创新的概念
绿色创新（又称为绿色创新、生态创新或可持续创新）是近年来广为提及的一个新概念，它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Fussler和James（1996）在其《绿色创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突破体系》一书中提到该词。在随后的文章中，James（1997）将绿色创新定义为一种大幅度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并给客户和企业带来价值的产品和工艺的创新活动。此后，不少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绿色创新进行了界定，如Klemmer等（1999）将那些导致生态公平改进的一类创新归属于绿色创新；Clayton等（1999）指出，绿色创新通过开展消耗更少资源、产生更少废物和制造更少环境损害的活动，来降低企业对环境的影响。Rennings（2000）、Halila和Rundquist（2011）均认为，绿色创新这一概念可用来将对环境有益和有助于环境持续发展的创新活动从一般创新活动中区别出来。
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及其后来者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绿色创新与熊彼特提出的技术创新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它是有特定内涵和指向的创新活动，它强调的是能够减少环境影响、降低外部环境成本的创新；其二，绿色创新的外延较为广泛，它不仅包括产品、工艺、营销方式和组织创新，还包括社会和体制结构的创新。
2绿色创新的驱动力因素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绿色创新不同于一般性的创新活动，它具有双重外部性，即知识溢出正外部性和环境危害减少正外部性，由此导致投资意愿的不足。这两种外部性相互作用导致的市场失灵，使得通过政策介入以驱动绿色创新活动变得异常重要。
除环境规制以外，学者们还关注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其他驱动力因素（技术推动、需求拉动、企业特定因素等），主要有以下结论：（1）关于市场需求拉动因素，Kammerer（2009）引入了市场营销中使用的“顾客利益”概念，并发现了它在绿色创新中的关键作用；Jens Horbach等（2012）的研究发现，需求因素对于所有类型的绿色创新均有重要性，尤其对于能源消耗方面的创新作用明显；由于环境友好产品定价较高，部分学者对市场需求因素的驱动力度表示怀疑。（2）关于技术推动因素，学者们一致认同，知识资源和技术能力对于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明显，包括企业的无形资产、人力资源和与外界的知识联系等。（3）关于企业特定因素，学者们的观点有一定争议。Jens Horbach等（2012）在考察不同类型的绿色创新活动的决定因素时，强调了环境管理w系、知识转让机制和网络联系等企业特定因素。Johnstone和Labonne （2006） 也突出了环境管理体系和企业环境管理组织框架的重要性。S. Sinan Erzurumlu等（2013）强调了企业R&D和资本强度等经营性驱动因素。Angela Triguero等（2013）从供应方角度，提出了成本节约因素。
综上可以看出，绿色创新的驱动力包括外部因素和内因素，学者们对于外部因素（市场和管制因素）的观点较为一致，而对于内部因素或供应方因素则持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只强调技术因素，其他学者则较为全面地考虑了企业内部因素对绿色创新的驱动力作用。
国内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激励，例如政府R&D资助刺激了企业R&D支出，但激励的程度并不大；与“波特假说”的观点不一致，管理者环境关切是企业环境创新战略采纳的决定性因素，环境规制和利益相关者压力和环境创新战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李勃昕等（2013）发现，我国工业行业研究与开发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R&D产出效率呈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工业行业R&D产出效率的提升；在技术密集行业以及环境污染程度较小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R&D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会更加显著一些。
王瑞梅（2004）认为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源于政府、企业和公众3方面的因素。王丽萍（2013）分析了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和内部动力，各种动力形成的综合驱动力驱动着企业实施环境技术创新。李斌、彭星（2013）的研究结论表明，现有的环境规制工具的设计并不完善，还不能提供资本体现式技术创新激励，难以形成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系统。赵红（2008）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作者指出，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虽然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激励程度还很小，通过创新补偿作用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还不够大。Ying Dong等（2013）在分析生态创新类型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企业环境污染的末端治理行为是由环境规制的要求导致的，其他类型的生态创新行为，其目标并不局限于此，而包括改进资源效率、获取全生命周期内的生态利益，以及扩展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方面。
3中小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
根据欧盟（EU，2012）的统计数据，中小企业占据了99%的企业比重，吸纳了2/3的私有部门的就业人员，80%有污染问题，占国家污染总量的60%。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发达国家的企业日趋意识到其促进环境绩效的潜在好处，欧洲委员会（EU）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生态创新的措施，称为“生态创新行动计划（EcoAP）”，旨在通过创新减缓环境压力，并呼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和支撑服务。
与大型企业不同，中小企业在环境规制压力承受能力、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治理和管理水平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表现等方面，均呈现明显的弱势。在创新方面，大公司具有物质优势（Rothwell等，1994），在融资、吸纳创新人才等方面的阻力较小，在创新项目上具有规模经济、成本消化和风险承担优势；相对而言，中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优势表现在组织灵活性（Bos-Brouwers，2010）上，它们在应对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化方面更灵敏，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便于人员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似乎不如大企业“正式”，但更适合做前端生态创新（FEEI）。EU（2012）特别指出，中小企业，特别是新创企业，可以成为生态创新的孵化器。Damanpour和Wischnevsky（2006）建议激进型创新适合于新建立的小企业，而创新成果的引进开发由大企业来完成。与此相反，Forsman 和Annala（2011）则发现小微企业较多开发的是渐进性创新，而不是激进型创新。类似地，de Jong和Marsili （2006）发现工艺创新在小企业中更为常见。
安同良等（2006）以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微观行为数据层面揭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R&D活动的行为模式，发现除行业和产权结构因素外，公司规模引致了企业研发行为的差异，R&D强度的趋势与公司规模间存在着明显的倾斜的V型结构关系，在引入新产品或新设计方面，小公司比大公司更具有效率。张俊峰（2009）基于历史统计数据，指出我国中小企业存在低成本运营路径依赖，因此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动力不足。我国中小企业大多只停留在购进技术和设备上，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的投入很少；从实施技术创新的目的上看，多数为了节约成本和提升品质，倾向于选择投入少、风险小和见效快的工艺类创新。秦雪征等（2012）从产业、所有制及企业规模等角度考察了四川德阳地区中小型企业的创新特征，发现发明专利密度与企业规模呈倒U形关系，而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密度与企业规模呈覆相关关系；政府研发资助存在选择效应，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的创新扶持。
