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18 17:32:4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增长的要素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林业要素林业经济增长概况与对策
一、林业要素投入的基本概况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过度开垦和放牧导致了北方一些地区草原沙漠化和林草稀疏。为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林业部门加强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并且加大了对林业要素的投入。
1．劳动力数量的变化
在林业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资源。至林业产业发展的中期，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林业的可控能力变强，所需的人工也随之产生了变化，由最初的主要依赖人力转变为“半人工半自动化”的现代林业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极度适用于现代林业的发展需求。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其节省的劳动力自由流向社会中更缺乏劳动资源的其他产业，为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劳动力方面的优化条件。对于林业经济来说，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也代表着林业产业中科技水平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林业科技进步的一种体现。
2．产业管理方式的变化
经过不断的发展，林业的经济管理系统不断完善并趋于现代化，同时林业的产业总值也随之产生了变化。随着国家管理力度和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强，林业产业的总产值在持续增长，通过这种增长变化，传统的林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于现代化林业生产的基本需求。经过现代新型林业管理模式的革新，当代的林业工程建设更加趋于科学化管理，林业的发展也能够按照科学的阶段规划逐渐推进，完成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需求。这样的管理方式也带动了林业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化林业产业管理模式合理化的重要体现。
3．林业面积增加的变化
随着林业产业要素投入的增加，我国的林业产业面积也不断增加。其中一些大型企业的公益行为也为我国的造林面积增长贡献了力量，如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等，市场上的经济型企业对于我国林业发展的无私帮助，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植被面积，对我国的环境绿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近年来的合理规划造林工程等手段，使我国的经济性林业产业不断的发展，充分发挥了森林植被对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经济的促进作用。西北地区的戈壁与沙漠，其植树造林的作用更加明显，近年来西北沙漠地带发展的红杉产业取得了一些成绩，西北沙漠中红杉能够有效的实现防风固沙，同时能够为西北沙漠重新固水起到基础性的强化作用，这也是林业为我国实现“绿色增土”的阶段性胜利。
二、促进林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
1．加大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林业产业基础资金的投入力度。林业产业的资金储备是其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其科技发展的基本需求。政府部门保持对林业经济扶持政策的同时，应对林业产业的融资渠道也合理的放宽，以吸引民间资金流入，这样能为民间资本进入林业产业提供基础性的助力。民间资本的流入能使社会更加重视林业产业的发展，为林业经济带来一定的收益。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林业企业也要有实质上的帮扶，例如在税收上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等，这也是提升林业整体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更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宏观调控的优化整合。
2．强化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
林业企事业单位应该加强对科研技术的创新力度，培养创新型林业人才，对一些落后且低效的技术予以淘汰。在林业经济发展中，科技是企业进步的象征，也是企业在市场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基本核心，为了能够提高企业的科研技术创新力度，科研部门应对林业产业给予一定的帮助。林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国土环境和生态保护，国家要对此产业有不同程度的科研项目扶持，对在林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研机构与人才国家应予以鼓励及资助，政府与企业应积极的将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并实现其科研技术的生产价值。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要素贡献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3-0043-05
[收稿日期]2008-04-17
[基金项目]2006年山东省教育厅基金项目(J06W08)。
[作者简介]尉雪波，男，山东莱阳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与数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谢海艳，女，山东菏泽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冰，女，山东枣庄人，山东财政学院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要素稀缺并且不能完全替代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关系制约，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山东省来说，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那么，影响其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有哪些，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有多大?本文借鉴相关理论如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国内外实践经验，运用有关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岭回归估计、多元回归方法等，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现状、原因，特别是各种要素投入在山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快其经济增长的合理化建议。
一、区域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包含的要素投入及指标选取
借鉴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结合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本文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
[关键词]要素跨区域流动；区域经济波动位势；经济波动周期；均衡产出水平
一般说来，由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和波动与区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区域间货物、服务及要素交换所产生的外部作用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为推动与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现阶段展开对要素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分析，无疑是有着相当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的。
一、区域间劳动力和技术要素的顺向流动推动了区域经济波动位势提高
(一)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流动有助于增强双方的经济增长动力
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口过剩和城乡差异显著的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的基本国情非常接近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两部门模型的基本假设；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区域差异非常显著的国家，在这里，传统的乡村部门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中仍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而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则聚居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现代城市部门，因此，这种地区间部门结构的差异又使得二元假设不仅适用于部门分析，且也同样适应于地区分析。既然如此，分析中我们也就采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两部门模型和AD－As模型相结合的理论框架来具体探讨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此外，为了易于表述并进而使理论分析更具逻辑性，我们这里同样又把分析对象简化为相对发达的东部区域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区域。
