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2-25 12:19:5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二十四孝全部故事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957年12月，位于邓州市西北约30公里处的学庄村村民发现了一座古墓葬，并取出了部分随葬品，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得到报告后随即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出土陶器、钱币等各类器物数十件。该墓墓室全部是用特制的彩色画像砖筑成。这些画像砖大小基本相同，长38厘米、宽19厘米、厚6厘米，共发现有34种不同类型。该墓的时代后来经考证定为南朝时期，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南朝彩色画像砖墓。笔者现从该墓出土的画像砖中选取部分精品作一介绍。
图1万岁千秋画像砖边框饰忍冬图案，中部有盛开的莲花。两边各有一只红绿颜色涂绘的振翅翘尾的怪鸟。右边兽首，引领高歌，旁题“万岁”；左边人首，发辫与两只大耳直立，旁题“千秋”。这一形象应为羽人，羽人主要是引导墓主人升天成仙，寓意着吉祥。
图2武士画像砖画面为4个疾步前行的武士。其中两位手执长盾，肩扛环首刀，还有两位腰挎矢菔，肩扛长弓，均不戴冠，以帛结髻，穿祷褶，并于膝下束祷。《宋书・礼志》云：“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代车马驾亲戎中外之服志”。可见南朝军队之戎装，也是当时平民之常服，与当时士大夫之褒衣博带、高冠大履的装束形成鲜明对比。
图3战马画像砖此砖原位于墓室东壁第一柱。画面为两匹前行的战马，前一匹马体黑色，披白色甲，马背上喇叭状物着粉色；后一匹红马备鞍辔障泥，马鬃在头部两耳间结着花饰。其旁各有一马夫持缰随行。画面中人物重心后移，显得高雅从容，似乎多了一些神仙的品格。此砖的上方有墨书铭文3行，虽已模糊不清，但仍能认出“部曲在路日久……家在吴郡”等语。吴郡是指江苏苏州地区，这也为此墓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图4供献画像砖画面为四人疾步前行，前两人双手托着博山炉，炉盖已掀开；后两人双手托盘，盘上置伞盖，流苏飘扬。
图5吹笙引凤画像砖此砖从墓门中揭出。画面以嘴含灵芝仙草的凤鸟为中心，右边站着披发持麈尾的浮丘公，左边是捧吹长笙的王子乔，画面讲述的是周灵王的太子晋（字子乔）吹笙引凤，后游于伊、洛之间，被道士浮丘公引往嵩山修炼，后在缑氏山驾鹤升仙的故事。
图6商山四皓画像砖画面为“商山四皓”的故事。深山密林之中，四位老人悠闲自得地坐在地上，或吹笙、或弹琴、或读书、或戏玩，悠然自得。秦末汉初，有四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东园公、用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不为权势所惑，隐居商山，汉高祖敦聘四皓不至，后传为佳话。画面构图严谨，刻划细腻。惜此砖色彩已脱落殆尽。
图7郭巨埋儿画像砖此砖位于墓室东壁第7柱。画面反映的是“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郭巨为了养活母亲，决定埋掉年仅3岁的亲生儿子，及掘地三尺，见黄金一釜，上有字曰：“天赐黄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夺，民不得取”。其结局当然是母得以厚荞，子免于死。图中树木葱郁，郭巨作挖土状，其妻怀抱幼儿立于对面，中间一釜黄金点明了故事的结局。这一荒唐的故事，被列为历代宣扬的所谓“二十四孝”故事之一。
图8仙人乘龙画像砖边框饰卷草纹，画面主题为仙人乘龙。龙生两翼，虎首蛇尾，四爪刚劲有力，昂首翘尾奔走在云海之上。前有摩尼宝珠引导。翼龙是古人理想的死后升仙工具，将其刻绘在墓葬中，当是墓主灵魂升仙的坐骑。
图9乐舞画像砖边框饰卷草纹，画面为乐舞场面，右边两人梳丫髻，着宽袖襦，下着长裙，作舞蹈表演。左边四人头戴小冠，着交领宽袖长袍，或吹笙、或作、或击腰鼓、或摇鼗鼓，作舞蹈伴奏。上方以莲花、宝相花补白。
图10天马画像砖画面为一匹飞行的天马，马首、龙身、虎爪，身生羽翼，昂首翘尾，奔腾在云海之上。天马也是古人理想的升仙工具。将其刻绘在墓葬中，当是墓主灵魂升仙的坐骑。整个画面极具动感。
图11翼龙画像砖画面表现带角翼龙奋翼扬尾飞腾于云雾之中，姿态健美，线条流畅。周围的流云烘托出翼龙飞奔的速度和气势。空白处点缀忍冬图案。翼龙由于能在天空中飞行，故也是古人理想的升仙工具。
图12玄武画像砖此砖为彩色画像砖，画面为龟蛇相缠的玄武。两旁饰荷叶莲花。玄武是中国古代方位四神之一，主宰北方，形象为龟蛇合体。古代四神图案应用非常广泛，在铜器、漆器、石刻、砖瓦等各种器物上均有出现。该画像砖线条流畅、风格细腻、色彩鲜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砖雕精品。
图13贵妇出游画像砖此砖为墓的封门砖，已无色彩。画面中有四人，前两人身材高大，头结高髻，着短衫、长裙，披帛绕肩束腰外飘。其中_人手执团扇，俨然贵妇形象。后二人身材微矮，头梳丫形髻，衣着与前二人同，其中―人怀抱茵席，当为婢女。外出备茵席，说明当时席地而坐的风俗很盛行。
图14莲花图案画像砖画面以莲花为主题，两个图案大小、形状基本相同。两图案中心各为八瓣红色盛开的莲花花瓣，周围有多重忍冬图案衬托。整个画面主题突出，色彩鲜艳，甚为美观。
邓州学庄发现的这批画像砖是我国工艺美术考古的重大发现。其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牛车为中心的一组仪仗，内容包括武士、鼓吹、乐舞。这批画像砖数量较多。第二类是当时社会流行的孝子故事，如“郭巨埋儿”等。第三类是与宗教有关的题材，如青龙、白虎、飞仙、羽人等，其中多是与道教文化有关的内容，也有部分佛教文化内容。可见这批画像砖种类多样，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了解南朝社会的实物标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宋朝 磁州窑 瓷枕 吉祥纹样 民俗
宋朝是我国瓷器生产的巅峰时期，有官、哥、汝、钧、定五大官窑并存，生产的产品各有特色，流传千古。而磁州窑是我国北方古代著名的一个民间瓷窑，生产的瓷器大多面向的是贫民百姓，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的陶瓷国度里，仅存在于寻常人家的磁州民窑，仿佛是一股清流。从磁州窑里我们可以接触到当时人们真真切切的生活，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的本色和他们的平凡。而提到磁州窑，就不得不说到磁州窑烧造的瓷枕了，我国古代烧造瓷枕的窑场虽多，但磁州窑烧造的数量和技术都是其他窑场所望尘莫及的。
瓷枕的制作始于隋代，盛行于宋元时期，明清以后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瓷枕作为中国古代瓷器中用途较为特殊而又非常普遍的一种器物，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我国南北方诸多窑系都有烧制，其中以磁州窑系的瓷枕尤负盛名。磁州窑瓷枕工艺发展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具有实用的民俗特征。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还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表达了人们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寄托，这正是磁州窑源远流长的平民本色基调。
磁州窑瓷枕外观不仅仅是单纯的美，枕上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与民俗生活紧密相连。但民俗并不等于民间艺术，民俗因素在磁州窑民间装饰艺术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使生活充满祥瑞感觉的意识上。在民俗观念的引导下，尤其是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下，人们对装饰内容、造型、图式进行表现时，会以丰富的想象力、巧妙的搭配来体现祥瑞意识。在磁州窑瓷枕林林总总的图案题材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各种珍禽瑞兽，狮子、龙、凤、鹿，各种花卉，牡丹、莲花、岁寒三友（松、竹、梅），各式缠枝花图案等等，作为民间的集体创作不断丰富和发展，都在瓷枕上面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种种装饰题材反映了古代人民祈望着美好的生活，诸如“纳福吉祥”、“龙凤吉祥”，还有表示爱情的“莲理枝”、“同心结”等，表示富裕的，如“年年有余”、“金玉满堂”等，这些具有民间生活习俗的象征性装饰则是民俗思想的直接反映。透过瓷枕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不难看出宋代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思想意识及市井风情，可以说磁州窑瓷枕的历史也是一部浓缩的宋代北方社会史，尤其是北方民间风俗史。
当我们谈到磁州窑瓷枕时，有一种纹饰是让我们无法忽视其存在的，那就是磁州窑婴戏纹瓷枕。能够散发出如此强烈市井气息的婴戏图，只有磁州窑瓷枕中可得一见。婴戏画自身具有的吉祥民俗寓意。据孟元老《东京梦年录》、吴百牧《梦梁录》记载：沐京、临安风俗，每年七夕，家家之购买泥婴“摩日侯罗”，用以乞巧，“磨喝乐”本佛经中“摩喉罗”，是一雕塑的小人偶，取喻吉祥宜男，婴戏图满足了人们求子、多子的精神需求，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理想的吉祥附加品。仔细观察磁州窑瓷枕中的婴戏纹，我们会发现婴戏图中的儿童，全部为男童的形象，画工的心底所想似乎是不言而寓了，这也能够说明婴戏纹多出现在瓷枕上的原因了，古人们似乎很相信在睡觉时能和这一类内容的物品在一起可以得到生出男童的心理暗示，从而实现自己的愿望。作为世俗文化的代表之一，婴戏纹饰以其描写独特的市井文化角度，无时不体现着其时代特征。
磁州窑匠师习惯使用的另一种传统题材，就是根据群众习惯看故事的心理，把历史故事上流传的动人事迹绘画在瓷枕上，去影响人、教育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瓷枕上的民间故事主要分为两个比较大的类别：一种是民间传说或历史典故，如“赵卞入蜀图”，所画内容为赵卞带一童子与一鹤入蜀的过程，出自《宋史？赵卞传》，表现了民间对于清廉正直的赵卞的尊重。又如`，“僧稠降虎”长方枕所的是“策杖漳浇”的北齐高僧稠禅师以禅杖解开相斗的二虎，并向他们讲授佛经的故事。此外还有“云鹤游天”、“八仙庆寿”、“伎乐飞天”、“唐僧取经”、“牛郎织女”等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第二种就是偏向于警示歌颂的内容，中华民族历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二十四孝图》是封建社会教育子女孝敬长辈的典范事例，并成为封建礼教的范本。磁州窑作为民窑在传播民间文化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孝道是农村社会中重要的道德规范，而瓷枕又是家庭中必备的生活用具，所以在瓷枕上绘制《二十四孝图》可以起到耳濡目染的作用。这些多彩的表现内容，勾勒出中华民族近千年来民俗民风之轮廓，它充分体现了磁州窑民间装饰艺术在美化和丰富人们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进行传统的伦理与美德教育，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方面所起的潜移默化之功效。通过欣赏历史故事和瓷枕的绘画艺术，不但在视觉上得到了美的享受，同时还学到了知识，可谓当时进行普及教育的最佳读物。磁州窑的陶工们把诗文、书法和绘画的艺术与瓷枕的巧妙结合，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历经千年经久不衰。
在磁州窑瓷枕艺术里，还有一部分装饰不仅以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引人入胜，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民俗风情的独特魅力使人回味无穷。钓鱼、激鞠、戏鸟、赶鸭、放风筝、马戏、熊戏、杂剧演出等等展示出一幅幅生动、真实的现实生活画面。令人感到熟悉而亲切。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居民地位的改善，社会风俗的移易，这与我国的风俗画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人物画中，描绘社会日常生活的，称作风俗画。风俗画往往超出其单纯作为艺术作品本身的意义，因为它往往囊括着一段丰富的历史，因此历来备受珍视。风俗画的内容，包罗社会中下层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真实的体验，便无从命意，故古人所绘的风俗画，可谓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形象记录。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为风俗画的兴盛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风俗画的题材更为多样，除描绘田园风物外，反映市井生活者亦为广泛。出现并兴盛于这一时期的磁州窑瓷枕艺术随即接受了风俗画的影响，大量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瓷枕图案兴起，多反映城市生活，娱乐休闲，乡间劳作，民俗市象等生活百态，这些题材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现了宋代社会的生活风貌和民风民俗。受风俗画的影响瓷枕纹饰中的世俗题材纹饰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当时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内容，悠闲自得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了陶工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对世态人性的体味和思考。
此外，从民俗信仰上看，部分磁州窑瓷枕的造型及其图案装饰有着“镇物”的功能，镇宅辟邪也是宋代瓷枕的重要主题之一。宋代瓷枕中的避邪符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将瓷枕塑造成猛兽造型，一种是在瓷枕上刻画猛兽图像。宋代瓷枕中的兽形枕，以及以猛兽为主题纹饰的瓷枕，特别是虎枕、狮枕，都具有镇避鬼祟的信仰功能。兽形枕可避邪的说法在唐张|《朝野佥载》也有记载：“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避邪，白泽枕以去魅……”这则文献直接说明古人有以兽枕避邪祛魅的思想。宋代瓷枕中的兽形枕以被塑造成虎形、狮形者为多，而枕面装饰中也出现大量狮、虎形象。以虎为例，虎的文化秉性赋予了瓷枕镇避的神能，宋代瓷枕中艺术化的虎形象，无不寄寓着民间大众避除邪害、谋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心愿。镇宅避邪的民俗心理在瓷枕的造型和装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磁州窑瓷枕不但是古代陪伴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并被赋予消暑散热、避邪、驱魅、宜男、求吉祥、教化等功效，瓷枕被寄予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和深厚情感的载体。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民间通俗文化和艺术欣赏、社会道德教育的普及物。这也正是磁州窑能在宋代官窑林立的时代，独辟蹊径，自成一体的原因，它反映了宋代的民俗文化和人间百态，社会风貌、百姓生活无不一一在瓷枕中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陈万里.陶枕.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
[2]王兴.磁州窑史话.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 3 ]王建中.磁州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
“再见，再见……”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今天我们组织了一场活动——去看望老人，同学们现在都怀念着敬老院哩，唉，可惜我们还要上学，否则一定与老人们再聊上几句。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敬老院心得体会，欢迎大家参阅。
敬老院心得体会1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职责。古人曾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要尊敬自己的父母，同时也要尊敬别人的父母。
父母给于了我们生命，把我们养大，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优越的学习条件，父母辛辛苦苦的挣钱，日夜奔波劳累，不都是为了我们吗?当我们生病时，父母脸上的焦急;当我们开心时，父母陪我们一起欢乐;当我们难过是，父母和我们一起伤心;当我们取得好成绩时，父母比我我们还要开心;当我们因没有取得好成绩而感到失落时，父母会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下次努力……我们的喜怒哀乐，父母陪我们一起度过。
父母为我们付出了他们全部的心血。可是，我们又何曾想过要回报父母呢?我们从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成长为了一个即将步入初中的少年，我们在渐渐长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随着时间的匆匆流逝，父母也渐渐衰老，我们何不趁着现在，帮父母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老师曾为我们布置过一项作业，那项作业就是——为妈妈洗脚，当时，同学们都很茫然，因为我们平时在家都是娇生惯养的小公主或者是高高在上的小王子，平时都是妈妈帮我们洗脚，我们又何曾为妈妈洗过脚呢?
