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20 14:58: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全球贸易治理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
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主要是由于2008年经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之间逐渐开始对其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和自由贸易结构等进行研究的调整，从而从根本上将国家经济发展及贸易限制策略进项改进，以期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应对经融危机。由此全球经济治理逐渐步入一个保护主义浪潮中。根据欧盟国加对其内部经济保护主义措施的改进，我们不难看出，在经融危机爆发后首先各国之间机内相对独立的内部保护状态。随着各国之间不断的对国内经济发展政策进行调整，2010年之后各国开始建立各种自由贸易交往，以期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促进各国之间经济的发展，从而从整体对全球进行治理，此时全球逐渐步入一个自由发展的经济浪潮中。根据各国之间相关自由贸易的法律法规中对其国家内部的自由贸易开放政策进行改进，能够有效的促进市场经济的逐渐进步和发展。但是在此过程中，国际上对其自由贸易的总体经济效益的发展仍然具有自我保护意识［2］。根据国际经济发展数据中对个国家理性世界贸易交往来看，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签订双边、区域、全球性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自由市场的建立，从而对全球进行治疗。根据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中自由贸易及国际经济治理中来看，当前国际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开始以长期迈向发展为治理目标。“贸易与发展”是全球进步的主要研究主题，如何能够对各国之间的经济进行共同性贸易往来，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的逐渐发展，从总体水平上对全球物质观念和国际贸易秩序进行研究，是当前全球自由发展的市场发展的长远趋势及目标［3］。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中主要以贸易和发展共存为主要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
二、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法发展
法制的发展是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后危机这一特殊的经济时期，全球性质的经济发展，是每个国家发展的主要依据。国际经济法的建立与国际经济组织结构的发展均离不开世界国家发展现状及新兴市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关系。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其经济法建立过程中一般以国家经济长期权衡结构为基础，从而根据国际经济情况对本国内部经济法进行调整［4］。但是，由于后危机时代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各国之间应该针对其在市场中的不同主导地位对其内部经济结构和法律进行调整。根据不用时期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其主要是从原有的放松管制，到现阶段的平衡投资者利益，逐渐进行改进。2009年国际证监会相继出台一系列相关当前全球治理中国际经济法，并且在2010年明确的颁布《增强国际金融标准实施的框架》，在此条例中对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进行整合，并且在2010年11月通过了《巴赛尔协议III》，各国家在国际峰会上进行研究和协商逐渐对国际经济法进行进一步完善，以适应当前后危机时代国际之间的经济发展，对各个贸易国进行利益的维护，促进全球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5］。
三、总结
在屠新泉看来，中国入世发出了一个确定的重要信号，那就是中国接受现行的这一套国际经济治理的规则，同时还会继续推动市场化的改革。正是因为“做好自己”，中国在过去15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这也是中国未来在全球治理平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有更大声音的基石。
入世加快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标志性的事情，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确保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具有里程碑意义”。屠新泉认为，加入WTO给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中国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了全球价值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同时，入世还推动了国内改革，为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更积极的参与以及政府行为的更加规范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考察。“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明确，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全球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经济地位，也让中国“全球经济规则提出者或倡议者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首次成为峰会主席国的G20杭州峰会。
“这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世界也都承认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龙头”。这一场在家乡召开的峰会让屠新泉更多了一份自豪。
屠新泉认为，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处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低迷期，全球都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力，而中国被寄予了厚望，“不仅是希望更进一步发挥中国在经济增长当中主要贡献者的作用，同时也希望中国作为东道国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
对于G20杭州峰会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及相关研讨，屠新泉表示，面对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确需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促进贸易投资的增长。最重要的是要继续保持全球化的动力，明确坚定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地反对去全球化。针对全球化中的问题，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更多地强调包容性，让更多的人参与并在全球化中得到更平衡、均衡的分配。
WTO成员需要更开放地接受企业及社会的声音
2011年，屠新泉在WTO秘书处做了3个月的访问学者，这段经历非常宝贵，让他更加了解WTO的工作机制，“相对于其他国际组织，WTO秘书处的人员比较少，是非常繁忙的”。
而据他的观察，目前在WTO有不少代表团前方代表和后方产业部门之间存在沟通障碍。WTO谈判主要是由各国的WTO使团来谈的，但使团人员比较有限。而且，谈判需要反映国内产业诉求，但谈判代表团的成员长期驻外，对国内的情况了解有局限。
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界的参与相对不足。屠新泉认为，WTO很重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诸如开放日、工作论坛等方式来促进企业更好地参与WTO规则的讨论，但还不够。他建议，WTO可以提出一些机制上的倡议，推动WTO成员更开放地接受来自企业界以及社会的声音，使贸易政策的制定更好地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这也是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方式。
如何把国内企业、行业组织调动起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这是中国一直面临的难题。屠新泉表示，政府和企业建立更加直接、日常化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体制，对于调动行业组织、企业参与决策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迫切的，希望尽快地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而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机制时，屠新泉认为，还应该听到更多来自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的声音，把它们的利益反映到我国贸易政策制定和贸易谈判中。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要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未来中国如何利用入世15年积累的经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屠新泉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我国在全球治理平台上要发挥更大作用、有更大的声音，第一是做好自己。“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越来越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就是因为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不管是经济发展质量还是速度，都决定了中国的影响力。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创新能力，发展更先进的产业，才能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
影响经济格式重构的主要因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顺应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的趋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过往二十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一直高于发达国家，使得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进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7年的43.7%上升到2009年的46.2%，出口总额占比从33.8%上升到34.5%。特别地，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GDP总量目前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受到危机的冲击较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深，受到的冲击较小，从而得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IMF猜测，2010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将达7.1%，不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3%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5%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随着危机期间实施的刺激政策退出、物价上涨压力加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固然面临经济潜伏增速下降的压力，但是仍将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复苏步伐固然可能进一步加快，但是也将难以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从长期趋势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使得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式的地位对比正在逐步发生变化。IMF猜测，2013年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各国经济总量的这种变化将对世界经济格式重构产生重要影响，反映在新兴市场国家这边，就是开始谋取获得国际经济价值链的更高份额；反映在发达国家这边，就是对部分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戒心日重，并要求后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了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再一次挥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全球贸易已经呈现下降趋势，2009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到40.95%，远低于危机前53.04%的水平，也低于近10年来的均匀水平。
