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21 17:13:3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民间借贷常见问题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民间借贷是一种在正规金融融资以外的信用行为，一般在民间的企业以及个人之间发生，用来解决资金借贷的问题。民间借贷是金融机构的补充，具有灵活性和快捷性、方便性的特点。因为在法律方面缺少法律规章制度的监管，民间借贷经常出现高利贷以及高息集资的种种现象，若是得不到及时的监管就会危害金融市场，出现较大的风险。
一、 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 借贷的规模呈现扩大的趋势，参与人员增多
民营企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市场上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由此民间资本迅速积累，资金的总量不断扩大。中小企业的大力发展需要大量的融资，但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数量以及其他方面并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由此导致民间资本市场诞生。例如，根据资料显示，南方某城市早在2012年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就超过1200亿，这表明该城市的民间借贷利率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年综合的利率水平在25%左右。市场上多数企业参与过民间借贷，这足以显示民间借贷主体向着广泛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前，多数民间借贷只是发生在一些熟悉的人或者有血缘关系人身上，但是现在借贷主体涉及到的行业比较宽泛，例如，企业法人、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等等。借款人也从单纯的因为生活困难扩展到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由此也导致了全国各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不断增加 。
(二) 借贷向着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金融机构出现信贷收紧情况以后，企业的融资需求没有发生变化反而出现继续增长的情况，这样民间借贷就从最初的小规模扩展到职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并且因为行业环境的需要，民间借贷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展、升级，例如，典当公司和投资担保公司的出现，这些企业在金融方面得到审批，但是却没有相关的金融资质。以上这些民间借贷机构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吸纳公众的资金，然后再通过拆分和组合的方式将这些资金提供给贷款人员，由此获取利益。伴随互联网的兴起，民间借贷也开始实行网络贷款，由此网上借贷平台风起云涌，民间借贷市场开始向着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法律风险就是常见问题之一 。
二、 民间借贷的法学法律缺陷
(一)民间借贷的立法缺陷
我国的民间借贷的发生到盛行，缺少关于法律方面的规制，很多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民间借贷其实属于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被归结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但是，实事上并非如此，我国的法律条文中有涉及到民间借贷的一些规范，在法律中也承认民间借贷这种民事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律上民间借贷依然存在诸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内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国法律中没有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民间借贷由此成为一种非正式的信用形式，一直处于法律中较为尴尬的地位上，监管方面往往是行政管制和刑事惩罚两个方面，协调能力下降。
其次，法律规范之间不够协调，有时会出现冲突。也就是借贷双方的借贷行为并不能充分的将借贷双方的真实意思体现出来。
(二) 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的缺失
