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27 15:03:5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教育机构运营管理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新型的社会福利企业
新型社会福利企业具有特定内涵，专指安置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盲、聋、哑、残人员就业的特殊经济组织（企业）。是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办的福利企业实施市场转型基础上，并经历数次政策调整后，形成的一种典型社会企业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福利企业相比，作为新型社会企业呈现出诸多特性：一是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包括政府、集体、企业、社会、街道和个人在内的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兴办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二是实施企业利润全体成员共享机制。企业在剔除按照一定税种、税率上缴的税负以外，在必要的生产基金提留后，结余的利润作为集体福利资金，全部用于满足职工生存、发展与福利性支出；三是遵循企业化管理模式。企业是这类经济组织的基本属性，投资者将商业化运营创造的经济收益反哺公益项目，最终实现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
新型的社会福利企业，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经历了1978―1984年的平稳增长期、1985―1995 年的急剧扩张期、1996―2007年的快速收缩期，目前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福利企业达到20232个，增加值达703.4亿元，实现利润118.4亿元。其中，作为衡量福利企业社会绩效的关键指标吸纳残疾职工的人数达到59.7万人[1]
二、劳动就业服务型社会企业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特指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为了解决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由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主办或扶植，以安置城镇待业人员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其主要特征：一是坚持以安置城镇待业人员为主，实现安置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互协调。企业在帮助那些非自愿失业的待业人员，获得相对稳定就业的同时，并辅以一定的职业培训或提供相关就业信息，达到不同利益阶层的社会整合功效。二是劳动就业服务型企业是在国家、社会扶持下，定位于生产经营自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三是企业创办之初，城镇待业人员要超过职工总数的60%，且在后续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安置城镇待业人员人数达到一定比例时，还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和减免。四是在运营管理模式上，依靠少量的资金投入，开展产品的加工制作和各种劳务服务活动。在为自己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形成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前身是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缓解人口膨胀带来的就业安置难，以及高达1700万返城知青引发的城镇就业困难，创建的就业促进型社会企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1990年国家颁布了《劳动就业服务管理规定》，一部分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也有一部分企业濒于倒闭，但是绝大部分企业继续按照经济效益是核心，社会效益是己任，遵循为改革服务、为劳动就业服务的方向发展。
三、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
由国家、社会或者个人举办，对特定需要服务与帮助的人群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实体性，且具有典型社会企业性质的非营利组织。其主要特征：一是在投资方式呈现政府出资、民营自筹、政府与第三方机构混合出资等多样化态势。二是强调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社会福利服务是核心。社会服务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致力于帮助社会上那些缺少、或者没有能力获取机会，而又真正需要帮助、救济的特定人群提供必要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三是目前我国的社会服务组织按照服务对象大体可分为养老服务、智障精神疾病服务、儿童福利和儿童救助、社会救助、过囚和释囚服务、辅导服务等。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我国社会服务模式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方向转变，国内众多的社会服务组织在运营管理方面，也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管理态势。具体讲：一类是官办型社会服务组织，这类组织的任务主要承担政府规定的社会服务项目，运营管理的模式是依靠国家财政全额拨款，依法取得的各项收入也全额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不得自主支配和开展任何经营性业务与活动。如儿童福利院、社会救助管理站等机构；另一类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福利体制市场化、民营化进程的加快，主要采取民间投资和市场化运营管理获取资金，政府只是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如社区服务中心、民办养老院、面向残疾群体的托管服务组织等。
四、民办非企业单位
所谓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且这一实体性组织具有社会企业的典型特征。具体讲：一是按照国家相关管理条例的规定，社会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是其基本属性；二是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等是资产和资金的唯一来源；三是强调通过参与市场竞争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目前我国现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包括：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民办教育机构、教育培训机构、职业培训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和慈善超市等。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提倡和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办学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其前身是各类民办教育机构，规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以1998 年国务院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为标志开始步入正轨。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22.5万个，其中：科技服务类11126个、生态环境类1065个、教育类117015个、卫生类20979个、社会服务类35956个、文化类10590个、体育类8490个、商务服务类8717个、宗教类132个，国际及其他涉外组织类49个、其他10989个。[2]
五、扶贫类小额信贷机构
严格意义上的小额信贷是指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专门面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信贷服务活动。其基本特征：一是主要是面向大量低收入（包括贫困）人口提供低息或无息信贷服务，强调社会绩效，体现金融服务的社会价值；二是采取商业化运营和关系型信贷模式，保证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政府通过制定资本充足率和信息公开，创造良好的外部金融支持环境，有效规避信贷风险。小额信贷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一种卓有成效模式。目前国际上公认最为成功的典范，就是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和印尼的人民银行。