2009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包含“只买美国货”的条款，同时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进步出口来解决其自身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经济失衡题目，贸易壁垒成为其促进出口的重要手段。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假如封闭工厂也要封闭国外的工厂，保证国内的汽车工人的就业”，而意大利则发出了“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的号召。除了这些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外，一些国家还采用了规避制裁和把贸易保护主义公道化的措施，其中包括以低碳技术为壁垒工具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 。由贸易壁垒引起的贸易摩擦在各经济体之间以及经济体内部不断加剧，2010年前10个月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达到16起，其中不仅有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案，还有来自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壁垒。因此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式重构的重要因素。
低碳理念逐步深进人心
近年来人类活动导致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多，天气变热题目十分严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数目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世界各国在达成新的碳减排协议上行动维艰，但碳排放必须减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人类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碳水化合物消耗和转化的过程，碳减排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次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熟悉到了碳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将发展低碳产业和碳减排提到了战略议程。美国提出在未来三年要将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产量进步一倍，到2012年新能源发电量将占总发电量的10%， 2025年要占到25%。在未来十年，美国还将投资150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和替换能源。2009年4月，欧盟通过了《天气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而英国政府提出，计划在2020年条件供1000亿美元建7000座风力发电机。德国则提出，计划在2020年前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就业规模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此外，世界各国也在纷纷调整和重新审阅本国的核电发展计划，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新的核电站建设计划。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同时低碳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必将会导致国际金融业发生结构性变革，由传统金融走向碳金融。碳金融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一旦碳排放指标和碳减排额度被确定和分配，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汇率题目、碳减排配额及其分配题目等都会高度与碳关税的征收高度联系起来，碳排放权将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性因素。因此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发展，也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式重构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不对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产业化布局，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在节能减排技术上拥有尽对领先上风，在根据全球天气谈判确定的世界新体系中必将进一步强化其主导地位，并且从长远来看，碳交易市场及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大，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格式增加了一个新平台；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经济发展要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发达国家高碳产业的承接，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碳排放量不断上升与承担减排责任的双重压力，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式和碳交易市场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面临中枢下移的风险（经济潜伏增长中枢指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将一波三折
随着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也出现变革迹象。一方面，“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影响”。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二战后成立的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国际社会目前正在积极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试图通过改进和改善已有框架，形成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G20已经代替传统的G8成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G20框架下，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2010年4月下旬，世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后者投票权上升了3.13个百分点，至47.19%。IMF也通过决议，2012年之前将份额向发展中国家转移6个百分点，将欧盟国家在执行董事会中的8个席位让出两个给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进变革期，将对全球经济格式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不会一帆风顺。经济的全球化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来发展经济、应对挑战，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注定将一波三折。WTO 多哈回合谈判多年来难达成果，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天气大会固然有55国提交了减排承诺，但没有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2010年召开的坎昆大会终极未能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试图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区别，不按照承诺中的条款采取行动，这与联合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背道而驰，导致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调整面临较大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国际组织测算，中国是二十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的最大贡献者之一。这样的贡献，源自中国自身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势头，每年增量相当于贡献了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
中国经济经过调整，增长质量会更高，发展前景会更好，这对世界是新的机遇。中国外交部长表示，主席通过出席两个峰会，引导了G20和APEC发展方向，增进了同有关国家友好关系，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对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以及G20和APEC长远发展，都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APEC成立以来，旨在通过推动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改善商业环境，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谐共赢的亚太大家庭。本届APEC以“打造包容性经济，建设更美好世界”为主题，延续了2014年APEC“北京共识”，继续推动亚太共识，共促亚太繁荣。
强调，要平等参与、充分协商，最大程度增强自由贸易安排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提高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今年马尼拉APEC峰会继续就推动路线图的实施展开讨论，并提出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工作报告。值得注意的是，亚太自贸区也是亚太地区内包容性最强的贸易框架，推动亚太自贸区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新动力。
当前，引领中国发展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发展理念”，其实，这就是一种包容性发展，与安塔利亚G20峰会的主题相吻合。G20峰会上，主席也结合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深入介绍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政策举措。这展现了中国的自信，也为世界经济增强了发展信心，由此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更是切中要害。我们相信，“中国方案”必将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强劲动力。
“在经济领域，世界各国仍然各自为政，缺乏实质性合作。提出加强各国宏观政策沟通协调的建议恰逢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说，“欧盟、日本一直推动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欧元、日元持续贬值，如果协调失效导致各国相继推动本币贬值，将会发生最糟糕的局面。明年中国将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相信中国将在加强各国沟通协调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001年12月11日，经过15年谈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商务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世界贸易组织司于2000年11月组建。
商务部世贸司作为中国政府唯一一个全方位针对世贸组织的合作窗口，一方面向世贸组织及时宣传和通报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践，另一方面也把世贸规则、国际惯例以及涉及世贸组织的各项事务介绍到国内。
在迎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的日子里，世贸司的工作十分忙碌并广受关注。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入世十年来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如何看待全球贸易体制的未来，就这些问题，商务部世贸司司长柴小林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多年参与世贸组织谈判的柴小林，性格开朗热情。尽管谈判往往是艰苦而漫长的，但和柴小林共事的同事们，听到最多的是她的笑声。这种笑声既表达了中国贸易官员面对复杂贸易谈判充满自信的精神，也表达了对中国未来开放和发展的憧憬。
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WTO经济导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之际，各种纪念活动非常多。此前，曾有人认为世贸组织开始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您对此怎么看?