4研究趋势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及动力机制研究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为研究样本，缺乏对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研究。未来研究趋势是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发达国家以外的区域，结合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制度背景、市场结构和企业环境管理水平，研究其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信息，信息商品，定价策略，拉姆齐价格
一、信息和信息商品
由于信息产业属于新兴的产业，因而信息经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其发展历史并不长，到目前为止，各行业对“信息商品”的定义和分类没有完整清晰的界定。从本质上说，任何可以被数字化的事物都是信息。如果将这些信息进行企业化生产，并将其在市场上出售和转让，那么这些信息就转变为劳动产品，即信息商品。1977年,美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提出根据条件概率原则有效地改变概率的任何观察结果即是信息，或者近似的表述为：信息就是传递中的知识差。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到，信息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它是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之差，或者存在知识差，降低事件的不确定性，改善经济人的决策，从而获得预期的或者更高的收益；而观察或感知信息需要依据以往的知识，经验积累，花费时间，精力，即需要主观的努力和客观的条件。也就是说，信息包括了马克思所说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只是由于信息的复杂程度、效用等不同，其包含的劳动量有多有少，即价值有大有小。由此可见，信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构成商品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当它在隐性或显形市场上交换时，信息就成了商品。但是信息商品和通常意义上的物质商品在商品特征、价格形成、定价策略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二、信息商品的特征
与传统的物质商品相比，信息商品有以下显著特征：
1.知识性：在信息的产生上，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智力劳动的比例占绝大部分。因此作为商品的信息是一种知识性、科技性、专业性很强的劳动产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以科学技术成果等知识为原料，由智力型的劳动者加工处理而成。其实质表现为动态性的知识形态。
2.高风险性：信息商品的生产是一次性的，首次研发，因此生产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必须承担远远高于传统物质商品的成本，一旦第一份信息生产出来后，大部分成本变成了沉没成本，不可将花费掉的资源再拿回来，这一特点决定了信息产业很多部门是自然垄断的。
3.独创性：某种信息商品生产出来后，就会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任何信息机构就不可能再开发相同内容的信息商品，也就是信息商品开发是一次性、非重复性的。
4.共享性：相同的一种信息商品可以为同一人或不同的人共同使用，或重复多次使用，可以多次地、大量地复制使用，而其获得的效用既不会被分割，也不会被削弱。这使得信息消费与信息价值无关，信息在多次传播中其价格可能会越来越低于价值。
5.保存性和时效性：时间的推移与信息的的重复使用都不会使信息的内容有所损耗。这样在信息的生产中，注重的是信息的内容而不是形式。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某一特定的信息商品会逐渐丧失作用，表现为价值下降或失去价值。即信息商品具有时效性。
三、信息商品的特性
在了解信息商品的一般特征后，有必要了解信息商品与一般的物质商品的不同特性：
1.边际成本低廉性：信息商品的边际成本极为低廉，几乎可以无成本地复制，拷贝数量不受自然能力的限制。其使用过程中并不消耗自身，其传递不受时空限制，从而其在交易市场和消费市场表现为多元性和隐蔽性。
2.信息商品交易的特殊性：对于一般的产品当市场交易完成后，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在一般情况下，卖方对买卖不再承担责任，只对少数产品保留一定的维修期。而信息产品则不同。由于信息产品多以数据、专利、流程、程序、资料、咨询等软件的形式出现，是知识产品，因而在信息产品被出售后，卖出方并没有失去所有权，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没有失去。知识和信息可以被共享，可以多次出售、转让，从而扩大了事业范围，产生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使用价值获得的间接性：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的获得是直接的，消费者可以对其直接使用，并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和效用。但是，对于众多的信息产品的使用价值，购买者在买到后还不能直接地实现其使用价值。信息产品的使用受到使用者的条件、素质制约，其使用价值的体现是间接的，具有很大的弹性，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的人手中将可能产生不同的效用。此外，信息的使用是一种综合分析、增进才智的过程，不是拿来就用，需要一定的学习比较过程和相当的时间才能见效。如消息型信息要经过分析比较才能使用，知识型信息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
4.信息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信息产品的生产也受到生产者条件和素质的限制，同一信息产品，有的人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才能获得或创造出来，有的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完成。因此，对于信息产品不能像对物质产品那样，单从消耗的劳动量来判断其价值的高低。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由于信息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不同的单位和个人使用后，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情况下使用，其使用价值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无论是从生产者的角度，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信息产品的价值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
四、影响信息商品定价的因素
信息商品价格是信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信息商品价格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价格一直是用户选择的主要因素。在我国由于信息市场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还不成熟，信息商品的价格机制和价格政策、价格策略也相应欠完善。和许多物质商品一样，信息商品的价格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信息商品不同于一般物质商品的性质，影响信息商品价格的因素又有着一些独特的地方。它们是造成信息商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重要原因。在信息商品价格波动的范围内，各种影响因素又共同作用，“激活”或制约着信息商品的市场价格。
(一)信息商品特性对其价格的影响
信息商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性商品，具有许多不同于一般知识性商品和物态商品的特点，信息商品的定价是由信息商品本身不同于一般物质商品的属性决定的。