中国扶贫类小额信贷机构作为社会企业的一种新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我国全面推进市场化进程悄然兴起。作为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模式，它在解决帮困扶贫、小微企业融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小额信贷机构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主要是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援助项目，这类项目非常强调扶贫的社会目标。如国际小母牛项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澳大利亚发展署青海项目等；第二类主要是政府以及具有政府职能的社团组织，如全国妇联、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项目；第三类正规的金融机构开办的小额信贷业务，主要包括小额信用贷款、联户联保贷款，以及城市商业银行与政府合作的担保贷款；第四类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展的扶贫性小额贷款、商业性小额贷款。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投资与发展规模受外部环境、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与发展需要。从2011年开始，国内正悄然兴起一种称之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模式，即企业、社会组织、或者基金将商业和公益投资进行全新组合，以金融投资与公益慈善紧密联合的方式，高效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投资模式的独特性在于，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将商业投资风险和慈善投资风险共同考虑，构建了一个包括财务意义上的投资回报率，以及社会环境影响力的系统化评价与测量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我国会有更多形式的社会企业涌现。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http：///article/tjbg/
目前，全县共有公办教育机构25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9所、完小8所，公办幼儿园8所。在校学生共有7868人，在班幼儿1313人，春季乘坐校车学生和幼儿4223人，冬季乘坐校车学生和幼儿5166人。乘校车学生上学最近距离3公里、最远距离31.5公里；通勤费最低价格每生每月50元，最高价格每生每月220元。全县共有接送学生和幼儿校车49辆，校车运行线路83条，座位1939个。
由于目前我县乘车学生和幼儿数量较多，校车数量及座位较少，大多数校车每车每日单次运行2趟，个别短途校车达到3趟。2013年5月，经市公安局车管所审核，全县符合校车安全标准车辆24台，座位1008个；非标准车辆25台。在清退非标准校车并将每车每日运行次数调整为2趟以下后，存在校车缺口30台，座位1500个。
二、指导思想
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为依据，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公司管理”为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学生的宗旨，进一步加强对校车营运的管理，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组建校车运营公司，独立运营，保证学生乘坐校车安全、方便、有序。
三、工作目标
校车管理力争实现“一增加、二彻底、三减少、四确保”目标。即增加校车座位1500个；彻底取缔非法接送学生车辆，彻底消除校车超员现象；校车单日单程运行数减少到2趟以下，减少路上运行时间10%；减少乘坐校车的学生数量；确保全部校车符合安全技术要求、驾驶员具备驾驶资质、校车接送学生过程中有照管人员、校车实行公司化运营管理。
四、组织机构
由县政府主管教育副县长任组长，教育、交通、公安、安监、财政、物价、乡镇政府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成立校车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育局。教育局、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局运管所各抽调一名干部到教育局集中办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配备专用车辆一台，负责校车运营监督管理日常工作。
五、部门职责
县教育局负责提供学生数量和用车需求，指导和督促学校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会同公安、交通部门对学校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配合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校车交通安全检查；设立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举报。
县公安局负责加强校车源头化管理，严把校车审批准入关，建立健全校车管理档案；查处打击校车超员、超速、酒驾等违法行为，维护校车通行秩序；严格校车驾驶员日常监管，确保其认真履行职责，审核校车及校车驾驶员申报资格，对未取得资格驾驶的校车驾驶员要严格依法处罚；配合县教育局做好对师生及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县交通局负责道路维护保养及安全标识、标线、防撞隔离墩、校车停靠点等设施建设。
县运管所负责审核校车及驾驶员申报资格和营运线路；依法查处非法营运接送学生车辆；审查车辆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县安监局负责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管，指导、协调、监督各有关部门履行校车安全管理职责，依法牵头调查处理校车安全事故，实施责任追究。县物价局负责会同财政局、教育局适时制定指导性营运价格并监督实施，严厉打击乱收费、乱涨价行为，督促落实涉及学生用车的价费优惠政策。各中小学校负责提供本校学生乘车人数和车辆需求；与校车运营公司签订安全责任书；监督校车运营；做好学生清点交接工作；定期对师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建立校车档案和接送联系卡，并做好其他安全管理工作。校车营运公司负责购置符合国家校车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办理相关手续；加强校车管理与维护，确保校车性能良好；聘用有校车驾驶资质的驾驶员上岗；制定安全管理制度，与照管人员、驾驶员签订安全责任书，严格按照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要求和《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履行管理职责。各乡镇政府负责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校车运营进行监督、协调；加强道路维护保养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
六、主要措施
1.整合达标校车。校车管理办公室组织原达标校车车主与校车公司协商加盟事宜，确定有偿服务及管理方式；未进入校车运营公司的达标校车暂时按照原有模式管理，逐步过度到公司化运营统一管理模式。
（一）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结构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主要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的用于教育的税费、其他财政性教育经费以及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其中非财政教育经费中主要由事业收入、社会捐赠收入、民办学校社会投入以及其他收入。高等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隶属于教育经费。其中公共财政经费仍然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占据重要位置，比例达71.86%，事业收入也占据较大比重，为16.22%，社会捐赠和民办学校社会投入虽然比例较小，但也实现了我国这方面教育经费分担的从无到有。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模式
我国财政支出模式经历了财政包办模式向财政补偿模式和财政多元化投入模式的变革。现行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模式为多元化投入模式，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向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进行显性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税收优惠、企业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高等教育建设的金融信贷优惠等政策措施对高等教育进行隐性投入，将民间资金逐步引向高等教育领域，同时也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主完善的奖、助、贷、勤学生资助体系。
（三）我国高等高等教育经费拨款机制
现行高等教育经费拨款实行“政府—高校”二元模式。其中，部属高校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拨款由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地方高校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拨款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具体的高等教育拨款方式采取基本支出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的办法。其中，基本支出预算是指高等教育机构为保证机构工作运转的日常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是为保证高等教育机构科研项目和其他重大项目建设的开展而设置的专项预算支出。