柴小林：的确，对于世贸组织在中国的影响，不少人心存疑虑。前些天，世贸组织总干事的前顾问就流露出这样的担心――世贸组织在中国的影响是否正在逐渐消失?我想，此次中国迎接和纪念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的各种活动应该能够打消他的疑虑。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的纪念活动，12月11日将成为迎接和纪念活动的。以纪念活动为契机，中国将认真总结十年来的成绩和经验，在中国形成扩大开放的共识，对外表示中国坚定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现互利共赢的决心。
《WTO经济导刊》：十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十年过去，大家都非常关心该如何认识中国入世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世贸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柴小林：对于中国入世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总理在110届广交会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现了三个重大变化，中国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三个重大变化对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发挥作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的世贸组织，从而改变了多边贸易体制当中的力量对比，使其代表性更加完整，更加平衡，特别是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共同提高了在世界贸易额中的占比。
十年来，中国切履行了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认真履行市场开放的承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规模清理法律法规，并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出台贸易政策和措施，大大改善了中国的投资和贸易环境，现了自身发展，惠及了其他成员。同时，中国积极、全面参与了世贸组织三大领域的各项工作，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十年磨一剑。十年来，中国现了最好最快的发展，促进了与其他成员的互利共赢，并在积极参与世贸组织事务中，现了从“新成员”到成熟成员角色的转换，成为被各方认可的负责的伙伴。
中国积极、全面参与世贸组织三大领域工作
《WTO经济导刊》：您刚才提到中国积极、全面参与了世贸组织三大领域的各项工作，能具体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吗?
柴小林：第一、积极参加多哈回合谈判。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提出100多项提案，并将做出与自身能力相符的开放承诺，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确保谈判的结果能够帮助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有效融人世界经济，享受贸易自由化的成果，现发展。
第二、认真接受贸易政策审议。作为世界排名前四位的世贸组织成员之一，中国接受了三次贸易政策审议，回答成员关于中国贸易政策措施的问题达3500多条，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确保相关政策与世贸组织规则的一致陛。
第三、合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中国积极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妥善处理与其他成员的贸易摩擦，为现可持续发展营造公平的外部环境。
世贸组织的重要作用是使各国在透明和可预测的环境中公平竞争
《WTO经济导刊》：2001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旨在进一步现贸易自由化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同时启动。同样是十年过去了，多哈回合谈判依然面临失败的危机。中国如何看待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
柴小林：历经风雨的多边贸易体制走过了60年的路程，推进了全球市场持续开放，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旨在现贸易进一步自由化，如果成功将为世界带来新增收益3000亿-5000亿美元。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促进各成员开放市场，更重要的是为个成员之间开展贸易制定了一整套行为规则，使得各国能够在透明和可预测的环境中公平竞争。2008年秋季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多边贸易规则的作用，全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中国而言，如果不是多边规则给予中国有效的保护，中国遭受的贸易保护主义将要严重得多。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WYO经济导刊》：您认为世贸组织及其成员该如何维护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
柴小林：世贸组织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并为世界经济治理的三大支柱，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当前，经济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进行重大调整。世界和地区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呈现出新特点，需要我们深刻认识、“重新定位”、准确把握未来。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需要有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之相适应。在拯救面临失败危险的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一些成员对谈判方式产生质疑，认为是“协商一致”的原则阻碍了谈判取得突破；对多哈回合议题提出质疑，认为十年过去，当初设立的议题已经不符合21世纪的现，要增加所谓的新议题，如气候变化，汇率管理、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等。 面对各种观点，世贸组织及其成员应该对如何维护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矫枉过正”，应该保留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殊和专业性，与其他组织应该形成优势互补，不能越俎代庖。
面对未来，世界贸易组织既有传承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原则的历史使命，又有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现重任。在完善全球治理体制的进程中，世贸组织的根本任务仍应该是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反对保护主义，在推动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及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方面有所建树，现世界经济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安全增长。从这个角度讲，世贸组织首要的任务是要在尊重发展授权和十年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完成多哈回合谈判，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信誉。