1、信息商品使用价值的时效性。信息商品的使用价值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其使用价值的时效性。信息商品的时效性比较强，存在着生命周期，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信息商品往往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其价格自然偏高。而在生命周期中处于饱和期和淘汰期的信息商品，则得到的经济效益较低，其价格也会随之慢慢降低。
2、信息商品生产的风险性与难度性。风险性与价格成正比这一规律对于开发信息商品和普通产品同样适用。即生产者所承担的风险越大，生产产品的难度越大，产品的最终价格就越高，反之则低。开发信息产品有比开发普通产品更大的风险性与难度性。信息商品生产，特别是创造式生产的风险性是很大的。创造式信息产品生产过程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其生产产品性能目标往往不能确定，有可能使该产品的生产投入量大于产出量，产品的功能没有得到突破，产品生产失败。另一种情况是，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和灵感，产品的性能取得重大突破，产品的价值和信息量有很大的提高。这时产品的价格一般远远高于生产成本。可见，在信息商品创造式生产中，信息产品价值的最终实现是不确定的，这必然会给信息生产者带来巨大风险，势必会对信息商品的整体价格水平产生很大影响。
3、信息商品的效用。信息商品的效用具有滞后性、不确定性，属于后验产品。信息商品价格会受到该产品效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效用的大小也是信息产品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不同类型信息产品所具有的效用的可替代性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信息产品的价格受到效用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诸如用看电视替代读报纸之类的精神消遣，具有效用的可替代性，因而价格受到效用的影响程度较小。
4、信息商品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为信息产品生产具有不同程度的探索性，这种探索性所表现出来的价值量是难于用明确的计算公式加以计算的。另外，信息产品所沿用的每一条信息，每一份信息资料，并不一定对信息用户都能产生效用，而对于定型的信息产品，也难以评价其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决定其价格水平。
5、信息产品垄断性的影响。由于信息产品生产具有唯一性独创性及非重复性，并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形成了信息产品价格的垄断性，许多信息生产都会经历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过程。当信息用户能从多种不同渠道获得同一内在属性的信息商品时，说明该信息的垄断性不好，此时，该信息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而当信息用户仅能从有限的渠道获得具有某一内在属性的、用户所急需的信息商品时，此时价格上升，通常会形成垄断价格。
6、信息商品生产成本对价格的影响。信息商品的生产必然耗费一定量的成本，而信息生产者必然将生产总成本通过价格转移给买方，显然，成本越高，价格也越高，信息产品的成本决定其价格。
(二)信息商品供求和质量对价格的影响
1.供求关系。社会对于信息商品的需求是无限的，而信息商品的生产则是有限的，因此信息商品的供求关系在宏观上讲应该是供不应求的。但是，由于具体信息交易行为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买方信息需求的层次难以完全得到表达，而信息商品的获得渠道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即需求和供给并非总是在数量、质量上一一对应，再加上“信息爆炸”、“知识激增”给信息商品的生产带来的正效应，必然导致信息交易中微观上的供过于求。同时，出于对时效性的考虑，信息商品极有可能因为过时而变为废物，而不会像普通物质商品那样大量积压后仍可降价处理。因此，相对于普通物质商品而言，信息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要大的多。
2.信息商品质量。网络信息商品的质量会影响信息需求的欲望。对待优质商品，人们有接近的兴趣并有获取的欲望，而无论价格的高低；对于劣质的信息商品，人们对其反感，往往敬而远之，供应商势必会降价销售。
3.信息市场和信息服务质量。信息市场质量主要通过制约信息商品流通能力，影响信息商品的价值实现，继而影响信息商品价格；信息服务质量涉及网络能否迅速快捷地提供切合用户实际需求的信息产品。
(三)与消费者有关的因素
1.用户素质。文化教育水平的不同及对事物看法的各异形成不同的购买欲望。网络信息商品是一种知识商品，它的质量及其使用效用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素质有关。就消费者来说，首先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才会不断地产生对信息商品的购买欲望，才有能力去挑选商品、鉴别商品、使用商品。信息用户水平高，网络信息需求欲望高，则需求就越大；反之，如果消费者的知识水平低，信息意识淡薄，不善于获取和利用信息，必然导致信息需求少，而消费者的信息需求又直接影响信息商品的价格。
2.用户经济承受能力。用户的经济承受能力总是有限度的，若某项信息商品或信息服务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明显高出所支付的费用，则用户可能驻足不前，索价若超过用户的支付能力，即使再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也无人问津。
3.用户支付方式的影响。如果用户是一次性支付，则交易所带来的风险完全由买方承担，价格相应低一些。如果分期支付，那么支付时间越长，价格越高。
4.信息用户的态度。大量用户信息意识薄弱，不重视信息产业，更不重视信息商品的价值，这是导致信息产品价格普遍较低的社会心理因素。
5.信息商品的价格形成与消费者的预算有关。如果说用于购买信息商品的预算开支占总体预算的比例较大，那么信息商品的价格可望高些，反之就低。
6.用户的需求与供求关系的影响。不同的信息用户有不同的信息需求状态，用户需求状态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当信息用户能够从多种不同的渠道获得同一内在属性的信息商品时，信息商品的价格就要下跌，反之就要上升。
(四)其他因素的影响
1.信息商品的法律环境。由于信息商品的特殊性，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普通物质商品交易中不会出现的问题。
2.信息市场的完善程度。信息市场是进行信息商品交易的场所，因此，信息市场的完善程度将直接影响信息商品的价格。
3.社会信息化程度。信息商品价格除了受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讲的供求关系影响之外，还要受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影响。社会信息化程度比较低，则表现为信息的商品化程度和信息技术水平较低。在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信息资源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重要的资源，人们的信息意识普遍比较高，社会对信息商品的需求量比较大，信息商品化和技术水平比较高，因此有利于信息商品价值的实现。
4.国家政策环境影响。一个国家对信息产业的重视程度，往往影响信息商品价格普遍范围内的高低。
5.社会心理因素。信息商品价格中“社会心理因素”占有相当的比重。在信息商品的交易中，消费者对信息商品的认知能力、认识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虽不会直接在价格中得到表现，但对信息商品的价格制定都有着潜在的影响。
五、信息商品的定价策略：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市场达到帕累托有效率；而在垄断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采取成本加成定价法，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加成，而加成量取决于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弹性。通常，企业在定价过程中要考虑的因素有产品的成本结构、市场结构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和使用的行为模式等。一）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和市场结构
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的典型特点是高的固定成本（沉没成本）、低的可变成本，或者说高的生产成本、低的复制成本。其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而平均成本呈现一直下降趋势，有别于传统产品的平均成本先下降后上升，这使得信息产品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性，甚至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