回到家以后，我不好意思开口，我决定吃完饭以后再来完成这项作业，吃完晚饭后，我和妈妈一起收拾家务，收拾完以后，妈妈一下子坐在沙发上，满头大汗，累的腰酸背痛。我终于说出了那句令我难以启齿的话：“妈妈，我帮您洗脚吧。”妈妈说：“不用了。”我说：“妈妈，您就让我帮您洗吧。”在我强烈的恳求下妈妈答应了。
我打好了适宜水温的一盆水，放在妈妈的面前，我开始帮妈妈脱袜子，妈妈争着要自己脱，在她的争执下，我争不过她，只好放弃，我看到了妈妈的手，妈妈的手粗糙极了，并且裂了好几道深深的口子，她的手再也没有以前的光滑和湿润了，我不禁鼻子一酸，脚洗好后，我又开始帮妈妈捶背，我无意间注意到了妈妈眼角的皱纹，随着时光的匆匆流逝，岁月夺走了妈妈年轻时所拥有的一切，它无情地在妈妈的眼角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妈妈为我，日夜奔波，变得苍老。
妈妈，我爱您!从现在开始，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报您，感恩您!
敬老院心得体会2虽然外公外婆、爷爷不在我的眼前，我不能够在他们面前做一些孝顺他们的事，但是我依然得帮助爸爸妈妈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以儆效尤!那我也已经打电话给他们了，也祝他们重阳节快乐!
既然我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便坐在冰冷的板凳上冥思苦想。刚好这个时候妈妈要去洗衣服了，还带了我的一双鞋子，我便想：既然妈妈不让我洗衣服，那我就帮妈妈洗那一双鞋吧。说实话，那实际上是帮我自己洗一双鞋!
自己想不如自己做，于是我便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我急忙跑下楼，对妈妈说，妈妈，我想帮你洗一双鞋，行吗，这样也算我帮外公外婆做一件家务事吧!妈妈犹豫了一会儿，但还是答应了。等妈妈洗完了衣服，我便开始洗自己的鞋子。
以前妈妈教过我，要洗鞋子，得先把鞋里的袜子拿出来洗。我拿出袜子，觉得臭极了，我想：爸爸妈妈是多么的关爱我啊，虽然我的袜子那么臭，但是依然帮我洗，这多么伟大啊。我得感谢他们!我洗好了袜子之后，把鞋垫拿出来洗，鞋垫很容易洗，两面都放点洗衣粉，两个一起刷，一下就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鞋子本身了。鞋子我穿了很长时间，本来很白的一双鞋，现在变得黑不溜秋。但是爸爸妈妈以前仍然不厌其烦的把我的鞋子洗的干干净净。真的对我很关爱，我真的不应该天天惹他们生气，不然我岂不是辜负了他们对我的用心良苦!
我拿了些洗衣粉，先抹在鞋子外面，在拿刷子用力的刷，好不容易才把这只鞋子的外表洗好。继而，我又弄了些洗衣粉抹在鞋子的里面，然后先把刷子放在鞋里，用力的左刷刷，右刷刷，上刷刷，下刷刷，费经心思才把这一只鞋子洗完呢!我也感到了爸爸妈妈的'洗鞋的不容易!
重阳敬老，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品德。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句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敬老院心得体会3敬老孝老，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也是我们的社会所倡导的美好品德。一个人没有孝心，就无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的亲人和我都是有孝心的人。
人们常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姑姑们就跟没嫁似的，至今和奶奶、爷爷的感情深厚。每一次母亲节时大姑都会备上精心挑选的礼物，来到奶奶家。而每次奶奶就像赔了多少钱似的，直啰嗦，硬是不收，不过最终都是以不辜负大姑的一番苦心，无奈之下的收下礼物。大姑还总是依靠自家是做买卖的，给爷爷奶奶买价格低廉、质量又好的电器、交通工具等。小姑婆家是卖牛肉的，每次来爷爷奶奶家都会给爷爷奶奶带来美味可口的牛肉，让爷爷和奶奶享尽口福。而我的爸爸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带许多鲜美的羊肉，给爷爷奶奶做羊肉汤喝。
可惜我们小孩儿没有能力挣钱，但我们会用包含着尊敬和敬爱的种种语言来“讨好”爷爷奶奶，他们都会不禁乐呵呵地笑起来。虽然我不会下厨，但我会帮爷爷奶奶添柴。每次饭后我总是不由自主的收拾饭桌、扫扫地，摆放椅子。我还会给奶奶讲我上学时所发生的一切趣事。每次奶奶都乐开了花，更加有活力了。
20--年正月初，爷爷虽说小病一场，可是惊动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小姑不顾工作忙，大姑不顾店里生意，都一心的照顾爷爷。就连我们小孩子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陪伴着爷爷，给爷爷带来欢乐。爷爷在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渐渐地康复了。我想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吧。
“百善孝为先”，以前我和家人做到了，今后我还会继续和亲人们一起做下去，做一个有孝心的人。
敬老院心得体会4早晨起来，一份热腾腾的早餐，那是母亲的爱;下雨时，头顶上方突然撑起的一把大伞，这是父亲的爱;考试考砸了时，鞭策我们努力学习，继续加油，这是父母的爱……也正是有了这些无私的爱，让我们在亲人的爱中成长，成人……
古语说得好：“百善孝为先。”意思是孝为许多种良好的品德中最重要的一种。作为子女，尽孝是我们必做的且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古代有黄香温席，埋儿奉母，弃官寻母的故事，现在仍有退学为母、背母上学等感人故事。这些都是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事，但都突出了一个主题——孝敬父母。
文立芳说过：“感恩不一定要感谢大恩大德，感恩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善于发现美并欣赏美的道德情操。”对我们来说，孝敬父母也不一定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要让父母舒心、省心、放心、开心、称心、顺心。
父母为了我们，可以说是操碎了心，当我们很小时，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教我们自理以及各种做人的道理，他们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不仅给予了我们宝贵的生命，还给予了我们一颗善良的心。所以，当他们累了时，我们可以帮他们捶捶背，找他们谈谈心，更不能只让他们记着我们的生日，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生日。
我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还要做到在社会生活中“尊老、敬老”。“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它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让这种精神永存。
敬老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也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如：在公共汽车中多站一会儿，少坐一会，给老人让个座;在他们过马路时，扶一会他们，使他们得到温暖;在敬老院中多与他们聊聊天，使他们快乐……
孝亲敬老，充实着我们的人生，使世界变得更美，使我们拥有爱心。让我们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去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吧!
