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14 17:08: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资本论》与哲学
体验之思与哲学的思想创新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中国模式”的探索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与学术挑战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
高清海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启蒙
黑格尔哲学中的神学维度
阿尔都塞的“根本问题”及其启示
中介性的存在观和实践哲学范式
文化哲学范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作为社会历史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扬
“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前史探源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
现象学的“事情本身”: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康德和黑格尔对概念客观有效性的论证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为什么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中国经验与全球议题
能切中现实生活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先验反思的界限与现代哲学观念变革
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三种空间概念
代序:发展问题的哲学关切与社会学关切
析柯亨的“马克思批评”和“后马克思”转向
《资本论》的再现——詹姆逊的《资本论》解读
追随“思”,为了“人”的觉悟和中国哲学的觉醒
突破教条、回到根本、畅所欲言的哲学
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资本论》哲学的未来向度
出入“有”“无”之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相与命理
论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
类哲学的生命隐喻——纪念《“人”的哲学悟觉》出版十周年
“我是谁?”——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现象学探索
货币的本质——从《巴黎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诗意地栖居何以可能——读孙正聿《人的精神家园》
张盾、田冠浩新著《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述评
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基于政治哲学的视域
“类哲学”:价值世界的理论奠基——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学思考的再理解
中国哲学自我革新的探路人——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十周年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概念反思
关键词:恩格斯;古典哲学;辩证法:唯物主义思想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002-0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最能体现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著作之～,书中恩格斯理清了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关联,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了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这些先驱者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有着十分深厚的学理根基。反之,也使得我们从中更加理解是如何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成果的进行扬弃和发展后而深刻地解答了自己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又一笔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批判
在《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辩证法思想的讨论是从回顾德国1848年的革命开始的。他指出这场政治革命的前奏是德国的哲学革命,没有这种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就不会产生以后的政治变动。但是恩格斯紧接着提到了法国大革命,并将其与德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反映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他认为在哲学上法国人要远远比德国人表现的激进,他们为了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主张敢于同法国当权者做激烈的斗争,豪不畏惧各种危险,而德国人在哲学上却表现的很保守,在行动也并不积极,但是这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革命的因素深藏在晦涩的言辞之下,而这种对革命有所论证的观点为事实证明对1848年的德国革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恩格斯的《终结》就是从分析在德国出于主流地位的黑格尔哲学内在的革命因素入手的。恩格斯认为能够最好地体现这种革命因素的思想就是黑格尔提出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可以是仁者见仁,知者见者的。对于德国当极者而言,这是关于自己合理存在的最好证明,而德国的自由派也是因为如此看待而表达了对这一哲学命题的愤怒,但是,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德这一命题中却包含着正好与此相反的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素,而这一点也曾经被德国诗人所指出。在这个哲学命题中,黑格尔用合乎不合乎理性来衡量现实事物的存在价值,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似乎正是证明了当时德国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后半句又恰恰限制了前者,隐含与前半句可能截然不同的结论。恩格斯指出,正是在这里体现了黑格尔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思想成分,不论现实怎样,用理性来衡量和决定一切现实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正当性,这就必然要受到现实事物所处的特殊环境的制约,在黑格尔看来事物都是出于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的,没有任何事物在限制自身的各种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时毫不为其所动,那么此时被理性证明是合理的事物就不可能在另一时间也被理性如此证明,反而有可能向着先前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改变,由此可以引申出旧事物原先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丧失后就必然会被合理性已然实现的新事物所取代,或者即恩格斯所说的“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在黑格尔的命题中蕴含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而应该是“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人类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凡是现存事物的合理性都只是暂时,因而它们也只能暂时的合理存在,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出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因素。
恩格斯在《终结》里虽然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作为唯心主义的缺点,但是更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而且积极肯定了黑格尔在哲学上的这种伟大成就。认为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所以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采取批判扬弃、为我所用的基本态度的,通过对黑格尔的哲学命题的分析揭示出其辩证法的实质内容,进而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价值。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一个部分里主要是清理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内容,对其哲学体系与辩证法思想之间存在革命性与保守性的内在矛盾进行了透彻地分析,为后文阐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做好铺垫,因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积极成分后创造出来的,总而言之,黑格尔哲学和哲学存在着渊源关系,要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