为此，我们首先舍掉资本、技术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并假设各区域经济发展只取决于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各区域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便是该区域经济的总供给曲线。其次是假设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区域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能力，而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则不具备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能力。这样，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将无穷大，劳动力供给曲线即总供给曲线将会是一条水平线；同时，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将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所获得的净收益也会大于其在原籍就业的净收益。最后，我们又假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但其家庭所在地和劳动力最终的归宿地不发生变化；这样，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收益就会回流到中西部地区。显然，以上假设又是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区域收入水平差异特征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具体特点的。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动对双方产出水平的影响也就可以按如下的过程来展开：(1)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转移将导致东部地区总供给曲线向下移动；而在需求曲线稳定的情况下，又将会使东部地区在更低的均衡价格水平上实现更大的均衡产出规模。(2)由于中西部地区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因此其劳动力流出也就并不影响其供给曲线。然而，由于流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所获得的净收益要远大于其在原籍就业可能获得的净收益，因此，在东部就业的中西部劳动力所获得的收益的回流便将会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和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总需求；这样，中西部地区的总需求曲线便向外移动并最终使中西部地区在相同的均衡价格水平上实现更大的总产出规模。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均衡产出水平的影响机制示意图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东部地区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流入，东部地区劳动力供给(总供给)曲线便将从初始位置S0移动到S1，相应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也将由E0移到E1点；同时，均衡产出水平将由Y0提高到Y1。尽管由于理论上的劳动力价格下降会导致本地劳动力的收益减少，但是考虑到其厂商的收益增加量大于本地劳动者收益的减少量，因此，整个东部地区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中所获得的净收益便会是图中的四边形E00E1AB的面积。对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本区域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因此，本区域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便为一条水平线，并且向东部地区输出劳动力又并不影响本区域的供给曲线；而输出劳动力所获得的收益回流又将提高本区域的实际收入水平并进而使本区域的总需求曲线从D'0移到了D'1，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从E'0移到了E'1点，均衡产出水平则由Y'0扩大到了Y'1。这样，通过劳动力输出，中西部地区便将会获得四边形E'0E'1B'A面积的净收益增量。显然，从总体上看，劳动力由相对落后但劳动力资源丰裕的中西部地区向经济相对发达但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东部地区流动，不仅有利于提高双方的均衡产出水平，且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经济增长动力。
(二)技术要素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也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经济增长
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要素流动一般而言是对所有参与技术要素流动区域的经济增长均有着自己的正面的促进作用的。实践中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对每个区域现存的每一项技术而言，其所对应的经济规模和资本存量均显然是扩大了；从而每个区域又有可能获得知识技术传播和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所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效益，并最终促进了各区域、乃至是全国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
对于作为技术要素净输出区域的东部地区而言，短期内，技术要素的净输出将确定无疑地有利于其经济增长；而长期内的长期效益则具有着某种不确定性。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在于技术知识的输出并不会改变输出区域的技术要素存量，同时，在短期内技术要素的流出又不仅不会产生供给能力的衰退效应，且反而会因技术转让收入增加而导致输出区域的需求扩张趋势和进而拉动输出区域的经济扩张。事实上，从纯理论思辩的层面考虑，技术输出对输出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先进区域的技术输出有可能导致技术输出方的竞争力增强并进而形成对技术输出区域经济增长的阻碍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转移通常与产业转移相伴随，因此，先进区域的技术输出也有可能
会加速本区域已丧失了比较优势的相对落后产业的外迁速度和使本区域的资源更迅速地向新兴的产业集中，并最终加速本区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和进一步增强本区域的竞争力及经济增长动力。不过，与纯理论分析有所区别的是，到目前为止，实践中不仅没有哪一种理论能严格地证明技术输出必然会导致大国或大区域的衰退，而且也无可靠的实证记录能支持这样的结论。不仅如此，如果再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在经济理论本身中又属于典型的短期问题，因此，我们的基本判断便是：至少从需求扩张的角度上看，技术要素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净转移是有利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扩张和有利于提高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波动位势的。
对作为技术要素净输入区的中西部地区而言，技术要素的净流入将会增强其生产潜力，并进而又表现为提高其经济的波动区位。尽管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及整体影响均比较复杂；然而仅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一切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又均将表现为：“对于任意给定的一组投入，所得到的产出将比原来增长”。
至此，我们即可将技术要素从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的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净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简要地概括如下：区域间技术要素的顺向流动有利于增强双方的经济增长动力，但对技术输入输出区域的具体影响进程和机制却不同。对东部地区而言，技术净输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更多地表现为要素拉动，其作用机制为：技术输出―收入增加―需求扩张―经济扩张。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技术净输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更多地表现为供给能力的增强，其作用机制为：技术输入―技术水平提高―供给能力增强―经济扩张动力增强(见图2)。
二、区域间资本要素的逆向流动加剧了区域经济波动位势差距的扩大趋势
