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20 14:58: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生态博物馆概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生态博物馆是为外国人为适应外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提出来的，18世纪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污染、破坏也接踵而来，为保护人类仅存不多的遗产而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其“生态”的涵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被选做生态博物馆的地方都是生态（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保持得较好的，意在通过这样一种博物馆的方式使该区域得以保持它的原始面貌。生态博物馆是广义的博物馆的一种，不同的是以各种文物的展陈研究为主要的保护方式，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
贵州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区具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一座生态环境保护得最完整的典型的布依族村寨。全村总面积为38平方公里，178户，620人，95%以上为布依族，是一处“梯田连白云，沃土遍平川”的“世外桃源”。错落有致的石板屋，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以及布依族古朴而独特的文化习俗……简直就是一个人类原始社会的“活化石”。如今，这一“活化石”被以生态博物馆的名义保护起来之后，生活于内的居民不在如刚建馆时那般热情洋溢，反而多了几分无奈。
一、生活方式
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之所以会以博物馆的方式来保护，与镇山的自身条件有关。所谓的自身条件就是镇山具有的保护得较好的自然环境、民族异俗、原始的经济状态、生活方式、欠发达的社会环境等等。
1999年镇山作为生态博物馆被省际国家和挪威合作建立博物馆保护区以来，生活于其中的布依族人民依据当地独特的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接待游客，来到此地的游客无不为镇山古朴的民风和奇艺的民族习俗所吸引：石板小路、石板院落、石板寨门、石板屋壁、石板房顶，四合院、三合院；民族风情浓郁，习俗古朴、传统节日主要有“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布依族歌会”等，其中“六月六布依族歌会”是镇山布依族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之一；有蜡染、布依族头饰、布依族服饰、绣片、唢呐、鼓、敬酒歌等，敬酒歌歌词优美、内容丰富、语调优美，听后让人回味无穷；传统酿造的米酒、阴包谷、阴辣椒、血豆腐、腊肉等，饮食文化丰富，独具一格。有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还能穿上精致的布依族服装体验一把布依族人民的生活。勤劳致富，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原来男耕女织，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也随着人民钱包的鼓起已有所改变，或正在改变，准备改变。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在生态博物馆保护区内的居民来说，改变和生态博物馆建立的初衷有悖。
条件改善了，就有了提高的需求。住石板屋的人们可能就会不满足于这样的现状，想盖楼房；穿粗布麻衣、蜡染衣服的都是老人，年轻人可能有了追赶潮流的想法，不愿意再穿传统服饰；有了钱，可以去旅游，或在城里买房，不再一年四季的呆在馆区……许许多多常人看来的很平常的想法、行为在生态博物馆这个社区里其实是很难得以实现的。总之，生态博物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矛盾出来了。社区居民都追求现代化了，成了和城里人一样，那谁还来生态博物馆？自然，它也就不是生态博物馆了。
二、管理方式
贵州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和挪威王国的一个文化合作项目，是继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六枝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后建成开馆的又一生态博物馆。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合作项目，镇山受到的国际管理者的影响虽然没有像六枝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大，社会的关注以及争论也没有那么激烈，但引起了一些思考。
生态博物馆集展出与保护于一体，它展出的是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以及人们创造的文化、习俗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它的建立也在是在考察、论证的有理论支持的基础之上，在一开始，它就有一套完整的成熟或比较成熟的理论方法。怎样管理，要结合理论和实践后遇见的状况而及时调整。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有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但也相应的存在有一些问题。
生活在其中的社区居民是最了解他们世世代代所居住的地方的。在外来因素还没有闯入、干预这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方之前，他们祖祖辈辈都是一直这样生活。自己管自己，或是有声望的老者凭借道德的高尚管理众人，生活自在，不受拘束。突然有一天所谓的政府、国家要来破换这既定的程序，而且还带了一点强制力，这无疑是需要时间接受的。接受之后呢？遵守。什么不能干，什么必须干，什么可以干，都是有规定的，和传统的一切都不一样了。或者，利用一个隐形的、潜在的坏结果从潜意识里制止不希望出现的行为。其实，这样的管理方式是有问题的。生态博物馆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在保护的方式、管理的方式的问题上，虽然已经过去了40余年，还有待改进。
三、理念和现实
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是以生态学为基础，以特定地域某一特定群体的全部文化内涵为展示内容.与传统博物馆相比，其最明显的创新在于，它以社区为基础，以就地保护的方式进行原生态状况下的“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它不仅包括着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而且对原住民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不可否认的是，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建立，确实对保护文化遗产是有一定作用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社区居民的经济。这种方式、理念也启发了人们的思维，向人们展示了镇山的魅力，宣传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内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是与建立的初衷相符的，也应该看到与初衷相悖的情况。
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从199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颁文公布为民族文化保护村，到1994年批准在此建立贵州镇山露天民俗博物馆，1995年贵州省将其公布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至1999年决定建立贵州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已完成了对镇山武庙的加固维、石板至镇山的道路黑色化改造、停车场、码头的修建等配套设施建设。一系列的为旅游而建的设施早已破坏了这个外国人眼中与世隔绝的地方。过度开发、过度消费的传统文化、民族异俗，以及随之而来的、免不了的文化传统的破坏，至今天，其实已经破坏了一部分，只是当地的人们还沉浸在经济效益的狂欢中而不自知。今后生态博物馆的出路何在？社区居民的出路何在？这是面临的问题。
说要保护的生态博物馆，破坏的还是这种方式，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怪圈。在保护、利用之间难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至少，目前是这样的。有人说这是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悖论，无论对与不对，面对问题是必须的。
如今，再追问孰对孰错已经没有意义，从生态博物馆出现的那天起，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等着后人去解决。无论保护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都是为“人”服务的，具体的操作部分还有待实践探讨。
参考文献：
[1]贵州生态博物馆纪实 胡朝相 中央名族大学出版社 2011.
[2]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生态博物馆模式 陈燕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
关键词：文化遗产 ；生态博物馆 ；原生态环境保护
Abstract：Challeng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s a new idea of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ecomuseums are introduced and applied into areas of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useums. The inner difference between ideas of ecomuseums and traditional one is that ecomuseum emphasizes the protection within the places where culture developed and management by local people, thus offering an organic protection of origin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heritage. By reviewing foreign literatures on idea of ecomuseums, combining with effective civil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ecomuseums, this essay will clarify the modern signification of ecomuseums construction and bring out some thoughts o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musems. I hope this essay can be helpf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museums.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ecomuseums；Origi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G1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3-4（8）
3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当代意义
我国生态博物馆从传统博物馆中走出来，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了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性，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在我国博物馆界得以传播的背景是，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先进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也开始在我国重演，并且有越来越突出的表现，因此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日益为我国社会各界所关注，于是我国博物馆界开始关注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开始萌芽，到20世纪90年代，结合引进国际保护文化遗产的理论和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这一时期我国博物馆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当时我国博物馆已经发展到1000多座，博物馆界也迫切需要寻找扩大保护文化遗产，更加有效服务社会的新形式。“生态博物馆就是一种补偿传统博物馆缺陷的新形式”。生态博物馆的方法不是要增加一座新的博物馆，而是要使整个社区和它的周围环境一起构成场所型的生态博物馆。在生态博物馆的范围中，可能有若干个自然村，还可能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包括同一“文化色块”的更广阔的区域。
目前，一些民族村寨的建设与发展，更多面向的是旅游者而不是当地民众，在很多旅游经营者看来，满足游客需求，加强景区管理，是头等大事，而如何满足居民需求，完善社区管理，似乎并不重要。有些地方为了降低管理难度，干脆将居民全部或者部分搬迁到新村居住，白天再让其回到古村镇工作，彻底将古村镇变成一个提供‘真实建筑，虚假生活’的主题公园” 。新的项目主要功能是为旅游服务，理所当然以赢利为目的，缺少民族传统文化的真实性，掺杂其间的伪民俗却十分丰富。在这些所谓的“民族村”、“民族风情村”里，缺少对本地文化与自然资源价值的准确认识，盲目开发甚至进行破坏性开发的行为突出，既违反民族建筑传统，又影响生态环境的大体量豪华客栈越来越多，不少旅游接待设施按照城市建设模式，装修滥用瓷砖、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而逐渐失去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同时，对旅游从业人员更是缺少必要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以及“负责任旅游”、“可持续旅游”方面的培训，不少导游在讲解中存在较大随意性，迎合参观者的喜好任意编造讲解内容；原生态文化标签随意贴在来自各地的旅游商品上，鱼龙混杂，缺少本地特色；文字影像方面的旅游产品更是缺乏权威性，漏洞百出，严重影响民族村寨温馨平和的文化氛围，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伤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断地悄然消失。
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还始终存在着民族民间可移动文物和手工艺品流失的问题。一方面，是民族民间文物的非法贩运，这是目前国际间文化遗产保护的难题之一，在我国生态博物馆中同样存在，当旅游者，特别是一些外国收藏家或者文物贩子来到民族村寨，往往会设法购买当地民众的祖传物品，使得尚处于贫困状态的村寨居民很难长期抵御这一诱惑，最终使这些精美的民族民间文物离开了文化原生地，甚至流落异国他乡。与此同时，国外一些国家和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大量采集、收购珍贵的民族民间文物，甚至挨家串户抢购民族民间文物，连当地民众正在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也在劫难逃，进一步造成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严重流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为了满足家人或本地居民的需求而制作的手工艺品或生活用品，包含着使用功能、文化象征、精神寄托、场景装饰等综合意义。但是，当外地旅游者购买这些手工艺品或民族生活用品时，仅仅被看作是纪念品、礼品或展品，必然全部或部分失去原有的真正功能。随着旅游市场的需求增长，这些手工艺品变成了批量生产的产品，用典型的样式销售给旅游者，同时往往在当地民众之间产生竞争，使成为产品的传统工艺品逐渐失去了文化含义，质量也变得粗糙，降低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声誉。同时，当地从事手工艺品制作的民众也因此而受到剥削，因为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相比，销售价格过于便宜。
