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25 16:54:3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生物科学知识科普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家庭教育；生物科学素养；视野与渠道
高中生物科学素养包括：（1）掌握生物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2）理解、探究能力即科学过程和方法；（3）形成相关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伦理和情感三部分的内容。
一、注重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在培养学生生物科学素养中的职能作用
虽然现在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在高中阶段社会和家庭还是要高考成绩，教育主管部门以至各级学校领导、家长都以高考作为最终目标，过分地注重学生的考试分数，考了多少个重点大学，多少个本科，从而忽视了学生综合素养包括生物科学素养在内的培养，这也是中学生生物科学素养普难以提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必须转变观念，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切实把新课程标准落到实处，才能切实地推行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生物科学素养作的培养和全面提高。
二、家庭教育对学生生物科学素养的影响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不仅仅是专家和教师们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某个热爱此领域的“发烧友”的事情，而应该是学校、社会和家长共同参与的大事。许多教育专家认为，父母在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兴趣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如果家长的科学素养偏低，很少跟孩子交流科学类的话题，那又如何能让孩子保持对科学的兴趣？并且多数家长十分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对孩子的期望很高，不惜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上各种辅导班，他们又认为生物是一个“副科”，使他们难以具有培养青少年生物科学素养的意识。而不少家长的教育方式并不民主，这样压抑了孩子的个性全面发展，影响了学生对生物的兴趣。所以加大对家长的宣传的力度，增强家长的生物科学素养的培养意识，进而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三、要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的生物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由科学知识，科学能力、科学方法、科学意识和科学品质五大部分构成。提高教师的生物科学素养是基础教育改革对广大教师提出的一项新要求，然而现阶段我国教师科学素养普遍较低。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才能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时代的要求。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进行科学素养教育，必须依靠全体生物教师的团结协作，只有高生物科学素养的生物学教师，才能使生物学教学作为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的主渠道。所以提高生物学教师的素养是实施科学素养教育的首要任务。因此，必须采取以下这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提高教师的科学素养：（1）加强师德修养，增强生物学教师的事业心；（2）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切实重视继续教育；（3）掌握教育规律，积极参与教学科研研究。只有所有生物学教师积极主动地拓展本专业知识和追踪学科发展的动态，才能把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作为教育教学的最终目标。
四、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加获取生物学知识的渠道
有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除从正规的学校教育获取科学信息资源外，还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体中获得，学校课外兴趣小组、家庭和社会等的教育功能还未发挥出其相应的功能。因此，可以从拓宽学校、社会、家庭等的教育职能入手。①在课堂中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②渗透生命科技前沿知识，培养学生的生命科学意识。③重演科学史，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勤奋、实事求是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科学史教育，既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又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情感，进而达到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的目的。④优化教材内容、改革教学形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运用探究式教学，培养学生科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学实验中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实验教学在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各种新奇有趣的科学实验，能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⑤加强学科间知识的渗透和联系，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⑥城乡差异与生物科学素养的关系。⑦渗透STS理念，教会学生模拟决策。五、结论与建议
总之加强科学素养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第一线的教师，应该转变原有的陈旧的教育观念，在充分挖掘教材和资源的基础上改进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努力探索在一种在课堂和课外加强学生科学素养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以教育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的联系，建立有效的提高生物科学素养的方法体系，逐步形成立体交叉的培养高中生生物科学素养网络。
（二）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加强科普知识宣传的力度，建立更多更好的科技活动场馆，增加学生参加课外实践活动的机会，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各种科普活动的普及率，进而培养和提高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三）在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的同时，已经打破了应试教育原有的单一的教育评价模式，素质教育要真正取代应试教育，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相应的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教育评价体系。
（四）课堂才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生物科学素养的主渠道，所以要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提高生物教师的综合素质，也是适应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生物新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向教师和学生开放的体系，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新教材设置课外阅读栏目以拓展视野，帮助认识生物学的价值，建立科学的价值观，认识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渗透人文精神，认识学习生物学的意义；设置“进一步探究”“课外实践”，旨在鼓励师生进行扩展性的探究和实践；设置“资料分析”，主要是提供图文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培养处理生物科学信息的能力；设置“技能训练”，培养科学探究机能，有的训练“提出问题”，有的训练“作出假设”，有的训练“解读实验数据”，有的训练“推理”等；设置科学探究活动，包括观察与思考、实验与调查、设计与探究、资料分析、摸拟制作、深层探究、演示实验、机能训练、课外实践等，培养动手操作能力，培养科学实验能力，培养科学探究能力，培养处理生物科学信息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实际能力等等。全新的教材要求生物教师更新教学观念，树立起全新的教育理念。
叶圣陶曾指出：教学无非是“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使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这也就是说，教师的职责主要不在于“教”，而在于指导学生的 “学”，不能满足于学生“学会”，而要指导学生“会学”，更进一步的是激励思维，变“教”为“导”，以此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此，教师要构建“三主”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发展为主线。
1.对学生的标新立异
教师要因材施教，因人施教，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教学过程，使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收获，有收获的喜悦，有喜悦才会有兴趣，才会有注意，才有更多的喜悦和收获。教师要在教学中，从单纯讲授知识向培养学生能力转变，从讲解为主向启发诱导转变，从“教师说了算”向师生平等、民主合作转变，在教与学中倡导相互合作，使每个学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做出决定，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放弃对学生“手把手”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积极主动起来，学会如何寻找工具以及寻找什么样的合适工具去获得为自己所需的知识，同时懂得如何分检、合成、提取和加工信息，放弃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采取不同方式方法，帮助学生形成对事物主动思考的质疑能力、解决问题的运筹能力和善于使用信息系统提取合成信息的能力，以及大胆提出有创新设想的方案等等。
2.对学生的质疑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则诱发探索，从而发现真理。“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习就是一个无疑――有疑――无疑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应把培养学生的质疑、释疑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四步进行。一是要求学生自己联系教学内容，进行独自思考，发现疑难，提出问题。二是要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疑难问题，尤其对教学中的疑点和难点，以及比较含蓄或潜在的内容，要启发学生思考、探讨，逐步解疑，在探索中有所发现和创新。三是设疑，要目的明确，科学合理，小而具体，新而有趣，难易适度，富于启发。四是要结合所学知识提出与众不同的、与实际生活相关联的问题。通过质疑来锻炼、训练自己的学习能力。
3.对学生的合作学习