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监管的主体并不明确，另一方面是监管体系的严重缺失。从这两方面的缺陷中可以看到，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非正式的金融组织，没有让人们意识到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简单的说，民间借贷并没有自己的金融地位。正是这种认识上的缺失性，导致了在当前情况下，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定位出现问题。P2P借贷平台已经普遍流行起来，但是因为P2P借贷平台可以让民间借贷实现规模化的经营，由此更加容易有系统的风险性 。
三、 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 民间借贷法律风险概述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金融形势，在运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那么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可以简单的总结为在法律法规中对民间借贷的这种具体行为有一定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借贷的当事人，对于法律否定的这部分，不能实现其价值，也不在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行为，所需要遭受的风险大小，和它可能逾越的法律可能性有直接的联系。那么，民间借贷因为自身的缺点，所需要面临的法律风险可能与其他金融行为相对比，要稍大一些，更加需要予以规制，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去维护借贷双方的根本利益，才能让民间借贷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 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分类
1.民间借贷的法律缺失性。 民间借贷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法律行为，其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有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两种，所谓商业风险就是在民间借贷这一行为产生的时候，一种随之而来的自然属性;法律风险则是指借贷的具体活动中，因为操作所产生的人为风险，因此可以最大程度的去规避。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对于民间借贷和非法借贷这两种金融行为的区分非常困难，这样最后就导致民间借贷在制度层面上存在较大的风险。因为法律制度和经济发展不能够同步，出现滞后的现象，那么专门性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完善，出现缺失的状况，因此不能正确的引导民间借贷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法律法规中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定也呈现出不合理的状况，并且没有从市场规律出发，使用自己的强制性去限定利率的高额度。 2.借贷参与者的借贷行为认知性缺失。参与民间借贷的一般为普通的百姓，在这种经济和法律行为当中，对于借贷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民事权利并没有过多的限制，民间借贷主要是货币，我国对金融的控制比一般的民事法律更加严格，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法律法规当中因为主体的认知性有限，并且对违法行为也认知不足，给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例如，从民间借贷的利率出发去看，从现有的法律以及司法实践上讲，若是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而民间借贷的实践过程中，一般借贷的利率都会高出法定标准。在《合同法》中规定，利息可以在本金交付的过程中提前扣除，但借贷的本金以实际交付为准，然而实践中，利息在交付本金时即提前扣除的方式也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常见方式。在借贷人员一对多的情况，若是已经不在既定范围内，那么就是非法集资，但是在法律中，包含刑法，都没有对这个范围进行界定，缺少明确的法律标准，因此作为普通百姓更不清楚其中的法律风险所在 。