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为出发点，而且这种保护是整体保护、原地保护、自我保护及发展中保护相结合的一项系统工程。生态博物馆“至今已历经30来年，并在不少国家都可发现它的顽强实践。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并不是如创建者和支持者们期待的那样，拥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局面的出现，反而是在争议和艰难的实践中起伏” 。在我国诞生的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建馆至今也已经有1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初建时的兴盛阶段，目前正在步入艰难的巩固与提高阶段。“保护的难度就在于我们企图让这一‘活化石’在现代‘污染’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中接近“原生态”地活下去”。 迄今为止，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大多选择了民族文化极为丰厚，居民生活却极为贫困的古老民族村寨，脱贫几乎是每一个民族村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从一开始，这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就承担着社区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重任。“当一个长时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村寨，突然间向世界开放时，来自世界上高度发展的社会和技术的交流，以及文化影响的涌入会造成什么结果，这是生态博物馆研究应解决的关键问题” 。生态博物馆既要考虑社会公众意识与整体利益，也要考虑区域内民众的现实需求，而采取适当的支持与补偿措施。
目前，我国所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一般来说，均是当地政府根据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给予热情支持，以及专家学者根据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给予热情指导的产物。民族村寨是当地民众的家园，当地民众希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有利于改善自己贫困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往往也能够积极参与。由于有政府、专家和民众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就具备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基本条件。但是，目前在这三个方面的积极性之中，当地政府和专家是主导力量，当地民众则往往是被指导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的正确理念，也不知道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前景如何，他们仍然把精力放在各自家庭的现实生计问题上，而在文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上保持沉默，任由“有知识”的外来人所把握和决策。对此海先生指出，“我不得不说，事实上外来力量成了村寨文化的人，村民则从事实上的主人变成了名义上的主人，没有外来力量的进入，就不可能有生态博物馆，这是事实。也许别的国家不是这样，但中国是这样。在中国建立一个生态博物馆并不难，而巩固它比建立它就难多了。因为建立它是政府和专家的行为，而巩固它只有文化主导权回归到村民手中，村民从名义上的主人回归到事实上的主人时，生态博物馆才得以巩固”
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由政府和专家包办代替，只有被保护对象认识到自身所创造的文化价值和保护的必要性时，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只有被当地民众认同的、认可的文化遗产，才能进行有效的传承。而各级政府的责任是服务、组织和协调，制定相关政策；学者、专家、志愿者的作用是研究、指导和支持。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让当地民众缺位，应由农村社区里的民众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因为村庄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由他们参与。“文化不是血缘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是要传承的”。因此，生态博物馆应该强调，让拥有某种文化遗产的主体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才能有效地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H.弗里曼（H.Friman）指出“我们工作的动力源自生态博物馆背后的哲学理念，即一个地方或一个区域连同其所有的物品是一种文化财产。这里所说的财产与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无关”。 然而要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关键要使文化遗产的主体在心理上实现对于本民族、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于自身传统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升华，这种文化认同心理，才是当地民众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不竭动力，从而实现生态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在我国古老民族村寨中建立生态博物馆，无论对于农村社区，还是村庄民众来说，都是一种超前的行为，要使生态博物馆得到巩固和发展，当地社区和民众都必须超越自己的固有观念和能力。任何一种先进理念和由此催生的新生事物，只有和现实的需求相契合才能具有生命力。生态博物馆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接过程中，最容易实现的是技术层面的对接，例如记录、维护、保存文化遗存，建立信息资料中心等，这些可以通过借鉴传统博物馆的已有做法，结合当地实际来完成。但是，社区民众对于自己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识，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目的，是否与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目标相一致，则是生态博物馆在理想和现实的对接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在于文化遗产的原生地保护，并且由文化的主人保护自己。但是，在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文化阶段。从文化回归到文化自主，社区民众需要“经过三个文化的递升的层面。这就是利益驱动层面，情感驱动层面和知识驱动层面”。当地民众保护自己文化的动力来自于利益的驱动，也来自于对自己文化的天然感情，但是，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往往缺乏科学认识。这三个层面都需要提高，而且将是一个长期的提高过程。
文化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处于永恒的变迁过程之中，所有历史积淀的传统都将经过今天的变化而形成新的传统，并成为明天变化的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任何“静态地”保护民族文化的愿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可能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全盘保护下来，特别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因此，只能对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估，重点选择那些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的“活态文化”；那些各民族自我推崇、自我评价较高的文化内容；那些对内能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文化内容；那些对外能代表民族形象、促进民族发展的文化内容；那些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内容；那些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容；那些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文化内容；那些有利于家庭、邻里、人际关系和睦的文化内容。还要特别关注特色鲜明，内涵丰富，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传承危机和容易消亡的少数民族文化，即将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最能体现其民族特征的、最符合时代要求的、最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要素保护下来。
4生态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生态博物馆所保护的不是单体的文物，也不仅仅是古老的建筑，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一个活态的文化肌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从简单的收集、整理、展示，到在文化的原生地系统全面的保存、展示和传承，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实践上的一次飞跃。“生态博物馆运动让博物馆工作者不得不再次审视博物馆的性质、任务和职能，不得不重新思考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不得不思考博物馆生存的意义，不得不思考博物馆发展的社会条件” 。生态博物馆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现实需求，是时代的召唤。虽然，目前各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均属于具有开创性实践中的正常现象。对于我国生态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给予更多的宽容，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使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更加符合国情，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建设道路，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理论体系。“博物馆的方法是在不断创新之中，我们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 。但是，人们已经通过实践，看到生态博物馆在延续乡村文化景观、保存珍贵文化记忆、提升民众文化自觉、保障民众主体地位、推动社区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各界合作、扩大社区文化传播和完善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生态博物馆延续乡村文化景观。乡村文化景观的价值最早在建筑、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领域中得以发现和应用。同时专家学者们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角度对乡村文化景观进行了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景观是最接近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是最理想的人居环境，而生态博物馆关注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保护。生态博物馆提供了最丰富的原址展示，既包括山脉、河流、森林、草地等人们生存所依赖的自然条件，也包括居住建筑、文物古迹、传统节日和民间习俗等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环境。生态博物馆更大的展示空间在有形的博物馆建筑之外，其规划把整个文化社区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场景都纳入保护视野，除了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寺庙、戏台、民居等古老建筑被精心保护外，传统的磨坊、酿酒作坊、打铁作坊、甚至过去烧炭的土窑、饮用的水井等，都作为乡村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而保留下来，而且自然村寨周围和谐的生态氛围，依山傍水，植被良好，同样是生态博物馆的组成部分。生态博物馆是在文化的原生地保护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对乡村文化景观更强调整体保护，其保护范围涵盖整个文化社区，力求避免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千镇一面”、“万村一面”的悲剧重演。
农村社区与周围环境生态意义上的平衡，是乡村文化景观保护的前提条件。同时，生态博物馆因人的生活而存在，是活态的文化景观，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因此生态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应重视过程，不能把现在变成过去，把活态变成静态。生态博物馆能够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关键在于它是“活态的”、“动态的”。生态博物馆中的文化遗产拥有生命，它们与村庄民众休戚相关，或是以村庄民众为传承载体，因而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性。生态博物馆的时间是现实的。现实的时间是历史时间的延绵，即不能在某一时段断裂，截然分成过去和现在。“因此，生态博物馆的时间是有历史延续性的，从历史中来，现在进行着，又流向未来。不要因为它继承了历史便判定它是过去的，这种能看得见的历史与传统正是现实的体现，是在现实中折射出的历史”。生态博物馆中的农村社区和乡土建筑既是从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也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并将继续传承下去。“生态博物馆的时空确实有其独特性，即生态博物馆空间的形式与内容都是现在的”。即现址与现实构建的时空是生态博物馆的时空。 生态博物馆对特定区域实行整体保护，所表现的不是冻结在某一时间的事物，更不是将乡村文化景观永久“冻结”，而是在动态发展中实现保护和延续。
生态博物馆保存珍贵文化记忆。博物馆是征集、收藏、研究、保护、展示、传播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的文化机构，生态博物馆作为新兴的博物馆形态，也并不能改变其与传统博物馆同样的本质。但是，与传统博物馆相比，生态博物馆寻求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在文化原生的土地上，伴随着当地民众的参与，强调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整体性，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展示的功能发挥。当前，国际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加速发展，传统文化逐渐消退。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博物馆的职责是保护和展示文化多样性，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充满活力，使非主流文化也能够获得充分有效的生存空间。在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过程中，应努力为未来世代留下更多文化记忆的物证，因此，生态博物馆的首要任务是文化记忆的保存，活态文化的传承，对所有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应予以科学的纪录，妥善的保护。在我国，还有很多经济相对落后，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离的民族村寨，由于封闭，这些民族村寨保留着多种多样的传统文化，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这些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它们仍然“活态”地存在于原生环境之中。因此，在这些正在摆脱贫困的民族村寨中建立生态博物馆，就是要唤起和帮助村庄民众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