二、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财政资源配置不均衡
首先，在资金分配中政府间不平衡。中央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比地方机构显著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其次，区域间高等教育资金失衡。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量入为出，导致了不同地区间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不同的，使得教育的地区差异化越来越大。最后，在高等教育投入领域的投资是不平衡的。财政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教育和应用教育，科研等方面，但在基础学科等这些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低但是社会效益高的科学研究领域，财政投入一直不充足。
（二）高等教育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不足
一是重点高校得到大量的财政资金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教学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人员配置冗杂、非教育科研支出比例过大的问题；二是非重点高等学校却由于资金的缺乏导致教育科研建设跟不上，优秀教职人才流失的现象；三是高校的支出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财政支出的效益没有形成完善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高校财政资金整体使用效率低下，存在严重的财政资金浪费。
（三）高等教育机构法人独立性受财政影响较大
现行高等教育财政资金拨款模式是“政府高校”二元模式，高等教育机构在进行教学研究时往往不是完全从社会需求或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决策，而是在综合了所能争取到的财政资金后在进行决策。这一方面造成了极大的高等教育效率损失，另一方面也为创造了寻租空间。
三、外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制度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经验借鉴
美国在联邦、州、地方这三级行政机构中就高等教育而言权责分工明确：联邦政府主抓私立高校的财政投入，州政府着重州立大学的财政投入；地方政府则主要将财政资金投向职业学校或者社区学校。此外，美国各个州都拥有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高校通过自办产业、产学研结合等途径筹集教育经费。同时专门设立了相关法律鼓励社会捐赠，时至今日捐赠助学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传统，捐赠支出在公立高等学校教育经费中达到20%以上，而在私立高校中的比重则更高。
（二）英国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经验借鉴
英国的高等教育由政府主导，政府专门建立了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作为专业管理者。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拟定高等教育资金的分配计划，对基本教学经费和经常性科研费用的财政拨款、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相应的绩效评价，向政府负责报告高校资金分配情况以及执行考核情况。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在综合考虑GDP及通胀等指标、上一年在校生规模和招生规模变化情况以及高校近期财政经费绩效考核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后制定拨款计划。英国高等教育科研经费分为经常性科研财政经费和科研项目财政经费，这两部分分别由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科研基金会咨询委员会负责拨款。研究基金会依据其专业性对科研项目作为拨款计划安排。
四、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财权事权的责任范围
一是中央政府除了承担重点领域科学研究以及重点高校的财政投入外，还应该预留出一定的财力用于保障地区间高等资源的合理配置；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营管理，逐步改变仅仅依据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教育事权。二是中央、地方共建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资金要统筹使用，避免造成教育设施重复建设等财政资金的浪费行为。三是加强中央政府在基础性科研领域及重要科研领域的财政投入，促进基础性科研领域和重点学科的长久发展。
（二）对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引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是所有财政性教育支出要列入单位预算，利用“基本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进行预算管理；二是根据专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科学合理的设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际经费拨款依据项目完成情况而定；三是成立独立的第三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管理基金委员会，负责高等教育机构的绩效考核及拨款，以激励高等教育机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加大财政对奖、助、贷款等助学渠道的支持力度
一是要加大贫困生资助资金的财政投入规模，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二要充分发挥教育公债、福利彩票的筹资作用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扩宽资助资金的来源渠道；三要提高低息助学贷款的覆盖面，尽可能使大多数家庭的孩子都能得到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四是要区别奖学金的奖优和助贫目的，统筹政府各项资助方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资助标准，使资助体系真正能够将需要资助的学生都能够得到相应程度的资助。
（四）完善高等教育民间办学的财税优惠政策
在个人所得税的设计中，逐步将个人人力资本投入部分甚至全部纳入扣除范围内，激励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企业所得税方面，要进一步扩宽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对企业用于职工职业技能的培训支出予以减免的税收优惠；扩宽企业高等教育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的范围，争取将企业直接将用于公共教育事业发展的公益捐赠在税前全额扣除。对民办高等院校除了给予税收上的相关优惠外，可以依据其教学或科研成果给予相应的税收奖励优惠，采取税式支出的方式增加民办高等教育资金的投入，促使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作者:耿新瑞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晏成步.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国际比较分析———兼议高等教育财政制度转型[J].中国高教研究，2017(5).
【关键词】幼教师资；二元化；培养模式；韩国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5）03-0053-04
韩国的幼儿教育由教育部和保健福祉部分治，即前者管理幼儿园，后者管理托幼中心。这是一种二元化教育管理体制。具体来说，在韩国，幼儿园根据《幼儿教育法》招收3～5岁的幼儿，以半日制、时间延长制、全日制等形式实施保育和教育，这类幼教机构由韩国的市、道教育厅直接管理；托幼中心则根据《婴幼儿保育法》招收未满6周岁的婴幼儿，对其实施全日制保育和教育，这类幼教机构由韩国的市、郡、区政府直接管理。受此管理体制的影响，韩国的幼教师资也采取二元化培养模式，即教育部主要负责幼儿园教师的培养和管理，保健福祉部主要负责托幼中心保育教师的培养和管理。
一、韩国幼教师资二元化培养模式现状
1.培养机构的二元化
韩国的幼儿园教师师资主要在专科大学、本科大学、大学院①、广播通讯大学和产业大学②等院校中进行培养（详见表1）。
韩国的托幼中心保育教师主要在专科大学、本科大学、保育教师教育院和网络大学等院校中进行培养（详见表2）。
2.培养课程的二元化