敬老院心得体会5小时候爸爸妈妈常教育我“百善孝为先”，更是每天晚上都给我讲《二十四孝故事》。由于我只是听故事，并没有真正见证过“孝”，导致我对孝的理解只是停留在那王祥卧冰求鲤的寒冷上;停留在郭巨埋儿的无奈无情中。可后来我从妈妈身上懂得了什么是“孝”。
20--年初，我隐隐约约察觉到妈妈有些不对劲，每天总是早出晚归的。过了一段时间谜底就被揭开了——姥姥住院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心里也一直担心着姥姥。
又过了一段时间，妈妈彻底不回家了，她为了能够好好照顾姥姥，在医院里申请了陪床。妈妈每天都在医院里陪伴着姥姥，给姥姥说话解闷。姥姥病情较重，已经不能正常吃食物了，只能吃一些流食，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姥姥的病情没有好转，吃饭也变成吃一半吐一半了。每次妈妈端着自己做的粥，拿着小勺子一勺一勺的喂姥姥吃，边喂边将吐出来的污垢清理掉。每天下午妈妈都会推着姥姥出去看夕阳。下楼时，妈妈抬着轮椅;上楼时也抬着。每次出去看落日后妈妈的手都会被晒得红彤彤的。
十几天后姥姥出院了，不是姥姥康复了，而是姥姥已经放弃治疗了。妈妈跟着去了姥姥家，和大姨一起在姥姥的床前打地铺。每隔二十分钟就会给姥姥翻一次身，再揉一揉姥姥的手和脚。每天天不不亮就起床给姥姥煮饭。每天睡眠时间不足三小时。这些事情妈妈和大姨做起来毫无怨言，一心只停留在无微不至的照顾姥姥的身上。
一、建立学生对国学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找到自己兴趣所在，做喜欢的事，就能做到最好，而且很愉快。陶行知先生也曾经说过，当学生对于课程或某些东西有了兴趣，就会投入全部的精力来干好这个事情。所以学习和乐趣是分不开的，就如王羲之《兰亭序》中所说一样“...当其欣于所遇，不知老之将至...”。乌申斯基说：“没有丝毫兴趣的学习，将会扼杀孩子追求真理的欲望。”没错，很多时候大人在学习是也会感到范围，更何况是小孩子呢。幼儿园的中玩是孩子的天性，所以教学设计上要充满趣味性。让孩子们觉得朗诵国学经典是一件有趣的事，比如说可以学习古人的朗读背书的习惯，左右摇头，教师还可以依此编一套朗诵操，同时与音乐结合，这样的方式，学生才会提起兴趣，沉浸到国学学习中去。
二、信息技术的利用结合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仅能优化教学过程，还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我们知道，小孩子都是喜欢观看动画片的，他们对视觉的感触印很深刻，所以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能很好地开展朗诵活动。比如说《二十四孝》的故事，《三字经》等中的故事在网络中都是有动画素材的，这些东西教师讲解和朗诵是很难理解的，但是通过生动的动画，孩子会有很好的理解，感受其中的内涵。在学的过程中，孩子脑中浮现的不仅仅是场景，还有般配的文字内容，有利于记忆。配上标准的读音，孩子能很好的掌握读法。这种课堂与网络的结合，为课程添加了色彩。
三、效古法，仿古礼
幼儿园的孩子是好动的，他们有充沛的活力，而且还有很强的模仿能力。所以教师应该加大利用培养。可以在日常中让孩子学习古礼，来一次古人生活的体验，或者说古人学堂的生活体验。教师扮演以前的私塾先生，上课活动时都依据古法，这种亲身的体验，能让学生很好的理解国学经典。在模仿效仿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经典语句的学习朗诵，配合古礼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学生的兴趣也会更加高，学习效率自然不用说。学古礼古法不是说让孩子学习迂腐，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让学生理解文化，长期以来的的文化演变和文化传承。
四、举行朗诵活动，让朗诵变得丰富多彩
教师在幼儿教育上如果仅仅局限于提高兴趣在朗读是远远不够的，不管教师如何掌握学生的兴趣，久而久之，总会感到疲乏的，所以很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为国学经典朗诵活动注入一点新的活力和?恿Α1热缢道仕斜热?，设立奖励的制度，这样鼓励所有的学生都积极参与进来。朗读比赛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学生之间的评比，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能参与并且掌握朗诵的要点，训练学生的口才，着这个过程中，经典的朗诵活动也得到了有效的进行。另外，还可以举办有趣的游戏活动，比如说诗句接龙，这些能让学生对所学的东西更好的利用，达到耳熟能详的效果。
五、举行亲子活动
一般指的是与中国的传统节日或重大节日紧密相连的大型主题活动。我们引导幼儿认识中国的传统节日，不要局限于放几天假，出去玩几天。我们更应该从这些节日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教育意义上来着手。比如，端午节我们不仅可以在环境创设上悬挂香包，艾草，还可以请幼儿从家里带来粽子和小朋友一起品尝，不仅体验分享的快乐，更能结合故事和图片，视频，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对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产生崇敬之情；以《团团圆圆中秋节》为主题中秋节上，我们可以请爷爷奶奶来幼儿园和宝宝一起过节日，听奶奶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背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鼓励宝宝把月饼敬献给爷爷奶奶，在温馨的氛围中感受浓浓的亲情，体验尊老爱幼的美德。并在此基础上，可以延伸节日礼仪，道德习惯等方面的教育。大型亲子活动拉近了幼儿园、幼儿及家长的距离，，使家长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性，和幼儿园达成共识，达到家园共育的效果，也便于幼儿的国学教育进一步延伸到家庭中。
六、开展文艺节目
本地人称,姚氏宗祠是建在虾湖遗址上的,因为原虾湖中的白虾,下雨天会从祠堂内四水归堂天井蹦出来。本村耆宿姚庆春老先生讲,虾湖姚氏由婺源迁来,至今有60余代,以20年一代计,至少有1200年之久。据此推究,其始迁祖可能就生活在李白时代,“丕振家声”就指的是虾湖姚氏因款待过借宿的李白而长久荣耀于乡闻,而古徽州的婺源,应是其始迁祖之故里,古吴越的建德,则是其始祖之故里。民间文字常简约至极致,因此我们仅以一对祠堂联来推究虾湖及虾湖姚氏的来龙去脉,显然不具说服力。
据族谱记载,姚氏宗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至今至少有440年历史。据民间堪舆者称,姚氏宗祠所在的地脉呈燕子形,这对邻村南边姚的人丁兴旺、五谷丰登起破坏作用。于是南边姚铺了一条麻石路,弯弯曲曲游过来,取白蛇吞燕之意。随后不久,虾湖姚就在祠堂前半月形水塘边栽植一片桂竹,取桂竹打蛇之意。江南民间称竹子是蛇的母舅,蛇挨竹子打,不得不忍气吞声。因为南边姚的麻石路,虾湖姚的水塘桂竹,于今均荡然无存,因此该传说亦难以得到证实。
乡人傩早在周朝就有“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乡人傩来他家“索室驱疫”,挨个房间搜索、驱逐瘟神,他“朝服而立于阼阶”,显示其大学者的出色修养及远见卓识。孔子以“克己复礼”而著称,有人认为,孔子之所以对乡人傩恭敬如许,是因为他惯常关注礼仪细节,尊重乡人傩之敬神仪式。而我们则认为,孔子是忽略了乡人傩“驱鬼逐疫”之表象,赞赏其“祈福禳灾”之本质。时隔2500余年,我们于姚街村姚氏宗祠,看到姚街傩舞台楹联“古礼犹遵方相掌,祚阶如见素王仪”时,不免对孔子肃然起敬。
欣慰于神
姚街傩由傩仪、傩舞、傩戏三部分组成,其中傩仪最为古老,亦最为重要。对古老仪式的起源及本质,学术界至今仍在争论中。有学者认为,“仪式在一个社会里的作用,就是为神圣领域提供正确的行动准则,并为此种准则进入世俗领域提供一座桥梁……在仪式中,人们表达了对于神圣者的尊重、崇敬和惧怕的感情。”
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显然乡村比都市更为清晰而真切。曾长期被简单斥之为迷信活动的占卜仪式,如今在都市被不屑一顾,在乡村却流传不绝。姚街土地庙中有一对竹笋告子,村民占卜时,手持告子将其本人的某种疑难问题在心中默念一遍,然后任告子于手中自然落地,如此操作三回。两个告子一仰一合称圣告,两仰称阳告,两合称阴告,28种不同的占卜结果,被逐一罗列于墙上的《签诗榜》中。
《签诗榜>的设计极具民间色彩,每一种卜占结果,均以一则著名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为签名。如一阳两圣为“汉高祖赴宴”,一阳一阴一圣为“范蠡访西施”,两阴一圣为“伍子胥借兵”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签名底下,均有一首七言诗解疑释难。如一圣两阳“赵匡胤遇仙人”的签诗是:“仙人指路遇路通,劝君任意走西东,交贸求财不费力,任意合伙也相通。”一阳一圣一阳“赵云救主”的签诗是:“问安谋事与求财,吉人天相喜音来,风平浪静无他阻,赶取前程道路开。”
姚街人拿告子求神问卜,可能是一种古老的自卜筮;人与神直接对话,省略了算命先生那样的中介。我们曾不无担心地问:“假如告子倒地的时候没倒下去,既不是仰。也不是合,而是竖在地上,这该如何解释?”村民举重若轻道:“这是菩萨跟你开玩笑。”
江南民间言称菩萨,其外延要比佛教宽泛得多。阿弥陀佛是菩萨,玉皇大帝是菩萨,关公是菩萨,土地是菩萨;在徽州汪华及其八子(或九子)是菩萨,在贵池包拯、萧统是菩萨;而贵池姚街村的傩神菩萨就更宽泛了,不但傩戏主角刘文龙、孟姜女是菩萨,其配角张龙、赵虎也是菩萨。姚街村民拿告子占卜,是求助于菩萨的一种简单仪式。这种求助的结果,主要是取得当前的心理平衡,而不是以后的如愿以偿。仿佛在“世俗领域”遇到了心理障碍,就去“神圣领域”看一回心理医生。
姚街村正月初七至十五的重大傩事活动,是村民与菩萨一年一度的复杂交流,其仪式比拿告子占卜更神圣而周全、隆重而繁复,除“表达了对于神圣者的尊重、崇敬和惧怕的感情”,还享受了娱神、戏神的愉悦。
面具是傩神的附着物,因此面具于傩事不可或缺。傩神附着于面具的仪式被称为接神起圣,其附着地在村头社坛,有社石、社树见证。主持仪式者被称为年头,装载面具的轿子被称为龙亭,年头面对龙亭频频高呼“都来呀”,一个都不能少!姚街社坛立有“二十四位嚎啕神圣之位”,但该村实际傩神数为五组30位,有不同面具一一对应之。
解读傩神及傩神排位,于我们是饶有兴致的事。举第一组为例,它们是皇帝、皇母、包公、关公、父老、童子。姚街的皇帝傩神,并非特指某一位帝王,它不是玉皇大帝,也不是尧舜禹,更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姚街有《五星会》傩舞节目,福神、禄神、寿神、喜神、财神五位一同登台,福神是头领,戴皇帝面具,可见皇帝于傩事并无神权或皇权,只是排行老大而已。
龙亭中有龙椅,摆皇帝、父老、童子3尊面具,其余均置放于龙亭箱肚里。将父老、童子与皇帝相提并论,自然有尊老爱幼之意。凡有傩事活动的地方均民情淳朴。尊老爱幼的表象是社会和谐,其实质则是适应生存环境,保障人口繁衍。乡人傩是古代原始宗教的遗存,除驱鬼逐疫外,另有祈望生殖、繁衍之要求。
另外,我们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姚街傩居然将包公排在关公前面。中国民间视关公为帝神,乡村关帝庙随处可见,将包公凌驾于关帝之上,显然破坏了传统儒学的君臣制度。由此可见,乡人傩虽然接受诸多儒学观念,但不受儒学控制。显然姚街人更关注傩神的世俗功用,而不是它们的神职名位。在姚街人看来,“关公斩妖”与(包公)“陈州散粮”是各做各的事,并无高下之分。而就感情而言,姚街人觉得包公更亲切,因为包公曾当过他们的池州知府,包公在贵池开凿的四眼井留存至今。
面具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一是,它源于远古狩猎时期猎人的面部伪装,即戴不同的面具,迷惑同一种野兽。在傩事仪式中,被迷惑的显然是各种妖魔鬼怪。不过迷惑二字并不确切,因为在“神圣领域”中,傩神对妖怪以震慑而不是迷惑而出名;以五官的夸张,色彩的怪异,显示不同于人的神秘神性。
姚街的傩舞和傩戏,要戴着面具上台表演。戴上面具的表演者,就成了令人敬畏的傩神。但人与神毕竟有所不同,人对神必须讨好、迁就一番,于是就有了诸多傩事禁忌。比如不 许女人触摸面具,戴面具前必须沐浴净身,前一天晚上不得行,装了面具的龙亭不得走入丧事人家等等。据说人的身体内有一种气味叫厌气,会危害神的身心健康,而抬龙亭的人容易泄露厌气,必须频繁拿稻草把来熏。
就仪式而言,傩事活动完全不同于拿告子占卜,但它们的世俗目的是一致的,同样是求助于神,欣慰于神。姚街村最棒的傩舞是“舞伞”,戴童子面具的舞蹈者舞神伞出神入化,那神伞是拿五彩纸片糊成的,祈望本村本年度五谷丰登。不过有的村子是“舞滚灯”,手把竹制灯球上台起舞,舞蹈者是戴三眼面具的二郎神。因为那些村子饱受水灾之苦,请出主司水利的二郎神显然更具针对性。
不绝如缕
追究姚街傩的起源我们是浅尝辄止。其迎神下架断词中有这样一句话:“祖宗传流数百年,子孙遵守庆新年。”一是这句断词中的“数百年”是个误差很大的约数,二是不知道这句断词写于哪年哪月,三是断词所称的“祖宗”二字过于笼统,所以我们无法就此推定姚街傩初具规模于哪个朝代的哪一年。
江南傩的傩舞《舞伞》源自先秦的“绂舞”,《舞回子》源自唐朝的“醉胡腾”,其傩戏则源自宋金杂剧,故据此推断,姚街傩至少在宋金时期就已经成熟,至今至少有80。年历史。江南傩事活动,旧时以各姓氏宗族为独立单位进行,姚街自然由姚氏宗族来承办。以前姚街有九井三潭五房头,一年一房,五房姚姓轮流主持傩事。
姚街村又称荡里姚。如今荡里姚的老房子只有姚氏宗祠等寥寥几处。有村民领我们去村子北面的一个菜园子,告诉我们以前这地方叫“九十九间”,曾存在过一个庞大的明清建筑群,并将遗存至今的古井、老房基等逐一指给我们看。《姚氏宗谱》所称的兵燹,应该是时期的十年战乱。兵燹后的荡里姚大伤元气,不但无力维修老房子,任其坍塌,而且不得不将正月里的四夜傩戏减变为二夜。
《姚氏宗谱》又有如下记载:“耆老言,古时朝庙,仪仗外有秋千、台阁、高跷诸胜。又选俊童十余,著梨园服,扮故事,立人肩窝上,名曰‘站肩’。”朝庙指的是朝青山庙。位于刘街左近的青山庙始建于元大德年间,被供奉者是南朝萧梁昭明太子萧统。虽然萧统不在姚街傩神之列,但贵池民间早就尊其为神灵,称其为菩萨或主土,晚唐诗人罗隐有“神通高学识,天下神鬼师”诗句赞赏这位文人太子。
明朝的朝庙有“九社”之多,称“九社朝土主”。至民国时代减少至七社,称七堂菩萨。现在是六社,称六堂菩萨,分别是山外姚、南山柳、汪村、南边姚、西华姚、荡里姚。我们于元宵日随荡里姚浩浩荡荡前往青山庙,那儿是旗幡牌伞林立,敲锣打鼓喧闹,火铳、爆竹、鞭炮轰鸣,煞是混乱,振奋人心。但比起晚清的朝庙,却是少了秋千、台阁、高跷诸胜,亦少了著梨园服、扮故事的“站肩”俊童,这不免令人扼腕叹息。
旧时称唱傩戏为“两头红”,即指从当日西边出现晚霞起,至次日东边出现早霞止,而现在往往只唱到午夜时分就收场。且尺有所短,以驱鬼逐疫、护佑一方百姓为己任的诸傩神,在时期居然自身难保,销声匿迹十余年,姚街傩差点成为绝响。
