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21 17:13:3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化工专业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5-0170-02
高等学校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高职院校作为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直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行业企业和区域经济培养各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其社会服务功能更加突出[1]。《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0—2015年）》（征求意见稿）对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提出明确要求：通过校企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为产业升级服务；建立和完善教师社会服务的制度与政策，引导教师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开放教育资源，面向行业企业开展高技能和新技术培训；为社会（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学习，成为当地继续教育、文化传播的中心[2]。
一、高职院校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性
（一）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区域内广大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以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为主要任务的高职院校，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显著，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如果能够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必将成为区域经济建设的主力，必然使本区域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受益[3]。
（二）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院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服务能力是高等学校整体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4]。高职院校只有主动贴近市场，密切接触社会，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和企业的需求，才能根据市场需求，有效开展专业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及技能培训等社会服务活动，为高职院校的自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三）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终身学习是21世纪人的通行证。”高职院校通过开展不同类型的继续教育，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 实现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有效衔接，提供多次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并可有效缓解我国劳动者总体技能偏低和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5]。
二、当前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服务，是从直接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出发，以人才培养为主线、以科学研究为依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为社会发展提供的一系列活动，已成为目前高职院校提升学校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的大力推动，我国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首先，我国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高职教育，但从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导向来说，尚没有出台较为详细的高职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高职院校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方面的规章制度和配套政策。其次，不论是高职院校内部，还是外部均没有建立有效促进学校充分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激励机制。在高职院校内部，工作的重点一般仅限于人才培养方面，至于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还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最后，社会服务的组织机构和服务平台不够健全，虽然各高职院校都设有专门的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学院科研管理制度的制定与解释、科研项目的申报与管理等工作，但还没有专门成立面向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社会服务部门，未能有效地组织全体教职员工为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出谋划策[6]。
（二）社会服务的水平低
人才培养缺少针对性。不少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人才需求脱节，专业类型少，结构不合理，培养规格单一，不能按照地方支柱产业、优先发展行业、重点企业对专业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2]。科研总体实力差，成果的转化率低。到目前为止，我国高职院校多以教学为主，科研活动所占的比例较低。在社会科学方面，教师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低，使学校不能很好地为地方政府及各个产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在自然科学领域，技术研发能力不强，使学校未能很好地为地方工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服务。此外，在科研成果的转化方面，因评职称所需，大多数科研成果均以或出版著作为主要形式，因此，能够实现转化得少，转化后能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则更少。
（三）社会服务的能力弱
社会服务的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仍较差，实验室、实训和实习基地以及信息网络建设薄弱，制约了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教师来源渠道狭窄，实践能力不强，很多教师是普通高校的毕业生，而非来自企业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和水平都不是很高，缺少专业实践经验，对职业、行业了解很少，缺乏从业的技能和实操能力，使得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四）社会服务的方式少
社会服务大多停留在成人教育、技能鉴定培训和企业职工培训上，在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高技能和新技术培训和为社会（社区）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等方面的服务项目不多，还不能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
三、提升高职化工类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地处江苏省扬州市境内，是苏中地区规模较大的以化工类专业为主干的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可在化工、轻工、医药等领域任职，从事化工生产、产品研发、分析检测等工作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重任。扬州境内建有扬州化学工业园区，东承泰州中国医药城，西接南京化学工业园，上下游产业配套优势明显。据国家人力资源部门统计，“十一五”末我国化工类企业中高技能人才比例仅为18.8%，而在世界上石化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高技能人才占企业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已经达到35%以上，据此不难看出我国化工技能型人才缺口较大。
（一）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深化校企合作
以“就业导向、类群集聚、行业主导、服务地方”为原则，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核心，进一步健全已经形成的校企双主体董事会体制，完善董事会组织架构，设置董事会秘书处和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校企合作的指导和协调等工作；设置专业建设合作委员会，开展企业主导型人才培养、专业共建、校企合作工作站和专业文化建设等工作；设置创业就业指导委员会，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实践、创业实践和就业指导等工作；设置区域经济技术服务中心，与企业合作组建科技服务四个平台，开展产品研发、成果转化、技术革新与培训等工作；在完善《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董事会章程》的基础上，制定《校企合作办学管理办法》等20多项系列配套管理制度，为校企合作提供保障。
（二）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以提高“双师”素质与优化“双师”结构为核心，构建人员互聘、职务互兼、项目互助、能力互提的“四互”式“双师”队伍建设新模式；以培育专业领军人才与培养青年骨干教师为重点，提升教学团队整体水平，为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以国际合作项目为平台，加大教师出国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三）加强条件建设，改善社会服务能力
化学工程系采用“自主开发、校企共建”的模式，建成了一批“生产型、职场化”化工实训室，包含：化工单元过程、化工产品合成、化工生产技术综合、高分子材料加工、化学制药技术等11个实验实训分中心；1个央财支持国家级石油化工生产技术实训基地；1个省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地——现代分析测试中心；1个省级环境生物技术工程研发中心；与企业共建有19个紧密型校外实训基地。同时，整合视频、仿真及实体仿真等优质资源，打造“校内多功能仿真教学平台”，虚实结合，拓宽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教学平台的覆盖面，增强职业技能实践教学效果，并将校内基地打造成集技能训练、项目化教学实施、技术开发与服务、社会培训与技能鉴定、技能竞赛、职业素质养成等功能于一体，省内外具有示范作用的化工实训基地。
（四）加强体系建设，增加社会服务形式
着力构建与政府、企业、学校和学员密切联系的开放式社会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学院办学资源，建立灵活开放的社会服务网络。
1.依托学院“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全国石油与化工职业院校技能培训与教育示范性实训基地”，每年为周边企业和园区进行在职员工和新员工培训，并进行高级工和技师的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另外，在2010年为中石化集团培养和训练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技能竞赛的青年拔尖技能人才29名；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三年承办全国石油化工行业规模最大的化学检验工技能大赛，上百家单位参赛，在全国石油化工行业和职业院校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2.近几年我院积极推进校企深度合作，实施“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办学模式，开设了“金陵石化班”、“扬农班”、“沙桐班”等订单班。与企业（行业）共同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利用暑假和顶岗实习的机会深入企业进行技能训练，并聘任企业专家为“订单班”任课教师，进一步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行业）岗位技能要求对接，为学生及早对接企业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我院的办学质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专业对口就业率稳步提高，在行业中影响较大，我院现已成为中石化系统石化专业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在江苏省定点招录的三所院校之一。
3.根据“双师”型教师专业实践技能强，具有应用性科研优势的特点，积极鼓励教师与化工行业企业联合开展应用性技术研究和横向课题研究。为提高教师参与应用性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和水平，学院主动了解、掌握企业在应用性技术研发项目上的合作意向，并根据每位教师的专业特点和优势，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提供企业研发和技改项目信息，拉动双方合作需求；并搭建教师与企业合作开展应用性技术研究的平台，出台横向课题扶持与管理办法，为教师参与企业研发和技改项目牵线搭桥，推动双方建立合作互动机制。在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学院“双师”教师积极指导学生开展大学生实践创新活动，带领学生参与企业的产品开发，以课题立项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应用性技术开发与创新，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4.充分利用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优势及学院的区位优势，现代分析测试中心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实验室资质认证、设备计量认证、人员资格认证，达到对外承接分析测试的要求。努力提高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围绕扬州化工园区、宁镇扬泰沿线的石化、农药、制药、精细化工、钢铁产业基地等相关企业开展技术服务，进行在岗培训与技能鉴定；利用专业教学资源优势与扬州及周边职业院校进行合作教学，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为其他兄弟院校提供专业师资培训，提升本专业在行业、企业和同类院校中的影响力并起到示范作用。
5.利用“生产型、职场化”的实践教学平台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充分发挥优势专业的辐射作用，为扬州周边兄弟职业院校的学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综合实训等活动，年均达750人次以上。此外，还经常为我国中、西部地区职业院校进行结对支援，从学术交流、科研项目、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师培训、资源共享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参考文献：
[1] 刘扬.示范性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模式的构建策略[J].成人教育，2011，（8）：87-88.
