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30 16:36:5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保险经营规则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财产保险公司；考核指标；设定
无考核则无管理，考核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环节。考核是在企业战略既定的战略目标下，设定经营目标与指标，对管理者在一定经营期间的管理效果与经营效益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指导管理者提升未来的管理效果与经营效益的一系列行为之和。
一、保险公司经营成本概述
综合成本率是保险公司常用的考核指标也是最核心的考核指标，最能反映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
保险公司常用的综合成本率计算公式：综合成本率=综合费用率+综合赔付率=综合赔付率=（业务及管理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保险业务的营业税及附加-摊回分保费用）÷已赚保费×100%+（赔款支出+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摊回赔付支出-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已赚保费×100%。
已赚保费=保费收入+分保费收入-分出保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转差。
权责发生制是会计核算的一条重要原则，保险行业的财务核算也不例外，首日费用①以及其他与保费收入直接相关的费用，如电销业务电话坐席的业务提奖、保单配送费等，这些费用有共同特点，都是与保费收入的获取有直接关系，将其统称为获取成本。获取成本全部被一次性计入保单起保当期的会计期间，应用于非保险的传统行业，因为其收入的确定性费用一次性计入某个会计期间并不影响利润核算的准确性。
但保险合同是典型的射幸合同，所以保险行业产生了“已赚保费”这个非常有行业特色的概念，“已赚保费”通俗地说就是原保费收入按365日对于已经历保险期间进行折算，风险已暴露保险期间的保费才能成为保险公司“已赚取”的保费，与会计上的谨慎性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质上是收益的一种递延。因此保险行业的获取成本都需递延，否则获取成本与计算承保利润基础的“已赚保费”就不能真正匹配。
当然这种费用与已赚保费的匹配不符合会计准则，不可以作为财务报表计算承保利润的规则，但作为内部成本考核却更为准确、妥当。特别距离年底时间越近、保费收入数额越大相应的获取成本也越大，对“承保利润”的扭曲也越大。对获取成本进行递延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保费收入因在时间分布上的差异而导致费用与“已赚保费”的不匹配，能更真实地反映各分支机构的真实综合费用率，最大程度低减少由此引起的综合成本率的失真。
二、考核指标设计的原则、内容、考核指标目标值的确定及影响各考核指标权重的因素
一）、考核指标设计的原则
考核指标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管理者的行为，因此考核指标的设定是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工作，考核指标的设计必须遵循一些原则：
1、科学性原则。考核指标的设定应能充分反映公司与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能够准确、真实反映公司的管理水平与经营成效。
2、全面性原则。考核指标的内容应包括公司的主要经营指标，能够全面地反映各方面的经营状况。
3、连续性原则。考核指标的内容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便于纵向比较，能够更好地判断公司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
4、共性和个性结合的原则。由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考核指标的目标值的设定必须考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如人伤赔偿标准是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评价不同分支机构的赔付率时必须考虑到地区差异。但又必须考虑所有分支机构的共性，否则考核指标在分支机构之间就失去的比较价值。
5、数量适宜原则：考核指标数量既不宜太多，太多则缺乏指向性，不利于聚焦，容易造成企业经营资源的分散；考核指标数量也不宜太少，太少则不能够全面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容易片面地评价公司与分支机构的真实管理水平与经营绩效。
6、跟进监管动态原则：考核指标的设定应考虑到监管当局的动态，如监管当局非常重视投诉与服务质量，公司应将投诉率相关指标纳入考核指标，公司应善于把握监管的动态与方向，力争使公司发展与监管要求一致，有利于为公司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二）、考核指标目标的内容
保费达成率与综合成本率应该说保险公司两个最核心的考核指标，但为了避免指标过少不能真实反映公司与分支机构的管理水平与经营绩效，建议应增设一些辅助指标如：市场占有率（各省域市场因经济水平发展差异较大无法直接比较各分支机构的保费规模，市场占有率作为相对数恰恰能有效反映各分支机构在当地市场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续保率（反映已投保客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稽核合规评价（反映机构对合规方面的重视程度与经营的规范性）、已赚车年投诉率（反映客户的满意度与公司的客户服务水平与能力）、事故月当月结案率（反映理赔时效与风险管控水平）等过程性指标，要让管理者明白经营结果优异很重要但绝不是企业经营的全部，企业经营的合规性及其他过程同样不能忽略，通过指标设定引导管理者更全面地关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减少短视行为，而不能仅仅重视最终的结果。
