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23 16:53: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法律文化 法律格言 中西差异
中图分类号：D91 文献标识码：A
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包括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是法的制度、法的实施、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智慧和知识，是人们从事各种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传统、习惯。中西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差异，这从中西方对法的认识和表达上可见一斑，其中，法律格言是中西法律文化中一种新颖的比较研究路径，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法律格言进行比较分析，找到中西法律文化中的某些差异。
法律格言(legal maxims)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以其简洁、精致的语言承载和表述法律规则、法律的原则，乃至法律的精神，凝聚着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的实践智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其中，法律格言还可大致分为法律人对法的认识和表达和民间智慧对法的语言浓缩。老百姓对法和法律文化的认识表达往往简洁直白，诙谐幽默，像“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知识分子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对法的认识和表述则很精练和深刻，往往直接是对法的本质、功能和作用的总结，如“法者，定分止争也”，这些在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中更具代表性。本文暂只比较从中西方著作和言论中流传下来的法律格言。培根曾经在其《格言集》的序言中指出：“愿拉丁格言的使用能够……使法律论证得以体现更加健全和完备的法律思维、纠正粗俗的错误、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我国法律的性质和外观。”希望中外法律格言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法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更加理性地适用法律！
1 中国法律格言映射下的法律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法律格言一部分都出自于当时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知识分子的著作、言论和思想之中，集中体现的是君臣对于法的认识和看法。“明主治吏不治民”，一方面，知识分子运用自己对法的理解和实践取得君王的信任，跻身政治和官吏之列，另一方面。君王又利用知识分子产生对法的认识和总结进行国家的统治和官吏的有效管理。从古至今，我们如数家珍的名字有管仲、孔丘、孟子、商鞅、韩非子、司马迁、长孙无忌、王安石、司马光、沈家本、梁启超等等。这些历史名人传流下来的格言至今影响着人们。
《管子・任法》篇有言“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即要求君主和官吏在适用法律上要“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管仲将法律称为“公法”，认为法具有最高权威，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功能，任何社会成员都不能置于法外，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法自君出，但是法律高于意欲，君主也应带头遵守法律，君主不得随意更改法律，也应有悟守法律的义务，并要求官吏和百姓同样遵守。
《论语・为政》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指用政令引导人们，用刑罚整治人们，人们为了免子处罚而服从君主或勉力按法令去做，但他们并不知道违法犯罪是可耻的事情。在孔子看来，只有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情和理念，才是最真、最美、最有效的。
《孟子・离娄上》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是说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意谓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
“法者，定分止争也”、“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则体现法的功能和作用，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意指执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禁奸止过，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日明刑不戮。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所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其乱也”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法家的“重刑主义”，以此实现重刑惩奸，以刑去刑。
“札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惩其未犯，防其未然”、“销恶于未萌，弥祸于未形”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相位表里”及犯罪预防原则。
“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立国于大地，不可无法也。立国于20世纪文明竞进之秋，尤不可以无法，所以障人权，亦所以过邪僻，法治国之善者，可以绝寇贼、息讼争”等法律格言体现近现代在受西方法律文化影响后对法的理解，开始用法去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
以上法律格言映射下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可总结为一个国家的良好秩序和有效管理在于要有“良君、良吏和良法”、“有国家无个人”、“外礼内法，礼法结合”、“刑治主义”等。
2 西方法律格言反映出的法律文化传统
在西方法律格言的流传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古代西方(如古希腊古罗马等国家)很早就出现了法律职业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而绝少出现“法自君出”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法律格言，从古希腊柏拉图开始到近现代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中间有断代，不像中国的法律格言那样具有历史连续性)，他们的职业中很少是官吏，更多的是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也有法律职业家、法学家，如盖尤斯、乌尔比安、伯比尼安、保罗、莫迪斯蒂努斯、西塞罗、贝卡利亚、梅因、耶林、萨维尼、哈耶克、霍姆斯、弗里德曼、庞德等；以及政治家、教育家、改革家、法官、律师和作家；很显然，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所代表阶层利益更加广泛，同时对法的认识和思考会更加深刻和全面。
西方法律文化传统在以下西方法谚中明显表现出“自由平等秩序”、“法律至上”、“权利至上”、“正义至上”、“程序至上”、“权力制约”“民主法治”等原则。
(1)“自由平等”原则：“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币，一面写着平等，一面写着自由，这枚金币叫人权”、“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平等是一项神圣的法律，一项先于其他一切法律的法律，一项派生其他法律的法律”。
(2)“法律至上”原则：“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就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而言，不管在哪个国家中，哪儿没有法律，哪儿就没有自由。自由使我们免于他人的强制和暴力，而这在没有法律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3)“权利至上”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法律没有禁 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
(4)“正义至上”原则：“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法律应当与正义保持一致”。
(5)讲程序、重秩序原则：“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正义要实现，而且要以人民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6)“权力制约”原则：“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7)“民主法治”原则：“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制度”、“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8)“公平公正”原则：“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
3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
语言能表达出什么内容?法律格言能还原多少法律文化传统?经过对中西法律格言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1)在我们比较的这一部分法律格言中，比较的客体大致相同，都是中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精英人物对法的认识和表达，具有可比性：(2)这些法律格言能够流传至今，它们本身就是中西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能够充分体现中西法律文化传统；(3)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都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沉淀，纵向来看，我们可以比较中西法律文化的整体差异，相互之间有何优劣，取长补短；横向来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形成和转变都经历过几次重要的历史时期，截取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的法律格言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西之间法律文化曾经惊人的相似，似出同源，中国法律格言“惩其末犯，防其未然”和“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则与西方法律格言“智者非因犯罪已然发生才去惩罚，实乃为了防止犯罪而施刑责”和“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相得益彰，但二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流向不同的方向。其根由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探索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中西法律格言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为有治人无治法、重良君良吏良法、重国家轻个人、重刑轻民、隆礼重法；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则体现为法律至上、正义至上、程序至上、权利至上、权力制约。这些差异从法律格言中体现出来，更反映到了中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学习与借鉴