3.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民间借贷一般是借贷双方自行发生，被称为自治，借贷双方对于资金的来源和借款所用也没有过多的监管，在我国的法律中对于借款有规定，那就是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等等，那么这种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这种活动的监管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很难得到监管，也无从落实。民间借贷过程中，因为借贷双方存在一定的强弱地位，借款人不能证实贷款人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洗钱”行为。
4.民间借贷与刑事犯罪。在民间的借贷活动当中，一般出现的法律非罪有非法集资和集资诈骗，在我国的法律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会受到金融管理的处罚，这也被看成是一种扰乱管理秩序的行为。
四、 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预防措施
(一) 民间借贷立法体系的完善
法律的产生要适应需要，并且法律的变化也需要从借贷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要充分的去完善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首先，清理好现有的法律法规，由此维护好现有法律的协调性，以此保障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创新和改革一些与现代金融市场发展不相关的经济金融理念，废除一些金融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活动和非借贷活动进行清晰的界定，让民间借贷能够在一个清晰的法律范围内运行，让民事主体实现意思自治。立法可以让民间借贷有自己的位置，发挥正规金融的作用。例如，对新的借贷法律的学习，一些民间的借贷纠纷发生以后，经过人民法院的立案，发现了其性质是民间借贷但是没有构成非法集资，那么人民法院就应该按照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来处理。一般概况下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需要以形式案件的审理为基本的依据，若是有涉嫌非法集资的内容，要交予检查机关处理。
其次，采用民商分立的思路，作出借贷的相关规定。在金融管理之中加入民间借贷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分析，例如，民间借贷的资金用途，风险的防范和税收等等，都要在一个活动平台中进行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二) 民间借贷监管体系的完善
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明确监管的主体。民间借贷是一种非正规的金融表现形式，和正规的金融一同构成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需要二者有统一的监管主体，在当前的民间借贷领域中，并没有完善的监管，因此小额贷款公司一般由政府管理，典当机构有商务局管理，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高风险性。因此监理民间借贷的监管体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有区别的对待。对民间借贷的主体和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区分，在民间借贷中更多的要展现借贷参与者的意思自治，在监管过程中，让双方都有自己的空间，给民间借贷监管的同时予以一定的自由和活力 。民间借贷中，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其次，在民间借贷中，参与者包含了借贷双方和借贷中介。每一个角色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同，因此监管需要有侧重点。
(三) 建立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
建立起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需要有一定的信用判断准则，把这些判断准则放入到社会生活以及民间借贷工作中去，个人和企业的民间借贷情况可以在信用体系中更好的表现出来，无论是企业信息还是个人信息都罗列在诚信社会当中。诚信体系还要有服务机制，让大众和社会承认民间借贷，让民间借贷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资源，借款双方及时的了解诚信信息，以防出现不必要的借贷法律风险 。
综上所述，本文对民间借贷行业种存在的法律风险以及预防措施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对民间借贷这种经济活动有一定的约束力，使其在规范的道路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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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国企业家》2013年第17期封面故事 《好莱坞的中国合伙人》