区域间资本的逆向流动主要是指资本由相对丰裕的区域流向资本相对稀缺的地区。实践中对于原本就相对落后和资本稀缺的中西部地区而言，资本净输出将会使区域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双双下降并进而削弱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动力。之所以会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即在于：在暂不考虑区域自身资本积累增加影响的情况下，资本的净流出将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原本就偏低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导致单位劳动产出能力的下降，并进而在加剧就业不充分状况的基础上最终削弱本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不仅如此，资本的净流出还使得区域内原本稀缺的资本更加稀缺、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从而又抑制住了中西部地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提高产业结构层次的能力。不过，对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言，资本净流入则增加了区域内的资本供给量和降低了资本的相对价格；结果，区域间相比较，不仅使得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条件更为优越，而且产业竞争力也必将会更强。此外，资本的净流入，也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率，并进而又在增强单位劳动产出能力的基础上，相对地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阶段性特征上看，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及其地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理论、尤其是符合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论”。具体说来即是：在区域的某一发展阶段，由于规模效益、外部就业、垄断以及寡头市场结构的存在，资本倾向于向发展基础条件优越的区域集中；而聚集优势的形成和发达区域经济的扩张，又会在提高发达地区未来利润预期的基础上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在发达区域内部资本供给不能满足资本需求的情况下，相对落后区域的资本又将流向发达区域，这样一来又势必会强化发达地区的扩张倾向以及加剧落后区域的衰退趋势。事实也的确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要素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动，就既源于“循环积累因果关系”，且又无形中强化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以至于资本要素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后果便是使率先发展的地区发展得更快以及相对落后地区发展得更慢。这一点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也即为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更快，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变得更慢；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波动的位势差距也呈现出扩大趋势，区域发展差距也会在既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扩大以及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既增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间的关联性。也降低了经济波动强度和同步性
(一)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扩大促进了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提高
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间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互为因果关系的：一方面，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资源配置的范围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又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物质基础及推动力量。事实上，只有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规模扩大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各产业部门、企业等中观和微观经济体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愿望才能落到实处。不仅如此，跨区域要素流动规模扩大现象的客观存在又进一步增强了破除不合理区域经济分割的现状并进而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具体说来，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深化和使区域经济在产业结构层次上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之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区域经济分工不仅可以使各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并进而有助于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增进区域经济福利，而且这样的一种分工深化还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并进而有助于范围经济的形成。尽管如此，区域分工深化又是要求相应的条件作支撑的，那就是：区域经济必须要是开放的，否则，各区域就只能保持“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状态并进而丧失分工所包含的经济利益。二是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扩大还可以经由贸易创造过程而进一步强化区域间的贸易联系。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国内区域间要素流动规模的扩大首先将直接促进国内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又将会通过贸易创造效应而形成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正反馈效应并进而最终形成要素跨区域流动规模扩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之间的循环促进过程。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既分散了区域经济扩张或收缩的冲击强度，且也强化了区域经济波动周期的延长及强度下降的趋势
迄今为止，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主要有“有效需求不足论”与“技术创新决定论”。两种理论学说相比较，无论是从哪一种出发，区域间贸易和要素流动规模的扩大均有利于“熨平”经济周期，也即是有利于使区域经济波动表现出
周期长度延长和强度下降之趋势。表现在：首先，无论是哪一种理论体系，区域间贸易和要素流动规模的扩大均在事实上起到了稀释区域性供给与需求冲击强度并进而“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原因在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前提下，一个区域的供给或需求扩张(收缩)将会由本区域和其他区域共同的需求或供给扩张(收缩)来加以支撑与平衡。实践中，如果我们把供给或需求波动对经济平稳运行的冲击强度定义为供给或需求波动量对经济总产出量的比值的话，那么也便有：供给(需求)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的冲击强度＝供给(需求)波动量／经济总量。这一公式的经济学含义便是：在区域经济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可能形成的一次强烈经济周期，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其通常会退化为一次轻微的经济波动，并进而使相关区域的经济波动周期延长以及经济波动长度的缩短。其次，从技术创新决定论的角度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同样能起到稀释与分散技术创新对经济运行冲击的作用并进而又起到了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区域间技术要素流动规模的扩大还在事实上导致了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延长，从而也在稳定区域经济方面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
(三)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还增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波动间的内在关联性及减弱了波动的同步性
实践中要素流动规模扩大对区域间经济波动关联性增强的影响，首先在于其直接为经济波动的跨区域传导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其次是在于其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刺激了区域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并进而又间接地疏通了经济波动跨区域传导的区际贸易通道。
为使论述更具逻辑性，我们这里只考虑东部与中西部两个区域之间要素流动对经济波动跨区域传导的具体影响。假设东部地区经济首先出现扩张倾向，那么东部地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扩张并进而又会导致要素价格产生上涨倾向。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将更多地流向东部地区(或者也可表现为东部地区的生产要素较少地流向中西部地区)，其结果是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也会随之产生上涨趋势。在中西部地区存在闲置资源的情况下，中西部的要素价格上涨又将会吸引更多的要素投入使用，从而又使中西部地区经济也产生扩张趋势并最终形成东部和中西部经济次第扩张、但却又是不同步扩张的现象。而在中西部地区没有闲置资源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当期供给扩张能力又将会受到限制，同时，区域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也将会更弱。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上看，区域间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增强仍将持续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同步性减弱的趋势却不可能无限延续。原因在于：中西部区域存在闲置资源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不存在闲置资源的可能性，因此，中西部地区经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动员闲置资源来增强供给能力并进而跟进动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退一步讲，纵然是中西部地区没有闲置资源的假设成立，我国特有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特点也足以使中西部地区能快速跟上东部地区的扩张势头。