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二个部分里将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唯物主义之上。他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根据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可以在哲学上区别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这个基本问题在哲学上也可转变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而区分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老,他指出黑格尔哲学虽然是唯心的,但是仍然坚持人类理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以休谟、康德维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却“否认了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随后,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突破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哲学的突破不仅受到了“纯粹思想的力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起到的推动、促进的作用。但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彻底,只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唯物的观点,在进一步运用这一观点到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研究时就停止不前了。而且费尔巴哈没有将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与唯物主义具体的发展形式区别开来,所以在他眼里的唯物主义就只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其他。但是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它将人简单地看作像机器一样,企图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人,而且它无法“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当然这些局限和机械唯物主义所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并非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
恩格斯接着分析了施达克寻找费尔巴哈哲学中唯心主义因素上方向性的错误。施达克只是将一些表面现象当作了唯心主义的表现,比如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中追求“理想目的”的观点或反映在人脑中的“理想的意图”即是唯心的表现,甚至还将费尔巴哈哲学主张人类“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信念”简单的当作是唯心的。
简而言之,在《终结》这部分的内容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黑格尔哲学的突破,这是费尔巴哈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但是也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性是有
限的,主要仅止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已,继续深入下去后就无法坚持这种唯物立场了,更深入的详细分析在《终结》第三部分里得进行。
恩格斯在《终结》一书的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与伦理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唯心主义的局限,他认为这些观点的思想性与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比较起来相差很远。
三、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阐述及应用
《终结》的第四部分是恩格斯所写全书的核心所在,他在这里简要而详尽地阐述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并通过运用这一观点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与宗教发展来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出恩格斯《终结》的主旨,就是从哲学上理清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联系,阐明后者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突破,是适应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最高哲学成果,树立马克思的哲学在德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部分开始,恩格斯就比较了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包括: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他认为这些人中只有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哲学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恩格斯紧接着分析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的内容,并进而阐明了可马克思是怎样对这一伟大的哲学思想进行扬弃并创造出自己新的理论成果的。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辨正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且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既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恩格斯在《终结》里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具有的革命性的辩证法因素,而且指出这些思想观点得到的扬弃与吸收,在理论上获得了新的阐发。接着,恩格斯抓住”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一方面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中正确的方面,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其他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唯心观点,而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这里也受到了恩格斯严厉地批判。随后,恩格斯在进一步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后又对其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上的错误观点给予细致而深刻地批判,透彻地指出了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缺陷和局限性。在《终结》中,恩格斯在批判、扬弃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指出这一崭新哲学思想所产生的时代条件、科学条件,并且运用这一新的哲学理论深入地探讨、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宗教的历史演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6-337.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 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 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一、伦理学的基本概念
伦理学根据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哲学伦理学与实证伦理学两大部分，哲学伦理学又可称为理论伦理学，实证伦理学又称为应用伦理学。本文的探讨限定在哲学伦理学范围。［1］把伦理学放在哲学大观园里面非常恰当，因为伦理学离开哲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伦理学建构的基本概念都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去研究才 能辨析清楚。哲学伦理学属于哲学，它为社会科学提供伦理导向，为社会发展提供伦理理想，为个体人生提供角色定位。哲学伦理学与哲学价值论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哲学价值论为哲学伦理学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哲学伦理学最基本的概念是伦理与道德，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多了，但多数囿于词源分析而没有挖掘这两个概念的可能意义。伦理与道德这是两个有密切关系的概念，但并不存在谁包含谁的问题。我们把伦理道德四个字拆开分析，首先存在的是“伦”这种社会现象，“伦”就是社会共同体的不同成员在社会结构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对这种社会角色分配的合理性的反思与辩护就出现了“伦理”。伦理就是社会之道，人们把对社会之道的认识与体悟现实化就成为“道德”。道德的本质就是伦理的现实化，现实化有三种形态，一是 现实化为社会道德规范，二是现实化为个人道德品质，三是现实化为具体道德实践。个人道德品质又称为“德性”，具体道德实践又称为“德行”。［2］伦理的本质就是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不同角色配置的合理性。哲学伦理学通过研究这种合理性并依据这种合理性演绎最佳的角色配置模式，然后运用这种模式去评价社会现实与引导社会发展。角色在这里指不同社会成员在不同情境下应然的行为模式。