韩国幼儿园教师培养课程设置虽然因校而异，但总体上看各校都将课程分为教养类课程、教师教育类课程和专业类课程三种类型。其中教养类课程包括国语、外语、韩国史等必修课及人文、社会、自然、艺术等领域的选修课；教师教育类课程包括教育理论课程和教师素养课程，教育理论课程包括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过程、教育评价、教育方法、教育心理、教育社会学、教育行政及教育管理、生活指导及其他教育理论课程等，教师素养课程包括对特殊儿童的理解（含英才教育）、教师业务素养等；专业类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和学科教育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包括幼儿教育论、幼儿教育课程、婴幼儿发展与教育、幼儿数学教育、幼儿社会教育、幼儿美术教育、幼儿音乐教育、幼儿教师论、幼儿动作教育、幼儿游戏指导、幼儿教育机构运营管理、儿童福祉、幼儿健康教育、幼儿观察及教育实习等，学科教育课程包括学科教育论、学科教材研究及指导法、逻辑及论述、其他学科教育领域课程等。〔1〕若学生在专科大学的幼儿教育及儿童学专业获得80～110学分（其中教养类课程15～22学分、教师教育类课程16～20学分、专业类课程45～57学分），或在综合或普通大学的幼儿教育及儿童学专业获得140学分（其中教养类课程39～50学分、教师教育类课程22～28学分、专业类课程55～68学分），就可通过免试核准取得幼儿园正教师2级资格证书。
韩国托幼中心保育教师的培养课程虽因培养机构而异，但大体上都根据韩国《婴幼儿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设置课程。该法“施行规则”第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韩国保育教师培养机构的教育课程应在保育基础、发展及指导、婴幼儿教育、健康-安全-营养、家庭与社会合作、保育实习等六个领域设置相应课程”。以韩国大学的保育专业课程设置为例，其“保育基础”领域主要设置了儿童福祉、保育学概论、儿童发展等课程，“发展及指导”领域主要设置了人的行为与社会环境、儿童观察及行动研究、儿童生活指导、儿童咨询、特殊儿童指导等课程，“婴幼儿教育”领域设置了游戏指导、语言指导、儿童文学、儿童音乐与动作、儿童美术、儿童数学-科学指导、婴幼儿训练项目开发与评价、婴幼儿教学法等课程，“健康-营养-安全”领域主要设置了儿童健康教育、儿童看护学、儿童安全管理、儿童营养学、精神健康等课程，“家庭与社会合作”领域主要设置了父母教育、家庭福祉、家庭关系、地域社会福祉、保育政策、保育教师、保育设施运营管理等课程。〔2〕若学生共修5个领域的12门课程，修满35学分就可免试核准取得保育教师2级证书。
3.任职资格标准的二元化
韩国《幼儿教育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幼儿园教师任职资格分为正教师1级、正教师2级和准教师”“总统决定幼儿园教师任职资格标准，由教育部长官核准并颁发任职资格证书”“一般大学幼儿教育专业和儿童学专业取得相应学分的学生或获得幼儿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学生，可在毕业时领取幼儿园教师任职资格证书”。具体任职资格标准如下：（1）幼儿园准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者，可取得幼儿园准教师资格①。（2）幼儿教育专业毕业者，或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教师教育类课程一定学分者，或在教育大学院或教育部指定大学院获得幼儿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者，或取得准教师资格并有2年以上教育经历且接受过一定继续教育者，可领取幼儿园正教师2级资格证书。（3）取得幼儿园正教师2级资格并有3年以上教育经历且接受过一定继续教育者，或取得幼儿园正教师2级资格后在教育大学院或教育部指定大学院获得幼儿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且接受过一定继续教育者，可领取幼儿园正教师1级资格证书。
韩国《婴幼儿保育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育教师的任职资格分为保育教师1级、保育教师2级和保育教师3级”“总统决定保育教师任职资格标准，由保健福祉部长官核准并颁发任职资格证书”。保育教师任职资格标准具体如下：（1）高中毕业或取得同等学历并在保育教师教育院修完规定课程者，可领取保育教师3级资格证书。（2）在大学修满保健福祉部规定的保育相关科目并获得学分毕业者，或取得保育教师3级资格并有2年以上保育实践经历者，或接受保健福祉部长官指定的晋级 教育者，可领取保育教师2级资格证书。（3）取得保育教师2级资格并有2年以上保育实践经历者，或取得保育教师2级资格后并获得保育相关专业硕士学位且有1年以上保育实践经历者，或接受保健福祉部长官指定的晋级教育者，可领取保育教师1级资格证书。
二、韩国幼教师资二元化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培养机构的二元化，导致教育开支的浪费
韩国幼儿教育法律制度的二元化，即教育部的《幼儿教育法》与保健福祉部的《婴幼儿保育法》，导致了幼教师资培养机构的二元化。因此，韩国幼教师资培养机构重叠，人力资源浪费严重，教育项目重复开发，财政开支负担沉重，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且教育部与保健福祉部、市道教育厅与市道区政府以及幼教师资培养机构间矛盾丛生。例如，幼儿园和托幼中心的课程内容基本类似，〔3〕但幼教师资培养机构依然按照《幼儿教育法》和《婴幼儿保育法》的不同规定重复开发课程资源，导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且影响了韩国幼儿园教师与保育教师一体化的培养与管理。
2.培养课程的二元化，影响幼儿师资培养的质量
比较韩国幼儿园教师培养课程与托幼中心保育教师培养课程的设置，可以发现以下两点不同之处：（1）托幼中心保育教师培养课程中缺乏教师教育类课程，有关教育理论和教师素养的课程几乎没有设置。韩国有学者对幼儿园教师和保育教师的专业发展进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托幼中心保育教师培养课程中的教师教育类课程比重严重偏低，导致保育教师普遍缺乏该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素养，进而导致其在教育理念更新和专业发展方面明显滞后于幼儿园教师。（2）幼儿园教师培养课程中则缺少与保育相关的课程，导致其看护和照顾幼儿的质量水平较低，进而影响幼儿园保教质量的全面提高。
3.任职资格标准的二元化，影响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如前所述，韩国幼儿园教师和托幼中心保育教师的任职资格标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部门规定的最低学历标准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从表3可以看出，韩国幼儿园教师任职资格的最低要求为2年制专科大学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并取得正教师2级资格；保育教师任职资格的最低要求为高中毕业，在保育教师教育院学习一年并取得保育教师3级资格。〔4〕这种二元化的任职资格标准和学习年限的差异极易导致幼儿园教师和保育教师培养质量上的差距，进而影响韩国幼儿师资整体素质的提升。
三、韩国幼教师资二元化培养模式的改进措施
1.促进幼儿教育与保育的整合
为了解决幼儿教育二元化体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韩国学界主张对二元化的幼儿教育机构进行改革，先整合幼儿园（招收3～5岁幼儿）和托幼中心（招收0～6岁幼儿）的现有资源后，重新规划设立托幼中心（招收0～2岁婴幼儿）和幼儿园（招收3～5岁幼儿）。托幼中心和幼儿园或均由教育部管理，或由教育部管理幼儿园，保健福祉部管理托幼中心。〔5〕
为了切实开展一体化的幼儿教育体系建设，韩国政府于2013年成立了“幼保整合委员会”，并于同年7月召开幼儿家长座谈会，收集家长对幼保整合的意见，确保幼保整合工作的有效开展。同年12月，幼保整合委员会“幼保整合方案”，提出于2015年开始正式推进幼保整合，并优先推进0～2岁婴幼儿入园计划。从2016年开始，政府将进一步整合教育部和保健福祉部二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托幼中心保育教师和幼儿园教师间的待遇差距将逐渐缩小。〔6〕
2.开发幼儿教育国家课程
为了更好地落实履行国家对3～5岁幼儿保育和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减轻幼儿家长的养育负担，促进幼儿教育的均衡发展，韩国政府对二元化的幼儿教育课程，即幼儿园教育课程和托幼中心保育课程进行了整合与改革，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幼儿教育国家课程。幼儿教育国家课程具体由身体运动及健康、沟通交流、社会关系、艺术经验、自然探究等几方面构成。该课程以基本生活习惯、良好品格的养成，自律性、创意性的培养为重点，旨在将幼儿培养成为身心健康和谐，尊重他人，爱护自然，热爱本国文化的人，为民主国家、市民社会的形成奠定基础。〔7〕
3.开发幼教师资培养机构的“标准教育课程”
韩国学者认为，整合幼保和普及幼儿教育是韩国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如何提高幼教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以适应幼教发展的这一趋势是韩国幼儿教师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韩国学者认为应开发幼教师资培养机构的“标准教育课程”，以缩小各培养机构间教育质量水平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标准教育课程”应凸显师范性和综合性，避免科目的重复。此外，还应延长教育实习周数（由4周延长为8周），以培养学生的现场适应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丰富其实践经验。〔8〕
4.延长保育教师教育院的受教育年限，提高保育教师资格标准
如上所述，韩国幼儿园教师的最低培养年限为2年，而保育教师的最低培养年限为1年。换言之，高中毕业生在保育教师教育院学习一年，修满12学分（35门课程），就可取得保育教师3级资格。由于培训时间短、科目多、任务重，要求受训者掌握相关的教育理论和技能并灵活地加以运用是有较大难度的。韩国学者调查发现，很多幼儿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托幼机构接受到高质量的保育和教育。为此，韩国学者认为应延长保育教师教育院的最低培养年限，并将保育教师3级资格调整为2级，由此提高保育教师的素质，提高保育教师的业务能力。
参考文献：
〔1〕吴英.中韩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比较研究〔D〕.大田：培材大学校，2011.
