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18 17:32:5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古代德育思想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儒家思想数学教育传统数学
一、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周礼》有“九数”和“六艺”之说，儒学讲经兼教数学，教育儒学化、经学化使数学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经书兼讲天文、历法和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一部分”。[1]
古代的中国数学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论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大都处于儒家思想的氛围之中。古代数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思想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在儒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主要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注重的是数学的实际性。即重视实践的实际效用，注重实际效用的思想反映在古代思想的知行观中。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数学观中，他们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学习和研究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中国数学的实用性的特征实际正是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
由于古代数学家的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数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从根本上说，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一是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二是出于“仁”“孝”之德，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三是出于经学的目的，要发挥儒家之道。
魏晋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夏侯阳算经》序中说：“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技术之宗。”《颜氏家训》“杂艺”篇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说：“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说：“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经世务、类万物”。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因此，研究数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二、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教育
1.教学目的之“经世致用”、“注重符验”
“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大致是遵循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展开的。古人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极深的实用主义色彩。‘经世致用’成为数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对中国传统数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2]
儒家要求“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即联系实际来思考，强调力行，付诸实践。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篇》）把能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看作是认识的最高阶段。这种学以致用，注重符验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他们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是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在认识方法上的表现。
2.教学方法之“举一反三”“以一知万”
孔子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举一反三”。《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启发要建立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基础上，当学生的头脑中出现了问题，有所感悟又还不很明朗的时候，即是进入了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的“‘喷”“‘啡”状态，这才是进行启发的最好火候。孟子主张引导学生达到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但不要代替学生去解决。“举一反三”在《论语》中有时又叫“闻一以知十”（《公冶长》），又叫“告诸往而知来”（《学而》），其方法论的意义是通过对类的本质的把握去推知该类的其他事物。这一方法到了荀子又演化成了“以一知万”的命题，而“以一知万”的具体内容，则是“以类度类”和“以道观尽”（《荀子·非相》），即通过弄清一类事物的基本道理，以求得“观尽”并把握该类的所有事物。显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维本质，就是从一般推向个别的演绎方法。
数学具有内容抽象的特點，如何能使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深刻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领悟数学思想和发展数学能力，启发诱导正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开启学生积极的数学思维活动，使数学教学充满活力，避免因抽象难懂导致思维停滞和因简单注入而导致思维僵化。因此，儒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想方法，就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数学教育领域。
3.教学要求之“苟求其故”、“善学尽理”
与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中国传统思维（儒家思想）的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经典思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的最典型的理论形式，强调天和人的联系不可分割，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
儒家虽然注重经验，强调应用，却并不截然排除对对数学上的逻辑演绎方法事物内在原因和规律的追求。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这里的“苟求其故”，便是要求去探索天地星辰的所以然之“故”。苟子也说过：“辩则尽故。”（《正名》）又说：“善学者尽其理。”（《大略》）可惜这种“求故尽理”的思想在先秦儒家中没有成为主导的思想。导致了后来的中国传统数学侧重于模式推理而不注重命题推理，使数学实践与数学理论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失去赖以发展成长的源泉而枯竭。
