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30 16:36:4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古代经济的发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城市设计审美价值取向城市特色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城市设计的审美
美是具体事物的组成部分，是具体的环境、现象、事情、行为、物体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的功利性能、正面意义和正价值，是个人在接触具体事物的过程中，受其作用、影响和刺激时产生愉悦、满足等美好感觉的原因，是人们通过反思和寻找美感产生的原因，从具体事物中发现、彰显、界定和抽取出来的有别于丑的相对抽象事物或元实体。 人类对城市的设计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当然，城市不是作为一件纯粹的艺术品而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城市的艺术要求也越来越高。
目前城市美的研究正在成为城市规划和美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然而当下对于城市美的关注往往只停留在城市建设的具体现象上,其研究也多限于技术与形式美的范畴之内。从系统美学的角度讲,美是不能脱离审美关系系统而独立存在的。美只是审美关系中客体的系统质, 离开特定审美对应关系和审美主体,离开特定审美距离和审美环境,客体便无所谓美或不美。城市美学需要完整地反映城市审美活动的全貌,就不能将城市美过分地理解为物化的城市环境。而应当在重视城市这一物化的审美活动载体的同时,认真研究城市系统的主体城市人的作用。
城市审美主体城市人的划分归类有不同的方式。从城市发展的过程而言, 政府、 企业及城市居民是最关键的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主体。他们本着不同的审美追求对城市空间选择使用、 丰富建设, 最终促成城市美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并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影响着城市美的发展。
以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为设计依据，强调为人服务。如何适应人的活动，调节人的心理感受，就成了城市设计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城市空间最终是为公众服务的，其空间体量、功能配置要体现人文关怀的原则，要把无形的空间创造成有情的场所，具有广大市民共享的社会性，易于识别，具有个性的识别性环境压力小，身心轻松安逸的舒适性，交通方便快捷的通达性、安全性，有视觉趣味和人情味，环境优美的愉悦性及功能和形式灵活多样的整体性、多样性和文化性，要具有一定的象征意思，并尊重自然、历史、保护生态。城市空间布局要以区域理论和全局理论，用系统的方法，把构成城市空间各要素作为研究的对象，要满足不同层次市民的不同需求，体现各种利害关系，融化各种文化，创造一个既是物质又能满足广大市民精神需求的场所。
二、南京和北京现代化城市设计发展的研究
南京和北京作为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两座古都，在现代化城市设计审美上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北京皇城城建设时间最近，保存最完整，整个城市都是以皇城为中心延南北和东西两条轴线发展。而南京是民国时期的首都，西式风格和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颇多。审美取向受这方面影响比较深远。
北京是有着3000 年建城历史的古城， 形成了很多传统的历史风貌特征。7 .8 公里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两侧，严谨对称的格局；中轴线上的紫禁城、皇城、 城楼、 钟楼和鼓楼以及周围依衬的四合院平房群体；曲密的北京胡同中形态各异的门楼；贯穿市中心南北的六海水系、 环城护城河水系与流域水系相连；市内还坐落着许多坛、庙、寺、塔以及各历史时期遗
（北京市总体规划图）
留的诸多遗迹、中外古建筑；市区西北郊山区又遍布了古园林、寺庙、古陵墓、长城和诸多风景区， 形成了北京固有的独特、 浓郁的历史风貌。
1950年代, 国家刚刚建立, 百废待兴, 如果兴建新城,投资巨大,国家很难承受。
规划中新的城市中心以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 在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大量建设办公楼,也不适宜。而适当利用旧城中原有的建筑办公,无疑是比较经济的。1970年代后期以后, 北京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 城市急剧扩张。由于采用了围绕旧城摊大饼的规划方案,城市基本呈环形扩张。目前北京城市发展，主要在南北和东西两轴的延伸线上。城市设计中以保护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作为第一出发点满足审美主体的精神要求。
南京的地理环境优越。“山、 水、 城、 林” 浑然一体 ,构成自然风貌的最大特色与亮点。历史文化遗
（南京市城市模型鸟瞰）
存丰富。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是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 ,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她不仅有 2500 年的建城史 ,而且在六朝文化、 明文化、 民国文化三个方面 ,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独具特色。