〔2〕尹贤淑.韩国与法国保育教师培养体系及其作用比较研究〔D〕.大邱：天主教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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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分析城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目标和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从建设机制、运营机制和实施策略等方面研究了政府主导型城市物流公共信心平台的发展模式。
1引言
城市物流信息平台是城市物流领域的神经网络，联接着城市物流系统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因此，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物流信息平台规划是否完善将直接影响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关系着城市形象和竞争力。
城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主要有三种模式，即政府主导型、企业运作型、政府引导一企业运作型。企业运作型模式缺少政府的统一引导，缺乏对本地区物流信息化的整体规划，往往会导致重复建设。政府引导一企业运作型适合于物流市场基本成熟，专业化、骨干物流企业培育成功，以及信息化基础较为坚实的城市。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正处于信息化起步阶段，物流市场及其主体正处于整合初期，采用政府主导型模式发展城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是最合适的。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正在规划或建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然而实际建设上存在着不少误区，其中不乏涉及政府在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的角色和地位的错位，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发展的缓慢。目前，关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但是关于政府主导型物流信息平台发展模式的研究还少有报道，本文对此作了初步探讨。
2城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内涵
城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就是不同主体在城市范围内对物流共用信息的提取和规范化，支撑物流企业系统功能的实现以及相关部门行业协同管理的信息系统。
2．1城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目标
城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主要目标有：为政府机构之间、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提供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加强政府宏观决策能力；为行业管理协会提供信息支撑手段，提高行业管理水平；为物流市场提供信息环境支撑，提高物流市场整体效率，并促进物流市场的规范化运作；为物流企业提供物流信息接入平台，引导其信息化建设，减少重复投资。
2．2功能需求
根据物流信息平台的战略目标，城市物流信息平台总体功能应包括：保证货物流通的快速性、可靠性、准时性；为企业提供电子数据交换能力，如为企业连通银行、保险等部门，提供信息增值服务功能；合理配置全社会物流资源，提高企业运行效率，降低资金周转和管理成本；提高行业管理部门工作的协同性，提高对物流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管理与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研究
在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中，政府直接参与信息平台运作的具体工作，全面把握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全局和发展方向。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运营和实施等工作基本上完全靠政府职能部门或下属事业单位完成。
3．1国际经验
(1)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政策支持。发达国家或地区都从政府长期规划角度对于物流信息平台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日本政府先后于1997年4月和2001年7月两次出台《综合物流施政大纲》，促使物流信息平台从出现到壮大。香港政府正在推动建设数码贸易运输网络，着力打造一个区域级的开放、稳定、安全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
(2)政府投资为主。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进行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时，对于关系区域乃至国家物流发展的物流信息平台，多由政府投资。新加坡的Portnet口岸物流服务平台、德国汉堡的Dakosy服务平台、荷兰鹿特丹的W@ve服务平台、美国纽约一新泽西港的FIRST平台都是完全由政府投资的。
(3)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应用。在信息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发达国家或地区逐步建立了一套数据、通讯、安全的标准体系。最典型的标准就是EDI的标准体系。
3．2建设机制
城市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属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它投资大、回收期长，没有哪个企业有能力或愿意单独完成这样具有公益性质的复杂的系统。因此，需要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努力建设。政府负责确立物流发展的宏观战略，组织制定建设规划；抓好物流信息标准化工作；研究制定物流信息化示范工程；建立培养物流信息化人才的环境。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落实平台建设规划，明确在平台建设中的职责，确保总体规划的协调；指导平台各不同子系统的建设工作，注意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
3．3运营机制
该模式下，城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运营主体为地方政府部门，信息平台的日常运营工作可通过以下方式完成：一类是政府增加编制，由政府部门直接负责信息平台日常运营管理工作；第二类是由政府部门指定相应的事业单位或非盈利企业，由其按照政府要求负责信息平台日常运营管理工作。信息平台日常运营维护资金由政府全额拨款，年运行维护费包括硬件设备运维费与系统软件运维费两部分。
3：4实施策略
(1)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包括各种信息传输网络建设、信息传输设备研制、信息技术开发等。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宽带、高速、大容量、高水平的信息主干网，逐步消除部门间、地区间的网络分割壁垒、资源垄断和体制。