新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观察、猜想、调查、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机会，让学生初步形成参与意识，能够运用生物科学知识和观念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在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利用各种教学的资源，让学生在相互讨论、相互争辩、相互合作中认识知识、探索知识、掌握知识、灵活应用知识，滋长才干、提升自学的能力。
4.对学生知识的归纳与整理
对学习进行归纳与整理是会学习的一种重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中，我让学生对血管的知识以列表的形式归纳；让学生对血液循环的知识用箭头连线的方式，对书本中知识进行自学，然后集体交流、评比；在一个单元结束后，让学生以学写专题小论文的形式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与整理，着眼于自学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有时，让学生就某一个与生活相结合的专题进行收集与整理，以自办科普小报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年龄最大的77岁，最小的59岁，平均年龄65岁以上的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在各省市的中小学和高校，乃至政府公务员群体的认知中，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已成一个品牌，是如今社会上开展科普宣传的一支活跃的队伍。作为该团的创始人、第一任团长、现任荣誉团长，钟琪老人回首建团路，如今说来还是心潮起伏。
刚退休就接了一个大难题
现年76岁的钟琪老人，是中国科学院的退休老专家，用她自己的话说，退休10多年，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组织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时间回到1997年的春天，钟琪老人刚退休不久，一个艰巨的任务又落在了她的肩上——搞科普。那时候，书店里满是复习提纲、升学指南之类的书，科普书却少得可怜。科普怎么搞？是个大难题。接了任务，钟琪找了两个朋友帮忙，一位是老领导陆绶观，一位是条件局副局长王永乐。我们3人一般用星期天开会，地点通常是我家客厅，天气好时就到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钟琪和几个老朋友讨论了一次又一次。“为什么不成立一个科普演讲团，让科学家用演讲的方式与听众面对面？”——一个想法从钟琪的脑海中跳了出来，就这么办！就这样，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应运而生，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创举。它的成立，让很多老科学家们开始了充满欢乐的科普新旅程。
建团初期，演讲团的科普重点放在中学。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联系，开始时连中学的大门也摸不着，后来干脆买了部北京市电话号码本，照着上面的学校地址一个一个邮寄去科普演讲团的简介。因为我们对科普演讲没经验，又没什么书可参考，不敢在北京全市推开，所以选择先在北京市海淀区试点。为了在北京市海淀区推动这项工作，争取海淀区教委的支持，当时年近6旬的钟琪骑着自行车去找海淀教委的办公楼。不久海淀区教委有个会有20多位校长参加，会后给了钟琪10分钟介绍演讲团的情况，这就是演讲团的第一次宣传活动。钟琪说：“我们就这样小心翼翼、认认真真地开始了在海淀区各中学的科普讲座。由此，从第一位专家试讲，第一次科普团的宣传活动，第一次的正式报告，到第一次去外地做科普报告，演讲团逐渐被人们所了解。”
挑团员比挑女婿更严格
在采访中，年逾古稀的钟琪对创建之初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5万元启动资金，没有办公室和任何办公设施，中国科学院老年科普演讲团就这样起家了。钟琪与陆绶观、王永乐共同研究了目标、宗旨、对象、成员资格与“入团”的评审办法，开始组建队伍。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从建团开始，钟琪团长就制定了一系列遴选团员的标准，光有学术水平还不够，哪怕你长期担任学科带头人，著作等身，还要看你课讲得是否深入浅出、通俗生动。
首先是要热爱科普事业，还要人品好、有深厚扎实的科技背景、有较好的表达能力、没有口音、有团队精神。团员遴选也有严格的程序，在由个人申请或他人推荐后，演讲人要经过拟定科普演讲提纲、聆听学习老团员的科普报告、准备科普演讲PPT、试讲、多方代表评议、大家帮助修改、再试讲等环节，合格者才能最后走上讲台。有的人虽然试讲通过了，但是在学校正式做报告时，团里还要有人去听，再提意见，使之不断改进。如果讲了四五次效果仍不行，就淘汰了。科普有其自身的特点，不是人人都能做好的。
因此，每当有人“申请入团”，钟琪团长提出要求，新成员要进团讲科普，就需要“过三关”：第一步审查演讲提纲，第二步在演讲团内试讲，第三步是到中学给教师或者学生试讲，只有这三步通过，才能成为正式的团员。
每一位能通过严格“考核”的科学家都不简单。在央视夕阳红节目的访问当中，主持人戏称钟团长挑“团员”比挑女婿还严格。“不论留下或是淘汰，凡是来参加试讲的专家，我们都十分敬重，因为他愿意为了做科普报告而来接受严格的评审，表现了他的气度。即使被淘汰了，也不失为一个有胸怀的专家。”钟琪说。
演讲团有了不少回头客
中国科学院老年科普演讲团从建团之初就提出了“科普报告要出精品”的目标，是要让听众感觉听科普报告是享受而不是负担。我们力图改变两种看法，一是科普不过是随便讲讲，谁有点知识都能讲的看法；二是听众认为科普没意思、太枯燥的看法。我们认为，科普工作不搞则已，要搞就要高质量，这样才能长期持续下去。科普对一个民族十分重要，只有高质量，才会有真正的、长期的效果，所以我们追求“精品”。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转基因、遥感、航天等高新技术已经走入人们的生活，这就引起了听众的兴趣。同时，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孩子们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拓宽了知识面，但对一些科学现象并没有深入了解，这就需要专家满足他们的需求，在演讲中不断增加前沿科技，让他们能更加全面了解最新的科学进展。”钟琪老人说。
为了满足更多听众的需求，专家们从内容到讲课形式不断地进行了完善。要求每位团员做到演讲内容年年更新，专家一年至少要修改两次演讲稿，把特色放在“新”字上，紧跟科学发展的前沿。比如我们在讲授遥感知识时，第一个环节就是展示这个学校的遥感照片，通过展示与学生生活最贴近的事例，学生们的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
经过专家们的不断探索和努力，现在，中国科学院老年科普演讲团的演讲质量越来越“精品化”，听众们对科学的兴趣随之越来越大，做科普，也就成为这些专家们的最快乐的事情。其实，演讲团的目标并不在追求场数和人数，我们只追求质量。为了讲好每一堂课，我们还要求听讲单位限制人数，每场不超过500人，以二三百人为宜。“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西部行”、“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希望行”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做讲座，由于讲座质量高，很多省市成了演讲团的“回头客”。
钟琪团长告诉记者，她之所以严把质量关是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升学压力大，能抽出时间听科普讲座是顶着学校和家长的层层压力的，同时，一场好的科普讲座会给青少年开启科学的大门，而一场劣质的讲座会断绝孩子们以后再听科普报告的可能。团员们都在努力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手法来阐释复杂深奥的科技问题，使科技知识能飞出“象牙塔”，“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创办至今，演讲团几乎走遍全国，无论是戈壁大漠，还是偏远山区，无论听众是几百人还是几个人，只要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将最精彩的报告献给听众。仅2010年，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就做了1079场报告。
播撒科学的花种
钟琪老人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播下一粒花种，迎来整个春天。我们没有这么奢望，但有一个信念是绝不动摇的——今天播下的种子，总会发芽成长的。”正是凭着这样的理念，一批批科学家走进演讲团，为公众播撒下科学的花种。
在建团之初，演讲团锁定的主要对象是中学生，因为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是在中学，中学时期对整个人生很关键。
“以前，对我个人而言，科学是庄严的、严肃的，因而也是乏味的，科学家也是如此。但是中国科学院老年科普演讲团的潘厚任教授用既风趣又通俗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太空人的衣食住行，从他那充满感彩的语言中，流露出他本人对科学工作的热爱和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同时也唤醒了无知的我……”
写下这段话的是宁夏灵武中学的一名普通高中生。在钟琪老人一个厚厚的记事本上，类似的来信摘抄还有很多。
“我对生物这门课不了解，学起来有种迷茫、无力的感觉，一直没有兴趣。就在这个时候，孙万儒教授给我们作了生物技术的报告，讲了国内外关于‘克隆’的历史、未来以及将给人类带来的利与弊等问题……我深深爱上了生物，并且对孙教授非常崇拜，我立志将来也一定要为生物科学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宁夏西宁的学生说：“这是我上学以来参加过的最好的课外活动！”“西部学生的经济条件差，但是求知欲并不差！希望你们再来！再来！再来！”
山东诸城繁华中学高三学生说：“繁华中学做的最大好事是把你们请到繁华来。”
钟琪对记者说：“做科普对社会是很有意义的，我自己的人生观就是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我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对我一辈子都有用。所以我也希望科普教育可以影响我们现在的青少年，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真正成为一个有科学素养的人。”
钟琪认为，如果你的科普报告做得好，让学生们信服，他们就很想了解你在人生观方面的看法。这时候，科学家的人格魅力才会逐步显现。
钟琪对记者说：“我们做科普，就是要让中小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与技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要让青少年从小就意识到我国的资源状况、环境状况，从小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他们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钟琪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事例：有统计资料显示，在一年中，全国学生车祸死亡的有2889人，而这些人中85%是由于违反交通规则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是这些学生不知道交通规则么？当然不是。这些学生不遵守交通规则、不遵守社会秩序，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知识，而是缺乏科学素养。
其实，在平时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随地吐痰、乱丢口香糖、长时间地放水洗澡……
“我们做科普工作，不但要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对于现代人来说，科学素养太重要了。我希望我们科普演讲团专家们的真知识、真学问、真人格可以实实在在地感染一批年轻人，能感染几个是几个。”
“《读者》上曾有这样一段话：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素质，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只有当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到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质。”钟琪借用这段话描述了自己从事科普工作的本质所在。
一生事业的延续
“老科技工作者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他们有空闲的时间、丰富的经验，还有对社会充满热情的责任感。”钟琪说，这些以科技传播为己任的“高龄科普明星”们，无疑为中国科技界的科普工作做出了表率。