[2] 方美君.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对策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1）：77-80.
[3] 仇雅莉.示范性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内涵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10，（20）：169-170.
[4] 杨清红，李国年.广东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策略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9）：32-3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战略任务，它是涉及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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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壮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着力点[DB/OL]..
【关键词】行业英语教学；职场化能力；效果研究
如何建立一个既能提高高职经管类学生的行业英语能力，同时又能够通过行业英语教学培植专业特色提升高职经管类学生的职场化能力，提升其社会竞争力满足社会对于高职经管类人才的需求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探索。
一、高职经管类行业英语的教学现状
（一）对行业英语教学重视不够。在目前的高职英语教学中，从学校开始自上而下的对行业英语这门课程重视不够，有些学校不开，有些学校也仅仅是把它作为一门选修课，导致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使得课程教学质量难以达到要求。
（二）学生对行业英语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这主要在于现在大部分用人单位除了面试以外就是特别看重英语等级证书，导致学生、教师只注重考级过关拿到证书，而把行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抛之脑后。
（三）以行业英语为基础的学生职场化能力提升的措施不够。高职经管类行业英语课程相较于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来讲更注重实用性、实践和互动性。但目前高职毕业生行业英语知识匮乏，又缺少实践层面的练习，并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四）高职经管类行业英语教师的师资还不能适应现在行业英语教学的要求。目前高职院校教师中精通英语又精通专业的教师比较少，另外年轻教师缺乏相应的行业英语教学经验。
二、对高职经管类行业英语的内涵、学生要具备的职场化能力以及行业英语背景下，高职经管类学生所应具备的职场化能力的探讨
（一）高职经管类行业英语的真正内涵及经管类人才所应具备的职场能力。高职行业英语课程是高职院校英语系列教学中的末端环节，是基于基础英语和行业知识之上的一门较为综合的课程。它不仅仅是对基础英语学习的重复，而是利用英语语言对专业知识在一定层面上的再现，是两门课程在一定程度上的交集。另外在行业英语的学习中，起到了对基础英语知识的补充作用。从就业方面考虑，高职经管类行业英语课程有助于学生职场化能力的提升。
理解了行业英语真正的内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经管类人才应该具备的职场化能力。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其所要具备的职场化能力。1、岗位工作所需具备的全部知识与技能，既包含处理具体业务的能力，也包含整个项目的总体管理能力，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习惯。2、方法或普遍能力，即从事任何职业、行业都具有广泛的适用能力，如商务管理专业应具备一定的财会，信息收集及处理以及外语交际力等能力。会计和物流岗位应具备对其岗位的具体工作过程、程序、方法和操作规范、标准熟练掌握的能力。3、社会能力即有从事相近专业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它使劳动者能够迅速适应岗位的变化，创造自我提升的空间。
（二）行业英语背景下，高职经管类学生所应具备的职场化能力。将以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总结出高职经管类学生所应具备的以行业英语学习为依托的职场化能力，主要是五个方面：1、听力理解力。经管类行业英语听力理解的作用是使学生在各种工作环境下熟练的以英语语言为载体，正确理解、分析、加工处理吸收的信息，进行有效的交流活动。2、行业英语词汇记忆与阅读理解能力。经管类的专业人才需要处理的阅读材料包含大量的经管类专业英语词汇和英文缩略语。因此与之匹配的阅读理解能力要求从业者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价值观念和风俗差异。3、写作能力。经管类岗位不可避免的会处理一些英文的电子邮件，传真等，这就要考验员工的英文书面表达能力了，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经管类学生应掌握物流法规，熟悉常见商务公文语言的特点及写作格式。4、翻译能力。这主要是指学生应掌握外事生活起居、餐饮、办公、营销、广告等常用英语翻译能力，并且具备邮件、合同、产品说明书、企划书等的翻译能力。5、英语交际能力。经管类学生除了掌握专业知识外，还应掌握基本的英语交际能力。这主要包括基本的商务活动基础知识和基本的商务情景会话，外贸流程中各环节的简单表达。
三、对高职经管类行业英语教学创新的措施
（一）创新教学环境与教学条件。主要包括“规划与建设”和“运行与执行”两大部分，要由经管系各专业和基础部共同合作，从软硬件两方面来建设和实施。
（二）对高职经管类行业英语教材的创新。我们在经管类行业英语教学中分别设计了八个主题单元的内容，这八个主题单元组成了一次完整的涉外贸易的过程，分别是建立贸易关系、检查贸易背景、贸易谈判、合同的达成、付款、包装、交货、投诉和建议。而且每一个主题的内容力求与真实的贸易过程相贴近。
（三）改进、创新高职经管类行业英语的教学方式。在选择教学方法时，我们注重的方法是必须有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助于发挥学习团队的作用。如：探究式教学、STEP教学法等。
（四）对学生学习评价机制的创新。首先从教学管理入手，把教学管理从以教师管理为主，转向以学生在一个团队中自我管理、自主管理为主与教师监督管理相结合。加大学生平时学习过程考核的比例。把只重视学生期末考试成绩转变为更加重视学生平时学习任务的完成效果。
通过分析和相应的改革措施，同学们普遍反映，在针对经管类学生开设的行业英语课程中既丰富了行业英语知识又对平时所学的专业知识用另外一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强化，这样就使得他们的学习面拓宽了许多，同时通过对这门课程的改革探索，教师的业务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参考文献
关键词：环境监测；雾霾；建设
0引言
随着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引起了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环境监测是对人类和环境有影响的物质的含量、排放量的检测，并且跟踪其发展变化的一种现代技术手段。调查环境质量，为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提供基础依据和保障，一言以蔽之，环境监测就是环境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1当前我国雾霾天气的现状
2015年初著名记者柴静自费拍摄了一个长达100多分钟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掀起了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度，同时也唤醒了公众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的意识。2015年底大多数地区都被雾霾狂潮所席卷，能见度一降再降，引起了公众的哗然。对于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中，恐怕雾霾问题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当前社会最重视的问题。雾霾，雾与霾，本是两种不同的物质，但是由于这两个物质在形态中十分相似，就用雾霾加以统称。2013年，很多人都知道雾，但是却不知道霾是什么，但是近年来却总在嘴边，甚至在空气中徘徊。从最初的鲜有人知再到如今的人尽皆知，这中间的过程，却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从2013年开始，雾霾从我国的中东部开始出现后，就再也没有消失过，雾霾带给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威胁。随着雾霾天气的增多，感染呼吸道疾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雾霾对人的寿命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随着雾霾天气的出现和人类的重视，我国开始建设实时报道的环境监测，对空气质量实时监测，在每天的天气播报中，也增加了空气质量等级，国家开始越来越重视环境空气的监测。对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是对环境进行治理的前提，同时也是空气治理成效的显示。PM2.5是造成空气环境污染的主要物质，所以我国已经开始着手重点治理PM2.5，虽然时间较短，但也呈现出一定的效果。在治理PM2.5的道路上，仍然是“道阻且长”。
2加强环境监测社会化与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随着空气质量问题对人类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并且空气质量状况越演愈烈，社会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空气质量问题。但是当前我国环境监测的社会化和能力建设不能满足人们对环境质量信息的了解，这还是源于人们对当前我国的环境监测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也是由于其环境监测的能力建设存在不足之处，多次的检测不准确就直接影响到其可信任性，同时环境监测的结果也是环境治理的前提，如果环境监测不能够保证其准确性时，那么对环境的治理也造成一定的偏差，对环境治理工作带来困难。由于环境的不断恶化，我国政府也在努力朝着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在全国各地铺开的监测站标准建设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不仅仅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同时也是对环境治理工作的支持，因此未来我国将会大力加强环境监测社会化和能力建设，为社会大众和环境保护作出更好的服务。