四、一般性结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这个难题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以及它们在质量上的变化，所以无法衡量资本的溢出效应。实际上，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不一定能带来同等的产出，因为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质量并不相同。产出的增长率应等于生产要素数量增长率与生产要素质量增长率之和。他们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技术因素实际上是内生决定的，所以新兴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拟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分出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
(一)劳动力质量要素
阿罗(allow)最早用边干边学模型(learning-ly-doing)来解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他利用飞机制造的生产率改进的例子来分析，认为技术和知识都是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罗默借用了阿罗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设知识的创造就是投资的副产品，而技术是由知识积累决定的。所以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是由经济体内生得到的，它，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罗默认为，企业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而且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可以克服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本文沿袭了阿罗和罗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质量得到了提高，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企业的投资。在企业增加其资本存量的过程中，也同时增加了知识的存量。本文还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偿获得，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的投资会带来整个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所以，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增长率与总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比例。根据上面的两个假设，可以得到劳动力质量(lq)与资本存量(k)的函数关系，即：
lq＝kφ
(1)
式中，φ为资本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在资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发等方面的资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资本质量要素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劳动力质量上，关于资本质量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内尔森(nelson)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资本质量的概念，他认为新资本投资促进的技术改进将增加经济增长率对于资本要素增长的弹性。内尔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设不同时间投入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他还提出了质量权数的概念，认为新投入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资本，其质量权数较大。资本的使用时间越长，它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权数就越小。最后，内尔森通过推导得出结论，由于存在资本质量的提高，所以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要超过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但是，内尔森只是在理论上推导出这一结论，并没有在他的论文中通过实际的数据拟合得到确切的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参考了内尔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质量要素。模型假设新投入的资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资本有更高的质量，资本的质量与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成反比。根据推导可以证明(限于篇幅，推导过程略)，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反比例关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k)来表示资本质量(kq)。
(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
综合上面的两个假设，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所构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中，y表示总产出；a表示中性技术变化；kq表示资本质量；k表示资本数量；lq表示劳动力质量。l表示劳动力数量；α表示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β表示资本质量对产出的影响系数；φ为资本存量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术分解为中性技术变化(a)、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等三个生产要素的乘积，而其中的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是由经济体自身内生出来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二、模型的估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中、美、日三国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分别估计各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参数。此外，资本存量的数据根据式(3)累积计算得到。
式中，kt表示当期资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资本存量；δ表示固定资本折旧率；it表示当期投资。本文设定三个国家的年固定资本折旧率为5%。
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对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进行标准化，没定2000年平均值为100，以统一各变量的量纲。
(二)模型估计
首先，对式(2)的左右两边取对数，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将式(4)右边αlog(l)移项到等号左边，并令k／k≈log(kt)-log(kt-1)。这样我们分别用中、美、日三国的数据对{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个变量做回归，由于中国和日本的部分数据没有进行季节性调整，所以在回归过程中分别加入了季节性哑变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来加以调整。
中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403864；
拟合优度r2为：0.985833；
f统计量为：f(5，38)＝528.9[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81.9995。
美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0447219；
拟合优度r2为：0.996404；
f统计量为：f(2，41)＝5680[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77.155。
日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138921；
拟合优度r2为：0.849841；
f统计量为：f(3，40)＝75.46[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27.827。
上面的结果显示，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国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较好的拟合，估计出来的各参数都处在模型所规定的范围内。
三、比较分析中美日三国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方程估计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把产出按要素性质的不同进行分解，以观测各生产；要素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资本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上图所示，中国在2000年以前资本质量持续降低，而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本质量在持续提高。但从2001年开始，这个趋势呈完全反向变化，中国的资本质量在不断提高，而美国的资本质量却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国的资本质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从总体来说，在观察期的11年里，美国的资本质量小幅提高，中国则略有下降。而在这11年期间，日本的资本质量却是持续地下降。