每到周五，最享受的事就是躺在沙发上看《中国好声音》，一周的疲倦很快被驱散。这篇专访让我第一次亲密接触了“好声音”背后神秘的“黎叔”。而这只不过是他传媒版图中的冰山一角。
根据我看到的种种迹象，如果按照传播媒介划分的话，黎瑞刚的传媒理想帝国可以描述为：移植技术、多媒体传播和新媒体发散三个阶段。
移植，即用美国制作和发行的技术来打造东方梦工厂，从而出产大量有国内版权的优秀（动画）电影或者娱乐秀，这解决的是内容问题。多媒体传播，则是包括星空卫视、剧场、IMAX影院等多渠道构成的立体传播网络，这解决的是渠道问题，而渠道更体现资源的整合。最让人憧憬的是新媒体阶段。与包括腾讯、IPTV以及所有可能成为未来观众源的数字媒体或社交媒体合作，来解决未来发展问题，也是抓住观众源的根本问题。
相比新闻集团和梦工厂等这些熟悉资本运作的传媒大鳄，这个帝国的国王黎瑞刚最大的优势是具有深厚的政府背景，且熟谙国内外游戏规则，又懂传媒运作规律，善于驾驭资本。这令人对这个不断崛起的隐形帝国充满期待。 （祁悦） 用户是否买账？
《中国企业家》2013年第17期特写 《墨迹的社交迷途》
工具类应用的盈利来源，几乎只能靠用户流量和广告互换，但广告平台用户转化率过低，所以这种收入实际上无法支撑一个完整的规模团队的长期运营。墨迹最近推出了时景天气，试图从单纯的工具向社区转变，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目前我周围的朋友对时景天气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不认可，他们使用墨迹就是看天气预报，其它功能是累赘。他们觉得现在墨迹太臃肿，毫无用处、又耗流量，已经或打算换其它天气应用。另一种觉得还不错，他们喜欢的不仅是墨迹的天气预报功能，还有附带的桌面美化功能，所以对时景功能也感兴趣。
不可否认，墨迹做社交有些牵强，作为一个工具软件很难做到强用户粘性。时景天气算是不错的切入点。它最初的设计是“人人都是天气播报员”的思路，如果大家在看墨迹天气的时候可以实时看到外面的人拍摄到的景色，就可以获取最真实的天气信息。但这是否有足够多的用户买账？在同质化软件众多的市场，要脱颖而出，个人觉得墨迹首先当然是预报准确，其次必须优化UI，提高图片质量。 （林玥） 温州之痛
《中国企业家》2013年第17期特稿《煎熬温州》
曾几何时，温州炒房团闻名全国，羡煞旁人；这个民营经济发源地也成为外来人员的投奔地；与当年温州如火如荼的经济相伴的，是发达的民间借贷……作为中国改革的典型样本，温州有太多可说的地方。然而，今天的温州却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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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在资本腾挪的背后，人们既能看到房企财务投资的冲动，也能捕捉到其它诉求。
受到持续数年的国内房地产亢奋牛市的强力支撑，房地产企业得以尽情分享着一轮又一轮的超级利润盛宴。资本底气的日渐垒固与膨胀已经很难让房企抑制与按捺跨界与扩张的冲动，强势进入银行业于是成为房地产企业的最爱。 跨界金融热潮
马年春节刚过，国有企业越秀集团成功收购香港创兴银行绝大部分股权的消息不胫而走。2013年10月底，越秀集团正式向创兴银行全体股东提出部分要约收购，并在今年1月初得到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正式批准。截至2月5日部分要约最后截止日，越秀集团悉数吃进了创兴银行3.2625亿股份，占创兴银行已发行股本的75%，总现金代价约为116.4亿港元。据悉，该笔收购是国内首宗由地方国企层面完成的境外银行并购，也是香港自金融危机以来境外资金收购本地资产的最大交易，同时还是香港市场上首家非金融机构收购香港银行的重大交易。
早于越秀集团收购尘埃落定的半月之前，广州市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集团正式收购了华夏银行4.522%的已发行股本，总代价为33.025亿元。此番收购后，恒大成为华夏银行第五大股东。再稍早一点，华南最大的地产商万科以基石投资者身份斥资30亿港元认购了徽商银行发行股份，从而成为这家银行的单一最大股东；几乎同时，新华联正式公告称，拟在湖南长沙参与筹建民营银行，成为发起股东之一。
拉宽时间界面不难发现，国内地产企业入股银行并非新鲜事。资料显示，最近5年来，先后有中国泛海控股集团、鲁能集团、绿地集团、复地集团、华润置地集团、侨鑫集团、星河集团、莱蒙集团等进入银行业，其中绿地集团跨界银行最为频繁，仅最近3年，绿地集团就入股辽宁盘锦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锦州银行、东方证券等多家金融机构。如今，当万科、恒大等“千亿军团”以及如同越秀那样的地方国企龙头也纷纷迈开进入银行业的脚步时，无疑意味着国内房地产企业入股银行金融的阵势正在显著加大，房企跨界金融业正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度趋势。