3加强环境监测社会化与能力建设的措施
3.1建立市场化的环境监测体系
当前我国的环境检测体系是从中央到地方或有关部门的检测系统，这种检测系统不利于环境监测的社会化，政府可以积极建立一种市场化体系的环境监测，多鼓励我国社会中建立第三方环境监测公司，并且鼓励行业之中进行竞争，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越的服务。从多个方面扩大环境监测的范围，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方便、准确的环境质量报告，提高社会公众对环境监测的满意程度。在建立市场化的环境监测体系的基础之上，国家还应该建立一些环境监测体制，在制度上规范环境监测，提高环境监测的质量，并且明文规定环境监测结果的透明度，并且对从事环境监测的企业和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可以对环境监测的企业进行资质认证，提高社会大众对其的信任程度，同时也是为规范企业的检测资格，是一种为社会大众负责，为环境质量负责的表现。
3.2提高环境监测结果的透明与社会化
环境污染并不是由某个人、某个企业、某个国家造成的，环境污染的现状是由每一个自然人的活动造成的，所以对于环境的保护，应该人人有责，增强环境监测结果的透明度和社会化不仅仅是满足社会公众的求知欲，更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提高了环境监测结果的透明度，能让公众了解当前的环境质量状况，了解当前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公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检测结果的透明与社会化不仅仅是社会公众的需要，也是环境保护的需要，是环境保护的有效策略。
3.3加强环境监测的能力建设
加强环境监测的能力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首先可以从扩大检测范围着手，不仅对空气、噪音的检测，可以把检测范围扩大到土壤、水质、生物等多方面，这些人们没有注意到的领域，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我国应该加大对这些领域污染物的检测，都有可能存在影响当前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再者就是提高检测技术能力，从检测人员到检测器材，都应该加以改善，提高检测人员的技术能力和个人素质，定期对这些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提升个人技术水平。国家可以加大环境监测的资金投入，更换先进的环境监测器材，并且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中更为先进的检测技术，增强我国的环境检测能力，提高环境监测的应急应变能力。
4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环境问题，人类需要的是系统的视角与多维的合作，其中公众参与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而建立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培育公众的参与主体意识，从而促进公众在环境治理中主体作用的发挥。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模式不同，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由是一种由政府积极制定、推行政策，组织教育群众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从经济起飞的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1992年中国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后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首次对公众参与做出规划。在获得这个政治保障后［1］，社会实践领域的环境公众参与才逐步发展起来。可以说，中国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政府主导的特殊性。本文提出的问题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在培育公众的参与主体意识方面成效如何？具体而言：（1）在多年的政府引导下，中国公众是否已经具备了环境参与的主体意识？（2）中国环境领域的社会化过程有什么特殊性？（3）这种特殊性又对公众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了探讨以上问题，本文将利用跨度十年的两次全国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运用量化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是因为“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体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主体意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制度的绩效。通过考察这一偏好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可以获得对环境参与主体意识普遍意义上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为评价制度绩效及其转变方向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及变量描述
（一）研究假设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系统传播政治文化、公民个体学习政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诞生于政府主导的模式并历经20多年发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系统传播其理念，公民个体学习并接受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从政治社会化的外部条件来看，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工作单位以及大众媒介是政治社会化的介质［2］（P506－601）。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公众环境参与制度中，宣传教育是实现社会动员的最主要方式。时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的曲格平曾于1988年指出：“我们重视环境宣传工作，这是由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历史短，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对这项事业还缺乏认识；我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又比较落后，使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自发地增长环境意识、提高环境道德还有困难”［3］。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环境教育开始进入高校专业教育和广大中小学普及教育领域，并迅速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这就意味着，学校教育是中国公民环境政治社会化最主要的介质。
从政治社会化的生命历程理论考察，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是公民习得政治文化、形成特定政治态度和倾向的最关键时期［4］（P16）。这就意味着，集中接受了政府环境教育的公民，尤其是当青少年时期正好处在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环境教育政策的特殊阶段的公民，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会明显高于其他年代的公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设：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将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为验证这一核心假设，估计出生年代对这一选择偏好的净影响，还要纳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从环境意识理论考察，作为一种环境意识，“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会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环境感知和环境污染经历的影响。而从治理理论考察，公众参与基层环境事务的逻辑起点是对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缺陷的弥补，公众对本地政府绩效评价的高低影响着公众是否参与基层环境事务，即是否愿意从管理对象变成治理主体。综合以上两点，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就包括：社会经济基础变量、环境污染感知变量、环境污染经历变量以及政府绩效评价变量。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首先来描述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状况。数据显示，有61．30％的受访者选择地方政府是最主要的环境治理主体。可以看到，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仍然具有很强的“政府依赖性”特征。认为公众应该承担治理责任的公民比例为17．09％。接下来依次为内资企业、中央政府、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仅有1．70％的公众认为社会团体应该负主要的治理本地环境污染的责任。这一比例说明绝大部分中国公众对ENGOS还很陌生，对其在环境治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甚了解。本文认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基层环境系统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是最主要的三个参与主体，公众对这三方主体的偏好将是本文所要解释的因变量。之所以忽略中央政府和社会团体，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从研究的问题和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来看，中央政府是基层环境治理的制度提供者，而不是具体环境治理的参与主体；二是从统计分析的有效性考虑，选择社会团体的受访者比例太低，将其纳入回归分析模型将导致分析结果偏差。另外，研究合并了两类企业，并且直接删除了因变量上无回答的个案。最终本研究的样本是2 161个明确表示了选择态度的受访者。