从资本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上图所示，中国的资本数量要素在观察期有显著的增幅，而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数量要素变化则相对平缓。
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下图所示，中国的增幅仍然是最明显的，但其增长幅度明显落后于资本数量要素。而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资本数量的提高。这一结论从式(5)、式(6)、式(7)式的系数上可以得到证明，三个国家劳动力质量的指数αφ，只有中国小于资本数量的指数，而美日两国则明显要高于本国资本数量的指数。
从劳动力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下图所示，三个国家的波动都很平稳，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略有厂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国的年平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03%，3.12%和1.23%。在各国的产出份额中劳动力数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52.40%，74.02%和79.17%，但是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低于它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美国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27.65%，中国为6.18%。尽管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在产出中的份额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但它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为-0.26%。从这组数据显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在1994-2004年成为抑制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个国家中，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最好的，所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最高的；中国也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很小并呈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贡献率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贡献率就已经下降到5.18%。
从表1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资本数量要素，它的平均贡献率为64.58%，远远高于美国的29.77%和日本的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国在1994-1999年资本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9.05%，而进入21世纪以后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下降到52.02%。
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贡献。如表1所示，美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5%，日本高达67.95%，中国为27.66%。但中国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实际增长率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国的1.04%，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也是促进我国现今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贡献率仅次于资本数量要素。
从表1还可以看出，资本质量要素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其贡献率分别为-2.28%和7.72%；但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显著，在观察期内资本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63%，这是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萧条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资本质量要素、资本数量要素、劳动力质量要素和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总起来，中国达到了96.13%，美国达到了98.64%，日本达到了83.2%。可见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中、美、日三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只有日本还有大约16.8%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这需要在今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在1994-2004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受我国人口逐渐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相对减弱，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我国持续通货紧缩的影响，资本存量的增速出现递减，从而造成我国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资本质量的小幅下滑，这种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预见，资本质量因素在短期内仍不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依据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从日本的模型可以观察到，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间国内产业投资空洞化，新增资本在资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递减，造成其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国内的资本质量下降。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就应该合理分配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创造新的投资增长点。
其次，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当前，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占的比重远远小于美日两国，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但是，随着我国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资本数量要素的边际报酬逐渐递减，这种局面将逐渐被打破。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将不再成为相对丰富的资源。可以预测，在未来，我国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a)将会不断提高。可以预见，在未来，资本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减弱，劳动力质量要素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就要增加资本在改善劳动力质量方面的投入，不断提高中等、高等教育人数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效转变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推进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转型。
[关键词]资本；劳动力；对外开放度；要素贡献度
[中图分类号]F207/ 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0-0017-02
1选题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7亿人。 这些人口都是中国潜在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资源丰富，但是为什么却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因是否是因为要素贡献度不同？中国内部的区域差异是否也是区域要素贡献度差异造成的？那么，怎样才可以合理开发并利用中国内部的资源实现中国的发展？本文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索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
2模型选择
本文将选择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建立经济增长与各因素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在资本、劳动力的基础上，引入对外开放度来建立经济增长模型。
Y=A（t）K αL βI γ