在目前已经有30多家房地产企业进入银行股权收购地带的生态下，未来不长的时间这一阵营还会扩充。据悉，恒大集团与浦发银行和北京银行的金融战略合作协议即将进入收官阶段，绿地集团与江西省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步伐也正在提速。相关资料显示，绿地计划在3～5年内在江西打造全国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示范性金融产业体系。与此同时，新湖中宝与温州银行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也进入蜜月成熟期。业内预测，2014年还会有更多的房地产开发商陆续投入到抢滩金融业的浪潮之中。 近谋与远略
万科销售达到1776亿元的历史高位，绿地销售抵至1625亿元的最高纪录，华润置地突破600亿元的历史高点……2013年国内房地产企业的市场业绩全线飘红，受此影响，国内房企“千亿军团”迅速扩容，形成了万科、绿地、万达、保利、中海、碧桂园和恒大七雄并立的局面。全球知名的房地产研究机构克尔瑞预测，2014年中国的千亿房企将达10家。房地产业资本的膀圆腰粗是房企并购银行的雄厚底气，而在资本腾挪的背后，人们既能看到房企财务投资的冲动，也能捕捉到其它战略诉求。
纯房企入股银行后，企业能在房地产业务外形成另一利润增长极。据中房协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管理状况蓝皮书（2013）》报告显示，受制于成本上涨与需求下降的约束，未来房地产行业将会出现年均净利润率次第降低1个百分点的趋势。而国内16家上市银行的价格估值也处于历史低位，甚至多达14家银行一度“破净”，此时房地产企业出手，可在“抄底”的兴奋中获取未来令人心动的溢价收益。
房地产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需求和消耗资金的能力非常强大，因此，相对于财务投资而言，房企入股银行所展现出的融资方面诉求可能更为强烈。但是，由于存量流动性的过剩，未来M2（广义货币）增量会逐步收缩（至少不会进一步扩大），加之基于高企房价的宏观调控，房企今后获得信贷资源的难度将有所加大。不仅如此，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日前的《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107号文），不仅信托公司被禁止开展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业务，而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被禁止开展债权类融资业务，而这两类被禁止的影子银行业务的资金原来主要流向了房地产行业，107号文显然让房企融资暗道无情大幅收窄。
“钱紧”的现实倒逼着房地产企业必须拓展新的融资平台。相比于信托、基金而言，商业银行不仅有较大的储蓄来源，而且有稳定的现金管理功能，房企如果能在股权层面与银行进行深度合作，在密切与信贷供给方关系的前提下，还能确保自己现金流的安全和资金需求的顺畅。不仅如此，在当前全社会贷款利率水平高企以及一二线城市土地租金上升的背景下，房企普遍遭遇融资成本上升的困扰，相关的成本控制能力直接决定着房地产商各自的竞争实力。因此，对于房企而言，若能与银行进行股权捆绑，无论是前期的融资，还是中期的按揭，抑或是后续的信贷资源补充，都可以收到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央行最新的《2013年民间资本与房地产业研究报告》显示，房地产直接融资所占比重由10年前的30%升至目前的40.5%，房地产已进入直接融资时代，但一旦能够收购上市银行股权并成为核心股东，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通道将获得有力的扩充。
此外，作为一种战略指向，房企入股银行所谋求的行业经营模式创新与相关产品创新趋势也值得关注。以万科为例，目前其掌握着超过50万套住房的现成客户资源，除传统简单的物业服务外，近两三年万科一直在筹划提供“社区金融服务”，而成为徽商银行大股东后，万科就具备了自己向所管理的社区提供网上银行和零售银行等各类服务的功能；另外，万科的合作对象包括8000 家建材供应商及承包商，其中5000家为中小企业，这些企业进行融资时或可得到万科的支持或向银行推荐。据此，涉足银行后，万科就可以通过融资平台打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房企跨界银行目前获得了最为少见的“窗口期”。除了顶层设计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外，由于利率市场化趋势以及互联网金融兴起，商业银行也愈来愈感到未来生存的不易。普华永道与中国银行业协会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3）》显示，超过七成银行家对未来3年银行的收入及利润增长预期有所下调。正是如此，作为实力型机构投资者的房地产企业介入商业银行，也会得到后者的欢迎。 扳直跨界之路
即使没有股权合作的嵌入关系，房地产与银行也是两个关联度极高的连体，甚至国内银行业被房地产绑架的声音甚嚣尘上；如今，房地产向银行金融进行股权渗透，二者的关系较之前必然显得更加微妙，由此衍生出的许多问题值得关注。