《首都计划》作为南京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对于南京的城市发展布局和城市设计审美意义巨大。它规划了南京城市的格局、 功能分区、 道路系统及各项公共事业的安排等。譬如 ,按照功能划分了中央政治区、 市行政区、 教育区、 工业区、 商业区、 住宅区和其他重要地区。各区间均有道路贯通 ,并四通八达。规划还把南京的道路划分为干道、 次要道路、 环城大道和林荫大道四种。其中林荫大道平均宽度达到 100 公尺。规划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 ,对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作了周密安排。譬如 ,自来水厂和电厂地址的选择改良宣泄雨水及污水排放的渠道等。规划对住宅区的设计。为南京的现代城市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山陵等中西合璧式建筑成为公众审美的导向。
三、南京和北京审美价值取向的问题及建议
北京市近几十年的城市设计，在保护古城风貌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也走了一些弯路， 一些极有价值的内、 外城墙和城门建筑已基本拆除， 原有水系已遭破坏， 一些旧城街坊和胡同也被高密度中、高层住宅所取代。北京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特色正在逐步失去。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 ～1999 年的10 年间， 北京累计开工建设危改小区150 片，拆除危旧房屋436 万平方米。从2000 ～2002 年，拆除危旧房屋443 万平方米。北京的胡同以每年600 条的速度消失，解放初全市共有360余条胡同， 现在保留下来的总数不超过1500 条。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年2 月卫星影像技术提取的信息表明， 除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和主要文物建筑外，支撑北京旧城风貌的老胡同、四合院现在只占旧城总面积的14 . 14% ，其中有一部分已列入近期的危改项目中。 照此速度发展， 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除了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文物建筑， 及部分胡同能够保留下来外，其他地区的传统风貌和世俗文化很可能在就会就此消失。从而对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审美主体造成识别性环境的破坏，身心的舒适性减弱和人情味的缺失。
南京在改革开发初期，城市设计定位不清 ,建设理念不明确。对于南京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摇摆不定 ,认识模糊。80 年代 ,报纸上曾不断宣传南京要建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当时人们理解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满城的高楼大厦 ,对南京能否建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也闹不清楚。南京是著名的古都。这里有大量的、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但是 ,南京要发展、 要改造、 要创新、 要改变落后面貌 ,这也是广大人民的愿望。因此 ,如何处理好发展、 改造与保护的关系 ,是一个严峻考验。事实证明 ,这两者的关系并未处理好。1958 年 ,南京城墙被拆除,但是南京人固有的城墙观念与情结并未改变。南京人认为城墙外就是农村 ,一切建设与改造都在城内进行。要建新 ,只有除旧、 拆旧。南京今天虽然仍有不少民国建筑或其他重要遗存保留下来 ,但是许多民国建筑被拆掉了。各种政府机关和高等院校 ,都挤在城内。马路通行不畅 ,就拓宽、 砍树 ,或拆房子修新马路。高楼大厦绝大部分建在城内，设计风格不一致，布局零散，没有统一设计。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与减少，城市文化韵味的降低。给南京市民的生活品质带来了不好的影响。造成了审美取向的不明确。
结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 文化的不同直接影响到艺术审美观的不同。 城市设计是体现一个城市， 或者说一个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标志， 但凡著名的城市就有着区别于其他城市审美形式的特点，如历史名城佛罗伦萨、 雅典， 现代化城市纽约等。 这些城市既保留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同时向世界展示其现代化文明的程度。 可见，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良好的城市设计有利于开展对外交流， 也是城市实现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归根结底， 良好的城市设计有助于城市的经济振兴及整个社会全面综合的发展。城市良好的视觉形象，不仅需要造型优美独特的标志性建筑， 而且也具有了民族传统文化审美观念的特色。 如纽约的联合国大厦、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佛罗伦萨的古老建筑群， 以及新加坡的城市花园等都是城市形象的代表。因此在城市设计发展过程中对于审美价值取向的引导是有必要的。倡导根据城市条件产生出城市设计审美的个性，保持城市发展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Lynch K. Good City Form[M]. Boston：The M I T Press，1985.
[2] Lynch K. The Image of the City [M]. Boston：The M I T Press，1985.
[3] 陈朋. 城市美学研究的新视角—论城市审美主体的发展及城市美的表象. [A]现代城市研究，2006(7):83—88.
[4] 陈鹭王淑芬. 北京城市发展空间布局研究[J].城市问题，2008(6)：35—38.