早在之前,姚街傩的清代面具就给上级单位收走了,村头社坛旁的枫杨社树也倒了,唱目连戏搭戏台的4根粗大松木被沉入祠堂前半月形水塘里,只有傩戏衣服被侥幸保存。“破四旧”时,龙亭被毁坏,戏本子被焚烧,傩戏被禁演。到后来,准许唱旧戏时,年轻人已不知傩为何物。就在这时,本村姚克水老先生一鸣惊人,时年76岁的他,居然能够把全部傩仪、傩舞断词及傩戏台词,“从肚子里吐出来”,而且“唱什么像什么”,使“传流数百年”的姚街傩再现于姚氏宗祠,使姚街诸傩神劫后余生,而他本人,则病逝于1998年。
姚街傩于1992年恢复活动至今,就用的是姚克水口述、姚克宏笔录的《虾湖姚傩戏剧曲本》。姚克宏时年49岁,初中文化,毛笔字好,会写门对子。村头繁体字“虾湖”石碑,就是他书写、刻凿的。而姚街傩戏会现在的龙亭、二十四孝伞等,也是他设计的。他的多才多艺,至今为村民所称颂。有人讲,姚克宏生了病自己看药书捡中药吃是他精通中医,但也有人讲,他于2002年过早过世是他不肯去医院就医。
姚惟忠是村里的另一位出色人物,他享年79岁,于1988年辞世。在村民眼里,姚惟忠是傩戏全才,傩仪、戏文、锣鼓等样样精通。虽然姚惟忠生前没看到姚街傩的劫后复兴,但他把锣鼓艺术传给了长子姚有志,又把舞台艺术传给了次子姚有才,使姚街傩后继有人。今年75岁的姚有志,是姚街傩戏会主打鼓手:其兄弟姚有才于独舞《舞财神》、合舞《五星会》中饰财神,于傩戏《孟姜女》中饰砍柴的,是姚街傩主角之一。
乡人傩至今存留于皖南崇山峻岭的原因,不惟其地理上的封闭以及民风古朴。旧时有“无傩不成村”之说,这是指乡人傩于当地极为普遍。但更重要的是,村与村在傩事方面的差异。因各姓氏宗族的相对独立,祖训祖制的各不相同,彼此的遵古守旧有其自身沿革,且互不借鉴,互不传承,故其傩事活动的同质化较低,文化惯性较大;较之于其他地区,其延续性亦较强。就姚街村而言,姚惟忠、姚克水、姚克宏三人于本村傩戏会的复兴、传承起关键作用,功不可没。对江南民间智慧的睿哲深邃,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不绝如缕,我们管中窥豹,于此可见一斑。
乡土瑰宝
当地有一个传说,讲的是荷兰有个慈善组织,资助我国北方某地农村妇女脱贫,其惟一条件是看一场江南傩戏,联系方是林业部,表演方是贵池刘街乡某村傩戏会。我们无意去证实这个传说的真伪程度,假如确有其事,亦无意了解它的细节。对我们而言,知道北欧人居然对我国乡村傩戏感兴趣,居然看得出乡人傩最具中国特色,这就够了。即便是以讹传讹,也已昭示傩的魅力。
姚街乡人傩传达古代气息最地道的是傩舞。其舞蹈的古拙粗放,看似笨手笨脚,并非舞蹈者不谙舞步或疏于彩排,而是他们正一板一眼地承袭远古的原始动作,原汁而原味。就此而言,姚街傩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土地公公弯腰屈膝而行的独舞《舞土地》。灵巧有灵巧的美,笨拙有笨拙的美,有人对傩舞不以为然,其原因可能是忽略了美的笨拙与笨拙的差别。
古朴古拙是姚街傩舞的古老本色,而姚街傩仪的道具伞,却是精巧而精致。贵池刘街乡一带有“南边旗子荡里伞,刘锣戴铳汪札板”之说,这是讲荡里姚的神伞、仪仗伞做得好。神伞附着的是瘟神,于傩事中必须恭敬供奉小心翼翼,于傩事后必须撕伞烧伞送它回老家。姚街村的仪仗伞有黄龙伞、万民伞、二十四孝伞等等。要做得精致地道,伞面的绣花图案不得不拿到苏州去绣,这使制作成本急剧加重。
姚街村的龙亭也十分讲究,那是请了青阳老工匠精心雕刻的。其楼阁四角的小狮子,一天只雕一个,慢工出细活,不必赶时间。其制作年份是1992年,制作费高达7000元,加上油漆费用,超过1万元了。有村民对我们讲,现在要做这样一个,少 说5万块钱。但有的老人还是不满意,认为民国时期制作的那个老龙亭要比这精致得多。
其实傩舞的古朴古拙、傩仪道具的精巧精致,于我们是浮泛的外在观感,而内心的联想、激动乃至叹为观止,是感受到村民于傩神的虔诚,于土地的真挚,其乡土气息的浓郁,浓得化不开来。若将傩神简单视为皇帝、土地或包公,就容易把姚街傩事活动看作迷信活动,对它不屑一顾。但如果认为它是姚街人自古至今对不可知力的拟神,是其生存观念、伦理认知以及感情归依的共同载体,对它就不会妄加指责。
如今神的概念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古人借助于神所解决的人类生存、社会伦理、个人心理等问题,至今仍牢牢纠缠我们。在姚街我们用心观察乡人傩,不但因为它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宝贵遗存,是民间智慧的大放光芒,而且因为它在人类精神层面的多样性上,予我们以巨大感官感受及深刻内在启迪。2006年6月,包括姚街傩戏会在内的贵池傩,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遗产公示于国内外。
1．文本的真实性问题
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文本的是否真实可能并不成为问题，因为历史的真实不过是神话而已，史料亦无所谓真实与否，文本一旦形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无疑是极具深意和启发性的，不过在操作层面，做具体历史研究时，却恐怕很难不去考量史料的真实性而将所有史料等量齐观。不仅如此，通过对文本真实性的考察，其实亦正可藉此考量历史记载的形成过程与史料的性质。
当我们以现代眼光来阅读以上所列举的孝行记录，一定会感到很多内容实在匪夷所思，故也往往会将其视作封建迷信和传统文化中需予剔除的糟粕。概括起来，我们的疑虑大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方志记载中的情节不合事物之常理，缺乏现实可能性。像割股疗亲，人肉怎么可能治病？“母病，割股，愈”之类的记载实在是无稽之谈。而众多有关孝感的说法，比如，有人千里之外寻找父骸骨，不得，“日夜号泣，俄大雨溃封，得凾骨以归”，[1] “母丧，邻居失火，（江）士琇伏棺愿与俱焚，忽回风返火”，[2] 以及为母埋儿得银，为母捕鹿，有鹿就缚等等，更是荒诞不经，难以徵信。二是不少记载中的孝子之孝行是如此完美无缺，如此为了父母全然忘我，也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疑心这些记载是否存在人为扩大之嫌疑。这样一些疑虑势必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文本整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怀疑其是否有或者有怎样的事实依据。
然而，对当时人来说，这些可能并非问题。地方志除了乡镇志和山水、寺庙等志外，大都属于地方官府主持编纂的官修史书，其严肃性和正统性是勿容质疑的。方志中所记录的人和事都会有严格的文献和当时采访记录为依据。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会编造或篡改史实。比如，尽管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孝行获得报效的内容，像割股疗亲获效，遭遇火灾突然反风火熄等，但不效或未言及结果的记载也同样常常出现在方志中，如，
（明）汤秉廉，字惟洁，家贫耕田鬻盐以养父母。父年七十余，病笃，医药无效，割股疗之。[3]
赵座，……嗣父殁时，座方馆白下，不得视含殓，归而哭至死者三。本生父病剧，刲股疗之，卒，仍服丧三年。[4]
孟春，钱塘县芝松坊羊霸头人，……成化九年三月初六日夜，邻右火延燎迫其居，母王氏方卧不觉，春闻以归，不顾延焰，入负母，或止之，不听，遂与母俱焚死。[5]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呢？
首先，应该指出，今天我们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的种种疑惑可能正是现代观念的使然。长期的唯物主义与现代科学理性思想的熏染以及“现代人”的骄傲，让今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超自然的联系是不存在的，所谓的“孝感”不过是无稽之谈，纯属“迷信”，反映了古人的愚昧。同时，随着近代以来社会文化的剧烈变动，孝已不再是社会伦理之根本，社会对孝性的重视和推行程度亦随之极大减弱，这些，都可能使今人对文献中一意于双亲而不虑及自己的种种极端的孝行感到离奇、不解乃至怀疑。然而，这些在当时人看来，可能不仅不会觉得“愚昧”或“可笑”，相反，还可能会成为仿效的对象。比如，清代句容的俞璟妻王氏，有次俞璟“赴省应试，适姑病甚剧，王仓皇失措，默祷灶神曰：古有割股疗亲之事，妾愿效之。遂割股肉和药以进，姑获愈”。[6] 当然，我们不是说古人对这些都笃信不疑，争相效仿，但从诸如正史、方志等文献中不断丰富的孝行记载看，至少当时的主流意识是对这些现象和行为是相信和认可的。所以，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古今观念的差异所造成的。
其次，也应该看到，方志中种种孝行的集中记载乃是对广大时空的浓缩，这些并非俯拾皆是的普遍行为。若能置身于历史的情景之中，大概就会理解其中的很多行为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一者这些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上亦是少数；二者在当时，孝乃百行之原，伦理之本，深受国家和社会的推崇和提倡。不仅明清国家极力倡导孝道，主张“以孝治天下”，而且民间社会也以各种形式积极宣传推广孝道[7] 。此类多方位的倡导和说教无疑会对当时人的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当时的文献中，孝几无例外地被认为乃人之天性，这说明，通过文化的建构，孝已成为当时至少是部分人性情的组成部分，尽管因为追逐或功名利禄，很多人并不依性情行事，但对时人行为与社会舆论氛围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同时，一般来说，人总是希望自己的作为有所回报，或为物质上的报酬，或是精神上褒奖等“符号资本”的获取，从而使自己得到各不相同的认可。行孝固然需要付出艰辛的代价，但其可以因此获得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认可和奖赏、自我心里的满足等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方志的记载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众多孝子因为行孝而获得种种的嘉益。比如，
（清）曹声远，幼贸易吴门，闻母蒋氏病笃，星夜奔驰，途遇劫贼，声远泣而告之故，贼义而释之。至家吁天请代，刲股煎汤以进，母获愈，年九十四终。[8]
陈子远，徐田村人，明季父为盗所害，痛心饮泣，誓不与盗俱生。俄盗败窜，匿他境。远探得其所在，即率力士往擒之，斫其首以祭曰：“盗伏诛，可瞑目矣。”事闻有司，以其能复父仇，此孝子也，勿问。[9]
计甫草，好学能下人，吴门黄孝子向坚寻亲滇南归，甫草执挚事孝子，为门下生。或言孝子少文采，子何师？甫草曰：“子夏论学备矣，人固有能独身徒步求亲万里，蛮瘴之乡，虎豹、虺蛇、盗贼、风波、险阻、饥寒、疾病出，百死得生，又奉其二亲涉万里以归者乎？天地鬼神实敬之，而何吾之不师为？”[10]
支琮，字敬，将为庠生时，家贫，事母甚孝。每冬寒，母不能寐，尽以己衣覆之，自暖其足。有郡倅素慕其人，晨往候焉，良久不出迎。倅怪，问故，乃知其以青布袍覆母，恐惊动不敢启耳，且贫无他袍，竟以便服出见。倅叹息而去。周文襄公时抚吴中，尝厚恤之。仕终南京留守卫经历。[11]
]
许伯基立，以进士知海丰，每出见一老父月扫墓无间，使人问曰：“吾父母平生畏蛇虫，今虽殁，恐其潜挠，使体魄不安耳。”基感其孝，遗以洁服，请与乡饮大宾席，以励风俗。[12]
（明）夏汝复，字仲修，父石涯生六子，汝复幼出为朱氏后。石涯被罪，将远戍，诸子拥圜扉俟父出，汝复从众中抱父足哀号乞代，有司为更檄具其事，遣之。军吏睹檄叹曰：此孝子也，纵之归。[13]
哑儿，南里莫宅人。生而哑，幼即行乞于市，以所得钱养母，必市酒肉脯以供，人拎其孝，皆喜施予之。[14]
此类事例着实不胜枚举，仅以上所举，就可以看到，孝行在当时受到国家和官府以及民间社会的广泛敬重。文人学子可以因此声明大起而获得晋身的机会，普通人亦可因此在乡里社会得到高尚的声誉以及超出常人的资助，即便是乞儿，也会因孝而获得更多的施与。不仅如此，孝还可以使当事人免除灾难，官府可以因为孝而免治孝子之罪，就是盗贼也往往会对孝子网开一面。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些孝子行孝就是为了获取这样那样的好处，但这样的回报至少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值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对后来者的行为起到引导作用。
除了以上这类可以预期的现实回报外，行孝还可能因为感动天神而得到上苍意外的赐福，上文所述当时文献中众多有关孝感的记载充分地表达了行孝此类功效。孝感不仅可以使孝子们获得各种实际的酬谢，比如天赐钱物等，还能因此逃过人力难以避免的灾难，比如，
无锡县民顾成，娶钱氏女为媳。女暂归宁，时疫疠盛行，转輾缠染，成一家咸伏枕。女闻欲归，父母力阻之。女曰：“夫之娶妻，原为翁姑，今疾笃，何忍不往？即死无恨也。”只身就道。成昏愦中，见鬼物相语曰“孝妇至矣，我辈当速避，不然且获谴。”于是一家数口俱得无恙。[15]
沈如松，字子节，少好读书，善属文，家贫授徒得束脯以养父母。母病膈，取药三桥埠，归遇雷雨，同行两人震死，松亦昏眩不能言。雨止，两人闻空中云：沈孝子不可击。[16]
孝感之类的报应尽管不易得到证实，但在人们普遍信任这种联系的情况下，其对时人会起到激励作用也是勿庸置疑的。
最后，仅据以上两点，孝感之类记载的真实性依然是个问题。无论我们怎样解释，股肉疗亲获瘳、孝妇驱除疫鬼、伏柩反风火灭、雷电不击孝子等等，恐怕都不可能证明它们是真实的，然而，时人却是将其作为真实的事例加以记录的。要真正解释这一矛盾，还需对这些“荒唐”的“真实”文本可能的形成过程作出检视。
为说明问题，先来看以下事例：
来衡，字一之，成化乙未，海溢塘崩，捐资修筑。父为义子诬辟，公伏阙奏辨，获释后，从东粤还舟，溺于江，闻空中呼救孝子，忽一杖浮至，得凭以济。其杖至今尚存。世传其孝感云。[17]
赵维枚，父仁渊，年五十始举维枚，性至孝，母疾思食鲜蘑菇，不得，因上惠山顶寻之，力倦坐石上，旁有白如灵芝者，鲜蘑菇也。闻者异之。[18]
杨作鼎，字西京，事父母以孝闻。兄子章五已孤，与作鼎子同时出痘，章五症危，作鼎谓己年方富，尚可育子，章五死，兄无后矣。乃夜铸（祷）于庭，愿以己子代章五，翼日子殇而章五无恙。不数年，果复生子。[19]
林甲乙，早丧父，常佣作养母，母亡，家贫不能得美榇，遂以薄棺敛（殓）之。越数日，尸坏腐流液，淋漓不能止，秽闻于外，居邻皆恶之。甲乙因以瓷器盛其汁，捧之仰天恸苦，自咎曰：“此吾亲之遗体也，何狼戾若是哉？”遂尽饮之，流液遂止，秽气亦息。乡人异之，以为孝感所致。[20]