2．自变量：出生年代。按照社会化理论，影响社会化变迁的因素一般包括“变化的成年经历，如失业、婚变；重大的特殊事件，如经济大萧条；长期的社会变迁，如社会转型；领导层的变革；社会化介体的瓦解或变迁”［5］（P174）。本研究认为，人们在环境参与意识上的代际差异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化的变迁。因此我们在划分出生年代时，考虑了社会转型、社会结构以及特殊事件的影响，将人群分为四个出生年代：1949年及以前出生（建国前出生）、1950—1965年出生、1966—1979年出生、1980年及以后出生。自变量为分类变量，在纳入模型时转化为虚拟变量。
3．控制变量。（1）社会经济基础变量描述。控制变量中纳入的社会经济基础变量包括了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行业类型。这四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在纳入模型时分别转化为虚拟变量。（2）环境污染感知变量描述。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公众环境参与的动力机制有三种，污染驱动型、世界观模式和后物质主义模式［6］（P57－59）。假定公众是否选择自身直接参与环境治理是与其实际感受到的污染严重程度相关的，于是本研究选取了公众对对本地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感知作为控制变量之一。这是一个0～10分的连续变量，分数越高代表认为环境问题越严重。数据结果显示，公众打分的平均分为5．77分②，总体来看还是倾向于认为本地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③。3．环境污染经历变量描述。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人们在认识和评价事物时存在着“近因效应”，因此本文将公众最近一年是否经历过环境污染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数据结果显示，有32．35％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环境污染事件④。#p#分页标题#e#
4．政府绩效评价变量描述。由于基层环境治理既具有区域分隔性，又具有系统相依性，因此社区层面和县／市层面都被考虑在内。本研究选取公众对本市／县政府工作的评价和对本村／居委会／社区工作的评价两个变量，共同反应公众对本地政府绩效的评价状况。这两组变量的可靠性检验以及因子分析显示，其信度系数α＝0．62，因子负载率是0．707 1，证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处于同一个维度。所以对上述两个变量进行加总，建立当前公众对于本地政府绩效评价的综合指标。加总后该变量是一个取值范围为0－20的连续变量，样本均值为14．14⑤。
（三）数据来源
本文有两个主要数据来源，一个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08年组织实施的“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的环境问题部分。该调查在全国范围的25个省、市、自治区的73个县级单位进行，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共完成有效样本3 989个。为了满足覆盖流动人口的需要，该调查采用“GIS／GPS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按照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式抽取概率样本。为比较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分析政府主导的公众环境参与制度的绩效，本文还使用了由国家环保总局和教育部立项，委托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1998—1999年设计实施的“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的有关数据。该调查在全国共抽出139个县级样本单位，成功完成9 202户访问。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调查设计了针对青少年的问卷。最后合格的成人样本数是9 919，合格的少年样本数是2 682。
（四）分析方法和模型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已有一定的研究，然而基于大样本社会调查的定量研究仍然不多见。本文选取了定量研究方法，不仅克服了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在代表性和客观性上的两难处境，还可以通过统计控制，有效地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同时，本文还采用了同期群研究的方法，纵向比较跨度十年的两个全国规模的调查数据，从方法论来看更具有因果分析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三、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代际差异描述
在构建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Stata10．0软件对公众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基础、环境污染感知、环境污染经历和政府绩效评价四类变量的基础上，出生年代对公众的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标准化的回归系数⑦可以用来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于因变量的相对作用大小。通过对其考察进一步发现：代际差异是影响公众对区域环境治理主体偏好的相对作用最大的因素。换言之，在诸多影响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因素中，出生年代是影响作用最大的因素。纵向观察选择偏好的代际差异，如表4所示：不同年代出生的公民在选择“政府”还是“公众”时，呈现出逐级递增的显著性差异。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公众选择“本地政府”的发生比远高于选择“公众”的发生比，而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也在逐步增加。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选择“公众”的发生比则是选择“本地政府”的2．505倍，并在P＜0．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标准化回归系数最高，为0．187。再结合描述分析的结果来看，越是年轻的一代人，就越偏好“公众”这一治理主体；越是年老一代，对于“地方政府”的偏好就越多；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一代人，其偏好具有典型性和显著差异。
四、解释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代际差异
（一）基于政策背景的宏观解释
1．中国政府的环保社会动员历程回顾。中国政府的环保社会动员始于1972年。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环境保护的“三十二字方针”，强调了环境保护领域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7］（P140）。1973—1979年是政府环保工作的单纯治理阶段。此阶段环境教育以促进环境污染防治为主要目标，面向全社会的环境教育和环保动员未见起色。1979—1992年，中国政府的环保工作进入到环境管理阶段，同时环境教育初步发展。在这个阶段，促进环境管理成为重要的环境教育目标。1993年以来，中国当代环境教育快速发展。在这个阶段，环境教育开始重新定向，以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高等环境教育持续快速发展，基础环境教育不断增强，各中小学都开设了环境教育专题课；宣传部门广泛开展以“中华环保世纪行”为主题的环境宣传教育；“自然之友”为代表的民间环保组织成为环境教育的新生力量；以环境伦理学为代表的环境人文学科开始融入教学内容。
2．不同年代出生公民的环境意识社会化。按照早期经典社会化理论，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即成人之前的这段时间，也就是通常界定的10～15岁。按照生命历程视角的政治社会化理论，这段时期是个人形成对国家和对政府抽象效忠感和公民意识的启蒙阶段［8］（P17）。通过对中国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到，1949年及以前出生的一代人没有接受过任何环保动员和环境教育。而1950年到1965年出生的一代人，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即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阶段只是在政府层面提出了环保目标，但实质的环境教育和公众参与处于零水平状态。1966年到197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其青少年时期大致是在1978—1993年间，这段时期正是环境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不过其主要对象还是高校学生，并未普及到中小学校。也就是说，这一人群中的环境意识差异较大，这一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会更多地接受到环境教育，而且其所受环境教育多为专业性教育而非参与式的环境意识教育。那么到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这段时期正是公众环境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环保教育开始进入中小学课堂，也开始有ENGOs积极介入，并与政府一起共同推动公众环境教育。将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时期与中国政府环境教育的不同阶段绘制在一个时间坐标轴上，可以直观地展示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时期与环境教育各阶段近似重合的情况。作为环境意识社会化结果的偏好选择的变化与环境教育的发展阶段呈现一致的变化规律。例如，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其社会化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期处在中国尚未开展环境教育的阶段，而其在2008年调查时，在区域环境治理主体选择中偏好“公众”的百分比最低，为12．10％；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其社会化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期处在中国环境教育迅速发展的阶段，在2008年调查时其在区域环境治理主体选择中偏好“公众”的百分比最高，为24．22％。这一比较结果说明，青少年时期的环境教育，实际上是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中小学校作为社会化介体，在环境意识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的结果之一，是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即对“公众”作为环境治理主体的偏好。#p#分页标题#e#