生态博物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不是局限于某个农村社区建造的有形博物馆，而是通过将农村社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进行一体化整体保护、展示与传承，而创建的“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是将农村社区的各种文化遗产保留在创造和发展它们的地方，让当地社区始终拥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在农村社区“村庄处处是展品，家家是博物馆”。为此，生态博物馆应制订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规划，制定社区保护管理规章，设立社区文化保护基金；建立以资料信息中心为基地的研究机构，指导年轻的村民掌握信息记录技能，并带领他们开展文化记忆工程；指导当地民众用本民族的语言记录自己村寨的口碑历史和传说，通过采访村寨老者，录制长期保存的音像资料，建立“文化记忆数据库”；充分鼓励区域内民族手工艺人、民间艺术家、乡土作家等继续发挥特长，建立民族民间艺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培养文化传承人。生态博物馆及其所属的资料信息中心，应为居住于此的社区民众集体所有，为他们提供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平台，而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解释由当地民众完成，使生态博物馆及其所属的资料信息中心对当地民众具有感召力和亲和力，而不是被看成是为了吸引外来游客的旅游基础设施，为生态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生态博物馆提升民众文化自觉。把文化遗产保护推向文化原生地，并且由文化的主人自己保护自己的文化，是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海先生指出：“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可能要经过一个学者的文化阶段，但是最终必须发展到当地人们的文化自觉，才能够说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因为文化是与所有生活在文化之中的人有关的，文化是动态发展的” 。对农村社区来说，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增强自我文化认同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工具，不仅要帮助当地民众正确理解生态博物馆，更迫切的是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文化，认识身边的文化遗产。当地民众只有科学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才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更加关心社区的前途和长远利益。生态博物馆可以更加有效地使当地民众坚信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自我价值，使他们能够在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熟悉自己，也将通过了解当地的历史，渐渐地欣赏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在当今世界上的原汁原味，进而支持采取生态博物馆的形式，帮助他们揭示和肯定自我的潜力和方向。同时，农村社区需要“乡规民约”的保护。古往今来，历史村落的形成、保护、发展得益于当地民众自觉严格遵守乡规民约。在保护形势更为严峻的今天，更需要确立深入人心的乡规民约，进而落实一系列法律规章的保护措施。
建立生态博物馆，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培训阶段，当地政府和专家学者的责任在于帮助农村社区和当地民众，从文化自在上升到文化自觉。社区民众不应该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专家学者的知识传授，而是要在生态博物馆的各项活动中承担重要角色，与当地政府和专家学者平等地共同讨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事宜。生态博物馆的责任者和指导者，应该尽可能多地由当地社区有责任心的人士承担，树立当地民众文化主人意识，培养他们对农村社区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使他们对社区文化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满怀热情和坚定信心。通过生态博物馆，社区民众可以看到自己，认识自己，学会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树立自己的文化尊严。同时，使社区民众认识到自己身边就有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它们并不仅仅是私人财产或家族财产，而是关系民族文化延续的社区共同财富。在外来的强势文化面前，如果当地民众对社区文化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在认识上达到科学的高度，在情感上达到珍惜的程度，社区文化就会变得坚强，就会具有抵抗力。总之，生态博物馆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当地居民对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的态度。只有当地居民达到高度文化自觉，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长久的保护和传承，并为自己的文化和身边的文化遗产感到光荣、自豪和骄傲。
生态博物馆保障民众主体地位。在近现代公共博物馆发展的初期，博物馆与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渐行渐远，这种局面并不符合博物馆工作者的初衷和意愿。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为博物馆回归社会公众开辟了新的道路。关注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激发广大民众的创造力，增强广大民众的发展能力，努力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这就是生态博物馆给人们的有益启迪。考察我国已经创建的各地生态博物馆实例不难发现，它们大多兴建于弱势群体的聚集地，因此生态博物馆的重要任务不仅仅是揭示自然资源与人文环境的相互关联，更重要的是社区居民的主动与积极参与。生态博物馆不是一般的文化机构，而是为农村社区建立的，以社区民众自主保护为特征的文化机构。不尊重社区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不实现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应允许并鼓励社区公众参与各项活动。生态博物馆的各项活动，首先要符合当地民众的传统习俗，不但要尊重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而且要使每一位外来访问者或合作者，尊重农村社区传统文化和当地民众文化情感的意识。例如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就成立了包括社区12个民族村寨的寨老在内的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生态博物馆的日常运作和管理，并协助开展民族村寨的原状保护，协助管理民族村寨内的有关演出活动。
村庄民众是文化的真正主人。虽然在生态博物馆创建阶段、培训阶段，当地政府与专家学者一度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只有当主导地位转换到当地民众的手中时，生态博物馆的价值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来，从当地民众眼中看到的世界，才是思考发展问题的基础和应有视野，而树立广大民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是生态博物馆最应该加以关注和提倡的。特别重要的是生态博物馆应该成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使当地民众对生态博物馆发展具有感情和负有责任。从这个层面上讲，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思想便是农村社区的广泛参与和当地民众的积极互动，核心理念则是对特殊区域、特定文化的整体性保护。当地民众是否能够切实加入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来，是否能够成为社区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要力量，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态博物馆事业的成败。任何越俎代庖都无济于事，因为创造社区文化、拥有社区文化、享受社区文化、传承社区文化的是当地民众自己，而不是别人。只有尊重当地民众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只有当地民众充分认识自身文化的价值，才能勇敢捍卫自己社区的文化遗产；只有当地民众科学理性地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才能满怀信心地创造社区的美好未来和自己的美好生活。
生态博物馆推动社区经济发展。生态博物馆不是静态地展示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社会形态的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无权阻止农村社区的持续发展。当一个农村社区或民族村寨进入生态博物馆时，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专家学者，以及过往参观者、项目合作者都必须认识到，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凝固其中文化和自然遗产与社区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权阻止当地社区为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努力，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当地民众拥有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权力。就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众多生态博物馆而言，虽然当地社区传统文化均十分独特和丰富，但是社区民众的生活却十分贫困。生态博物馆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保护贫穷与落后。一个贫穷与落后的农村社区，在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可能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贫穷和自卑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当人们只看到社区文化的经济价值，反而会加速文化遗产消亡。只有社区民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生活逐渐富裕，才能提高对社区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才能增强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性。既不应喜新厌旧，也不应厚古薄今。应充分尊重时间维度中的文化，应在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中坚持以人为本。
针对生态博物馆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中涉及到的民生问题，应有冷静而客观的思考。如果没有对于民生问题的深入思考，如果对于社区民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熟视无睹，那么当地民众作为文化资源的拥有者，必然会对仅以保护为目标的生态博物馆，产生抵触情绪。鉴于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各级政府在政策导向、资金投入、技术保障和资源整合等方面，对生态博物馆所在地加大支持力度。虽然生态博物馆没有能力解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也不能大包大揽，但是，在不损害当地社区文化价值和当地民众文化权益的基础上，必须努力提高社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则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应有内容。必须通过保护改善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让绝大多数社区民众在保护中得到实惠。例如在生态博物馆建设的过程中，带来当地民众盼望已久的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视、通电话等，成为提高农村社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完全符合社区民众的意愿。在生态博物馆中经济生活的改变是正常的改变，文化生活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发展。事实证明，文化虽然可以相对独立于经济，但文化发展最终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生态博物馆必须为促进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的使命，使生态博物馆成为促进农村社区和谐发展的积极力量，成为提高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的积极力量。
生态博物馆促进社会各界合作。生态博物馆建设要以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目前，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为专家学者深入了解、研究和挖掘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提供了一个活态的基地。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通过生态博物馆这种形式得以搜集、保护、展示，受到了国内外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民俗学者等科学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和欢迎，一批批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生态博物馆的工作对象是复杂的，特定区域的社区文化与社区民众、社区发展的关系，其内容从横向看，既包含乡村文化景观、文化与自然遗产等有形存在，也包括语言、规则、信念、行为、人际关系和人地关系等无形存在，还包含社区民众对待自己的文化和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评价状况等；从纵向看，则包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态博物馆的知识基础，更倾向于研究复杂系统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生态博物馆注重同时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社会多元因素参与生态博物馆的各类项目；鼓励跨学科、跨行业、跨系统、跨领域的各方面专家参与合作；鼓励运用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解读生态博物馆所在社区的文化深层结构，构建生态博物馆的创新理论。
近年来，广西将民族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建成联合体，以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力量帮助新建10座生态博物馆，帮助这些生态博物馆研究和保护他们的原始文化和开展对外展示，形成了民族博物馆的科研力量和社区民众之间的互动互益体制。生态博物馆同时成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科研基地。自从生态博物馆诞生以来，就始终离不开传统博物馆的帮助和博物馆学者的指导，而广西民族博物馆直接与生态博物馆结盟，则是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中一种新的探索。同时，这也是中国传统博物馆与文化原生地接近的一种努力。广西民族博物馆的专家介入到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来，以科学的方法、专业的视野对“活态文化”标本进行科学研究，再把研究成果以通俗的方式传授给当地民众，在专家学者与当地民众之间建立起不断互动的机制，其结果不仅直接提升了当地民众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认识，而且提高了民众保护的自觉性，并有利于当地专业人才的培育。在选择生态博物馆的研究课题，策划更广泛的合作项目时，首先要深层次理解生态博物馆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内涵，融会贯通地加以挖掘、提炼，实现标准化与特色化，在生态博物馆内不同空间层次与不同区域的完美融合，体现文化景观的原生态活力。同时，在合作过程中，关注社区民众的文化需求和生态伦理，使现代技术得到妥善而恰当的运用，从而达到保持生态博物馆文化特色与完善功能的双重目的。