谈及科普事业，钟琪从不认为这是一个负担，除了收获了感动，他们也收获了健康的心态。一个人做一件事，如果没有名利的追求，就会很轻松；背着包袱走路，当然很累。钟琪老人说：“我们团提倡的是讲奉献、讲育人、不讲条件、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夕阳人干朝阳事业，自有一番激情在。”没有名利的拖累，大家心态平和，团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发牢骚，只讲高兴的事。一出差，大家一路欢声笑语。心态好，确实有益于健康。为了做好报告，团里特别强调报告的新颖性，要求大家更改专题最新的科学研究动态。于是，他们不断上网查资料，还要经常去书店、图书馆，不断修改完善报告内容，这就使脑功能不会退化。报告做得好，听众高兴，专家也高兴，听众兴奋，专家也兴奋，一兴奋，免疫力就提高了，所以大家的身体都不错。用钟琪的话说：“参与科普演讲，专家们不仅能保持大脑的活力、快乐的心态，也能提高专家们的免疫力。”
有统计称中国人中有科学素养的人不足3%，我应是这少数人中能写科普文章且有一定影响力的更少数的人，可连我都没能影响到亲人和同事。思想认识是一回事，在世俗的环境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这也很正常。
有科学素养的人很少，有能力有热情做科普宣传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有趣的是，在这少之又少的小群体中，还分着鹰派和鸽派。鹰派认为愚昧认识会影响社会进步和人类的福址，应对其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鸽派没有这种宗教化的使命感，主张用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把科学道理讲出来，并把相信权完全交给受众。其实双方对愚昧思想的认定是一致的，区别的只是对愚昧思想的态度，前者激烈，后者宽容。
科学的深邃强大令我着迷和尊崇，也使我乐于去传播并与大家分享，但同时我也清楚，在人类的认知范畴内，科学主要进行的是客观领域的真伪判断，还有道德领域的善恶判断，艺术领域的美丑判断，生活方式的价值判断等等，不能在所有领域内都坚持唯科学标准。真正懂科学的人都懂得“适用范围是科学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道理，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有明确的适用范围的，超越范围使用就是一种伪科学行为。
《NATURE》曾做过统计，相对于多数美国人信上帝来说，科学家信上帝的比例就低很多，美国顶级科学家信上帝的占7%，其中生物科学家的比例最低，仅为5.5%，而且比例还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宪法保障自由，在无神论者看来，这是国家在保护一部分人选择愚昧的权利。鹰派科普人认为人们没有选择愚昧的权利，鹰派科普人主张剥夺愚昧权利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让社会更进步人类更幸福，但问题是你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剥夺呢？愚昧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好比人体里总是存在着很多有害病菌，人类只能选择与其共存，用强射线的确能把它们都杀光，但人也就活不成了。在人类思维领域内剥夺愚昧权是个不可实现的任务，剥夺人们自由的思想认识权，往轻里说是乌托邦，往重里说是法西斯。
社区课程资源生物教学应用社区课程资源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是社区教育课程实施的重要因素，也是社区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社区本身就是社区教育的“课堂”，社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对社区课程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教学意义。本文着重对社区课程资源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如下分析和探讨。
一、社区生物课程资源的种类
社区生物课程资源主要是指存在于社区内部的一切可以被生物教学所利用的直接或非直接的实施条件，其中包括素材性资源、环境资源、课程实施条件资源等。本文主要立足于河北秦皇岛地区，针对社区生物课程资源的具体涵义，对本地区的社区生物课程资源进行了如下调查、分析、整理。
1.社区的生物素材资源
社区的生物素材资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社区内部，即社区内存在的动植物生物资源，其中包括家庭中拥有的盆摘、小药箱、小动物，以及社区中的公共生物资源等。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公共场所。以秦皇岛市为例，秦皇岛市拥有丰富的生物素材资源，集山、河、湖、寺、庙、园、别墅、泉、瀑、洞、城、港、关、海、沙于一体，拥有数百种珍稀动植物。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内有80余种5000多只动物，东北虎、斑马、黑天鹅、非洲狮、棕熊等世界珍禽名兽应有尽有。秦皇岛新澳海底世界有各种珍奇生物标本：旗鱼、蝠鲼、翻车鱼……还有各种爬行类、书中哺乳动物。乐岛海洋公园除了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外，遍植木槿、海棠、冷杉、金丝柳、雪松、法国梧桐等50余种植物。
2.社区生物研究资源
北戴河生态农业观光园有贴近生活的各种蔬菜、水果，还有生物研究科技研发基地，对生物教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秦皇岛鸟类博物馆、北戴河博物馆等都珍藏有珍贵的生物标本资源，为社区生物教学提供了科学技术和科学研究的绝佳场所。此外，社区生物研究资源还包括社区中的与生物相关的人力资源，包括生物教师、生物学研究人员、生物开发技术人员、生物生产实践人员，等等。
3.社区生物教学环境资源
社区本身是学生生活的环境和学习的环境，贴近生活的教学会使得生物教学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社区生物教学的环境资源主要是指社区活动场所、生物种植修复场所、生物研究学习场所、社区公共交流平台（社区QQ群、社区微信群、社区休闲吧、社区微博等）。
二、社区课程资源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1.全面开发社区生物课程资源
应用的前提在于开发，社区生物资源的开发关系着生物实践教学的范围与教学水平，社区生物课程资源的多样性要求社区生物课程资源的选择与应用需要具备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和预见性。特别是那些一直未被利用却极具教育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程资源应当被纳入社区生物资源，最终达到社区资源课程化的效果。博物馆、海洋馆、工厂、农场、公园、少年宫、科技馆、植物园、动物园等都是社区生物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利用这些资源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最后达成终身学习的教学效果。
2.利用社区资源丰富生物教学形式
从社区生物课程资源的多样性来看，教师可以根据社区的生物素材资源、研究资源、环境资源主动开发生物课程。一是利用社区环境资源开展讲座、征文比赛、座谈会、文体活动、植树活动等活动。二是利用社区生物素材资源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让受教育者直接与生物面对面进行实地学习。三是利用社区生物研究资源，利用社区的生物研究设施、研究资源、医疗设施进行实践教学实习活动。
3.社区课程资源的实践教学应用案例分析
社区课程资源的实践教学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可分为三类：走进社会、服务社区与社会实践。
走进社会的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亲近自然、认识自然，懂得自然中的生物常识、生物科学技术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在秦皇岛地区开展的教学实例有关于“雾霾是否影响人类的生殖能力”“采取怎样的措施可减小汽车尾气对人体的伤害”等话题的民意调查。同时，也开展过社区生态环境考察、社区生物资源大寻宝等社会实践活动。
服务社区不同于走进社会，它不仅仅要了解更多的是需要自己动手，其教学目标就在于让学生利用学习到的生物科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形成独立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教学实例主要包括对敬老院老人日常生活用品的检测、幼儿园公共食谱的研究和制作、公共厕所的空气流通设施的改造、社区损坏植物的修复、厨房微生物群体的研究、农场的育苗技术学习等。这之中会包含很多细微的生物知识学习，例如大豆与根瘤菌的关系、昆虫“S”型增长的原因、大豆与根瘤菌是否互利共生等话题性的探究学习。
社会实践的教学案例主要包括在各种与生物相关的节日时开展的节日宣传互动，其中包括植树节、爱鸟周、地球日、无烟日等公益宣传活动。此外，也会涉及生物科技设备促销、科普知识宣传、废旧电池有奖回收、计划生育宣传等与经济和政治相关的活动。其目的主要在于锻炼学生的社交能力，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公民责任心。
三、结语
综上所述，社区的生物教学资源十分丰富，利用形式也多种多样。社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仅有利于有效整合社区教学资源，为社区提供良好的教育平台，而且将社区教育中心建设成为社区学习资源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学法指导中心，为社区教育的全面综合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池淮清.开发社会资源助力生物学教学\[J\].生物学教学，2013，38（5）：35-36.
关键词：细胞生物学；多媒体实验教学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基本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它是当代生物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尖端学科，在大学生基础实验、专业课程体系来说是必需的。所以如何提高教学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与此同时这门学科理论性较强，主要研究细胞核、染色体以及基因表达；细胞的衰老与凋亡；细胞骨架体系等研究领域。知识点相对比较深奥和抽象，也不直观，因此，在细胞生物学的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教学效果使学生最大化的吸收和掌握知识是教师的首要问题。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期望能与同行共同探讨。
一、理论与实验相结合
学生在学习专业理论课的时候，一般都会感到枯燥乏味，本身微观的知识点在通过文字讲述的方式就不好理解，再加上有些结论的认定是依赖前人的实验的基础上得出的，这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起来就相对比较吃力，对于知识的理解不容易透彻，记忆起来会相对困难。但是若在理论课学习中，组织学生一起做一些相关的实验，就能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巩固。举个例子，在讲到细胞组分的研究时，可以让学生动手用等密度梯度离心法操作提取细胞组分，再通过特异性染色，在显微镜下观察，领导学生边做实验边讲解实验的研究思路、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从而强化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
例如植物细胞骨架，是细胞内以蛋白质纤维为主要成分的网络结构，可分为微丝、微管和中等纤维。细胞骨架对于维持细胞的形态结构、细胞运动、物质运输、能量转换、信号传导及细胞分裂等有重要的作用。当用适当浓度的Triton X-100处理细胞时，可将细胞膜和细胞质中的蛋白质及全部脂质溶解而抽提，但细胞骨架系统的蛋白质不受破坏而被保存；经戊二醛固定，考马斯亮蓝R250染色后，可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由微丝组成的微丝束，为网状结构，即是细胞骨架。通过实际的实验操作使学生理解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验方法。
二、教学内容的精选与讲解的生动化相结合
对授课内容的讲解，做到生动化，就是把专业性质很强的内容转化为大家都能看得懂、听得懂的内容。教学，从表面上看是向学生教授一种科学知识；而实际上是培养学生的对某一类事物的兴趣，从而激发学习欲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研究性教学的重点。
