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20 14:58: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对现代学校制度的粗浅认识
1、概念
“现代”是一个动态的、标准不断调整完善的、在绝对时间上没有固定起点和终点的一个过程、一个时代。自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以后，相当多的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所在的时代称为“现代”。
现代学校制度是指能够适应新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要求，以现代教育观念为指导，学校依法民主、自主管理，能够促进学生、教职工、学校、学校所在社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2.内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四个主要特征，或者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四根支柱。依法办学对其他三个方面起着统领作用，既要求政府要依法行政，又要求学校要依法治校，社会要依法参与、依法监督。学校的各种治理要以法律为依据，以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实施，一切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
3．路径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包括健全和完善学校内外部治理体系。
外部治理体系也就是学校的外部环境和宏观制度背景，关键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社会和学校的互动关系。三方主体明确职能，准确定位，切实承担好该承担的责任。简单说，知道自己该干啥，干好自己该干的，配合别人干好该干的，既相互支持又不过多干涉。（附图）
重点是理顺政校关系，实行管办评分离。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职能，承担起该承担的权力和责任。从目前法律法规看，政府对学校的义务和权力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学校建设、经费保障、人力资源配置、贯彻教育方针。
当然，作为学校，最应该着力的是建立健全内部治理体系，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学校章程建设以及配套的制度体系建设。（我将在后面结合试点工作详谈）
总之，通过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扩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共治的发展格局。
4.特征
大家注意：现代学校制度强调 学校治理而不是学校管理。“从管理到治理，改变的不是一个字，而是对传统的学校教育管理理论及实践模式的创新、超越和发展，是一种本质意义的变革和升华。”
那么治理与管理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从下面图表可略见端倪。
管理
治理
主体单一-----上级领导
主体多元：校领导、教职工、学生、家长。。。。。
金字塔式结构
多层级 自上而下 垂直管理
扁平式结构
层级少 多向度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同级）
权力集中 人治色彩浓
权力分散 依法治理
刚性命令多
重控制约束
民主参与
重沟通协商
管理者责任大 包揽多
人人有责 共治共享
封闭 被动
开放 内生动力
完成任务
达成目标
二、学校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的体会
2015年16年，我参与了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工作。何谓学校法人治理？根据我国目前法律的规定，学校被定位为事业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是对学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利配置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力制衡。制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学校的自主办学。
工作目标：以实现学校办学宗旨为目标，实行举办权与管理权分离，建立和完善学校理事会、管理层和监督机构，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学校公益属性，提升办学质量和效益。
基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创新学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坚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落实学校法人自主权；坚持强化学校的公益属性，建立社会参与、主体多元的监督机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对学校的领导。
工作程序：建立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即学校决策机构（理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和执行机构（学校行政班子），形成新型的现代组织管理体系。制定学校章程，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具体工作：
（一）建立学校决策机构，成立学校理事会。（由区政府代表、副局长、校长、书记、工会主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社区代表和知名人士11人组成，副局长任理事长，校长为执行理事）（理事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听取学校工作汇报，审议通过学校工作计划和发展中的大事）。
（二） 组建学校执行机构，完善学校管理层。（原学校班子）
（三）明确学校监督机构，形成校内校外监督体系。（党支部、工会和家委会监督）
（四）合理制定学校章程，成为学校管理的纲领性文件。
（五）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拓展社会公众参与渠道。
（六）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学校内部管理制度。
学校治理初步做到决策权、日常管理权和监督权的“三权分立”，并且形成五大机制，即民主决策机制、管理责任机制（可操作、可监控和可问责）、监督制衡机制、参与合作机制和平等竞争机制。
民主决策机制: 重大事项由理事会、教代会集体决策，适当吸收开明的社区人士、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学生家长等参与决策，通过民主、集中辩证统一的过程，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完成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
管理责任机制: 学校日常管理各岗位职责明确，有具体、明确、可操作、可监督、可问责的《岗位责任制》。
监督制衡机制: 理事会、管理层、监事会肩负不同职能，相互支持配合又彼此制约，学校行政、支部、工会、家委会各负其责，彼此监督，密切配合。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和学校发展的大事要事，各方共同协商，教职工全程参与，监事会全程监督，确保了公开公正公平。
参与合作机制 : 通过制度建设，激励、引导教职工、学生家长、社区人士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倡导学生当好小主人，实行自主管理；学校与社区、家庭密切合作，取长补短，互相支持。
关键词：“村居型”社区；多元共治；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98-02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和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的基本细胞和城市发展的缩影。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使原来城郊的地域变成城区范围，城市的人口向城区集聚，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随之增加；其次，改革开放的深入，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更趋完整，社区的现代化水平上了新台阶。然而，城市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城区地域面积的扩张，引发了城郊地区居民职业结构与生存方式的主要指标向城市社区转型，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并存，在城郊存在着一个个自然村落。这种村落在基本素质上仍缺乏城市社区的内涵特征，我们称之为“村居型”社区。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了社区制建设的思路，社区建设才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城市社区研究也才大规模地展开。不过，这时研究大都从宏观上阐述城市社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者已逐步注意到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模式；但是由于尚未对社区结构做出深入的描述和分析，缺乏理论研究和深入思考，更不用说对“村居型”社区研究进行探讨。在我看来，缺乏对当代经验的研究正是社区治理论难以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引起我对城市社区治理微观研究的极度追究，“村居型”社区正是作为城市社区治理中“另类”进入笔者的视野。
二、个案概况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海淀区甲街道丙社区作为个案。丙社区隶属于甲街道乙村管辖，1998年底撤乡建街道，随着农转非居民的不断增多和村民数量的减少，出于管理的需要，2000年5月组建丙社区，但新建社区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人、财、物缺乏，基于这种实际情况，实行“以村带居”的管理体制：村党总支与社区党支部是垂直领导关系，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由村属公司经理兼任。社区资金主要由丁村投入，社区经济和政府均由乙村负责考核。社区由大屯和小屯两大部分组成，其总户数669户（常住户299户、农业户121、非农业户211户）；总人口2 476人，常住人口694人（村民身份263人、居民身份405人）；暂住人口1 782人，现有辖区单位11个。该社区的主要特征是：
1.地处城乡结合部，地域广阔，村居民混合，80%的家庭既有村民又有居民，“一张床上睡着两种人”。社区内成员的异质化不断增加，流动人口较多，暂住人口是常住人口的2.6倍。
2.绝大多数居民原本是本地村民，因农转非变成居民，具有相同的地域历史、相同的习惯行为、相同的社会习俗、相同的思想信念和意识形态，因而具有相同的心理基础。
3.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毗邻北京市第一路，是北京市北大门的“窗口”。
4.具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和较好的土地开发利用潜力。
三、社区内外各权力主体的治理方式
1.社区居委会——政府的“腿”。丙社区居委会既是法定意义上的社区治理组织，又是社区内法定的资源最丰富、最有权力的社会组织，但其权力和资源却呈现弱化状态，组织性质一直处于异化，尽管如此，在社区事务管理上也仍有其一席之地。
社区居委会接受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的双重“指导”，其经费来自村，业务关系则主要在街道。街道办事处通过各科室和社区居委会的干部一起管理社区内的各种事务，完成各项行政任务。社区“上管天下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内管油盐柴米，外管斗殴扯皮”；“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社区居委会一直充当着政府的“腿”，成为办事处的附属，因为它没有街道办事处的行政权，也缺少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得到居民认同度也不高，它的主要利益在于完成街道办事处交给的各项管理任务。因此，它对街道办事处存在着行政上的依赖，对于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村也“毕恭毕敬”。
社区的这种境地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权力难以渗透到城市基层社会，只能借助社区居委会这种组织形式对城市基层实行管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区居委会权力、财力、人力资源能力的匮乏。
2.村委会——半行政半自治的利益共同体。乙村是村委会建制，实行村民自治，基地域板块上被划分为三个农业园和一个工业园，即农业一、二、三公司和工业公司。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为自治组织，但实际上成了准行政组织，接受办事处的领导和指导，村委会下设科室和所属公司都是科层式管理，同社区一样，村委会日常行政工作主要是完成街道办事处交给的各项任务，接受街道办事处检查、验收。
3.街道办事处——准政府机构。街道办事处是准政府机构，代表着城区政府对村和社区实施领导，拥有巨大的法定权威，对村和社区治理机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甲街道办事处不是一级政府，其部门设置却已经涵盖了城市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作为城区政府代表，拥有包括政治、行政、经济三个方面的资源。政治上的资源主要是街道党工委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对社区实际事务的影响不太大。街道办事处最大的资源是巨大而广泛的行政权力，为了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往往不惜超越行政权力的边界，而这种地界往往不会受到社会的明显排斥。除此之外，街道办事处还拥有巨大的财政收入，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土地资源增值，外资的注入，房地产价格的攀升，城区外迁企业的落户等都给街道财政巨大的经济来源，足以维持其行政职能的有效运转。
可见，办事处的组织机构、巨大的经济力量、在辖区“住民”中的权威都是办事处进行村和社区事务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四、社区内外各权力主体的交易合作与争夺冲突