（二）基于两年度数据比较的微观解释
1．1980年以后出生人群的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正如前文讨论过的那样，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目标之一即是培育公众的参与主体意识。本文认为，相较于“企业”和“本地政府”，具有“公众”治理主体偏好的人群，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也相对较高。而这类人群将成为中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模式变迁的推动力量。研究发现，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正是具有这样特征的人群。有近四分之一的“80后”人群偏好“公众”这一环境治理主体，高于全体人群近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最强的参与倾向。为考察这个特殊人群的环境意识特征，需要借助政治社会化理论。“个人的行为举止通常都被分析为历史的与同时代的影响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研究政治社会化的意图是探讨历史对成年人政治态度和行为举止的影响。”［9］（P2－3）这就给了一个考察视角，即追溯到这代人的少年时代，即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为此，本研究用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的数据做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解释环境意识社会化的过程及其对制度模式变迁的影响。
2．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少年部分数据描述。1998年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少年（10～15岁）的环保意识水平明显高于成人。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少年的环保意识在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自然观、环保行为等各方面高于成人近10个百分点。（2）少年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高于成人近20个百分点。（3）少年环保知识主要来源于学校课堂，学校课堂是少年环保知识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来源途径，说明中小学教育对提高少年环保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少年的环境意识社会化与环境参与的主体意识。对比2008年和1998年两项调查的相关数据发现，1998年调查中的少年（当时为10～15岁）恰是2008年调查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人群。可以看到，少年时代高水平的环境意识对成年后的环境治理主体偏好具有塑造作用。少年作为接受环境宣传教育最为集中和系统的群体，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的高低集中体现了政府主导的环境参与制度的成效。这是因为学校教育作为少年社会化的主要机制之一，对于少年环境意识的养成，以及这种个体层面的环境意识群体化并成为一代人所共有的价值理念具有关键的作用。
两年数据比较为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论据支持，对前文的两个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印证和解释：（1）中小学校作为社会化介体，在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的结果之一，是有助于形成集中的环境参与倾向。同时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启示：虽然是政府主导了自上而下的环境参与模式，可却通过环境意识的社会化过程，使得这个制度在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那里被内化为一种特定的环境治理主体偏好，而这种偏好正体现了一种积极参与的倾向。于是，在基层民众中产生了自下而上的社区环境参与的动力机制。因此可以说，环境意识借由“80后”这个新生代的社会化过程，逐渐从个体意识汇集成为一种群体意识，进而影响了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状态向着自下而上方向的转变。而这个转变过程本身，即是制度目标———培育参与主体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从而体现出正向的制度绩效。
［关键词］医学生 社会化 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万艳玲（1977- ），女，陕西大荔人，桂林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广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1年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基于培养医学生人文关怀素养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JGB088 ）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6-0177-02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医患矛盾和纠纷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文精神在医药卫生行业中的严重缺失。新形势、新时期推进医学生社会化进程，必须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医学生人文关怀问题的研究。
一、医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阶段性差异较大，思想与行为功利主义明显。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入，高年级医学生比低年级医学生社会化完成得更好，同时功利化倾向更为明显。低年级医学生关注学业的较多，而高年级医学生则较关注就业；在课余闲暇时间的安排中，高年级医学生较低年级医学生能更好地利用；在对待明天要交的课程论文，没有完成的同学中，高年级医学生更倾向于上网去搜，懒于动脑筋，应付了事。更为普遍的一个不良现象是随着就读年级的升高，医学生的道德观念在减弱，功利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很多学生希望只学习实用的医学科学知识，认为社会科学课程没有用，“重医轻文”、重“做事”轻“做人”，导致临床上医护人员只关心病、不关心人的现象普遍存在。
2.信息接触渠道多，道德自律能力不强。医学生的道德素质整体较好，但是在面对道德选择尤其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医学生的道德自律能力有待提高。网络和手机的迅速普及，特别是手机3G时代的到来，使得大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外界的各种信息。网络媒介具有开放性，为医学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然而，网络也充斥着大量反主流价值和文化的信息。医学生由于涉世不深，没有足够的理性批判能力，面对各种非主流的道德现象，显示出道德自律能力不强。他们会破坏规则，挥霍青春，远远超出了大学阶段社会化的要求，表现为过度社会化，缺乏责任意识和道德羞耻感，不遵守法律规范，不恪守道德底线，生活唯我独尊，并无半点医护角色意识。
3.学业压力大，心理健康问题具有特殊性。医学的学习是一个长期而繁重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资料显示，与非医学生相比，医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多集中在学业问题上，而且，女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高于男学生。在不同年级中，医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各不相同。一、二、五年级学生心理问题最多，也最为严重，一、二年级学生的主要心理问题为人际关系敏感、强迫和敌对，五年级学生则主要为恐怖、焦虑和躯体不适，男学生以偏执和敌对为主，女学生以抑郁、焦虑和恐怖为主。而且，医学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学生的经济压力高于非医学生，高额的学费对不少家庭是个严峻的考验，贫困学生在医学院校不是少数，因受经济拮据困扰，他们常处于郁郁寡欢的不良心理状态。