比如说在讲到第十三章“程序性细胞死亡与细胞衰老”时，首先从与此有关的“秋风扫落叶”和“动植物的衰老病死”等自然现象谈起，引出程序性细胞死亡的概念。采用的教学语言举例如下：“原意是指树叶或花的自然凋落，而细胞发生程序性死亡时，就像树叶或花的自然凋落一样，凋亡的细胞散在于正常组织细胞中，无炎症反应，不遗留瘢痕。不影响其他细胞的正常功能。”然后进一步分析“蝌蚪的尾巴是怎么消失的”、“癌症的产生”等问题。这样，学生就基本理解了学习本章的内容的目的和意义，最后，再分析已经发现的与程序性细胞死亡有关的基因及其可能的作用方式、研究方法等。使整个教学过程以一种“讲故事”的形式进行。学生课下反应较好，对于理论知识的记忆容易多了。当然，教学内容生动多样化的处理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备课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收集、加工和处理与课程有关的例子；同时，在科研工作中善于思考和总结。这样，在讲到有关章节知识要点难点时，自然的与教学内容联系起来，教学语言也会更加生动。学生学习和钻研的兴趣也会加大，教学效果自会提高。
三、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
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对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综合处理、建立逻辑关系和人机交互作用的技术。能在上课期间让学生处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提供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可触发学生的情感，激发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以多媒体课件为主，同时结合传统的黑板书写、即兴发挥的方式进行。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成为改善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
例如在介绍“离子泵和协同转运”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书上的描述很详细，也配有相关的图片，但是学生仍然难以理解这一微观、抽象、动态的过程。笔者精心制作了一段针对“Na-K泵”这一特例的Flas，学生们通过观看，对整个过程一目了然，其后对理论知识的记忆也容易多了，同时还引起了他们对于本章节内容学习的兴趣。在整个细胞生物学的教学过程中，多媒体的作用时时体现，促进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深受他们欢迎。
总之教学是一门艺术，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要努力创新课堂教学方法，改进课堂教学手段，充实课堂教学内容。要上好每堂课，就要积极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就要把现代教学手段和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就要认真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教材，广泛阅读有关文献和教学参考书，密切注意本学科科技发展动态，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增进师生交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成长，在成长中走向成功。（作者单位：1.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2.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参考文献
[1]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细胞生物学（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5
[2]于海涛，张巍，岳丽玲.提高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效果的方法探讨[J].医学教育探索，2007，6（2）：126-127，141
[3]关晶，潘兴丽.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的探索[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06，20，6：495-496
乔治??梅森大学物理系的JamesTrefil教授给出的定义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科学背景，以应付其日常生活中所涉事物的科学成份，则他或她就具备科学素养。”[6]由于我国城乡差别极大，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生产和生活方式差别很大，人们的“日常生活”很不相同，其中关注的自然科学问题也有相当的差别。科学素养是文化素养的一个部分，而后者可以形象地比作一个庞大的知识母体（alargematrixofknowledge）。此知识母体具有马太效应，基础越好就越容易增添新内容，基础越不好就越不容易补充新内容。这里“知识”一词要做广义的理解，包括事实、术语、方法、技能、观念、哲学、历史等等，并且它们彼此紧密交叉、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之中。于是，“科学素养由一系列事实、概念、历史、哲学和观念组成，它们彼此通过逻辑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科学素养的人关于宇宙运行的方式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得到那些知识的。有科学素养的人能够处理进入他或她视野中的科学和技术事务，就如同他或她应付经济、法律或政府事务一样熟练。注意，在此科学素养定义中，我没有包括做科学（doscience）的能力。当我去听一场音乐会，我不希望在前厅中被拦住并被要求展示对小提琴具有精湛技巧，方能进入音乐大厅。同样我认为不应当要求人们会做科学，方能算作具备科学素养。”[6]
科学素养与科普、科学传播（SC）及科学教育关系甚密，近些年国内许多部门都不断地谈起这个概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从美国引入并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到目前为止已于1992,1994,1996,2001,2003共5次开展公众（18～69岁）科学素养的全国性调查。5次调查均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组织实施，功劳巨大。
1992年米勒在《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上著文《通向对“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一种科学理解》，较全面地总结了此前10多年的研究进展[7，8]，当时他为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的主任，此中心隶属于芝加哥科学院。米勒指出，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经验研究始于1957年由美国科学作家协会（NASW）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次全美成人调查。此调查的目的是想了解科学写作的读者规模及需求，样本为1900个美国成人，问卷中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涉及科学技术问题。1972年，美国科学委员会（NationalScienceBoard）决定出版双年度《科学指标》（ScienceIndicators，后来名称略有改变，加上了“工程”，成了科学与工程指标），以反映美国的科技状况，其中有一章是关于公众对科技的态度的，并在全国实施了问卷调查。1972,1974,1976年的《科学指标》所开展的研究属于第一阶段。米勒讲，这一阶段被认为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开始征集新方案，米勒与普莱维特（KennethPrewitt）拟定的一项建议被选中，于是开启了《科学指标》系列出版物的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1979年的《科学指标》具体反映了新阶段的调查设计。正是在1979年的研究中米勒第一次实施了他所拟定的科学素养问卷调查，他把科学素养定义为一种三维建构物，具体包括：（1）科学术语和科学概念的基本词汇；（2）对科学过程的理解；（3）知道科学和技术对个体和对社会的影响。[6]实际上这一指标骨架依据的是米勒于1983年发表在《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上的文章《科学素养：概念评论与经验评论》。
1985,1988,1990，2000年上述三维测度方案又有所修订。1988年英国的调查研究采用了米勒的体系，1989年加拿大的研究、1989年欧盟的研究及1990年新西兰的研究，均采用米勒的三维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后，米勒的体系进一步流传，同时多国的比较研究方兴未艾，针对特殊群体的科学素养调查研究也纷纷开展起来，如针对在校某一年龄段学生的调查研究。
到了2000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了著名的PISA项目(三个一轮：2000年,2003年,2006年。现在2003年的报告已经出版)，32个国家（其中28个是OECD成员国）共有25万学生参与了科学素养调查（另有13个国家准备加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重视科教的中国反而不加入），有趣的是年龄一律限定在15岁。为什么选在15岁呢？因为对于多数OECD成员国，15岁的学生马上就要结束义务教育了，选择这个时期进行测试能够对义务教育的效果进行有效评估。PISA测试范围较广，包括3大类：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其中只有后者与米勒的测试有直接关系。
PISA科学素养测试仍然采用了与米勒类似的三维结构体系，但阐述得更为清楚。PISA报告指出：科学素养是指，在科学技术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的条件下，科学地思考问题的能力。这种素养包括理解科学概念并运用科学观念的能力[7]。
第一维：科学概念（scientificconcepts）。指为了理解自然界及其由于人类的活动所导致的变化，学生们需要掌握一系列基本的科学概念，这些概念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等学科。
第二维：科学过程（scientificprocesses）。PISA考察学生运用科学知识及对科学过程的了解。要求学生有获取证据、解释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具体讲，考察5个方面的过程：①辨识科学问题；②识别证据；③得出结论；④交流或传播这些结论；⑤用演示表明自己对科学概念的理解。除了最后一条，其余几条并不直接要求具体的科学知识。当然，其他过程严格说也不是与“科学”内容无关的。
第三维：科学境况（scientificsituations）。科学素养测试想了解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涉及的科技问题或科技事务与人们的关系。2000年的测试主要涉及3个方面：生活与健康中的科学；地球与环境中的科学；技术中的科学[7]。
二、公民科学素养的测试
以一种方便有效的办法真正测试这三维，是相当困难的，问卷极难设计，特别是针对后两维。据我们考察，米勒在实际测试的问卷上也没有真正反映他的理论构想，中国历次的测试中针对后两维的试题设计也有明显不足。OECD的实际测试采用的主要是塞麦尔维斯（IgnazSemmelweis，1818～1865）日记中的段落，而采用这个例子大概受到了著名科学哲学家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一书的影响，亨普尔讲述那个例子主要根据的是辛克莱的《塞麦尔维斯：他的生活和学说》（1909）一书。OECD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测度学生的知识和技能：一个新的评估框架》详细阐述了PISA科学素养评估的潜在概念框架。
现有的测试方案对于科学的社会运作（涉及后两维），并没有给出很好的测试题目。这方面的测试应当主要考察人们对“大科学”时代“同行评议”、“科学激励机制”等制度安排的了解，这也是未来科学传播的重点。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科学素养体系及相关的测试方案，重点加强科学社会学的内容，更好地反映科学—社会—个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初步的设想仍然是三维：①科学概念维；②科学（内在）过程维（对应科学哲学）；③科学（外在）运作维（对应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等）。这需要一系列经过良好试测的试题作为支持。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积累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涉及许多学科，其中的知识可以说是海量的，终生也学不完。但是，这些知识中有一些是基本的、对每个人差不多都是重要的，或者说应当知道的。