生态博物馆扩大社区文化传播。生态博物馆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旨在向参观者表现全部的文化信息，因此，向外界展示和善待参观者是生态博物馆的重要课题。现代人对于乡村文化景观的依恋可以追溯到观光农业的兴起，自然村寨的旅游吸引力则与逆城市化的价值认同相适应，而生态博物馆以其特有的方式慰抚着人们怀旧和思乡情结。将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多彩的民族风情完美结合的生态博物馆，是所在地文化旅游发展的基础。“但是生态博物馆不仅仅提供了一种怀旧的工具，一面仅仅反映过去的镜子。他们应当是窗口，今天真正向世界开放的窗口。生态博物馆必须帮助社区面对他们已经失去的东西和正在失去的东西，向世界开放，并准备着自己的未来” 。由于生态博物馆中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直观的和谐关系，因此在研究和观赏方面极具吸引力。生态博物馆强调民族特色和地方感觉，其价值和意义正在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生活在农村社区中的民众，结合生活和生产实践，创造了世代沿袭的住居环境和生活方式，与城市社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必然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与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参观者带来不同文化，开阔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眼界，通过各种方式的接触和交流，当地民众也在逐渐了解外面的世界。
生态博物馆不是明确划定界线的保护地，不是普通的社区公园，而是一个“活着的”农村社区，具有流动的边界区域。生态博物馆不局限于单一的文物景点，而是给参观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情境，使之充满一种历史文化的魅力，民间民俗的魅力。生态博物馆不能将自己封闭起来，参观者理应在生态博物馆受到欢迎。生态博物馆也能够在社区文化保护与“负责任旅游”、“可持续旅游”之间寻求结合。如果一个农村社区或民族村寨拥有独特的传统文化，而不向外界传播，没有得到外界的欣赏，就难以展示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越是能为外界所欣赏的文化，就越有生命力，外界的赞叹应作为激励文化传承的重要动力。应科学评估大众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正确认识两者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事实上，当大批参观者来到生态博物馆，激发了当地民众的文化活力，参观者对当地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提高了社区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增强了在外来文化面前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此时社区民众的表演和展示，已不仅仅为了商业目的，而是出于文化自豪，他们真正感到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文化遗产也才拥有自觉传承的基础。生态博物馆周边其它农村社区或民族村寨的民众，通过参观生态博物馆，也会认识到保护自己家乡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扩大生态博物馆的社会影响。
生态博物馆完善自身能力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实践性，在管理、运作、资金、人员和服务设施等方面，各地的生态博物馆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与传统的以静止、固态的文物藏品为导向的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因此，根据传统博物馆的实践经验，很难解决生态博物馆所面临的全部任务和现实挑战。生态博物馆要更加积极地探讨与文化主体，也就是与当地民众的合作方式，当地民众是社区文化的创造者、亲历者和拥有者，应该拥有更多地参与机会，主导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生态博物馆中人们传统知识系统必须受到尊重、发扬与保护。“人居环境科学”认为，“人创造人居环境，人居环境又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要根据文化多样性特点，突破原有的学科界限，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欢迎社会各界的参与实践，更广泛地吸收不同领域的成果，使生态博物馆成为不同学科交流和互动的空间，推动生态博物馆文化的广泛传播。近年来，博物馆界大力提倡的“博物馆的宗旨应该转变为以人为核心”、“实现人与物的结合”、“到博物馆来享受发现的快乐”、“博物馆要有助于人的发展”等新的概念，传达着博物馆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体现人文关怀的新要求和新思维， 这些都对生态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
生态博物馆不仅应该使当地民众在充分的参与过程中，提高其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应该通过独特的展示模式，使广大参观者在观赏过程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历史、环境、文化方面的科学教育，分享交流与体验的乐趣，真正体现现代博物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服务宗旨。例如菲律宾拉博拉多生态博物馆，持续地开展社区活动，包括节日庆典、河流清淤，森林保护、电脑网络、青年培训等，受到社区的广泛支持和赞扬，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特性。在这里人们格外珍惜当地历史和传统文化，珍爱农村社区的珍贵文化遗产和浓郁的民风民俗。社区内历史悠久的乡土建筑被原样地保留下来，对于房屋外部和内部的局部破损，都严格地按照不改变原状的方式进行修复。随着终生学习时代的来临，应使终生学习包括在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中，通过生态博物馆的活动，为当地民众和参观者提供知识，并把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机会，可以使当地居民和参观者增强对文化遗产的感情，正确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如果社会各界将生态博物馆视为社区文化特别是社区发展的基石，而不仅仅是当地政府推介旅游的手段，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研究的标本的话，就一定能够找到生态博物馆与现实发展对接的途径，实现生态博物馆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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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77-02
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经济与社会价值。在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尤显突出。建立村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是进行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重要之举。
一、文化安全视域下的传统村落
根据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的界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在我国学术界，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着重突出了村落历史文化的丰厚历史留存以及完好地延续与传承。从2012年我国启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始，至今已经评选三批，共有2 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传统村落与通常所称谓的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国景观村落等都有一定的区别。古村落是人们对建村年代久远、具有一定数量村落历史的村落的总体称谓。学术界通常认为古村落最大的特色是体现在家族的血源性和区域的地域性上。与此相伴的是村落社会、民俗等村落历史文化的厚积。传统村落也被俗称为古村落。当前，古村落的称谓当前通常用在社会活动中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中。因此，古村落虽然具有一定年代的历史与一定数量的文化，但在规模与文化的传承上都不能与传统村落相媲美。在我国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都通过申报入选了传统村落，进入到国家认定与系统保护的行列之中。2012年9月，经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
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传统村落的界定上，可以看出，传统村落厚重的文化积累在现实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前凸显出文化安全的紧迫性。
二、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情况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我国“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国文化部于2007年开始组织实施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程，至今已经在全国16个省区市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处在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的传统村落，由于政府的资金投入和管理的加强，村民具有很强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资源也保存较好。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自197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已经建立了300多家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其“生态”的含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是在文化资源独特和丰富的地区，以原地保护、动态保护、居民参与的原则建立的文化保护形式。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的观点对于处在多数或统治地位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精华的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的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整体，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的活标本。1995年，我国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大陆最早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目前，我国已在贵州、广西、云南和内蒙古四省区建立了16座生态博物馆。
从整体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具有相同的理念与价值目标，都是意在以原生态的方式从整体上对文化形态进行动态的保护。从微观处进行区别，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负责监管;文化生态博物馆则关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主要由国家文物局进行监管。严格讲，对文化进行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监管，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为动态与原地保护文化资源而进行的尝试。
三、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提升文化安全的必然性
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具有独特性与丰厚性两大基本特征，这是建立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仅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和16个生态博物馆，这从数量上与我国为数众多的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以及丰厚的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不相符的。当前，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村落的数量也呈下降之势，而且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之中。由此，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将面临无人继承与保存发展的状态。一些传统村落的古老民居建筑多是明清时期的留存，是人类先祖在完全适应与依靠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从现代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古旧民居等已经不是最适宜的人居场所。加之现在对此进行保护而实施的“修旧如旧”的原则，村民在古旧民居建筑中继续生活具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如云南大理的诺邓村，整个村子坐落在平均海拔2 300米的山坡上，用水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村庄。从进村的路口到村内的民居，全部是石砌的台阶，现代化的摩托车、农用车等都只能停在山脚下。村民的生活用品依然靠马驮或人力背到位于山顶的民居中，这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经显得极为不协调。
当前学术界对村落保护的研究一致认为，活态保护――即保留与传承当地居民日常的生活痕迹，认为这是活体保护的最好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村落的青壮年人口的逐渐流失，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开始在城市落地生根。数量众多的传统村落已经开始成为“空心村”。冷清的村子在春节期间顿时热闹和拥挤起来，一派生机景象，但是这种热闹最多持续半个月。之后，随着春节过后的农民工返城潮的到来，村落又恢复了一年中最漫长的寂静景象。另外，众多村落在历史生成上主要是与自然相依相存，古旧民居建筑即便是维修坚固，原来的设计也已经不再适应今天舒适人居的标准与水平。综合以上两点，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预测今后的村落变迁，我们更多的焦虑是村落文化的传承人问题。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是必要的文化留存的方式。
四、数字化保护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安全的运用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中，除了最基本的对村落文化进行活体保护之外，还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以保障对民族地区村落的文化资源进行还原性、全景性的再现。以此，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全息还原与保护，构筑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要回溯到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柬埔寨吴哥所实施的“世界的记忆”的项目。