[5] 张落成朱天明. 南京城市发展与布局思路探讨[J]. 规划师随笔，2005，29(6):76—79.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中国辽阔的疆域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性。就整个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经济发展的重心是由北向南逐步转移的。我国在封建社会初期及鼎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先进地位，后来长灌流域的经济逐步发展，并赶上和超过了黄河流域，这一转变的完成时期大致在五代和北宋时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普遍使用了换器、牛耕，再加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等，使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都占绝对优势。三国时期，黄河流域大批农民为逃避战乱，南迁长江流域，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江南人民一道劳动，使江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西晋末年，北方又有大批农民为逃避民族压迫和战乱，流亡到江南。到东晋、南朝时，由于南方社会秩序较为安定，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大运河的开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南经济的重要。唐朝中后期，封建经济继续向闽江、珠江流域扩展，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对外贸易发达，由此可见当时南方经济的繁荣。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而北方又有在批劳动力为避战乱逃亡江南，使南方经济又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大约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开始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已由北方转移到南方，此后这一趋势不断加剧，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占绝对优势，当时太湖周围地区已成为全国农业产量较高的区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状况。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出口，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路线，其目的就是实现南粮北调。可以说，元大都的繁华，有赖于南方经济的强大支撑。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继续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明朝时，全国出现了30多个城市，且大多数处在江南地区。
到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在清朝前期得到缓慢发展。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之所以由原来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江南，这是当地所在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而平原广阔，土质疏松；江南地区则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而地多丘陵，土质坚实。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当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种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来得早，且发展得更为容易。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但秦汉以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频繁战争，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而江南地区相对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吸引了大批逃避战乱的北方人口，这为江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唐代中叶以后，江南水稻的产量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从而有了“天下江淮为国命”之说。(作者单位：梅河口市实验中学)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拙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得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isao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塞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相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了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食识，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入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建筑业人类是会经济发展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经济的发展必然在建筑业的作用之下得以进一步实现，因而说，经济的发展少不了建筑业的发展，建筑业的发展推动者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家主业的发展可以上溯到古代的社会发展，比如说古代皇宫的建筑、皇家园林的建筑都能寻觅到建筑业发展的踪迹。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建筑业始终贯穿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发展。
建筑业是人来物质文明的重要发展标志，人类在建筑业的不断推动下是物质文明不断达到发展的巅峰。我国古代有鲁班、李诫等建筑大师，在建筑业上具有辉煌的发展成就。鲁班的建筑风格别具匠心，在古今建筑史上堪称一朵奇葩，李诫的《营造法式》一书，总结了我国古代建筑业的发展踪迹，同时系统第总结建筑业发展经验，彰显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建筑业发展的主要宗旨是讲究建筑风格没和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美。世界各国建筑业发展风格不尽相同，但都是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实现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建筑业的发展概况
（一）世界建筑业市场发展概况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国际建筑业也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建筑市场依然充满活力。从地区分布来看，欧洲地区、亚太地区、中东和北美地区是全球建筑最活跃的地区。世界各国建筑业发展势头呈现高扬态势，建筑业的发展与各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同行。
（二）我国建筑业市场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建筑业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不断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入世贸组织，在给中国建筑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冲击和挑战。将来要直接面对国际承包商的竞争 ，国内建筑市场以及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竞争将会愈发激烈。
管理信息化是传统产业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我国建筑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企业能否为社会提供质量高、工期短、造价低的建筑产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提高自身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管理水平,应该作为提升建筑行业竞争力的重点，这也是国外优秀建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总结。 建筑业具有土地垄断性和不可移动性等特点，建设工程产品的生产具有单件性、流动性、地域性、周期长和生产方式多样性、不均衡性，以及受外部约束多等特点。随着建设工程项目的类型和特征的日趋复杂化，建筑产品的精益化，工程服务方式的多样化、市场化的进程，使得建筑企业对建设项目管理的精益程度要求也越来越高。
二、建筑业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及其重要性
（一）建筑业与国家经济的关联性
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建筑业的发展，建筑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小到每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建筑业的推动作用，建筑业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必然的关联性。例如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必须运用建筑业相关的解决措施，才能实现基础设施的建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的到长足的发展，我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建筑业的卓著贡献。例如我国南方特区的建设，东部沿海城市的建设都离不开建筑业的发展和贡献。时至今天，我国建筑业以迈进了世界先进步伐的门槛，建筑业的发展正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提高。
（二）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探讨