其中，Y代表GDP，K代表资源存量，指数α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也就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L代表劳动的投入，指数β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也就是劳动力的贡献度； I代表制度要素，γ代表对外开放度的产出弹性，也就是对外开放要素的贡献度；A代表模型中未包含的技术要素、制度要素、集聚要素等其他要素。
2.1数据分析
（1）中美要素贡献度比较
对中美两国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资本对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比较高，中国略高于美国，但相差不大；劳动力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远远高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出口贸易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远远高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中国与美国相比，资本和对外贸易都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都是优势；而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劳动力的利用上却存在较大的劣势。在美国α+β+γ>1，说明规模报酬递增，而在中国α+β+γ
（2）东西部要素贡献度比较
对东西部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从表2中可以看出，资本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高，但是两者差距并不大；劳动力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于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两者差距比较大；对外贸易（对外开放度）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于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资本和对外开放度是东部经济增长的优势，劳动力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优势。无论对于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α+β+γ>1，规模报酬递增，这说明加大对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
（3）各时期东西部地区要素贡献度比较
分成三个时期、分东西部得出的要素贡献度结果如表3：
从资本贡献度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运动趋势相同，在2003―2006年都增加，在2007―2010年都降低了。起初资本对于西部地区的贡献度与东部地区的资本贡献度基本持平，但是在2007―2010年，资本对于西部的贡献度高于对东部的贡献度。
从劳动力贡献度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运动趋势相同，在2003―2006年都降低了，在2007―2010年回升。起初劳动力对于西部地区的贡献度远远高于东部地区，在2007―2010年，劳动力对两者的贡献度相差不大，东部地区比起1999―2002年增加了，西部地区比起1999―2002年减少了。
对外开放程度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贡献度都是先减后增，在2007―2010年对外开放度对东部地区的贡献度高于了对西部地区的贡献度。
值得说明的是，资本、劳动力和对外开放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影响呈相同的趋势，这说明，这三个时期的变化是由国家总体的政策导向而决定的，而国家政策也可以改变既定的贡献度大小与结构。本文将对外贸易程度作为对外开放度并未包括国外资本的投资，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后，虽然对外贸易并未给西部地区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国外资本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3建议
通过上述中外对比，国内东西部地区的对比，在进行中国的区域开发时，可以遵循以下建议：
3.1继续发挥资本的作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国内的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比较大。资本无论是投入到东部地区还是投入到西部地区都是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比较显著的贡献。因此，在调节中国内部的区际贫困差距，实现均衡发展时，可以利用政策工具，以资本作为载体，进行合理分配，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3.2继续发挥对外贸易的作用
对外贸易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尽管由于全球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对外贸易暂时的衰落，但是对外贸易依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东部地区一直与太平洋沿岸国家有着较为密切的贸易联系，发展的比较早，为东部地区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在西部地区贸易发展的比较晚，主要是与周边接壤的欠发达地区进行贸易，为了实现对外贸易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贡献，应该加深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广度与深度，更好地发挥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3.3要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的贡献度
在中美的要素贡献度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人口资源是优势，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却远远低于美国。在中国，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开始的比较晚，直到近几年才得到重视。中国不缺少人才，也不缺少劳动力资源，只是对其的管理与利用，还不能完全使得“人尽其才”。因此，要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同时，东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应相互转移，使劳动力资源结构进一步合理化，从而提高劳动力在经济建设中的参与度。总之，通过各种方法，要将劳动力劣势提升为劳动力优势，使中国人口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成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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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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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主创新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一、我国经济增长状况分析
我国经济在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后，其高速增长能否得以持续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为探析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途径，本文首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
1、我国经济增长的总量分析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以1978年到2005年的数据计算，我国经济总量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达到了2007年的246619亿元，按照实际价格折算后增长了近12倍；总人口增长了1.36倍，劳动力人口增长了1.89倍，人均GDP则增长了8.82倍（该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获得）。这一成就的取得为世人所公认和惊叹，但是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对照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与经济学家Kaldor所总结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可以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多数状况是相符的。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并不是像少数经济学者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信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是有很大的虚假成分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基本方面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
2、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要素、劳动要素投入的依赖