关键词：文化差异；旅游英语；翻译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力开展，使得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旅游英语就是随着各国之间的频繁往来应运而生，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思维以及表达方式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只有坚持旅游英语的跨文化意识，才能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英语翻译得到长远的发展。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一）文化背景及习俗的差异
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我国的文化大体上趋向于礼、智、仁、爱等方面，而西方文化则是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因此其受基督教的影响较为深远。
文化背景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习俗，中西方的两种语言也因此带上了各自国家的风俗习惯与特点。由于在文化教育方面存在着差异，使得中西方人们对于同一种表达方式甚至是同一个词的理解也不相同，这种中西方的差异性在待人接物、对待各种利益时表现明显。
（二）社会制度的差异
社会历史制度的差异往往是影响文化差异性的最主要因素，社会制度相似，文化间的差异就不大，社会制度差异很大，文化间的差异也就不能小。比如，在人权方面，中西方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英国与美国对人权主义的理解和我国不同，因此，正义、自由、民主等一些人权方面的概念，都会因为彼此的立场不同而不同，这种社会制度的差异慢慢的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方在民主观念、法律观念、科学观与价值观方面与我国存在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旅游英语翻译的具体影响
（一）由文化空缺导致的词汇空缺
词汇的空缺主要是因为原词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在翻译语中没有表现出来，也就是在对应语言方面出现了偏差。词汇空缺主要包括词语的空缺或词义的空缺两种。比如，“端午节”，“重阳节”，“春节”等词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都是我国独有的，“春节”被翻译过来就是Spring Festival，这种只按照字面意思的翻译，就会忽略掉春节时期每家每户放鞭炮、贴春联以及包饺子等传统的文化信息。还有，因此，文化上的空缺必然会影响翻译时的词汇偏差，进而不能准确的向外国游客传达我国的文化信息。
（二）中式英语的出现
“中式英语”主要指的是混合起来的、既非汉语又非英语的一种语言文字，也可以被叫做“具有汉语特色的英语”。中式英语的常见表现是拼写错误、语法不对以及带有中文习惯。中式英语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由于不能摆脱母语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不符合英语语法的语言表述方法，这种中式英语一旦说出来，不但是本国人听不明白，外国人也常常是不知所云。
三、旅游英语翻译中的处理技巧
（一）增译与减译
在我国的很多旅游资料中，其中所涉及到的背景和内容无法在英语中找到相对应的概念，翻译人员想要将这部分信息准确的传达出去，就需要根据外国游客的实际理解力适当的增译或者减译。比如，向外国游客介绍诗人李白，可以适当的对李白的身份、功绩和地位做出良好的补充，因此可以用“a great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来进行描述。这样翻译出来比较适合外国人的理解能力。还有，峨眉山的一块石头上有坡书写的“云外流春”四个字。因为峨眉山的云层壮观，水质也较好，坡才将泉水比喻成云外流动的春天，这句话翻译过来应该是：To its left is a rock formerly engraved with four big Chinese characters“Yun Wai Liu Chun”written by Su Dong-po(1037-1101),the most versatile poe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960-1127).这样的翻译有两点好处，一是向外国游客清楚的介绍了坡，二是让外国游客明白了“云外流春”这四个字的具体所指。
对于减译来说，如果原文中包括的关于历史考证或古地名的内容过多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删减，不然会使外国游客搞不清楚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直译与意译
对于旅游景点的名称，可以采用直译、意译、直译加音译、直译加意译等方法翻译出来，但不管采取哪一种办法，都要求翻译者拥有敏锐的跨文化意识，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指导正确的方向。比如，安徽黄山，翻译过来是“Huangshan Mountain”或“Yellow Mountain”。但苏州的“拙政园”就不能将其翻译成“Zhuo Zheng Garden”，而是应翻译成“Garden of Humble Administrator”。对于我国行政区划名称的具体翻译，基本上采用音译的方法就可以。比如上海（Shanghai）、北京（Beijing）等。此外，对于外国游客比较熟悉的食物，像馒头、宫保鸡丁和麻婆豆腐等，采用音译的方法也完全可以。因此，“海南”就只能翻译成“Hainan”，而不能翻译成“South of Sea”，如果使用完全音译的方式翻译这些名称，还需要增加一些注释以便于外国人能够真正理解。此外，除夕之夜，我国人民在各自的家中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而且饺子一定要在除夕晚上12点之前包好，等到“子时”吃，这是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的开始，吃饺子隐含着“更岁交子”的意思，因为“子”是指“子时”，“交”与“饺”谐音，因此，子时吃饺子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预示着未来的一年会幸福美满。如果仅仅将吃饺子翻译成“eat dumplings”，就无法传达出饺子在我国的除夕之夜所特有的意义。为了化繁为简，只取了饺子的拼音“jiaozi”，这一词语目前已经广泛被外国人所接受。
（三）适时变通
从事旅游翻译的人员一定要熟练掌握不同的翻译技巧和方法，熟知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变则通，通则久。针对不同类型的外国游客要给与不同方式的讲解和补充，并在具体翻译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培养出良好的跨文化意识。
四、总结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在具体的旅游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不足，作为旅游英语翻译者，一定要重视并掌握中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采取行之有效的翻译方式和技巧，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误解，使得我国的旅游英语翻译更加适应旅游业的发展需要，进而将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高职高专院校科研项目“黑龙江省旅游景区英文译法规范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2515114。
杨海晶（1980-- ）大庆职业学院人文科学系商务英语教研室专任教师，讲师，研究方向为商务英语教育。
参考文献
[1]刘明岩，荆怀芳，孙洁.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英语翻译的探讨[J].时代报告，2012(6).
[2]王滨.浅析跨文化交际下的旅游英语翻译[J].中国商贸，2012(15).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商务英语；语用能力；中西方文化差异
1概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贸易摩擦也十分普通，在此现象之下隐藏的问题是商务者对于英语语用能力的缺失。显然，商务知识与正确的英语相结合并不能保障商务活动的成功进行，语言的恰当性区别于语言的正确性。两国之间交际上的文化差异贯穿在整个商务活动之中，具体情境下的语用能力对活动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语用能力是培养企业实干人才的重要一步，了解中西方文化在交际上的差异是迫切而必要的。
2跨文化交际的内涵
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名称是“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或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它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百度百科）。跨文化交际理论是对跨文化交际行为和价值观念系统化、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解释。这一理论视角能够比较圆满地解释交际过程与结果，准确把握交际者的动向，引导人们更有效地进行交际。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跨文化思维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王立非、李琳，2011)
3商务英语语用能力的概念
商务英语的语用能力可理解为在具体商务情境中，为实现商务活动的成功而使用目的语去沟通的能力。具体来看，商务人士的语用能力主要表现为是否能够准确理解交流双方话语中含有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词语、习惯表达方式、礼貌套语、称呼语等社会文化语言，并且做出合理推测和反应，同时也能用目的语把自己的思想进行自然得体的表达。
4跨文化交际下中西方文化对比
4.1交际原则和模式的差异