4.耐挫力差，人际交往能力有待提高。医学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生命健康，医生面对的是一个有丰富情感和更多诉求的人，而不是“物件”，如何有效地与病人打交道是医学生必备的素质。医学生的年龄大多在18～23岁之间，这个时期大学生情感归属迫切，社交需求强烈。但是由于中学的学习环境相对封闭，交往对象较为单一，很多学生来到大学在人际交往中自我期望过高。然而，大学生缺乏社会交往能力和技巧，不知如何处理交往中的难题，往往退让回避，加之大学之前单一考大学的人生追求，导致在人际交往中很少遇到挫折，挫折承受能力没有得到锻炼，影响了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人际交往的空间从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延伸，网络媒介的交互性，使得医学生的心灵更加封闭，人际交往能力更为欠缺。
二、医学生社会化的目标
1.道德社会化，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与习惯。道德社会化是通过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内化社会道德规范，形成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医德是从事医疗职业的人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是调节医患之间、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行为规范，是评价医务人员职业行为善恶的标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医患关系发展趋势呈现出经济化和利益化，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备受争议。孙思邈认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提倡医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医德。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大学期间的道德社会化主要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事业感，其完成的情况直接关系对患者服务质量的好坏。
2.生活技能社会化，培养良好的沟通能力。生活技能主要包含生活自理能力、自我谋生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是最基本的社会化。社会交往能力作为生活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医患关系中，医护人员掌握医疗技术，患者对医疗知识了解肤浅，在医患对话中处于劣势，医生的“技术至上”思想使他们非常傲慢，医患双方的交流是不平等的，患者“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2500年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讲过一句名言：“医生有三大法宝，第一语言，第二药物，第三手术刀。”可见，面对患者，医生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胜过药物。原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副院长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说：“现在所有的医科大学都没有设立人文学科，使很多医生在与患者沟通上存在困难，其实由于医疗事故引起的医患纠纷只占20%，80%是因为沟通不够造成的。医患之间相互理解，才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护人员唯有真正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以平等的心态开展医疗工作，愿意耐心倾听，把病人当“人”看，才可以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很多医学生的专业素质较高，但是如何与他人尤其是患者有效沟通的能力非常缺乏，因此，生活技能社会化重点是提高医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
3.法律社会化，践行依法行医的理念。法律社会化是指大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学习社会主义法律知识，并用法律知识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务人员的法制观念不够强。在医疗活动中病历记录不全，不顾及患者的知情权，不按医疗规范操作造成误诊、误治而引发医疗纠纷。与此同时，患者维权意识增强，医务人员对医疗市场形势认识不足，人们越来越关注医疗技术、服务态度及医疗费用等。法律社会化对医学生而言非常重要，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自觉规范和调整医患双方的行为，做到依法行医。
三、医学生社会化的途径
1.优化课程结构，构建人文课程体系。发达国家医学院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人文课程在内的医学课程改革，研究资料显示，在其课程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在总学时中所占的比例，美国、德国最多，达20%～25%，英国、日本为10%～15%。发达国家医学人文课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向医学生传授建立医患关系的知识和技能，主要方式是将医学课程与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相互渗透，课程实施上运用讲座、课堂讨论等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经过改革，学生毕业后的人际交流、解决病人社会问题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我国对医学生人文关怀素养的培育主要通过医学、护理伦理学、人文选修课程等来实现，尚未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渠道，人文课程资源亟待整合。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各个高校均在开设，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长，通常在2～3年，经过改革之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更为贴近大学生，在解决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方面作用更为突出。因此，目前情况下，形成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核心的人文课程体系最具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开设“医学伦理学”“护理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卫生经济学”“卫生事业管理”“卫生法学”等课程，构成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模块。
2.分清阶段，开展针对性教育。研究资料表明，医学生大学期间的社会化显示出阶段性特点，据此，医学生社会化的“人文关怀”追求应当针对不同阶段医学生的社会化倾向开展针对性教育。在新生入学时，重点解决医学生的心理适应问题，主要包括对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习管理的适应。在一二年级阶段依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低年级开设的优势，借助该课程体系对医学生开展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法制观教育，培养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念，培养他们的法律思维。同时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语文”“大学学习学”“医学社会学”“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选修课程，重视教育的针对性与层次性。在高年级阶段，医学生开始接触到临床实践，心理问题和道德要求与低年级不同，很多在低年级阶段认同的道德观念，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践往往会被学生，因此，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学生临床实习时期，重点利用与医学实践紧密联系的课程使医学生对医护人员的职业特征和道德要求有正确的认识，进而形成良好的医德行为与习惯，能够有效地与病人、病人家属等进行沟通，在临床实践中践行依法行医的理念。以限定选修，甚至必修课的形式开设“医患沟通学”“护患沟通技巧”“医学伦理学”“护理伦理学”“卫生法学”“医疗事故防范”等课程，教育和引导学生认识医学与社会的关系，树立医学即“人学”的行医观念。
3.人文教育贯穿医学教育的各个阶段。在我国，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安排比较集中，大多由一、二年级的公共基础课教学来实现，医学人文教育不够系统连贯。医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因为“人”，因而，不尊重人，无视人的情感需求，医学只会背离其服务宗旨，医患关系的缓和也就遥遥无期。一切医学活动、一切医务工作者都要遵从一个原则：以人为中心。希波克拉底曾说：“了解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病更为重要。”这句话充分说明人文关怀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专业课程教师尤其是临床实践带教老师更应转变观念，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为病人着想，尊重病人、关心病人、善待病人，而不是把病人当做一个可以任意摆弄、处置的物件，具备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把人当人看。医学人文教育也不仅仅是医学院校的学校教育，在医学知识学习和教育的各个阶段均应有所体现，从而提高医疗队伍整体的人文关怀能力，体现出人文教育纵向分布的连贯性。
医学是科学，也是人学，要想造福人类，更有待于人文的引领。医学生社会化的要求不仅是提高专业技术，更要求具备人文素养，因此，必须在人文关怀视阈下开展医学生的社会化教育，提高医学生人文关怀的能力，真正实现医疗卫生工作由“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以人的健康为中心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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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桂华.医学的人文内涵［N］.人民日报，2008-04-17（13）.