参考文献：
[1] 周瀚光.先秦儒家与古代数学[J].北京：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51页。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伟大人物，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在教育上，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平生有弟子三千人，贤人七十二，当时的人们争先恐后去当孔子的学生。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以至于对历朝历代乃至如今的教育和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孔子的文学作品，以及他的作品中所蕴涵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和分析:
一、温故而知新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
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一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一也。这句话一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一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葬，犹犬羊之葬。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一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徘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徘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徘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何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一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一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索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三)多听多看
［关键词］古代蒙学；知识与道德；中学语文教学；自主学习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将其视为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事情之一。同时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这些教育思想和文化是人民长期教育探索精华的结晶。继承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形成中国特色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人生百年、立于幼学，蒙学教育作为自古以来文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古人在民族发展历程中对启蒙教育的艰辛探索，继往才能够开来，只有继承古代优秀的蒙学教育思想，才能够搞好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因此，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归纳整理了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精华，结合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实际，阐述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期望能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对中国特色的中学语文教育发展提供有效建议，进而达到促进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初衷。
一、古代蒙学教育思想
笔者通过对古人启蒙教育思想的有关论著进行整理，得出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知识与道理相融合的教育理念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是因为其非常重视教人如何做人的教育。启蒙阶段就将做人应该了解的知识及道理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纵观古代的蒙学教材便会发现其中无不贯穿着这样的教育理念，既让学生掌握知识又将育人的教育思想理念蕴藏在教育教学中。如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1］。这句话的意思：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通过12个字，不仅向学生传授了知识，同时将做人应该具有的天性及教育对人后天造成的影响这一道理都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又如被称为百科全书的蒙学教材《幼学琼林》，里面包括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知识，还有许多蕴藏着深刻做人做事道理的名言警句、成语故事等内容，可谓是古人启蒙教育做人与做事最完美的结合。以“蜀犬吠日，比人所见甚稀；吴牛喘月，笑人畏惧过甚”［2］为例，蜀犬吠日和吴牛喘月等作为成语和典故，囊括了丰富知识的同时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巧妙地将知识教育与道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弟子规》也是我过古代著名的蒙学经典教材，如“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3］，古人在开头几句就将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关系道理及知识完美的展现出来了。古代很多蒙学教材的共同思想理念就是让学生从刚接触正式教育起就将知识与道理完美融合起来。思想理念是行动的指南，知识与道理相融合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行动指南。
（二）侧重做人的教育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文化教育为核心，兼收佛、道等各家学派思想文化。各家思想文化的共同点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其实就是做人教育。做人教育是我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教育传统，也是我国古代一切教育的目的。如古代儒家《大学》中的8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修身，而修身其实就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做人教育。8条目无论是分开来看还是总的来讲其欲阐述的意义都是以做人为根本目的的，提倡修身之道。蒙学教育也是始终以教人如何做人为根本目的，如《三字经》中有“人不学、不知义，幼不学、老何为”［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如果不进行学习，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我。小的时候不进行学习，等到长大后什么也干不成。