伦理总是对一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伦理，我们把特定伦理适用的时空范围称为伦理时空。随着人类共同体的规模逐渐扩大，伦理时空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国家间组织，最后扩展到全人类。不同层次的伦理时空其伦理的合理性依据是各不相同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都分别作为相应情境中的角色配置依据。普世伦理存在的合理性是现有科学证明在地球上全人类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把这种所有人都是同类的关系称为类缘关系。如果再将伦理时空扩大到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切生物，就形成生态伦理，那么其合理性依据就是所有生物都是生命，都拥有生命权，这种同是生命的关系称为生缘关系。如果继续将伦理时空扩大到宇宙中所有存在者，就形成存在伦理，其合理性依据就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存在者都有存在权，这种万物同在的关系称为在缘关系。亲权、族权、身份权、人权、生命权、存在权，形成一个权利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的演化序列。伦理关系的本质就是自我主体（self－sujects）与他者主体（other－subjects）之间的价值关系。自我主体是作为价值关系主体的主体，包括个体、个体组成的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社会组织。自我主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同心圆。他者主体是作为价值关系客体的主体。之所以将价值关系客体统一作为主体是因为从存在伦理角度来看一切存在者都是主体。这样，伦理关系就成为主体间关系，角色配置原则的制定就应该遵循协商对话、达成共识的步骤。人类伦理思 想发展史就是人类的认同意识不断进步的历史，是自我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也是不断将他者主体纳入自我主体范围的历史。从人类视角来看，有五大类伦理关系，即天人关系、己我关系、人我关系、群己关系、群类关系。天人关系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己我关系就是个体不同自我之间的关系，人我关系就是自我与他者、我所在的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群己关系就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包括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单位、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关系，群类关系就是自我所在的群体与全人类的关系。这五大伦理关系的合理状态应当是天人互益、己我互知、人我互爱、群己互利、群类互助。
道德是伦理的实现方式。道德的三种不同的现实化形态，其起源各不相同。道德规范起源于原始人群的行为习惯，道德品质萌芽于原始人的准德性（准德性是指原始人具有的合群性与顺从性），道德实践脱胎于原始人运用意志控制自己的动物性冲动的成功经验。人性不是道德的前提，而道德是以塑造人性为依归的。人的本性不同于人性，人的本性是人作为生物人具有的属性。而人性是人已经成为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所应当具有的属性。人性包括人的物性、感性、理性、德性、灵性。是否具有人性是区别社会人与人形灵长类动物的标准。人类文明史从人形灵长类动物具有意识的那一刻开始。意识是主体感知与调控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能力。高等动物无疑也有心理活动，也有类似于人类的知、情、意，但只有人类有对自己心理活动进行感知与调控的能力。意识是人类认知、情感、意志、信仰等心理特质发展的基础。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性、不断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历史。而个体的生命历程也是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性、不断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历程。人类是未完成的X，而每个人则是未完成的x，个体的生命历程是人类发展史的重演。人生的 终 极 目 标 就 是 成 人 （becoming best－be－ing）。成人就是努力成为自己心中最理想的那个自我的过程。生命不息，成人不已。［3］
人的本性同一切生物的本性相同，都是趋利避害的。利是能够满足生物生存需要的价值对象，害是能够威胁生物生存的对象。道德的目的就是将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转化为人的为善戒恶的德性。［4］善是符合特定道德规范的动机与行为，恶是违反特定道德规范的动机与行为。行为动机与行为效果并不总是一致的，善的动机可能产生恶的效果，恶的动机也可能导致善的效果。评价行为的善与恶，应当将动机与效果分别对待。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社会的角色配置形态，而角色配置形态作为伦理思考的对象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伦理思考的深度。伦理思考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共同体的道德规范设计的合理性程度。道德规范本身的合理性又决定了该道德规范约束下的社会成员的德性的健康性。不合理的道德规范本身将激发人的虚伪性或者叛逆性。一个处于剧烈转型的社会，不同的伦理时空交错，不同的道德规范同在，导致人们迷失善恶的可靠标准，从而出现所谓“道德滑坡”、“伦理沦丧”等现象，这说明在转型期尽快促成伦理共识的形成，尽快制定基本道德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相同的伦理关系在不同时代其重要性不同。不同时代的伦理关系要求个体具有与其适应的德性。当今时代的五大伦理关系要求人类个体具有五种美德，这五种美德是自主、仁爱、诚信、感恩、公正。自主就是个体要自尊自强，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主体性，提高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回报社会的能力。自主意识是现代社会成员必须具有的基本意识，每个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每个人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每个人有自我表达意志、自我维护权利的权利。仁爱就是要热爱祖国、敬爱师长、关爱亲人、友爱他人、博爱万物。诚信就是对自己实事求是、对他人言行一致，守承诺、守道德、守法律。诚信从根本上看上是主体性强大的表现，自卑者常自欺、自欺者常欺人。感恩就是珍视自己拥有的一切并感激创造这一切的所有他者，努力回报为自己创造一切的他者。每个人在出生之前是“无”，是父母给他（她）生命，是社会抚养教育其成人，是国家保障其安全，是他人为其提供各种服务，是万物无私地被其利用，因此，无论一个人个体能力如何强大，离开了世界将寸步难行、自身难保。感恩与仁爱相辅相成，因为仁爱而施恩于他者，因为感恩而回报于他者。感恩心理在动物的行为中也有表现，而人类却忽视了这种淳朴的心理，导致感恩意识普遍淡薄，许许多多的人都心怀不满，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于他（她）。既得利益者同更大的既得利益者比较觉得自己小巫见大巫，利益相对剥夺者见到既得利益者则恨意难平。总之，加强感恩教育，普及感恩意识，对于促进人们的心理平衡、促进社会和谐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公正是指有正义感，个体待人处事不偏私、言语行动不偏激，不损公肥私、不损人利已，天下为公，正道直行。公正是比较高级的德性，公正德性的养成离不开教育，离不开公正的社会环境。而公正意识的普遍提高也有利于社会公正。五大伦理关系与五大基本德性合称为“五伦五德”。五伦五德可以作为我国新时期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二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研究古往今来的人类伦理道德思想、研究伦理道德的历史与现状，回答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为伦理建设与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问题，通过对基本问题的不断反思、不断批判、不断建构，推动学科的发展。“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一个随语境变迁而其答案与时俱进的问题。特定时代特定形态的伦理学必定有其特定的基本问题，基本问题是学科的生命，对基本问题的不断设定与不断解答是学科保持生命的脉动。因此，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一定存在的，但究竟是什么却是不确定的。善与恶是伦理学的一对比较基本的范畴，但善与恶是第二性的问题，是在道德确定的情况下才有的评价，没有确定的道德标准，善与恶将变成纯粹个人的价值判断。因此，善与恶的关系不适合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也用义利关系来表达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利益是特定评价主体依据特定的价值观确认的、对特定的价值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有促进作用的价值对象。价值观不同，利益的范围也不同。但道德归根结底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是利益在先，道德在后，伦理结构也是利益结构，道德要为促进利益结构的稳定和谐服务。［5］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确定为基本问题与基本问题的开放性、创造性、多义性的基本要求不相吻合，因此，并不适合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与此类似的主张还包括：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道德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等，这些主张都不适合作为基本问题，基本问题不是像一个简单的论述题可以一次性回答清楚的，而是一个常问常新、常思常得的问题。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域，可以衍生许许多多小问题。基本问题是学科的生长点，依托生长点，结合其他学科的成果，可以不断创造新概念、形成新理念。