［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传统文化;信任扩展
我国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往往凭借一个创意或捕捉到一个市场机会，使企业获得迅速发展。随着企业发展超出家族管理禀赋所能支撑的范围，企业迫切需要建立起分权化的组织架构和决策约束机制。另外，企业竞争优势的取得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也需要企业拥有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我国家族企业正面临着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着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演进，处于转轨期和立于知识经济面前的家族企业如何通过治理结构优化和制度完善实现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这是家族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所在。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为根基的，为了维护“家”的利益、声誉和永续存在及发达兴旺，我国产生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体系，约束父子、夫妻、兄弟及亲属关系。每个家族成员都依附于家，视家为根，都对家的利益、声誉和兴旺负有责任，并且对家的责任胜过其它责任。长久浸润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便形成了传统中国人强烈的家族主义。家庭或家族制度是“又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刘清平，2002)，它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对我国家族企业而言，正是在厚重的“家文化”支配下，中国式家庭关系的模式也就自然地被移植到了华人企业之中，并且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企业的发展。
中国家族文化使人们更容易相信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人极度的不信任，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本位文化或家长制文化必然对于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特定的中华民族注重家庭的文化积淀在相当程度上，在相当长时间里影响中国现实的治理形式的选择。在治理选择方面，“子承父业”模式依然是中国家族企业继任的主流模式，尽管从效率角度看，排斥和限制了社会资源的进入，造成家族企业的资源短缺，尤其是对外来经理人的排斥和限制造成管理资源的短缺，也必然导致企业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转让权及剩余利润索取权合而为一。虽然很多大型家族企业都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办公会等组织和相应制度，逐渐向规范的现代公司制靠拢，但家族控制特征仍很突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如果资金来源仍然局限在家族范围内，就会限制企业的筹资规模，难以在短期内筹集到提升技术层次和产业层次所必需的大规模资本。家族企业要想继续生存与发展，就不得不转变经营理念，转向企业外部进行融资。随着家族之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引入，家族企业经理就不可能再以以前的目标来经营企业了。其目标的改变也会使其在融资方面采取更加多样化的融资方式，进而逐步打破家族企业产权的封闭性，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二、人力资本谈判力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
企业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契约，周其仁(1996)指出，由于在古典企业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二为一，造成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形成了所谓“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与其说是物质资本家在雇佣劳动，不如说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家在非人力资本的影子里扮演角色罢了。”方竹兰(1996)针对现代企业理论对物质资本持有企业所有权的各种论据，结合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和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陆维杰(1998)则认为从生产力发展来看，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重视在现阶段还会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后会演化到人力资本必然占支配地位。每一个企业所有权的归属最终决定于一定生产力下该企业的经济活动水平对两种资本的需求程度以及企业环境中两种资本的稀缺程度，并且受企业规模带来的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
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谈判力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稀缺性、承担风险能力、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退出成本等几个方面。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科学技术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科技的采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商品和信息的流动速度加快，市场扩张，这都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进行协调和管理。物质资本的稀缺度虽然是限制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与人力资本的稀缺度相比，呈现下降趋势。在承担风险能力方面，经理市场的兴起将经理的价值通过市场价值表现出来，同时也对经理形成约束。当经理经营不善时，他要承担自身市场价值下降的风险。同时，管理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团队性也增加了其承担风险的压力，使经理必须承担部分风险。此外，股票市场的兴起，通过资产的证券化和投资组合可以分散风险，使得物质资本承担风险能力下降。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从一般人力资本中逐步分层出科技型人力资本和管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层意味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在加强，从而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退出成本。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往往以团队为基础，一旦离开特定的团队，人力资本的价值将受到较大损失，因此退出成本增加，谈判力增强。
综上所述，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物质资本的谈判力逐步下降，人力资本的谈判力逐步提升。要真正适应人力资本谈判力上升的现实，需要对企业治理结构进行调整，建立起分权化的组织架构和决策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与外部人力资源的融合。
家族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与企业的信任结构是相互促进和不断适应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企业主在确定委托关系时，要选择的人必需是值得信任的人，既信任人的能力，又信任人的职业道德。从选择的顺序和范围看，一般是先家族成员，再泛家族成员，然后是职业经理人。其治理结构的选择有一个先家族治理，后非家族治理的顺序。
从信任扩展的过程看，家族企业主和企业家“经理人”的信任是一个“初步的人际信任——经济信任——深度的人际信任——利义共存”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企业主开始时不能将控制权全部下放，随着信任的不断深化，控制权逐渐放开，直到完全放开，这时“经理人”就能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家族企业不断成长，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障，达到多方共赢的目的。随着信任的扩展，家族企业也从家族治理向非家族治理发展。
三、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三维演进
企业形态维度、关系治理维度和公司治理维度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家族企业演进的三维模式，我国家族企业将沿着上述三个维度动态演进。
(一)企业形态维度
企业形态演进的几个阶段可以在企业形态维度上明确地表示出来。从个体企业，到家庭作坊式企业，到由企业主家族成员垄断经营控制权和企业所有权的狭义家族式企业，到有朋友、乡亲等熟人担任部门经理的泛家族式企业，再到引入陌生的非家族经理人员的混合式家族企业，经过一个家族企业的临界点，最后变成股权分散化的公众公司。这个维度的最大用处是能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种可预见的框架，并指明控制权、家族和企业各个阶段的对应与结合。
(二)公司治理维度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演进的决定力量是企业控制权的转移。家族企业正式治理维度，即公司治理维度主要涉及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问题。
家族企业演变的决定力量是企业控制权，所以控制权发展模式在家族企业的演进中非常重要。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过程正是沿着:管理的社会化实际控制权的社会化所有权意义上的社会化企业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化过程展开。其中，管理的社会化是家族企业社会化的第一步，而控制权的社会化是其中的关键。控制权的转移过程可以通过企业关键岗位的开放程度和授权的充分程度反映出来。这种演进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管理人员的来源变化看，变迁的过程表现为:家庭家族亲情关系专业经理阶层;从实行委托—的管理岗位看，变迁过程表现为:车间主任生产厂长分公司经理总经理(叶国灿，2004)。
(三)关系治理维度
关系治理是家族企业治理的一个独特维度，与正式的公司治理相协调。关系治理主要处理家族成员关系、家族成员与家族企业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随着家族企业形态的演变，家族企业内部关系治理的重点也发生变化。在家族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处理好家族内部的关系，使之与企业正式治理协调一致，是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
1.家庭或家族关系治理阶段
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始，以家庭积累资金为主要资本，由创业者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经营。这时的家族企业中心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有一种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个阶段，因管理人员少且是创业者及其家人，由于共同的信仰及价值观所形成的凝聚力，减少甚至消除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和可能的机会主义倾向。大多数家庭是家长权威制或者创业者、合伙人肩负着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任。当进入家族关系治理阶段，控制权的分散和转移导致家族成员全面进入企业，这时候的创业者或合伙人考虑给家族成员以锻炼的机会，家族成员进入分工协作阶段。通过分工协作，明确他们在企业中的职责。传递领导权虽然是企业的问题，但也是家族的问题。
2.泛家族关系治理阶段