(2)将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纳入到专项规划中。地方政府应将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纳入到专项规划中，从政策、资金上予以明确安排。并且应尽快出台类似《城市物流信息平台建设规划》的文本，从整体上确定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目标和原则、发展重点、建设组织、技术指导和项目推动力量等内容，改变以往的一般性号召，明确鼓励、限制和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
(3)建立协凋机制。为有效落实建设方案，确保按照建设要求及进度推动项目进行，应成立项目执行小组具体负责项目进度。政府主管部门负责领导协调，做到目标导向，责权分明，任务落实。要定期召开项目组会议，讨论研究项目进展情况，及时纠偏。要积极与上级部门联系沟通，争取上级部门支持。
(4)保障数据来源。协调各系统现有资源，为平台各接口提供相应的数据资源，建立数据交换的模式和制度。采用先进适用的信息采集技术，推广RFID技术。
(5)加快企业诚信和安全认证体系建立。在物流信息平台运营中安全保障非常关键。应根据《电子签名法》等法规，基于市场竞争原则，推动物流信息平台使用独立第三方的电子认证服务，保障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物流信息交换和使用的安全。
(6)规范流程。物流信息平台的建立将涉及到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等各个环节对内对外的各种业务流程，这些环节对统一业务处理的流程千差万别，如果全部将这些流程直接利用电子手段固化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有必要对各个环节的业务流程进行规范化。
(7)加快对物流信息人才的培养。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和对优秀人才的奖励机制，鼓励物流信息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同时，应积极推动物流技术教育机构的发展，加大对物流信息人才培养的投入，建立一支培训队伍，培养不同层次人才。
[关键词] e-Learning； ADDIE； 内容架构； 技术原理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一、引 言
ADDIE是最知名的教学系统设计（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ISD）模型，被看作众多其他ISD模型的基本框架。ADDIE包含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开发（Development）、实施（Implement）、评价（Evaluate）等五个阶段，如图 1所示。[1]经过多年的实践研究，研究者及实践者已经对ADDIE形成了以下基本看法：（1）学习或绩效问题的解决需要理性的分析和可遵循的操作方法，知识或能力的培训是绩效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2）ADDIE提供了系统性过程（Systematic）和系统方法（Systemic）以动态地解决学习问题；（3）基础教育、企业培训、职业教育等不同的应用情境，课堂教学方案、软件产品、一门课程和专业课程体系等不同系统层次，所认可和应用的ADDIE是不同的；（4）教学系统设计（ISD）不同于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 Design ，ID），教学设计聚焦于分析和设计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ADDIE作为工作框架，可以采用即插即用的方法，整合各类教学设计模型或方法；另一方面，往纵深发展的教学设计理论是ADDIE取得应用效果的关键点。
e-Learning是ISD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e-Learning是指采用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材料创建学习经验。当前，e-Learning领域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技术供应商（系统平台、课件开发工具）、内容供应商（标准课件、课件定制）以及他们提供的服务，直接或经由渠道（商、合作伙伴）提供给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和个人用户等。在经历了“技术先行”、“内容为王”的阶段后，当前e-Learning领域的主流思想是应用导向，即根据组织的需要确定e-Learning的整体架构，再选择知识管理、在线培训、移动学习等不同解决方案，进行相应的内容开发、技术系统部署和运营管理等。
ADDIE被看作是e-Learning培训/教学课程和方案开发的主要工作模型。然而缺少优秀课程内容、应用咨询和教学设计专业人才等问题[2]一直困扰着e-Learning领域。这不仅使得从业人员专业性遭到质疑，职业发展也缺少方向感。为此，我们首先分析ADDIE所能发挥的作用及其面对的挑战，进一步讨论教学设计理论新发展带来的解决方案和对人才培养的启示。
二、e-Learning实践中
ADDIE模型的变式分析
笔者选择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ISD模型来考察ADDIE在e-Learning应用过程中的变化。图2所示的改进学习与绩效的ISD模型[3]将工作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设计阶段的关键步骤是任务分析与序列化和任务所需支持内容的分析与序列化。图3所示的交互式媒体开发模型[4]将工作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并明确了每个阶段的输入、关键活动、可交付的成果和形成性评价方式。
图 4（a）、图 4（b）所示的是台湾数字教材开发实践中两位学者培训时提供的ISD模型，它们将ADDIE五个阶段具体化，但在设计阶段、开发阶段以及实施阶段的工作任务略有不同。相对于模型（a），模型（b）把设计和开发的工作任务后移，把策略设计归为开发阶段，媒体制作归为制作阶段，测试归为评价阶段。通过这种调整，突出并细化了内容架构设计、策略设计和媒体制作三个阶段的任务。通过比较这四个ISD模型，我们将关注如下三个方面。
（一）实施阶段变化引发的问题
四个ISD模型各具特点，也有共同点。相对于图1所示常规的ADDIE，实施阶段被删除或者修改了工作任务。在e-Learning领域中，内容开发和运营管理已经独立为两个专业岗位。软件产品或课程开发结束交付成果即完成项目，不同于以最终实施教学或培训为核心的项目实践，后者需要基于课程内容详细设计、组织管理、推广并应用实施方案。
教学实施是评价教学设计和产品的重要方式之一。ISD模型如果不包含实施阶段，就需要增加各类测试、评价方法或设计原则，在内容开发阶段尽可能保证成果的质量、教学系统的内在一致性。作为课程的实施团队，仍然需要采用完整的ADDIE模型，因为他们面向更大的社会系统，以实施教学、促进学习和绩效为最终目的。
关键词 赫德 中国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Ha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YIN Tingru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It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that Hart played o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Ha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is affirmed.