三）、考核指标目标值的确定及影响各考核指标权重的因素
1、公司的发展战略：如公司是激进的战略，要求高速发展，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市场份额与市场影响力，那么公司可能赋予“市场占有率”与“保费达成率”更高的权重，在此情况下“市场占有率”、“保费达成率”与“综合成本率”目标值应调高（综合成本率目标值越高要求越低），反之亦然。
不同分支机构竞争地位不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所面对的发展方向各不相同，分支机构之间各考核指标之间的权重也不应相同。
2、市场环境：保险行业的市场环境也能影响各考核指标的权重，如行业经营好转时应加大综合成本率的考核权重，在此情况下“市场占有率”与“保费达成率”目标值应调高，“综合成本率”的目标值应调低。另在设定不同分支机构的目标值时及各考核指标的权重时也应如此考虑。
3、市场主体数量：由于经济水平发展不平衡，各省域以及省内不同地市之间保险主体数量差异较大，相对来说应调低保险主体数量多、竞争激烈的分支机构的“市场占有率”目标值。
三、考核指标得分计算规则
为每家分支机构设定一定数量的考核指标，每个考核指标都设有一个目标值（分支机构之间同一考核指标目标值可能不同）。下面仅对保费达成率与综合成本率两个考核指标举例说明考核指标得分规则，不再对其他考核指标一一举例。
区间保费达成率保费达成率得分规则
区间1保费达成率
区间270%≤保费达成率
区间3100%≤保费达成率
区间4130%≤保费达成率150
区间实际综合成本率综合成本率得分规则
区间1实际综合成本率≤目标值-5%150
区间2目标值-5%
区间3目标值≤实际综合成本率
区间4目标值+3%≤实际综合成本率≤目标值+4%0+（50-0）x（综合成本率差值-4%）/（3%-4%）
区间5目标值+4%
总之对每一个考核指标分区间设定得分规则，再为每一考核指标赋予权重。
单个考核指标得分=按照设定的规则将单个指标与目标值比较。综合得分=∑各项考核指标得分×单个指标所占权重。
考核指标的设定直接体现了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与目标，如何科学、合理地设定考核指及各指标的权重，要综合考虑到企业的经营状况、发展阶段、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合理设定的考核指标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与公司目标保持一致。
总之，在设计考核指标的内容、数量、目标值及权重时要多方面考虑，要尽量全面、客观地反映保险公司与各分支机构的管理水平与经营绩效，避免对考核指标片面评价，积极发挥考核指标引导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与经营绩效，促成保险公司又好又快地发展。（作者单位：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参考文献：
[1] 翟义刚，区域财产保险市场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上海保险》，2010，06
[2] 李世雨，财产保险公司KPI指标体系研究，《金融经济》，2005，04
[3] 刘云霞，贺晋兵，我国财产保险公司财务实力的评价，统计与决策，2011，15
【摘要】世界上许多国家均对保险业实行特殊的会计规则,主要是因为保险业的经营属性决定其会计原则必须区别于其他行业。发展完善保险业会计规则,必须首先分析影响会计规则的各个保险属性。本文力求从理论层面分析决定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重要属性,进一步充实我国保险会计规则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推动我国保险会计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保险属性;保险会计;保险合同;公认会计准则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保险业呈健康发展态势。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日益增强,保险市场主体大量增加,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保险产品日益完善。保险公司由此面临着如何全面、客观地反映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如何为保险公司的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投保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进行投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如何为保险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重要信息等会计问题。然而,尽管2007年新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包含了保险行业特殊会计准则,但是该准则内容过于概括并且缺乏权威的应用指南,我国保险会计规则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势在必行。
一、我国保险会计的发展
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慢,相关保险行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研究相对滞后。尽管保险业在中国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保险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却只有二十余年。主要原因是因为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认知需要以行业的发展为前提,据此才能制定出适合于行业特点并且有利于行业发展的会计规则。