人际关系是通过交际实现和完成的，但实现某种关系的交际方式会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区别，任何社会的人际关系都是以其社会的传统结构与文化为依托的。在中国，人们服从权威和长辈，每个人有着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并置身于一个复杂的人际网络，根深蒂固的关系取向为群体取向。中国人倾向于集思广益，在做决定前会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而目标则是集体价值和集体利益的实现。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群体主义交际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追溯到希腊时代，公元前6世纪，西方社会废除了世禄的血缘种姓制度，开始了崭新的“民主”政治，带来了人际关系的新格局。1776年美国政府颁布《独立宣言》，强调民主和自由，随后法国《人权宣言》，也将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宣言之中，慢慢地，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开始萌芽生长，服从权威被民主取代，等级身份制被平等意识取代，为西方社会价值观奠定了基础。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中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人际关系取向分为工具型、情感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中国属于情感型人际关系取向，这种关系下情感至上，交往双方倾向于表现出信任、亲和、重情重义的态度。而西方国家一般是工具型情感倾向，这是人们在交往时为达到某一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关系，所以交际者往往理智而直率，逻辑超过感情。
4.2交际礼俗上的差异
在商务交际礼俗上，中国和英美国家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在招呼与寒暄、时间观念、饮食与宴请、礼品赠送等方面，中西方商务人士的看法与行为表现出很大区别。
4.2.1招呼与称谓
进行商务会面的第一步就是打招呼，如果在不熟悉对方的称呼习惯下乱打招呼，可能在初次见面时就会出现问题。中国人多采用一些应景式的问候语，如“忙什么呐？”“上班去？”“吃了吗？”，在中国人看来，这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但对西方人来说，这些问话容易被理解成一种对个人隐私的干涉，因为他们倾向于把虚化的问候语跟字面完全一样、实义的询问语等同起来。而西方人最常用的问候语大多有两类:第一，谈天气；第二，谈娱乐活动和爱好。其实汉英中的招呼语在功能和使用方法上是相同的，知识其涵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不同的问候语方式受制于不同的文化规范。在职场上，中国人习惯根据职业、官衔、辈分等称谓他人，充分反映出对方的职务、地位和彼此的关系，比如“王经理”“张医生”等。而西方人平等意识较强，称呼规则也相对简单，除了对某些特定人士，如皇族、政府上层、宗教界、法律界、教育界等外，几乎不用头衔称呼别人。一般情况下会直呼其名以示亲切、平等。在非常正式的商务场合下，西方人则以Mr.称呼男士，以Miss或Ms称呼女士。
4.2.2时间观念
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时间语言”，在商务活动中，时间观念潜移默化地制约和支配着人们的思维、语言和行动。毋庸置疑，守时是商务交往的重要礼仪之一。但是，中西方在对“守时”的理解，对时间的分配和利用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人类学家霍尔把时间观念分为多向时间制(polychromictime)和单向时间制(monochromictime)两种范畴。中国属于多向时间制，多向时间制将时间看成发散的，认为很多事情可以同时出现，事件的完成不必受日程、计划的限制，有很大的灵活性。所以中国人习惯于在同一段时间内同时进行多项活动，视事情轻重缓急而分配时间。同时，中国人走亲访友等也比较随意，往往不进行预约安排。而西方国家倾向于单向时间制，在特定时间内做特定的事，对于时间的安排力求周密、严谨，对时间的安排也往往提前做好计划，任何正式的事项都会提前预约进行确定。单向时间制十分注重日程的安排，强调时间的阶段性和准时性。因为西方国家时间观念极强，所以不遵守预约通常会被视为是以自己为中心、不顾他人或没有礼貌的表现，也会让对方认为你并不重视你们之间的约定。
4.2.3饮食与宴请
宴请是中西方商务人士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常用方式，但中国人与西方人宴请风格却不同。中国人设宴喜欢热闹，菜式多，宴会桌上往往谈笑风生，气氛热闹欢乐。而西方人设宴多是分餐制，进餐时低声交流，避免破坏幽静的环境。早在道家的理论中就有“守弱处柔”，“盛极必衰”之说，在中国文化中，自谦是非常鲜明而重要的思想，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它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受到这种影响，在饮食与宴请中，美酒佳肴之前，中国的招待者习惯谦虚地说：“今天的菜不好，还请多多包涵”，英语国家的人听到“Pardonmeforthepoorfoodstoday”会感到无法理解，丰盛的菜肴为何被形容成“poorfoods”，那如果你方认为是不佳的食物，又为何要请我们吃呢？这种情况就属于语用失误，中方的善意招待并没有让对方理解体会，而这种语用失误之下是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欠缺解读。
4.3交际思维上的差异
4.3.1整体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
从哲学上分析，不管是儒家的“自然人化”还是道家的“人自然化”，都将人与自然统一化，整体化。这都为中国的整体性思维奠定了基础，整体性思维顾全局，从整体综合分析利弊，惯于辩证看待矛盾双方，统一对立。而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近代哲学，始终以“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西方国家惯于用观察和实验来对事物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探究过程由分析性思维作为主导。
4.3.2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用直观形象和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而抽象思维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现实进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的过程（百度百科）。中国人属于形象思维，习惯于用形象的方法表达抽象的概念，习惯于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在言谈中，中方惯于使用形象类比的方法进行论述。而西方人在抽象思维支配下，习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在言谈中多用含义模糊，指称笼统的抽象名词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
4.3.3螺旋形思维和直线形思维
先分后总，先说原因后说结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直觉、具体为特征，思维活动大多是螺旋式地绕圈向前发展。螺旋式思维支配下的语言表达一般以叙述事情背景开头，或是罗列客观上的条件，或先说明引发问题的原因，或是摆证据，其次才是做出结论。语言的结构迂回向前，重铺垫，让听话人有思想准备。与中方螺旋式思维大不相同，西方人惯于开门见山，把话题结果放在前面，再进行层层推演。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上讲究从一般（general）到具体（specific），从概括（summarize）到举例（exemplify），从整体（whole）到个体（respective）。
5文化差异下对商务英语语用能力的探究
针对以上所述的三项交际上的文化差异，作者提出以下建议。(1)中西方的交际原则和模式大不相同，在商务活动中，礼貌体现在尽量往对方价值体系上靠拢，工具型情感下既以目的利益为先，所以应尽量规避中国习惯的“客套话”铺垫，否则会给对方你不是诚信合作或喜欢拐弯抹角的印象。其次，权威和长者并不被西方文化推崇，民主、自由和平等才是英美国家的主流。所以商务活动中不提倡“倚老卖老”和任何形式卖弄权威的语言行为。再者，考虑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突，商务者应充分理解个人主义并利用个人主义，努力规避由于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在商务接待活动中，组织语言时需考虑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坚决规避以下错误：参照自己母语中的习惯表达，把自我的思维不加转换，直接用目的语传递给对方。(2)中西方在交际礼俗上也不尽相同，为了让交流更流畅，建议多积累西方国家的惯用表达方式，以求在特定商务情境下说出地道的语言，从而让对方真正理解到你所要传递的信息。具体来说，语言表达应以让对方舒适为界限，组织语言时应考虑到对方不愿隐私被侵犯的文化前提。鉴于时间观念的差异，实施商务活动的特定项目之前应提前进行预约，语言表达应严谨并将对方的日程考虑在内。(3)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在不同的思维特征支配之下，中西方在交际时的语言表达上也存在着差异。想要说出纯正的英语，必须得学会将中式思维转换成英式思维。在整个涉外活动中，学会用逻辑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语言表达应讲究连贯性和逻辑性。商务交流或谈判之中忌语言表达冗长，转变中方习惯的铺垫式交流，谈判内容根据工作要点逐步展开。
6小结
跨文化交际中，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交际模式、交际礼俗和交际思维，而这些差异贯穿在整个对外商务活动之中，对商务活动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的“英语+商务”学习模式逐渐暴露出弊端，语用失误不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文化差异之下，商务英语的语用能力无疑是商务交际成功人士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本文着眼于影响商务交际活动的几项中西文化差异，进一步提出了对商务英语语用能力的思考，以期带给广大商务英语专业人才一些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思路。
参考文献：
[1]赵莉莉.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商务英语教学[D].山东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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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冠乔.浅析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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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鲁宁.中西方商务交际礼俗文化差异研究[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2.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e val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ir root causes； then elaborates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based respectively on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finally， with reference of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 the strategy of culture conformity and compatibility.