还有人主张将公与私、群与己的关系作为伦理学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问题，应当由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来解答。这些解答可以作为我们展开伦理学研究的依据，而不需要我们把这些问题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来研究，不能越俎代庖。
也有人主张将“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什么是幸福、怎样获得幸福”等问题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是一个很大很基本的问题，需要历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人生哲学等学科通力合作才能给出完整解答的。伦理学的回答只能是“没有德性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什么是幸福、怎样获得幸福”确实是伦理学应当关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与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息息相关，伦理学只能告诉人们通过德性修养可以提高人的幸福感。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特定主体基于某种需要的满足感这种心理体验的刺激而产生的兴奋和满足的心理感受。幸福是二阶心理活动，是对满足感的兴奋和满足。单纯的满足感并不意味着有幸福感产生，如果这种需要的满足感让人兴奋并产生新的需要，这时候的心理感受就不是幸福感而是得陇望蜀的贪欲感。如果这种需要的满足感让人满足而不兴奋，这时候的心理感受是安宁、宁静。如果这种需要的满足感让人不满足也不兴奋，这时候的心理感受就是无聊、空虚。如果需要的满足方式与当事人的良心发生冲突，当事人会产生自责、悔恨、内疚等心理感受。因此，需要的满足并不必然带来幸福，幸福感的产生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用幸福指数来表示当事人的幸福感强度H，那么幸福感强度与当事人的幸福感受能力C和当事人对需要满足程度的自我评价S成正比，与当事人对自己满足某种需要的可能性的概率预期P成反比，即H＝CS／P。幸福感受能力是主体发现让自己幸福的事情并敏锐感受到幸福的能力。幸福感受能力的个体差异是相当大的，这种能力与先天禀赋、后天的教育、自身的阅历都有关系。当事人对需要满足程度的自我评价是当事人实际满足程度与当事人用做参考系的满足程度的比率。如果用做参考系的满足程度高于当事人的实际满足程度，当事人产生的是不满足感；如果用做参考 系的满足程度低于当事人的实际满足程度，当事人产生的是满足感。当事人对自己满足某种需要的可能性的概率预期是指当事人自己估计的需要被满足的可能性的大小。如果当事人预期概率很低结果竟然是需要完全被满足，当事人有喜出望外之感，幸福感随之上升。如果当事人预期概率很高而结果是需要没有完全被满足，当事人就容易产生失望感、失落感。［6］一个社会要让更多的社会成员产生幸福感需要做以下工作，一是尽可能满足人们的多层次需要；二是通过教育宣传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受能力；三是教育人们学会合理比较，不要盲目攀比；四是降低人们对需要满足的概率预期。无条件地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并不合适，要无例外地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但要求当事人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哲学伦理学通过对现实伦理关系合理性的追问从而促进现实伦理关系合理化，哲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关系”。伦理理想就是依据人类的基本共识设想出来的最合理的社会角色配置模式。小国寡民、桃花源、理想国、乌托邦都是人们设计出来的伦理理想。社会角色配置模式包括配置权的运行方式、角色脚本的设计模式、角色的内化模式、角色担当效果的调控模式等等。特定伦理时空生活的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就是该共同体的成员分别充当剧作者、导演、演员、观众而完成的历史剧，伦理学起源于观 看历史剧后的反思。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所掌握的思想素材不同，其能够设想出来的伦理理想也各不相同。人类历史早期的思想家们设计出来的伦理理想在现代人看来简直就是荒唐之极，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致，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现代的人们也只能依据现有的思想素材设计自己的伦理理想，其合理性在我们的后辈看来也可能是漏洞百出的。
道德现实是指特定的人类共同体的道德规范、道德品质、道德实践的实际状态。具体包括道德规范的完备性、合伦理性、德性的真实性、普遍性、德行的自觉性、有效性等。道德现实是伦理理想的现实化产物，伦理理想本身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道德现实的合理性程度。道德现实本身又是伦理思考的对象，道德现实的不合理性会激发人们完善伦理理想，然后以完善后的伦理理想重新审视道德规范体系与美德体系。伦理理想总是要高于道德现实的，伦理理想对道德现实起一种引导、批评的作用。而道德现实又会反作用于伦理理想，促进伦理理想的合理化。“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关系”作为伦理学基27第2期 李龙强 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新探本问题的理由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伦理理想是伦理学的活的灵魂，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伦理学其伦理理想也往往大相径庭，将伦理理想的设计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域中的基础问题使伦理学保持了其形而上的超越品质，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伦理导向作用。
第二，道德现实是伦理学的源头活水。对道德现实的关切是伦理学得以被社会接纳的前提，坐而论道、引经据典、探微索隐、张皇幽眇而让人不知所云的所谓纯学术是不会有生命力的，是迟早要被社会淘汰的。
第三，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的矛盾是特定伦理时空内最基本的矛盾，没有伦理理想作为参照与尺度，道德现实就无所谓合理不合理的问题。社会上所谓的伦理冲突、道德冲突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具体表现。每个有理性的社会成员都会有自己的伦理理想图景，当其用自己的伦理理想图景作为尺度去衡量道德现实就会发现二者出入很大，这种差距会使其产生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之感。伦理学的重要任务是为现实的伦理时空设计出凝聚人类智慧与美好愿望的伦理理想图式，并通过各种手段成为特定伦理时空的伦理共识；以伦理共识为基础，全面审视修订道德规范体系与美德体系，设计让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保持必要平衡的道德正义机制。通过这些工作，充分发挥伦理学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巨大作用。［7］
三、道德正义与金规则
正义是一个神圣的字眼，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概念。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思考过正义的本质并给出了各不相同的答案。时至今日，正义仍然是一个言人人殊的多义词。正义是有其伦理时空范围的，在一个伦理时空的正义可能在另外时空是非正义。正义是特定伦理时空范围内最有利于该共同体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原则。在宇宙范围内正义就是所有事物共存的秩序，在地球生态系统内正义就是所有生命共生的和谐，在全人类范围内正义就是所有个体共享的人道，在日寇企图亡我中华时正义就是救亡图存的抗日，在当代中国正义就是所有国民共治的民主。在理论上，自由、平等先于民主，而在实践上则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自由、平等。自由、平等不可能在未实现民主的条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正义有两种形态，一是客观正义，即超越特定伦理时空客观考察该伦理时空内的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最迫切的需要，这是唯一的确定的；二是主观正义，即人们对该需要的认识，这是多元的多变的。每个共同体成员对正义的理解与期待往往各不相同，因此必须区别正义共识与正义观念。古往今来的任何人类共同体内部都可以分成两大集团，即强者集团或弱者集团。强者集团与弱者集团对该共同体的应然的正义的看法往往相互冲突，二者都把集团的利益当作共同体整体的利益来维护。