从前两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发现，在众多关于孝感的记载中，当事人的行为和结果其实均是现实社会中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只是有些偶然而已。后两则故事表面上似乎有些玄，但仔细分析，也同样可以看到行为与结果在现实中都是完全可能发生。两人同时出痘，症状危急的获愈而先表现出顺症的反殁在当时并非希罕之事，晚清时，周作人就和他的妹妹同时出痘，“当天花出起时，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妹的却很顺当”，但结果他有幸不死，而其妹却未能躲过劫难。[21] 至于林甲乙父尸的“流液遂止”也不奇怪，因为尸体流浓水只是在腐烂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现象，流到一定程度自然停止。由此可见，孝感故事中让今人感到荒唐而不能理解的主要并不是行为和结果本身，而是行为与偶然的结果之间的联系。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种种互不关联的现象在历史长河中，偶然地联系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孝与孝感的既有观念，人们又往往将这种偶然视为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必然，而这种本不存在的联系一旦形成，后人又会戴着放大镜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极力搜寻类似的偶然并加以附会，于是一个个离奇的孝感故事形成了。前面已经谈到，明清方志中大量孝行故事，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孝感故事，大都不无长期以来逐渐编纂成的“二十四孝”中故事的痕迹。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孝行故事如上的形成轨迹。当然，在有些事例中，由于加入了一些人为的因素，还可能使得偶然变得更为可能，比如割股疗亲，孝子的股肉固然于治病殊难取效，但从当时的记载可以知道，当时割股后，一般都是“和药以进”，由于有了药物的作用，产生效果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另外，也不能排除有些故事中的情节的形成，是因为由孝感之类既有观念导致的当事人的某种主观幻觉，或者当事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地位而有意编造。比如，在上举无锡顾成之媳因孝却疫鬼的故事中，极有可能是出于以上两个方面原因中的一个，而以下故事似乎更有可能出自有意编造。
江皋，字嘿含，……幼丧父，（哀）如成人，母病，吁天请代，遂得愈。丙戌避乱，为盗所伤，昏晕中若有神曰：“江孝子无恙，天将佑汝。”後得瘥。[22]
这些故事由于与主流观念合拍，且又迎合了国家与社会宣扬孝道的需要，故易于为国家和主流社会所采信。这些无疑都使得原来玄虚的故得更加“真实”，得越来越多的离奇孝行被“真实”记录下来。
2， 愚孝问题
上文业已指出，愚孝行为的日渐突出乃是明清时期孝行的一大特征，所谓的愚孝，不仅是指孝行本身，比如割股、殉身等在今日看来缺乏合理性，同时，从权利义务关系来说，具有孝子责任与义务的单向性和无限性，也就说，孝子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的绝对的、无条件的，而不必顾及子女的权利和父母的责任。很明显，就理论上讲，这样的孝道伦理并不具有公平、正义的原则，事实上，从上文围绕愚孝所举的事例中，很容易看到，若从孝子的立场而言，很多事迹非但没有公平正义和人权可言，甚或简直就没有人性和人道。如果父母不仁不义，孝子不仅不能反抗或怨恨，长大后反而应以德报怨，以孝易暴。为了疗救双亲，孝子不仅要侍奉汤药，而且应不惜一切直至生命，于是祷神请减己算以益父母，刲股、割肝乃至剖胸以进等等孝行便不绝于书。对于这些行为，国家和主流观念并没有严加申饬和禁止，反而大加褒奖和倡导。这似乎就给人一种印象，当时的主流社会在有关孝行的宣传倡导方面，既没有公正原则，又不讲人情。然而，无论是公正抑或人情，几乎都是人人不可或缺的，一个不讲公正、人情的社会能长期延续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当时的统治者往往以“勤政爱民”相标榜，而且国家和社会均将对这类孝行的旌表宣扬视为敦励教化、移风易俗的重要举措，所以地方官每每以此作为自己的守土爱民之责，一些文人还把发掘孝行故事看作是“士君子居乡之责”。[23]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明清时期愚孝行为的相对盛行呢？
首先，应该指出，“愚孝”之说并非始自今日，像刲股疗亲之类的行为，当时就被目为愚孝。为此，清大儒焦循还专门作《愚孝论》以辩之，他说；
李氏之子以亲疾刲股肉至于死，或诮其愚且诋其非，焦子称之，何也？称其愚也，刲股之为愚，不独智者知之，愚者亦知之。余尝与湖荡中绝不知书之人语说及此，皆知刲股愚孝不可为。李氏之子居郡城，素读书，其知之当更过于湖荡中诸无识者，一旦临亲之疾而行之，自若向所知为愚者固忘之，其忘之何也？心一于亲，不知其愚，一不知其为不愚也。盖当是时为之亲者奄息欲，在床，求之医药弗效，求之鬼神亦弗效，苟有可以活亲者无弗为也。斯时之可以活亲者，诚舍刲股之事，别无所出，而且传之故老，载诸简编者，皆刺刺称其效之如响，奈何以其愚不一试之？……余恐邪说之惑人，急为论而明之。[24]
也就说，虽然当时几乎谁都知道“刲股之为愚”，但因为当事人出于至诚之孝，其心可嘉，故仍值得褒扬。正因如此，乾隆《吴江县志》的编纂者一方面认为此事“盖以事非中道，旌之则愚民转相仿效，而伤生绝嗣者日多也。是则传其事以列于孝友，于义固未当。”但另一方面，“其爱亲之极，杀身不顾，一念之精诚，足以感人心脾，故宋元皆旌之。而莫、徐二志，并为立传，今亦循其例”。[25] 可见，时人对愚孝行为的彰扬，并不是看不到其中的问题，而是认为相对于“孝心”，其他问题比较次要而已。
其次，除了认为“孝”为最高伦理之外，时人对愚孝的宣扬可能还有更为现实的考虑，毕竟在现实社会中，人贪图自己的功名利禄和生活享受而不顾或少顾父母者要远远多于不顾自己而一心为了双亲的孝子。正因如此，当时的文人君子才觉得更有必要彰扬这些超人的孝行，一者“上以绍前徽，即下以励后起可也”，[26] 二者，鉴于时人之所以会由声色货利之诱而使孝之本性反遭蒙蔽，往往是因“无大声疾呼者之发其聋聩故也”，[27] 所以榜样的树立无疑可以对业已遭受蒙蔽的天性起到振聋发聩之功效。同时，相对于子女不孝，父母不慈出现的概率毕竟微乎其微，所以专注于子女的责任与义务而忽视父母的责任，从现实层面上讲，也是有针对性的合理之举。而且，对于榜样的效法来说，往往是取法乎上而得乎其中，因此，并不用担心愚孝行为中的种种不合理的超人之处会人人完全效法，后人能得其中之一二，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由此可见，对愚孝彰扬并表明时人不懂人情事故，而是一方面乃观念的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现实策略。通过上面论述，我们已可以理解当时的国家和士人之所以要宣扬今人看来缺乏人性的愚孝行为，不过，何以他们会将这类不够人性的行为视为爱民和敦教化之举，依然是个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正体现出了出当时社会甚至中国社会的一种思想文化取向，即追求整体秩序的稳定而甚少关心个人的责权。因为他们的爱民和敦教化、移风俗，追求的是整体民风的淳朴、民心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唯有如此，民众才能安居乐业，才能沐浴浩荡之皇恩，社稷江山也才得以稳固。作为整体社会一分子的个体，其所作所为、所欲所愿，只有在成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过程中一环时才有意义，否则，便是无关宏旨的细微末节，不足挂齿。因此，个人其实只是追求整体社会安定的道具而已，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性。
3．从明到清的变化问题
上文已经指出，从明到清，方志中有关孝行的记载，不仅数量急剧增加，内容不断丰富，而且文本的表述日趋完备，孝子形象的榜样性也趋于增强。这些变化反映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些变化呢？
将明、清的方志两相对照，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孝行在数量上的急剧增加了，若流于直观，可能很容易认为，清代的孝子远多于明代，或者说清人比明人更孝顺。但实际上，恐怕不见得一定如此，原因很简单，文本因为受国家政策、社会思潮、社会文化资源以及编纂者的主观意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非现实生活的完全实录，故文本上的差异也未必一定反映现实的差异，就像在当今社会，某一时期媒体有关“活雷锋”的报道特别频繁，未必说明那时社会上好人好事就真的比别的时候多。因此，首先应该做的恐怕还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考察一下文本上的数量变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特别重视孝道和孝治的宣传与贯彻。尽管孝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西汉时就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而且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不过，清朝统治者由于受历史发展特殊的满族文化和儒家学说的双重影响，对孝治推崇备至，同时出于掩盖民族矛盾、证明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也促使其极力推行孝治，这些都使清朝的孝治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将孝治推向极致的时代”。清的孝治主要通过对“上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的颁布和强力推行上，同时也体现在官僚制度、法律和旌孝与尚老的政策中，通过全方位的努力，让上至官员，下至的普通百姓，无不纳于孝治政策之下。[28] 国家这些政策势必会影响到作为官府文献的编纂，是方志的编纂者更加注意对孝行的搜集的记录。
第二，清代的社会文化资源与明代相比也更见丰富。现有的研究业已表明，清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较以往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就社会文化资源而言，在清代江南，无论文化教育，比如私塾、书院、族学等的兴办，还是图书出版与收藏事业，均趋于繁荣。[29] 方志的详备无疑需要相应人力、物力和充足的各类乡邦文献为基础。它们的编纂除了一部分采访资料外，主要依靠各种文献，且不论人力与物力，仅就资料而言，清代的条件也明显好于明代。清代方志编纂者显然有更多的资料可供采择，比如旧有方志（包括清代才大量出现的乡镇志）、族谱、文集、笔记等等。这就使得清代方志对有关孝行的记载更为详备。这种详备不仅体现在对当朝孝行的记录上，有关明代孝行的记录也同样比明代方志详备。不仅如此，清代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社会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社会的求学应试的儒生大大增长，但学额却基本仍基本维持在明代的水平，故自乾隆中期以来，特别是在江南社会，出现大量仅有初级功名和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儒生化”的倾向[30] 。这些没有较高功名、又乏丰厚祖产、感到前途未卜的儒生，除了投身于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外，在当时强烈的推崇孝道的氛围中，亦完全可能通过对孝道的身体力行和对社会中出现各种孝道的发掘记录来疏解对前途的焦虑、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是不难想见的。这从清代孝行传主的身份更多的乃地位不高的读书人这一点上至少可以得到部分证实。另外，清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二十四孝”之类故事大量翻刻和不断增补的现象[31] 亦说明了这一点。以上这些无疑都有利于有比明代多得多的孝行出现在清代的方志中。
第三，明清方志记载孝行的取向也有不同。前面已经指出，与明代方志相比，清代方志更注意记载孝行中庸行，显而易见，相对于奇节，庸行乃孝行的主体。
当然从理论上讲，国家和士人对行孝进一步重视，应有可能使清代孝风更甚于明代。不过，仅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一时还难以证实这一点。由此可见，明清方志中孝行数量的差异主要并不说明孝风盛行与否，而是体现出了国家政策、社会文化资源以及文本记载原则等方面的某些不同。此外，从明到清的其他一些变化，还表现出清代在孝的倡导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宣传策略的更趋成熟。社会对孝的倡导途径，除了现有研究业已指出的国家对“六谕”、《圣谕广训》等的推广以及《孝行录》、《百孝图》等文献的流传外，方志中孝行的记载对民间社会孝的倡导作用亦不可忽视，首先孝子的被记载对孝子之亲友及后代无疑具有激励作用，其次孝行对社会也具有榜样的力量。因此，方志中孝行记录的丰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孝行倡导和实践的社会化和民间化程度的加深。同时，清代方志的“孝友传”更注重对庸行的记载和通过加法和减法使文本更加完备和具有榜样性等，表现出清代在孝行的宣传策略方面更趋成熟。
四、孝行与家庭生活
1．孝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孝为万事之源，百行之先”，[32] 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元德，因此孝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影响必然是深入而广泛的，甚至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产生了根源性、本质性的影响。[33] 不过孝初始也是最基本的含义乃是“善事父母”，顺亲敬亲，因而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也是最直接和基本的。总体而言，孝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无疑是正面的，现代的诸多研究者也往往主要从这一意义上来阐发孝的现代价值。[34] 关于孝对家庭生活的一般影响，比如，有利于子女赡养双亲、家庭和睦、敬老养老等等，现有的研究已多有论述，而且古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与此不赘。这里仅主要依据方志记载对明清时期孝对家庭生活的重要影响做一梳理。就管见所及，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利于家庭的稳定。
孝主张“爱敬忠顺”，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些无疑有利于家庭的稳定。不过，孝对稳定家庭的作用并不限于融洽家庭成员的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可能将家庭中的各种矛盾控制的一定的范围之内，毕竟家庭中，特别是主干和联合家庭中，人际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家庭关系中，最基本的当属亲子关系与夫妇关系。由于孝道特别强调敬顺父母，故而往往能促使子女顺从父母的意志而保持家庭的稳定，比如，