关键词： 公司治理；中西比较；文化差异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Sino-West comparison；cultural 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2-0136-02
作者简介：李秋孟（1989-），女，四川南充人，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0 引言
许多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其中包括经济制度，国家政策，市场性质以及文化元素等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很难照搬到他国的公司治理系统中是因为每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元素。因此，在考虑借鉴别国优秀的公司治理模式经验之前，你首先应该考虑到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结合社会文化背景来探讨公司治理的模式。因此，只有针对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来对公司治理机制进行改革才能使企业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实现其高效，稳定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中西方公司治理及其差异做了很多研究并且得出了许多切实有用的成果。但从总体上来看鲜有专门从中西方文化差异角度全面阐述中西方公司治理的不同理念和不同模式。因此，本文试图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视角入手来对它们所对应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凭借西方先进的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来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公司治理策略进行整合，从而使其能对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优化提供具体的措施与所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
1 基于公司治理模式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不仅仅是公司领导者为追求效率最大化而采取的管理模式，它还是与各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环境相互适应的结果。由于社会制度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中西方在传统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陈述文化元素对中国公司治理的影响时有必要对中西方的文化进行比较，从他们之间的差异的来比较分析各自所实行的公司治理模式。
西方文化主张 “非平均”观念。这种观念始于亚里士多德，他将一个人应得的东西与他的贡献相联系。这一观念在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中体现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上。由于人信息不对称，就很有可能产生经纪人“偷懒”的行为。这就涉及了财富的分配与其所做出的贡献挂钩以激励或者约束经纪人的行为。西方文化还强调“法治”，这一观念是建立在人是利己、排他等“性恶”的理论基础上的。因此，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需要法律来解决矛盾。“法治”观念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法人治理有着深刻的影响。西方的文化中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也决定了其必然通过法制而不是通过道德约束自我、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文化崇尚的是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主张就是该价值观的体现。这一观点体现在我国公司治理的资本市场上，国有股权比例高导致自理效率低下，大股东控制股东大会，对小股东利益保护不足，加上我国资本市场和经历市场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这都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公司的治理水平。并且，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性论上突出“性善”，国人将“行善”作为至高的道德行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甚至将“行善”与人类走向最高信仰的路径联系在一起，止于至善。而一个充满善意的公司，必定是由善良者设计的公司，具有善意的治理结构。这就决定了我国在进行公司治理的过程中是往往更加重视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期待用道德来约束员工的行为而非正式的制度制约。不过目前我国的股份制改造都是依据“公司法”在进行的，法规是比较完善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公司治理总体的模式上强调“法治”文化。
2 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公司治理模式
对应上述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都有着各自对应的公司治理模式。西方国家如英美等国家资本市场发达，资本积累充分，企业融资以股权资本为主，股权相对分散，并且一直遵循着“投资者”和“股东至上”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哲学。所以他们采取了以市场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它的特点体现在市场监督控制上，主要依靠高效运行的资本市场来监督和激励企业经营者，即通过证券市场对公司和经理人员进行管理和控制并间接通过非执行董事、接管、破产、经营者激励等措施实施控制。外部市场监控在公司中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中在激励措施上美国倾向于物质型激励，并且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激励是通过正式制度进行协调的，这样把员工之前的关系就建立在了工作任务的基础上，不像中国重视人情和非正式关系。
反观我国由于私有企业发展时间历史较短，国有经济的存在，以及资本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治理结构方面，我国实行单层董事会制，由股东大会、懂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构成。股东大会任命董事，组成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与职工代表选举的监事组成监事会，监督董事和总经理。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划分互相重叠，没有创设监事会履行职责的程序性保障制度，也缺少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在资本市场方面，我国股票市场上可流通股少，机构投资者投资较少，大股东控制着股东大会致使小股东的权益不能被有效保护。在经理人市场方面，激励的竞争机制和不完善的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会迫使经理人员过度追求利益或者是过度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都使得经理人失去了它本身存在的意义。
虽然许多公司都通过借鉴别人的经验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大多是“形似而神不似”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我国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对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还不完善，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直接导致公司治理效率的低下，影响公司的发展。
3 中国公司治理模式与自身文化相适应的策略
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强调权力制衡、相互监督、信息对称及制度至上的观念。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和谐、集权、含蓄、人治等。这必然会导致在中国推行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时会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反应到公司治理的结果就是上述问题：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与中国文化的不匹配，进而造成公司治理的效率不高，效果不佳。要解决这些问题：一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文化的公司治理模式，这要求我国在建立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时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摒弃消极因素，并把现代公司治理文化因有机的融合进来；二是在我国文化元素中需求适合公司治理模式发展的相关要素，为我国建立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文化环境。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化形态意识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企业不应该也不能试图去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应该主动积极的选择和整合那些能够支撑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基因，来为建立适合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服务。
3.1 优化股权结构，推行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推行股权分置改革来实现全流通，使股票价格反映企业真实地经营业绩，这样不仅可以改变“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实现大股东相互制衡，同时防止股权过于分散，导致内部治理和控制系统失效。除此之外，股东还可以通过利用“用脚投票”使得经营者感受到来自外部市场被收购接管的压力，充分转劣势为优势。
3.2 加强市场监督，重点完善企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资本市场在我国大环境下看来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像美国那样规范发达的金融资本市场，对公司经营的监督也不能依靠股东在证券市场上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完成。因此在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这一市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监督还是要以加强公司内部治理为主。这方面借鉴日本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经验，如完善内部相关法规，明确各自的权责范围，强化信息披露制度等。此外，我国在明确国家证券管理部门监管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自律管理的作用，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可以使信息需求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3.3 探索和完善经理人激励及其约束机制 我国需要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发展资本市场，培育经理市场，加强经理市场信誉机制。同时积极推进经理人各种激励机制，如经理人持股这种能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契约治理能力的方法。这样使得管理层在以提高企业价值为前提，能更多的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或者解放对自己过分的束缚，最终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最后由于我国与西方文化的存在差异，所以在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照搬美欧模式，需要结合我国自身的文化特征来完善现有的激励机制的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创新型的激励机制来适应我国的文化基因。
4 结论