（二）产品的成本结构决定其市场结构，对于信息产品，只有两种可持续的市场结构形式。
一是只有“第一把交椅”（即成本领先战略）。信息产品的规模经济性、网络效应（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加而价值增加）以及锁定效应（高的转移成本）使得“先行者优势”格外明显，抢先占领市场者将能稳坐“第一把交椅”，对于潜在的市场进入者他能以趋近于边际成本甚至免费赠送的低价进行威慑。比如微软几乎控制了全球桌面电脑的操作系统市场。
二是“差异者生存”（即差异化战略）。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著名经济学家瓦里安所说：“不要让你的信息产品成为一种平庸的商品”。路透集团面对美联社和道琼斯等新闻机构的激烈竞争，很好地实施了差异化战略，从而获得了营销优势。它把特定行业感兴趣的新闻包装起来，并提供信息过滤和搜索服务等，为原始信息产品增加了价值。
（三）信息商品的定价策略：
在理解了信息商品的特征和成本构成之后，我们来分析信息商品的定价策略。
1、渗透定价和市场最大化
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决定了传统的以边际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法已经不适于信息产品，而应该以消费者的“认知价值”和“价格敏感度”为基础。因为信息产品相对于传统的有形产品来说，消费者的“认知价值”差异性更大。一条股票信息对于一个股民或基金公司来说价值很大，而对于一个农民来说一文不值。
信息产品的市场结构决定了信息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市场最大化”，而不是过去的“利润最大化”，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两者是统一的：不会到处游说保护知识产权，而是对盗版表现出“理性的冷漠”；定价策略是“渗透定价”，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而不是“撇脂定价”，急于赚取超额利润。
2、个人化定制和差别定价
瓦里安认为，要从信息产品中获得最大价值，方法有两点：“首先，对产品进行个人化定制，使它对顾客具有最大的价值；其次，建立能从这种价值中获取最大利润的定价机制。”个人化定制现在有个时髦的叫法：“一对一营销”，而获取最大利润的定价机制就是“差别定价”，厂商实行“个人化定制”和“差别定价”的基础是低的边际成本和差异性很大的顾客认知价值，以及网络提供的互动的交易空间。消费者可以定制一张只包含自己喜爱的歌曲的CD，也可以按照自己研究的需要购买统计数据，甚至可以量身定制一件牛仔裤。未来市场的主流将是“趣味经济”和“商品的民主作风”。
对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是一种完全价格歧视，又称“一级价格歧视”；把产品进行版本划分，让消费者自我选择，这是“二级价格歧视”；针对不同的消费者群体设置不同的价格，这是“三级价格歧视”。完美的价格歧视能够使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占有“消费者剩余”，消除“无谓的损失”。信息产品版本划分是很常见的，一般划分标准是“顾客认知价值”和“价格敏感度”，比如把新闻划分为普通报道和深度报道，把软件划分为学生版和企业版等，学生版和普通报道收取低价（甚至免费以求“锁定”），企业版和深度报道收取高价。与传统商品差异化不同的是信息产品的高端版本并不比低端产品花费更多的成本，相反有时后者成本可能更高些，因为初期生产出来的往往是高端产品，而需要额外的成本来降级为低端产品。
由于心理学所谓的“极端转移”：如果可乐只有大杯和小杯两种，很多消费者会选择小杯；而当增加一种特大杯时，更多的消费者会转向大杯，所以在不知道设置多少版本时，最佳选择是三种。特别地，有时候可以设置一个功能超出常规所需、价格/性能比相对较高的“黄金版”，以提高厂商主推的中级产品的“真正经济价值”。
3、组合定价和拆零定价
网上期刊的出版销售商可以只提供订阅服务（纯组合），也可以只提供单篇文章（纯拆零），还可以同时提供单篇文章和订阅服务（混合组合）。消费者认知价值的差异性导致了对拆零产品的大量需求。比如一个消费者可能会经常用到Word软件，而很少用到Excel、Access和Powerpoint等，那么他就希望只是购买Word软件，而不愿看到微软的捆绑销售。甚至，假如该消费者对于Word也只是偶尔使用，他觉得买下来不划算，最好是用一次支付一点钱。而网络所产生的低的分销和交易成本，以及“微支付系统”的完善将使得这一交易成为可能。否则的话，微软的捆绑销售可能会导致失去部分消费者。
一本杂志实际上就可以看成多篇文章的组合。组合降低了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从而以一个价格向他们分销商品。较低的边际成本使得信息组合销售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而厂商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价值。因为厂商增加提供一条信息，成本并未增加多少，而价格却可以高出很多。
现在有一个例子：假设现在有两种信息商品G1和G2，两个消费者C1和C2，C1对两种商品的认知价值分别为（3元，3元），C2的认知价值为（4元，1元），G1和G2单独销售的价格均为3.5元，而组合销售的价格为G1+G2=5.5元（一般厂商在定价时都是组合销售价格低于单独销售价格之和）。这样，若厂商纯拆零销售，只有C2会购买G1，厂商的销售总额为3.5元；若厂商纯组合销售，C1会购买组合，销售额为5.5元；若采取混合组合销售，这样C2会购买G1，C1会购买组合，总的销售额为3.5+5.5=9元。而且，从理论上说，如果厂商能够充分了解消费者的认知价值，他就可以把拆零价格定为4元（刚好等于C2对G1的估价），把组合价格定为6元（刚好等于C1对两种商品的认知价值之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变，而厂商在三种定价策略下的总销售额将分别变成4元、6元和10元。
4、薄利多销与高价限销。
薄利多销是通过降低单位产品的利润，以较低的价格吸引消费者，提高产品的销售量。对于信息商，由于边际成本几乎为零，销量越大，获利也越多。另外，低价能快速提高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产品或组织竞争者进入，信息产品本身具有的独特的网络效应，使现有用户和潜在用户享有的效用倍增。另外，由于信息产品的时效性，信息商愿意尽快回收资金，因而对于高质量、效用大、需求急的稀缺产品，往往实施高价限销。也由于信息产品属于后验产品，实行高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树立产品的优质名牌形象，吸引需求层次较高的消费者的购买，很多人信奉“便宜没好货”。
5、拉姆齐价格
拉姆齐价格是一系列高于边际成本的最优定价，它能资助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当某一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提升所产生的净损失小于运用额外收入所产生的净收益时，经济效率就提高了，例如：公共有线电视台接入市场，假定实施用户付费的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记、如果己经存在着收看费用，这就是一个合理的假设。简单增加这种费用的数量将对额外收入的成本影响甚微。
图一接入定价产生的额外收入
如图一所示，经济价格为50元以及52万户。如果接入价格为60元，那么接入用户减少1万户，ABC区域所示的净损失达5万元、同时有线电视台净收入为510万元。用图中BCFE表示、用户从价格提升中损失515万元（ABC＋BCFE）的消费者剩余。经济效率是由这些额外收入的使用价值来决定的。如果这些收入被电视台用来购买更加优良的电视节目成本为510万元而这些电视节目可以给用户带来550万元的观赏收益，这样一来，用户损失了515万元的消费者剩余，却从额外的电视节目中得到了550万元的收益，也就是说，公共有线电视用户以5万元的净损失从“额外的”电视节目那里“购买了”40万元的净收益。在支付“额外的”电视节目导致接入费用上升后，用户从中获得了35万元的净收益。（见图二）
图增加电视节目的成本和收益
拉姆齐价格在信息商品市场以及其他信息服务机构是相当普遍的，因为它增加了社会福利，是一种有效定价。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了解，信息商品内在的特殊性影响了信息商品在网络上的定价问题。信息商品的价格战略中要考虑的有零边际成本、信息悖论、非竞争性消费、转售、垄断等一系列因素。在实际生活和学习中具体采用什么样的定价策略则需要进一步的根据每种信息商品的特性和当时的市场环境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
1.吉林大学网络课程《信息经济学》[M].202.198.16.51/software/jingjipeng/course/main.htm
2.马费成.《信息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靖继鹏.《应用信息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靖继鹏.《信息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贺维平,夏旭.信息商品的特性对其定价的影响[J].情报杂志，2003，(2).