如果两种正义观冲突过于激烈，那么主张调和、中庸、中道的声音就会应运而生。如果两大集团能够形成正义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就是该共同体的正义。即正义的本质是特定的伦理时空范围内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普遍认为的可以实现该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最优价值选择。正义共识就是被当作最优选择的价值。正义不是一种固定的价值，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最能够促进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 价值。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对某种价值的偏爱而将其当作正义的本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如平等、公平、人权、美德、自由等等都被不同的学者各自理解为正义的本质。正义是具体条件下最能够实现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价值。我们设想，假如有一个国家，瘟疫流行，人民健康普遍不佳，严重影响到该国的生存和发展，健康成为这个国家最稀缺、最紧要的价值，那么该国提出“正义就是健康”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8］依此类推，假如一个国家的不公平状况已经严重到威胁该国生存和发展的程度，该国可能提出“正义就是公平”的口号。正义不是一种具体的价值，而是某种具体价值在具体条件下具有了最优价值选择的资格，正义就好比一顶金光灿烂的皇冠，戴在那个具体 价值的头上。在某个伦理时空追问正义是什么等于追问什么价值是最能够促进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价值资源在成员间的分配从来没有公平过，因此，公平这一诉求充当正义的呼声的历史也最悠久，在许多人心目中觉得公平就是正义，公平和正义的关系类似与金银与货币的关系，“金银天然是货币，而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与此类似，公平最适合作为正义原则，而正义原则并不必然是公平。［9］
正义与公正、公平、平等、对等等概念很容易被人混淆。本文给出一个清楚的辨析。对等，是甲方对待乙方的价值行为方式与乙方对待甲方的价值行为方式相同。具体说来，就是以鲜花对鲜花，以铁血对铁血。平等，是在配置某种所得时，不论所得的接受方的具体情况，所有接受方的所得一律相等。所得，可以指权利、义务、奖励、处罚、工资、职位等等一切能够使接受方的利益总量发生改变的事物。公平，是某种所得的所有接受方接受的所得的标志量与之所以得的标志量之比率相同（通常情况下二者正相关即可）。所得的标 志量就是运用一定的方法将所得量化得到的数字。之所以得是指配置所得的那个依据，之所以得的标志量就是将依据量化后得到的数字。举例来说，按能力授予官职，官职就是所得，能力就是之所以得，官职可以分级量化。能力则可以通过考试、测评等方式量化。公平在这里体现为能力强者授予的官职愈高。再举个例子，按照罪行的轻重决定刑罚。刑罚就是所得，罪行就是之所以得，公平在这里就体现为罪行愈严重所受刑罚也愈重。公正，就是无任何例外地按照公平原则为接受所得的各方配置所得。按照常规的理解，公正、公平、平等、对等等原则都是合理的、是善的。其实这是极大的谬误。公正、公平、平等、对等都只是一种价值配置方式，本身并不是价值，这种价值配置方式用之于配置好的善的东西，它就是好的善的。用之于配置坏的恶的东西，它就是坏的恶的。举例来说，假如有个专制集权国家被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魔王统治着，他每天要杀一百个人取乐，那么这一百个人怎么产生呢，魔王说按照公平原则来确定，具体办法就是各个乡镇依次举行马拉松比赛，跑到最后面的一百人就是当天的被杀者。够公平吧，很显然，没有人愿 意要这样的公平。这说明，价值配置方式不是最根本的，而价值配置权力才是第一位的。［10］
通过对正义以及与正义相关的概念的辨析，我们对正义的本质应当有了新的理解。以此为基础，我们再来看道德正义。道德正义有四种涵义，一是指道德规范的正义性；二是指作为美德的正义感；三是指道德实践领域的正义，即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均衡。四是可以作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总原则的规范。道德权利是道德生活领域的权利，包括公民作为个体不受社会任何歧视的权利、公民作为道德评价者的意见自由表达权、公民作为道德义务履行者享有的被社会舆论肯定的权利、公民享有的其所作所为得到社会公正客观的道德评价的权利、公民享有的不危害公序良俗的而且法律无明文禁止的事项的自由权、公民享有的无确实证据证明动机为恶的无恶推定权，等等。道德义务是法律义务、职业义务之外依照道德的基本规定由相关当事人履行的义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并不是严格的对等关系，任何一个公民都是道德权利享有者，但不是任何公民都是道德义务履行者，无行为能力人就不是道德义务的履行者。没有履行道德义务也具有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公民从出生时即享有道德权利，死亡后道德权利并不消 失，仍然享有获得社会对其一生的所作所为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道德正义、道德权利等概念的提出不是纯粹的学术演绎，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的“英雄流血又流泪”、“做好事无好报”、“见义勇为反遭诬赖”等摧毁道德长城的极端事件，引起人们的沉思，道德正义、道德权利等概念就是人们力图改变这些极不合理的现象而运用思考的力量取得的成果。道德正义在当下最紧迫的要求就是落实各项道德权利，使道德机制继续运行。没有道德正义的维护，没有公民道德权利的落实，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小孩被碾无人施救等等诸如此类悲剧将愈演愈烈。［11］
从总体逻辑上把握国外的发展进程，这必然要将之划分为不同的理论阶段，并找到各个理论阶段间特有的逻辑规定与理论进程，呈现国外发展与主题转换的逻辑生长点，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国外的理论前提。张一兵教授将国外格局划分为四个方面：即西方的历史终结、后现代、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这是国内学者面对国外的一种理性审视，这无疑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外学者在面对国外思潮时的理论分期，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外研究的理论分期标准是什么？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国外，而且更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研究同国外研究的比较与对话。
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将马克思的基本问题域划分为三个方面：“1、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2、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的规律的理论；3、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注：阿格尔：《西方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根据这三个层面，阿格尔将西方的主体划分为三个理论阶段：第一是以异化理论与人的解放为核心内容的理论建构时期，这主要包括第一代西方如卢卡奇等人和法兰克福学派战前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战后的研究，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集中讨论的支配理论，也包括60年代之后出现的个人主义的，这是以新的敏感性（如后期的马尔库塞）来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第三个时期是以重新研究危机理论为主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阿格尔集中讨论了米利班德的国家干预主义、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布雷弗曼的反对“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和以莱易斯为主的生态学。在阿格尔的这一分期中，他是先将马克思的基本问题域界划出来，然后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当代回答，对西方的理论主题进行界划。虽然在阿格尔的研究中关心的还是“经典”意义的西方马克思，还没有涉及到80年代之后国外的其他理论动向，但相对于人头式或一般流派式的介绍，他的研究已具有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因为他是从理论逻辑上把握了西方的总体进程。
但如果进一步加以反思，阿格尔的分期标准是有问题的。他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他拘泥于自己界划的马克思的问题域，这种“实体性”的标准限制了阿格尔的理论视域。在后现代主义的中，他们讨论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找不到直接的对应物了，按照阿格尔的标准，这是无法进入他的研究的。所以当阿格尔局限于“经典”的时，这不仅是因为时间的限制（阿格尔的《西方概论》由加利福尼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出版），也是由他的理论分期标准所局限的。第二，阿格尔所描绘的马克思，是西方者眼中的马克思，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虽然阿格尔给出了马克思哲学的三个规定，但实际上是以第一个规定为核心的。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恰恰是马克思哲学变革中所要扬弃的内容（注：参阅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面我们会看到，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这一混淆，会导致阿格尔对西方一些流派的观点缺乏深层的认识。版权所有