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学”不仅仅指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泛指后天所接受的各种习染本领。通过教育达到做人的目的，其实就是做人教育。蒙学教材《幼学琼林》，从人类社会的各领域阐述了做人教育，如“毛遂片言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诺千金，人服其信”［5］，这些成语典故其实就是通过古人做人的方式方法来教人如何做人，都是在进行做人教育。《弟子规》通篇都在阐述如何进行做人处事的教育，如“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6］等，这些知识看似浅显易懂，其实都在宣传如何进行做人。蒙学关于做人教育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方面，而是蕴含于古代一切蒙学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三）注重人类文明传承的教育内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拥有延续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在于其非常注重对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优秀文化地继承，这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其中教育方面最为突出。蒙学的教育内容便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十分注重对人类文明的传承。蒙学教育内容多是对前人积累的智慧进行总结归纳，通过简单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和人类的精华能够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可见，蒙学在民族文明传承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谓人类文明传递的重要载体。如家喻户晓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在这本书中随处就可以发掘到有关人类文明传承的内容，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7］，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简简单单的12个字将孟母善于通过教育环境的改变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自身教育子女的母亲形象展示出来，蒙学教材以这种方式将人类文明继承了下来，同时也起到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教育文化的作用。又如《幼学琼林》里的“《大学》首重夫明新，小于莫先于应对。其容固宜有度，出言尤贵有章。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8］，寥寥数语便将古代教育典藉《大学》及其阐明的事理展现了出来。再如《弟子规》中提到的“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9］，通过简短的12个字告诉人类应该怎样传承人类文明。不难看出，蒙学做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注重的人类文明传承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
古代蒙学的一大特点是非常重视字的教育，其将教会学生掌握汉字做为教育教育的重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蒙学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从蒙学教材的名称及编排均可以看出其非常重视汉字教育，如3字连在一起的《三字经》《弟子规》，二者都是通过3个字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又如4个字连在一起的《幼学琼林》，其通过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这类3个字和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的教育较容易帮助学生记忆，且这些教材非常重视从易到难的编排理念。从教学过程来看，传统蒙学的教学都是教师读一句，同时要求学生字正腔圆的跟着教师读，且必须能够准确无误的读出来，直到能够读得滚瓜烂熟为止，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另外传统蒙学教学还非常重视习字的教育，如对学生习字的坐姿、笔画顺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规定了习字的顺序：先临摹仿写、后自己写。文字作为民族的符号，重视文字教育，将文字教育视为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确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
（五）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
古代蒙学十分重视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如宋代的大儒朱熹，就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学问需要你自己去学，某不过是个共同商量的人”。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还体现在蒙学的写作教学之中。我们知道古人非常乐于并善于写文章，其基础多是在蒙学阶段打下的，具体体现在古代蒙学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启发学生将现实所见所闻用文字表达出来，如对对子，均是从现实中取材进行对，好处在于可锻炼学生运用文字的表达能力，如果没有对现实的仔细观察和体悟，便很难写出富有真实情感的语句。另外，古代蒙学注重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将自己所学用在生活和学习中，激励学生通过实践不断地提高自己。这在《弟子规》《三字经》等书中都有体现，特别是教育学生为人处世规范的《弟子规》，先生将规范、做人的要求等传授给学生，并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地体悟和提高。
二、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一）贯彻落实育人理念
各级各类教育中，教书与育人都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对中学来说亦是如此。随着高考的改革对语文教学的重视，且将语文分数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30分，这便直接导致了学校、教师、家长等群体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关注学生在语文科目上的分数情况。处于基础启蒙阶段的语文教学得到重视本是一件好事，但语文教学中出现了单纯为了学生考试分数而教的突出问题：教学跟着考试走，考试怎样出题，教师就怎样教，如教师在教学生作文写作中就流传着龙头、猪肚、凤尾等“投机取巧”的教学方式。这是典型地过分追求教书职能而忽视育人职能的教学模式，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去，那么如何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当前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实践中呢？首先，学校等有关部门应认识到中学语文教师育人职能的重要性，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学语文教师的育人方向进行正确地价值引导，可通过专家讲座、转变教师的量化考核方式等进行引导；其次，教师自身应该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教师可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先进教育思想理念，树立正确的教学观点；最后，需要教师逐渐养成自觉地将育人理念贯彻到教学中去的良好习惯。