[关键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3-0050-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政府外事接待部门、单一机构发展成为包括食、住、行、游、购、娱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性产业，2011年我国旅游总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4.77%，旅游产业地位不断提升。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产业在快速发展取得良好效益的同时，所出现的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效益不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产业的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事实上，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已引起政府、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早在1986年国家“七五”社科重点研究课题《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纲要》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旅游业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只有优化结构，才能更大地发挥功能，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1]。200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确定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转型升级”，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战略部署，党的十进一步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结构性问题。因此，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将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国内旅游产业结构相关研究文献，对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领域的重要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当前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现状、研究领域和研究特点，进而提出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趋势。
二、旅游产业结构概念与内涵研究
旅游产业结构是指旅游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经济成分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构成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2]。一般而言，旅游产业结构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的是旅游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间以及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后者是指以食、住、行、游、购、娱为核心的旅游产业内部各大行业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与比例关系[3]。旅游产业结构也反映了稀缺旅游资源的配置问题，表现为旅游劳务在不同旅游部门之间进行的与一定旅游需求包括潜在旅游需求和实际旅游需求相适应的分配，分配的直接结果形成旅游要素存量在不同部门间的组合，即旅游产业结构[4]。它既包括旅游产业各要素在规模上的比例关系，也包括各要素之间投入产出的关联关系，分别用以反映旅游产业结构量的内容和质的特点[5]。同时，旅游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使得旅游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6]。在现代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旅游产业结构反映一个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制约着旅游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7]，因而旅游产业结构对于区域旅游增长影响重大。根据对旅游产业结构的要素分析，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旅游产业不仅仅包括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的旅游景区、饭店、旅行社等，还与交通、园林绿化、制造业等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旅游产业界限的确定成为一个难题。旅游产业边界的模糊广泛性，使旅游产业结构构成要素的确定也呈现出一种不明确性。马波[8]认为在研究旅游产业地位及旅游产业内部结构时应采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旅游产业整体发展的思考必须从全球、全国或地区社会经济的背景出发。张涛[9]将旅游产业流行的新旧三大支柱产业说和新旧四大支柱产业说进行比较，分析旅游业内部支柱性行业构成。杨振之、陈谨[10]将旅游产业结构分为基础要素和提高要素。张立生[11]依照旅游产业结构内在规律将旅游产业划分为基础层次产业、中间层次产业和核心层次产业三个层次，并分析它们彼此间的演进规律，提出旅游产业部门结构演进的三种结构模式理论。马波[12]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点出当下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在旅游产业总要素中的比重逐步提升，导致旅游产业链条拉长，对旅游产业的结构产生影响。尽管众多学者对于旅游产业结构构成要素有不同的结论，但都认识到旅游产业结构要素的强关联性，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是旅游产业结构的主体。
三、旅游产业结构测度方法与模型
旅游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产业中重要的一部分，适用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研究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方法论及其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多借鉴产业结构论、系统论、运筹学理论等中的方法，结合旅游产业的特性进行分析。在旅游产业结构测度研究中较常使用的方法有偏离-份额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区位熵、集中度等。研究方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旅游产业结构灰色关联模型
旅游经济系统是一个经济关联性很强的复杂动态系统，其发展不仅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联，且与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这就使得界定旅游产业的全部关联因素及因素间的作用机制变得较为困难。为有效分析各类因素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者将旅游产业整体看作是一个灰色系统，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有效测度旅游产业结构的关联度。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一定地域内的旅游产业结构是现在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带有“旅游产业”和“灰色关联分析”词语的旅游学科类文献，可查到有效文献约为1500篇，其中硕博士论文达700篇，可见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研究是目前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王淼[13]较早将灰色系统理论用于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中，其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定量分析江苏省大旅游产业结构状态及发展趋势，并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一些思路；陈雪琼、任晓春[14]运用灰色系统关联度分析法，对福建省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动态分析，提出优化建议；苏林宁、谢新丽等[15]运用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判断影响区内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指出旅游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就是结构合理化和发展高级化；廉同辉[16]通过对黄山、九华山景区旅游产业结构关联度的实证分析，比较二者的差异，提出完善旅游产业结构协调性等建议。
（二）旅游产业结构效益测度分析
目前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研究较为常见的方法是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M）。偏离-份额分析法是一种国内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分析普遍使用的方法。该分析方法是将某一特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变动分为区域增长量、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分量这三个分量，以此评价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较早将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的是潘景胜、王淼，评价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现状，根据计算结果给出提高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建议对策[17]；杨新军、马晓龙[18]等运用SSM分析法分析陕西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并指出SSM法在旅游创汇部门产业结构分析中的应用效果；汪惠萍、章锦河[19]运用该方法对黄山市旅游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并提出优化对策；康传德[20]对青岛市旅游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并给出诸如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及区域整合、塑造旅游精品工程等发展对策；葛军、刘家明[21]综合运用静态、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广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及竞争力进行分析，提出针对不同相关部门的发展状况，应采取不同的优化调整策略。张明磊[22]、付岗[23]、刘月皓[24]、张晓明[25]、郑平[26]等分别运用SSM分析方法对云南、四川、山东、秦皇岛、西安、广西等地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各地状况，提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相应建议。除上述普遍从产业效益角度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分析外，杨勇[27]、李文静[28]尝试从产业角度、结构红利角度结合偏离-份额法分析旅游产业内部产业结构变迁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潜力的关系。
（三）旅游产业关联及其波及效应
旅游产业不仅产业内各行业紧密联系，旅游产业与其相关的产业部门也具有较强的关联，可以说旅游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研究旅游产业结构时，为有效分析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得出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经济贡献，常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又称“部门联系分析法”或者“产业关联法”，它主要以均衡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量化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定量测度出旅游产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应。闫敏[29]通过比照分析《199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按照旅游研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行业划分，得出中国旅游业的直接投入结构和完全投入结构，并论证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阶段旅游业并非“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的观点。戴斌、束菊萍[30]从产业供给和产业关联的视角，结合投入-产出表分析北京市旅游产业结构，指出该地区旅游业的前向关联度与环向关联度较弱，中间需求率偏低的现象。乔玮[31]侧重于从经济效应的基点出发，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产业与其他行业以及内部各行业的关联对上海经济的影响。王丽、石陪基[32]通过对甘肃省旅游业投入结构、产出结构、感应度与感应度系数等指标的分析，探讨甘肃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卢璐、宋保平等[33]运用投入结构、产业结构、中间需求等指标测度中国旅游产业，定量分析中国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向关联关系，指出在国民经济中旅游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大于推动作用。张吉林[34]提出为准确衡量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的贡献程度以及其产业关联度，投入-产出理论的应用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马仪亮[35]从经济学原理内核出发，提出强化各级旅游与统计部门的协调合作，扩大推广旅游卫星账号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调整投入产出表的流量矩阵，使投入产出数据分析更加合理和客观。根据以往研究可知，将投入-产出分析法应用于旅游产业关联及波及方面的研究是较为广泛的，得到的相关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该方法用于分析旅游产业关联这种复杂现象，有时会由于对投入-产出方法只是单纯在片面、静态理解的基础上的运用而致使出现一些错误，因而投入-产出法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解和更加合理、科学地结合旅游产业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和应用。