在张一兵教授的本期文章中，透过他对国外四种格局的划分，可以看到他对分期标准的理解。他所说的西方终结，实际上讲的是从卢卡奇到阿多尔诺都是站在工业文明的立场上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但是这个接受是以西方哲学的最新成果为中介的。他所说的后现代者如生态主义的等，实际上站在后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批判西方的工业文明及其意识形态，在这个批判中，他们虽然还认为自己是者，但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理论建构的。而后现代马克思思潮的一些代表者，用德里达的话说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产（幽灵），但不认为自己是者，同时也对马克思进行后现代的解构，把马克思的遗产理解为一种解构式的批判。而晚期则指的是，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式，但主要是实现马克思哲学同当代哲学的对话。比如在詹姆逊的理论中，他认为马克思哲学有三个逻辑构项：即政治的（直接的历史事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意识）和经济的（生产方式），其中生产模式构成的主导阐释符码，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以马克思的主导阐释符码为基础，实现对其他阐释模式的整合，以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注：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6—147页。）。他关于后现代思潮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定位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很显然，这一分期标准与阿格尔的分期标准是不同的。比如对生态学的的理解。阿格尔认为，生态学的并没有逾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域，因为生态学的理论根据仍然是他所说的马克思问题域的第一个方面。而在张一兵教授的理解中，生态学是一种后现代的。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不仅在于对生态学本身的判定，更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在阿格尔对马克思的理解中，他没有区分早期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后来实现哲学革命的马克思，而在我们的理解中，这两个马克思如果不作一定的区分，就会混淆评介的标准。当然，这个区分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断裂”。
关键词：本土化；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
经过查询大量文献可以看出：关于各种不同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比较的文章不多，且更多的是对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的认识，对他们之间的外在区别和内在联系、共性与个性没有太多措辞，本文旨在对不同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进行比较。
一、高等教育哲学观概述
（一）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贝克，出生于1898年；1924年，26岁的他取得硕士学位，在达特茅斯学院讲授高等教育学，之后30年任耶鲁大学教育史和教育哲学教授，又10年在密芝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讲授高等教育思想述评，1969年退休，1978年出版《高等教育哲学》，1982年再版。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1］。作者认为普通教育哲学不能解决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把高深学问作为全书的一个基点，也是此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强调价值判断，考虑价值问题；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强调社会本位，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把高深学问作为手段，作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是有限的［2］。
（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贝克，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上面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价值自由，摆脱价值影响；把高深学问本身作为目的，以一种闲逸的、好奇的态度追求知识，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不考虑其他因素；强调知识本位，忽视知识之外的社会现实；认为应该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追求高深学问的客观性和纯理论的研究，认为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求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3］。
（三）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楚廷，193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后回到家乡湖北。1955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1979年以后历任数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后又研习教育学，并任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2000年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该观点逻辑起点是人的发展。张教授认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征，人才是关键所在，应该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人的生命特性体现在人的精神性，教育起源于人特殊的生命活动，高等教育具有超越性；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一种张扬个性解放、精神活力的特殊“人本论”；以人本为主线，从人的本体论出发阐述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是为了完善人的智慧和修养，高等教育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人，人才是关键所在，应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高等教育是以人为最终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4］［5］。
（四）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周光迅，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专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院长；1998年晋升教授，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导师，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理论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科研工作。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是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周教授本身是哲学专业，他利用自身的优势专业结合对教育的认识提出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应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寻求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将哲学和教育联系起来的是大智慧；哲学是爱智之学，是教人产生强烈“爱智激情”之学，最终是教人追求大智慧；教育是使人开智的活动，真正的教育也是教人追求大智慧；哲学与教育是一致的：哲学是让人树立起爱智理念，教育是使人开智的途径；哲学让人“爱智”，教育使人“开智”；作者还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哲学思想的四大主题：天人合一、不言之教、明理灭欲、知行合一［6］。
二、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存在的一些共性
上述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基本上都是以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为源头，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在布鲁贝克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这几类高等教育哲学的新探索，事实上既是对布鲁贝克等前人研究的超越，又是一种继承创新，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引用贺武华在《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一文中阐述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兴起的几大特点：