（明）张瑶，字朝贡，举乡荐，性孝。其妻以疾不悦于姑，姑欲出之。瑶心知无罪，令归依母氏，终生不娶。[35]
王尚仁，字桂阳，少孤，善事母。年弱冠，业贾起家，万余金析其半与弟思则。继而思则怵于邪说，以阴事中兄，首县罪且不测，及事白，弟坐诬，知县绳以法。尚仁力为求免，弗听，乃泣诉曰：“如是则伤我母心矣，愿以身代弟。”知县感其诚，乃免思则罪。事在崇祯中。[36]
王尔康，字纯瑕，……（父）临终前命之曰：“汝兄尔泰，资禀太弱，不能治生产，家务汝一身当之，谨护汝兄，我目瞑矣。”父卒，奉母及兄嫂孝友兼至，……终生同居，兄两女一子，为之婚嫁。门户虽独当，然必禀命乃行。……同治三年四月，卒于申江旅舍。[37]
从以上事例和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的孝具有责任与义务的单向性和片面性，追求的是整体的和谐稳定，而比较不注意公正、人情。从现代的观念来看，这当然是可议的，不过就当时来说，对家庭的稳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毕竟家庭内纠纷往往不是可以道理和对错完全解决的。就夫妇关系来说，传统的夫妇关系主要以“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孝道为本，是超本能的，超出男女爱情之上的。[38] 正是基于孝道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使今天看来畸形的家庭形式，比如一夫多妻在当时能稳定地存在。也正因如此，在当时的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妻子因为无后而主动为妻子纳妾，比如，
镇江靳翁五十无子，训蒙于金坛。其夫人鬻衩梳买邻女为侍妾。翁以冬至归家，夫人置酒于房，以邻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颇良，买为妾，或可延靳家之嗣。[39]
由此可见，对孝道的倡导和孝行的相对盛行对维护家庭的稳定，特别是核心家庭以外的较复杂家庭的维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传统中国的家庭结构，以往人们往往以“封建大家庭”来指代，似乎古代中国的家庭以大家庭为主，然而1980年代以后，的一些数量统计使人们发现中国各代的人口规模其实并不大，大都在五六口上下，于是一反以前的大家庭论，对历史上的家庭结构和规模的认识有不断小型化的趋势，它表现为大型家庭小型化，小型家庭前趋化。[40] 故而小家庭论一时又渐成“共识”。若仅以人口数量而论，除少数义门大家庭和官僚、贵族家庭外，当时的家庭以规模不大的小家庭为主当不成问题，不过，如果考虑到家庭结构，将小家庭定义为以一夫一妻为主的核心家庭的话，那情形恐怕就未必如此了。郑振满通过对明清福建的分家文书的考察，指出，“传统家庭的‘成长极限’，一般不是主干家庭，而是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我们还发现，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的演变趋势，可能不是完全分解为小家庭，而是导续大家庭的持续发展。……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总体格局，表现为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的动态平衡；甚至可以说，在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中，大家庭的发展机会可能超过小家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41] 许檀根据咸丰中叶捻军攻打山东宁海州后，当地绅士王梦泉对此次战役中当地死亡人口所做的登录资料得出，在197个“一家同殉”家庭中，核心家庭占35.53％，直系家庭占29.44％，联合家庭占32.99％，有严重缺损的家庭占2.03％。[42]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核心家庭以外的较复杂家庭其实在社会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家庭结构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不是孝道伦理完全可以解释的，但这至少表明当时社会对孝行积极的倡导和实践机制与举措，对维护家庭，特别是较复杂家庭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也说明，在探讨家庭规模和结构时亦不可矫枉过正，为反对大家庭说而过分强调当时社会的小家庭化。
二、有利于促进家庭承担更多的社会救济功能。
孝是一个相当具有伸缩和延展性的概念，它以敬亲爱亲为基点和起点，并注重将这种仁爱之心扩展至夫妻、兄弟乃至戚友。[43]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文献中孝子往往在大家庭中，无条件地担负起赡养每个家庭成员的职责，除了父母、子女外，还有寡居无依的姊妹、兄弟及其子女、叔伯等。比如，
钱朝熙，字二愚，事父母有至性，乡里皆称钱孝子。与兄袁英同居终身无私财，虽小事必咨而后行。两姊早寡，时周给之，而迎养其无子者。[44]
杨元龙，字恺若，性慷慨尚义。少贫，兄蚤世，遗孤廷甫晬，元龙抚如子。既自以贾致富，遂以其财与廷平分之。与人交，然诺不欺，有以急难告，必曲为之筹。乾隆丙子，出粟赈饥，给州同衔[45]
张骞，……仲弟为翁钟爱，生给日用，没则厚殓以慰亲心。[46]
沈奎，字天祥，性孝友。……诸昆弟及亲戚有不足者，皆取资于奎。一弟与妹婿且死，抚其子，尤有恩。[47]
戎宪，坊郭人，幼丧母，事父哲孝，……宪异居叔智及婶皋氏无子，迎养如己亲，人曰：何厚如此？宪曰：叔，吾父同岂薄之，是薄吾父也。事之不懈。叔亦以寿终。[48]
不过，也应该指出，当时的孝行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正面。比如像刲股疗亲之类，往往有可能使当事人身受重创甚至一命呜呼，这些孝子一般都为家庭的骨干，他们的受伤或死亡必然会对家庭生活的正常维持造成非常不利影响，甚至导致家庭解组。为了父母出妻，虽然暂时维持了家庭的维持，但却破坏了夫妻生活。以身殉亲或代亲受过，也同样会破坏家庭生活。明初昆山的陆安的父亲德甫因罪坐大辟，“时国法方严，即当弃市。安时年二十，随父抵京，痛不忍舍，伏阙哀请，愿以身代，诏许之。临刑之日，从容就刃，观者咸泣下称叹。德甫持安骨归，妻钟氏抱骨哭，尽哀即自经死。”[49] 父亲的命虽保住了，但对陆安夫妇来说，却是家破人亡。有些礼法，比如亲死，孝子要庐墓三年，拘泥于这一礼法，势必于家庭生活不利。另外，当时常见的“千里寻亲”或“千里拾骼或归榇”的孝行，若能顺利找回亲人，当然很好，但当时很多孝子往往唯有一腔孝心，所做的多为漫无目的“大海捞针”式的寻找，结果自然殊难理想。家庭骨干的长期外出，不仅造成家人的进一步离别，还可能使一些家庭经济面临困境。比如晚清杭州人宋子容寿昌，“道光初其父官云南，纳妾生宋，三岁而父殁，嫡母携之归浙，留其母于滇。年稍长，微闻其事，欲往寻，以嫡母在不敢行。宋初不名寿昌，感宋时朱寿昌事，遂易今名。其后嫡母卒，以贫故游粤东。丁巳闻人言生母犹在滇中，乃决意往寻，戚友以剧病未愈，况传言未足信，咸劝止之。宋唯唯，一日，忽弃妻子去所，亲遣人追之不及，比闻，已抵云南矣。”这样的寻亲显然十分盲目，找到可能性极小，却反而会对家庭生活造成严重破坏。不仅如此，有时候，即使有幸找到，也可能因为情势的变化，带来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
（清）曹茂春，吴氏仆也。甫三岁，其父远逸，母守主家。茂春长闻父在闽，泣辞母，赍五日粮，携一袭衣，出寻父。抵衢州，过仙霞岭，薄暮遇虎，直前叱之，虎帖耳去。遂抵福州。初，其父至闽，投督标下，会台湾生番越界，调往征之，有功归，多获赏赉，复娶妻生二子，置产土著。留茂春数月，遣归迎其母。遂返白父命，母不可，再往复命于父，则父死矣。后母挈其弟改适台湾，茂春渡海抵台，访遇之，询父葬处，后母言在某乡某邱，茂春欲挟弟归，后母不许，复渡海至闽，谋负父骨归葬。至其所，墓无封识，卒莫能辨，悲号行乞归。主高其行，脱仆籍。[50]
曹茂春外出寻父，有幸找到，本来是件好事，不过其父已另建家庭，即便如此，也还不坏，更糟糕的是，待他第二次回去复父命时，其父竟已不在人世，而后母又远嫁他乡。尽管文献本身没说什么，但其中的蹊跷是显而易见的。其父死于不测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事实明摆着，若茂春母子来闽，势必会分其父之爱以及家财。
2．孝与家庭生活的时代性
现代研究者大概谁也不会天真地因为明清文献中大量的孝行记录而认为当时社会到处都是孝子顺孙，毫无疑问，这些孝子尽管不会是当时社会孝子的全部，但也无不是凤毛麟角的典型。相对于孝子，当时的不孝子孙必然更多，这一点，就是依据方志中的孝行记载也不难看出，比如，
刘晋，昌国人。嘉靖三十二年，倭贼入城，其祖老疾，不能行，家人各挈妻子走，惟晋负其祖而逃，贼将及，祖曰：我老甘死，汝宜速去，晋不忍，遂俱被杀。[51]
不过，若仅仅满足于这类“反解法”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孝子孙是任何时期都大量存在的，为什么偏偏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孝行记录？难道它们都是些缺乏社会现实基础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正反两方面来解读这些史料。上文的探讨已经指出，明清特别是清代，孝行记录的大量增加主要体现当时国家政策、社会文化资源与记载原则等方面的变化，并不一定表示孝子数量的绝对增加。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以及文本本身的力量也必然会当时的孝风产生某种积极的影响，从而促进社会对行孝的更加重视。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孝行记录与其他文献中，比如法律文件等，大量的不孝记录都是“真实”的，当时之所以出现众多今日看来颇不可思议的孝行，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当我们今天对有些孝行（不是指孝感之类）感到疑问时，其实正反映出当时与现代孝之社会文化氛围的巨大差异。也就说，虽然这些孝行并非当时社会的主流，但它们仍体现出了当时社会可能更注意孝的时代特性。而与孝道有关的，当时的家庭相对更为稳定、大家庭相对较多以及家庭具有更多的社会保障功能等等，亦在家庭生活方面，呈现出了一种与今日颇为不同的历史特征。
转贴于 五、结论
对地方志在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明清史研究中极端重要的地位，现代恐怕很少有人会感到怀疑，事实上，在现代明清史特别是明清地域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方志早已成为研究者最为倚重的资料之一。不过现有的研究往往是在将其作为某种的“真实的记录”的意义加以利用的，而很少在利用方志呈现或解读历史的同时，对这一重要文本的限度和意义作出探讨。有鉴于此，本文以明清江南方志中内容丰富的“孝友传”为资料基础，在梳理呈现明清时期的孝行与家庭生活的同时，着力探讨了方志“孝友传”之类文本的限度、其背后所蕴涵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意涵与编纂者的意图、文本可能的形成过程，进而对该如何来认识这些文本以及这些文本所体现的历史经验做了讨论。限于篇幅，这里不再概述论文主旨，而只想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只要抱“理解之同情”，置身历史的情境中来理解认识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即使是初看起来非常荒诞不经的记载，也非完全不可理喻。任何历史的记载，无不是编撰者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时代的思想观念与需要，以及个人的意识和意愿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如何，其都会至少从某一方面透露出历史的真实信息。由于时代的变迁，其中很多现象和信息就今天的认识看，已显得有些匪夷所思甚至荒唐可笑了，在科学十分昌明的今天，无尚骄傲的科学思想自然而然地会让我们对此产生蔑视和排斥的心态。然而，若历史的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历史的长河中亦不过是曾经的一瞬，未必见得有什么特别的敖人。我们固然不应对自己的时代和时代观念缺乏信心，但显然也应该自觉到当代的思想认识远非的绝对的真理。显而易见，任何的人类文化遗产都值得我们用心去珍视。对众多不易理解的历史记载特别是一些重要史籍中的这类记录轻易的拒斥，可能让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对历史呈现与理解的偏差，更重要的还是今人更好、更全面反省自身的机会。上文的论述已然说明，只要尽可能地祛除偏见、增强历史感，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那些即便初看起来愚昧可笑的现象也绝非是不可解释和理喻的，与其他一些“正常”的史料相比，它们或许承载着更多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讯息。
第二，所谓的榜样，虽然不能说是虚构的，但他们的形成，几乎无一不受当时社会观念与书写者主观意图的“污染”。中国传统上是个非常重视道德并力图通过道德来维系天下和统治秩序的国家。故而，作为道德承载体的榜样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事实上，古往今来，每一个时代，榜样都层出不穷。这些榜样既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担负着时代的需要。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孝子这类榜样既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亦非全面的“真实”，都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观念、宣传需要以及书写者主观意图等因素的影响，或者说“污染”，他们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持续加工甚至说“造假”的过程。他们的意义可能主要并不在于让普通大众全面地模仿，而是在社会上造成某种氛围，以便国家更广泛深入向普通民众灌输和推行“主流”的思想文化观念。
第三，从时人对奇节、愚孝等事务的议论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整体而轻个人的特点。仅仅将个体视为为实现整体社会秩序和目标的一个环节或者工具，而几乎完全忽视个体本身的目的性，认识不到个体也是自为的，自成目的。这一取向当然不是没有好处，但显然不利于个体权利的保障和对幸福的追求。虽然可以说追求整体的和谐也是为了个体的安稳，但必须看到，整体秩序和目标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特别是是在一个极力追求发展的社会中，这样的取向必然导致作为工具的个体向作为目的的个体的转变变得遥遥无期。