对第一维的测度，应当把握一个基本原则：不是多多益善。大量科学知识是相当专门化的；大量知识更新速度很快，即现在看来很准确，不久后就会过时甚至成为谬误；拥有更多的知识，在相当程度上不说明问题，还要看这些知识的时空分布状况等。对于测试而言，要求公众掌握的是有一定时效性的、通用的、各学科均有分布的、难度适当的知识（包括事实、原理）。
科学素养包括许多内容，一般来说不容易简单地概括为几个方面。《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认为，“科学素养包括数学、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包括：熟悉自然界，尊重自然界的统一性；懂得科学、数学和技术互相依赖的一些重要方法；了解科学的一些重大概念和原理；有科学思维的能力；认识到科学、数学和技术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认识它们的长处和局限性。同时，还应该能够运用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9]在这种理解中，采用了科学的广义用法，科学一词包含数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等，而狭义的用法中科学只指自然科学。在OECD的PISA项目中，科学也只指自然科学，在那里分别考虑数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
无论按广义的理解还是狭义的理解，科学都是十分复杂的，科学素养也都包含许多相互联系的方面。自米勒始，为了测试方便，人们常常将科学素养简化为三个维度。但是这三个维数与数学上的三维是不同的。数学上讲的三维，彼此是独立的，而这里仅仅是借用“维度”的概念，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科学素养的三维之间有着内在的复杂关联。
在通常的认识中，三维素养呈现正相关变化，即第一维测试的数值越高，则第二维第三维测试的数值也高，反之亦然。笼统讲，这不算太错，但不准确。细致分析，其中会存在反相关的情况。假定测试结果大致反映了实际的情况，针对不同的人群或者个体，完全有可能对于第一维测试的数值高，而对于第二第三维反而很低，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即第二第三维数值高，而第一维相对较低。这种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来。它的含义是，对科学事实的了解，不等于对科学过程、科学本性、科学的社会与境的了解。
随着科学本身的复杂化，科学传播过程日益复杂化。三个维度的科学传播之间可能还存在一种新情况：即相互冲突。英国科学技术办公室(OST)与威尔康信托基金(WT)2001年报告指出，科学传播系统中的不同主体(players)之间，关于向公众传播什么、为什么传播和怎么传播等，会存在一定的张力。试图传播关于科学的确定的“事实”的欲望，与试图传播科学之运作过程的需求之间，可能相互冲突[10]。前者力图提供相对简化而明确的科学信息，而后者试图让公众明白科学发现过程中的接连不断地提问题的过程，即关于科学本身也要不断地问为什么。前者强调信，后者强调知。“更好地理解科学的过程是重要的，如果非科学家试图搞明白被接受的理解如何可能被过高估计，以及新的解释和结果是如何领先的。这样，当新发现被宣布时，可以防止科学和科学家受到冷落，也会防止所谓的新发现产生误导作用[10]。
这就自然引出科学传播的两类不同模型。一类是传统的欠缺模型(deficientmodel,也译作缺失模型)，它是自上而下向群众教授科学的模型（这个模型相当有效，但也有一些问题）；另一类是介入模型、与境模型、民主模型、对话模型（这个模型听起来十分动听，但操作起来有相当的困难）等。
威尔康信托基金1998年的研究表明，非专家不需要了解一大堆科学的细节才能够讨论科学的社会与伦理问题[10]。因为科学是高度分科的，就某一学科或者专门问题，确实存在专家与非专家之严格分界，但就整个科学而言，很难说谁是专家谁是非专家。比如，院士是科学家，是在某一专门领域有很高成就的科学家。通常人们以为他们对于科学的任何事物都是专家，即不仅仅是在他擅长的那个领域是专家而且也是其他领域的专家。这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一些院士知识面很广，但仍然得不出院士比普通人对其他学科了解得更多。比如陈景润是数学中数论领域的专家，他对物理学、对社会科学可能就比较外行，甚至不如普通的文科大学生及普通市民。这也非常正常。
在科学的社会与境一维，更多涉及情感和价值观。公众与科学家更站在几乎相近的平台上。科学家群体可能更倾向于维护科学共同体的利益，而公众可能更关心自身的利益，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可能相差很远，也不能简单地称科学家的判断更客观、更合理。这时需要对“合理性”制定标准，而这个标准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不同也会有变化。
三、现有测试方案关于第二和第三维的处理及其问题
科学素养定义中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内容，也因而给进一步的界定和实际的测度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其中包括若干理论问题没有解决。米勒的三维体系谈论起来非常合理，但极难测试，实际上各国在测试中也都做了灵活处理，包括米勒本人所做的测试。第一维涉及的主要是科学事实和原理，基本没有问题，但第二第三维问题很多。
宏观上讲，第一维涉及的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基本知识和原理；第二维涉及的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第三维涉及的是科学社会学和STS等。对于普通公众，对于第一维可能还算容易掌握，但对于第二和第三维就显得相当困难了。即使对于专门学习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学生，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别，一方面属于较难掌握，另一方面这些学科、问题仍然处于广泛讨论、争论之中，很难给出唯一能让大家认可的选择。
米勒对科学素养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很大，但是因为他不是专门从事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工作的，他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后两维测试的困难。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1）对第二维的出题，显得过于简单，甚至文不对题，即所出题目并不能实际反映对所声称的科学过程和科学方法的测试。
（2）第三维干脆不以客观题的形式出现，不直接计入科学素养综合指标的计算。这相当于说由原来的三维简化为二维，而两维也不够全面，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所做的测试只做了一个半维，即第一维加上第二维的一半。
RichardCarrier坦率地道出了公众拥有科学素养的困难性，他于2001年指出：“你可能很吃惊，科学素养很难获取也颇难传播。毕竟，科学是一种极为复杂而且精致的事物，只有博闻察验、深思熟虑才能真正理解科学。人类文明用了数千年才算明白了它的道理，也许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掌握它。最近的一些著作已经揭示了科学的非同寻常、反直觉和极其麻烦的本性，拒斥了天真的启蒙观点，启蒙观点认为科学不过是学科化了（disciplined）的常识。”[11]
RichardCarrier指出：“在我的研究和随后的测试中，‘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不是指科学的内容（content），而是指科学的本性（nature）。科学内容会铺天盖地地涌向公众。许多科学事实是常识：现在大街上的普通人也比古代最有学识的人知道更多的科学事实。”[11]
的确，这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现在的普通人，也比古时的学者更理性、更懂得思考、探索？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另外，如今电视上播出的所谓科学知识“闯关答题竞赛”，测试的只是记忆力和条件反射速度。如果让一位实验室里成熟的科学家与一位初中生同台对阵，按现在的标准，很可能那个初中生获胜，这能说明他更懂科学、更懂科学方法，更具有科学素养吗？一些电视台以科学的名义所做的东西，一定程度上有令观众弱智化的倾向，对一个问题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是对科学问题做了极端的简化，在不列出前提条件的情况下鲁莽地下结论。以那种方式传播科学，实际上等于歪曲科学，是提高真正的科学素养的一种反向作用，即它甚至能够降低人们本来可能具有的一点点本能的怀疑精神、探索求证精神，即降低原有的科学素养，对科学产生更大的误解。
科学的本性，是科学哲学专门探讨的问题，也很难理解的。根据Carrier，自然科学的本性有许多方面，但至少包括如下7个方面：①科学的结论是暂时性的；②科学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信念(ScienceisanEmpirical“Faith”)；③科学不是指某种单一的方法；④实验是一种目标导向的科学观察形式；⑤科学理论是对科学事实的说明；⑥科学定律是对自然行为的描述；⑦科学是一种创造性事业。[11]
现在许多国家采用的测试中，有两道测试科学方法的试题，实际上它们是推理题。
“208.科学家想知道一种治疗高血压的新药是否有疗效。在以下的方法中，您认为哪一种方法最正确?1.给10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这种药，然后观察有多少人血压有所下降。2.给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这种药，另外500个高血压病人不服用这种药，然后观察两组病人中各有多少人的血压有所下降。3.给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这种药，另外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无效无害、外形相同的安慰剂，然后观察两组病人中各有多少人的血压有所下降。4.不清楚。”[3]
这是一个改进后的试题。原来的试题选项中意欲的答案是2，当时没有选项3，也没有选项4。应当说，这一改进是必要的。但是，这类医药检验方面的试题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不严格的地方。这类题从正面补充，总是很难自圆其说。但是，公众科学素养测试并非要求只从正面测试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正如，逻辑经验论者从正面证明科学的合理性、寻求科学划界问题的解答通常不成功，但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波普尔不是从证实而是从证伪的角度考虑，模棱两可的情况就好办一些。
“H02某药厂欲测试两种感冒药的疗效，3个患感冒者自愿测试。第1个人只吃A药，第2个人只吃B药，第3个人只吃一种安慰剂C。经过3天的吃药测试，第2个人痊愈，另两个则仍然处于感冒状态。请问下面的陈述哪个结论是较合理的？1．第2个人身体素质好。（1分）2．A疗效好。（0分）3．B疗效好。（3分）4．无法判断。（10分）5．不知道。（0分）”
这里，选项4是意欲中的答案，因为样本数太少，如此简单的测试不能说明关于医药疗效方面如此复杂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可能是：A可能比B好，B也可能比A好，两者也可能都无效，甚至两者都可能有反作用。这道题当然设置了陷阱，3选项好像是正确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通常是这样判断的，比如比较两种感冒药的好坏。某次家人吃A，很快就好了，某次吃B，好久也没好。于是得出A比B好。其实很难说，情况可能非常复杂。特别是感冒病毒几乎每次都不同，人们患病程度也可能不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对待药物的态度，可能不够科学，此题恰好可以测试出其间的差别。此题给分也可以模糊处理，比如选择1给1分，选择2和5给0分，选择3给3分，选择4给10分。注意，试题中用语是“哪个结论是较合理的”，没有问“哪个结论是科学的”。回答1或3是不科学的，但现实中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可以给一定的分数。选项1虽然无法直接推出，但有相当的合理性，给1分。选项2虽然在科学意义上有成立的可能性，但现实中这种回答是荒唐的，无法从题目中直接推出，因此给0分。选项3，似乎直接可从题目中推出、现实中多数人也会如此推断，但不够科学，给3分。