无论是从巴塞尔协议还是国内政策标准审视，商业银行所受到的金融管制相当严格，而且本身还有相对成熟的风险控制能力和一套健全的风控流程。与之不同，宏观层面并没有建立起对房地产企业的投资与运营风险的管控与引导机制，并且由于国内房企的自有资金占比小，资金的大部分来自于银行信贷与民间借贷，房企自我化解与稀释风险能力比银行要脆弱得多。一旦遭遇经济周期或市场萎缩的冲击而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与银行存在股权关系的房企肯定会首先向前者“求救”，从而倒逼商业银行进行信贷资源的“被投放”。重要的是，房企入股银行并成为后者的核心股东后，多多少少会影响银行的决策，银行的信贷政策、利率定价的独立性也将削弱，银行系统的稳健性可能会遭遇冲击。因此，在房企入股银行的过程中，如何有效隔离和防御风险向银行的传递就成为了监管层必须弥补的政策空白。
信贷资源的更加错配是房企入股银行后不得不令人担忧的问题。按照《商业银行法》第39条的规定，“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与此同时，《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12条也规定，“一家商业银行对单一集团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该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5%。”另外，《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也限定了商业银行对同一关联方的贷款总额，其第32条指出，“商业银行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0%；商业银行对一个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总数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5%，商业银行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50%。”理论上看，有了如此明细的政策约束，即便是房地产企业与银行存在着紧密的股权合作关系，也很难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过量的信贷额度。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房地产企业通过自有资金入股多家银行，或者运用从一家银行取得的信贷资金购买另一家银行股份，一家房企完全可以华丽转身成多家银行的股东，如此，房企就可以轻松规避以上法律和政策的规制，有限的信贷资源过多地向房地产行业流动将不可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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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5年4月15日，北京，小米与张杰联合推出小米Note黑色首发纪念版。
罗永浩、李阳，还有崔健、韩庚和周杰伦，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像是一堂谈英文学习方法的公开课，也像一场粉丝尖声怪叫的演唱会。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在“做手机”。
手机，更前卫的叫法是“移动终端”，它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的主要物理载体，也是这个世界上市场规模最大的电子消费品。当下的中国，从民办英文教师、娱乐明星、网络红人、小老板到大型企业掌门人，乃至各级官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手机热潮的拥趸。而这个市场的巨大程度，也似乎足以容下每天都诞生一个新的手机品牌。
可以说，国产手机正处在“台风口”。风从何处来？它来自于对市场潜力的想象，更来自于产能成熟乃至过剩后的困惑。某种意义上讲，手机热潮更是产业、金融和成功名人们的一种“合谋”。借着“风口”，这种“合谋”营造着中国“新经济”的繁荣景象，短时期内解决了相关产能的“消化”问题，也让“粉丝”们感觉很棒。但不要忘记，再大的“风”也必有吹停之时。 疯狂的手机
当小米的雷军从江湖步入“庙堂”，成为比肩马云的传媒宠儿，中国的“手机制造”产业也被吹到了风口。
2015年，要做手机的名人不胜枚举。在产业界，格力的董明珠、奇虎360的周鸿t、乐视的贾跃亭正从“门外汉”开始“登堂入室”。这些大佬所在的家电、互联网和影视业尽管和“手机制造”有所区别，但毕竟是“相关产业”，其进入手机领域，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抢占智能家居制高点或争夺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战略布局。
但另外一些人的“跨界”则略显突兀，一度投身“直销”的李阳无疑把“跨界”热推向了极致。李阳是继罗永浩之后第二位投身手机行业的民办教育名师。他在微博中透露，其新品牌手机“一年只充3次电”，有网友回复说，这是“手机中的核电站”。
教育界并不孤单，艺术界也不甘示弱，以崔健、韩庚和周杰伦等为营销品牌的“明星手机”都宣称将要面世，芙蓉姐姐也声称有手机要推出。