当企业发展到泛家族阶段，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中的组织成员结构依血缘、姻缘、地缘等方向，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地向外扩张，同时企业进一步制度化，家族中人服从企业规章由人治逐步走向法制，血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弱化，但企业的组织、经营、管理大权仍牢牢控制在某一或若干个家族手中。但随之家族企业的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不但面临着家族企业内部成员的权力、利益纷争，而且面临着严重的人才问题。此时，关系治理的重点也将逐步转移到泛家族关系中，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树立利益共同体是其中的重点。
3.正式契约治理阶段
在这一时期，家族企业内部的关系治理，这种非正式契约型治理将逐渐被正式契约治理所取代。企业的经营产业层次不断提高，业务不断拓展。随着家族企业公开化和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家族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得到完善。其治理主体就是相关者，即与企业共存亡的个人或团体，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一般雇员。共同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通过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产权主体的行为。随着企业从泛家族企业、混合型企业到公众公司，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也逐步被正式的契约治理所取代。我国家族企业正处在我国经济的转轨时期，而当前的社会也逐渐从工业时代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这些复杂的因素共同推进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当然这一变迁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家族企业应该适时主动的推进企业制度变革，来打破家族企业成长的束缚，从而实现与社会资本的不断融合，实现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Mitchell H. M. R，Williams， J. A， AUen， Ramon A. A. Correlates of success in family business transi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7(12):38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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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新春，陈灿.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2005(6).
[4] 薛求知，宋丽丽.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变迁的权变因素及过程——一个动态分析模型[J].当代财经，2006(10).
[5] 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6] 储小平.家族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6).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民族工作社会化 民族工作
民族工作社会化是整合社会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非政府组织是多元治理的主体之一，能够利用自己拥有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进步。
一、简述民族工作社会化的涵义
民族工作社会化，就是要积极调动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资源，参与到民族工作中来，使民族工作方式从传统单一的部门化向系统的社会化转变，以充分发挥民族事务部门的服务、协调、综合职能。1
在新时期下，民族工作社会化是促进民族地区建设发展、团结民族力量的重要手段。在社会力量与资源的帮助下，少数民族的要求和需求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以满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负担，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在民族社会化中，非政府组织是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承担了部分国家和政府民族事务管理的职能，推动民族工作更高效、更科学的进行。
二、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工作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
㈠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工作社会化中所起的经济作用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民族地区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地区的活动无疑对其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首先，非政府组织运用自己的策划、宣传能力，投入资金和人力支持，积极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特色旅游。其次，非政府组织引进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民族群众改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维护生态平衡。2
㈡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工作社会化中所起的政治作用
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和社会的桥梁，能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意见表达、发泄不满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协调民族关系的作用。是利益多元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的利益表达作用。3
㈢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工作社会化中的社会作用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合作，在民族地区开展了各种扶贫活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而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则较为落后贫穷，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更多的援助。在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和反贫困大潮中，多种多样的民间组织正通过深入基层的项目参与，逐步融进民众的社会生活当中，成为相互促进且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4
三、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㈠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数量很少，涉及的管理事项也不具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所面临的民族事务和民族问题越来越复杂，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民族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活动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
㈡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自治性和独立性
在管理体制方面，我国对非政府组织实行“双重管理”，即非政府组织要接受登记管理单位和业务主管机关的双重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加大了非政府组织的进入门槛，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正常活动，使得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部门”，调节国家社会生活，弥补政府市场失灵的功能受到影响。
㈢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工作项目中所投资金、人力和技术不够充足，项目持续时间不长
民族地区所面临的生态和文化保护等问题，需要投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较多，花费时间也较长。对于国内非政府组织来说，没有多种筹集资金的渠道，资金匮乏。相比于其他收益明显的领域，国内非政府组织对民族工作领域的投资较少。
四、解决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若干对策
㈠加强非政府组织的法制化管理
非政府组织种类、性质多样，活动内容和领域也越来越广泛，需要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律对其行为进行指导，确保非政府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民族问题复杂多样，民族间特色风俗各异，非政府组织需要根据不同民族的特色来制定项目，因此所涉及的民族工作事项繁琐，需要有法律条例的管理，否则很容易陷入杂乱无章的状态。
㈡建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体系
在多元治理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处于平等、合作的关系，共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作为“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与政府资源形成互补，推动双方高效合理的在民族工作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不仅如此，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寻求与政府的合作，获得政府在政策、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宣传等方面的支持，与政府共同筹集资源、公平分配资源。
㈢改革现行的非政府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
在“双重管理”的体制下，非政府组织进入门槛被提高，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种类的多样化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渠道。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了压抑，导致其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性越强，自身独立性不断降低。民族工作涉及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建设、科技教育发展等方方面面，这些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繁多复杂，不是几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承担解决的，需要有众多专业性强的民间组织共同参与。
五、结语
尽管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随着自身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将更加完善，为民族地区提供更好的服务，更有效的促进民族工作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 张小蕾，董堃.将强沟通是实现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化的必要方法.社科纵横，2011，（2）.
2. 李妙然西部民族地区环保非政府组织研究——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