（四）旅游产业结构综合测度研究
除运用单一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或者一定地域的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提出优化建议之外，部分文献还基于产业经济等理论运用多种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吴铮争[36]将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动态研究规律联系起来，采用比较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从内部结构、结构效益、结构关联性三个方面分析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的演化趋势和优化现状；黎美洋[37]运用偏离-份额法、效益指数法、差异比较分析法及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指标等相关分析法，对四川省旅游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化进行了测算分析和验证；王松茂、何昭丽等[38]在对新疆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时运用了偏离-份额、灰色系统关联度以及绝对集中度指标等方法；杨琴、王兆峰[39]试图根据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技术创新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作用，探讨湖南省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崔振兴[40]在产业组织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区位熵、系统熵、偏离-份额等方法量化分析陕西省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效果；张佑印、顾静[41]利用区位熵、产业集中度指数和产业结构变化指数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方向四个理论模型，阐明我国不同区域旅游核心产业之间的变化及差异；廖涛[5]运用发展经济学中分析生产力结构的定量分析法，从理论上提出旅游产业的构成比重、结构变动指数及结构生产力系数的计算方法；此外庄小丽[42]、刘水良[43]、张广海[44]、甘永萍[45]分别在对湖北、张家界、山东、广西的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时综合采用了灰色关联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专业化指数等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计量、产业经济学等多种分析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和测评，使所得结果更加客观和科学，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目前用于旅游产业结构定量测评分析的方法除常见的灰色关联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这些基础产业结构分析方法之外，国内学者也试图将效益比较分析法、效益指数分析、区位熵、产业集中度指数、产业结构变化指数、生产力系数等计量方法运用到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中，对国家、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科学测算和评价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
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应用研究
（一）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实现旅游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在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达到旅游产业之间的协调、产品供求结构的相对均衡，进而实现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优化组合和对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46]。随着旅游经济规模扩展带来的资源要素在旅游产业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和再配置，从而使得旅游产业部门结构出现合理化、高级化现象。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旅游产业内部保持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内在联系的比例，保证旅游产业持续、协调发展，同时促使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保证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在旅游产业内部协调发展条件下，新兴旅游景点和服务设施迅速发展，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传统旅游产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47]。目前我国旅游产业优化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未能合理化，主要表现在旅游业的六大要素未能协调发展；二是未能进一步高度化，主要表现在六大要素的每一要素内部未形成完善的体系[48]。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中的许多产业部门高度相关，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使得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较为困难。事实上，在旅游产业高级化的工程中，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配置”[49]。
我国学者结合旅游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陈仙波[50]基于需求与供给理论的运用分析，阐述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的特征，指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性，探索其优化模型与优化措施。郭胜[51]、高维忠[52]分别探讨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目标和措施。随着我国各省市纷纷提出旅游产业调整与优化升级的目标，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表现出由国家层面向区域层面转移的趋势。顾朝林等[53]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量化分析江苏省旅游行为特征、旅游产业结构、旅游空间结构，指出江苏省处于产业结构明显转型期，强调产业优化的重要性；李刚[54]对辽宁省的旅游产业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产业结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促进辽宁省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宋静[55]针对重庆市旅游产业结构具体情况，评述重庆旅游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的优化；任建华[56]在分析河南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优化建议；马勇[57]、王迪云[58]、吴冬霞[59]、单珍[60]等分别对福建、南岳旅游区、广西、浙江等地旅游产业结构现状及其优化政策进行了阐述。以上学者都是通过分析一定区域内旅游产业结构的现状、确定旅游产业结构评价指标，进而得出该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策及发展路径。
（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我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仍然表现出很强的政府推动型特征，产业政策仍然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除了区位条件、资源基础、开发环境等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融合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旅游产业区域结构优化的进程。王兆峰、杨卫书[61]从微、中观层面，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动态视角、系统学的耗散结构角度，构建了旅游企业与产业结构变迁过程的演化模型，提出旅游产业集群在推动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方面的作用。麻学锋[62]借鉴价值链和系统论的理论，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与动态演化，建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应遵循升级轨迹进行系统自适应的调整。王云龙提出旅游产业结构概念模型和运行模型，指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因。李峰认识到旅游产业融合是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演化方面的重要动力来源，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对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生延超在构建多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测度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是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家政策扶持和措施实施在显著改善旅游市场、投融资等产业发展环境的同时，地区间绝对差异的扩大仍不容忽视。以上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机制、动态演进等空缺，对于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研究述评及展望
近年来旅游产业结构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旅游产业管理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地位提升与深入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效率和质量亟待提升，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型已迫在眉睫，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凸显。通过梳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第一，研究内容日益多样，部分领域相对不足。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现出理论分析、方法研究及应用对策研究等成果逐年增多的态势。同时，研究普遍认识到当前我国旅游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旅游产业的升级是旅游业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有些不吻合。第二，研究范式较为成熟，研究视角需要拓展。纵观国内研究，绝大多数采用“分析发展现状—提出存在问题—给出优化建议”的研究范式。研究侧重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机制作用、地区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而从旅游产业市场机制自身调节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明显不足，较少结合旅游产业集聚、城市化发展等视角进行综合探讨。第三，研究热点相对集中，理论体系尚需完善。目前旅游产业结构研究的优化理论和方法测度主要集中在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大多借鉴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等领域较为成熟的公式或基础理论，缺乏结合旅游产业特殊性对这些公式和方法进行的调整和改良，分析手段较单一，比较分析方法的使用较少，缺乏创新实证研究，旅游产业结构量化分析方法与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综合看来，尽管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在内容、方法和理论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优化仍是今后的研究重点：首先，重视旅游产业结构理论体系的构建。深入探讨旅游产业结构的概念、构成要素、划分等基础理论，在借鉴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旅游产业特性，完善旅游产业结构评价体系、评价模型与测度方法研究，还应加深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提升的动力研究，注重将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区域经济、城市化等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其次，重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机理的研究。在定量研究中，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往往关注结构要素之间的关联、产业影响和效益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影响机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指导价值较小，因此，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优化机理将会是今后关注的重要领域。再次，重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的研究。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需重视产业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环境效益，注重与其他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注重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划研究等。对旅游产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和政府政策正确引导是避免产业结构失衡、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推动力量。区域政府应正确发挥其引导和服务职能，防止盲目干扰旅游产业发展，尽量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促使旅游市场机制发挥出调节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魏巍.辽宁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研究[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10：5-6.