建筑业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的重要标志。国家没有经济实力，老百姓没有经济能力搞建设，建筑业就无法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这就意味着，建筑业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建筑业的发展可以优化国家资源配置，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故而，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就业方面，建筑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它有效的缓解国家人口就业压力，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从我国人口众多的实际出发，建筑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我国当前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创新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建筑业呈现多而发杂发展的态势，从而存在环境问题和就业杂乱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应本着发展的观点，实现绿色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渠道，创新发展建筑业新模式，更进一步地贡献于我国经济建设。
要实现建筑业的创新发展新模式，就必须从环保和生态效应方面出发，走绿色建筑业新道路。例如在建筑设计上要重点研究环保型建筑物设计，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实现环保效益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资源节约和环保效应的基础上，建立绿色的生态的建筑发展新方案，实现建筑业的环保和生态发展目标。
创新发展新思路，实现人与自然，建筑业与自然协调发展。例如绿色屋顶的推广，生态家园的建设，环保材料的应用，垃圾变废为宝的有效处理都能以创新的姿态实现建筑业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结语
总之，建筑业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必然的关联性，经济的向前发展离不开建筑业的推动作用，经济的增长有促进建筑业的向前发展，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实现经济的长足发展，就必须搞好建筑业的发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建筑业与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强华;丁苑华;乔聪;乔鸿生;王春银;;大型建筑企业实施总承包、总集成管理模式下的人才需求和开发[J];建筑施工;2006年11期
[2] 唐金权;;浅议如何加强建筑工程项目管理[J];经营管理者;2011年12期
[3] 马生旺;;围绕客户个性化需求提升总承包管理水平[J];山西建筑;2012年19期
【关键词】南迁 经济 文化 民族精神
一、宋朝南迁对经济的影响
宋朝南迁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的比重及构成、国民经济的总量及结构上。
（一）对人口的影响
在封建社，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是人口聚居的区域。在南宋建立之前，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加之战祸频发，中原地区的人口已经有了往南部地区迁徙的现象。北宋年间，尽管南方人口在数量上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了一半，但是在密度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而到了公元1162年（南宋年间），南方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二，并且南方的人口密度也超过了北方[1]。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一方面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二）对产业的影响
南宋政权长期对金主和，使得国内有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对农业的影响。
一是农业种植面积增加。南方自然资源优越，适合农业生产。北方人口的迁入为南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资源，加之南宋政府也积极鼓励北方移民垦殖荒地，南方的大量荒山闲地，甚至山坡、丘陵、湖泊等得以开垦和种植。二是农作物种类丰富。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异，南方多种植水稻，北方则以麦子、粟米为主。北方居民的大量迁入，一方面带来了种植北方作物的先进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对麦子、粟米等产品的需求激增，使得麦子、粟米等北方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丰富了南方农作物的种植种类，改变了南方的农业结构。
（二）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影响
一方面，北方居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以制瓷业为例，官窑烧制出来的精美瓷器供皇室官方使用，民窑烧制出来的实用瓷器方便了百姓的生活。另外，南方的丝织、酿造等行业也都受到了北方生产技艺的影响。丰富的手工产品丰富了南方的商品种类，繁荣了南方的商业交换。南宋都城临安人口众多，商铺密布，商业发达。在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的对外贸易出口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初具规模。
南宋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北方中原地区转移到南方江浙地区。农业方面，谚语“苏湖熟，天下足”描述的就是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状况；手工业和商业方面，生产工艺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我国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的物质基础。
二、宋朝南迁对文化的影响
南迁的北方人口中，除了普通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力外，还有大量的饱学之士和文人骚客。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古代的文化重心也发生了南移。
（一）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宋朝南迁，产生了一批所谓“南渡词人”、“南渡诗人”，他们生活在北宋和南宋的更迭时代，饱尝战乱创伤，经历非同寻常，诗词风格慷慨激昂。著名的代表有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达的是李清照的忧国情怀；“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体现的是陆游的悲壮慷慨[2]；“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展现了辛弃疾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愿望。很多南宋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流传至今。
（二）对生活习俗的影响
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族与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已经发生过民族大融合。到了宋朝南迁时，一方面，南迁的人口中本来就有契丹、吐蕃甚至女真等少数民族的人，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方汉人已经受到前期民族融合的影响，因此，南迁的北方人口与当地的南方土著人口在生活习俗上有很大不同，发生了相互影响和融合。由于南迁的宋朝皇室和权贵群体来自北方，因此北方的生活习俗一时成为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的时尚。南宋都城临安与北宋都城汴京从城市的风格、街市的布局、店铺的种类都非常相似，难免让人产生“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感觉。此外，饮食习惯、娱乐活动、衣服饰品、民俗民风甚至语言，都深深地打上了北方中原地区的烙印。
三、宋朝南迁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宋朝是由于败给金国才举国南迁的。在历史书上，在电视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宋朝，尤其是南宋对于金国往往展现出一味求和、软弱无能的形象。其实，南宋政权的存续期间，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时期，伴随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斗争。
宋朝是汉族政权，金国是女真族政权，因此南宋与金国的国家战争也是汉族与女真族的民族战争。战争前期，汉族政权曾经遭受重创，靖康之变让汉族政权一时间岌岌可危；南迁之后，以岳飞为代表的汉族政权优秀将领一直都在进行着收复失地的战斗。“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汉民族抵抗外侵、维护统一的民族意志。南宋最终被元朝所灭，蒙古族政权战胜了汉族政权，却最终没有征服汉民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3]。
南宋时期，面对着游牧民族的骑兵弓箭，汉民族始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在抵御外侮中得以塑造和完善，成为深深植入骨髓的基因，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六百六十多年后（日本发动全面），成为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之际，战胜外族入侵的力量源泉。
四、结语
宋朝南迁，固然有其当时的无奈，是权宜之计。却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于当时，影响了南北格局，影响了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于之后，塑造了抵御外侮、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于将来，也必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王宝平.试析宋代人口南迁及其对南方的影响[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49-51.