名人利用“粉丝”效应来做手机，优势显而易见，最直接的好处是可以省掉一笔不菲的营销费用，特别是代言费。此外，如果采取电商销售形式，那么还可以省掉另外一笔渠道费用。如果按照传统的手机新品牌运作模式，这两笔费用的总和几乎可以占据一台手机终端卖价的1/3。而省去这1/3的成本，既可以拉低价格，也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取悦消费者。这个新模式曾被小米发扬光大，而雷军当初更远不如以上人士出名。
进入者如过江之鲫，很大程度的确在于小米魅力的感召和示范。小米科技成立于2010年，它踩准了中国智能手机发展的每一个节奏。2011年是中国智能手机的井喷年，当年我国出货量达到1.18亿，超过以往历年的累计总和。就在当年，小米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网络售卖，对外宣称“5分钟内30万台售完”。从成立到2014年销售达到6112万台和估值450亿美元，小米只用了4年时间。
尽管风头最劲，但小米却无法独占蛋糕。知名机构IDC预计，2015年中国智能手机的销量将达到5亿台，这个数字是美国市场的3倍，约占到全球市场的1/3。其中，联想、小米、华为、中兴、酷派等本土厂商将市场85%的销量。
另一个数据更蕴含商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初的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人，位居世界第一。而另有预测认为，在2015年，中国的手机网民最高可以达到10亿人。
就移动互联网的大势而言，抢占作为入口的APP已成为一个有效的竞争策略，BAT之间的收购大战便因此而起。但换个角度看，在硬件领域抢占移动终端设备则是更直接的办法，买了我的手机，就用“我的系统”，尽管“我的系统”只是谷歌研发安卓系统的翻版。
在PC互联网时代，微软曾雄霸个人计算机的视窗，但却最终把这个时代王者之位让给了谷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巨头们更具雄心，他们高调宣称要圈好地盘，营造所谓的“生态系统”，然后让这个“系统”长出受自己掌控的无限可能。目前，小米所宣称的这种“生态系统”距成形尚遥遥无期，但无奈诱惑太大，百度、腾讯、阿里、奇虎360等原有互联网巨头都意欲杀来。
和巨头们“高大上”的战略部署相比，更多“跨界”人士看到的是行业竞争模式改变所带来的机会。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对《南风窗》记者分析说，在移动互联时代，手机行业已发生革命，手机在物理层面的独特性越来越小，竞争正从硬件转入内容。他举例说，乐视为什么敢做手机，因为它有独特性，比如它对NBA球赛在手机上的直播权有一定的垄断。对“90后”来说，这很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能学英语、看转播、开空调，还会煮茶叶蛋，在这些“新常态”中，“内容”作为竞争利器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但产业日新和市场扩张的机遇之下，也有风险。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已占全球的四成，然而竞争更残酷。中国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的数据显示，2014年1月，中国智能手机品牌为106家，下半年骤降至85家以下，到12月仅剩79家。显然，丰富的“内容”并不代表一切。 无奈的产能
市场诱惑、行业新契机，这些因素足以调动创业者的欲望，但更基础的物质条件则是产能。中国手机产能早已高度成熟乃至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雷布斯”，也极可能有“张布斯”和“王布斯”们的出现。
中国手机生产链条的发展有清晰的时间脉络。最早，中国市场的主流品牌都是外国货，从摩托罗拉的“大哥大”到诺基亚和三星，而国内品牌规模很小，生产厂家也多做简单的代工，难以在市场形成气候。 韩寒携手一加手机。
“那时候，国内厂家连充电器都不会做，只能做盖子。”徐溟皓是一家市场份额名列国产前十的知名手机企业的联合创立者，他也是中国手机产业最早的一批工程师，见证了中国手机产业的发展。他对《南风窗》记者说，在2000年到2004年这几年间，中国手机产业链完成了最关键的技术和人才准备。
这一时期，华为、康佳等巨头逐渐意识到，原有通信设备、家电行业的增长有着天花板，而手机产业却具有无限的潜力。所以这些巨头输送了大批工程师到美国、韩国和新加坡学习，学成又回国培训新人。另外，很多代工的手机企业也逐渐通过“项目换技术”，即和外方合作，为其承担更多硬件制造环节的模式，进行“偷师学艺”，通过不断模仿和改良，也让自己的技术日臻成熟。徐溟皓估计，在这段时间，国内有数万工程师成长起来，今天中国手机产业的大部分骨干都来自这个群体。
手机制造大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节点是手机牌照的取消。在2005年之前，中国对手机制造实行严格的牌照许可，手机生产必须拿到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的批文，这种情况之下，“黑手机”泛滥。2005年，中国放松了牌照许可，开启了手机生产的核准制。2007年，核准制再被取消，手机产业进入产能井喷的快车道。