1.社区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根据《居委会组织法》规定，城市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是行政性组织，代表基层政府行使行政强制权。社区居委会接受街道办事处工作指导，但在实行政治运作过程中，社区居委会成了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准行政组织，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任务，做的工作绝大部分是办事处下派的行政任务。
尽管如此，街道办事处对于社区居委会完成街道下派的各项工作任务仍不十分满意。街道办事处认为，“社区居委会办事不得力，怕得罪人” ，“有利益就跑得快，无利则不卖力，应付了事”。而社区居委会对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式多有抱怨，认为“办事处有利自己干，无利则踢给居委会”，“天天要报表、指标”，“居委会一无财权，二无处罚权，叫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只给政策不给费用，我们怎么能给居民提供服务”，“又不体谅居委会工作的难处”，街道办事处工作“搞假动作，不深入实际”。
2.社区居委会与村委会。目前，在丙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心目中，其上级领导是村委会，虽然平时也跟街道办事处打交道。丙社区居委会所获的资源不管是财力、人力、权力，还是心理的依托感，都来源于和倾向于村落。在保持乙村组织机构不变的情况下，在行政村的地域内建立社区，每个组织中既有村民，又有居民。在村级组织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上，按照区和街道的规定，村委会与社区居委会是平行、协调、互助的关系，丙社区的经济和政府目标考核由乙村负责，社区丙监督和评定乙村两委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张力。
村委会认为，“街道办事处只给政权，不给费用，社区的投入和硬软件的提供凭什么由我们负责？”“既然村委会和社区是平行关系，考核应由街道干，社区也无权评定村委会工作”，“联防联治应由社区自己搞，村委会没有义务保证社区的社会治安”。社区居委会则抱怨村委会只投资于村的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不管，外来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应由村委会管。而且由于村居民混合的特点，村委会只管纯村民，社区只管纯居民引发对大量农转非居民的管理出现空档，造成村委会和居委会的矛盾冲突。
3.村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从法律上讲，村委会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街道办事处是行政性组织，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二者不应该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但实际上，村委会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并不纯粹，很大程度上它仍然具有半行政性质，这样，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形成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首先，街道办事处出让一部分的社会管理权能给村委会，作为交换，村委会则负责管理对象的费用，这种做法对于街道来说，既降低了工作强度，又节省了管理费用；对于村委会来说，获得行政管理权，则得以在村务中争取更大主动，可以求得自身权益的最大保障。
其次，街道倾向于使用行政压力迫使村委会帮助完成其日常管理任务并使村委会分担尽量多的管理费用来减轻财政的压力。丙社区居委会用房，资金投入街道都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村委会提供。向村民收取的各种行政收费一般来说也直接向村委会索要。
再次，在村委会方面，村委会一直致力于化解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力，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比如街道在治安、计生问题上就会要求村委会协助，并先跟村委会打招呼，涉及村民利益都先征求村委会意见，并要求其协助解决。村委会也对街道下属社区居委会进行人为渗透，丙社区主任是村农业三公司经理即为一例。
关键词 社区参与 政治参与 经济参与 文化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7.071
Study of Urba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City
ZHOU Yanyan， YANG Shijing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Abstract Broa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a socialist harmonious community.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Chengdu resid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not high， in which the participation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affairs better than th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s the main organization involved i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compared wi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residents community involvement higher willingness to appear out of synchron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conomical participation; cultural participation
当前，四川省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新型城镇化的趋势，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建设是其重要内容。和谐社区的建设需要社区各利益主体的积极参与，不断满足居民在物质、文化、精神、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从而促进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的社区参与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和问题，常出现居民社区参与行为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现象，从而制约了自身发展及其与当地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因此，在新形势下研究居民社区参与问题十分有必要，有利于客观公正地揭示这一社会行动，从而提高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范围与层次，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顺利进行。
1 研究的出发点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成都市城市社区居民，采用多阶段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出3个区、6个社区的居民。调查于2015年1月3～7日进行，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641份，其中有效问卷631份，回收率和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8.6%、97.1%，达到既定的要求。对回收的资料，进行整理、编码、录入和纠错工作，并运用SPSS软件对资料数据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
在631名被调查者中，性别上，男性占59%、女性占41%;年龄上，青年（18～34岁）、中年（35～55岁）占绝大多数（91.1%），少年（18岁以下）、老年（55岁以上）则很少;受教育程度上，大专及以上、高中/中专/技校、初中、小学及以下者的人数比率依次为31.1%、28.7%、23%、17%。
2 成都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现状
所谓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主体和客体，参加社区公共活动或事务，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行，维护自身权益，增进社区福利的行为和过程。本文主要从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社会事务参与四个方面，对其社区参与的行为与意愿进行考察。
2.1 社区参与行为
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首先表现在有无参与具体社区活动方面，调查结果（见表1）显示：被调查者的各种社区参与行为都处于中等水平，由高到低排列分别是：文化参与（55.1%）、经济参与（50.2%）、社会事务参与（45.8%）和政治参与（44.2%）。
在有社区参与行为者中，详细考察其政治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社会事务参与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方面，参与“选举”者的人数比率较高，超过70.5%;参与“社区居民大会”者的比率也超过三分之一;而参与“党的方针政策等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等宣传”、“发展党员活动”者的比率较低，均占14%左右。第二，经济参与方面，参与“社区企业经营”、“项目招标”、“土地征用”者的人数比率均超过四分之一;参与“社区发展规划征集”者的比率也超过五分之一;参与“房地产开发”、“社区集资”者的比率相对较低，均占14%左右。第三，文化参与方面，参与“节日庆典活动”者的人数比率较高，超过57%;参与“文娱活动组织”、“文艺节目公演”者的比率均占43.5%左右;参与“文体兴趣小组活动”者的比率相对稍低，不足30%。第四，社会事务参与方面，参与“医疗卫生活动”、“社会保障活动”者的人数比率较高，均占58.5%;参与“环境保护与治理活动”者的比率亦占近45%;参与“教育培训活动”、“基础设施建设活动”者的比率接近，均占32.5%左右;而参与“社区治安维护活动”者的比率相对较低，不足五分之一。
进一步了解居民社区参与的方式，调查结果（见表1）可知：政治参与方面，“组织参与”者的人数比率最高，占近48%，比“两者结合”的高8.5%;“个人参与”者的比率较低，仅占13%。经济参与方面，“组织参与”者的比率较高，超过44%;“个人参与”、“两者结合”的比率相对稍低，均占28%左右。文化参与方面，“组织参与”者的比率最高，超过41%，比“两者结合”的高6%;“个人参与”者的比率相对稍低，不足23.5%。社会事务参与方面，“组织参与”、“两者结合”者的比率接近，均占39%左右;“个人参与”者的比率相对较低，占22%。
2.2 社区参与意愿
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主要体现在参与社区活动行为倾向的强度上，调查结果（见表2）显示：政治参与意愿方面，“愿意”（包括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下同）参与社区活动者居多，人数比率占近67%;表示“一般”的也占近四分之一;而“不愿意”（包括不太愿意和很不愿意，下同）者的比率很低，不足9%。经济参与方面，绝大多数人表示“愿意”，人数比率超过80%;表示“一般”的比率相对较低，不足17%;“不愿意”者的比率更低，不足4%。文化参与方面，“愿意”（包括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下同）参与者的人数比率较高，占近75%;其次是表示“一般”的，人数比率超过22%;“不愿意”者的比率非常低，不足3%。社会事务参与方面，绝大多数人“愿意”参与相关活动，人数比率占78%;表示“一般”的比率相对较低，不足14%;而“不愿意”者的比率更低，不足9%。
3 小结与思考
综合分析上文内容可以发现：第一，成都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总体情况不甚理想，曾参与社区活动者不足半数，参与程度不高，四种社区参与类型按参与度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文化参与（55.1%）、经济参与（50.2%）、社会事务参与（45.8%）、政治参与（44.2%）。居民社区参与的主要内容有“节日庆典活动”、“选举”、“医疗卫生活动”、“社会保障活动”、“文娱活动组织”、“文艺节目公演”、“环境保护与治理”，可见其文化参与和社会事务参与度相对较高，而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度相对较低。居民社区参与的主要方式是“组织参与”和“组织与个人参与结合”，尤其是组织参与发挥了较大效力，而“个人参与”则有待于进一步提倡与加强。第二，成都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总体情况良好，绝大多数人表示愿意参与社区活动，参与意愿较高，四种社区参与类型按参与意愿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经济参与、社会事务参与、文化参与、政治参与。可见，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与行为并不一致，尚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工作的重点应是加强居民的社区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
本文通过实证调查，初步考察了成都市城市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基本情况，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但同时也存在不足，受到经费、人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调查的范围不够广、样本量不够大、抽样方法不够规范，这些都影响到结论的科学性与普遍性，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完善。
项目来源：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参与研究――以成都市为例”（项目编号14SB0047）
参考文献
[1] 梁金凤.广州市民社区参与现状与对策研究[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3）：66-68.