我国的第一个保险行业会计制度是1984年2月份颁布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会计制度》。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的保险公司还处在起步阶段,所以该保险公司特殊会计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作用,而更多的是采用“资金占用总额=资金来源总额”这一计划经济会计原则,突出保险公司在财务会计制度上进行统一计划、分户经营、以收抵支、按盈提奖的财务管理制度。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保险公司开始转型,外资企业开始涉足中国保险业,1993年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具有转折性意义,奠定了目前保险业会计规则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紧接着我国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实行《保险公司会计制度》和《保险公司财务制度》,并且通过2000年颁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对会计要素进行重新定义,以此为契机推出了针对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企业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保险业实行专门的会计规则,既是保险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保险业的发展。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保险公司开始进行海外融资和开拓海外资本市场,我国保险行业特殊会计规则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会计制度不仅要立足于国内保险业发展的状况,更应该从全球视角出发,对保险业面临的特殊会计问题比如保险合同确认、准备金计提等实行改革,最大程度地实现国际会计趋同。2007年我国开始执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尽管适用于所有企业,但是具体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和第26号《再保险合同》充分兼顾了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改变过去以保险公司为规范主体的特点,进一步从保险产品属性的角度规范会计规则,基本上保证了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前提。
二、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原因分析
保险行业会计规则研究是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它既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又要求把会计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于保险公司,核算和监督保险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这就要求这一会计规则必须充分兼顾到保险行业的属性,以保险属性与特点为基础来发展和完善保险会计理论。
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从保险行业的特殊性看主要分为三个原因,即保险行业宏观意义、保险产品的无形性和未知性以及保险运营资金链的反向性。首先,保险业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转移公众的风险从而自己承担风险并且通过大量风险的集合内部消化和平衡风险。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公司运营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保险公司破产或者倒闭,负面影响将使广大被保险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受到损害,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和影响社会稳定。普通企业会计制度无法保证保险公司保持应有的偿付能力。
其次,保险产品是一种无形的产品,它以经营特定风险为前提,以集合大量风险单位为条件,以大数法则为数理基础进行保险赔付,风险的无形性决定保险产品的抽象性。由于保险公司在保单的有效期限内无法准确预知事故发生概率和造成损失程度的大小,因此保险产品的经营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更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保险公司执行普通企业会计制度而没有兼顾行业特点,其会计数据将无法满足基本会计准则的谨慎性原则,也无法为报表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
最后,保险运营资金链有别于传统制造行业。对于传统制造业,资金链表现为先支后收,即成本发生在前,收入发生在后。保险运营的逆向性表现在先收后支,保险产品定价在先,成本即保险理赔发生在后,因此保险公司在计算利润过程中需要采用特殊的程序和方法。一般企业所适用的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等并不适用于保险企业,为了正确评估保险公司的运营,不仅需要对保险会计进行详尽的披露,而且必须单独界定保险企业财务指标,增加赔付率、退保率等特定指标。