转贴于 注释
[1] 嘉靖《昆山县志》卷11《人物·孝友》，34b页，“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2] 光绪《嘉兴府志》卷51《嘉兴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352页。
[3] 光绪《嘉兴府志》卷57《海盐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600页。
[4] 乾隆《吴江县志》卷37《别录》，“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1098页。
[5] 成化《杭州府志》卷45《孝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 636页。
[6] 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4《列女·孝妇》，“集成·江苏”，第35册，348页。
[7] 参阅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96－104页；常建华：《〈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1期；《清朝孝治政策述略》，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8] 光绪《嘉兴府志》卷61《桐乡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4册，1805页。
[9] 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卷6《孝行》，清抄本，第25b页。
[10] 乾隆《吴江县志》卷37《别录》，“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1104页。
[11] 嘉靖《昆山县志》卷11《人物·孝友》，38a-38b页，“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12] 万历《昆山县志》卷8《杂记》，“丛书·华中”，第433号，第2册，572页。
[13] 道光《江阴县志》卷16《人物·孝弟》，“丛书·华中”，456号，第4册， 1718－1719页。
[14]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29页。
[15] 董含：《三冈识略》卷4“补遗”，致之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6] 道光《武康县志》卷19《列传》，“丛书·华中”，第565号，第4册，1217页。
[17] 康熙《萧山县志》卷19《人物·孝义》，“丛书·华中”，第597号，第2册，744页。
[18]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27页。
[19]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28页。
[20] 永乐《乐清县志》卷7《人物·孝友》，15b-16a页，“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本。林甲乙系元代人，但首先记载于明代方志中，故应不妨碍以此来探讨文本的形成。
[21] 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22] 光绪《嘉兴府志》卷51《嘉兴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350页。
[23] 孙原湘：《天真阁集》卷49《浦孝子传》，1a页，光绪十三年重刻本。
[24] 焦循：《雕菰集》卷8《愚孝论》，21b-22b页，道光四年刻本。
[25] 乾隆《吴江县志》卷30《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915页。
[26]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九，5b页，民国七年刘氏求恕堂刻本。
[27] 吕泰运：《孝行录序》，载《前后孝行录》。
[28] 常建华：《〈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1期，147－158页；《清朝孝治政策述略》，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45－150页。
[29]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0－60页。
[30] 参阅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01－202、239页。
[31] 参阅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289－291页。
[32] 吕晋昭：《孝行录跋》，载《前后孝行录》。
[33] 有关孝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综合影响，可参阅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145－231页。
[34] 比如，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357－382页；邹效维、解保军：《孝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意义》，《学术交流》1997年4期。
[35] 光绪《嘉兴府志》卷51《嘉兴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346页。
[36] 乾隆《吴江县志》卷30《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910页。
[37]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29《孝友》，“丛书·华中”，第19号，第2册，513页。
[38]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157页。
[39] 光绪《丹徒县志》卷60《杂缀·纪闻》，“丛书·华中”，第11号，第3册，1259－1260页。
[40] 参阅胡中生、余新忠：《百年来明清家庭史研究综述》（待刊稿）。
[41] 郑振满：《明清福建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
[42] 许檀：《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4期
[43]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157－159页。
[44]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22页。
[45] 光绪《嘉兴府志》卷53《秀水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447页。
[46] 光绪《嘉兴府志》卷55《嘉善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523页。
[47] 乾隆《吴江县志》卷30《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906页。
[48] 弘治《句容县志》卷6《孝子》，50b页，“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
[49] 万历《昆山县志》卷7《人物·独行》，“丛书·华中”，第433号，第2册，483－484页。
如果青春期意味着叛逆、放纵、随心所欲，那么妮可・里奇Nicole Richie度过了相当漫长的青春期。从“一字头”到“二字头”的时光里，她活得很随意，一种用力过猛的随意。她如今的生活，是2岁的女儿哈露、8个月大的儿子麻雀仔，自创时装品牌Winter Kate、珠宝配饰品牌House of Harlow 1960，
还有慈善。两年间，这个时尚偶像的人生以加速度步入了正轨，而新人生的开启固然与孩子有关，但在改变这件事上，她本人才是唯一的原因……
如果要为安徒生童话《丑小鸭》找个现实版本，最适合的人便是妮可・里奇。从毫不起眼到时尚偶像，从问题少女到模范妈妈，她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
纽约，晚上8点30分，天气宜人，妮可整装待发，要去参加一场派对。不过，并不是她过去经常厮混的那种被小报头条津津乐道的派对，现在，她是去工作，以设计师和生意人的身份。她穿着自己的设计――Winter Kate孔雀羽毛印花真丝长开衫和House of Harlow1960黑色厚底高跟鞋，款款走进能俯瞰整个曼哈顿的库柏广场酒店顶层，身边是未婚夫乔尔・马登，以及一大群时装零售商……而在那之前的半个月里，她已经飞越了小半个地球，在巴黎、伦敦、洛杉矶、蒙特利尔马不停蹄地宣传自己的新事业。
若换作以往，这个时候她多半是出没于各大品牌秀场的前排，又或者与同进同出的好姐妹帕丽斯・希尔顿在夜店狂欢。的确，在2008年以前，这个读了两年大学就退学、混迹于好莱坞的“明星二代”(她的养父莱昂纳尔-里奇是专辑销售破亿的传奇巨星，而她的教父则是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杰克逊)，除了荒唐的生活，更多的名气也只是来自“会穿衣服”。
Baby
孩子让物质女转变
产下女儿哈露是2008年，而在那之前，妮可已经有了很多焕然一新的迹象。她在2006年就遽然减少了出入夜店的次数，并非刻意与夜生活划清界限，只是觉得夜店令人乏味。2006年也是妮可与幼儿园时代就相识的闺密帕丽斯・希尔顿“分道扬镳”的年份，养父语重心长地劝说，终于让她远离了派对女王，并真正想要多与身边那些“起积极作用的朋友们”待在一起。2006年，亦是她饱受折磨的一年，感情波折，因为减肥瘦到只有34公斤，厌食症、吸毒的猜测蜂拥而来，年底，已在逐步告别放肆青春的妮可又因为逆向行驶被逮捕。
但生活往往会在跌落谷底之后开始反弹。2007年1月妮可遇到了乔尔・马登。2个月后，她怀孕了。那年的一次采访中，妮可谈到“所谓改变，就是下定决心，并且开始行动。至于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完全与过去不同的人，我并不知道。但我已下定决心不再放纵自己……并且我在为此努力。”而让她改变的最大原因是那个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我做每一件事，都会考虑这会不会对她有益或者有害。我没有一刻不念着她。我不再为自己做什么了，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她，她给了我人生新的意义和目的。”
至于如何在母亲这个“职业”上做得更好，妮可也在一点一滴地进步。还在怀孕期间，她就和乔尔一起成立了里奇・马登儿童基金会，之后推出的珠宝配饰品牌House of Harlow 1960和成衣品牌Winter Kate。用的也正是女儿的名字。妮可坚持自己照顾小孩，不用住家保姆，只请钟点工帮忙，“我想我的整个人生都因为孩子而改变了，考虑事情的优先秩序也和以前有了百分百不同，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事情都放下，所有的事情都以她为主……但这是最好的改变。”
难能可贵的是，整天与孩子玩在一块儿的“二十四孝妈妈”还能分出精力来把兴趣变成事业，开拓时装生意。为了能在服装设计界站稳脚跟，这个偶像明星如同寻常姑娘大学毕业后闯社会一般，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和耐心。而妮可对事业全力以赴的原因当然也是想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尊重我，为我骄傲，我想成为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母亲。”
Design
当设计师可不是玩票
妮可并不是一时兴起决定进入设计行业的。这个行业看起来风景无限好，其实里头栽过多少人马，又有多少险峰峭壁，行外人难以想象。不少红人明星敲锣打鼓说要推出自己的设计品牌，但过一阵子，恐怕连当事人自己也不记得当时的雄心了。妮可则有些不同，她对时装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6岁，她把喜欢的杂志图片剪下来贴在墙上，后来，开始把它们整理成册。那时的她便隐隐觉得，这是自己将来想做的事。妮可嗜好买鞋，却从来没有扔过任何一双鞋子，10年前的鞋子都还好好地保存着，用她的话来说，“时尚是10年轮转一次的，我不知道这些鞋什么时候又会流行起来。”成年之后，妮可成了世界模仿的当红街拍偶像，她的个人风格已能够成为一项资本，进入服装设计领域了。
妮可的设计师生涯始于2009年，她以复古风格浓郁的Houee of Harlow 1960配饰系列一鸣惊人，今年，她又为这个品牌新增了女鞋和墨镜产品线，并趁势推出Winter Kate女装――这些将在全球23个国家销售。为什么会立刻成功々妮可的回答是：“我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挂在自己不会去穿的衣服上，也不会为销量而设计。我对这份事业有非常清晰的规划。”因为足够认真，所以足够谨慎，妮可设计的每件衣服都是她自己乐意穿上的，她要做出“让所有人都轻松上身的衣服”。因为不想当挂名设计师，妮可与合作伙伴谈面料、做工、生产，聊鞋子、配饰。她对衣服的设计深入到每一个细节，面料、剪裁、针脚，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而她对于自己设计出来的成品也格外大方，怎么搭配都能成为消费者自己的创意。妮可的名言便是，“无须规定一件衣服该怎么穿”。她将设计的样品送给三位朋友，而三位朋友穿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妮可对此非常惊喜，这种纯粹因创意而激发的喜悦，是只有全心投入设计的人才能享受到的。
Family
事业、家庭、我都要
过于漫长的青春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聪明人会把曾经受过的折磨，打理为将来的收获。
对待事业，妮可说得上小心谨慎。从小在名人圈子里耳濡目染，积攒了足够的人脉和人气，各大品牌的设计邀约不断，她却并没有选择立刻铺开全部野心，而是先在珠宝配饰系列House of Harlow 1960上小试身手，而后与孕妇品牌A Pea in the Pod合作设计孕妇装，到了今年春天，才开始打造Winter Kate，一个完整的成衣品牌，就像她说的，“我是个控制狂，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所有的收益都必须近在眼前，才会放心施展手脚。”她并非不会冒险，选择时尚行业，已经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她只是想尽可能做得稳当、扎实。就如