一、课程产生的背景和基础
1.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条件。公民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伴生物。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开始改革国家取代社会的全能政府治理模式，政府在原则上放弃了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全过程进行严格控制的权力，而仅仅运用法律来规范市场，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和宏观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允许市场主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活动。这样，一个相对自主的、不受公共权力控制干预的社会空间产生了”[1]。公民社会的产生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学校公民教育发展提供了践行的主体。
2.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有利时机。全国范围实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改变了过去只强调知识掌握的学校教育，重视与学生生活经验密切联系的教学内容，将学校与社会联系起来，扩大了学生的视野，重视学生自主人格的培养，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变革。具体来说，新课程培养目标提出了培养合格公民的时代要求:“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2]
3.社区服务活动中的公民教育因素分析。首先，社区是社会的缩影，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实施的情境。“在影响个体品德发展的诸因素中，社区被认为是影响个体品德发展最复杂、最难以控制的社会环境。”“儿童生活在何种社区，就意味着将接受何种性质、何种类型的环境影响。” [3]其次，社区服务实践活动具有主体参与性、实践性、生成性、互动性、综合性等特征，随着学生参加活动，这些活动特性也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再次，社区服务活动涉及人、自然和社会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涵盖公民教育的全部内容领域。最后，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活动中具有和成年公民相类似的民主活动形式。
4.国外相关成功经验――美国服务学习。美国1993年的服务行动这样定义“服务学习”:“服务学习指的是一种方法，通过学校和社区的合作，将提供给社区的服务与课程联系起来，学生参与到有组织的服务行动中以满足社会需求并培养社会责任感，同时在其中获得知识技能，提高与同伴和其他社会成员合作分析、评价及解决问题的能力。”[4]服务学习在公民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服务学习有助于增强公民意识、提高公民技能;服务学习为学生成为民主社会主动积极的参与者提供了机会，参加了服务学习的学生，多年以后能更多地参加社会服务机构，更多地参与投票等政治活动，认为自己有能力对外界产生影响;服务学习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和教育领域的课程改革为课程的建立提供了背景;社区服务活动本身具有有利于公民教育的相关因素，是课程存在的理论前提;国外的相关学习方法为课程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
二、课程性质与特点
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是指学生作为公民，在教师的指导下，走出教室，进入实际的社区情境，开展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活动，满足社区的实际需要，养成服务精神，同时在服务中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并在活动中获得新知识、新技能，通过活动理解民主的意义，增长公民知识，形成公民技能和养成公民品质，成为负责任的新公民。
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课程整合。首先，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整合了“服务学生学习”和“服务社区”。在活动中，学生可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服务社区，同时在活动中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此外，服务活动能满足社区的真实需要。其次，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是一门整合了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我关系的综合性实践课程。公民教育的原义是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的和谐教育。社区服务实践活动的内容既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涉及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2.强调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社区是学校师生在其中生活、学习、活动、交往的区域，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服务社区目的是使学生关注社区中的问题，并学会综合地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解决，使学生在服务社区的过程中学会合作、交往，懂得理解、尊重，形成群体意识和归属感，增强公民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学会民主参与技能，养成公民品质。3.强化服务活动在公民资格生成中的作用。形成服务伦理是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服务精神的养成是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4.重视学生民主生活体验。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强调活动过程中学生的亲历亲为，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锻炼合作能力，获得民主生活体验。
三、课程内容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其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知，体现为公民对其权利和义务的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党的十七大在关于“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论述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这表明，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已成为当代中国扩大人民民主、弘扬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教育主体的学校教育应主动承担公民意识教育的责任，探索公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新型课程形态――社区服务实践活动课程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等内容，涵盖了公民意识教育的全部领域，利用社区服务实践活动的内容，我们可以更好地实施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中的公民意识教育包括以下内容:1.主体意识。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性质要求课程的组织和实施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将学生的需要、动机和兴趣置于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活动中发展主体性。2.权利义务意识。课程在实施时重视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改变了学生在以往教学中的从属地位。此外，学生通过参加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了解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增强了义务意识。3.民主参与意识。课程中的师生关系不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整个活动过程就是学生体验民主生活和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活动的学习过程。4.道德意识教育。学生通过参加公民教育社区服务实践活动，了解社区的概况和社区公民应遵守的日常道德规范，学会关心他人，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良好的道德风气，养成良好的公民品质和价值观。5.规则意识。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让学生自主参与实践活动，学会与同学、他人的相处，了解小组活动或集体活动的规则，并按照组织规则开展活动。此外，通过与社区相关机构（法院、公安等）的接触，了解社会公共机构的办事规则，接受相关法律法规教育。6.生态意识。社区服务实践活动将学校教育的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扩充了学校教育的内容，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保护作为重点。社区服务中的环境保护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
四、课程目标
1.“服务”学生学习。本课程是一种有组织的服务经验集合，由学校开发，学校和社区一起协调活动。社区服务实践活动将学校课程融入服务活动之中，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或给学生提供固定的时间，让学生针对活动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讨论和写作。另外，在活动中，学生获得新的知识技能和丰富的生命体验，发展关心他人的情感。
2.“服务”社区和社会。社区服务实践活动是“服务”和“学习”的结合，除了服务学生的学习，它还能满足社区的真实需要。它有利于学生增强服务意识，形成积极健康的情感体验和充实进取的生活态度，有助于学生珍视生命，热爱生活，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验服务他人与社会的充实与愉悦。这对于深化学生的生存体验，舒展学生的个性，全面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具有独特价值。
3.“服务”公民教育。“个人生活于社区之中，‘社区精神’也必然内在于人心之中。因此，为社区做点什么、使社区更美好，是学生个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一个好公民与成为一个好学生，二者不可分割。具有服务精神和公民素养，既是个性发展亦是民主社会的要求。设立‘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乃至整个综合实践活动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现代民主教育的内在要求。”[5]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的公民教育功能可以分为显和隐。显首先是指活动的过程中公民知识技能的运用、内化以及适当的公民行为，直至活动后公民知识、技能的增长，公民品质、价值观的养成;其次，学生通过在服务社区中形成服务伦理，根据杜威的相关理论，服务他人、自然和社会是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离开了服务伦理，民主社会将不复存在。隐是指社区环境和社区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学生社会性和公民资格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五、课程的组织与实施
1.活动准备。首先，研究学校的各项资源。在组织开展活动前，学校要了解自己拥有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 其次，分析社区的需求。学校附近的社区或学生所居住的社区是开展服务实践活动的场所。再次，让学生了解活动的理念与实施过程。因为学生在从事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时，学习的效果更好。活动与真实世界越接近，学生为真实世界所作的准备越充分。同时让学生了解服务的方法、服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活动要求。最后，选定服务主题。根据学校所能提供的资源、社区的需求和学生的意愿和能力，由学生个人或集体来确定活动的主题，使学生选择的主题与学科内容结合，采取合科或单科的方式开展活动。
2.活动方案设计。活动方案设计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确定服务活动目的和目标。 制定服务活动计划首先必须确定整个项目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目的和目标最好由教师、学生和社区机构三者共同商定。2.确定服务活动项目与所学课程和课程标准的关系。在服务活动中，可以采用两种方法来体现课程标准:一种是先确定必须达到的标准，然后根据标准来设定计划;另一种是先设计项目，然后与课程标准对照，选择与项目相符合的标准。3.教师、社区人士与学生共同参与。制定计划要由社区人员、教师和班级中的学生共同参与，以便社区团体、机构以及学校方面做出安排。
3.活动实施。行动和反思是服务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其在服务活动中呈现循环往复的关系:反思――行动――反思。行动是指在实践中运用社区服务活动的相关理论研究结果。反思应该在活动过程中定期进行，让学生在可以安排的时间里深层次地理解服务的经验。反思的核心问题是服务和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方式。
4.活动评价。对公民教育服务实践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进行评价和总结非常重要。服务活动的评价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侧重过程的评价，也称形成性评价，主要目的是检验服务活动计划实施过程的优缺点以及学习参与者的表现。另一种是结果评价，也称总结性评价，主要是服务活动的成果作为评价对象，以检验服务活动的实施结果是否符合原先的目标，提出建议，作为制定后续计划的参考。[6]
公民教育社区服务活动课程是借鉴国内外的公民教育理论和经验，尝试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四大板块之一的社区服务实践活动，将公民教育的理念融入这一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之中，以主题活动的形式体现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公民意识教育，将它打造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公民教育课程。它适应了国际公民教育趋势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也弥补了我国社会课只重视知识传授，而不注重行为训练的弊端，从而尝试建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公民教育课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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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华.论“服务学习”[J].教育发展研究，2007，（9）:1―7.