经测算，我国的资本产出率、投资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数据和Kaldor所总结的事实相符，但是这个相符的数据也需要我们进行仔细解读。例如，虽然我国的投资率在经济增长中保持相对稳定，但是我国的投资率和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仍然有很大的差别：我国的投资率稳定在40%，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则一般稳定在20%-30%，数据的稳定性质虽然一样，但是数据的取值不同。这一数据隐含着一个结论：我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与投入，而这种方式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证明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研究表明，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资本和劳动的要素贡献占了很大的份额，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份额相对较小。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开创性研究的Chow（1993）的研究表明，1952―198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Chow（2002）发现1952―1978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保持不变，1978年以后TFP以大约每年2.7%的速度增长，1978―1998年资本、劳动、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2%、10%、28%；1952―1998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0%。Wang和Yao（2003）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后，发现在改革前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在1978―1999 年间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5.4%；而1953―1999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0.2%。张军（2003）的研究表明，1953―1998年期间TFP的贡献率为13.9%，其中1953―1978年TFP的贡献率居然为-3.9%，1979―1998年期间TFP的贡献率为28.9%。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的增长具有依赖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重要特征。
二、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经济总量如此巨大，经济的增长能够健康持续地进行吗？经济学中，有一类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被称作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指的是从根本上阻碍或抑制国家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方面的因素。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有几个因素被经济学者公认为对我国经济增长起限制作用，而且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是非常强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包括：人口的飞速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没有给我国经济增长以更大的空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令人担忧；当然还有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战略作用、我国经济增长非常依赖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这些都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些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巨大压力，因此，就我国矿产资源状况和能源状况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了相关问题的白皮书，明确了我国未来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发展战略。从这些发展战略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对自主创新的关键性依赖。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我国政府所制定的使我国经济增长摆脱对资源的限制（尽管现在这些限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可能还不明显）的战略措施，无论是提高资源产出率还是提高资源重复使用率，或者是探明更多新资源、采用替代资源等等，实际上都要依赖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都只能从根本上依赖于自主创新。
三、自主创新是我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
经济理论表明，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途径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可以通过借助技术引进、技术扩散和技术模仿来实现。可是对于我国而言，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只能是依赖自主创新。
首先，长期通过技术引进的途径实现技术进步对于我国而言是不可行的。我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希望实施“市场换技术”的策略能够奏效，但是事实是市场也许能换到技术，但是换不到我们想要的技术。另外，依赖外商投资实现技术扩散从而实现技术进步也是不可行的。这么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一再表明，发达国家始终对我国保持着技术上的“封锁”，不可能向我国扩散我们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尖端技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必须进行自主创新。
1、发达国家对技术实施封锁，不让我国获得相关技术
为保持技术垄断地位而获取垄断利润，发达国家不愿意将技术转移给我国；为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保证国家安全（尤其对和国防相关的技术），发达国家防范将先进技术转移给我国；或者发达国家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封锁技术。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发达国家有他们认为足够的理由不让我国获得相关技术，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
2、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对我国不一定适用
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很多方面是针对他们的国情而研发的，而实际上每个国家面对的环境都不同，所以，我国即使能够引进所有的技术，也未必能找到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所切实需要的技术。而且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时就越是这样，因为这时可供使用的针对每个国家都适用的技术资源已经很少了，剩下的一大类资源都是各个国家针对自身状况和特点所研发的技术。这一点从高速铁路技术的例子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虽然日本、德国、法国都有高速铁路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是他们针对本国国情所研发的，技术差异巨大，不论我国引进哪个国家的高速铁路技术，都有一个适应和改造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自主研发，显然越到最后越不可能有国家能够提供适合中国的更先进的高速铁路技术。
3、我国的特殊国情与悖论
多数发达国家面对的国情是劳动力相对短缺而资本相对充足，所以其发展的技术更多的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而我国则正好相反，显然更希望拥有资本节约型技术，这也是我国不得不进行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同时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悖论：我国一方面需要资本节约型的技术，一方面又要进行自主创新，而一般认为自主研发与创新本身就是一项非资本节约型的活动。在此对这个问题不做深入的讨论。
4、技术模仿在本质上仍是自主创新的一种
首先，由于我国遭到西方发达国家严密的技术封锁，技术模仿的可能性很小。其次，可能在很多领域根本就没有适合我国模仿的对象。再者，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发展，一方面可供模仿的技术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越高端的技术（或是越晚出现的技术）也越难以模仿。因此，我国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唯一的途径就是实行自主创新。