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始于2000年，敦煌和故宫是我国数字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最早受益者。数字化保护文化资源不是通常所说的运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技术，而是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过保存、还原、处理以及再现的形式对文化资源进行真实性与全景性的保存。村落的文化变迁处于永不静止的动态过程中，放眼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变迁，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村落的缩减依然在继续。在村落总体数量以及村落人口数量都在呈绝对的下降之时，在民族地区村落建立生态博物馆以及进行数字化保护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潘守永认为，当前，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或不足，如目前的数量、规模距离我国民族村寨、工业遗产和古村古镇等保护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生态博物馆发展规划，也没有生态博物馆建设管理的“行业标准”和机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目前的30多个生态博物馆需要在功能和层次上提升;生态博物馆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人们虽然对生态博物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相当多的人仍然缺乏基本了解和正确理解，个别知识精英甚至缺少“宽容态度”。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作用越来越突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变革的社会中面临着传承危机，因此，适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在村落文化安全构建的路上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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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外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研究理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国外更加重视乡村旅游与社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实践模式。国内关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且多数研究在于强调经济效益的提升。崔凤军(2006)提出了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七个关系;[2]冯灿飞(2006)对可持续旅游开发理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六种开发模式;[3]张洁,赵黎明(2009)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运行环境、运行目标、运行保障等角度,探讨了其分析框架和调控过程,从而构建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运行体系。从文献的研究可知,关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具体的实践模式研究却较为匮乏。近几年国外开始不断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探讨乡村旅游开发,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多种有益的实践尝试。本文试图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探讨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问题。
一乡村承包人经营模式(PREO,PatternofRuralEntre-preneurOperation)
承包者(entrepreneur)是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承包者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扮演着风险承担者、资产所有者、创新者和领导者的多重角色,他们基于乡村自然资源赋存和对乡土文化、地格与乡土氛围的充分认知,天然地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动机。[4]构建乡村旅游PREO模式的前提是推动乡村旅游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改革,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拓展民营资本、当地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经营。从实际出发,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探索乡村旅游开发新模式、新思路,在遵守国家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将乡村旅游资源以租赁的形式转让给承包人经营,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承包人的市场主体性和积极性,大力拓展经营范围,以循环型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追求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形成乡村承包人经营为主的新运作模式。
构建乡村旅游PREO模式的关键是形成一种政府扶持和社区控制下,以当地农户家庭自组织为特征的乡村承包组织方式。其结构分为三个层次。(1)保障层:政府是构建PREO模式的保障层———政府在乡村旅游承包经营者的市场准入、税费减免、规范市场秩序、改造基础设施、整治乡村生态环境、推广循环经济技术理念、疏通乡村旅游发展瓶颈、实现无障碍旅游等方面可提供政策保障,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2)协调层:社区控制是构建PREO模式的协调层———乡村旅游在发展运营中,管理体系会因利益的分配而造成令而不行、禁而不止、监督乏力、欺上瞒下等问题出现,平衡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社区控制。当地社区在乡村旅游运营中,既扮演着利益相关者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又能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起到协调、平衡的作用。所以,政府应赋予社区更多的自力,使社区在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上不仅有“话语权”,而且还拥有一定的“决策权”。(3)核心层:当地农户是构建PREO模式的核心层———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是保持其乡村性和保证当地社区受益,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农户发挥着核心作用。由于比外来投资经营主体更了解本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他们更能从主题、地格与氛围三方面来塑造与维系乡村性,进而促进本地乡村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构建PREO经营模式,可以最大化地调动乡村承包人经营乡村旅游的积极性,能够促使承包人自觉地将旅游资源集约起来合理利用,并能动态观察市场需求变化,合理设置和规划旅游设施的建设、乡村景点的开发、农副产品的加工,对于各种破坏乡村资源和环境的行为能做到有效较少或规避。因此,PREO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减少破坏,避免可能影响乡村旅游整体形象的事物出现。
二绿色生产-消费模式(PGPC,PatternofGreenProduc-tion-Consumption)
绿色生产-消费模式(PGPC),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做到乡村旅游目的地生产和乡村旅游者消费的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PGPC模式构建包括两个层面: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生产层面和乡村旅游者的消费层面。(1)对于目的地生产层面来讲,关键在于建立绿色技术体系。乡村旅游目的地应遵循技术引进和创新思路,通过对旅游生产系统进行物资流和能量流分析,大幅降低旅游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乡村旅游目的地对化石燃料能源的依赖是讨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萨迦(SanjayK.Nepa,l2008)提出应从自然、社会、经济的多维角度综合全面地理解可持续旅游概念,相比于大众旅游目的地对石化燃料的依赖,乡村旅游地采用木材燃料对气候的影响小得多,但是对森林却是极大的威胁,从而丧失了乡村旅游地的生态环境吸引力。[5]根据笔者对东北和四川部分乡村旅游地的了解,发现木材和煤油是两种最普遍的可依赖能源,而且越紧邻森林的地区对木材的依赖越严重。为了摆脱这种破坏资源及环境的情况,当地政府一方面可通过增加成本等市场调解手段和制定生态补偿机制等行政手段引导旅游目的地大力开发和使用可再生清洁能源,如利用风能、水能、光能、沼气等;另一方面,为了节约能源,要准确核算乡村旅游地的规模容量并设计能源消耗阀值,即使不得不采用木材等燃料或对环境有较大污染的能源时,也要尽可能提高能源利用率和降低污染度。(2)对于旅游者消费层面来讲,关键在于倡导和培养绿色消费理念。旅游者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是乡村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之一。通过法律规定、宣传引导、利益协调等措施,鼓励和倡导旅游者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体系的构建,引导旅游者自觉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把节能、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回收、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等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活动逐步变为旅游者的自觉行为,在旅游中优先使用和购买再生利用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和绿色产品,树立旅游生态化、消费绿色化理念。
PGPC模式从旅游目的地生产和旅游者消费二维角度建构,是乡村旅游地构建可持续运行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形式。旅游目的地通过实施生产技术创新、建立绿色技术体系,实现能源、物资的清洁使用和污染物的减量排放,营造绿色旅游空间;旅游消费者通过培养绿色消费理念,实现产品绿色购买和消费污染最小化,营造绿色消费空间。旅游目的地层面和旅游消费者层面在乡村旅游地这个相对的闭环系统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营建乡村旅游地可持续运行体系,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田园空间博物馆模式(PRSM,PatternofRuralSpaceMuseum)
田园空间博物馆是生态博物馆的一种衍化形式。生态博物馆是人类和自然的一种表现,它将人类置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中,用野生、原始来描绘自然,但又被传统的和工业化的社会按照其自身的设想加以改造。[6]1981年法国政府对生态博物馆颁布了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现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生态博物馆是以人为本的活态的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相比,生态博物馆将自然及文化遗产就地整体保护,突破传统博物馆藏品和建筑的概念,注重文化传承和自然环境保护。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田园空间博物馆模式(PREM),是在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基础上,以生态学和循环经济学为理论指导,依托特定的乡村空间及该空间内的特定人群,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对乡村自然及人文景观进行整体保护的一种模式。该模式是以田园空间为依托,以就地保护为手段进行原生态状况下的“活态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是一种乡村旅游产业运作模式的创新。田园空间博物馆由五个基本要素构成:农户、田园空间、生态环境、文化景观及旅游者。农户是博物馆的主体和核心,他们是本地文化、环境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有权认同及解释自己的文化;田园空间和生态环境是博物馆存在的载体和依托,为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文化景观的展示及外来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提供空间场所和环境支撑;文化景观是当地文化的符号化表征,是对旅游者最具吸引力的要素,也是博物馆保护的核心对象;旅游者是博物馆的效益源泉和价值的直接体现,正是旅游者的到来,才凸显了博物馆的价值,给当地社区带来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效益。
PRSM模式的价值是多维的。从乡村保护的角度,可以有效保护乡村空间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乡村文化景观;从旅游者的角度,可获得原汁原味的乡村旅游“真品”和旅游体验价值;从村民及整个乡村的角度,可提高其对自身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存空间)以及乡土文化的认识,自觉地担当起保护和传承的使者,“乡村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也就找到了真正的内在动力和支撑点。
四“前店后园”模式(FPBP,ForegroundProduction,Back-groundConsumption)
“前店后园”(FPBP)型的乡村旅游即是一种典型的“农游合一”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前店”的功能在于为旅游者提供消费场所(餐饮、住宿、娱乐、购物等),为后园的产品提供顾客,是利润中心;“后园”的功能在于营造绿色的乡村生态环境(生态种植、养殖、花卉园艺、清洁能源生产等),提供旅游者消费的产品,是成本中心。“后园”营造的田园风光式的绿色生态环境,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人气、财气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园养店、以店促园、农游结合的“前店后园”乡村旅游运营模式。“前店后园”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以生态农业为依托,以“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为经营理念,坚持“以农文本,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旅游”的发展方针,在建设高产、优质、高效、低污染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将农业与旅游业两种产业相结合。
FPBP模式要求乡村社区按照循环经济的运行法则(即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使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利用,从而使生产活动和旅游消费活动对乡村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环境可接受的范围内,强调效率性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做到“污染排放最小化、能源循环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FPBP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的综合性———“生产,生活、生态、旅游”的四维一体,“农旅结合”是其成功的关键。将农业生产与旅游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相对于单纯的农业生产或单纯的旅游产业,它更具有高效益、低风险的优势。依据生态学中的协调共生原理与循环再生原理,协调了农业子系统和旅游子系统之间的能流、物流关系,并使之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脱离农业将使乡村旅游地失去存在的根本,乡村旅游地应是集农业示范、农业观赏、乡村体验、农业商贸、农业生产等于一体的场所。“前店后园”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将促使乡村旅游地合理利用各种乡村资源,深入挖掘乡土文化特色,实现农业与旅游业在功能上的互补,达到乡村旅游地综合效益的最优。
2012年，中意建交42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51亿元。中意两国在不断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把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意大利艺术史专家詹尼·博尔萨利为论坛的嘉宾带来来自意大利的博物馆发展历史，并借由意大利的经验提出博物馆的规模必须与其文化内涵相匹配这一概念。