之所以给错误的“回答3”以还算高的分数3，有这样的考虑：①它与题目中的条件相符，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虽然是科学上错误的；②它比其它回答毕竟有相当大的差别；③这是一个陷阱题，有的人细心考虑可能会选择4，但由于不小心或者不了解命题者的动机，可能误选了3，为避免与选择4所得分数相差太多，故给3一定的分值；④减少因为用纯逻辑推断手法而选择4所造成的不真实所带来的分值差。有的人可能善于分析命题者的动机，从分析5个选项角度，有可能故意选择4。
但是值得说明一下的是，经常采用的两个测试题本身并不真正涉及“经验科学”的内容，即不直接属于经验科学。所谓的经验科学就是指人们平时所讲的狭义的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与“形式科学”合起来共同构成我们平时讲的广义的“科学”。如果要测试科学方法的话，更重要的是测试经验科学的方法。现有的测试中的不足之处也在这个地方。OECD的测试采用了塞麦尔维斯的案例，同时设计了一组问题[12]。这样做确实反映了实际的科学发现过程、对科学数据的理解等。应当说OECD关于科学方法的测试要明显优于米勒的做法。OECD此测试题的缺点是，叙述较复杂，答题者需要耐心和判断力。OECD测试的对象是在校的即将完成义务教育的15岁的学生，他们的素质平均起来应当是较好的。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对于文化素质不高的人，如何测试其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
第三维测试的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看法。这方面的内容显得越来越重要，是未来此类调查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此类调查一方面想了解公众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掌握的程度，另一方面想知道公众对当前的科技有什么样的看法。后者更显得关键，这些看法对于制定公共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也是从事科普、科学传播必须关注的问题。
关于第三维，中国科协的测试中设计了一个大题，大题下面包括许多有趣的小题,题目尚好。但据说，在中国的实际计算中，这道题的得分并不计入实际的平均科学素养值的计算。因为历次调查均没有详细说明平均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与每道小题的关系如何，人们也就无法作进一步的评论。其实，具体的算法应当是透明的，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核对其计算的准确性，其他人才能够也做类似的调查并作对比研究。特别是由国家公共资金资助的调研项目，应当以某种形式公开、部分公开或者通过内部报告发表其调研的具体方法、计算方法和程序。
此道题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必再专门讲述。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在宏观层面上大致反映出当代大科学的社会运行。公民理解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它们日常是如何运作的，科学成果是如何发表和确认的，科学家是如何申请和运用研究基金的。在此一系列过程中，“同行评议”是十分关键的。中国大量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出现，就与此有关。据我们了解，社会公众普遍不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对此方面的不了解程度要甚于对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甚至也不如对科学方法的了解。
四、细致分析大科学时代科学的本性是做好公民科学素养测试的前提
科学早已不是二战前或19世纪以前的那种小科学。当代科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建制，是与国家行为、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庞大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其中渗透了社会的各个因素。在当前时代，仅仅从认知的角度理解科学，是显然不够的。对国家、对每一个人，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活动。但是依据传统的科学观，人们习惯于只从认知的角度理解科学，这种想法也在公民科学素养测试过程中有所表现。一项反映时代状况的有水准的测试，应当反映学术研究在半个多世纪内的重大进展，把其中的一部分吸收过来，因此科学史的一些新结果和新理论、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进展(关于观察与理论、科学事实的建构性，科学说明、科学还原与统合等)、科学社会学(经典学派与SSK)的新探索等，都应当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即使不直接体现出来，也要对此有所关注，正视这些学术的进展。但可惜的，无论我国的工作还是米勒的工作，都显得对这些进展比较麻木，这也许与当事人的背景有关。作为初始尝试，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事情总得启动起来，再一步一步改进。问题是，多年过去了，研究工作没有跟上去。
公民科学素养测试题要反映当代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进展，充分利用它们的成果，通过专项研究，提供一套或多套合格的测试题。此工作是相当复杂的,其复杂性在于：①摘取知识中的核心知识涉及一定的价值判断和随意性；②学术界关于许多重要论题长期以来就在争论，如何从争论中提取大家共同认可的观念？③如何把学术性的内容通俗化，变成可用于测试的具体题目，同时还保持了叙述的准确性？这三个环节在目前的测试实践中均没有认真考虑，国际上也如此。
中国的科学素养测试要坚定地吸收米勒开创的三维模型，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简化的测试方案。具体讲有如下基本设想：
(1)公民科学素养测试是想通过一系列试题，了解中国公众对科学的了解程度。(2)这种了解包括3个大的方面：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过程；科学的社会运作及影响。上述3个方面同等重要，在测试题的分值安排上基本上做到1﹕1﹕1。(3)测试题总量不宜过大或者过小，而且要方便被测者答题。题目应当均为正误判断题，共计60小题，每题基本上是一句话的篇幅。(4)此难度需要反复试验，要与中国国情联系在一起，在各地做一些试验性测试。试题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要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科学的整体趋势相一致。至少10年不要做根本性的改变。试题应当有良好的区分度，能够反映中国公众各个层次之间有差异。
有几点附带的说明：①测试的难点在于，对于后两维，很难出题。②试题的形式要整齐，不必与国际的做法完全一样。国际对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内自身对比。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不妨同时做两套调查，一套严格按国际规范，一套按中国国情做，两者可以不直接相关(总的趋势相关，但侧重点、区分度肯定不同)。③为便于统计，为使算法简明，各地方各部门可自行进行局部调查，试题形式统一，分值统一。④试题需要反复做试验性的测试，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经费。
公民科学素养测试的理论基础是科学传播第二阶段“公众理解科学”框架下的“缺失模型”，许多测试困难也与此模型的局限有关[13-16]。从广义的科学传播角度看以及从当代科学日益分化的局势看，不但存在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也广泛存在科学家理解科学甚至院士理解科学的问题。著名学者哈丁甚至提出第二种“科盲”（scientificilliteracy）的概念[17]。许多科学家固然不是第一意义上的科盲，却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科盲。于是，谁最了解科学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简明的答案。专家通常只对科学的某一个局部细节非常了解，而对横向上的其他学科非常陌生，对科学的历史进程及社会运作也可能不甚了解。这也透露了科学传播的一种发展思路，通向“对话模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民主的要求，也是客观现实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李大光.科学素养的不同观点和研究方法，见“无用”的科学[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129-144.
[2]张晓芳.PUS研究的两种思路[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20（7）:55-60，93.
[3]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培训资料[Z].中国科普研究所,2003.
[4]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
[5]翟杰全.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6]TrefilJ.Scientificliteracy,annalsoftheNewYorkacademyofsciences,inflightfromscienceandreason[C],editedbyPaulR.Gross,N.Levitt&M.W.Lewis，1996(775):543-550.
[7]MillerJD.Towardascientificunderstandingof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andtechnology[J].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1992(1):22-26.
[8]MillerJD.ThemeasurementofcivicscientificLiteracy[J].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1998,7:203-223.
[9]美国科学促进会.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1.
[10]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WellcomeTrust.Scienceandthepublic:areviewofsciencecommunicationandpublicattitudestowardscienceinBritain[J].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2001,10:315-330.
[11]CarrierR.Testyourscientificliteracy[EB/OL].(2001)[2005-11]./library/modern/richard_carrier/SciLit.html.
[12]OECD.Knowledgeandskillsforlife:firstresultsformtheOECDprogrammeforinternationalstudentassessment(PISA)2000[R].PrintedinFrance,2001.
[13]BodmerW，WilkinsJ.Researchtoimprovepublicunderstandingprogrammes[J].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1992,1:07-10.
[14]LewensteinBV.Editorial:adecadeofpublicunderstanding[J].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2002,11:1-4.
[15]LockeS.Sociologyand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fromrationalizationtothetoric[J].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2001,52(1):1-18.
[16]WynneB.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nhandbookof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C],SagePublications,1995:361-388.
[17]苏贤贵.多元视角看科学[N].科学时报,2005-04-21.