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已由新成员进入核心决策圈
《WTO经济导刊》：对于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各方非常关注。中国对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将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柴小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现了最好最快发展，在全球治理当中的影响迅速增强，领域持续拓宽。在世贸组织中，中国仅用十年时间，就从～名新成员成功进入了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核心决策圈。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我们在全面参与世贸组织三大领域的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因此，我们应当从以往的依附和适应，在今天逐步转为维护和引导，更为自信、积极、主动地行进一步开放战略，从而带动、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深化和完善，为中国发展大计助力。
中国将坚持开放不动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推进对外开放，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继续履行所做承诺和应尽义务。中国将推动国际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
会议经过延时谈判，取得了以下四项主要成果：一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首次承诺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就出口融资支持、棉花、国际粮食援助等方面达成了新的多边纪律。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表示，本次会议关于农业出口竞争达成的承诺可谓世贸组织成立20年来在农业领域达成的最为重要的成果。
二是达成了近18年来世界贸易组织首个关税减让协议――《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涉及国际贸易额1.3万亿美元。该协议是信息技术贸易19年来达成的最大的关税减让。这项协议在会议举行期间的12月17日达成，世界贸易组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53个成员签署了一项协议，取消201项资讯科技产品的进口关税。在未来最长七年内，这些产品的关税都要被取消。根据世贸组织的数字，这些产品的贸易额将占全球贸易额的8%左右。
三是在优惠原产地规则、服务豁免等方面切实给予最不发达国家优惠待遇。四是正式批准阿富汗和利比里亚加入世贸组织。本届会议世贸组织迎来了利比里亚和阿富汗两名新成员，它们的加入让世贸组织成员扩容至164个，结构变得更加多元。
【关键词】 生物燃料 全球变化 多边 治理框架
各国政府均认同生物燃料是一种有潜力的化石燃料替代选择，其产业发展与减缓气候变化、繁荣农村经济、缓解全球和国家能源安全的联系已促动了主要国家在领域纷纷展开行动。但是，产量和贸易的迅速膨胀引起了许多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争论。因此，检讨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的本质，探寻治理途径时不待我。
1. 生物燃料产业扩张：一种新的全球性变化
全球生物燃料生产从2000年到2009年已经翻了20倍，生产国从巴西一枝独秀扩展至美国、欧盟、中国等主要农业国，俨然成为了新能源产业中最具潜力、最重要的化石能源替代产品。尽管这番蓬勃景象一方面归功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原料作物种植扩张也“功不可没”，有越来越多的作物用于该产业生产。产业扩张带来了以下巨大影响：
1.1由生物燃料产业扩张引起的生态变化
对环境的影响是复杂的：生物燃料替代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快速扩张的根本动力。但是，仍要对生物燃料整个生命周期排放做出全面评估。比如，原料作物的生产使用化肥、杀虫剂，最后就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消耗化石燃料。机器化大生产带来更多甲烷气体，而甲烷对全球变暖的作用远远大于二氧化碳。另外，土地使用目的的转变可能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关于排放平衡必须考虑整个生命周期。
单一种植原料作物带来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质量下降、给水资源质量带来冲击，即使大多数作物可依靠降雨生长，但是当提高生产率成为优先选择的话，灌溉则会成为首选。最后，生物燃料生产有外来物种侵害原有生态的风险。
1.2由生物燃料产业扩张引起的社会经济变化
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包括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各个层面：
国家对该产业利润的保证使大量投资涌入种植业，尤其是以农业为主要支撑的发展中国家。这就促使农民成为农业工人，丧失对土地的传统控制权。虽然产业扩张确实增加了农村人口就业机会，但是劳动条件却不尽人意，劳动安全难以保证。
除了对农村本地的影响，生物燃料生产也打乱了粮食生产和供应。因为主要粮食作物既可以供人食用也可成为生产原料，因此全球粮食价格随需求大增而屡创新高。生产者虽可从中获利，但那些农村和城市的低收入者无法负担充足食物费用，恶化了全球粮食安全状态。
1.3由生物燃料产业扩张引起的南北关系变化
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可获土地数量较高、原料价格较低、劳动力成本低廉，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生产生物燃料。主要消费者却是发达国家，即便全球产量不断提高也无法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目标，进口需求便产生了。于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签订了许多相关贸易协定。这种供求关系的发生本应带来全球双赢局面，但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大规模扩张却给自身带来了巨大挑战，包括森林退化、土地冲突、传统耕种方式的遗失等等。
发展中国家是该产业发展负面影响的主要承受者，但却没有充分机会参与全球治理议程。即使参与，也只是该国的大企业，而不是那些受实际影响的大多数人，这无疑增加了北方对南方国家的控制力。
2. 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现状与评价
2.1生物燃料治理现状
国家、区域、国际已出现了应对生物燃料影响并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治理结构。