（一）居民参与度不高
调查发现：居委会不仅是社区成员在遇到生活问题或困难时重要的求助对象，也是居民社区参与的主要途径，70％以上的居民是通过居委会反映社区生活方面的事情和意见，而且居委会本身在社区参与中发挥着重要的动员、组织作用。［2］目前，作为居民自治管理组织居委会，本应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组织，如促进邻里友谊，预防犯罪和灾害，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保障社区市容环境卫生等，却过多地承担了政府的行政职能、市场组织的职能和社会事业单位的专业职能，变成了一个依附于街道办事处的、功能混淆重叠的全能主义组织。[3]其本位的自治职能反而较弱。同时，因为缺乏必要的渠道与制度保障，居民对居委会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对居委会的了解甚至仅限于开证明、办理低保；参与社区管理较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
（二）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介入社区管理混乱
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介入社区管理混乱，企业或团体的素质、能力参差不齐，一些组织自我规范性不够，自律性不强，缺失完善的监管机制，社会监督缺位，导致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出现。例如物业管理中存在收费标准、管理标准不统一以及管理和服务普遍不到位等，而且，还有些物业公司对辖区居委会的管理不配合，增大了社区管理的难度。例如驻社区企业，往往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提升社区管理层次，但很少履行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认为，参与社区管理要出钱出力而对其发展无多大关联，往往以各种借口拒绝配合社区工作。社区存在的很多问题需要企业配合共同解决，但社区对于企业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社区管理被动。
（三）地方政府部门职责不明
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能相互混淆，且往往各自为政，越位缺位现象普遍。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处在区（县）政府与社区管理的核心，但职能不明确，承担了过多的综合管理职能，导致其政府职能向居委会转移。地方政府各部门与社区职能错位，没有形成协调的、系统的、职能明确的管理体制，导致居委会“行政化”。居委会“行政化”意味着它对城市基层社会的代表性不足，与居委会行政管理功能的上升相对应的是它的自治功能下降，居委会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居民，不能获得一个居民自治组织本应获得的支持。［4］其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能力将会大大降低。我国1982年宪法和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是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
二、城镇社区管理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居民“免费搭车”心理
社区管理所提供的服务属于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即社区服务的提供与改善，受益对象不存在利益冲突，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非排他性，指任何个人即使不对社区管理付费、付出劳动，也能同样享用。这就使得很多居民产生“免费搭车”心理。同时，我国城镇社区管理过多地关注物质建设，忽略了人的建设，社区内干部素质参差不齐，人力资源开发不够，使得社区居民自助、互助不够；对社区管理参与不足；社区的凝聚力不大，无法实现对社区发展的支持、协助与合作。
（二）对营利与非营利组织缺乏制度化监管
目前，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没有为营利与非营利组织创造宽松的职业环境。政务公开透明度不高，没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居民对社区规划、建设和管理上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很弱。制度不完善，使营利与非营利组织介入社区管理混乱。且一些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管理部门培育和推动下产生的，很难拥有独立的意志和活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政府交办的工作上。例如，以行业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协会性组织、服务性组织,如社区业主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志愿者组织等。例如驻社区企业，驱利性是其基本特点。只有让企业意识到参与社区管理的重要性并能实际获利，才能获得企业支持。但企业与社区之间往往缺乏良性互动，企业较少参与社区管理，有时甚至违背社区管理制度。
（三）地方政府部门职能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目前实行的社区管理是区街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其行政色彩太浓，缺乏公众参与机制。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能不明确，行政、执法、街道经济发展等各项任务都下放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使它从一级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逐步演变为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为一身的综合性机构。尤其在城市，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存在职能相互交叉，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越位缺位现象普遍。街道办（乡镇政府）在职责过多的情况下部分职能转移向居民委员会，结果导致了居委会的“行政化”，居委会应有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
三、改进城镇社区管理的路径选择
（一）居民自治全员化
居民是社区的主体，居民自治能使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中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此基础上，有利于引导居民政治参与，促进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合法化，增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居民的政治参与大多是从解决日常生活中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的。通过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管理，能有效提高居民的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因此，以解决生活问题为切入点,如社区环境的改善,古迹建筑的保存,地方生活文化的展现等，引导居民政治参与，增进地方特有产业、合作事业的开发与文化内涵的提高。而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最主要的动力源泉是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因此实现公、私利益相互嵌套，才能使居民产生参与社区管理的动力。而且，一般而言，社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好坏与居民对社区认同归属心理强弱成正比。为此，社区应根据居民的需求，引入相关文化团体、购买相应的文化产品、添置应有的文化设施。具体的运作应该是，首先规定财政预算在文化生活方面支出的具体金额，然后公开向外招标。组织业主委员会甚至聘请相关专家对竞标团体进行各项考核调查。结合居民意见，引入最合适的文化团体、文化产品。其内容的选择应以兴趣性与普遍性并存为设计方向，走高水准、易普及的道路。社区应建立完整的制度，确保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和工作到位，形成各类社区服务团体、各类文艺组织等，全面承担起开发社区就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倒闭国企职工社会化服务、城乡低保和优抚、文化娱乐等事务性工作的职能，从源头上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对于困难群众，居委会主导、地方政府出资，进行免费就业培训或给予创业政策支持。同时，应在政府引导下畅通居民参与平台，建立社区志愿网络。既满足社区成员的多样化需求，又把社区中分散的个人联合起来使他们融入社区管理生活，使每一个居民都成为社区管理中的积极主动因素。建立社区志愿服务网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使社区居民普遍树立自助互助意识，在活动中构建新型邻里关系。一项调查显示，在城市40%的人不熟悉自己的邻居。可以通过发放邻里亲情卡、举办谈心会开通博客群等方式将分散的居民联合起来，建立和谐友好的邻里关系，形成自发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机制。二是志愿服务与居民生活紧密结合，使之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是公开居委会政务、财务、服务等内容，健全居民参与制度、监督系统，通过网络、意见箱、听证会等及时的倾听民意，使得国家的财政投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5］四是加强社区管理队伍的建设和培育。社区管理会不断地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干部队伍应加强新事务、新知识的学习培训，以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发展居民自治是发展和谐城镇的中心任务与重要手段，是社会管理重心下移的关键。它使社会矛盾治理关口前移，治理主体和格局从一元走向多元、从政府走向民间,形成官民协作共治框架；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结构。
（二）非营利与营利组织监管全面化
通过健全制度，分类管理，激励与约束并存的方式，使社会组织规范化、协调化、高效化运作，切实解除各社会组织之间职能不清造成的服务“盲点”，形成地方政府、社区、非营利与营利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使这类组织在社区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坚持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取消其进入社区的政策，从财政、税收、准入登记等方面对其提供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通过政策导向和项目竞标及过程管理等形式，引导更多优秀的非营利与营利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服务活动。通过激励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广泛深入开展社区服务，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非社会意识形态和非政治敏感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慈善类、公益类的社会组织等，实现社会性事务的成功转接。例如，通过加大对社会服务项目的投入推动行业协会、民办学校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志愿性”和“公益性”民间团体发展。建立评估指标；明确怎么监管，完善监管的方式和监管渠道，使社区组织进入有规可循、有制度可依。[7]对于商会或行业协会这类组织，要以引导自律性建设为主，逐步提高这类组织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目前，最容易与社区管理产生矛盾的是物业管理，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而物业企业的良莠不齐是造成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地方政府可采取市场招标的方式引导品牌物业管理进驻小区。在竞标的过程中，让业主委员会根据自身需要选聘出最合适的物业企业。建立详尽的规则制度明确其社会角色与具体职责，规范物业管理行业行为，提升社区管理的档次和水平。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结构与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1997）{1}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从集体层面给出了社会资本的界定，即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自此之后，学界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第一次从社区层面对社会资本及功效进行研究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1995）{2}，他通过对意大利的南北部的比较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在此定义中，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从此之后，社会资本被广泛用于解释经济发展、经济治理等诸多问题。福山等人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存量多的社区更能够应对贫困，解决争端，促进就业，提高组织效率，促进社区经济发展（Fukuyama，1996{3}；Narayan，1999{4}；Woolcock，1998{5}）。我国学者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在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维持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同时指出社会资本的总理和分布决定了社区认同感、凝聚力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王思斌，2000）{6}。正是社会资本的强大解释力使它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中都被广泛的运用，但与此同时，也使得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测量变得极为复杂甚至混乱（赵延东，2006）{7}。因此，学者们从各自的经验研究出发对如何测量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探讨。普特南（2001）{8}指出应该从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惠规范以及成功的合作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林南（2001）{9}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构建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但更多的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的是使用8维度法、7维度法、6维度法和5维度法。8维度法有按照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进行测量（Paul Bullen、Jenny Onyx，1997）{10}，但这种测量方法实际上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Kawachi等（2004）{11}通过回顾33篇文献发现，测量社会资本的维度至少有8个，即信任、参与社团和组织、社会支持、自愿活动/志愿主义、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动、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Desilva（2006）{12}综合分析了28篇文章后，建议社会资本的测量应包括8个主要维度，它们分别是信任、社会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我国学者桂勇，黄荣贵（2008）{13}确立了8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并以上海的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单位，对8维度测量指标进行了检验，最终提取了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和社区信任7个因子、29个项目；姜楠（2009）{14}提出了从信任与团结、团体、网络、社区凝聚、社区参与、信息交流、社区安全、政治参与8个方面对单位型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且对城市单位型社区与非单位型社区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分析。7维度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纳拉扬和普里切特（2005）{15}，他们从村庄层面上考察了坦桑尼亚农村的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之间的联系，提出衡量农村社会资本的7个指标，具体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和睦相处、日常社交、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国内学者多用5维度法和6维度法对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林聚任等（2005）{16}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方面分析了山东省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贾先文（2010）{17}提出应该从信任、网络、志愿主义、社区归宿感和社区凝聚力5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裴志军（2010）{18}认为应该从普遍信任、规范信任、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共同愿景与社会支持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谢治菊，谭洪波（2011）{19}提出了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此外，Harpham（2007）{20}也认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6大维度，即网络、社会支持、信任、社会支持、互惠和非正式社会控制。