[2]罗明义.旅游经济分析：理论、方法、案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37-38.
[3]王兆峰.基于产业集群的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8-63.
[4]陈玉英.关于优化旅游产业结构的几点认识[J].旅游科学，2000（1）：28-30.
[5]廖涛.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定量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2（17）：131-132.
[6]张辉.旅游经济论坛[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5-8.
[7]江世银.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产业选择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4-26.
[8]马波.试论旅游产业经济学的建立[J].旅游学刊（基础理论与教育专刊），1999（51）：24-28.
[9]张涛.旅游业内部支柱性行业构成辨析[J].旅游学刊，2003，18（40）：24-29.
[10]杨振之，陈谨.论我国旅游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9（5）：30-34.
[11] 张立生.旅游业部门结构演进规律及演进模式[J].经济经纬，2005（2）：120-123.
[12] 马波.中国旅游业转型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J].旅游学刊，2007，22（12）：12-17.
[13] 王淼.旅游业的产业结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1）：72-76.
[14] 陈雪琼，任晓春.福建省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及其优化对策[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20-26.
[15] 苏林宁，谢新丽.环三都澳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灰色关联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66-68
[16] 廉同辉.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旅游产业结构研究—以黄山、九华山景区为例[J].旅游论坛，2011，4（4）：66-68.
[17] 潘景胜，王淼.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分析[J].上海大学报，1998（5）：37-42
[18] 杨新军，马晓龙.旅游产业部门结构合理性的SSM分析[J].人文地理，2005（1）：49-52.
[19] 汪惠萍，章锦河.黄山市旅游产业结构评价与优化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7，21（1）：12-15.
[20] 康传德.青岛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20）：23-25
[21] 葛军，刘家明.广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的偏离-份额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11，30（6）：760-765.
[22] 张明磊，孟庆红.云南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1（2下）：163-164
[23] 付岗，赵爱婷.秦皇岛旅游产业结构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科学社会版），2007（4）：101-105.
[24] 刘月皓，孙虎.山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偏离-份额分析[J].曲阜师范大学学报，2008，34（3）：113-117.
[25] 张晓明，刘总理.基于偏离-份额法的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25（1）：103-105.
[26] 郑平，汪东亮.四川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产业结构分析[J].产业观察，2011（18）：120-121
[27] 杨勇.结构变迁效应与旅游业发展潜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08-113.
[28] 李文静，乔小燕.省际旅游业结构变迁中的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实证检验[J].产业经济，2012（10）：29-31.
[29] 闫敏.旅游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J].旅游学刊（双月刊），1999（5）：10-15.
[30] 戴斌，束菊萍.旅游产业关联：分析框架与北京的实证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7-15.
[31] 乔玮.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对上海经济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6，26（12）：63-66.
[32] 王丽，石培基.甘肃省旅游产业关联及产业波及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23（1）：68-72.
[33] 卢璐，宋保平，等.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旅游产业关联度分析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43-48.
[34] 张吉林.旅游业—一个产业化组织的过程[J].财贸经济，1999（2）：61-64.
[35]马仪亮.对旅游业几个重要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5）：852-856.
[36] 吴铮争.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4：1-5.
[37] 黎美洋.四川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分析[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6：1-3.
[38] 王松茂，何昭丽，等.新疆国际旅游业集中度及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1）：81-84.
[39] 杨琴，王兆峰.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技术创新模型的构建—以湖南为例[J].求索，2009（10）：86-71.
[40] 崔振兴.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可持续性优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12-32.
[41] 张佑印，顾静.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2，32（4）：155-172.
[42] 庄小丽，康传德.湖南省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6）：51-54.
[43] 刘水亮，田金霞，等.张家界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分析与优化[J].商业研究，2009（3）：200-203.
[44] 张广海，孙文斐.山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及其优化措施研究[J].青岛酒店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0（3）：1-8.
[45] 甘永萍.基于偏离-份额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广西入境旅游产业结构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7（1）：79-82.
[46] 谢春山.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0，33（1）：37-40.
[47] 师萍.旅游产业结构评价方法初议[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9（1）：85-88.
[48] 兰楠.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在实际中的约束分析[J].四川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1（3）：15-18.
[49] 张凌云.试论有关旅游产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产业政策的几个问题[J].旅游学刊，2000（1）：10-14.
[50] 陈仙波.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策略[J].未来与发展，1995（6）：27-30.
[51] 郭胜.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目标与措施[J].财贸研究，2003（4）：18-20.
[52] 高维忠.新时期优化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途径探讨[J].经济师，2003（4）：70-71.
[53] 吴泓，顾朝林，马荣华，徐晓勤.江苏省国内旅游结构特征研究[J].地理科学，2003，23（6）：755-761.
[54] 李刚，赵静玮.辽宁旅游产业结构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06，15（2）：93-99.
[55] 宋静.重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反思[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1：1-5.
[56] 任建华.河南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评价及优化建议[J].山东纺织经济，2012（5）：102-105.
[57] 马勇，王春雷.福建省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地理，2000，20（5）：103-107.
[58] 王迪云.南岳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02，22（6）：754-759.
[59] 吴冬霞.广西旅游产业结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3（11）：64-68.