学和行本来是有机联着的，学了必须要想，想通了就要行，要在行的当中才能看出自己是否真正学到了手。否则读书虽多，只是成为一座死书库。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知识要点历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1、发达的古代农业(一)早期农业生产的出现
1、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开始起源，距今七八千年时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
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种。
2、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但使用并不普遍，农业生产仍以石器、木器、骨器为主;
人们已懂得了开沟排水、沤制绿肥、除草培土和治虫灭害等技术;西周时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基本具备;家庭饲养业也得到发展;人们也由经常迁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耕作方式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逐渐推广;西汉赵过推广两人三牛的耦犁，并出现犁壁;东汉出现直辕犁;隋唐时期出现曲辕犁，并增加了犁箭、犁评。
2、耕作技术的进步：
①耕作方法：春秋战国出现垄作法，西汉赵过推广"代田法"。
②耕作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术;南方水田也采用耕耙技术。
③耕作制度：汉代基本上以一年一熟为主;宋代推广水旱轮作的稻麦复种制;明清时期，北方黄河流域形成了两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南方长江流域发展多种形式的一年两熟制;闽江和珠江流域一些地区形成一年三熟制。
3、水利设施的完善：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汉朝的漕渠、白渠和龙首渠等;人们还创造和改进了灌溉工具，曹魏时马钧改制翻车用于灌溉;唐朝时创造了筒车;宋朝出现了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明清时出现风力水车。
(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商周时期，土地归国家所有，劳动者在田间集体耕作。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渐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
2、小农经济的特点：分散性;
封闭性;落后性;脆弱性。
3、小农经济的地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小农经济又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徭役兵役的主要来源，它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它长期的牢固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4、对小农经济的评价：
小农经济下的农业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拥有一定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除缴纳赋税外可供自己支配，因此他们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精耕细作，在较长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但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性别分工，很难扩大在生产、很难提高生产技术，这就日益阻碍了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到了近代小农经济越来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它成为了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2、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一)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
它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
①商周时代，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展示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②西周晚期中国已有铁器，人工冶铁属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掌握了铸造生铁技术，发明铸铁柔化技术和多管鼓风技术，东汉杜诗发明水力鼓风冶铁工具--水排，北宋时普遍使用煤作冶铁燃料，南宋开始使用焦炭冶铁。③春秋晚期掌握了炼钢的方法和淬火技术，西汉掌握了炒钢技术，"百炼钢"在西汉出现，南北朝有灌钢法。
2、丝织业：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
商代室内养蚕很普遍，并出现了织机;西周丝织技术突飞猛进，出现斜纹提花织物;战国时出现多种丝织品;西汉在长安设东西织室，发明了提花机;唐代丝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并吸收了波斯等国的技艺;宋代丝织品种类繁多，织锦吸收了花鸟画中的写实风格;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明代中后期，丝织业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3、商代已烧纸出原始瓷器;
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宋代是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烧出了著名的清华和釉里红，我国进入彩瓷生产时期;明清时期，青花瓷、彩瓷、珐琅彩争奇斗艳;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
(二)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1、元朝时，民间棉纺能手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品产量增多，改变了丝、麻、棉的纺织品比例。
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全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2、西汉开始，中国丝绸远销亚洲、欧洲，为中国获得"丝国"的誉称。
唐朝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国外。
(三)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一些地区、一些生产部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标志就是手工业工场。除苏州的丝织业外，在江南的棉布袜制造业、榨油业、矿冶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发展：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了，分工更细密了;出现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增多了。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稀疏地出现在个别地区、个别生产部门，多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发展速度又相当缓慢。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其力量还远远不足以分解封建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要地位。
3、古代商业的发展(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1、先秦时期：古代商业活动兴起于商代，商朝的移民为了维持生计，进行商品交易，周人称其职业为在"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商业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各地出现了许多拥有雄厚资产的大商人。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国家的统一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但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商业艰难发展。商人经商受到地点、时间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发展不高。
3、隋唐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促进商品流通的范围扩大。都市和乡村贸易发展起来;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
4、宋元时期：商业空前繁荣。
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商品交易的限制，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两宋商业的繁荣，出现了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元代交通发达促使商业继续繁荣。
5、明清时期：商业继续繁荣。
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二)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1、宋朝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设市，市四周有围墙，与民居严格分开。
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的管理。
2、宋朝时，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乡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
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
3、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等，也催生了一批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扬州、成都 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
(三)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1、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
西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主要商品是丝绸。
唐朝：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设立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为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的重要财源。
元朝：主要的港口有泉州、广州和庆元(宁波)，泉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明清：对外贸易萎缩。明清两朝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2、中国古代官方贸易的特点及目的
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和赏赐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特点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是在政治上宣扬国威，而不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4、古代的经济政策(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1、土地制度的演变历程