（一）高等教育哲学研究从经典解读到自主寻思。一直以来，由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之普遍的经典权威性，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形成了对作为鼻祖的布鲁贝克学说的研究传统和路径依赖。国内学者对于这本经典在中国的引进大致经历了从工具书式的引进到书评式的引进再到反思与批判式的引进这样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开始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实情，在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贺武华提到：基于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研究范式的考察，进一步提出我们需要的是中国教育哲学思想体系研究而不是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7］。
（二）高等教育哲学研究注重学科体系的建构。《高等教育哲学》原著的名称是On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而不是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所以，作者的本意应该是关于高等教育哲学方面的论述，不是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是对各种哲学流派的融合，不是提出一个新的哲学流派。高等教育哲学特定的研究对象：高等教育中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在新兴之时，基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强调体系创建是有必要的。
（三）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密切关注实践，不断丰富高等教育思想理论。时下，运用这种哲学方法提炼教育思想，提高教育思想的理论水平，促进教育实践的理性化反思与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新增点，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哲学的思想理论［8］。
三、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与传统的高等教育哲学之间的联系
（一）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张楚廷教授提出来的。他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论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和政治论基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认为，虽然布鲁贝克把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与大学确立自己地位的两种途径看作同一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大学的本性肯定是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大学的功能、作用、地位并不能完全取代对本性的确认。而且，他通过对教育本性、教育原理、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直到教育方法进行考察，并对既有哲学的考察和对数种不同类型大学诞生的案例进行分析，认为“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不完全有效［9］。张楚廷教授的睿智在于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怀疑的层面，而是用一种哲学观分析高等教育哲学。他深信哲学中有活生生的人存在，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其核心就在人，追寻一个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核心就在人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不再被异化。作者认为高等教育原本是作为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诞生的，高等教育是人的特殊生命活力的进一步腾升和上扬，进而提出“以生命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并以此为依据关照高等教育可能的范围、程度、目的和方法等。由此看来，张楚廷教授并不是凭空提出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而是基于对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分析，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两论的质疑，运用的哲学观，在布鲁贝克两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样看来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还是有渊源的。
（二）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周光迅教授的《哲学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学》极大地丰富了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是中外高等教育哲学研究成果的传承与创新，无论是在研究视角、分析范式，还是在建构学科体系等方面，他都揭示了自己的独特与创新之处。布鲁贝克主要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曾经遇到的八个基本问题；周光迅教授从哲学基本立场出发，运用哲学一般原理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论述极富思辨色彩，是一次真正的哲学反思、哲学追问、哲学批判。因此，在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看来，教育所承担的价值使命，或认识论的（人出于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认识世界、掌握世界）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必须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承担起应有责任和义务；人们探索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或生命论的（以人本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以让人拥有一种“大智慧”为前提，这种引领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大智慧”才是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使命。此外，周光迅教授跳出“社会本位论”、“知识本位论”、“个体本位论”等以往研究教育的功能的套路，独具匠心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哲学的三大基本功能：重塑大学理念、提炼时代精神、引导文明走向［10］。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由布鲁贝克提出并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的；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以人为出发点；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涉及古代经典论述；无论是哪一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是对两论的批判反思，又是对两论的继承创新，并基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从古至今，思想开放的时代也是学术大为发展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者们的愿景［11］。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单从“认识论”或“政治论”分析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问题日渐凸显其片面性，缺乏说服力，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就需要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3］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
［4］张楚廷.高等教育生命论哲学观［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9）.
［5］［9］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哲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6］［10］周光迅著.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哲学［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7］赵军.高等教育哲学的补白与旁释———兼论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J］.当代教育科学，2005（5）.