各种因素的合力之下，短短数年内，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产业链最完备、生产能力最强的手机生产国。仅以深圳为例，这里出产的手机长期占据全球份额的四成以上，而全市手机上下游产业的从业人员超过200万，约为全市人口的1/6。业内流行的说法是，对深圳来说，做一个牌子的手机是“分分钟”的事，只要在后盖印个LOGO就行。
深圳一家手机方案商的负责人曾对《南风窗》记者介绍，深圳手机相关的制造类企业超过万家，其中方案商约在500家左右。手机制造的产业链中，手机方案商是“中枢”，说得通俗一些，品牌商只需告诉方案商希望自己品牌的手机“长什么样”，愿意每台出多少成本就行。然后，方案商负责采购芯片、面板等主要元件，最后做好主板等主要部分，再由组装商最后组装定型即可。短则几天，长则数月，一个新手机品牌即可横空出世。
目前，仅国内大型的手机方案商年出货量总数就超过2亿台。尽管在制造环节显得很重要，但方案商在手机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并不高。在上游，国外知名的芯片商掌控着话语权，而在下游，大型的品牌商说了算。
对方案商来说，对客户特别是大型品牌商的各种苛刻要求必须百般满足，员工工作压力极大。
制造环节的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给了品牌商更多的议价权和利润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手机产业的“狂风”以及明星企业家的光鲜背后，无疑隐藏着制造环节众多企业主和工程师的坚韧和无奈。只要你能有品牌，有渠道，再苛刻的条件，都可以在制造环节找到接受的一方。不论你是英语教员、演艺公司，还是网络名人，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隐藏的风险
从本质上来说，手机制造的产业链也是资金链，过分强大的品牌商和弱势的制造商，意味着前者很容易把资金压力转移给后者。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极容易放大品牌商对市场的乐观程度，因此也积累着行业的风险。 2015年4月14日，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在北京乐视超级手机。
对制造环节来说，资金压力几乎伴随从创业到倒闭的整个过程。比方说，除了占据产业链“相对高点”的方案商之外，手机制造环节的另一个群体是单纯的代工厂。有的方案商拥有自己的工厂，而更多的方案商则仅仅是“整合”代工厂，物理层面的加工环节全部委托给代工厂。后者是产业链上最不具有发言权的群体。当然，富士康除外。
今年年初，东莞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民自杀的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同行无不嘘唏。在业内，兆信曾是小有名气的代工企业，曾为不少大牌代工，其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的原因，很大程度便在于客户的欠款太多、太久。实际上，在手机制造环节甚至都有一个说法，“拖欠3至4个月就能到款的客户就能算是优质客户。”
长期以来，“放账抢单”已是普遍做法。所谓“放账”就是赊账，即制造商自己垫付或赊购原材料，其客户即链条后端的方案商或品牌商先拿货，要等到卖货回款再付钱。这是一个“一环欠一环”的产业链，在这种模式下，最大的受益方是最末端的品牌商，它们可以把大部分资金压力转移到产业链前端环节，而自己的资金则全部投入营销和造势。金融海啸之后，海外手机市场受到影响，因此一旦国内强势品牌崛起或有点“名人效应”推动，制造商无不趋之若鹜，“放账”是自然而然的事。
其实，“放账”也是行业的正常现象，客观些说，它是品牌商、方案商、制造商和原材料供应商等形成一个产业链“利益共同体”的凝结剂，但任何问题都过犹不及。“这是有害的。”徐溟皓认为，当品牌商的资金压力都被别人负担的时候，它容易倾向于高估市场，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平衡。
“利益共同体”还包括了金融机构。一家城商行深圳分行的人士对《南风窗》记者透露，目前，一些银行对制造业的贷款逐年增长，既因为贷款给中小企业和制造业是“政治任务”，也因为其他“好客户”被抢完。尽管多数中小制造商只能靠民间借贷解决资金周转，但有规模的制造业企业贷款并不难。一些企业还能进入政府的“推荐名单”到资本市场发债融资，成本比银行贷款低，银行有时候还必须主动“抢客户”。“如果它是某家知名手机品牌的主力供应商，那么资信一定加分，银行抢着贷款。”
这个“利益共同体”也是脆弱的。如果产业链的主要资金都靠借贷，而现金最充裕的品牌商又不承担资金压力的时候，这个共同体的稳定就必须靠资金的高周转来维系。换言之，就是链条末端品牌商的手机要卖得足够快，不能有库存堆积。一旦某款手机大规模滞销，那么必然爆发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危机。实际上，对小米这样出货量惊人的企业来说，其之所以看重销售速度并一直标榜自己“零库存”，原因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