(1)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公有制
(2)奴隶社会--井田制。夏、商、西周时期，一切土地属于国家。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与买卖;同时要向国王交纳贡赋。那时的耕地，成方成块，形同井字，被称为"井田"这种土地国有制度被称为"井田制"。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国有而实际上是各级奴隶主私有的土地制度。
(3)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4)封建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土地制度所有制并存。封建社会有四种土地所有制;①土地国有制：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的土地，由国家经营，主要用于封赏和对农民授田。代表性的土地制度就是均田制，即封建国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②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并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土地。③小农土地私有制：广大农民占有很少土地。④君主土地私有制：君主直接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开支。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它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2、土地兼并
①概念：指地主官僚贵族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农民土地甚至国有土地，使封建国家、农民控制的土地数量急剧减少，土地逐渐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可以买卖和转让。土地兼并既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②土地兼并产生的影响：在政治上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影响中央集权。
经济上造成农民普遍贫困，使之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影响了手工业扩大再生产，抑制了手工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它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③面对土地高度集中，历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维护小农经济，巩固统治。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实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制土地买卖。明朝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照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收取赋税。
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不能成功的原因：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规定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的转让;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财富和各种财富的最终归宿;封建政府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
(二)"重农抑商"
1、目的：经济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维护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政治目的是加强对人们的控制、巩固封建统治;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2、演变过程：
①为保障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首倡"重农抑商"。
影响：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保证赋役的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
②西汉初年，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汉武帝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盐铁官营，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对工商业征收重税，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阻碍;打击富商大贾也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③明清时期，工商业空前兴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明清两代继续实行专卖制度，垄断盐、茶等重要商品的经营，而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破坏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致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三)"海禁"与"闭关锁国"
1、明太祖时期，实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下海，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进行。
2、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厉行"海禁"。
一.栽培技术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术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围绕着稻麦复种、育秧移栽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关于稻麦复种技术。李伯重在《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对史料的梳理，通过《蛮书》中关于南诏境内稻麦复种制的记述、《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关北宋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明确记载、唐诗中的有关诗句、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的处理办法的变化和两税法的实行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稻麦复种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的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1)林立平则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唐代稻麦复种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术和养地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的基础上，稻麦复种制产生和发展起来。(2)而蓝勇和韩茂莉则从气候的变化和差异入手，分析唐代稻麦两熟制出现和推广的原因，并认为江南实行稻麦两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滞后些。(3)(4)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观点则是稻麦两熟制初现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现稻麦复种制观点的论著和论文还有：吴存浩《中国农业史》(6)、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7)、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8)、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9)。李根蟠则不同意唐代已出现了稻麦复种制的观点。他通过对李伯重所提出的五点论据（见上文）的逐一分析，认为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的根据尚不充分；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长江三角洲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10)。鲁西奇在《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稻麦复种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广；唐中期到宋元时期，汉水流域已开始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数地方实施，绝大数地区还是实行稻或者麦（或者其它杂粮）一熟连作制(11)。郑学檬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区实行稻麦连作两熟制或早晚稻连续栽种，而闽、赣地区稻麦轮作或早晚稻轮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关于育秧移栽技术。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中认为，至迟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术(2)。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亦持此观点(13)。另一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从农具和耕地、整地技术的提高说明唐代中叶插秧法已经普及(14)。齐涛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中阐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渐普遍(15)。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一文中认为：育秧移栽技术至迟出现在汉代，隋唐时期，育秧技术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认为，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17)。韩茂莉也赞同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的观点(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农大王毓瑚教授的观点，从唐代诗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许多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渐推广(18)。综合起来，唐代已经出现了育秧移栽技术这一观点学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种植区域