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别提出了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通过经验研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检验，从而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维度，但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第一，何谓社区社会资本？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有其基本的组成元素，那么社会资本作为影响社区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变量，其组成结构又是什么？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如果不回答这一问题，测量指标的建构将会失去其针对性和操作性。第二，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了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构建、检验和模型的建立，却忽视了对社区社会资本真实状况的研究，这突出表现在缺乏关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更是空白，更没有关于少数民族村落与汉族村落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因此，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要建构这些指标，其作用何在？测量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能否直接用来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第三，现有研究建构了多种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但并没有指出这些指标受社区中哪些因素的影响，似乎这些指标就是决定社区社会资本的最终因素，从而预设了一个前提假设，即社区的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规范、互惠、共享等因素是以前置变量或者自变量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指标本身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但大量的事实证明，不同类型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状况是不同的，因此，经验告诉我们学者们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这些指标仅仅只是中介变量，其本身也是受其它因素影响的，那么，到底又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呢？从现有研究中显然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政治稳定等现象。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可以帮助我们考察转型期的政府绩效、社区的效率与社会活力。但是，社会资本作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范式，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时，首先要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人们采取行动的习惯特质，给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界定。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尤其是在农村，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为此，本文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和社区归属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是透过社区居民对于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等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及其行动展现出来的。但是，国内外已有的关于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测量指标、对社区建设的影响，较少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更缺乏对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故此，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以农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客观地呈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实际状况。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入山东、陕西、甘肃、宁夏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调查，获取了由2201个户主组成的数据库，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描述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的分析。
二、研究设计
1. 结构测量指标
为了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一个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很多变量对其进行了测量和分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外基本上存在着针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集体层次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如通过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来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通过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来测量集体（社区、组织等）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社区社会资本方面，主要是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考虑到村民的行为受到价值取向的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以集体为取向，将会更多地将自己置于社区人的层面从他者的角度参与社区活动，即“一般社区参与”。反之，如果行动主体的行为以个体为取向，则将会更多地从个体利益角度参与社区活动，以期获得社区人的合法资源，即“特殊社区参与”。为此，我们将原来“社区参与”维度细分为“一般社区参与”和“特殊社区参与”两个维度；同时，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从而使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会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因此，中国人根据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所确定的有选择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与根据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信仰所确定的对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而对于体制内人员的信任即制度信任。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
之所以选取谢治菊等提出的6维度为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基础，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他们提出的测量指标是针对“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村民们之间关系比较简单，村民们的‘信任、社区参与、互惠、共享、合作、社区归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谢治菊、谭洪波，2011）；第二，在比较了国内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之后，我们发现他们提出的6维度法其信度是最高的，其中四个维度的信度系数高达0.9，只有互惠、信任两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在0.7以上。因此，可以成为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一个很好的工具。第三，他们提出的这六个维度，既考虑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观层面社会资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同时也关照到了国内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还考虑到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其中，“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 、“互惠”、“信任”指标主要借鉴了国内外社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相关维度；“合作”、“共享”指标则是充分考虑到了农村社会村民间互动的基本逻辑。虽然是“在集体层面界定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但是考虑到个体层面的指标具有自身的优势”（Harpham，2007），“也更加切合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而且在实践中也更加可行”（桂勇、黄荣贵，2008）。因此，关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变量值，我们仍然在“是村落内个体层面（村民）进行测量的，然后由村民的变量值汇总、平均而成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而不是直接收集有关社区的特征指标”（裴志军，2010））。为了准确测量村民的态度，采用了李克特5点量表法，每个变量均设计了“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5个答案，并分别赋值1～5分。但考虑到我们的调查地点东西部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制定量表时，我们对具体的测量指标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具体操作化如下：
（1）社区参与：指社区居民自愿自觉地参与社区内的各项事务和各种活动的过程。根据我们对调查地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所在的31个村子实际情况的了解，这些村从未举行过“义务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活动”，也从未举行过“义务献血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协会组织。此外，除了一些正式的生命仪礼或主要节日，农民很少会和亲戚、朋友一起聚餐。为此，我们将测量指标由原来的13个减少到了9个。“特殊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文化活动”、“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和“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一般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承担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2）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在操作化过程中，考虑到“我们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参与村级事务”这一指标属于社区参与维度，同时，这是一个对别人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态度选项，放在这里不合适，为此，我们取消掉了这一指标，操作化为：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所在的社区、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为了村容村貌不会乱丢垃圾、我们村会越来越好。
（3）合作：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对于这一维度的测量指标，只是将社会中介组织中养鹅协会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了代替。操作化为：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与本村村委会有生意或项目合作、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与政府有经济行为的合作、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合作。
（4）共享：共享即分享，既将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权或知情权与其他人共同拥有。操作化为：有好吃的食物会分给邻居与其他村民、买了农耕用具会免费让邻居使用、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会告诉自己认识的人。
（5）互惠：指互相给对方恩惠或者好处。操作化为4个测量指标：农忙时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红白喜事时常与其他村民相互帮忙、邻居间互相回报、村民需要帮忙会不计报酬的帮助他。
（6）信任：信任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生活，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以情感内容和因素为维度的一方对另一方表示出的一种相信的主观态度。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为此，我们将“信任”维度系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除了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特殊信任之外，目前，农村还存在着对于领导、政府、媒体、警察、法院和法官和医生的制度化信任（赵延东，2006），及对于陌生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化信任。“制度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法院和法官”、“相信医生”；“熟人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家人说的话”、“相信自己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普遍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我会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在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四个省31个自然村，重点考虑的是自然村作为村落共同体保留着村落内习惯、民俗、历史、传统及社会信任的整体性（裴志军，2010）进行的大规模入户问卷调查。我们选取了山东省各市县20个自然村；陕西省的渭南蒲城县和铜川市印台区各1个汉族村落；甘肃省靖远县1个汉族村落；宁夏回族自治区8个村落（回汉杂居村3个、纯回族村2个（其中1个是移民村）、纯汉民村3个）作为调查地点。为了获取村庄作为整体的社会资本状况，在山东、宁夏、甘肃分别选取了1个村子进行了整体调查，在其他28个村落，先获取自然村户主的名单，然后按照村落农户的比例随机抽取户主作为调查对象，每个村共访问了30～185个户主，由于搬迁、外出打工、年龄太高、拒绝访问等原因，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集包含2201个户主组成的样本，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见下表（表1）。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地方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经济发展来看，山东省的整体经济状况能代表东部地区，陕西、甘肃和宁夏基本能代表西部省份，体现出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第二，从民族构成来看，有纯汉族村落（如山东省的大部分村落）、回汉杂居村落和纯回族村落（以宁夏的样本为代表）；第三，从村落类型来看，有原来的传统村落，有移民村落，和“合村并居”后形成的新的小区；第四，我们的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构成，本次调查所选取的村庄均为调查员的家乡，由于调查员本身就是村庄的一员，调查员的这种参与者的身份，既能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能够获得真实的资料。