（二）强化立德树人教育
古代蒙学侧重做人教育的目的与当前教育界所倡导的立德树人教育是一致的。那么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立德树人教育呢？首先，教师应该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教师拥有树人的思想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关注学生，真正把学生当作可塑型的人才看，才能够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其次，教师应自觉地学习新的教育理念与国家的各项教育方针和政策，如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和国家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方针等，教师在不断地学习中，不但可以扩充学识，开拓视野，同时利于其形成全新的育人自觉性；最后，教师应通过多种方式将立德树人教育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之中。
（三）强化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民族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符号，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孔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培养能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眼光，同时能够掌握建设现代中国所需才能的人才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时代使命。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需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有关部门及教师应认识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可通过时代需要及语文教学的目的进行思想动员；二是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深入发掘其中有关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如文言文、诗词等，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学，鼓励学生多诵读国学经典三、百、千等内容，提高学生的古代传统文化兴趣。
（四）重视字词教学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轻视对学生进行字词方面的教学，许多学生存在不会写甚或不会读字的现象。古代蒙学重视习字的教育特色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如何开展字词教学有哪些启示呢？首先，从思想上提高对中学语文字词教学的认识。需要有关部门及教师鼓励学生树立终身学习字词的好习惯，引导学生遇到生字、生词时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其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利用一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专门的字词教学。最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字词的习惯，教师可适时地教学生一些学习字词的基本方法，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中自主的学习字词，这也是字词教学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近现代；章草；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
中图分类号：J29文献标识码：A
近现代地下文献的出土震惊了考古界、学术界，同时也为书法研究、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拓展空间。王国维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可见，新材料的出土对于学术界的重要影响，同样，它对于当时的书法研究、创作也注入了新鲜的因素。
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不断研究出土资料史料价值的同时，书法家们也将目光悄悄地从古代经典转移到这些无名书作上来。在这些出土资料中，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经都与书法有着直接的联系，也直接的影响了当时人们对篆书、隶书、草书、章草的认识。而与章草创作直接相关的为部分汉晋简牍及敦煌写经。匈牙利人斯坦因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先后在我国西北部发现的大量汉晋简牍和一系列珍贵文物，并迅速对其展开研究。二人的一系列发现及研究成果震惊了世界，也为国人敲响了警钟。随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迅速对这些资料展开搜集与研究工作，其他考古部门也开始对我国西北部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与保护。《流沙坠简》的成书与流传吹响了这一大潮的号角。
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写经等资料的出土对于书坛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人们开始尝试以甲骨文、汉简隶书进行创作，而大量汉晋简牍中的章草也刺激着当时章草书家的创作神经，在沈曾植首先对《流沙坠简》中的章草进行研究、临习之后，王世镗、高二适、王蘧常等人对这些出土墨迹也进行了大量的学习与研究，可以说这一时期大量新鲜资料的出土是章草复兴的助推剂。汉晋简牍、敦煌写经中大量的章草墨迹极大地开阔了书家的视野和取法范围，而西方先进影印技术的传入及国内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为书家接触这些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们能够更快捷、更清晰的看到出土资料的面貌。
章草在近现代得到了诸多书家及文人学者的关注，其创作、研究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近现代章草表现出的“古拙”、“厚重”等风格特点与汉魏章草相一致，这是唐宋元明清所未有的，是对章草“古意”的回归，而其创作观念、笔法、章法等方面的发展又对前代章草有所拓展。
近现代擅长章草的书家众多，尤以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三人最具代表性，而三人的章草创作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近现代出土古书迹的影响。这些古书迹的出土与流传轰动了文化界，同时也对当时书家们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过江十纸犹不足贵”的章草崇简论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前人难以见到汉晋时期的章草墨迹，对于章草的理解与学习多是通过《月仪帖》、《急就章》及淳化阁帖中流传的一些章草法帖来进行。但这些经过加工过的章草已难以显现出墨迹之神采，近现代出土的大量章草墨迹弥补了这一缺憾。而当时之文人书家见到这些资料后，惊喜之情溢于言表，罗振玉曾对《流沙坠简》中《公辅》一简进行评述：
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一旦寓目，惊喜何可量耶？①