同她水到渠成的小家庭。
之前几年在感情路上的不顺遂，让妮可迟迟不愿考虑与乔尔・马登的婚姻，哪怕他们已经共同有了两个孩子。然而，“孩子他爸”却是这个女子转变的又一个原因。乔尔与妮可的相遇，正是一见钟情的舒缓变调。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一个月内陷入爱河。乔尔说，“当你开始了解她时，你不可能不爱上她。”妮可放纵的青春年少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但乔尔在乎的只是眼前的妮可。“我知道她过去生活得漫不经心，我想，她现在意识到了……(过去的妮可)不是我认识的妮可。我认识的妮可，就是现在，就在当下。”几个月后，这对恋人宣布了即将为人父母的消息。
妮可与乔尔对待婚姻的审慎，在于他们并不急于进入这个约定俗成
的人生模式。当前的相处很好，行之有效，那么就先维持当前的相处。等一切稳定后，再考虑要不要进入下一阶段。“我们觉得应该将重心放在孩子身上，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彼此不会走到其他方向。”不过在今年2月，乔尔率先了已与妮可订婚的消息，言语中流露出来的喜悦，分明是夙愿已偿。妮可是个好妈妈，即便在伦敦、巴黎宣传最新设计，她依然坚持将儿子麻雀仔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与小宝贝享受两人时光，女儿则暂时托给父亲乔尔照顾，即便还未真正走进婚姻，这四个人却早已是宛如一体的小家庭。妮可当了两年妈妈才发现，她已经做好了当妻子的准备。也许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的秘诀，就是让这两者水融，密不可分。
时光回到妮可・里奇3岁那年。音乐界传奇人物莱昂纳尔・里奇(也就她的养父)被这个小女孩吸引，觉得她点亮了自己的音乐会现场：妮可・里奇。也许从来就拥有这种点亮生活的本事。她制作漂亮的衣裳，从一个桀骜少女脱胎为慈爱母亲，以往的伤痕与叛逆，造就了她事业与家庭兼收的当下。她让我们看到，时光是如何慢慢将人催熟：也让我们看到，梦想是如何成真。妮可・里奇。是这个五月当之无愧的妈妈偶像。
Change
改变，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到目前为止，妮可的成就，似乎一直与家庭有关一初为人母的责任心促使她改头换面，做个工作狂人；小时候在浴缸里看着母亲穿衣打扮，出门参加格莱美颁奖礼，母亲的衣橱因而成为她的设计；成为设计师后，让合作搭档认识自己的方式，也是领着他们参观自己的家……事业来自家庭，也让家庭更为坚固。对事业有了责任心的妮可，也更懂得对家庭负责。婚礼已经迫在眉睫，两个孩子哈露与麻雀仔正健康快乐地成长，默默在身边给予支持的，还有孩子们的父亲乔尔。
这便是妮可・里奇的故事，一个关于女人蜕变的故事。或许你会问，做母亲是不是人生的转折点呢?当然不是。或者说，对有些人是，对有些人不是。转折点可以在人生的任何时间段来临，触因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事。
我们必须承认，爱子女是母亲的天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成为母亲，能通往更平和、更包容的内心。但一个人的才智、教养、判断力、决策力，是不会仅仅因为孕育了一个生命，就能像软件一样从头到尾地升级。成为母亲，可以成为改变自我的动因，但前提是这个人早就有了改变自己的觉悟和勇气。成为母亲，也可以成为事业蒸腾的力量，但预设条件是这个人早就拥有清晰的头脑与犀利的决断。
成熟到恰到火候的时候，母亲这个身份，才是水到渠成、货真价实，且洗脱了任何“功利性”的嫌疑。妮可・里奇正是如此。她想改变，也许与怀孕有关，但是她在改变自己这件事上的行动力与成效，只与她本人有关。因为她很清楚，改变，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Top5
明星妈妈，跟她们学智慧
1.陶晶莹。虽然有了女儿后还是一副荤素不忌的做派，做起母亲的陶晶莹却智慧十足：母乳喂养，并坚持亲手带大孩子。她的名言是：家长要做孩子的首席玩伴，只有生活中的点滴小事都变成游戏，孩子的成长才会变得充满惊喜。
2.米歇尔・奥巴马。号称要做“全职妈妈”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有一套堪称“职业标准”的妈妈经：做孩子的榜样，自律甚严；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即便在奥巴马竞选总统的选战中，也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家长会：坚持让孩子做家务：让孩子爱上阅读，但不强迫他们死读书。
3.梅琳选・盖茨。担心不劳而获的财富会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羁绊，和丈夫捐出全部财产，不留一分给子女，世界首富太太可谓用心良苦。
一、传统民间艺术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现状
现代环境艺术所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是众多环境系统的融合艺术，包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室内设计等领域。环境艺术是以设计符合民众精神和生活双重需要的生存空间为最终目标，在设计过程中要求遵循自然规律，符合事物发展方向，融合当地传统文化。
（一）艺术设计贴近自然
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全球人民对于自然环境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因而环境艺术设计中逐渐贴近自然风格，力求为人们提供一种舒适的感觉。
（二）要有整体化
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中，由于其涉及的领域宽广，现如今，一个城市的环境艺术从城市规划到建筑风格都呈现出整体性特点，从而实现城市发展的协调统一。
（三）要趋向民族化
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发展具有个性和共性。现如今的环境艺术设计渐渐偏向于民族特色，如日本的建筑物偏好室内设计全部显示出日本民族特色。总之，传统环境艺术中欠缺的元素历史性和民族性，目前环境艺术设计已经从民间艺术入手，发挥民间艺术的积极作用，促进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出符合大众心理和生理需要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传统民间艺术是指将传统艺术按照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如诗词等的艺术创造不属于民间艺术范畴内。传统民间艺术指的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是普通老百姓，其创作的艺术品也是为社会底层的百姓服务的，所以传统民间艺术再发展并不仅仅是以审美价值为主要生存支柱，期间，传统民间艺术的种类离不开以下两种类别：
1.生活服务类
传统民间艺术中可以归纳到生活服务类的艺术品种类繁多。为底层百姓生活中的吃穿住行、劳动等一般生活物质资料服务的艺术品主要有生活用品，如百姓创造的不同厨具等；服务于生产劳作用的，如纺织车；服务于穿戴方面的民间艺术种类最多且发展最为繁荣，如衣服上的不同刺绣图案；服务于百姓居住需求的主要有石头、木材、土等材质使用和各种家具的样式和摆设等。传统民间艺术中的生活服务类影响着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在日复一日中形成了民间文化氛围，体现了社会底层对于生存质量的追求。
2.精神信仰类
传统民间艺术中主要为底层百姓提供精神信仰服务的主要有为祭祀祈福所用的贡品，如各种纸扎供具。第二种服务于精神类的是娱乐所使用的，如民间传统中的提供休闲娱乐的各种戏曲种类和游戏，如各种面具、玩偶，灯谜等。第三种是表达情感和内心需求的，如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品。
总之，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实用性、传承性、工艺性。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发展到现代，其在现代文明发展中也起着关键性作用。
二、传统民间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应用特点
根据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传统民间艺术运用到现代环境艺术中具有以下特点：
（一）地域性
传统民间艺术带有地域性导致其应用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不同区域内的人民拥有不同的民族归属感，其所创造的民间艺术也因此带有地域个性的标志。如北方的服饰特点以皮、毛材质为主；南方的服饰特点以布、丝等材质为主。同时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往往会将年画等粘贴艺术品运用到北方建筑室内设计中，将其发展成壁纸等艺术品，而南方应多潮湿天气，较少使用到这些民间艺术品。
（二）装饰性
根据传统民间艺术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民间艺术在历史中主要发挥其实用性功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民间艺术品的实用性渐渐不再适应社会需求，因此，在现代环境艺术中主要汲取传统民间艺术源远流长的装饰性功能。如剪纸艺术的发展已然成为产业结构链。而许多建筑物的室内装饰中喜欢用到民间艺术品，如蓑衣、中国结等成为装饰品。
（三）情感性
传统民间艺术凝聚了中国民间数千年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主要采用了传统民间艺术品种富含精神文明的元素，如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对民间传说故事的使用，白蛇传故事中的断桥、油纸伞等元素的使用，从而使现代环境艺术中带有民间百姓对美好事物的祝福之情。
（四）民族性
我国传统民间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现了中国百姓生存的哲学，反应了百姓的审美特点。总之，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往往那些具有民族性的设计元素具有独特性，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借鉴。
传统民间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中运用的几大特点，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和现代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传统民间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作用
从传统民间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特点，可以总结出其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发挥着审美作用和非审美作用。
（一）传统民间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审美作用
传统民间艺术凝聚着普通民众上千年的精神艺术。首先，民间艺术具有质朴简练的审美特点，运用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使人们感受到审美的愉悦性；其次，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上具有和谐对称性，使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继承到这种形式美感，形成现代环境呈现出独特的形态特点，如上海“新天地”商业休闲街区中对民间建筑材质的保存和应用，使得上海的整体环境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和谐统一的审美感受；第三，传统民间艺术中内容的运用，丰富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元素，体现了精彩纷呈的审美感受，如北京民间文化习俗在王府井环境改造中的使用，使得王府井的休息场所、灯柱等富含了民间文化内容，糖人制作的铜像、糖葫芦铜像等的规划设计，使得王府井富含生活的真实性，使得王府井包含了浓厚的传统韵味，拉近了国内外民众同王府井之间的距离，体现出丰厚的审美感受。
（二）传统民间艺术的情感共鸣作用
传统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情感，其中包含对家人的情感、对时代的情感等。人们可以通过民间艺术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进行情感交流。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传统民间文化运用其情感特点，为一些建筑设计、装饰品等赋予情感文化，从而提升人们对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归属感。如民间文化中运用五颜六色的布条来制作幼儿的衣物，表达对于新生命的祝福和慈爱之情。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将五彩的布条设计成室内装饰用的抱枕、地毯等物品，表达对屋主的祝福，同时也表达屋主对来客的欢迎之情。另一方面，传统民间文化能够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带来祥和氛围，起到缓解现代人们生活紧张感的作用，如民间元宵赏灯猜灯谜的习俗，在现代城市规划中，一些城市会在商业主街道上悬挂各式各样的灯笼，从而营造了快乐祥和的气氛，增添了现代人们生活的惊喜。
（三）传统民间艺术的教化作用
传统民间艺术中蕴含丰富的道德文化，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传统民间艺术的使用潜移默化中起到教化现代人们的作用。如民间艺术中的年画、剪纸等图案，往往带有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尊重长辈的意义。因此，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二十四孝”的铜像，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教化民众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