（1）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子结构
首先，我们对前述的6维度38项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个在0.4以上，其它均在0.3以下；“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和“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互相走动）”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个为0.369，其它均小于0.3；“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没有大于0.3的；“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项为0.328。为此，在进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剔除。
接下来，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剩余的33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了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结果见碎石图（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有9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1、F2、F3、F4、F5、F6、F7、F8和F9来表示。从表2可以看到，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除“我们村会越来越好”（0.438）、“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0.419）和“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0.402）以外，都达到0.5以上。9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2.1%。KMO检验值为0.861，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达到26 061.624（p=0.000
“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与本村或其他村的村委会有生意或合作项目”、“与乡政府或县政府有经济行为的合作”、“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合作”5项指标对F1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57、0.824、0.920、0.916和0.856，说明此5项指标很好地代表了F1。这5项指标都反映了村民与不同主体有经济上的往来。因此我们将F1命名为“合作”因子。
“有好吃的食物，我会分给邻居与村民”、“我家买了农耕用具（小四轮），会免费让邻居使用”、“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会告诉我认识的人”、“农忙时，常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4项指标对F2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40、0.783、0.712和0.658。这4项指标反映了邻里之间对食物、农具、信息等的分享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共享”。
“红白喜事时，常常与其他村民互相帮助”、“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3项指标对F3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503、0.531和0.507。这3项指标表达了邻里之间的相互报偿，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互惠”。
“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和“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这2项因子对F4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23和0.619。这2项指标更多反映了村民完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某种诉求或发挥某种特长而参社区活动，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特殊社区参与”。
“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承担村里的卫生监督员”这4项指标对F5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538、0.715、0.777、0.684。这4项指标更多表达了村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如社区发展、社区卫生等）的关心，是从社区公共人的角度参与到社区日常事务之中的，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一般社区参与”。
F6对应着“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关心我们村的村级事务”和“我们村会越来越好”，其负荷值分别为0.713、0.775、0.568和0.548。这4项指标均反映出了村民对自己所生活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故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社区归属感”。
F7对应着“相信我家人说的话”、“相信我的亲戚（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的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其因子负荷值分别为0.667、0.649、0.711和0.769。这4项指标反映出了村民对于家人、亲戚、邻居等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熟人信任”。
F8对应着“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法官/法院”、“相信医生”，其负荷值分别为0.651、0.763、0.520、0.765和0.667。这5项指标表达了村民对于政府、体制内从业人员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制度信任”（参见表2）。
F9对应着“社会上的大多数是基本可信的”和“陌生人向我求助，我会帮助他”2项指标，其负荷值分别是0.736和0.683。反映出了村民对于陌生人和社会上的不确定主体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普遍信任”。
（2）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现状
社区社会资本整体状况以9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按标准分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9个新因子也作了同样的转换，数据表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水平偏低（Mean=40.09，S.D=13.48），其中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程度分别为52.59（S.D=20.99）、42.83（S.D=12.40） 38.57（S.D=10.28 ）、25.37（S.D=6.99）、 26.70（S.D=7.38）、29.22（S.D=6.67）、56.88（S.D=10.25）、23.23（S.D=7.27） 、16.05（S.D=3.34）。这一结果表明，农村社区保持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为社区归属感、一般社区参与、特殊社区参与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并且合作的差异性最大，普遍信任的离散性最小。
（3）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具体因素，我们将、居住类型、民族、所在地区、年龄、家庭年打工收入、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等7个变量分别引入总体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各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见表2）。此外，我们还分析了性别、是否党员、受教育程度、户口等因素的影响，但都无统计显著性，在最后模型中未予考虑。为了简明起见，表2只报告了最后模型的计算结果。
从表2第10列可以看到，自变量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总体状况的解释力达到了显著水平（R2=0.024，p=0.005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08（p>0.05），说明无的村庄比有的村庄其社区社会资本更低，但是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对具体因子的影响来看，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3（p
居住类型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90（p0.05）、-0.110（p
民族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24（p>0.05），说明有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比汉族聚居的村落其社区社会资本更低，但是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族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民族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1（p0.05）、0.095（p0.05）、0.061（p0.05）、0.135（p0.05）和-0.023（p>0.05）。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汉族聚居的村落在共享、互惠、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方面分别高0.031分、0.095分、0.061分、0.021分、0.135分和0.013分，在合作、特殊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别低0.161分、0.002分和0.023分。其中民族对共享、特殊参与、社区归属、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汉族聚居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少数民族聚居村落，而在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少数民族聚居村落。
所在地区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56（p>0.05），说明东部地区（如山东）的村庄比西部地区（如陕甘宁）的村庄其社区社会资本要高，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在地区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社区所在地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14（p0.05）、-0.340（p
年龄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16（p>0.05），说明60岁以下人口占主体的村庄其社会资本要高于60岁以上人口占主体的村庄，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村庄人口年龄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村庄人口年龄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74（p0.05）、-0.008（p0.05）、-0.054（p0.05）、-0.020（p>0.05）、-0.006（p>0.05）和-0.040（p
家庭年打工收入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22（p>0.05），说明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村庄比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村庄其社区社会资本要低，但是这种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年打工收入对社区社会资本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家庭年打工收入对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50（p
最后，从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72（p0.05）、0.042（p>0.05）、-0.090（p0.05）和-0.003（p>0.05）。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受教育年限在5年以上的村庄比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在共享、社区归属、制度信任方面分别高0.002分、0.042分和0.049分，在合作、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别低0.100分、0.087分、0.029分、0.053分、0.090分和0.003分。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合作、互惠、熟人信任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说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而在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
四、结论与讨论
从上述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
1.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由9因子构成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在结构上由9个因子组成：合作、共享、互惠、 特殊社区参与、一般社区参与、 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如前所述，国内外关于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探讨，我们发现这些测量维度都离不开“网络”、“信任”、“参与”、“互惠”、“合作”、“共享”等指标，且当前学者们都是基于集体层面测量社区社会资本，我们结合以上学者（赵延东，2006；桂勇、黄荣贵，2008；裴志军，2010）的观点，主要是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我们将原来“社区参与”维度细分为“一般社区参与”和“特殊社区参与”两个维度，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从而形成了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九种结构维度。
2. 影响村庄社会资本状况的因素
本研究发现，村庄的自然特征和人口变量对村庄社会资本状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第一，有无的村庄在合作、共享、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明显，表现为有的村庄在合作、共享、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无的村庄。第二，不同民族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差异明显，表现为汉族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少数民族村落，而在其它方面汉族村落却显著低于少数民族村落。第三，不同地区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如山东）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如陕甘宁）的村庄，而在特殊参与、一般参与和社区归属方面却显著低于西部地区的村庄。第四，不同年龄占主体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60岁以下人口占主体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60岁以上占主体的村庄，而在共享、特殊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60岁以上人口占主体的村庄。第五，家庭年打工收入不同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上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下的村庄，而在一般参与、社区归属和制度信任方面却显著低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下的村庄。第六，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同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而在其它方面却显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