罗振玉口中的“过江十纸”是指庾翼所收藏的张芝章草十纸，相传：
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尝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②
罗振玉称《公辅》简中的章草即便张芝章草在世“尤不足贵也”，况且“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可见其对此简的推崇之情，而当时书家对于简牍章草的接受速度也十分迅速。
王世镗晚年之章草古拙厚重，受《流沙坠简》的影响极大。《百宝九天》联是王世镗经常写的一个内容，我们在他流传不多的书作中发现了两件同样内容的《百宝九天》作品
其一（图1）的落款中写道：
癸酉初夏，以集爨宝子之联语，用西陲竹木简笔法书之，时赁庑梅溪山庄，盛暑挥毫，殊不计工拙也。
其二（图2）的落款又写道：
癸酉以集《爨宝子》文，用流沙坠简中笔意书之。
两件作品同是书于癸酉年，即1913年，这时恰逢《流沙坠简》出版发行不久，可见王世镗对于《流沙坠简》的接受也很快，并将其迅速的与自己的创作相结合起来。而且，王世镗晚年在于右任处见到了更多的简帛资料，获益匪浅，1930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出土了大量汉简，王世镗激动不已，可惜天不假年，没等到这批资料面世他就去世了，于右任挽诗中称他“垂死犹呼木简香”，可见王世镗对于汉晋简牍的神往。
宋元以来，人们对于书法绘画的态度往往是重“文”轻“匠”，这些出土古书迹恰恰是无名氏书家甚至是一些工匠所为，而从罗振玉的评述及王世镗的落款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对于这些无名氏书作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对历代名家、名帖的推崇，时人对于这些章草资料的接受是果断和迅速的。而且这股潮流一直流传至当代，这些无名氏书作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在近百年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
二、“取其意而不拘形似”的章草写意论
沈曾植在指导学生谢凤孙临习《流沙坠简》中的章草时称：“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之后，王蘧常也多次提到沈曾植说的这句话，可以说“取其意而不拘形似”也体现了沈曾植章草创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形”与“意”是相辅相成、辩证存在的，二者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重要因素。沈曾植则主张取“意”而舍“形”，这显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我们看赵孟、宋克等人临摹的《急就章》，可谓无微不至，但字字排列如算子，反而失去了自然之意。而沈曾植则主张“不拘形式”，他本人的章草创作往往奇肆动宕、不拘小节，曾熙评沈曾植书法：
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③
沈曾植在“生”与“熟”之间选择了“生”，而赵孟也正是因为太过精熟，反而失去了自然之趣，董其昌评赵孟：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 ④
这也正应了沈曾植的理论，而沈曾植章草的“生”与“拙”也正是他将早年所用的碑派笔法与《流沙坠简》中简牍笔意融会贯通的结果。
沈曾植在接触到《流沙坠简》之后，书法风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王蘧常认为：
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晚年变法或亦得力于此。⑤
这一时期，沈曾植临习了大量的唐人写经与简牍章草，作品笔法与气息均产生了重大变化。
王世镗也是这个观点的忠实继承者，他曾在一幅自作论书诗作品（图3）中写道：
不经意处妙天然，岂在规规描摹间。胸有奇书千万卷，从无外不应鸣弦。
他又写道（图4）：
从来书画本相通，首在精神次在工。悟得梅兰腕下趣，自然指上有春风。
王世镗之“不经意处妙天然”、“首在精神次在工”与沈曾植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岂非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看到沈曾植、王世镗等人对于章草的临习与创作已全然不同于赵孟、宋克等人，《流沙坠简》中的章草书无论字形、笔意均千变万化，仅仅拘泥于其形恐怕是自找苦吃，也非善学之人所为。因而，沈曾植、王世镗等人在对章草的学习上共同采取了“遗貌取神”的写意态度，这种写意态度恰恰是他们在章草创作中发挥创造力，突破前人规模所不可或缺的。
三、“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的章草融冶论
王蘧常为沈曾植弟子，十九岁便拜沈氏为师，王蘧常在自记中称：
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志不敢忘。此余究心章草之始。”⑥
沈曾植勉励王蘧常“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他自己便是这个观点的率先实践者。沈曾植在一幅临作的落款中写道：
用汉砖笔意写急就文。
从作品来看，沈曾植对于原作进行了较大的艺术处理，与《急就章》字形、笔意相去甚远，更像是一幅自己的创作。
此外，另一幅作品“临十七帖”，也全无《十七帖》之意，其笔意、神采反而更接近于简牍章草，可见，沈曾植对于章草的学习已非简单的摹写，而是以自己对章草的理解对原帖的改造与融合。
王蘧常听了沈曾植的建议后便开始主攻章草，他并非仅仅抱着几本传世的章草字帖来学习，而是全方位的学习书法传统，涉猎面极广。王蘧常对篆隶用功至勤，其弟子王运天称：
他练习篆隶更勤，写在报纸上，堆积如山，但是不为人写。说：“我所写篆隶，意思并不在篆隶啊。”我们不懂，他又说：“意思仍在真草啊，要把篆隶的笔意，运用在这里面啊”。⑦
王蘧常对于章草的学了对传世章草及出土新资料的取法外，更融篆隶、简帛于一体，充分的利用了时代优势，开创了章草历史上的独特风格。如果说沈曾植、王世镗二人的作品还保留着浓重的传统章草的影子的话，那么我们在王蘧常的作品中已经找不出丝毫传统章草的痕迹。他已经以自己独特的用笔与结体将传统章草法则打破，并融汇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王蘧常的章草作品不同于前二人之处在于他纯用中锋，这除了得益于大篆的营养之外，如前文所讲他在各种汉简、汉碑、陶、帛中吸取的营养也是促成其章草风格的重要因素。其章草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雄浑、高古、苍茫的艺术风格，我们将王蘧常的章草作品无论放在二十世纪甚至整个书法史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卓然不群。
综上所述，大量汉晋简牍等资料的出土流传不仅开阔了书家的视野，更改变了其对于章草的认识，这种认识直接颠覆了传统观念与法则。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等人包容的接受态度促使自己将视野放到更广阔的资料和更新颖的创作方式中去，这也为他们章草创作的新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①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1页。
②王运天编著《王蘧常教授年谱》2000年征求意见稿，上海公牛广告公司，第59页。
③《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0页。
④马宗霍著《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⑤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⑥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载《书法》，1985年第4期，第19页。
⑦同②，第9页。
参考文献：
[1]徐利明（著）.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2]徐利明（著）.中国书法风格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9.