Key words Hart；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英国人路宾・赫德（Robert Hart）是十九世纪的“中国通”。1854年，他被英国外交部选派来华工作。1863年，赫德被清政府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一直工作到1908年。长达45年的总司生涯使他在当时的中国海关和外交业务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影响还渗透到了清政府的其他许多部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领导的这个机构虽然名为海关，但其范围极为广泛”。事实上，赫德也介入了中国的教育机构，他最主要的举措是在的设立和发展过程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1 赫德与的关系
海关总税务司的机构中设有一个教育股，所主管的业务即的运营管理。“教育股者，即同文馆是也”。探究赫德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首先必须梳理清楚赫德与的关系。
1861年，恭亲王奕等上奏开设同文馆，得到了清帝的批准。赫德就任海关总税务司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的发展，正如曾经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同文馆记》中所记载的：“这个婴儿是如此孱弱，要使它活来”“他把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替它的发展订下了远大计划。”可见赫德对同文馆的关注与重视。在赫德的亲笔信中，他也毫不避讳称奕只是同文馆的支持者，即名义上总理衙门的领导者，而实际控制者是赫德。
同文馆的经费、人事和课程都受赫德的控制和影响。在经费问题上，的经费从开办的第一天起，就是来自赫德把持下的海关船钞（吨税）的提成。1866年同文馆首次派遣学生出国学习，经费就来自赫德的筹集。甚至学生们的来往川资也“均由该总税务司先行垫用”。同文馆的运作其实正是在赫德强大的资金支持下才得以顺利进行的。丁韪良主持馆务时对赫德说：“擦擦油灯，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给灯油。”赫德为此从海关拨付固定款项用于同文馆日常运营。
在人事问题上，赫德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赫德主动提出在他回国之际代为聘请洋教习，总教习丁韪良就是由他聘请来的。1866年，他还聘请了天文和化学教习，包括当时非常著名的化学家毕利干。1869年丁韪良担任总教习以后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规章制度，被人们称为“在中国尝试西方教育的先驱”。而丁匙良在《同文馆记》中称毕利干为“中国的化学祖师”，对于中国近代化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教职人员缺少的情况下，“海关成员不时被挑选将其全部或部分时间用于教学，如外语和海关实践及手续”。可见，赫德对师资力量提供了很大的支持，这对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可以说，西方教员的聘请有利于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模式，更新教育理念，使近代科学人才的培养更接近国际水平。
在课程问题上，赫德也起到了推动改革的作用。在赫德的据理力争下，同文馆才设置了传授天文、算学、医学等内容的科学馆。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对于的发展极为有利，为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持续成长提供了硬件设施。
2 赫德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在赫德与同文馆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赫德对当时作了很多改革性举措，推动了的发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赫德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当然，他也带有自己的不良动机。
在当时，中国不仅是国力的衰弱，经济上军事上处于落后地位。不少人清醒地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同文馆提倡将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引入了中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近代人才。同时，同文馆提供了科学的外语培训科目，这对中国与世界进一步接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一定程度上都渊源于赫德的办学理念和实际作为。
同文馆培养的人才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翻译人才，从事相关的外交工作，这在当时是十分紧缺的人才。第二类是技术骨干，他们在机器、船政、军械等产业部门任职，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发展默默耕耘。第三类是教育人才，这批毕业生进入新式学堂从事教育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人才的出现都与西方教员的聘请和课程设置的改变有直接的联系，一定程度上，这必须归功于赫德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虽然这些人才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腐朽的局面，但是，他们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使得中国的近代事业中有了懂得先进科学知识的中国人的身影，是中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础力量。
另一方面，的成立带动了诸多新式学堂纷纷成立。其中就包括了京师大学堂。这些新式学堂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往往是以同文馆为楷模的。而赫德在这些方面的整体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不能抹杀其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赫德对于的大力支持有其特定的目的，有为英国谋取长远在华利益、培植个人势力、提高他在清廷地位的动机；“同文馆（包括自然科学）课程的设置统一在西方侵略势力入侵中国的这一整体结构中。它和西方侵略者的其他入侵活动，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一致性。”赫德是怀抱着实现资本主义殖民事业成功的理想来到中国的，在中国，他仍然是一个局外的英国人，在中国执行外国的任务，赫德曾明确说过其为清政府效力的宗旨：“对该政府的指望应当是它将致力于忠实地履行它所缔结的条约。” 同时，我们从赫德对课程设置的选择进行总体分析，我们发现，不管是天文、算学，还是翻译，这些都不能为当时的中国提供变革的良方。为什么课程中不涉及中国落后根本问题的探讨，为什么不告诉中国学子如何真正使得国家独立自强？这些都源于赫德侵略者的本质，他毕竟是英国人，毕竟代表着英国的在华利益。
赫德支持，并不是为了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他的很多措施是利于西方侵略者的。然而，他对同文馆的支持和改革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我们不能完全基于赫德的不良动机去狭隘地理解赫德的行为，毕竟赫德处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中，不能突破那个时代西方人的普遍认识。赫德对于的支持和帮助，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近代科学人才，为近代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赫德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推动，正是近代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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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有关缴费问题的规定，养老金收入＝月工资总额×（企业缴费率＋个人缴费率），养老金支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基础养老金给付率＋个人账产储存额／120。
从计算公式里可以提取出影响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几个因素：令a为某人开始工作年龄；b为退休年龄；c为缴费率；d为基础养老金给付率；m为平均预期寿命；w为年货币工资增长率；e为a岁初年平均工资，i为年利率。设：
函数f(x)＝领取养老金总额在a岁初的现值－缴纳养老金总额在a岁初的现值其中：领取养老金总额＝g(b、m、d、w)
缴纳养老金总额＝h(a、b、c、e)
f(x)可以描绘出养老金收支矛盾的积累程度，即“债务程度”，支出越多，收入越少，则债务越重。下面我们依次对其中几个因素作定性分析。
(1)开始工作年龄a，随着就业年龄的增大，其债务程度相应减少。就业年龄越大，相应缴费年限越短，养老金总收入下降，但同时个人账户储存额降低，养老金支出标准相应下调。在我国，由于个人账户实际是空账，缴费年限越长，被挪用的个人账户储存额越大，缴费年限缩短带来的养老金支出下降程度将大于收入下降程度，从而起到正面作用。因此，推迟职工开始工作年龄不但有利于减轻债务，而且可以缓减失业压力，方法是延长年轻人的教育年限，限定正式职工的最低年龄，不准招录童工等，但这种政策依赖于教育经费的巨大投入，将加重财政负担。
(2)开始退休年龄b，在平均预期寿命不变的情况下，退休年龄越大，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越短。因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也是缓减养老金收支矛盾的重要方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一方法，国际社会把65岁以上人口称为老年人口，但退休年龄是个变量，其范围在60-70岁之间，据国际劳工局统计，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养老金负担能够下降近50%，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有计划地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并逐步统一男女退休年龄，21世纪中期退休年龄会逼近70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又在逐步提高，目前我国退休年龄平均在60岁以下，还有提高的空间，适当推迟退休，将有利于控制人口赡养率，缓解养老保险金收支矛盾，但这样同时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加剧社会矛盾。