2.1.1国家生物燃料治理议程：以主要生产国为例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全球议程中的重大问题，许多国家构建了可再生能源战略，其中就包括生物燃料。使用生物燃料不仅能替代化石燃料和提高能源安全，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扩大农产品的出路和收益。在此促动下，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是颁布燃料混合国家命令、税收豁免、对农民或生产者直接支付、对进口产品适用关税壁垒。除此之外，主要生产国美国和巴西面对负面影响，也采取了有限的政策调整。
美国玉米业已饱受诟病，尤其是玉米乙醇生产：减排水平低；超大型农业公司的控制使小生产经营者无利可图；由于美国是世界玉米的主要供应者，对生物燃料的加大投入引起全球大宗食品的价格动荡。即便是这样，美国仍然一再提高燃料使用比例，要求到2017年生物燃料替代汽油消费达到20%，对加工商提供每加仑0.51美元的补贴，对进口燃料乙醇适用每加仑0.54美元的进口关税。虽然，新能源计划提倡木质纤维素乙醇技术的发展，但是美国近期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增长仍不可避免从传统生产中获得。
巴西是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产国。甘蔗乙醇转化率比玉米乙醇高。但种植园的迅猛扩张对亚马逊森林造成了负面影响；甘蔗乙醇的生产对水需求量较大；单一种植扩张也带来了严重的土地冲突。但巴西政府仍决定每年新建25个甘蔗乙醇生产厂。尽管计划逐年有所微调，但传统大型甘蔗生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
由此可见，可持续关注在美巴两国并不是最优先考虑事项。但是生物燃料净进口国和地区却对生产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更为积极的应对，主要体现在欧盟及成员国。
2.1.2区域生物燃料治理议程
欧盟生物燃料治理分为成员国个别要求和欧盟共同要求。就成员国而言，英国和荷兰生物燃料标准最为典型，因此将从英、荷、欧三个方面分析区域治理工具。
生物燃料可持续性争议包括减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壤、空气保护，土地所有权保护，劳工标准，社会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7个方面。
关于减缓气候变化，三者要求类似：首先都禁止将高碳封存土地用于原料作物的种植。英国要求温室气体减排至少为40%，每年增加5%，但性质是建议式的；荷兰规定了最低30%的强制减排，到2017年逐步增加到80%-90%；欧盟强制性要求将最低减排量提高到35%。
关于生物多样性，荷兰和欧盟都禁止将具有高生物多样性区域用于生物燃料生产；英国禁止生产毁损以上区域即允许合法生产。荷兰要求要远离高生物多样性区域5公里以上。
关于水、土壤和空气保护，三者具有区别。英国要求没有土壤退化、污染或水资源耗尽或空气污染。荷兰要求实行最佳保护实践；遵守《斯德哥尔摩农药使用公约》或国内法；禁止生产焚烧。欧盟除了就国家保护措施进行年度报告外，无具体要求。
关于土地所有权，英国要求对土地权和当地社会关系没有负面影响。荷兰要求在土地原始使用者同意下谨慎使用土地；尊重原主人传统制度。欧盟仅要求进行年度报告。
关于劳工标准，英国要求对劳工权利和工作关系没有负面影响。荷兰要求遵守《普遍人权宣言》和关于跨国公司及社会政策的国际劳工原则。欧盟除了就《国际劳工公约》的国家授权和执行进行年度报告外，没有具体的要求。
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英国和欧盟仅要求就此履行年度报告义务。荷兰要求生物燃料生产必须利于当地繁荣；要求就生产影响当地人口和利于当地经济发展进行报告。
关于粮食安全，英国仅要求检测对粮食价格的间接影响。荷兰和欧盟除了就土地使用改变形式、土地和粮食价格影响进行报告外没有具体要求。
只有满足上述标准的产品才能计入欧盟2020年运输领域可再生能源10%的强制性目标，进而才会获得市场准入好处和税收豁免、直接支付等利益。欧盟在证明产品是否符合标准的问题上采取灵活做法，即权力下放到欧委会认可的自愿性生物燃料认证制度，认可时效为五年。可见，就世界最大的生物燃料进口市场的准入而言，得到具有资格的认证制度的认证是关键。截止2011年7月，有2BSvs、Bonsucro、Greenergy、ISCC、RBSA、RSB、RTRS七个生物燃料认证制度得到了欧委会的认可，此外还有18个认证机会等待欧委会的批准。
2.1.3国际生物燃料治理议程
和生物燃料多少相关的国际协定在各个领域早已出现，例如气候、能源领域。目前虽没有针对全球生物燃料挑战专门国际协定，但国际社会已开始以以下形式展开努力：
首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能源机制（UN-Energy interagency），在其报告和研究中均已提出生物燃料问题。但是，他们的行动大多仅局限于分析和建议，并没有就其各自的领域达成国际协定。国际能源署（IEA）以及经合组织（OECD）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通过IEA生物能源部的第40工作组为生物燃料贸易认证构建了可持续性标准。
其次，新近建立的论坛和伙伴关系开始在生物燃料全球可持续发展崭露头角。最为典型的就是2005年发起的全球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该制度目的是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继续发展和商业化，支持更广泛的、符合成本效益的生物质和生物能源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生物燃料国际贸易大幅增加，2007年巴西、美国、中国、欧委会等建立了国际生物燃料论坛。
最后就是专门针对生物燃料可持续性问题成立的、新的国际倡议，采取的形式是多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圆桌会议，讨论和构建可持续性环境和社会经济标准。但覆盖产品范围各有不同，例如责任大豆圆桌会议以及意图进行普遍适用的可持续生物燃料圆桌会议（RSB）。
2.2对目前治理框架的评价
随着全球生物燃料贸易的提高，作为主要进口者的欧盟国家生物燃料治理议程对市场准入和不同可持续性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在逐步提高，甚至成为了全球治理生物燃料的风向标。但是，从欧盟和成员的可持续性标准来看，主要局限于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像是当地经济发展、公平正义以及粮食安全等与发展中国家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关注不够。而间接土地使用转化问题也被忽略掉，甚至都不存在报告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标准既适用于外国生产者也适用于欧盟国家，但制定决策时却没有主要供应国——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和他们的关注没有得到体现。
似乎国际治理议程给参与性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但也有自身弱点：
首先，不同国际生物燃料治理议程仍局限在自己业务范围内处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国家合作多集中于研究和技术发展，而不是应对扩张带来的更为严重的粮食安全影响。
其次，通过给当地提供能源生产和供给的方式来促进当地发展，这种生物燃料发展的替代模式几乎被这些治理议程所忽略，即他们主要以生物燃料贸易为预设前提而展开谈判。
第三，有些国际议程如IEA、OECD具有明显的发达国家倾向，当然会以它们的能源需求为优先考虑，因而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为导向的生产，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地需求。而全球生物能源伙伴关系也代表主要国家团体利益。甚至像RSB由多利益有关方组成的圆桌会议也不对称地给来自工业部门和发达国家的参与者更多的关注和投票权。21位RSB发起委员中仅有5位来自发展中国家，而这5位代表中有3位代表了像巴西的甘蔗联盟这样的工业团体利益。很明显利益受到主要影响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充分表达意见。