前面的分析建立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相关事实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经济理论对相关事实进行分析与判断，得出如下结论：我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于要素的积累，而不是创新产生的技术进步，这种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依赖创新产生的技术进步，而不是要素的积累；虽然产生创新的途径包括技术扩散（溢出）、技术模仿和自主创新，但是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而言，未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唯一可行的途径在于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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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二元结构；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004-02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很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以此判断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建议。关于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观点，郑玉歆（1999）等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阶段性规律，现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谈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蔡（2007）从劳动力供给方面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本文将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内，从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
一、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供给
刘易斯首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典型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经济增长问题。他把一国经济分成两个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由于传统部门的存在，现代部门在扩大和增长过程中，只要提供稍微高于传统部门的工资便可以实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同时由于现代部门的积累和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有力分配，使得现代部门逐渐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消耗殆尽，二元经济结构才会消失，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的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作为传统部门集中的农村与作为现代部门集中的城市发展水平有很多的差距，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的迹象仍十分明显。微观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导致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高速的增长，但是经历了巨大的波动。在改革开放时期，根据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下降的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力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而得到发挥，国际劳务市场使得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
二、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一直是主导因素，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已有资料表明，在1978―2008年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稳定在56.2%。在一国工业化过程中，投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一个发展过程。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把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按照他的发展阶段论，中国正处在向成熟推进阶段，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郑玉歆（1999）认为，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在低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较小。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的阶段。只是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增长方式才发生了改变。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国的投资还处于资本深化阶段，我们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说明。
在索罗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方程为：Δk=sy-（n+δ）k，Δk为人均资本增长率，s为储蓄率，y人均产量，n人口增长率，δ资本折旧率，一定量的人均储蓄必须用于装备新工人，每个工人占有的资本为k，用于这一用途的储蓄为nk，同时一定量的人均储蓄用于替换这就是资本，这一用途的储蓄为δk，（n+δ）k是资本的广化，因此上式表示，资本深化=人均储蓄-资本广化。当Δk=0时，经济达到稳态。蔡（2007）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即n在减小。中国的储蓄率从1996―2007年从36%～51%，即s在上升，一般来说折旧率不会发生太多变化，因此中国还处在资本的深化阶段，在没有达到稳态时，资本存量的增加也会使人均收入得到增长（如上图所示），假设中国前期处于稳态增长，资本存量为k*1，现在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使得s1y移动到s2y，（n1+δ）移动到（n2+δ），达到新的稳态资本存量k*2，在此过程中，资本的增加不仅使总产出增加，而且人均收入也会增长。
虽然在现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十分巨大，但是单纯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会遇到经济条件的限制，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投资形成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在本国内需启动不了的情况下，只能依赖出口，加大了中国经济风险。（2）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消失，以前中国利用丰富劳动力和国家价格管制造成的工资和利息低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今后的改革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的利润将来自于创新，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3）环境压力增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国际对气候的关注，以前较低的环境成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不再出现。中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要求我们要改变过去的不断消耗资源对环境的破坏。（4）资源限制，由于中国的工业制成品附加值不高，每单位GDP 所消耗的资源是发达国家的几倍，所以对于基础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增加，而中国的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加上国家对于能源价格的提高，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全要素生产率及变化因素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即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被考虑进来，全要素生产率（TFP）仍然构成了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的跨国差异的主要部分（Easterly and Levine，2001）。已经有一些研究指出：物质资本和无形资本不能解释今日各国间巨大的收入差异，储蓄率也仅有有限的重要性，全要素生产率（TFP）才是最重要的，要想理解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异，必须有一个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模型（Prescott，1998）。
由于数据的度量和对全要素的定义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论，林毅夫、任若恩（2007）在《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这篇文章中对全要素生产率作了详细的探讨，全要素生产率绝不等同于技术进步，所谓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和不包括资本投入的两类，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测定的仅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郑玉歆（1999）、易纲（2003）在考察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中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由于对资本度量中包含了人力资本投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在现阶段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是一个阶段性规律。郑京海（2008）指出，尽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但是通过已有资料的分析，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靠投资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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