文化传统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基础，对制度运行的效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制度被借鉴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不能与本地的文化传统想兼容的话，那就失去了借鉴它的意义，甚至有可能还会危害到原有一些有利制度的运行。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这两者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对应的情况。如果不对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中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左的因素进行调节的话，就会影响企业治理效率，甚至影响到企业的生存。然而并不存在一种通用的最优的公司治理模式，这也要求在选择一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我国来说，在选择公司治理模式时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的公司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正视其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继承、吸纳适应国外优秀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要素，并且针对这些文化特点使得借鉴来的公司治理模式“本土化”。因此公司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实现文化与模式的妥协与契合。这也要求推行特有公司治理模式的人具备跨文化思维，这样才能使自己所推崇的公司治理模式很好地为我国公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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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家庭教育 父亲角色 中西方 差异
“角色”一词最初是在戏剧中使用的概念，后被社会学借用，指“与人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体系”[1]。“父亲角色”没有统一的定义，从传统养家者的经济角色，到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道德指引者，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性别角色榜样，再到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元化角色，有关“父亲角色”的界定一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父亲角色”被笼统地定义为“特定社会对父亲期待（规定）的行为（职责）”[2]。本文中的父亲角色主要指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家庭教育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对子女实施的教育。中西方的家庭教育有所不同，父亲角色在不同的家庭教育中又存在差异。虽然存在差异，但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却是共同的，父亲扮演好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不仅能与母亲角色的相对缺陷形成互补，还能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使父亲自身及妻儿的幸福感有所提升，从而有利于家庭和谐，有利于社会和谐。
一、父亲角色在中西方家庭教育中的差异性表现
在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中西方父亲在参与程度、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一）“缺席”与“在位”
“缺席”与“在位”是中西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参与程度的差异性表现。中国父亲的缺位现象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出现，在核心家庭、传统家庭及婚内家庭、离异家庭的家庭结构中，都会出现显性或隐性的父亲缺位现象。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调查统计，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父亲一方外出的就占40.2%，4.3%的留守儿童一年连父母的电话也接不到一次。城市家庭中，据英孚教育联合腾讯教育频道的问卷调研显示，在近5000个被调查者中，78%的人认为爸爸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仅6%的爸爸会把80%以上的业余时间用来陪伴孩子，但用来亲子共读、科学探索等高质量的互动仅占不到25%。因此，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陪伴质量更是得不到保证，这是中国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普遍状况。传统家庭中，孩子主要由祖辈照顾，易出现教育不一致；在核心家庭中，很多男性忙于工作，经常不能陪伴孩子，孩子虽然生活在双亲家庭，却只感受到母爱，出现很多“婚内单亲妈妈”，很多爸爸变成“隐形爸爸”；在离异家庭，父亲很少有机会和意愿陪伴孩子，忽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父亲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则稳步上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1965～2010年间，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从每周2.6小时大幅增长到7.2小时。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201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家有5岁以下孩子的父亲，96%跟孩子一起进餐，98%跟孩子一起玩，90%给孩子洗澡、换尿不湿或者穿衣服，60%给孩子念故事书。即使孩子父母离异，孩子的父亲也会时常陪伴孩子，注重孩子健康成长。
因此，与中国父亲相比较，西方国家的父亲在陪伴孩子时间、质量方面更可观，对孩子成长更有利。
（二）“集体”与“个人”
“集体”与“个人”是中西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教育内容的差异性表现。“集体”指中国父亲注重培养子女的集体意识，“个人”指西方父亲注重培养子女的个性发展。集体主义文化是中国的一大文化，这一文化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通过集体中的他人对自己进行定位，认为个人价值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发挥出来。受此影响，在家庭教育中，中国父亲喜欢把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做横比，引导孩子用外在的标准衡量自己，以了解和调整自身在集体中的位置，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服从和服务集体。如2012年春节期间，漫画《别人家的孩子》走红网络，引发了网友的感同身受，反响热烈，很多网友疯狂转发，转发和评论量一度达到了13万之多。不少人纷纷吐槽，最恨“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父母总是拿自己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较，而且自己永远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同时，《武汉晨报》、《楚天都市报》、《扬子晚报》、《江南时报》、《青年报》等报纸都刊登了这则漫画，一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共鸣。
与此相反，西方父亲对孩子教育内容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认为个人高于集体，个人是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体，集体应该满足个人的需要。西方父亲普遍重视孩子的个性发展，他们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孩子都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天分，因此，西方父亲在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会引导孩子表现自己的天分，充分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你真棒”是美国家长经常用来鼓励儿童的一句话，通过鼓励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所以，家庭教育中，中国父亲注重通过横比培养孩子在集体生活的能力，而西方父亲很少拿孩子做比较，更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导致中西方孩子在个性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差别。
（三）“管教”与“陪伴”
“管教”与“陪伴”是中西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教育方式的差异性表现。中国父亲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时，大多数是直接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或者在子女做错事情时出现呵斥甚至打骂行为，“不行”、“不许”等命令式词汇更常见。在中国父亲看来，子女是父母的附属品，父母赋予子女生命，子女就应该听从自己的命令和管教。同时，大多数中国父亲认为子女没有社会经验，而父母是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他们认为对子女进行管教能帮助其少走弯路，所以中国父亲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大多数扮演的是管教者的角色。
而在西方家庭教育中，父亲普遍扮演陪伴者的角色，他们会鼓励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让孩子从自身实践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在西方父亲看来，人生而平等，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父母与孩子处在平等地位，所以西方父亲会选择尊重孩子的意见，他们会选择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引导孩子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知。西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是陪伴者的角色，与中国父亲管教者的角色存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
二、中西方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存在差异的原因
（一）古代“父权”观念的影响程度不同
父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权利，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一定时期内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其历史法律中都有相关对父权的保护条例。具体来说，古代父权主要包括父亲对其子女的生杀权、责罚权与送惩权、财产权。“但中西方法律在内容上不完全相同。中国的父权几乎是绝对的、永远的，而在西方社会，则有一定限制，并随社会发展而有所不同。父权在中国一直得到强化，在西方则逐渐削弱，最终走上不同道路”[3]。随着时展，尤其商品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转变，古代西方的父权观念逐渐淡化，西方的孩子逐渐被视为独立的个人，所以有关父权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基本已经消失殆尽了。
但中国不同，由于中国是自然环境比较封闭的农耕社会，因此当父权观念在西方社会逐渐淡化的同时，中国的父权观念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家庭，甚至在现代化社会，父亲仍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这种现象尤以农村家庭为主，而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可能导致父亲的优越感，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父权观念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古代父权观念影响程度不同，父亲角色在中西方家庭教育中就呈现出差别。
（二）父亲自身的角色意识程度不同
“现代科学在探索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来说和母亲一样重要，只是其影响方式有所不同”[4]。同时有较多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对孩子的认知状况、个性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等都具有重要作用，相反，若父亲普遍缺失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孩子各方面健康发展则会受到影响，部分孩子甚至走上危害社会的犯罪道路。因此，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对于父亲角色的重要性，中西方父亲的意识程度存在不同，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关于父亲角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推进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父亲自身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关于父亲角色的理论研究，西方国家起步早于中国，而在其理论支撑下，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父亲角色，在实践中一步步推进父亲角色参与家庭教育的程度。在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下，西方父亲普遍认识到父亲角色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会主动参加相关亲子教育培训课程，会积极主动地与孩子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如美国的父亲会带孩子参加童子军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会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中国父亲有所不同，由于国内对父亲角色的研究起步比西方晚，社会上有关的亲子教育活动普遍较少，主要以专家讲座形式开展，且宣传覆盖面较窄，因此中国父亲了解父亲角色重要性的途径较少，从而导致中国父亲对自身角色意识程度整体性不高现状。另外，由于中国父亲主要把精力放在挣钱养家上，投入家庭教育的时间相对较少，即使部分父亲能够意识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但付诸的家庭教育实践活动与西方父亲相比仍存在较大差异。据2006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8.3%的父亲听说过“父亲带大的孩子更聪明”，其中，城市地区有33.5%的父亲听说过，农村地区仅有21.5%的父亲听说过。另外，约有25%的父亲不知道自身对孩子成长有何影响力，23%的父亲只能笼统地说出是孩子的榜样，只有35%的父亲零散地谈到了一两点影响，如对孩子性格、三观、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可见，关于对自身独特角色的认识，中国父亲没有认识到，或者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三）母亲态度及他人看法不同