最后，现有的国际行动没有形成多层次、协调统一、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治理方式。许多国际倡议或国际行动虽然博兴，但十分分散，关注自己覆盖的争议领域，并在其框架下的国家行动仍被符合本国利益的议程所主导。这种情形实际导致生物燃料问题仍然是“无治理领域”，试想有各自利益的国家和企业一旦发生纷争，将如何公正、合理的解决争议？
3. 新多边生物燃料治理框架愿景
3.1建立新多边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的原因
目前生物燃料治理制度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层面都无法满足治理需求，建立新多边治理框架的迫切需求和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均具有重要的全球要素和关联。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就是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促动的。化石燃料的可用竭性是一个全球难题，而动荡的国际关系又是国家追求能源安全的巨大障碍。生物燃料农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又是由发达国家的消费目标促发的出口繁荣所驱动的。以上每个环节都具有“全球烙印”。
第二，生物燃料生产带来的环境影响是无法依靠个别国家得以解决的。该产业对气候变化、对水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以及对土地使用改变的累积作用都具有明显的全球关联。
第三，个别国家解决生物燃料扩张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能力有限，比如对农产品市场和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
第四，生物燃料的争论从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南北关系的特性，是以一方的主要社会、政治和环境利益为代价而使另一方获利的问题。
第五，关于生物燃料生产存在许多相互冲突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不仅需要有效的治理框架，更需要体现公平、合法性、责任性、代表性的统一治理制度。
以上各个方面均体现了建立全球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的必要性，但这里的全球性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就此进行谈判，但至少是一个与现有治理框架不同且能够反映生物燃料产业核问题的不同视角，能通过多边平台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构建的负责而合法的方式进行治理和调控。那么，这种新多边治理框架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和内核呢？
3.2新多边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的建构
3.2.1多边生物燃料治理框架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多部门、多层次和多参与者治理
生物燃料产业发展并不仅是一种能源战略，它和粮食、农业、贸易、气候和生态保护等多方面都具有重大关联，而这些领域都有各自的政策制度。因此气候谈判、可再生能源议程、全球贸易和农业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战略均涉及到了生物燃料问题。以上不同领域的各自政策必须避免冲突、寻求协调，这就需要多部门协调来应对生物燃料治理。
其次，生物燃料治理需要多层次协调。如果没有国家、当地政府以及当地生产者的协助多边框架很难成功，这也是目前国际相关治理制度的欠缺。这种协调既要体现在国际政策的成功执行上，比如认证计划的实施，也要体现在不同层面的规制活动上。
第三，不同参与者和平行决策体系间的协调也是必要的。这会减少重复劳动、避免政策冲突，比如生物燃料治理政策和WTO规则之间的冲突，多参与者治理意味着允许各种主体使用有效参与资源。
3.2.2新多边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的制度设计：趋利避害
虽然需要进一步协调不同产业部门、参与者和治理层次，但是何种制度设计才能最好发挥功能却是一个大问题。从实现的可能性出发，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
第一种，在某一类宽泛的领域建设治理制度，能源和农业领域可供选择。
在能源领域探讨生物燃料治理制度的优势是能够很容易地将该问题并入可再生能源政策；能够让业界对照其他生物能源对液态生物燃料做出评估。弱点是由于目前与能源相关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本身就十分分散，加之联合国相关机制治理权力也十分有限，新建立的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固然令人欣慰，但是像巴西、中国等这些主要生产国尚未加入，因此治理很难从全球能源制度中获得有益的制度支持；加之，如果国家将生物燃料单纯看作是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由于敏感性，将会使多边谈判变得异常艰难；最后由于生物燃料是由许多作物提炼而来，因此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也举足轻重，将其作为能源问题处理自然会导致对粮食安全、农村地区和土地政策的影响关注不够。
在农业领域处理生物燃料问题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借助FAO现有的各种制度；可使业界更加关注粮食和农村发展问题；也会从国际农业协定中最终获利。但是国际农业贸易谈判频频陷入僵局，这必将阻碍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割裂生物燃料与可再生能源政策的联系。
第二种不同的制度设计路径就是将生物燃料作为独立的焦点问题进行制度设计，而此种方式根据所设计的制度框架以生物燃料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是多个方面为治理对象分为单一框架和复合并行框架。不论是单一政策框架还是符合政策框架同样各具优、缺点：
在有效性方面，复合型平行框架更有利于不同政策工具的创新、彼此竞争和实践检验；在公平性和权力分配方面，复合平行框架更易于禁止权力集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决策中的影响力。缺点就是遵守和执行成本较高。
而单一框架由于设定的制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局限性，因此遵守和执行成本较低；所设定的单一规则更容易和像WTO这样的现有国际规则协调一致；也更易于吸收多参与者的集中关注并利用他们可提供的资源。缺点是过分支持某类参与者的风险过高；灵活性和调节性较差；由于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因此达成一致意见就更为困难。
综上，新多边生物燃料治理框架是一个开放性议题，只有把握住合理合法内核，比较各种选择路径的优缺点，在实践中逐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Patrick Lamers. International Bioenergy
Trade-A Review of Past Developments in the Liquid Biofuel Market[J].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1（11）：2655-2676.