[3]罗振玉、王国维（编撰）.流沙坠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沈曾植（著）.海日楼札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王世镗.王世镗先生翰墨[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6]书谱（章草专辑）[J].香港.2008，（总第95期）.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上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一、引言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盐铁论》中的“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地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有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是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而言，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入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的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做如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着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德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德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
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德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德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德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关键词：学记;德育;方法
《学记》作为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教育著作，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古代教育工作，其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是精华所在，其德育方法更是值得借鉴，我们应当吸取其优秀的思想方法以滋养我国当下的教育现状。
一、教学理念中的德育方法
教学理念是教师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是其从事教学活动的信念，对教学活动的合理进行有着明确的导向作用。因此，教学理念中的精神原则，也对德育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将德育寓于智育之中
《学记》中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其中的“道”可以理解为道理，也可看作是德育思想。主张学生应在学习中了解知识和道理，学会做人。也就是说德育和智育应自然地交汇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在生成智慧的同时也提高了思想道德品质。
当前的学校教育中，德育课程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德育教学效果有其内在的滞后性，教学效果一般不会像文化课程一样立竿见影，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学生对于德育课程的重视程度和接受程度较低的问题。为了取得更好的德育效果，在智育课程的教学中，可以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给予适当的思想道德的渗透和提点。这样，不仅使课上的内容得以丰富，更重要的是德育思想被有效地带进了课堂，深入了学生心灵。
（二）防微杜渐“禁于未发”
《学记》中指出：“发然后禁，则捍格而不胜。”这是说，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才去禁止，就容易产生抵抗情绪，不易克服了。“禁于未发”说明德育过程中应当有“危机意识”，在不良品德习惯产生以前就加以预防教育，做到德育的防微杜渐。
教育工作者要有长远眼光，制定指导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教育计划，使学生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道德冲突”。提高青少年的道德认知能力，增进学生自身的道德“免疫力”，自觉与不良道德思想作斗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教师应当在德育中教育学生在小处着眼，“千里长提，溃于蚁穴”，防微杜渐的功夫万万不可省。
二、课堂生活中的德育方法
课堂生活是学生生活的主旋律，教育在这段时间里面发挥着最大的功效。因此教师要高效地利用课堂生活，将德育思想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文化课程的同时也受到了德育教化，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理想教育效果。
（一）“道而弗牵”循循善诱
关于启发引导，《学记》说道：“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对于有些道理，教师需要适度地点拨学生，调动其学习、理解的动力，使学生主动地去探寻道理的真谛，达到叶圣陶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论语・述而》篇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是“启发”一词的由来，也是表达了孔子启发教学的思想。教师通过启发引导，让学生自己探索领悟到道理，必定理解得更深刻。同时，启发教学不是简单的将思想道德知识拱手奉送，也不是让教师没有原则地去迎合学生的要求，而是重在引导学生学习、进取的求知欲，让学生切身体悟到某些道理的价值。
（二）“长善救失”因材施教
“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记》意在说明，如果想矫正学生的缺点，就必须得了解学生的心理，教育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发扬其长处，弥补其缺点。
王夫之曾说“君子之教因人而进之”，德育的因材施教，更加具有可行性，尤其对于某些思想进入误区的学生，“对症下药”地加以引导。比如，在教学中，教师容易把学习成绩好坏与思想道德素质相提并论，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教师在善于发现学生成绩优秀的同时，不要忽略其思想道德品质上的问题，因为两者往往不是同步发展的，教师要极力促使学生知识和思想道德水平得以协调发展。
三、课外生活中的德育方法
课内生活与课外生活具有紧密的联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课上阐述的德育思想，终究还是需要在丰富的课余时间去实践、领悟。课外时间学生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因此德育方法也需要配合跟进，作出相应调整。
（一）“藏、修、息、游”的德育方法
《学记》中说：“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意思是善于教学的老师，会使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努力认真，闲暇休息的时候尽情地从事课外活动。道德修养遵循一定的规律而循环发展着，从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再到道德信念，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藏、修、息、游”倡导一种学习过程的循环的、持续性发展的观点，只有学习与休息配合，才能将知识内容加以消化吸收，才能达到“优游自得”的境界。目前，我国中小学过分追求高分以及升学率，学生的学习压力偏大。殊不知，高压的学习环境对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相反，容易出现学生无法及时内化知识内容甚至厌学的倾向。因此，劳逸结合的“藏、修、息、游”方法，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二）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一句，是指按照规定的时间学习正式的课业，课外休息的时候还得有作业。这里“时教”与“正业”、“退息”与“居学”，相当于现在的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适当的课外学习是必要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课上所学以及实践学习的技能和道理，达到课内、课外要求一致的良好效果。