唐代稻作的种植区域是学者们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多。张泽咸将汉唐间的水稻种植分为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在华北地区，又具体为长期种植和某些种植的地区。前者如长安、关中地区、洛阳地区、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盆地除外），后者如山东、河北、山西、西北地区。江淮以南地区，著名的稻作区有汉中、巴蜀地区、南阳盆地、湘鄂赣地区、淮南地区(19)。游修龄认为，汉唐时期北方水稻分布区主要有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区（即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黄淮平原、幽蓟地区（即今北京地区及河北涿县、新城一带），另有零星种植，如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别指出，黄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普遍开发了稻田。该区域水稻种植特点是：没有连续性，时废时兴。同时西北地区的水稻分布处于微不足道的状态，东北地区水稻的开拓同不同时期的朝鲜人有关，该区稻作最初是渤海国时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丽人所开拓的(20)。华林甫在《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一文中，依据文献记载，探讨了唐一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状况、布局变迁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主要分布区则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集中在关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卫怀和汴陈许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此外，岭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乱后，南方水稻生产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种植区域日趋扩大(21)。周立三从分析初唐水利发展入手，论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黄、引汾灌溉，促进了关中、伊洛河内、河套和蓟州等地的水稻生产，并引相关古代著述，认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产，从而推论出水稻生产已向北推移并发展到了新疆、东北地区(7)。王双怀在对开元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分析后指出：江淮岭南的水稻经营十分普遍，北方地区也有水稻生产，河北、河东、陇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开元时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汉中、四川在内的南方地区(22)。齐涛则认为，隋唐时代，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有了扩展，如长安、河南道、洛阳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为最主要区域(15)。综合学者们对稻作种植区域的认识，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巴蜀地区、汉水流域及江淮地区，水稻种植区域面积广大；北方之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均有相当面积水稻的栽种，而西北、东北地区几乎没有水稻种植或种植区域相对狭小。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种类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种的专著、专论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仅能从一些论著、论文的某一章节获取点滴信息。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通过对唐诗中有关描写水稻的诗句的分析，认定唐代的水稻品种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红莲、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游氏在文中注释中还说：“赵丰翻检了全唐诗，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龙稻、水上稻、节米（乌节米）、黄陆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几余个品种，合计约二十余个品种。”(20)这是所见及的论述唐代稻作品种最详细的内容。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23)和范楚玉、董恺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均采纳了游修龄的研究成果(24)。赵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开发》则针对香稻的历史渊源、品种的调查，做了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预见了香稻未来的开发(25)。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列举了一些水稻的品种，但未明确标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种(26)。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在江南稻作农业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种的名称从唐代以后就几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现了两百种以上的新品种(1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丁颖的《丁颖稻作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丁颖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稻作品种多样性的原因，虽未涉及唐代具体的稻作品种，但对探究唐代稻作品种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27)。另外，《农业考古》开设有“稻作起源研究”专栏，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稻作起源时间、地点等问题，但为研究唐代稻作品种提供了信息渊源。与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内容相比，该部分显然相对薄弱。而对唐代稻作品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会对今天有关地区的稻业生产及优良品种的开发提供历史资料上的支持，或启发一种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对唐代稻作品种的研究有必要加强。
四.区域稻作
区域稻作是指以一个具体地区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为研究范围，以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它的研究和区域经济开发密切相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区域经济开发，全国出现许多经济开发区，因而区域经济研究勃兴。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农业经济往往是学者们着重谈论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谈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唐代区域稻作研究逐渐深入。唐启淮的《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插秧技术和稻麦复种轮作制度对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水稻生产中普遍采用移栽技术、稻麦复种制和早、晚稻两熟制的推广作为江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29)。方亚光则通过揭示江东犁和唐代江苏地区稻作农业的关系，认为江东犁的诞生和运用，是江苏乃至江南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产物(30)。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文认为，环太湖地区是唐代最重要的产稻区，该区稻田成片，水稻大规模推广，成为农民主粮，并特别提到了“红稻”和“红莲”这两个稻作品种(31)。李伯重通过分析唐代江南稻种、稻麦复种制、稻桑苎麻亩产量等问题，考察了该区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从而总体评价了唐代江南地区的农业(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经济》一书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为据，认为该平原是四川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入唐以后，范围扩大到绵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术普及最为重要，水旱轮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区有不同程度的普及，两熟制成为较完善的耕作制度(33)。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时留下的诗句后指出，唐代夔州虽有水稻种植，但规模不大，且有高质量的水稻品种(34)。马雪芹对中原地区稻作做了专门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对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做了细致考证，认为豫北、豫东、豫西、南阳、豫南都有水稻种植(35)。而宁志新则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产。他通过对河北地区水稻种植分布的三个中心即以邺县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结论出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沿着由南向北的方向传播且始终含有用水改造低洼盐碱地的主观意图，同时直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基本上还是政府行为的观点(36)。邹逸麟从环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黄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龄类似的观点：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37)。于德源以农业人口为据，推考唐代幽、檀、妫三州农田开发水平，结论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带也有比较集中的稻作区(38)。鲁西奇引用唐诗中的诗句分析了汉水流域水稻种植概况，得出唐代汉水流域的水稻种植非常普遍的观点(11)。