[60] 单珍.浙江省旅游产业内部结构优化研究[J].旅游经济，2012（2）160-161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人类应当如何改善自身的血液循环状况，如何养护心血管这条“生命之河”，这是现代社会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推荐采用HDY系列健身呼吸器。这种“快餐式”活血健身方法具有三个优点，其一是节省锻炼时间而即时见效，而且可以与学习、工作同时进行。其二是效果明显而且“营养均衡”，机体各种生理功能得到了全面改善。其三是无需付出任何体力消耗，在快速消除疲劳的同时，还能带来轻松快乐的好心情。
(一)“血管体操”是健身之本
众所周知，心血管系统是机体所需氧气、激素和营养物质的运输线，对于人体健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十九世纪时，法国名医卡萨尼斯便有“人与动脉同寿”的名言，而西方现代医学也认为心血管功能水平是机体健康的标志。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健康机体的血管系统恰如大型城市的公路状况，到处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亚健康或病人的血管系统就像小城市公路一样狭窄拥挤，稍有变化即会堵塞而陷入混乱状态。
科学家们观察到野兔的寿命可达15年，而家兔只有4～5年；苏格兰牧羊犬可以活27年，家狗却只能活13年。动物解剖结果表明，这是由于野生动物经常奔跑，心脏和血管较为发达的缘故。物种基因的研究显示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有98%相同。所以，尽管现代人类的文明高度进化，其生物学结构和功能却很少改变，不能忽视“生命在于运动”的现实意义。
运动医学研究也表明，老年运动员的血管比不运动的同龄人血管更健康，运动使六十岁的人具有四十岁人的血管功能。然而，随着社会竞争压力日益增加，加之人们出门坐汽车、上楼有电梯，使其体力活动越来越少。在此情况下，其心血管系统“运动量”急剧减少。运动量锐减使得机体心血管的功能水平长期低下，即心输出量和器官组织血流量都很低，这样各部们动脉血管的舒张功能长期闲置废用，故造成血管的萎缩退化。另外，大家可以举目四望，精神紧张是一种收缩血管的因子，吸烟是一种收缩血管的因子，而透支睡眠、慢性疲劳还是收缩血管因子，加之随着年龄增加每年使其管腔缩小2%，以及每次豪饮之后起始舒张、最终收缩的血管运动，对于人们已经严重萎缩的心血管系统无疑是雪上加霜。一旦血管的管腔狭窄影响到血液运输，出现缺血缺氧甚至完全堵塞时，无论发生在机体的任何部位，都将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
不过，人体血管的动脉硬化是一个可逆过程。虽然人们随着年龄增长，其血管都将出现一些老化乃至动脉硬化等现象，可是经常的适量运动却可以大大地延缓其进程。而最近的科学研究又证实，适量的有氧运动(如步行、登楼梯等)有助于血管硬化斑块的消退。其实，有氧运动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可以提高人们的生理储备，尤其是提高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储备，也就是所谓“预适应”。其中，适量运动能够有效地增加血管壁的弹性，则是预防高血压、冠心病及脑中风等血管性疾的重要生理基础。
每到冬季，北方那些银装素裹的江河里，冬泳便成了极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冬泳的人们，在寒冷的刺激下入水，其全身的皮肤毛细血管先是收缩，血液从皮肤流回心脏使全身发白；而后皮肤毛细血管又极力舒张，血液由心脏流向皮肤使全身发红，以此传递热量来抵抗寒意。这一张一弛的血管运动被称为“血管体操”。据测算，这种循环往复的“血管体操”使其血流量比平时多10倍。
根据“用进废退”的基本生物规律，外部的适度刺激可以提高机体功能，进而改良其内部的生物结构。机体经常进行“血管体操”可以有效地扩大血管口径，使动脉壁的弹性纤维增多，从而增强其弹性和韧性，防治和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据报道，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先生，就有用冷热水交替地进行洗浴的良好习惯。他能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老寿星”，“血管体操”也是功不可没。
(二)健身呼吸器的原理和功效
如上所述，人们经常地舒张血管，通过“血管体操”来增加血管壁的弹性，对于消除和预防“现代文明病”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血管的收缩或舒张为交感神经所支配，基本上不受人的意志控制，对其进行控制必须采用特殊的方法。那么，除了目前费时费力的体育锻炼，以及上述的冷热交替的身体锻炼过程，人类如何更加快捷地来进行“血管体操”呢?
哈尔滨华力源工贸公司的科技人员，对此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和探索，并将古今传承的各种保健方法及其机理，进行了反复地对比和剖析工作。由此，潜心地研制出了HDY―1型健身呼吸器。健身呼吸器系列产品已经申报了国家专利，通过了技术监督部门的产品质量鉴定，并受到各界用户的热烈欢迎。实践结果显示，人们使用这种健身呼吸器，每次只需5～15分钟的“血管体操”运动，就可以有效地缓解各种疲劳，精力充沛地去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
HDY―1型健身呼吸器的工作原理，就是模拟了我国传统的道家吐纳效应。对于采用传统的道家吐纳养生锻炼的人群，利用血气测量仪进行动脉血气分析，发现其血液气体和酸碱度(pH)均出现一定的变化，即氧气、氮气和二氧化碳三者之间的比例发生偏移，而这就促使其心血管处于较高的功能水平。此时大量微动脉、毛细血管开放，使血液循环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用激光多普勒血流仪对其微循环状况的检测结果，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结论。
而HDY―1型的健身呼吸器，通过符合流体力学机理的结构设计，形成特定的呼吸压力和呼吸流量，使普通人的动脉血气指标能够接近于气功师的吐纳养生状态，从而达到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原来，机体在特定结构的人工呼吸环境中，将要开通或扩张许多重要器官组织的大量血管(尤其是微动脉和毛细血管)，从而使血流量大大地提高，以此来实现其营养物质的供需平衡。这种为保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通过扩张性的血管运动来不断增加血流量的过程，就是机体产生的一种
“血管体操”运动。
健身呼吸器的具体功效如下：
1.由生理学的泊肃叶定律Q=Pπr4／8ηL可知，血管半径r是影响血流量Q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动脉血压P。具体地来讲，舒张血管是减少了血液循环阻力，而短期提高动脉血压就是增加了血液循环动力。供给头部及眼睛等器官组织的血流量增加，可以随意地为疲惫的身体充血，就像给手机电池充电一样。这样，就可以快速地消除各种疲劳现象(包括脑力疲劳和视力疲劳等)，从而有效地避免和消除亚健康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