德育的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尤为重要，也可以说德育本身就是有课内与课外两个“课堂”。教师给学生“讲道德、说仁义”，其实是在阐明行为做事的道德方法论，而作为关键的道德行为，需要学生秉承这一方法论去付诸实践，将道理化为行动，这是也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
由此可见，德育作为学校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着丰富多样的教育方法，在教学中灵活地运用这些方法，可以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同时能够带动学生其他方面的协调发展，所以教育工作者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刘震.《学记》释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2]宋辉.《学记》中的德育思想探析[J].语文学刊.2010（22）
关键词：数学教学 人格培养
初中数学是基础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而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德育的渗透又是不可或缺的。初中数学大纲指出：“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智力得到发展，能力得到提高，受到思想品德教育。”在新的课程标准中也把德育教育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充分说明了德育教育在整个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肯定也必须重视德育教育。数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传授数学知识，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运算能力，同时也要结合数学教学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品德教育。
一、利用课本中的德育素材进行德育的渗透
在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师不需牵强附会、生拉硬拽，而是面对大量的素材，做个“有心人”，自觉挖掘教材中思想教育的因素，找准思想教育与知识传授的最佳点，精心设计，把握时机，使课堂教学闪现出思想教育的熠熠火花，照亮孩子们的心灵。教科书中思想品德教育内涵十分丰富，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的德育因素，启发诱导学生掌握有关的思想观点。
1.充分运用教材中的插图。
教材中的插图有反映我国历代数学家对数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有反映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和劳动人民智慧的，有反映祖国新貌及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这些插图都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是德育教育的生动教材。
2.充分运用教材中的数学背景知识。
根据新课程标准，教材在适当的地方介绍了一些有关数学发现与数学史的知识，例如：在数与代数部分，介绍历史上各种记数法，使学生体会十进位制记数法的优越性；通过对古埃及、古希腊以及中国古代大数目表示法的介绍与比较，使学生体会现代大数表示法的优越性；介绍历史上各种计算工具，使得学生认识不同的计算工具对数学以及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在空间与图形部分，介绍七巧板的有关史料，特别是古人给出的七巧板构图，使学生感受几何构图的优美和我们祖先的智慧；介绍有关规、矩的历史资料，使学生体会它们在中国古代几何作图及测量中的作用；介绍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对各种简单几何图形面积和体积的计算结果及其现实背景，使学生进一步体会几何与人类生活经验和实际需要的密切关系等。教学时，我组织学生认真阅读，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3.用好数据材料。
数学是用数据和统计材料来说明问题的，利用教材中“生动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有说服力的统计材料”可对学生进行爱祖国、爱社会主义和爱科学的教育。如教“时、分、秒”时可进行守时惜时教育；在应用题数学中，可结合“植树造林”事例，培养学生绿化祖国意识，以及结合诸如节约用煤，粮食增产，计算人造地球卫星运行的时间，山地、高原和丘陵占全国总面积的大小，南京长江大桥的长度等类似上述内容的题目，启发、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在学习上奋发拼搏的精神。
二、利用第二课堂教学进行德育的渗透
在初中数学教学过程中，常常会进行第二课堂教学。第二课堂教学是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重要手段，学生对于第二课堂的兴趣也很高。所以，教师可以利用第二课堂教学渗透德育，使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到提高。
比如，在进行图形拼组教学时，教师就可以单独进行一节第二课堂---手工制作各种图案、图形活动。在此，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分组合作练习，之后请同学们评出哪个小组做的最好。教师适时进行道德教育：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他们小组做得最好呢（因为他们相互合作，发挥了自己所长）。其他小组的同学应该向他们学习什么（向他们学习上课认真听讲，小组活动时相互合作）。这样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不但完成了数学知识的学习，而且提高了团结合作的意识，使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够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吸收他人所长来提高自身能力。
三、利用多种教学手段教学，进而渗透德育
初中教学阶段，教师积极研究，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不但提高了教学效果，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在进行多种手段协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利用这些教学手段，渗透德育。
比如，在进行“轴对称图形”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将一些轴对称图形的图片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在学生面前，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更加认真地听讲。教师可以这样渗透德育：同学们，你们知道多媒体是谁发明的吗？是科学家叔叔，他们为我们发明了许多高科技的产品，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他们啊？他们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长大后是不是也应该努力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呢？教师运用丰富的语言，再结合实际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明白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同时树立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四、教师进行言行示范，引导学生接受德育
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起到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所以教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自身高尚的言行来影响学生，进而德育的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