除上述所列论著、论文外，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39)、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40)、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搞》(41)、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42)、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43)、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44)、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45)、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47)、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48)、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49)、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50)、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5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52)、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53)、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54)、陈红《四川水稻发展小史》(55)等论著和论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关内容。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区域稻作研究，可谓星罗棋布、星光灿烂。这既丰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内容，又给唐代稻作研究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农业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水稻又是农作物的一个极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国家开发区域农业经济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作物的种植技术、品种类型和区域栽培概况等的研究有助于对今天的农业开发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认识，不少学者关注唐代稻作研究，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对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如考古资料重视不够。其次，区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再次，区域稻作研究相对独立，其间之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探讨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属于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农史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因而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最后还要注意区域稻作特色品种的研究和探索。
注释：
(1)李伯重. 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J］.农业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轮作复种制［J］.暨南学报,1984(1)。
(3)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4)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J］.中国农史,2000(3)。
(5)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M］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6)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学校出版社,1996。
(7)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农史,1984(1)。
(9)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灾害原因［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5)。
(10)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J］.历史研究,2002(5)。
(11)鲁西奇.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国农史,2001(3)。
(1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社会史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6。
(15)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6)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J］.中国农史, 2001(2)。
(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J］.农业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J］.农业考古,1988(2)。
(19)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J］.文史,第18辑。
(20)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1)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J］.中国农史,1992(2)。
(22)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农业的发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23)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恺忱.中国科学技术史［M］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5)赵滕芳.香稻的考察和开发［J］.农业考古,1985(2)。
(2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稻作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27)丁颖.丁颖稻作论文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8)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1989(4)。
(30)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J］.中国史研究,1993(1)。
(31)张剑光,邹国慰.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J］.苏州大学学报,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33)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4)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
(35)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J］.农业考古,1998(3)。
(36)宁志新.汉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生产［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3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J］复旦大学学报,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J］.中国农史,1992(2)。
(39)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0)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1)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1985。
(43)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J］.扬州师院学报,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2(4)。
(46)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J］.学术月刊,1983(2)。
(47)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J］.史学集刊,1984(2)。
(48)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4)。
(49)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50)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
(51)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J］.湖北大学学报,1993(5)。
(52)游修龄.稻作史论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53)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J］.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3)。
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起吧。在许多年前，我曾深受多种疾病的困扰，有后脊背疼、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甚至会有好几个月不能走路。虽然西方的医生对我的疾病进行了多次诊断，也开了一些非常昂贵的西药，但是丝毫没有起色。后来在一位中国朋友的介绍下，我采取了中国古代医学的疗法，包括针灸、中草药和气功疗法，效果显著，不仅恢复了身体健康，而且视力大大提高，头发也变得更加稠密了。由此，我着手研究了中医的一些原理，并将这些原理应用于经济学界，我将其命名为“易”经济学(Chi-economics)。
中国古代医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易经哲学认为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二气，物质的状态决定于阴阳气比例的高低，这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别。西方文化中，科学与宗教是截然分开的，东方文化则注重学习、思考和智慧的整体性思维方法。应用于医学上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健康的身体是阴阳气调和的结果，一旦身体内气流不畅，就会引起健康问题。中医的疗法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原理，采取针灸和中草药物来舒畅人体内的阴阳气的流通，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而且认为人经常与外界（树、植物和其他人等等）交流阴阳气有利于身体健康。
将“易”理论运用于人体产生了中国古代医学，将“易”理论运用于经济学将会得到“易”经济学，它注重由真实经济活动衍生出来的精神经济。每当人们进行市场交易、生产和消费时，总会产生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精神经济。精神经济相互联系的中介是传统的价值体系：家庭、社区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
“易”经济学可以得到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政策以及解释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对于中国与俄国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经历，西方经济学也无法做出一个很好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俄国私有化后，经济应该很快地达到一个有效率的均衡，转换成本很少，也就是说俄国的休克疗法应该优于中国渐进的改革道路，这也就无法解释九十年代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快速发展。“易”经济学则认为休克疗法会极大地破坏精神经济，渐进改革道路则支持和培育了精神经济。西方经济学希望得到一个一般性的命题，但是结果往往不甚如意。西方经济学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应该实施贸易自由化，但是贸易自由化在一些情况下并不能产生双方受益的结果，这也与中国古代医学中两个同样症状的病人不能采用同样的疗法相符合。为了说服反对全球化的美国人，经济学家使用了一种惯用的手法，用经济增长率对开放程度做了一个回归，用正的回归系数来证明贸易自由化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大有益处的。但是全球化的反对者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冲击传统的价值体系，加剧贫富差距。这也说明贸易自由化会破坏精神经济，进而会影响到真实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