罗斯・帕克和艾斯利・拜特等人于1993年就发现：母亲所持的态度与父亲的实际参与水平有关，这个结果是他们通过调查300位初为父母者得到的，其中父亲在育儿过程中均有所投入。具体来说，“母亲对父亲的育儿技能和参与活动感兴趣及对父亲参与水平的评价等都能对父亲的参与水平产生影响”[5]。因此，母亲对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父亲的参与程度。
在中西方的家庭教育中，母亲主动承担大部分教育责任，但是中西方母亲对父亲角色投入问题存在态度上的差别。例如，当父亲给孩子喂奶或者换衣服手脚笨拙时，中国的母亲大多会说“你放那儿，让我来”，而西方母亲可能就会耐心教导父亲的动作，这种反差可能造成中西方父亲在角色投入中积极性的差异。另外，中国人看到父亲整天和孩子腻在一起，可能就会觉得这位父亲“奶味”较重，也会质疑这位父亲的工作能力有问题，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父亲的形象应该是高大上的，是忙于挣钱养家的，这就间接导致在意他人看法的中国父亲可能避免或减少角色投入。
但对于西方人而言，家庭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他们看来，陪伴孩子是正常的事情。例如，部分美国的男卫生间里，有专门为带孩子的父亲准备的换尿布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更常态化。
（四）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不同
“目前，不少国家的父亲可利用三种形式的假期照顾年幼的孩子，分别是父亲假、育儿假及在孩子有突发状况时的临时假期”[6]161。瑞典的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病假，其中60天是分别分给父亲和母亲的，另外孩子出生时，父亲还有额外的10天带薪假期；芬兰父亲有最多可达54个工作日的陪产假，可以和母亲共同分配孕妇假期休完后的育婴假，同时有育婴假后的育儿假，以及兼职育儿假；英国法律规定父亲享有两周法定陪产假，允许夫妻共享育婴假，西方其他国家，如美国、保加利亚等都有相关假期。西方国家在相关法律政策出台后，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国“近来最重大的政策发展莫过于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的通过”，“这导致2006年至2010年联邦计划每年要分配1.5亿美元支持婚姻和父亲项目。5000万美元已经作为推进责任型父亲项目的支持金预留下来”[7]189。另外，美国白宫于2012年6月专门发了“中央文件”，题为《促进有责任感的父道》，促进美国社会有责任感的父道，让更多孩子健康成长。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父道”网站，以帮助美国的父亲成为一个更有父道的父亲。因此，西方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得到了政府政策及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父亲角色的投入程度。相比较而言，中国没有父亲假、育婴假等相关假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父亲角色投入不及西方。
三、中西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角色扮演的相互借鉴
中西方父亲角色投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但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中西方父亲角色的扮演各有优势所在，中西方父亲要相互借鉴。
（一）中国父亲应积极主动参与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最深刻”[8]。相关研究表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性别角色、个性形成及行为塑造等都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因此，身为父亲，一定要扮演好家庭教育中的重要角色。相比较而言，西方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积极性要高于中国父亲，因此，中国父亲应该向西方父亲学习，积极主动地自觉参与到家庭教育中。一方面，中国父亲要从思想上积极主动起来，积极了解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另一方面，中国父亲要从行为上积极主动起来，积极投身于家庭教育活动，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二）中国父亲要重视培养孩子的创造性
根据美国权威学术机构2004年2月17日公布的一张“全球最有创造力的国家”排名榜，北欧国家瑞典高居榜首，其次是美国、芬兰、荷兰、丹麦。这些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较强的综合创新能力，除了制度开放，同时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西方父亲在参与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孩子的创新能力在父亲引导下逐渐得到培养与发展。中国父亲在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给予过多的身体保护和物质嘉奖，反之，给予的情感呵护及精神鼓励则较少，尤其在父亲缺位的现状下，祖辈抚育孩子的情况较为普遍，而祖辈又过于溺爱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孩子的创造性发展。因此，中国父亲要学习西方父亲，注重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从而让孩子的创造性得到发展。
（三）西方父亲要重视培养孩子的集体意识
个人与集体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集体由个人组成，个人是集体中的个人。因此，在重视孩子个性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培养孩子的集体意识，有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并融入集体。在这方面，中国父亲比西方父亲更具优势，因此，西方父亲应向中国父亲学习。一方面，父亲要让孩子认识到国家、社会、集体的重要性，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要培养孩子的全局观念，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当集体利益需要个人力量的奉献时，要不吝啬给予。
（四）“管教”与“陪伴”合理结合
“管教”与“陪伴”合理结合，指中西方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时，要善于采取严格教养与民主教养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严格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并没有导致比西方国家有更多儿童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出现问题，而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有积极作用”[9]。虽然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背景有所差异，各自社会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但西方父亲仍可合理借鉴中国父亲的严格型教养方式，对孩子进行适当管教。同样，中国父亲可学习西方父亲民主式的教育方式，给予孩子更多陪伴，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理解和温暖。因此，中西方父亲在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时，要善于将“管教”与“陪伴”相结合，掌握适当时机，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父亲角色参与家庭教育至关重要，政府、社会、家庭及父亲自身都要提高认识，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父亲角色参与程度，提高父亲角色参与质量。家庭教育中，中西方父亲角色参与存在显著差异，但各有优势所在，要相互借鉴，充分发挥父亲角色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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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剧，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是
在这种社会大变革、思想大交融、观念大碰撞的背景下，中西文化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仍旧在潜移默
化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我们看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对此，我们将一一加以解读
。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
（一）饮食文化差异
1.饮食观念的不同
中国饮食注重"味"，虽然中国饮食注重色香味俱佳，但其真正魅力就在于它的味。寓形于外，寓味于内
；西方的饮食观念则凸显着理性，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如何，营养一定要保证。
2.饮食方式的不同
在中国，无论是大宴席还是小聚会，形式只有一种——团团围坐，共享一席。气氛和谐、浓烈、热情，
典型的代表就是火锅，热气腾腾、好不热闹；西式宴会则注重人与人的自由交流，典型代表就是自助餐
。大家各取所需，行动自由，方便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二）建筑文化差异
1.从建筑布局上
中国传统建筑讲究整体、群体，讲究中轴对称。如故宫、阿房宫等，体现出一种大气、气势磅礴之势；
西方古典建筑则多注重个体，空间上讲究突兀高耸，如典型的科隆大教堂等"哥特式"建筑。
2.从建筑理念上
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具有敦实、平缓、温和等特征，表现的是入世的生活态度，故称为"人本主义建筑"
；西方传统建筑风格具有突兀、冷硬等特征，体现的是宗教神灵的出世精神，故称之为"神本主义建筑"
。
（三）医学文化差异
1.思维方式不同
传统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体现了辩证思维方式，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相互包容。西医学方法论则是事
物单一性，体现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相互对立，不容混淆。
2.系统论
中医在研究人体时，一方面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另一方面，把人自身也看作为一
个整体；西医则主要是寻找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原子论是西方医学的立论基础，即西医学把人体分割为
小系统，把整体分为部分，一段一段的切分，彼此不连通。所以易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
此外，中西方文化在文学、艺术、绘画、体育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差异。综合而言，中国重整体、综合
，西方重个体、分析，其根源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
二、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体现也制约着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从总体上看，中西方在各自的历史进程
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辩证、整体性思维与个体、分析性思维
在思维的方法上，中国人长于辩证、整体思维。古人世间万物"现象"中发现事物都有对称性，如阴阳、
男女、天地等，因此要认识、洞察、改变世界就需要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看待对立；西方人则
长于个体、分析思维。相对中国人所关注的"现象"，西方人自古以来更加关注万物的"本质"。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先哲们就主张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宇宙观使西方人重视个体，强调由一到多
的思想，以分解的观点看世界，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尽力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搞得清楚透彻，从而形
成了其个体或者说是分析思维模式。
（二）迂回、曲线式思维与直线式思维
在思维运行线路上，中国人通常表现为迂回式、曲折式、圆式，西方则表现为直线式。中国人重视圆融
、舒缓、和谐的人际关系，希望达到天人一体的境界。遵循上下有序、长幼有别的人伦秩序，形成了有
序思维定势。人与人之间相互依靠，注重团结，他们一般不健谈，尽力避免与人对立，说话喜欢绕弯子