文艺复兴带来的“博物馆热”
在意大利，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了兴办博物馆和公共艺术机构热潮，同时，艺术家们则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这些城市内开始设立独立而有活力的私人“工作室”。佛罗伦萨由于它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而成为意大利最大最繁盛的艺术空间，透视法的理论就是在1420年在托斯卡纳的佛罗伦萨诞生的。著名艺术家洛伦泽蒂、乔托、阿尔贝蒂、达芬奇等，都曾住在佛罗伦萨及其周边的各个村庄：三个世纪后，为了追随先人的脚步，乔万尼·法托里和马基亚奥罗也来到了这里，他们的到来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到佛罗伦萨，很多艺术家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在此长住，例如阿美迪奥·莫迪里阿尼。
意大利著名学者乔万尼·法托里从不计较自己的经济利益而鼓励他的学生去佛罗伦萨，因为在那里能了解到真正的艺术史，更重要的是通过参观博物馆和教堂，从先贤的艺术作品中汲取养分。美术学院的老师陪同学生参观博物馆，并为他们仔细讲解每一幅作品，这在意大利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一些由家族管理的“艺术工作室”，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谈论艺术和文学的汇聚之地。这些艺术工作室和学校的工作室十分乐意邀请艺术家参与，他们讲评学生的作品，并亲手修改他们的作品，给予相关的指导。杰出的老师往往能够很好的传授有关色彩和透视法的理论，尤其是向他们传授日后进行雕刻和绘画的基本要点。艺术评论家拉斐尔·蒙蒂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例子：1899年，莫迪利阿尼在导师米凯利的指导下创作了一幅铅笔肖像画，李维林·劳埃德在这幅画上署名落款，并留下了一句名言：“图像就是通过边角和方块的整合而创作出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阿美迪奥·莫迪里阿尼从这些自由的线条中学习到协调整体的关系，以及阴影和层次的关系，这些技巧在他日后的艺术创作中都有使用。同样，米凯利在里窝那的工作室里也把这些技巧都教给了他的学生，乔万尼·法托里的教学准则让年轻的艺术家受益匪浅，并终身受用。
通过博物馆收藏艺术品，通过这些艺术品向今人传达古人技艺和哲理，这正是纯粹的意大利传统的艺术教育特点。这种特点不是意大利学校教育的一种改变，而是博物馆概念诞生以后所逐渐形成，并成为后人思考和学习的模式。点彩画派的画家希望三百年以后成为时代的见证者，他们带着—腔的热忱、一颗平静的心灵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进行创作，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古典写实文化深厚的根基。“点彩画派”被誉为意大利的印象派，也是首批被博物馆大量收藏的画派，他们的作品直接由公共机构购买，并开放给高等院校进行参观。
博物馆规模须与文化内涵匹配
十八世纪末欧洲各国的首都都建立了大型的博物馆。拿破仑“掠夺”了许多意大利的艺术品，用于丰富和扩张法国的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的规模必须与其文化内涵相匹配，也与博物馆创办者的选择息息相关。要建立一个对公众开放的私人博物馆，必须把该项目的设计师和收藏家的选择融入到博物馆的价值理念当中。例如朱里奥·巴尔杰里尼由于他个人的兴趣爱好，在意大利收藏了数量可观的艺术品。随着收藏规模的不断扩大，他决定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收藏，于是以他个人收藏的艺术品为基础，创办了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这就是HAGI 900博物馆。建设博物馆是对自我和时间的挑战，因为必须不断扩大它的空间，不断扩大它的收藏品，以完善它的规模，所以说朱里奥·巴尔杰里尼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艺术活动家。
建立一个私人博物馆没有既定的准则和规则，公共博物馆对入藏艺术品的挑选大都是年代和历史更优于审美，而私人博物馆对艺术品的选择必须更应该优于公共博物馆，它的选择更加国际化，就需要扩大视野，最重要的是要跨越的障碍。
与健在艺术家的交流，我认为这是选择的首要标准，这涉及到收藏家和展品之间的关系。先锋主义的哲学理念会对作品的选择做出指引。差距和矛盾则最终成为收藏中的“变异”。从未来主义理论到抽象主义理论，标志着新先锋派的诞生。文学、音乐和诗歌这些蕴含着审美选择的艺术形式对它的诞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古老传统艺术的发现和非洲原始艺术活动重建了“伦理基础”。原始的艺术形式影响了上个世纪初艺术家的选择，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毕加索重新定义了立体主义的新方向，他在巴黎蒙马特工作室里的许多雕塑和洗濯船（译者注：一幢建筑的名字，因一批著名艺术家曾在此居住而出名）外墙的异教徒画像就体王见出非洲艺术的特点。
博物馆对艺术品的选择没有准则，也不应该有限制，艺术家用他们的创造力填满博物馆的每一寸空间，并在博物馆的展厅里相互对话和审阅。当然，要把艺术品从艺术家的工作室里推广出去，把他们的作品带到远离他们创作源泉和思维模式的地方进行展览，存在一定的困难。不同派别的年轻艺术家都希望脱颖而出，赢得先锋“实验者”的头衔。从这个方面看来，对艺术品的解读必须结合它的历史背景，但不是轻易就能找到接纳这些作品的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兼容并包是博物馆兴盛之路
从儿童身边的事情入手
儿童，是最富有好奇心、热衷于探索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群体。多年来，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科普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博物馆行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让展陈动起来，改变人们对博物馆单纯展示的印象，让儿童青少年参与到博物馆展品展项中来。在自然博物馆里，“做吧”、“探索角”等活动场所正是这些思考的结果。它们为学龄前儿童和刚刚走进小学校园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生物知识和锻炼动手技能的空间。
随着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上网终端的流行，儿童能够接受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自然博物馆的科普团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趋势，并对互动科普活动作了全方位的升级，从2010年5月开始，推出了“实验乐翻天”活动，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一项综合实验观察、动手操作、知识讲授等多种教育模式的全新科普教育活动。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活动策划人员基于儿童的日常生活体验，配合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将活动主题拓展到生命科学乃至生态学的几乎所有大门类。比如，活动开展过植物主题相关课程“植物吃什么”、“谁最有营养”；微生物主题课程“酵母菌”、“身边的水”；动物主题课程“鲸是怎样呼吸的”、“小鸟过家家”；生态环境主题课程“给地球作体检”系列课程；人体主题课程“动画片的秘密――视觉暂留”，等等。“实验乐翻天”每月都会推出新的课程，“黄金周”期间则会“重播”以往的经典课程。所有的课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尽可能从儿童熟悉的环境或事物中选材，让他们自己发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举例而言，以“身边的微生物――酵母菌”为主题的实验课程，就从儿童生活中常见的面包入手展开。参与活动的儿童首先观察成品面包的横切面，发现上面有很多小“气孔”的特点，然后自己动手发酵面团，通过实验总结出酵母菌适宜的生存环境及酵母菌的营养环境，并了解酵母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最后，参与活动的孩子们还可以使用显微镜观察教师事先培养好的酵母菌，了解微观环境中生物的形态，从而将活动从普通的观察和动手，上升到获取科学知识的层面。
这些课程的设置，让参与活动的小朋友有可能了解生命科学的不同领域，极大地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此外，自然博物馆还会结合“世界粮食日”、“世界地球日”等相关的纪念日，设置“实验乐翻天”的活动主题，以满足参与活动的儿童们对自然科学的不同需求。通过系列富有趣味性、实操性强、知识点清晰的实验课程，儿童可以自己发现自然科学知识，激发他们探索自然科学的兴趣，为今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打下一定的基础。
“启发式教学”效果超群
“实验乐翻天”的一大特色，就是活动内容和形式都非常新颖。它摆脱了传统课堂上教师以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授课方式，引导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亲自观察、动手操作，充分调动他们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积极性。
为了让小朋友更好地参与其中，每个主题课程的确定，授课教师都要经过知识体系的设计，实验环节的设计，实验安全性、趣味性的评估，教学模式的确定，试讲后根据学员的反馈意见再修改等步骤才能成形。
具体来说，“实验乐翻天”的每一次“课程”时长约为40分钟，与小学1节课大体相当；但这40分钟时间通常被均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里包括2～3分钟的概念讲授，和7～8分钟的动手环节。比如，在酵母菌中实验中，授课教师先会用浅显的语言给孩子们解释为什么面包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儿童在老师的指导下切开面包并实际观察。在下一个单元里，教师先讲解“酵母菌”如何在面包制作中发挥作用，随后，孩子们就可以亲自操作显微镜，观察培养好的酵母菌。
动手环节的实验，有些来自科普团队的创意，或者由学校实验简化而来。在活动正式举办之前，科普团队都要实际操作实验，反复修改，还会找一些小观众进行小范围的试讲，直到效果理想后才会正式开课，并通过博物馆官网和馆讯信息等渠道进行课程预告。
“实验乐翻天”大多采取小班教学模式，这项活动在每个周末和节假日开展，之前课程会在博物馆的服务台接受报名。根据活动设计，每次活动的参与人数一般控制在15～20人。这既便于孩子们小组合作完成任务，也易于控制实验的进度。这样的活动设计和课程选择，充分考虑了儿童的接受特点：他们的注意力最佳集中时间一般只有3分钟，对他们非常喜欢的内容和“玩中学”的活动形式，可以让他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延长很多。
在课程结束后，博物馆工作人员会请家长认真填写反馈意见，这是“实验乐翻天”未来课程设置的重要依据。
让趣味实验向青少年扩展
目前，深受家长和孩子喜爱的“实验乐翻天”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观众群。孩子们会积极参与每期新课程，并从中收获科学新知。家长也可以在旁边观察孩子的任务进度，并在离开博物馆后，还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进行深入的探究，从而增进亲子关系。另外，配合自然博物馆大型临时展览的“实验乐翻天”活动“谁最有营养”、“身边的水”，还在北京电视台的多档节目中被报道，收到了普遍良好的社会反响。
不过，自然博物馆已经看到了“实验乐翻天”活动的局限性。目前，它的主要受众群是5～10岁的儿童，也就是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中低年级的群体。但随着这一代人的成长，既有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可能很快就不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因此，自然博物馆的科普团队正在琢磨小学高年级甚至初中生这个年龄层的“口味”。比如说，他们可以接受更长时间的知识讲述，而且可以安排更多、更有挑战性的动手操作活动。同时，科普团队也正在思考开设“高年龄版”“实验乐翻天”，将青少年群体也纳入这项活动之中。
【专家点评】
北京自然博物馆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自2010年5月以来开展“实验乐翻天”活动，坚持每周双休日举办，累计已达200多次，获得孩子、家长的喜爱，基本达到了设计者预期的教育目标。
这一探索的可贵之处在于：第一，体现了自然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自觉地承担起更有效地进行科普教育的社会责任。第二，改变了以往博物馆以静态展陈为主的教育方式，将科普活动嵌入参观之中，尝试了展陈资源与活动资源的结合。
[关键词]博物馆；中西方；比较；发展
贾建明先生曾经在讲到博物馆意义的时候，十分恰当地引用了美国的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的话语：“那里（按：指博物馆）实在是一个使用眼睛的地方。”而在贾文看来，这是“聪明的看法”，它“代表了多数有志之士对博物馆的理解”，我赞成[1]；自从1905年张謇自己出钱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来，到今天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已经历了百余个年华。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博物馆是提升一个城市文化内涵的公益设施，是提高公众文化素质的重要场地，越来越被追求生活水平和文化品位的人们所接受[2]。博物馆致力于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它的功能越来越突出。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民众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也越来越高，这些都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由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发达，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开放，拥有善于经营的头脑，西方许多的博物馆在多方面都做得较为出色，对比之下，中国的博物馆起步相对较晚，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远比不上西方，民众受教育的程度和应试教育的影响，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博物馆的发展步伐明显比西方落后的后果。所以，了解中西方博物馆的发展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找出中国的博物馆的相对不足之处，再结合中国现状，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事业，是当要的事情。下面我试着从五个方面来对比中西方博物馆的差异以求从中找到进步的经验和方法。
一、中西方博物馆学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差异
我国最先注意到近代博物馆的人当属徐继畲。他在1848年辑著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全面介绍了各国的地理、历史以及风土人情[3]72；福建人林铖在1849年撰写的《西海纪游草》一书中曾经详细叙述了其在美国参观的博物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康有为酝酿并撰写了能够反应他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大同书》，在此书所描绘的大同社会里，每人都享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以及精神文明。各地政府都设有博物馆、美术馆、公园、动植物园等供人们工余和休息日来参观、学习、游览，这样人们才能够过着着“忧虑绝无”的极乐生活。与此同时康有为当是中国的第一个提出博物馆既要追求社会效益同时又要追求经济效益的机构。但是，在当时，中国人所写的著作和文章里面，多数将博物馆作为国外的风土人情来加以介绍，仅仅是为了让中国人来打开眼界，增长见识，并且这些著作也大多不属于专业的学术型的著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博物馆学研究才开始复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它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博物馆学以及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这才使博物馆学的研究活动初步开展，并出版了《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中国博物馆一览》等论著和资料。《东方杂志》等也翻译介绍了一些外国的博物馆。