[2] Thomas Vogelpohl. The Institutional sus-
tainability of Public-private Governance Arrangements-the Case of EU Biofuels Sustainability Regulation[C].The Lund Conference on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Berlin 2012.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动能中国治理方案逆全球化
一、“一带一路”取得重要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三年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效果超出预期。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和参与意愿，有30多个国家（地区）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有20多个国家（地区）和中国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也正在落地。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为目前面临挑战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与复苏提供了动力。
与TPP和TTIP不同，中国方案核心竞争力有三：
合作机制灵活务实。“一带一路”是倡议，不需另起炉灶。依托现有平台和机制，与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合作可长期可短期，可双边可多边，不拘泥于形式，只要有故事了，有剧本了，就开始讲，开始唱，在路边唱，还是搭台子唱不限，项目不分大小，国家不分贫富强弱，体现了“一带一路”开放平等灵活务实的合作精神。从项目选择看，规划先行，既考虑到技术先进性也考虑项目的可承受力，减少盲目性。
实质重于形式。不预设议题，不预先搭台，关注彼此核心利益和诉求，在现实中挖掘合作项目，解决实际问题。TPP先搭好台，形式在先。美国治理模式有主摹⑸舷隆⑶资柚分，制度本身隐藏了强者对资源的掠夺。TPP范式有门槛，有门第观念，时常戴有色眼镜，形式上就会屏蔽掉发展中国家亟需合作的某些议题，也忽视了美国不同阶层的核心利益和诉求，孕育了其内部不平等非均衡土壤。逆全球化的根源国内国际都源自利益结构失衡。
国家信用。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开展国际合作，为全球化注入一股清流，对“逆全球化”起到了抑制作用，累积了中国国家信用，提升了竞争力和号召力。回顾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轨迹，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尤其是作为领头羊的国家，必须有良好的国家信用，没有国家信用无从谈号召力。此外，担当领头羊的国家的政策预期要有稳定性，除了考虑自身利益，还要关注和平衡悠关方利益。世界是通的，独行快，众行远。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有可能富裕更多人，但要看谁主导，如何推动。“逆全球化”反的就是把全球配置资源转变成了富裕少数人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实事求是解决发展问题，成为一张中国国家名片。
二、“一带一路”持续释放国际合作动能
“一带一路”通过资本和产能走出去，打破亚太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贸易的隔离和碎片化倾向，重塑贸易市场和生产网络，填补全球贸易规则的缺失部分。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态势未变。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根据世行数据，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1979―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2%提高到93%，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15年我国占世界经济比重达148%，同年美国、日本、印度占世界经济比重分别为244%、56%、28%。2016年10月世行预测数，2016我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为151%，同年，美国、日本和印度占世界经济比重分别为247%、55%、29%。中国内需不断扩大和升级为世界提供广阔市场。“十三五”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望提高30%左右，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将实现全部脱贫。2015年，我国较高收入人群占城镇人口的20%，总人数超过15亿，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万美元左右，这部分人的总消费能力相当于多个中等国家之和，他们的购买力投放到哪里，就会带动市场繁荣。“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货物贸易进口规模有望达到9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规模将超过2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规模巨大且日臻成熟的市场将为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商机。目前，“一带一路”国家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只有13%，据测算，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十年总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未来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达70%。以中高速平稳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仍将是推动21世纪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
中国实力转化为国际贸易增长体系的雏形正在形成。贸易投资圈。“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2012年达到345%，远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世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65个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间，“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产业转移圈。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技术水平呈梯次结构，可以匹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技术水平、资金承受力等需求。未来5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构筑以我国为首的区域生产网络，打破贸易隔离和市场碎片化现状，促进区内贸易和经济增长，提升合作水平。立体发展圈。“一带一路”建设将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联系和整合，加快我国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将西部地区、珠三角和东南亚地区横向地连在一起，以跨境大通道、大市场、大流通促进区域贸易合作，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区域产业发展新布局。