。向别人提要求时，一般先是陈述背景、原因、时间的来龙去脉，以便引起对方理解和同情或者使对方
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使如此，也会提的非常含蓄、婉转，给双方都留足面子。
"由于西方文化的分析性特点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渊源，一般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呈线性方式展开
，在一个方向上向前运行，是一种由点到线，以线为主体的直线式思维方式。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非矛
盾性和排中性，认为一个命题要么是对，要么是错，没有中间的选择。" 他们追求自由、开放与民主，
注重表达个人意见，待人诚恳、直截了当，不绕弯子，习惯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陈述看法或观点，然
后再交待事件的背景、原因、条件等，以引起听者的注意和重视。他们公私分明，按规章办事，遵循游
戏规则，不徇私情。不讲究客套，言行也不受繁文缛节的约束。在交往过程中如发生意见相左、相悖甚
至发生冲突时，敢于直抒胸臆，遵循事实的是非曲直，不受太多感情的驾驭，养成了直截面对和解决冲
突的个性。
（三）具象、感性直觉思维与抽象、理性逻辑思维
中西方在认识、改造世界过程上，汉民族重体悟、重直觉，即注重切身体会和直观的感受和思考。
汉民族擅长具象思维，善于把握具体的事物。如中国的汉字起源于图画，后发展成"随体诘屈、画成其物
转贴于
"的象形文字，达到"见形知意"的效果。综合运用比喻、联想、象征、类比等方式，表达抽象的概念和意
义，从而使其变得具体、直观、立体可感。使用象形文字促进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的锻炼，提高了中国
人的归纳、综合的能力。
西方人则擅长抽象与逻辑思维。古希腊的众多哲学家大多也同时是自然科学家，他们追求的是探索事物
的本质。因此，他们注重理性的观察和思维，注重"以事实、假设、试验为基础，通过观察、思考、缜密
的分析、推理、论证，最终抓住事物的本质，而形象往往是无足轻重的，因而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式
成为认识事物和把握真理的最基本手段。" 另外，西方人的拉丁字母语言属于拼音文字，词义与字形相
分离，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两者主要依靠特定的语法逻辑关系。因此，这种推理、演进的习惯就促
进了抽象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原因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这种差异，绝不是东西方人在大脑生理机能上有所不同，而是因各自的历史文化、经
济发展、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造成的。
（一）历史文化演进过程的影响
中国上下五千年，汉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主宰的是儒道传统文化。在古代，认为天是最高权威
，人间的万事万物都由天来决定。在集体和个人、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上，中国历来注重个人服从集体、
局部服务与大局。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来自天的规定与安排，依赖的是道德、伦理力量的维护，这
就形成了中国人重人事、人治，并通过人治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思维模式。
西方文化则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强调的是人的个性与自由，后经过文艺复兴
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不仅仅得到了复兴和继承，并且有了极大的发挥。同时，西方社会注重人与人
之间的契约，重公平、法治，注重对个人意愿的保护，从而使西方成为一种以强调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
的社会。
（二）东西方不同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经济模式是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在这种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先民们意识到庄稼
的丰收需要风调雨顺，离不开大自然的甘风玉露，进而悟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道理，庄子的《
齐物论》即体现了此种思想。所以中国的传统思维是重心术、向内求，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也。封建专制下的政治制度是"家国同构"，是通过家庭伦理道德规范来推定国家统治秩序，典型
的"人治"。"这种以家庭伦理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喜欢坚持个人
的权利。这种"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以求同求稳为处世原则。"
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半岛，其经济主要以商业、航海业、手工业为主，由于它们的发展从而引起了古
希腊哲学家对几何、物理、数学和天文气象的兴趣，并逐步形成了西方注重实践、注重揭秘、注重探索
自然、注重实验的传统。后发展到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相对应的理
性、逻辑思维方式便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工业大革命以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组织性、严密性
特点都大大促进了西方民主性、科学性的发展，"竞争精神"、"自我实现理论"、"自由主义"、"公平理论
"已发展成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这种"工业文明"性格塑造了西方人自觉维护个人利益的法律意识
和较强的斗争、抗争精神，并且形成了自由、平等、独立的处世原则。
（三）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国东临大海、西靠高原山脉，是典型的封闭大陆型地理环境，受到大自然的外在压力较少，人们处事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并认为"天人合一"，认为人和自然是相互统一和融合的。同时，近一千万平方
公里的广袤陆地形成了中国人博大、超然的胸怀，表现出超人的忍让与隐忍性格。但是，在这种封闭的
转贴于
大陆环境下居住的人们，缺乏交流和竞争，保守内向，眼界相对狭窄，形成了文化独尊意识和狭隘的民
族中心主义，使中国人的思维成为局限在本土之内的内向型思维。
而西方国家多岛国或半岛国家，地处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当地航海业、工商业的发
展。同时，海洋是多变的、波动的、不稳定的，其动荡不安、山风海啸的环境也造就了西方人注重武力
征服和空间拓展的个性。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们，与外界的交流和竞争相对较多，锻炼了其外向、扩散
、发散式的思维模式，思维的视野偏向于空间的延展，不受地域与边界的束缚。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
言，濒临河海的民族"精神勇猛"，有"活气"，敢"进取"。 外向型思维使他们具有求新、求变、好动的性
格。
正如卡尔·普利布兰姆在《思维方式之矛盾》中所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睦的关系之
所以受到阻碍，不仅是由于文化的复杂多样，更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就是说，是由人们确定知识来
源和进行有条理思维方法上的差异造成的。" 因此，在我们学习过程中，只有深入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
关键词：法律英语 英语翻译 文化差异 法系差异 心理思维差异
法律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用以表述法律科学概念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它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法律英语特点鲜明，在词汇使用上庄重规范，书面语多，句法结构纷繁复杂，大量使用祈使句、被动语态、综合复杂句以及虚拟语气等。法律英语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与英语中的一门交叉学科，在社会上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本文主要对法律英语翻译进行了总结分析，希望能够对法律英语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一、法律英语的特征
法律英语就其文体来说属于职业专用英语，是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是应用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语种。其行文庄重、结构严谨、表达准确。作为一种专用英语，法律英语在词汇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体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
1.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包括惯用长句，分词短语使用普遍（为了清晰地表达句意，法律英语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词短语来代替从句做定语、状语或宾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频率高，条件从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语句法的这些特征是我们研究和对其进行翻译时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的。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使用法律专门术语（法律英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法律语言）；拉丁语频繁被使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拉丁语在英美法律实践中频繁被使用）；相对词义的词语大量涌现；普通词语被赋予法律含义，如Party在法律英语中被理解为“当事人”等。
3.文体特征
法律英语属于书面英语。在起草法律文件时，严密准确是法律英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只有严密准确的法律英语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立法意图并体现立法原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便于对法律进行解读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水平。
二、法律英语翻译
1.法律英语翻译的一般原则
法律英语是一种应用性比较强的语言类型，法律英语翻译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①词语使用的庄严性。法律英语由于其直接鉴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对用词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这一点是在进行翻译时必须牢记的。②准确性原则。在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时应当表达清楚具体，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③精炼性原则。翻译法律英语除了准确外，还应遵循精炼的原则，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精炼性原则要求应尽量做到舍繁求简，避免逐词翻译、行文拖沓。④术语一致性原则。为了维护同一概念、内涵或事物在法律上始终同一，以免引起歧义，即使同一词语多次重复，一经选定就必须前后统一等。法律英语的这些翻译原则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时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
法律英语翻译是国家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英语翻译的目的就是克服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民族差异性的障碍，促进国家之间的法律交流。根据笔者多年的学习、观察，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①选择内涵最接近的法律词汇进行翻译。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有些词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会存在内涵最为接近的词汇，这时可以采用而不会导致太大的误读。②创造新的法律词汇。很多的情况之下，译者们在面临一种文化中有而另一种文化中无的事物时，会采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法律英语时也需要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加工和想象，如罗马法系中的“legal person”最初被译成“法人”，“due procedure”译成“正当程序”等都是一种建设性的创新。③必要的解释。由于中西方诸多法律理念的基本差异，法律英语中有许多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就会使它的意义非常不明确，此时，在忠实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做一些人为的增减就非常必要。法律英语以上的一些基本翻译方法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基本方法。转贴于
三、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