(3)缴费率c和基础养老金给付率d，这两个因素最直接地影响收支金额。即缴费率越高，则收入越多，债务程度越轻；给付率越高，支出越多，债务同时增加。目前，为了保护企业的竞争力，我国规定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所以能够调高的只有个人缴费率。而我国设定的基础养老金支出包括社会性养老金和缴费性养老金，合计给付率在30%以上，与国际通行的25%的标准相比，也有下调空间。
(4)利率i，在统账结合的模式下，利率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实际是双方面的。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基础养老金利率越高，则养老保险金储存额增值越快，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收入增加，债务程度减轻。而另一方面，利率越高，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也越高，账面增值越快，个人账户储存额越大，于是职工退休后养老金发放标准越高，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支出额越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支出增加，债务程度上升。因而从综合收支两方面看，利率变动如何影响养老金收支平衡，要取决于利率对养老保险基金积累额的实际增值和全部个人账户储存额的账面增值的比较。在我国，由于个人账户大多是空账，并没有实际可用于支出的资产，所以养老金支出更多依赖于现期职工缴费和养老保险基金储存额，而养老金积累额增值的绝对额远远赶不上个人账户储存额账面增值的绝对数额，利率越高，差距越大，所以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利率的升高将加重债务负担。
二、解决“空账”问题的长期思路
1.提高退休年龄和推迟就业年龄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前面的分析，提高退休年龄有助于减少支出，但同时会造成就业岗位不足，引发失业率上升，如果同时采取推迟就业年龄的办法，二者就能取长补短。因为提高职工就业的最低年龄，实际上无形中减少了待业人数，不过这部分年轻人不能闲散在社会上成为游民，应该进行正规教育或者职业培训，这样不但可以解决社会保障若干问题，对促进国民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相应地，政府就应该为此加大教育投资，建立更多的教育机构。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众多，国家财力也比较紧张，所以实施这种延长教育时间的办法，在短期内困难较大，不过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可行而且有益的良方，按现有退休年龄计算，20年后我国劳动力总量将开始下降，未来可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这种措施节约出来的养老资金如果用于经济建设和教育投资，不但增加了国民产出，而且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对未来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2.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在统账结合的模式下，社会统筹基金的功能是相互调剂和再分配，其中包括代际间转移支付，因此，扩大统筹基金积累是解决养老保险收支平衡的重要途径。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缴费率。统筹部分由企业缴纳，国家规定企业负担应在20%以内，而实际上全国养老金企业平均缴费率已经高于这个比例，再提高会加重企业负担，不利于国企改革与发展，因此，提高企业缴费率暂不可行。剩下的就是提高个人缴费率，但由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普遍不高，提高个人缴费率势必影响职工生活，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这种办法短期也难以付诸实践，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企改革的成功，企业效益会逐渐好转，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个人收入逐渐提高，在提高缴费率已经不会影响企业运转和个人生活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将是科学合理的选择。
3.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人均养老金／人均社会工资×100%。目前，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偏高，平均在80%左右，有些地区还甚至高达100%以上，而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有40%－60%，据统计测算与权威机梅预测，中国1997年进入老年型国家，中国的人白赡养率（退休职工人数／在职职工人数×100%）2000年达到20%，2020年为37%，2031年为47%，如果不降低中国目前过高的替代率，届时养老金支出将占全国工资总数的40%，如此巨额重负，将会令国民经济喘息艰难。因而，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有必要下调。另外，从概念上看，养老金替代率以上年度人均社会工资为比较基数，退休人员实际上分享了在职职工创造的经济繁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工资增长较快，年均5.7%，预计今后20年仍将以3%-5%的速度增长，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养老金支出负担。实际上，养老金应视为对退休人员在工作期间服务的一种补偿，首先应以其在职时的实际工资为基础，以保值为主要目标，然后才是分享当代职工创造的经济繁荣，所以适当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
4.适当调整利率，确定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合理比例。理论上讲，调低利率不但有利于缓解“空账”问题带来的养老金缺口，也有利于拉动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利率的确定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因而很难完全按养老金的需求来确定，所以，调整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比例，减轻利率变动对养老保险金平衡的影响，相对更为现实，在总养老金替代率不变的情况下，基础养老金子均替代率越高，个人账户记费率越低，则利率对养老金平衡的影响越小，养老金发放越趋于公平和稳定。
三、短期内可采取的必要措施
以上提供的长期思路要得到实施，必须有很好的国民经济环境和充足的国家财力作支撑，在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可以从根本上变革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些短期内能够及时奏效的应急措施，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压力。
1.扩大统筹覆盖面和降低基金收缴的拒缴率。过去，养老保险主要针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大型集体企业，参保职工人数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较低，如果把其他各行业的非公有制企业纳入统筹范围，无疑将使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猛增，底盘的扩大能使其承受风险的能力也相应增加，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改革，相信在短期内可以取得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将一部分债务负担转嫁到新加入统筹的企业身上，导致它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公有制企业有可能抵制参加。而且，这部分债务缺口实际上并未完全填补，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人数众多，到他们也迈入退休行列时，养老金支出将会成倍增加，到时这部分原有的缺口同样会通过“传递效应”暴露出来。另外，当前养老保险基金收缴十分困难，拖欠数额巨大，许多省市的拒缴率从90年代早期的10%上升到中期的20%-30%，如果降低拒缴率，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支矛盾。根据实际工作总结，企业拒缴或拖欠保险费的主要原因有三种，一是部分企业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实在无力缴纳；二是部分企业领导不够重视，全局观念淡薄，想方设法规避缴费；三是职工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一些非国有企业，由于缴费不能在短期内得到可见回报，贡献和收益暂时失衡，因而不愿缴纳。过去主要是前两种原因，今后随着统筹覆盖面向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扩大，第三种情况将会更多地出现，必须从多方面入手，解决征缴困难的问题。
2.利用国有资产弥补基金缺口。实际上，由于国有企业老职工没有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才引起“空账”的产生，而这些老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权益已经转化为过去的政府收入，并凝固在国有资产当中，政府和公有制经济体制应该对老职工的养老负有责任，而这部分政府负债已经转化为公共资产，不可能再向历史追偿，解决的办法可以在企业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将国有资产的一定份额划分社会保障基金，这在理论上存在关联性，实践上也有可行性，如果养老保险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能够步调一致，公共资产划割不但能弥补养老资金缺口，解决其供求矛盾，而且对防止国有资产自身的流失也意义重大。一般认为，用于划割的国有资产应该限于可出售的非生产性资产，如医疗、住房、学校、食堂等非生产性和福利性设施，转移出的非生产性国有资产必须从企业中彻底分离出来，实现社会化经营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