3.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偏低的原因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水平偏低，农村社区保持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为社区归属感、一般社区参与、特殊社区参与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偏低，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基层结构。“差序格局”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由此，受“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有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但对于外人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
第二，村庄缺乏自组织。德国理论物理学家H.Haken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把组织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农村社会社区缺乏这种村民自发形成的自组织，没有村民兴趣小组，没有秧歌队，也没有什么能组织活动的协会。自组织的缺乏使村民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去进行社区参与，也没有机会去进行各种经济类的合作，这就导致了人际关系的逐渐瓦解，村民社区归属感减弱，村民之间的互惠和共享行为也逐渐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出现危机。而有的村庄一般能够形成组织（如宁夏地区的伊斯兰教组织），所以村民的同质性增强，相互之间的交往增多，在合作、共享、参与和信任上更能够达成一致，社会资本存量相对无的村庄要高一些。
第三，村庄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农村社区治理方式仍是从上至下的，村级事务由上级通知或由各级村干部讨论决定，最后下达村民，实现村庄治理。2006年我国政府提出要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变革的新目标，强调还政于民，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共同治理{23}，但在村庄治理中能真正在村级事务中说得上话的村民不多，大多数村民都不了解村庄治理是如何实现的。村民在意识上比较愿意参加村级事务，但是在现在的村民选举和村级事务中能听到村民群众的声音比较少，村民自己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认为自己即使参加了选举或村级事务自己的建议也不容易被采纳，心愿也不会得到满足。所以在涉及民利的参与方面表现出不积极的一面{24}。
第四，社会流动改变了村民的生活面向{2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导致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频繁流动，由此带来了人们生活面向的改变。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致富观念已经有很大改变，大多数人渴望新的致富途径，{26}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以外出打工为主，尤其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当农民“没钱途”，他们得以维持生活的资源基本是从城市通过劳动换来的，再加之近几年用工荒的出现，使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更增强了他们继续留在城市的打算。为此，他们很少过问也基本不会参与村庄的事情，从而导致社区归属感，社会区参与的降低。同时，随着大量青壮年流入城市务工，村里留下来的基本就只有老人和孩子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关系，他们很少去关注村庄事务。从而导致村庄社会资本整体状况偏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流动加快，村民不再局限于在一块土地上种地为生，农村社区原有的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出现松动{27}，越来越多的村民因业缘关系、趣缘关系而形成新的人际关系网络。
注 释：
{1}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2}{8}（英）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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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s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XIX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Charleston，South Carolina，February 18-21，1999. Contact the author at nanlin@duk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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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校发展;求真文化;学生成长需求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0A-0020-05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这句话是对我校办学理念的最好诠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促使我们不断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办学？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办一所怎样的学校？孩子们需要怎样的教育和学校？我们的学校是理想中的学校吗？我们的学校和孩子心目中的学校还有多远？近60年来，一附小人在这条求真的办学道路上且思且行，探索实践，逐步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办学道路。
一、求真的内涵追寻：让教育回到原点
“真”的内涵。《新华字典》解释：本性、本原。真是真实存在着的客观物质及其运动，是不以人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外部现实世界。真也不单指外部现实世界的本质规律，应指由本质与现象、规律和结构、形式统一组成的客观物质世界。求真就是探求事物的本原，追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求实”、“求是”意思相近。
真善美是人生的追求。弄清真的内涵，还必须厘清真善美之间的关系。西方代表性的理解是根据康德哲学做出的判断：即科学追求的是“真”，宗教和哲学追求的是“善”，艺术和文学追求的是“美”。而中国传统关于真善美的论述，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多从道德角度阐述。真，即“道中之道”，指客观存在的事物与真理;善者，“原人之初也”，即“人之初，性本善”;美，即见真行善也，主要指德行高尚。在真善美的关系中，真是基础，是本源。没有真，便没有善，更不会有美，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求真并不排斥求善、求美。
在我们看来，真既指世界的本源，更指相应的科学知识，也包含事物的客观规律，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因此，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求真就是尊重教育规律，特别是尊重人的独特性、差异性及其成长需要，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关注社会发展、时代变革等诸多外在客体因素，实施全面而有个性的教育，为人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才是教育的本质。学校办学就是要办“真教育”。但是，现实中，学校教育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偏离教育本质的现象时有发生。“让教育回到原点”成为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回到教育原点就是落实教育的本质，追寻教育的本真，真正担负起立德树人的使命。
以“成事成人”为基本内涵的求真文化是学校多年办学实践的传承与文化概括。“求真”成了学校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成事成人”成为了学校工作的价值参照。我们努力通过学校的整体性变革，不断探索教育教学的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促进教师、学生的主动成长，追求“求真知、做真师、育真人”的办学理想。
求真知。学校教育的首要使命就是教人求知。当今社会知识爆炸，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有效的知识，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从培养学生素质的角度来说，要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获取知识的能力的培养;从知识的角度来说，要重视陈述性知识，更要重视程序性知识;从课程目标来看，还要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教育。一句话，应当教给学生终身有用的东西，并培养学生主动求知的意识和能力，做信息时代知识的主人。
做真师。梁漱溟说，“教育应当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的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尊重学生成长规律全面认识学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前提：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是独特的人，学生是独立的人，学生是生活中的人。我们更加强调学情分析，分析学生的学习困难、潜在基础、能力提升点以及后续学习的契合点等等，做到每一课有一个清晰而又可落实的教学目标。
育真人。我们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变革了学校德育工作的目标、内容和形式，变德育工作为学生工作，把儿童成长需要、社会生活实际、社会责任与担当、综合实践活动作为学生工作的主要元素，主动适应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工作的使命和要求，培养具有完整生命特征的主动健康发展的人。
二、求真的实践探索：让师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一）以创建鸾娃文化为抓手，努力构建学生主动发展的成长文化
学生工作要把学生成长需要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我校根据特有的地域文化，结合近30年学习活动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翔宇鸾娃”为标识的学生成长文化。
鸾娃文化的内涵。淮安是总理的故乡。，字翔宇，乳名大鸾，12岁之前在淮安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我们以“弘扬恩来精神，争做翔宇鸾娃”为目标，塑造鸾娃形象，创生校园文化生态，整体构建学生工作内容框架，培养学生“明理健行、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自信阳光、真诚友好、智慧勇敢”的独特精神风貌，体现了时代要求、地方特色和一附小特有的办学追求。
成长需要是鸾娃文化的核心。我们围绕学生校园生活，整体规划设计教育活动，努力实现育人价值的独特性、内容设计的序列性和丰富性、活动参与的全员性，促进每一个学生的主动健康发展。全校学生活动冠名“翔宇鸾娃”，同一主题下依照学生年段差异及发展特点，重心下移，赋予每个年级策划学生活动的自，实现学生活动的丰富多彩：一年级：神气小鸾娃;二年级：能干小鸾娃;三年级：聪明小鸾娃;四年级：智慧小鸾娃（明确目标，明辨是非）;五年级：健康鸾娃;六年级：阳光鸾娃。校园生活形成五大板块：岗位实践、校园节日、仪式庆典、综合实践活动、主题班队活动。校园读书节、科技节、英语节、体育节、艺术节时间安排错落有致，依据学生成长的时间节点，适时开展入学典礼、入队仪式、十岁仪式、毕业典礼、升旗仪式等，强化仪式的育人价值。教育活动的张弛有度，丰富多彩，保证了教育的效果。
自主管理是鸾娃文化的重点。没有自主便没有能力的提升和独立人格的养成。岗位建设是学生自我管理的主要形式。学校为学生搭建了多样锻炼平台，设立了校级、年级、班级不同层级的岗位，分为自我管理岗、自我服务岗、自我体验岗等，形成了人人有岗、岗位轮换、岗位升级的岗位建设机制。仅大队部就创设了“娃娃校长”岗、文明礼仪岗、路队监督岗、环保志愿岗、卫生监督岗、升旗仪式主持人岗等，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翔宇鸾娃报》及鸾娃电视台，从主编、记者、美编，到主持人、摄影摄像，全部由学生承担。小岗位成了锻炼学生能力、展示学生才干的大舞台。
自信阳光是鸾娃文化的特征。慧于中而形于外。我们把文明礼貌、自信阳光作为对学生的显性要求，落实在平时的教育中。一是强化常规教育，按照学生一日常规，对路队、课间、集会、出行等，提出明确要求，周周评比，纳入文明班级考核，与五星鸾娃评比挂钩。二是编制《鸾娃手册》，通过知识竞赛、情景辨析、提升价值认识，督促导行。三是拓宽评价渠道，引入家长评价、同伴评价，加强过程监督，努力展现一附小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四是环境熏陶，鸾娃文化墙、鸾娃作品秀、鸾娃风采录、鸾娃俱乐部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以打造本真课堂为支点，努力构建主动发展的课程文化
长期以来的教育改革实践，大多是在“教什么”和“怎么教”上做文章。在追寻教育本质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思考“为什么教”，即教育价值追求的问题。教育应以培养学生成人为追求。教师不只是“经师”，还应是“人师”。课堂应当是学生主动生长的地方。
多样化课程培育综合素质。一附小围绕学生的真发展，构建了以国家课程为核心的必修本真课程，以学生岗位锻炼、自主实践、校园节日活动、社团活动为主的向善课程，以器乐进课堂、鸾娃合唱团、鸾娃电视台、金娃娃艺术团、乒乓球、航模等艺体内容为主的尚美课程。我们把学校的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纳入课程来规划与管理，体现了课程的丰富性、全员性和全程性。我们积极开发校本课程，丰富课程内容，“数学思维体操”、“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古诗情韵”、“我们上学啦”、“形形的桥”、“美术与手工”等都是我校特有的校本课程。特色课程注意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培育学生的艺术修养，我们开设了“器乐进课堂”，有五种乐器可供选择，全校学生毕业时均可学会三种以上乐器。在人人都会的基础上，还组建多个器乐队，促进学生向更高处发展。目前学校外聘专业教师12名，各种特色项目近20个，有近500名学生参与各种提高项目的学习。而成立于2005年的金娃娃艺术团，则为学生提供专业舞蹈训练。学校建有专业的场地设备，聘请国家级名师执教，给予相应的条件保障。10年来共培养舞蹈专门人才2000多名，在全国、省级大赛中获奖近百项。
自主探究引领学习过程。近年来，一附小以本真课堂建设为抓手，努力探索以“五还”、“教结构用结构”[1]为主要内涵的自主学习课堂，以课程资源的科学合理转化与运用为主要特征的灵动课堂，以三维目标有效达成为主要特征的高效课堂，形成了生动的课堂教学局面。教学中强调学生作为主体的静思默想、合作探究和自主选择，把核心知识、思维品质、积极体验作为课堂的核心追求，从而形成了本真课堂的教学特色。本真课堂是以深度的教学研究为基础的，我们以整体性文本解读和现实性的学生建构为主要内容，拉长教学研究的长度（将教学内容放在六年甚至更长学成跨度来考量与规划），拓展研究的宽度（将生活指导、文化熏染、课外阅读等融入其中），提升研究的厚度（以学生视角对三维目标进行判断与分析，确定每节课的提升点与着力点），从而保证了课堂教学的效度、温度和适度。
新常规规范学习行为。学习常规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自动化了的学习规范，良好的课堂学习规范有利于形成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有利于形成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传统的教学常规主要指向按时上下课、执行课表、开足课程等，很少触及课堂的实际教学和学习行为，因而对课堂学习没有显著的帮助。近年来，我们明确提出“让课堂新常规带来课堂新面貌”、“新常规引领学习新品质”，按照“前置性学习、自主性探究、合作质疑、延展性学习”四个维度，把读书、思考、练习等“听说读写”方面的具体要求融入其中，不同年级呈现梯度要求，在每一位师生心中建立起了自主学习课堂的新图景，提升了课堂教学的品质。
（三）以资源有效整合为重点，努力构建主动发展的开放文化
管理思想变革。依据现代学校管理理论，我们在学校内部形成了具有扁平化特征的新型管理结构，建立了层次与系统之间积极、双向、有效互动的创生式运行机制，倡导以“成人与成事”为核心的管理价值理念，拓展每一位学校领导、教师实现发展和展现智慧、才能的空间。
成人成事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的出发点。成人与成事关涉学校的一切工作，尤其是对教育活动设计、管理制度变革的价值判断。在成人成事的关系中，成人是根本目标，成事是阶段目标，我们追求“在成事中成人”、“用成事促成人”。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有了清晰的价值导向。