中国已经是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要成员之一。近年来，多边、诸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如火如荼。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取得了“巴厘一揽子协定”的可喜成果。服务贸易协定、信息技术协定和政府采购协定发起并推动了具体领域的贸易自由化。TPP、TTIP和RCEP等巨型贸易协定出现，反应了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发展态势。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使得各类贸易谈判的首要议题还是贸易促进增长问题，制定包容性贸易规则，形成多个层次和多种类型的贸易协定谈判将是未来推进贸易一体化的方向。正在进行的中美BIT、中欧BIT谈判，均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经贸谈判。中国发起建立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人民币纳入IMF的SDR篮子，反映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规则重构的努力。中国积极支持东盟主导的RCEP，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已签协议的自贸区13个，正在谈判的自贸区9个，正在研究的自贸区6个，在全球治理上积极作为。“一带一路”不限于沿线的65个国家，也不限于WTO成员，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顺应经济发展现实，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和中小企业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非WTO成员参与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顺势而为必有作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令TPP和TTIP受阻，欧美推动的国际合作在1-2年内可能遇冷，美国范式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但全球化大势不会逆转。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性措施虽然可能是临时的，且有针对性的，但也给中国支持的RCEP、积极推动的亚太自贸区带来不确定性。相反，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协商，而非一定谈判，谋求包容均衡发展，将挖掘项目发现需求的过程，做成了民心相通、增进信任的暖心工程，具有吸引力和可持续性。
三、“一带一路”正在践行中国治理方案
面对当前的国际合作形势，“一带一路”贵在速度，成在质量，实在民间。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先行。“一带一路”要建成一个个面包工程，还需要有一套基于尊重多方法律文化基础上的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确保正向累积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信用。建议及早研究在中国杭州设立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填补多边机制空白。
平等协商，加强战略对接。一是跟踪研究区域大国发展战略走势。特朗普政府收缩美国在全球多边机制中的作用留出了真空区，区域大国在地区如何发挥作用尚待观察。地区小国内部稳定变数增多。小国适应了美国治下的和平，对如何自治和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存在恐慌，国内稳定将面临挑战。二是构建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注重充分发挥现有的双边机制作用，国内各部门应有组织地与沿线国家相关部门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实施。三是对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可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或协议，确定合作领域、项目、投资主体等内容，建设一批示范项目。四是注重新老机制协调。充分利用并协调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与东盟“10+1”、RCEP等机制，协商“一带一路”下的双边、区域、多边合作框架，总结实践经验及合作特色。
合作共建，提升产业竞争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产能转移更多着眼于更低端的周边发展中国家，产能承接着眼于新兴国家，产能协同与产业创新着眼于发达国家。有进有出可以避免美国在上一轮全球化中制造业空心化，就业率下降衍生出的逆全球化倾向。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合作，就是将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服务的本地化，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链走出去。一些缺少法律的国家，帮助制定法律也是合作的重要内容。建立完善服务支撑体系十分必要。一是强化投行、信托、企业管理、法律、审计、咨询与调查等商务服务业对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二是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将“一带一路”做成亲民暖心工程。“一带一路”不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纯粹的独立的商业行为，也不是传统的国家援助。需要各界人员广泛参与，信息服务十分重要。三是利用全球华人网络，储备国际化人才，搭好“人桥”。保护好海外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将台胞和台企纳入领事保护，并做出特别安排。
优化环境，扶持中小企业成长。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就业和科技创新的生力军。APEC地区95%的企业为中小企业，总计雇佣了当地80%的劳动力，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30%―60%和整个出口的35%，为APEC各经济体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重视信息分享。建议设立或保持公开的中小企业专用的信息在线网站，以便利中小企业通过该网站获取利用FTA等相关信息。二是建立商务人员培训机制，为提高中小企业利用FTA提供传导机制。从中国已经签订的FTA的运行效果看，FTA优惠条款利用率低的问题相当突出。三是建立中小企业委员会。协助各成员国的中小企业有效利用签署协议的商业机会。交流和讨论各成员国的经验和最佳做法。四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优化金融服务，为中小企业走出去加油促燃。针对合作区、外向型产业集群、上下游产业链、商圈等开发批量贷款、授信保障等专属金融产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专项资金。制定差别化信贷政策。试点利用跨境人民币贷款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