《走兽天下》，（美）奥杜邦著，蒋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天涯芳草》，刘华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飞鸟天堂》，（美）奥杜邦著，帅凌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江晓原：博物学家奥杜邦被称为“一个鸟人”，现在我听说你家中也有一个鸟人了，这想必让你对这套书别有一番喜爱吧？
但我不是鸟人，也不是“兽人”，所以奥杜邦的这两种书没有让我太兴奋――当然我还是非常乐意把玩它们。这套书让我兴奋的是另外两种：《天涯芳草》和《植物学通信》。首先是看到我们的朋友刘华杰教授如今已经和卢梭、奥杜邦“比肩而立”，看到他由业余爱好迅速向“专业水准”迈进，真不枉了他数年“拈花惹草”之功。其次是看到卢梭那被他的哲学和政治著作所遮蔽的博物情怀，在这本《植物学通信》中尽情展露，也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
以前我见过一本相当奇特的书，名曰《看草》（何频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是一个对草木情有独钟的人一天天对周围环境中草木的观察日记。书前序中引用了王国维的话“一切景语皆情语”，我认为也可以移用到华杰的《天涯芳草》上。当然华杰的立意更高，视野也更宽广，但那种对草木的情怀，则有相同之处。
这种情怀，我无以名之，感觉只有男女恋情差能近之。那种对草木一花一蕊的细腻观察，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敏感和欣喜，恐怕只有经历过热恋的人方能想象――就如爱人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能唤起美的感受和亲近的冲动。“一切景语皆情语”不也有点这样的意思吗？
刘兵：我家现在确实也有个“鸟人”，那就是我女儿。只因为在她小时候，我带她参加“自然之友”的观鸟活动，虽然我对于观鸟这样的博物类活动实在不在行，经常会在观鸟时说出像“看，那只大尾巴鸟”这样让观鸟迷们笑话的外行话，但渐渐地，却培养出了女儿对于观鸟的超级兴趣，而且，似乎在那些“鸟友”中，还算是认鸟较多的行家呢，有时甚至会被请去客串带带观鸟的旅游团。她对于那两本奥杜邦的书，特别是《飞鸟天堂》，倒是更有兴趣，而且早就知道奥杜邦的书绘图精致。
而你说的我们的朋友，近年来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倡导博物学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首先倒是位“植物人”，即以热爱观察博物而闻名，甚至自己还出版了好几本有关植物的图文书。这次，在这套丛书中的《天涯芳草》，就是其最新的一本了，尽管他的博物兴趣又远不止植物，近来也开始看鸟，并开始收集贝壳，想来再过些年，也许我们还会读到他有关贝壳的书呢。
不过，这里谈观鸟也罢，观察植物也罢，收集贝壳也罢，其背后，却都有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博物”的情怀。按照你上面说的那种将对自然的热爱与恋人间的眷恋相类比的感受来看，那种博物情怀显然是非常自然和美好的，但也正如刘华杰教授所做的， 除了像一般有博物倾向的自然观察爱好者们亲身的观察、体验、欣赏、享受以及陶冶之外，这背后还有一种更为哲学化的理论支撑，即所谓的博物学传统在当代的特殊意义与价值。而前不久，你、我和刘华杰三人为《我们的科学文化（7）所做的关于博物学编史学的谈话，也正是这种更理论性的工作。
江晓原：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从“拈花惹草”、“寻花问柳”的业余爱好，看到背后的博物情怀，本身已经是某种升华，但是从博物情怀再上升到“科学编史学的博物学新纲领”，那可就是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创新了――很抱歉我不得不在最正常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你非常讨厌的词语。没有足够的哲学素养，没有足够的学术积累，那是“想”不出来的。记得以前刘华杰被人指责为“浮躁”，华杰曾回击说：你也“浮躁”一个给我看看？你看，现在他又“浮躁”出科学编史学的新纲领来了！
这里我想可以先透露一下这个新纲领目前的表述文本：
以人类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生存为基本价值，中兴博物学，重写科学史。
尽管华杰提出的这个新纲领还只是理论上的雏形，但是我感觉这个新纲领是富有生命力的，我非常期待在这个新纲领下写出来的新科学史著作――希望华杰、你我以及赞成这一新纲领的其他朋友，能够早日开始动手进行这项工作。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四本书上来。
华杰的《天涯芳草》里当然不会谈论科学编史学的新纲领――那毕竟太枯燥了，《天涯芳草》书如其名，充满了植物知识、博物情怀、审美情趣，非常亲切，非常好读。肯定会受到植物爱好者的青睬。
卢梭的《植物学通信》倒是有一点我们今天的“科普”味道――收信人德莱赛尔夫人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年轻妻子，卢梭称她为“亲爱的表妹”。他以通信的形式向她讲解当时的植物学常识和基本概念及术语，当然也不忘记穿插一些男人的甜言蜜语，诸如“美丽的表妹正忙着用放大镜观察一堆美丽的花儿，而她本人比起那些花儿来还要鲜艳、明媚和美丽一百倍呢”之类。书中还有许多卢梭在信中谈到的植物彩图。当然，尽管卢梭曾在《忏悔录》中声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但事实上他在迄今为止的植物学史上并无地位。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卢梭的植物学只能算业余爱好。他之所以一生对植物学念念不忘，也许和当时植物学是非常热门的“显学”有关。
相对有些遗憾的是奥杜邦的《飞鸟天堂》和《走兽天下》，两书此次的中译本都对原书的文字部分大施斧钺――前者删去了原来的文字，代之以“根据今天的专业书籍编写而成”的简要说明文字；后者则只在原书文字中摘译了“较具科学性的描述”。看来“科学主义纲领”仍然支配着这两书的编辑方针。
刘兵：你其实谈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所谓“科学编史学的博物学新纲领”，这涉及从科学中的博物传统来看科学史的专业研究，对此我们可以后面再来讨论。其二，是就这具体的四本书来看有关博物学的观察与实践的问题。
这四本书放在一起出版，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奥杜邦的《飞鸟天堂》和《走兽天下》本是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作品。它们具有着双重的属性。首先，它们可以被认为具有某种研究的性质，是基于作者十多年的野外观察而写成的，其绘图的风格，也相应地成为经典的一种，虽然，在现在胶片和数码摄影如此发达的今天，许多人对这种手绘的动物和植物图谱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但它们显然具有着如今现代化的记录手段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某些有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内容。这本应该是博物学传统中很有人文内涵的东西。而我同意你所说的，国内出版的这两本书对原来文字的删节，确实是一种遗憾，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受“科学主义”影响的意味。
其次，这两本书的意义又不仅限于那种专业研究的科学，而是在公众对于博物学体验的意义上同样有着重要的价值。虽然这两本奥杜邦的作品在国内是首次出版，但我那个爱做“鸟人”的女儿，居然也先就知道奥杜邦的书及其特殊的风格。这样的书，作为公众进行博物观察（观鸟、观兽）可参考的图鉴，也是非常有用的。只是，与我在国外书店留下的印象相比，我们这里出版的这样的图鉴从品种和数量上讲都实在是太少了。
当然，就一种博物学传统所具有的特点而言，那些专业的研究与非专业的公众的博物学观察体验其间的界限，又是很难截然划分开的。
在《天涯芳草》一书由王文采院士所写的序中，称刘华杰为“业余植物学家”，而刘华杰教授本人，在许多场合，当然也是在我们经常谈论的某种特定语境中，略有自嘲地经常称自己是“民间植物学家”。但这两种说法之间，如果去掉人们经常基于对科学的专业化的崇拜而加之于“民科”之上的某种贬义，其实在含义上差别并不大，并且同样体现出了前面所说的在博物学传统中这种非常特殊的特点，即专业与业余研究的某种重叠。我觉得，在刘华杰所写的诸多植物学文章和著作中，也都体现出了这种二重性，既有享受对自然的观察、娱乐自我、面向公众传播的意味，也有某种博物研究的意味。
江晓原：从这四本书出发，又可以引导到公众参与这种博物学观察体验活动的意义。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并非每个学科都可以搞“公众参与”的。据我的观察，这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专业门槛不能太高，太高了使公众无法入手，比如高能物理，公众没有实验设备，根本无法参与；即使是理论物理，因为要求的数理训练难度很大，公众也无法参与。二是必须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才能吸引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中或多或少总是带有某种娱乐成分的，如果枯燥乏味，也无法吸引公众参与其中。
如果要求以上两条同时具备，能够入选的学科就寥寥无几了。天文学到今天仍然可以算一个，因为它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业余用望远镜找找小行星之类，专业门槛也不算太高，当然要想参与到“主流”方向，比如天体物理学的前沿，那公众就无能为力了。植物学、鸟类学这两门学科，它们恰恰是既有观赏价值，专业门槛也不是太高，所以仍然适合公众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院士称华杰“业余植物学家”，非但没有贬义，他还是当做一个褒义词来使用的。令爱之乐为“鸟人”，也是公众参与的实例之一。
从这个最基础的观察出发，如果要再“上升”一点的话，那上面所例举的适合公众参与的几种活动，观赏植物、观鸟、观天，都具有博物学色彩，都可以归如你所说的“博物学观察体验活动”。
这种公众参与的“博物学观察体验活动”的意义，除了娱乐、审美等方面的（许多参与者是被这些意义所吸引而加入的），我感到还有一些间接的、象征的意义。比如，类似华杰这样的“业余”活动，特别是他这种活动成果的展示――《天涯芳草》的出版就是这样的展示，一个很强的象征意义就是“公众理解科学”。在这里，华杰作为一个“公众”，他非但理解而且参与了科学活动，让大家看到科学应该是亲切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不只是奥林比斯山上众神的游戏。
刘兵：这里，我们就又回到了一个以前也讨论过的老问题上来了。那就是：为什么要科普？为什么要公众理解科学？
就公众理解科学这个领域以及这门学科在国外的发展来看，其重要的起因之一，是因为在一些科学发达而且制度民主的国家，对于花纳税人的钱来发展科学，需要有纳税人（也即公众）的支持和认可（当然这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间接程序），而随着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公众对于科学的怀疑（其实那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和没有道理），科学家阵营意识到要让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家们的重要性。虽然，后来这个领域中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观念上的调整，也出现了对于以前传统的对科学、对科学家以及对公众的看法的修正，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即并没有把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注意，不是参与科学，而是参与科学研究）作为要点。