关键词：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读后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5-0011-02
金林南老师是河海大学学院一位年轻的“70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于2013年春季出版。笔者有幸在是年秋天捧在手中拜读并求知若渴地在两天之内把它读完，作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通一线教师，不禁有一种浑身通透又踌躇满志的感觉。据个人经验而言，一直以来，还没有看到一本著作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过一次如此完整而深入的哲学审视和分析，其认真的态度和笔者无法望其项背的学术高度令人敬佩。
一、简介
在书中，金老师主要是借助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理论，从哲学的高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理论到实践、理想到现实，进行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思考，为这个诞生于实践的学科在学术性与科学性的建构过程中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指导，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二、写作目的与基本框架
在绪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美国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继而指出此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问题的反思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接着，便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最后明确提出了“本书任务”：一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二是“深思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三是“奠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四是“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理论”，五是“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例”。
整本书的框架即是在“本书任务”的基础上确立的：第一章是“哲学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主要考察了哲学精神的时代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象及其哲学诊断，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哲学的贫血”，并探讨了“何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这一章主要为后面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让读者把握了本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角度。第二章是“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先是介绍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概况，现实地揭示了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和本质属性上的争议，同时分析了争议的原因。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历史和今天，以及人们对于其历史和今天的认识掰开了、揉碎了，进行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本体沉思的思维方式”，同时提出超越现有研究局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性的设定一个新的理论假设――意识的政治；在后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哲学沉思”中，结合中西方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定义和内涵进行了阐释，然后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的规定性，即政治与教育、政治与思想的矛盾及其发展。第三章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作者首先界定了几个基本概念：学科，认识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继而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和学科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与第二章的侧重历史分析不同，这里主要是进行理论论述，从根本层面来考察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
后面的两章则较多从经验层面和建构层面来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第四章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哲学”，第五章是通过一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首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缺失及其原因，然后针对现实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进行审视与追问。
从整个著作来看，作者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以一种非常积极、负责、诚恳的态度，从纵横两个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哲学剖析。其主要构思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现实存在的学科，并用范式理论来审视这一学科，企图在其现实运行的各种矛盾中完善这一学科。因为，从目前的事实来看，从实践中诞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书中对学科和学科范式的定义，其学科属性是“虚弱”的，学科体系是不健全的。
本书的几大优点可归纳如下：
1.理论分析深入，这缘于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通过仔细阅读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既具备了较高的哲学素养，对近现代哲学派别和大师们的基本理论主张都烂熟于心，同时还通晓各具体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架构，如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也包括现实教育工作中的一些操作层面的知识与原则，这些在书中随处都有体现，这使作者可以从学科“范式”理论入手，以哲学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分析。虽然读来并不容易，但是读过之后却使人有种深刻、通透之感，使那些散落于头脑中却经常困扰笔者的一些问题有了理论的梳理与指导。
关键词：古希腊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3-0000-01
一、 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古希腊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发源地，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实现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主题及其他一些主要问题都已经有了雏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深入全面。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丰富多彩性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体现。当时的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一是为政治哲学家们所主张的政治哲学观念找到一种终极性的依据，这是第一个特征。其二是政治哲学的原理、观念、原则以及相关理论受到当时的政治实践影响，多以城邦政治为中心展开的。
正义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最为基本的主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运用“数”来解释万物的本原，追求和谐，而且用数的关系来表示和谐。在他们看来正义就是数的平方，因为平方数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这便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具有普遍性，正义就是战争。但是关于将正义看作和谐还是把正义看作战争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学德谟克利特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国家与其他学者的国家在性质上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积极主张的，只不过他的这种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级制度与奴隶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高峰。他一方面从其哲学立场出发以其哲学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正义以及其相关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乃是他的全部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辩证法，问答加归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讨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理念。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的主题就是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柏拉图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关于理想国家的观念上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他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政治共同体之中。城邦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是从最自然的人与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种善为其目的，因此，人类的联合体也同样是以善为目的的，城邦是一种最高的联合体，以最高和最广泛的善为目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了解到，政治哲学一方面与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限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乃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滥觞，也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源，虽然历经批判，但是即使在当代的主要政治哲学流派里面，人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二、 现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覆载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十五、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为现代政治哲学提出经过系统论证的基本观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社会契约这样一种理论设计确立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种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间的规则就必须由人自己来订立。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资格，乃是因为他们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权利到一个国家的主权，霍布斯完成了人类依据自己的理由来建立社会或国家及其规则的理论论证。洛克也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也都能够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而所以要订立契约以建立公共权力，乃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拥有立法、行政等权力。卢梭关于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和个人权利等问题的一些主要观念是与洛克大体一致的，然而后人对卢梭的评价却意见纷歧而至于大相径庭，最极端的观点将卢梭看作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祖师。后一种评价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卢梭提出了公意的观点。卢梭认为，建立国家或社会的目的乃是社会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够按照这个目的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康德的实践哲学深受卢梭的影响，这就是对人的尊重，而这一点奠定了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是目的。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政治哲学更具现代性，他的政治哲学既太受其哲学体系的束缚，也太受他所在的那个王国的局限。黑格尔虽然也强调自由，注意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影响，与社会契约论相反，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将人类社会的制度看作某种客观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必然产物，除了顺应这种规律，人的其他活动都几乎是无足轻重的。
现代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与现实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冲突一样，不同派别之间的观念也始终处在于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派别和斗争的内容有其变化，但基本趋势是越来越晚期，两大派的阵营的分野就越鲜明。
三、当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谓的当代与现代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个当代相对于西方思想和社会的巨大转折而言，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而就整个世界在基本方向方面突然之间趋同这一历史现象而言，当是在二十世纪末开始的。后一种变化对当下的世界以及对未来的人类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但是它尚未在政治哲学里面反映出来。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政治哲学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衰落。尽管如此，在这一个时期仍然出现了一些对当代社会产生不小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他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多数是在批判现代社会时提出来的，比如，西方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而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通过批判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而深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解，发挥那些体现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观点。这些批判、观点都是颇有价值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导向政治哲学的复兴，但并没有达到这一步。
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第一，罗尔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提出新的价值主张和规范，第二，建立了自己的方法以论证自己的主张，第三，从外在的方面来说，罗尔斯的理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新论证了自由至上主义（个人权利至上主义），提出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的主张，而像泰勒、桑德尔等人以黑格尔哲学为背景主张和重新论证共同体（社群）相对于原子主义式的个人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因与罗尔斯的直接论战而突现出他的折衷主义的特点。政治哲学的这次复兴运动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这场复兴所引出的争论似乎没有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争论的那种尖锐和针锋相对的气氛。它所表明的究竟是问题太过困难而无法解决，还是问题无需解决，尚需要我们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翠：浅论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与内涵嬗变［J］，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01期；
［2］李淑梅：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性建构方式及其启示［J］，求是学刊，2006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