1.语言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一，在行文结构、遣词习惯及句法层面上相去甚远。英语句子重分析，故造句多形合。而汉语句子则重意合，是靠逻辑事理的顺序来实现意合、流动、气韵三位一体的横向铺排的。由于两种语言特征各异，再加之法律语言的措辞要求严谨，故在翻译时往往不能正确遵循各自的语法要求，从而不利于表达。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2.包括法系在内的法律文化差异
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之词，面对的却是两大文化。”法律英语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译，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英语涉猎范围甚广，包括各部门法以及诸多法律边缘学科，故从事法律英语翻译的人士须熟悉中英有关的法律知识，如果缺少相应的法律文化底蕴尤其是一些法制史方面知识的了解，稍有不慎就会谬以千里，造成不完全理解或理解错误。法律文化的差异目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3.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方由于语言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他们在逻辑思维方式上同样存在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一方面将影响到其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其理解、翻译语言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是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英语是法律与英语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应用非常强的学科。法律英语翻译之难就在于翻译的过程要实现法律与英语的双重要求。区别于其他的英语翻译，法律英语由于其准确性要求高，法律知识面要求广，因而法律英语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既对他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希望本文对法律英语翻译的有关知识点的总结和梳理能够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法律英语翻译，并进而提高法律英语的翻译质量和水平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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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隐私 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 群体隐私
一、隐私问题研究现状
隐私问题是跨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国内文化研究中对隐私问题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以西方人（这里的西方人指English-speaking people）的隐私观念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认为中国人不看重隐私。另一种倾向则认为西方人太看重隐私。
中西有关隐私概念的提法：
1.西方学界关于privacy问题的讨论，源于美国学者Warren和Brandeis对隐私的界定。1890年，二人在《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中将隐私界定为“不受干涉”或“免于侵害”的“独处”的权利。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隐私权是私生活不受干涉的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
2.《辞海》将隐私定义为不愿告诉人的事，也指有些见不得人的事。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提及隐私权字眼的明文条款。
3.隐私的概念既有客观的定义，同时也因社会文化的差异，加上个人的主观理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西方学者Westin提出4种类型的隐私：分别是独处、亲密、匿名和保留。Altman也认为隐私不止一种。他把隐私界定为“自我或群体对旁人的接触所做的选择性控制”，即隐私是一种个体或群体防范外来接触和干扰的一种保护观念和机制。Altman明确地把隐私分为个体隐私和群体隐私两种类型。
从上文中西方对隐私概念的提法中，我们首先明确一点的是：中文中的“隐私”和英文中的“privacy”并不对等。中文中的隐私是指具体的行为，这里不讨论这些行为的合法不合法和道德非道德。这些行为也没有上升到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的层面上。而西方的privacy很明显是指私生活不受干涉的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其次，本文主要通过讨论中西方有关隐私的具体表现形式来阐述观点。本文倾向于第三种提法。
二、对隐私的学理探讨
隐私是人的一种生存特性。隐，即隐秘的，不愿或不便公开的事情；私，即私人的事务，是存在于私人生活空间的事务。这种存在于私人生活空间的隐秘的事务、活动及相关的信息就是隐私。它与公共生活空间、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活动及相关的信息是相对应的。
隐私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客观性是指隐私是客观真实的社会存在，其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观性是指隐私因人而异，也是指人们对自身隐私的态度。只要主体愿意隐瞒自身有关信息，即可成为隐私事实。每个人对于个人信息是否属于隐私的判断存在差异，个体的主观态度影响着隐私的确定。
隐私具有针对性和两面性。针对性主要是指隐私具有程度的区别，针对不同的人密级是不同的。主体对一个群体和对象可以敞开心扉，而对另一个群体和对象却可能缄口不谈，极力避之。两面性是指隐私既具有隐匿性也具有宣泄性。人除了隐私需求之外还有沟通的需求，过分强调个人的空间和个人价值会给人际交往和人际沟通造成壁垒。正如屋子安装窗子需要阳光，而又要装上窗帘遮挡住刺眼的阳光一样，是一个矛盾。这种矛盾不是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而是需要在协调中平衡。只有在隐私需求和沟通需求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适度的。
三、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传统的价值观，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构成了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价值观念体系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分别是中西文化的精髓，是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关键所在。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强调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强调以集体利益为评价行为善恶的最高标准。要求其社会成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自觉地服从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因此它提倡互相帮助与关心，以他人、集体为核心。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时起就开始追寻人的主体性，不断倡导民主、自由，凸显人的个性。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推崇个人自由和权利，以个人利益的实现为社会发展的目标。
1.集体主义导致的隐私观
在集体主义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人重视群体的统一和谐，追求随遇而安，“要跟着党走”，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这种长期以来的价值取向导致中国人在隐私方面的体现形式便必然是群体隐私。群体隐私还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不突出个人与个性，因而个体隐私则退居第二。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受到西方或多或少的影响，很多人也在呼吁要争取个人自由和空间，维护个人隐私，但集体主义仍然是其主流价值观。
案例1：
中国人的群体隐私观体现在使用围墙来保护家庭或群体的领域。在家有院墙，在单位有围墙，在城市有城墙。墙内的人群是一个整体，不分你我。墙内的人都是“一家人”，所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而且“家丑不可外扬”。
案例2：
中国人见面时喜欢问“你吃过饭没有？”“你到哪儿去？”等作为招呼语，并且爱问收入、婚姻等私人问题以示友好和关心。这些问候语在中国会使人感到温暖、宽慰、人情味十足，也体现了群体间的和谐温暖。
案例3：
在中国，尤其在农村（笔者深有体会），邻里之间可以事先不打招呼到对方家去串门，而且可以在不考虑别人的时间安排而漫无边际地聊天。因为中国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巩固朋友关系的手段之一。邻里之间也可随时叫对方一起打麻将、打牌，而且被叫方经常会“舍命陪君子”，以表示关系亲密。这个案例体现了个人利益让位于群体利益。
上述案例说明中国人在个人隐私与群体隐私的区分界限上是模糊的。中国人在个人隐私方面的意思较为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要讲究团结友爱，互问冷暖，所以中国人很愿意了解、询问对方的酸甜苦辣。但这种集体又是内外有别的集体。家与家形成各自不同的小集体，单位和单位如此，高校和高校如此，城市和城市亦如此。但上升到国家的层次上时，中国人民又会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个大的集体。“汶川大地震”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是最好的说明。隐私在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国情下呈现的形态是不同的。群体隐私观就是集体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呈现的具体形式。他们认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爱国如爱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把个人与群体统一起来了。王宗炎（1996）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绝大部分都住在农村，少数住在小城市。他们聚集而居，经常见面，彼此互相关心，几乎无话不谈，个人的事就是集体的事，个人与集体不分家。”
2.个人主义导致的隐私观
西方文化的特征是个人主义，个人是之高无上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提倡的“随遇而安”被西方人看做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作为个人主义的直接产物――隐私权，在个人主义取向的社会中被看做是合法的、合理的，是人们的最高需求。西方人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隐私一般包括个人信息、个人私事和个人领域。
案例1：
西方人经常制定时间表，精心安排工作日程。邀请别人吃饭或参加聚会或到别人家去拜访都要事先打招呼，这样可以给他人足够的准备时间，也是对他人私人时间的尊重，对他人个人隐私的尊重。
案例2：
My home is my castle是西方个人隐私观的典型习语体现。每个家庭成员拥有自己独立的房间，自己的房间属于自己隐私的一部分――个人领域，外人（包括父母亲在内）不经允许不得擅自闯入自己的房间，否则就是对自己隐私的侵犯。
案例3（来源于来中国访问的一美国学者）：
在他访问的大学，一对男女学生发生性关系，女生怀了身孕，为此校方将男生开除学籍，女生受到了严重处分。他对校方的行为迷惑不解，认为校方多管闲事，管了本该属于个人隐私的事情。这位学者在回到美国后告诉他的同事说，在中国没什么隐私可言。显然，这位学者对中国文化是不了解的。校方的处理方法是为了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维护正常的校规校纪，因此不惜以牺牲个体利益（个体隐私）来维护学校这个群体利益。
上述案例都是个人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典型的个人隐私的体现。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贝拉(RobertBellah)和其他四位学者从1979年到1984年对200多名美国人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尽管这些美国人职业、经历与观点不同，有一点却相同，那就是人人都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他们强调个人自立，注重对个人时间的控制，强调个人空间与他人的距离和个人私生活的不受干扰和侵犯。当然，西方法律的健全也无疑强化了人们对隐私权保护的意识。但西方并非不存在群体意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人开始深刻反思，提出不仅要强调个人主义，要通过竞争获取成功，更要注意团队合作精神；合作、双赢，超越竞争；团队合作精神比集体主义更具操作性，因为都是共同完成某件具体的任务而组成的团队，都是身边的人。
四、总结
文章通过对隐私研究现状、概念及学理探讨的介绍，并通过进一步分析导致中西隐私观差异的文化根源，证明了认为中国人不看重隐私观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人在隐私上集中表现为群体隐私，西方人则表现为个人隐私。隐私在跨文化交流中导致的文化冲突已屡见不鲜。在充分了解中西隐私观和树立正确的隐私观的前提下，跨文化交流无疑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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