当前对于博物馆的研究，大多数文章、著作是单纯的针对国内或者国外的博物馆来加以研究，例如介绍中西方的博物馆的著作：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写的《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吕济民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杨玲、潘守水主编的《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段勇著的《当代美国博物馆》等，在这些文章里，他们或者是从一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如从博物馆管理、博物馆藏品、讲解、博物馆与观众、博物馆陈列、博物馆教育和宣传等，但较深入的通过对比来指导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却不多见[4]；由此可见，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不完备的，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总的来说，我认为中西方博物馆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1.西方的博物馆理论建设比中国早，发展较早；因为最早的博物馆产生于西方，这就决定了它的理论发展也会早。19世纪中期以后，博物馆和博物馆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博物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1873年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曾经提出了：“使所有的公共博物馆，皆具有教育及科学的目标。”1880年英国博物馆学者鲁金斯所著的《博物馆之功能》一书中强调了博物馆应成为一般人的教育场所的观点[3]70；这些都代表了西方的博物馆学界理论研究最早的成就。而中国在1905年建立了南通博物苑之后，有关的博物馆的理论建设才慢慢发展起来。
2.西方的博物馆理论研究和它的专业工作群体结合的非常好，但是中国的博物馆在这个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节现象。如果我们对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博物馆学发展做一番比较，我们能够看到，和西方国家比起来，社会主义的国家更重视对于博物馆基本理论的探索，在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出现了像尼可里、斯特兰斯基等一批优秀的博物馆学的理论家，他们在博物馆的基础理论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国从八十年代初期博物馆学研究开始兴起，这首先体现在博物馆，然后在一些大学的博物馆学的教研室。但总的来看，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是比较重视基础理论建设的，博物馆人围绕着博物馆的性质、职能以及目的发表了一些文章，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博物馆学的理论研究和专业工作群体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节现象。并不是所有博物馆的实践工作者全能自觉认识到博物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和他们的日常工作的关系。一种观念长期支配着博物馆的实践工作人员：博物馆所运用的技术和方法与理论思辨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这种观念持续时间特别长，但却与事实并不相符。实际情况是，在博物馆中即使是最细微的工作都能与博物馆哲学、博物馆社会学的一定观念相联系[5]。
3.中国的博物馆和西方的博物馆在学科建设方面是有不同的，并且在中国博物馆学科的理论体系中，那些分支学科的内容丰富程度和它的发展速度是不均衡的。对于博物馆学来说，因为各国实践活动的差别，其学科的具体内容也会存在很大差别，但是在学科体系结构上，这种差异理应是逐渐趋同的。中国的博物馆学在积极创造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应尽量向学科的统一规范性方向发展。当前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比较公认的博物馆学体系是由一般博物馆学也就是普通博物馆学、专门博物馆学和应用博物馆学构成。一般博物馆学的理论涵盖了一切博物馆，它是把全体博物馆的共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对于所有博物馆来说具有普遍意义。[6]137应用博物馆学是指应用博物馆的实际理论，具体包括一切实际工作，比如与博物馆的功能有关的工作活动、技术以及文献登记。
一般博物馆学即普通博物馆学、应用博物馆学、专门博物馆学作为博物馆学的三大主要分支学科，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内容上它们并不是绝对独立的，它们彼此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在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这些分支学科的内容丰富程度及发展速度并不是均衡的，应作出具体分析。[7]
总的来说，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的博物馆学界应当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认识中国博物馆界当前面临的问题，由此来确定要研究的主要方向。西方博物馆学的新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具有建设性的新思路，尤其是关于博物馆参与到社会发展中，强调博物馆教育中关于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学习。但是由于国家基本国情和博物馆发展水平的差异，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必须是有选择的。一方面，我国博物馆的许多组织、制度和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就决定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博物馆学界还会围绕这类问题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一些由西方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观念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也要求我们在引进时有所甄别。[8]
二、博物馆建筑差异
博物馆建筑能够代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建筑和建筑设计的水平。博物馆建筑是观众对博物馆的第一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和受欢迎程度。但是事实是，在近些年来的博物馆建设中，却出现了一些“流行病”，主要表现有：
1.博物馆建筑一味地攀高比大，轻视其使用功能
一些地方尤其是领导们看到了其他省市建立了博物馆，就也想尽力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博物馆，盲目建设的后果是导致博物馆建筑功能使用性能差，使博物馆跟不上实际需求，建筑空间大量浪费。这些行为不按博物馆建设的科学程序和管理规范要求做，重视建筑轻视展览，更是缺乏经营理念的表现；
2.由于缺乏学术研究和展品研究支撑，展示文物的保护没能得到足够重视
例如湖北省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九鼎八簋”因为被资质不合格的装修公司承揽陈列展示而被损坏，福州市一单位的100多件名人字画因展柜密封问题发生霉变等。[9]
这些问题正是当下博物馆事业的通病，给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关于博物馆建筑的问题，我们不防从其它国家吸取一些有用的先进的观念，进而来指导中国的博物馆建设：
1.注重环境因素的设计理念
（1）博物馆与自然地理环境融合的理念；如丹麦哥本哈根“方舟”现代美术馆的建设。
（2）博物馆与人文历史环境相协调的理念；如德国法兰克福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建立。
2.注重功能因素的设计理念
（1）适应社会需求多样化的理念；例如美国著名建筑师理查德・迈耶设计的盖蒂中心，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博物馆综合体。
（2）要注重功能现代化、人性化的理念；例如由法国AREP公司让・玛丽・迪蒂耶尔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崔恺设计的首都博物馆新馆。
3.追求艺术因素的设计理念
（1）追求标志性建筑形象的理念；例如瑞士的著名建筑师马里奥・博塔设计的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2）追求雕塑感建筑造型的理念；如2001年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德设计的英国曼彻斯特战争博物馆。
（3）以建筑艺术表达情感、思想的理念；如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德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
（4）追求独特建筑形象的理念；如1997年由美国的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4.注重技术因素的设计理念
（1）表现结构、设备等技术特性的理念；如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
（2）仿生学建筑形态的理念；2000年由设计师圣地亚哥・克拉特拉瓦设计的美国密尔沃基博物馆，这就是一座利用自然生物形态的建筑例子。
（3）高科技生态建筑的理念；日本的著名女建筑师长谷川逸子的代表性作品：日本山梨水果博物馆就是一座高科技生态建筑。随着社会功能需求的提高以及建筑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公众文化艺术的追求，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这些因素都不断推动着博物馆建筑设计理念的更新以及发展。研究博物馆建筑设计理念对于提高博物馆建筑的设计水平、促进博物馆建设的进步、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坚持从大的方面着手学习，取长补短，再进一步具体到博物馆建筑的细微之处，这里就不做较为细致的述说了。我们的目的是争取使博物馆的外观先能够引起观众产生参观的欲望，在他们参观后，博物馆的内部又不使观众失望的效果。
三、博物馆内部建设差异
博物馆内部建设包括两个：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新的时代要求也对博物馆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博物馆建设只有更好地改进自身内部建设，才能提高它的服务质量以达到它为科学研究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
博物馆的硬件建设方面对比：
1.藏品
藏品是一个博物馆的基础，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大国，在滚滚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了使祖先的文明发展能够传承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保护我们国家优秀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尤其是博物馆人要有较强的藏品意识，一个再好的博物馆如果没有有价值的藏品，那么它也是没有实际存在意义的，因此要有发现藏品价值的观念和眼睛，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田野采集、民族学调查征集、社会调查征集、收购、接受捐赠、交换、调拨等方式征集藏品[3]140。由于在藏品收集方面的被动性和国民的麻木，造成了我国许多珍贵的藏品流失到海外，据不完整统计，中国流失的海外文物达164万件之多，它们被世界47家博物馆收藏着甚至被拍卖。西方的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却能很早就开始注意收集各种珍贵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较强，使得现在它以自己丰富的奇珍异宝而闻名世界。
2.展厅展柜
博物馆陈列设计的方法就包括展厅以及展柜的设计，展厅既要保证足够的空间供观众参观休息又不感到拥挤，又要满足采光照明比较好，展厅的颜色以及质地都要和展品相配。展柜不仅要美观更要实用，要做到能够防潮防霉等，这就需要我们引进西方先进的器材等等。
3.光线照明空调等
博物馆的陈列设计要同时愉悦观众的视觉和感官，这就对它的光线、温度设计等提出了要求。现在西方做的比较成功的博物馆都在这方面比较注意。博物馆里需要安装能够控制光线柔和度的照明灯，还要安装空调来调节室内的温度等。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一方面，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博物馆整体的效果比我们好的多，它的宏伟壮观的气场以及舒适的感受，使参观它的观众深深地迷恋而流连忘返。
博物馆在软件建设方面对比：
（1）博物馆的机构设置；在外部的机构设置上，博物馆基本都是国家或地方某机关领导或者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中西方国家都意识到博物馆对于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博物馆且多属于文化教育系统，它的内部机构设置总体上可分为为业务部门和行政部门。但是我国多数博物馆的机构设置受到其领导部门的较严限制，以至于很难主动去适应当今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博物馆为了自身发展需要对机构设置情况进行调整，也不能随便增加一些适应博物馆角色转变所需的职能部门，很难更好的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服务功能，不能为博物馆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博物馆的发展。
（2）博物馆专业人才的配置；随着电子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国家新形势下对博物馆人才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一个合格的博物馆人，其不仅应该具有丰富的博物馆专业的科学文化知识，要能够进行专业性研究，还要能够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要有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博物馆的实践中的能力，还需具备必须的电脑操作能力，其只有打造自己成为一个全面型的博物馆人才，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
（3）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数字化建设是现代博物馆的必然要求。所谓数字化博物馆其实是对一个博物馆全面的要求，在博物馆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项工作无不需要数字化，数字化的内容包括许多方面：有藏品信息数据库系统的建立与管理、文物所在环境的自动化监测控制管理、陈列设计多媒体应用、办公自动化管理、防火防盗等技术防范自动化监控管理、楼宇控制系统自动化管理、语音声控微电脑技术管理、局域网络系统建立与管理、信息互动技术管理等。数字化的发展和逐步完善，未来在文物修复、文物复制、门票管理、编辑出版图书等方面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目前，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推上网络的博物馆总数已达三四百万之多，但是在我国，全中国约有2000多座博物馆，当中已经实施数字化博物馆的研究和改造的博物馆仅有一二百个。这种极不协调的巨大反差现象的出现，绝不仅仅是由于经济的落后以及资金的不足，其中应该还含有十分确定的观念形态的因素。
如果说博物馆的外观建筑是一个人的形体，那么博物馆的内部建设便是它的心脏，这是保持它的生命和活力的根本所在，所以容不得一点马虎。
四、博物馆宣传力度认知度差异
为社会和社会的发展服务是国际博物馆界共同的宗旨。而在我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博物馆的根本任务。在国际上，所说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就是为社会公众服务。在我国，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3]304和西方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的博物馆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命运也是非常坎坷不平的。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以后，博物馆的观众比以前大大的增加了，这就使它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功能越来越强了。相比之下，西方的博物馆由于有效得到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支持，并且西方理念的更新，它的观众参与度更高，博物馆发展呈现更加多元化、多样化。