我们这里讲的科普，有我们这里的某种意识形态背景，包括对科学的态度，对于公众学习科学的意义（包括对自身发展和对社会及经济的发展等），也都有着一些默认的假定。但除了在极其特殊的时期（如或“”期间）似乎也没有特别把公众进行科学研究作为科普的一个重要目标。这部分，也同传统中我们科普的主要内容有些关系，正如你刚讲的，那种像天体物理学之类的“硬科学”或“精密科学”，随着其研究内容的专业化、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和研究群体的职业化，确实不怎么适合作为非专业人员的公众参与进行研究。但由于宣传上的某些误区，以及意识形态导向上的某种误区，以这样的科普为基础造就的一大批“民科”，恰恰是在这种不理想的研究领域中活动。可以注意的是，在那些学科的研究中公众参与的不合适，恰恰成为了专业科学家和“民科”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如果把科学的范围扩大（只是扩大到博物学的范围），我们会发现，博物学确实相对更适合公众参与进行某些研究。但尽管如此，尽管博物学具有你说的同时满足的让公众“参与”的两个条件，在这里我还是想强调，就科普而言，不宜过分地强调公众参与研究。科普，或者公众理解科学，本应有其另外的，而且是科学研究所不可替代的更重要的目标（比如对科学的监督、治理和社会文化的提升等）。
到了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展开谈谈博物学以及博物学传统在当代的恢复，对于科学本身的重要意义了。
江晓原：物理科学，或者说，那些需要精密观测、实验和数理工具的“硬科学”，已经大行其道几个世纪了，21世纪正在大行其道的生物科学，也早已将博物学传统远远抛弃在后面，变得越来越“硬”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博物学确实已经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在许多人心目中它甚至已经不再是“科学”了。
在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思潮引导下，公众对于“硬科学”那种冷冰冰的、无情而傲慢的面目（这种面目完全是科学主义造成的），反感自然会与日俱增，有思想的人士，也很自然会尝试从现今“硬科学”以外的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华杰近来关于“中兴博物学”的呼唤和努力，正是这样的例子，而且我相信这将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博物学传统的式微，无论如何是一种损失。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同意拉卡托斯关于任何纲领都无法被判定为永远丧失活力的看法，那么尝试为一个博物学纲领探寻它在今天可能的价值和应用，当然也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认为，为科学编史学增添一个“博物学纲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你先前提到的我们三人的对谈，正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之一。在这个新纲领下重写的科学史，将具有全新的面貌。虽然，一部这样的科学史至少还要几年之后才有可能问世，但它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再来看这套“博物志”丛书的出版，就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了。至少，它为“中兴博物学”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刘兵：如果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确实，在历史上，可以被归入科学史的“科学”是非常多样的。只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发展到当今的科学的主流，是那种以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为代表的精密的“硬科学”。当然从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来看，这样的科学的存在也有其价值，只不过，我们现在由于你所说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只把这样的科学当做科学，而对原来其他一些科学传统，或者说不同的“研究纲领”，或是认为那只是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不再重视，或是完全抛弃和视而不见，甚至在极端的情形下，还会被当做“伪科学”。
这样的做法，首先是无视历史，其次是对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的排斥，再次，也加剧了当下这种主流科学之“双刃剑效应”负面的那一刃。例如，对于博物学研究纲领的复兴，其实作为当下人类与自然之激烈冲突的缓解，未尝不是一剂有一定效果的解毒剂。如果再考虑到，当更多的公众有了这样的“科学意识”，再加上有了公众对于科学之治理的理想机制，那对于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2007年，在《科普研究》杂志刊出的一组关于“公众科学”的笔谈中，我曾提出过一种分类设想，这里先引用如下：
首先，在传统的理解中，科学，是由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但这些研究成果，却并非全都可与公众发生密切的关系，因而，在传统的科普中，就会涉及有些内容公众不欢迎或难以接受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设想，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科学”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为公众所接受，与公众的生活有联系的，这部分科学，我们不妨称为“公共科学I”。当然，如果再把框架拓宽些，由专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事的工程技术研究的一大部分内容也可以归入此类。
第二，如果把眼光也放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其实公众中，也有许多人在从事着与科学那种标准的科学研究有所不同的科学活动，民间科学爱好者们的“研究”就是其中最典型、最突出的例子，一些像近来为一些专家所强调的在科普中应重视的博物学传统的科学活动，也在发展中，如民间的“观鸟”、植物观察、天文观察等。但除少量例外，这些活动大多不被重视，不被认可为科学，其实，在新的框架内，它们也是可以作为科学的一部分，即“公共 科学II”。
第三，在如今国际上科学教育和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强调的“地方性知识”，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还可以与文化密切相关，如中医、风水，但也是与人与自然（包括作为人类自身的自然）有关系的，是对于自然之认识的非主流方式。其他一些像民间技艺、生产技术等内容，也相应地应归入此类，这可以称为“公共科学III”。
最后，同样在国际背景下，对于公众参与科学讨论、决策等方面的强调，我们对于那些并不充分具备标准西方主流科学知识的公众，也同样应支持鼓励其对科学决策事务的参与，像这样的公众对于科学决策的参与活动，可称为“公共科学IV”。
显然，博物学传统中的“科学”，可以成为这种“公众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对于我们这里“科普”
工作的发展，也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江晓原：我同意你的看法。将博物学，或具有博物学色彩的某些科学活动（比如业余的天文学活动），视为某种类型的“公共科学”，确实是一个建设性的思路――特别是对“中兴博物学”的目标来说，更是如此。按照这个思路，这套“博物志”丛书的出版，也是对“公共科学”的一种促进。
我还觉得，中兴博物学，重新重视博物学传统，甚至对于今天那些已经远远自外于公众的“硬科学”来说，也会有间接的好处。你想，如果博物学或具有博物学色彩的科学活动，仍然能够被接纳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那不是就会使得“科学活动”变得更平易近人、更具“亲民”色彩吗？这对于改善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是也有好处吗？这个想法，和你上面所说的关于“公共科学”的看法，两者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刘兵：确实如此。我觉得，我们刚才说到的，华杰在开始探索的这种新的编史学研究纲领，有着三方面的重大意义。其一，相对狭义地讲，是会在科学史的研究中，使科学史家们去关注以往在科学主义的编史传统中，只关注主流科学及其发展脉络的缺陷，而将那些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科学史中所缺失了的对于有关博物学科学传统之研究的内容补充进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科学史图景。其二，则是在一种博物学的理念之下，将这种看待科学的态度在科学史研究中的推广，从而，即使科学史家们在研究非博物传统的科学历史时，也会得到一种新的借鉴和观照。其三，就是这样的编史纲领，可以为多元化的科学编史纲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最后，针对你说的博物学传统与“硬科学”的关系，我倒想补充一个历史上“硬科学”研究者具有博物情怀的实例。当代科学史之父萨顿曾撰写过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莫塞莱的传记。这位物理学家在年轻时就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即在原子序数与对应的X射线谱之间关系，但在此之后他牺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在那篇传记的结尾处，萨顿曾这样写道（以下为我的译文）：
尽管莫塞莱那样潜心于研究中，他的心智并不是畸形发展的，良好的古典文学训练使他具有一种畅达和恰当的表达力，他能够清晰有力地表达他的观点。像他父亲一样，他是位受人尊敬的朋友，他能参与任何谈话而使之有声有色。他经常和他母亲一起在他们的新弗来斯特的小别墅度过他的假期，他热爱园艺并且从孩提时代起就对博物学保持了强烈的兴趣。他在近东当兵的日子里，这给他以好处。在执行军务时当然不可能继续化学或物理的实验，但他有了机会来观察周围的植物和鸟类。
他寄自东部的最后的家信尽是对植物的生存、鸟类、兽类和所有时代燧石工具的观察，这是他在扎营的山坡上的一天闲逛中发现的。
因此他生命的最后几周并非完全被战争的恐怖和残暴所湮没，由于他的爱好，由于他对自然的同情，由于他敏锐地理解这个在人类地狱中继续着其无罪而谦卑的生命的小小世界，这些日子也就有一些触目的光彩了。我们能够想象，他像最勇敢的人一样，也有忧郁和绝望的时刻，但当他凝视着一只飞过的小鸟或一朵小花的时候，他也得到慰藉：小鸟在人类的愚蠢面前唱着欢乐的圣歌――花儿在弹坑的边缘装点了一丝美丽生……命继续着。
在这里，我们不是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作为科学家的莫塞莱身上，以及在写作这篇传记的科学史家的心目中，所存在着的那种高雅的博物情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