内部资源整合。以往，学校工作大多在“课堂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三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内开展，教学工作井然有序，德育工作丰富活泼，后勤保障则退到幕后，三个领域相对封闭，各有各的规律。为此，我们改变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强化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变革了部门的职能。突出课程、研究与发展在学校转型变革中的地位，变教务处为课程教学部、教科室为教师发展部、德育处为学生发展部、总务处为后勤服务部等，各部门围绕学科课程、活动课程、服务课程、环境课程进行建设，开展研究，初步形成了围绕课程研究、立足师生发展的合作共赢的运行机制。
管理重心下移。把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权真正交给老师，才能真正实现科学民主管理。在修订完善学校规章制度的过程中，我们把促进师生主动健康发展作为基本原则，广泛吸纳教师参与，制定草案后，再放到年级征求老师意见，最后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比如《教职工考勤制度》的修订，老师们提出，鉴于老师工作的特殊性，下班延时是常有的事情，可以考虑每月只有1―2次迟到的不作处理;对于经常请假，甚至动不动就请长假的，不仅要扣除工资，年终绩效奖励也要相应地扣除;出勤考核由级部主任负责，如有弄虚作假，应当加倍处罚;设立全勤奖，对一学期没有请假的，要给予一定的奖励，等等。由于是老师们自己提出的意见，个别人即便有意见，也只能服从。这样的制度就起到了“规范人、激励人、发展人”的目的。
敞开校门办学。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学校发展无法置身世外。它既要引领社会进步，同时又要适应社会需求;既要坚守教育理想信念，又要回应家长关切;既要考虑学生的整体发展，还要考虑学生个体的个性需求。因此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将成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校长的基本要求。
我校除了传统的通过校长接待日、家长委员会、校长信箱、网络平台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外，还充分挖掘家长资源，邀请家长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家长成为了学生成长的引领者、教育资源的提供者。学生在他们的带领下开始了丰富多彩的社团生活，走进了工厂、社区、敬老院和纪念馆等德育基地、柳树湾红领巾劳动实践基地等传统校外实践基地。家长还成为了特色课程的教育者。学校聘请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家长走进校园，请法官讲法制教育、交警讲交通安全、物理老师讲大气压力实验、科技工作者讲飞碟、摄影家讲专业摄影等等。他们丰富的专业知识，大量一手的资料，图文并茂的讲解，有效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和学习渠道，得到家长的称赞和学生们的欢迎。
三、求真的发展愿景：让师生充分而自由地发展
作为一所有近60年办学历史的优质学校，如何保持办学品质、办出特色是校长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经过对学校历史、现状以及教育发展趋势的研讨分析，我校在求真思想的引领下，围绕人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初步确立了“全面而有个性”、“优质而有特色”的发展方向。“全面而有个性”就是在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形成本校独特的办学特色。所谓“优质而有特色”就是在保证质量底线的基础上，努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校文化和师生精神风貌。我们的求真发展愿景是：
从学校管理走向学校治理。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体现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教育治理的要义是从传统的垂直、相对封闭的管理走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通过参与、对话、谈判、协商等集体选择行动，共同参与教育公共事务管理，共同提供教育服务，并共同承担相应责任。治理的目的在于形成以学生发展为本、面向学校教育实际、积极回应内外环境变化、促使教育自主发展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2]目前，学校的开放程度非常有限，需要我们不断做出探索。其一，学校内部开放，即向全体教师、全体学生开放，重心进一步下移并确保下移质量，激发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主动性;其二，学校外部开放，即向学生家长和社会开放，自觉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同时主动转化外部各类教育资源，为学生的健康发展服务。
从相互竞争走向教育合作。目前的学校管理，大多借鉴了企业管理方式，竞争意味较浓。未来社会更加强调合作，谁学会了合作，谁才会赢得竞争。因此，学会合作不仅要成为学校的行为选择，也要成为学生成长的重要元素。在学校内部，要变“成功”为“成长”，变“竞赛”为“展示”，变“一元”为“多元”，变“选拔”为“推荐”，努力促使学生在更大范围、更多平台呈现独特的成长状态。在学校外部，学校要成为社区的一部分，社区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学校，资源共享，人员互通，形成合力。学校与学校之间则是发展共同体，管理互通，教学交流日益频繁，学生不仅能够走班，甚至可以走校，真正实现人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为此，我们将会主动参与区域共同体的建设，发挥优质学校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中的作用。
从特色项目走向特色学校。创建特色项目是创建特色学校的必由之路。我们理解的特色学校不是人无我有，也不是人有我优，而是通过学生自主的课程选择，实现学生充分而自由的发展。目前我校已经形成了一些特色项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理想还有一段距离。在向特色学校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将不断丰富和完善求真内涵，用求真文化统领学校发展。我们期望，每一个儿童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课程，每一个项目都有专业教师引领，学生在学习小组或研究小组中学习，教师真正成为平等中的首席。
从传统教学走向数学化教学。信息化社会已经悄然来临，未来的学校必然要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要求，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基本素质。我们的数字化教育愿景是：以数字技术为主要平台的现代设备广泛运用，网络设备进课堂、到桌面，教师随时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课堂教学，学生也可以直接利用网络开展学习活动。微格教室、电子书包、智能监控、无线网络遍布校园，学校的每一个场域都处在数字化环境之中。基于教师教研与培训的资源库强大而有效，远程教育广泛运用，远程教研成为常态，以纵向评价为主的教师、学生发展评价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真正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和教育教学质量。
“求真”作为我校的办学理念，其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并不断创造新形式、提升新品质的动态发展过程。求真文化也必将成为我们对教育的永恒追求。
参考文献：
本文从非盈利性组织的内涵和特点说起，对我国社区化社会保障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并对非盈利性组织参与社区化社会保障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简要分析，最后总结出了几点建设意义。
关键词：
非盈利组织；社区化社会保障；参与
社会保障制度的良好实施不仅与一个国家体制的完善相关，更是一个国家文明昌盛的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非盈利组织不断成长，它是社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对社会保障有重要的影响。
一、非盈利组织的内涵和特点
社会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使现今社会逐渐分化成政府、市场和非盈利三个领域，他们对应的组织载体分别是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非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是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组织在一起，共同参与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团体。它存在的目的不是盈利，而是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满足社会民众的需要，处理个人及公众关心和关注的各种社会性问题，救助弱势群体，增进社会和谐与文明。非盈利组织通常有四个特点：一是非盈利性，即不以盈利为目的。事实上，非盈利组织也是盈利的，不同的是，他们不以经营性活动为主业，不把盈利作为利润进行自我分配，而是把它们用于与组织的目标一致的公益项目，服务于社会，尤其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服务。二是非政府性，它没有行政级别，是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属于民间组织，实行民间管理，可以接受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但政府不能以此进行干涉。三是组织性和自治性，指它作为独立的组织形态，不依赖于其他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建立，有自己正式的规章制度，具有独立的决策权和自我管理能力，可以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在内部管理和对外工作中都是自治自主的。四是志愿性，这是非盈利组织重要的精神资源和主要的动力源泉。非盈利组织的成员自愿接受一定程度的时间和资源的捐献，他们作为志愿者参与并开展社会工作，自愿为他人服务。
二、社区化社会保障的概述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建立的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的生活保障系统，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其保障的对象是社会全体成员，通过从生育、疾病、工伤事故、失业、养老直至死亡这一生命过程实施各种保障措施，帮助他们摆脱生存危机，改善和增进他们的福利，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社区是指以一定规范和制度将个人、群体、组织结合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组织是社区基本组成部分，由于每个社区中各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联结方式以及它们与社区环境的关系不同，使得每个社区形成不同的结构，各有特点。社区化社会保障的制度就是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及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提出的，以社区作为依托、以社区居民为主要保障对象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主要特征是保持统一制度下的社区特色，由当地政府、企业部门和非盈利部门针对本社区出现的问题进行社会保障。这一特色给予社区很大的自由空间，让社区可以自行调配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自然形成由当地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非盈利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合作机制，协调本社区的社会保障供求关系，满足社区的需求。
三、非盈利组织参与社区化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社会保障的实施，既不是简单的政府行为，也不是单纯的商业保险活动，它是各类社会形态共同参与的过程。在整个社会保障过程中，政府、市场、非盈利组织有机结合，通力协作。政府站制定法律法规，实施宏观领导，制定规划。市场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非盈利组织则作为社会保障建设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链接政府与广大民众，在政府和市场无法协调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一直由国家承办，但由于财力、人员有限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体制的存在，在实施过程中，保障范围无法做法全面，很多需要保障的对象没有得到惠及，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除了一些特殊人群及民政保障对象外，其他的民众需要自己来承担社保费用。而垄断的经营特性，使其没有竞争意识，造成了服务质量较低的现象。所以，单纯依靠政府来实施社会保障就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失效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引入新的力量来协作完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在增加资本、配置资源、服务社会等方面承担了部分的职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的本质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与自身利益有矛盾的时候，会选择保全利益、放弃阻碍自身发展的因素，因此，有时候弱势群体和产业的权益并不能很好的得到保障。因为政府无力、市场无效问题的存在，非盈利组织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它弥补了由于政府和市场缺陷而造成的社会保障缺失和不到位的问题。
四、非盈利组织参与社区化社会保障中的意义
第一，非盈利组织可以提高社会保障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非盈利组织具有非政府性、自治性与公益性的特点，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程度低，做事更灵活、专业、高效，更具使命感，可以重新梳理和激活原先社会保障中的缺漏和盲区，灵活、及时根据不同的形势做出快速的调整和应对。这些特点，使非盈利组织在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时既可以节约成本，更迅速完成目标，同时可以完善服务项目，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而且非盈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也可以促进政府和企业的职能转变，推动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非盈利组织的灵活性也给服务领域开发创新带来了更多的可能。第二，非盈利组织根源于基层，更有利于弱势群体救助。非盈利组织发源于民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来源于社会保障的社区基层组织，并且组织也要求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非盈利组织最大的特点是贴近人民群众，他们植根于基层，有利于掌握因社会公共物品供应不足、信息不对称、分配机制失衡等因素而造成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的的弱势群体的现实状况，能够直接地开展社会救助、福利服务等工作，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保障底层人民的最低生活要求。非盈利组织的灵活性又使工作人员可以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调整保障方案，提供有针对性的保障服务，更有利于救助工作的进行。第三，非盈利组织可以整合社会力量，为民众参与社会保障搭建平台。社会保障是一项庞大而持续的工程。目前，社会保障部门在协助政府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中，由于任务繁杂、人手不足，已经显现出精力不足，时间对接不上的问题。而对于非盈利组织来说，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与宗旨，不受政府或市场的干扰，他们一般会组织大量的志愿者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社会保障服务的队伍中去。这样既能整合社会力量去完成社会保障工作这项大工程，又能让民众自身参与到社会保障的过程中去，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增强社会责任感。在一定意义上，非盈利组织既是社会保障工作施行的主要力量，也为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保障提供了平台，有力地整合了社会力量，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五、结语
我国的非盈利组织广泛存在于各个社区中，应充分发挥其在社区化社会保障中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他们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要积极给予帮助和解决，使其能最大程度上帮助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不断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业勤.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事业机制之构建[J].商业文化(下半月)2012(02).
[2]刘添铖.浅谈非营利性组织在我国的发展[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02).
[3]张洪武.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