总的来讲，西方国家的教育水平偏高，民众文化素质较好，来博物馆参观早已成为他们一项自发性的活动，这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德国为例，据统计，德国有90%以上的人参观过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也难怪德国博物馆协会的主席曾公开自豪地宣称：“德国人对博物馆的喜爱程度已经超过了足球！”反过来看中国的博物馆，其实确实有很多人还不习惯、不熟知、不了解博物馆是怎么回事。不乏有些观众只是由于博物馆的免费政策才走进博物馆，还有的博物馆参观秩序杂乱，从而影响了正常的参观活动。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也警示我们，博物馆不单是对外开放运营就可以了，还要起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和引导作用。
纵观我国的博物馆，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的博物馆在宣传和观众认知工作上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其中，刘丽君在《博物馆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中曾提到：
1.对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搞好博物馆宣传工作的意识尚未真正树立起来，更没有把宣传当做陈列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
2.宣传力度不够强大，水平不高，没有形成多层面、多角度、辐射面广的宣传网络。
3.宣传工作存在盲目性。
4.没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
导致的结果是，来到博物馆的人普遍是文化程度偏高的，有的就算来了也没有能力真正认知到博物馆的内涵，无非凑凑热闹而已。然而在西方，情况就大大不一样了，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例如在德国，中小学生把课堂搬到博物馆中来是经常的事情，经常可以看到一群群学生在博物馆的展厅内席地而坐，聆听老师讲课。博物馆还会针对于不同的学生群体组织相应的系列科普教育，如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就针对学生团体展开了每周一次的系列教育活动。首先由博物馆和大学教育机构一起寻找主题，然后将主题向学校推广，接下来由博物馆工作人员与老师沟通，最后再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教育活动还邀请了讲解员、科学家和展览策划人参与，大多以讲座、对话、写生和郊游等方式进行。目前，中国的一些博物馆也开展了这样的尝试，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观众体验区和国博讲堂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通过和德国的博物馆比较，中国博物馆的宣传工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
1.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思想观念，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博物馆的宣传工作，认识到宣传是与展览室一样重要的，决不能忽视这一环节的工作。
2.不断提高国家教育水平，这是提高博物馆认知度的根本所在。
3.建立开放的信息交流平台，这是时代的要求，进而建立数字化博物馆。
4.通过报刊杂志，电视台，建立博物馆网站，这是科学信息技术进步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这样，博物馆才能真正达到全民参与的目的，才能提高它为社会服务的质量。
五、博物馆资金来源的差异
博物馆是一个人性的非盈利性文化事业机构，它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和鲜明的产业性，具有事业和产业双重性质，当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尤其是在国家实施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后，博物馆的运行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来支撑。但是，如何才能实现博物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却是当下博物馆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又如何来营销博物馆，最大程度地吸入社会资金呢？
根据科学的考证，国外博物馆在利用社会资金方面，如张文立先生所言，可以归纳以下几点认识：“一是，最低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对社会资金的利用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且对于社会资金的利用呈现出了逐步加深和日趋多元化的趋势。这反映了包括博物馆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于博物馆的社会资金利用已经形成了共识。二是社会资金来源已经成为博物馆资金结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社会资金已经构成了博物馆实质性的支撑，成为博物馆发展必不可缺的。三是博物馆在利用社会资金方式和手段方面，相对比较丰富些。除门票之外，博物馆还通过争取和接受捐赠、从事投资、开展经营活动、获取会员费等方式利用社会资金，并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16]博物馆的生命力在于自身，如何从西方博物馆的成功经验来找到自己发展壮大的道路呢？我认为中国的博物馆要适应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市场经济的形势，“把博物馆做成“大众文化”的产业，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即与文化休闲相结合，与旅游业相结合，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
关于扩大博物馆社会资金来源的具体方法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做好博物馆的广告以及电视传媒的宣传。要借鉴西方的博物馆，注重自身的形象宣传，可以通过张贴广告、发放印刷品等方式让人们找到博物馆的存在感。
2.博物馆的经营者要提高服务的意识和服务的质量。因为服务和消费有着密切关联，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服务的过程就是消费的过程。
3.博物馆要尽可能成立一些能够筹资的中介组织，以尽可能地利用外来资金来发展壮大自己。
4.政府要出台相应可行的诱人政策来奖励社会资金的捐赠者，以达到鼓励的效果。
5.营销：把博物馆的纪念品作为无形物品的附属物推销出去，并能使观众乐于接受。这就要求博物馆的无形产品要足够的深刻和震撼，它的有形产品不仅有特色价格还要合理，才能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
6.建立公共博物馆基金可以通过发行文化彩票来筹集稳定的资金。
7.在博物馆基金筹措的初创阶段，可以采用政策鼓励的形式，吸引一些企业来向博物馆基金投资和赞助。可采用企业投资或赞助博物馆基金可减免税费，并可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这样的政策。
总之，在21世纪信息化的时代，博物馆日益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形成了一道丰富多彩的现代博物馆景观。作为人类文化信息载体的博物馆，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担任不可替代的角色。而由于西方博物馆的发展能够得到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支持，加上博物馆学者的理念更新、观众的广泛参与，其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成为一个值得研究和关注的现象。中国的博物馆要寻求自身的更好发展，就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的博物馆经验，取长补短。“它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正确认识与理解各种文化的本质和特征，从而理性看待中西方文化；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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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海燕.中西方博物馆比较研究[D].山东大学.2009
[3]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杨海燕.中西方博物馆比较研究[D].山东大学.2009-05-10
[5]严建强.当代西方博物馆学理论化倾向及其特征[J].中国博物馆.2000（02）
[6]海.我对纪念馆特征的概括，载《博物馆的沉思―海论文选》[C].文物出版社.1998
[7]李慧珠.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研究[D].山东大学.2008-06-10
[8]严建强.当代西方博物馆学理论化倾向及其特征[J].中国博物馆. 2000（0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产品
一、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的角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态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包含了更多时代迁徙而容易湮没的文化记忆，更应加以珍视。人类社会需要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留住记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所幸，目前各界得到共识的是，旅游开发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使其真正发挥“遗产”对后世子孙的价值。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比较集中的“老、少、边、穷”地区，旅游开发不仅增强各族人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自信心，激励人们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加这些地区的文化底蕴，更能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积累资金，甚至为区域经济做贡献，意义重大。
贵州省地处西南内陆，不邻边、不沿江、不靠海，省内地形崎岖，其中87%为山地、10%为丘陵，仅有3%为平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极大的限制了贵州的交通发展，致使区内与区外联系薄弱，显得相对封闭。然而，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绊脚石的交通条件却促成了区内特别是民族聚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较为丰富和完整的保留，怎样把先辈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转化为旅游资源，使旅游与保护得以互动，成为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怎样科学规划才能使我们的遗产更加真实动人的展示在世人面前？如何保证旅游开发带来效益的同时保护这些遗产？本文试图以相关理论从宏观上探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的旅游产品开发问题。
二、以原生态原地开发为主
直接利用型开发模式。即直接把现实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并保持其原貌的开发模式。如实地民俗村，实地民族村代表着民族文化村建设发展的方向，在旅游发展中可以充分展示民族风貌，保护民俗文化，帮助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使旅游者产生真实的民俗审美感受。实地民族村一般不须大兴土木，只用少量投资，对景观略加整理、修葺，搞好环境卫生，培训好有关人员，就可开放接待游客，就可以将民族建筑、歌舞、风味食品、服饰、工艺、特产提供给游客。实地村寨保持着原有的风貌，能够真实展现当地民俗风情，使游客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氛围，这正是民族旅游的最大魅力，也是民族旅游的灵魂所在，对于那些“老、少、边、穷”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保存较为完好的遗产旅游地，这是一种较好的开发方式。
生态博物馆模式。1971年国际博协大会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并迅速形成了时间运动。生态博物馆观念，是基于对传统博物馆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使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他们的所有者和所处的环境，把原生性的活的文化变成了“僵死的记录”这一弊端的认识而建立起来的。生态博物馆的基本观点是：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从1997年到2004年，我国和挪威王国合作，在贵州六枝梭嘎、黎平堂安、锦屏隆里、花溪镇山四个古老的民族村寨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形成了具有独特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生态博物馆。
尽管不是所有的村寨都有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条件，但生态博物馆的模式给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启示。即我们把一些待开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村寨看成一个整体来加以保护，既把它看成是一个“博物馆”般加以保护和建设，又以一种“活的”、“动态的”形式呈现在游客面前。
二、以异地开发为辅
主题附会型开发模式。指将非物质文化旅游主题与某一特定功能的旅游业设施结合起来，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如苏州名园“网狮”传统上仅白天对外开放，让游人欣赏江南园林的造园艺术和文化内涵，夜间不对外开放，但近期“网狮园”推出了“古典夜园”活动，利用园内各厅堂分别表现一两段苏州评弹、昆曲等各种类型的地方文化旅游艺术，游客同时可以领略苏州园林在夜色下的意境。贵州著名的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地处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内，主题附会开发具有一定的地缘条件，风景区面积大、游览时间长，布依族八音坐唱、布依戏、苗族芦笙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歌舞可安排在合适景点，既丰富了风景区旅游产品类型，提升景区文化内涵；又能使游客在枯燥的观光活动途中得到休息，避免长时间游览的视觉疲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附会型开发，应以知名度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级别较高的旅游资源结合，如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级别较高的景区内引入地方最赋特色、知名度最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短期表现型开发模式。一些特定的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只存在于很短时间，激发短暂的旅游人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出于民族民俗传统的节庆活动，如苗族的“鼓藏节”、“斗牛节”、“三月三”、“四月八”，布依族的“查白歌节”、侗族的“萨玛节”等，其本意并非为了发展旅游业，故不会长年存在，但在节庆期间会吸引大量的旅游者；二是流动性的文化旅游表演活动，如贵州组织民间表演队到国内外演出的松桃苗族花鼓、傩堂戏、下火海等，展现了民间文化璀璨的艺术风采，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欣赏和旅游观光。短期表现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也是聚集人气、提升知名度的时机。
一个民族的节日庆典是综合展示民族文化，体现民族个性的重要形式。各民族的节日庆典较多，涉及生产、生活、祭祀、信仰等各方面，可以利用节庆活动（包括民间传统节日和现代富有民俗特色的节日），开展节庆民俗旅游。如苗族、土家族、彝族等各民族的民间歌舞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风格各异、异彩纷呈。将各种民族味浓厚的民族歌舞、器乐、曲艺资源应用于旅游活动，融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艺术性于一体，既可以丰富旅游活动内容，充实游客的文化艺术生活，又可以营造旅游的欢乐气氛和艺术环境，调动旅游者的参与性、积极性。
三、适当考虑浓缩或整合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