由此可见,保险会计所适用的会计规则必须有别于一般企业。保险规则既要考虑会计的一般特点,又必须充分体现保险业的特殊性;既要考虑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要求和保护投保人利益,又要兼顾保险公司本身的盈利能力和股东权益;既要考虑我国保险业现行的发展特点,又要兼顾国际会计制度的趋同性。
三、保险属性对保险会计规则的影响
尽管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成为全球性的认知,但是极少有学者关注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本文将影响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的主要保险属性归类为4性,即时间关联性、利润射幸性、产品无形性和大数平衡性。该部分重点分析以上四类保险属性,并结合其特点分析其对会计制度的特殊要求和影响。
(一)时间关联性
时间关联性是影响保险业会计制度最主要的保险属性,其表现为保单的出售一般都横跨一定的时间,公司运营的优劣与时间的关联十分密切。这一关联性引出了会计学上的两大基本问题,即保险公司资产账户投资科目类的确认和负债类责任准备金的计提。
保险公司在签署保单的同时向保户收取保险金,承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对保险合同约定条件下对投保人进行保险赔付。从收取保费到支付理赔之间,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将该部分保费收入进行再投资,通过同业拆借或者购买金融工具等形式获取收益。保险公司的投资类科目成为保险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重中之重。另外,由于目前市场上大量的人寿产品引进了投资的概念,许多保险公司出售投资连接账户人寿保险中包含了保户有权利参与分红的投资,如何在财务报表中科学合理地反映这一部分保户投资,成为保险会计制度中的特色之一。
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是我国目前保险会计制度规范的重点,这也是保险经营时间关联性使然。尽管大部分财产保险合同都为短期合同,但是其合同的有效期不同于保险公司的会计年度。因此保险公司在年终会计报表上有必要对保费收入进行调整,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此外,由于保险公司处理理赔需要相应的时间,保险会计年度报表为了客观反映保险公司的运营状况,有必要对保险事故已发生已报案或已发生未报案的保险赔付计提准备金。对于人寿保险合同和健康保险合同,该类合同的有效期间往往超过一年,收入补偿和发生成本之间存在着较长的时间差。对该类合同计提责任准备金是会计制度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也是为了保证保险赔付,从而更好地为投保人提供服务。
(二)利润射幸性
利润射幸性是指保险公司的利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影响,保险行业利润周期的震幅很大,随机性很强。利润射幸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保险会计计量方法的特殊性,即会计确认和计量必须运用特殊的方法和假设,保险会计必须与精算密切联系。
在确认非寿险保费收入时,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作为保费收入的调整项目;在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在确认寿险保费收入时,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与其他行业会计制度相比较,保险会计中凸显了精算的重要性,实现精算与会计的资源共享。此外,利润射幸性引发了保险会计中对巨灾准备等会计问题的探讨,针对目前众多学者对巨灾准备确认负债或者所有者权益的分歧,利润射幸性的会计要素界定成为未来解决这一分歧的主要途径。
(三)产品无形性
产品无形性是指保险商品的构成要素在很多情况下是抽象和不可见的,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很难凭借外在的直观感受获得对保险商品品质的准确判断。产品的无形性使得保险会计的披露制度远远复杂于其他行业。
保险公司产品的无形性加强了市场交易信息的不对称性。一般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很难简单地从会计信息中获得保险公司相关风险评估、产品定价等详细信息。为了帮助报表使用者获得有效的信息,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较其他行业财务报表而言必须披露更为详细的信息,以识别和解释承保人财务报表中因保险合同而产生的金额和相关风险。除此以外相关的信息还必须帮助报表使用者理解源于保险合同的未来现金流量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
(四)大数平衡性
大数定理是保险运营的基础法则。大数平衡性是指保险公司承保的风险单位越多,风险在内部平衡的可能性就越大,保险总赔付相对于保费总收入而言就越小。大数平衡性给保险会计提出的挑战是,如何在保险会计中使用单一评估法和综合评估法。
保险的大数平衡性为会计实践中采用综合评估法提供了可能。单一评估法是指对会计要素的计量采用单独分开计价(比如针对每个保险合同或者每个风险的评估),综合评估法是指通过简易的方式对多个合同或者多个风险进行综合评估计价。保险会计中综合运用了这两种方式,比如我国保险公司当前适用的会计制度中对准备金充足性测试中综合运用了整体测算、按产品大类测算和按照个别产品测算等多种方式。保险公司既可以按公司所有产品品种计算应补提的整体准备金差额,也可以选择按照产品大类分别计算各产品大类应补提的准备金差额或者按照个别产品分别计算各产品应补提的准备金差额。大数平衡性客观上增加了保险会计计量方式的选择性。
四、由保险属性确立保险会计规则的意义
我国2007年开始执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包括了适用于生物资产、保险和石油天然气开采等特殊行业的会计规则,这主要是由各行业的特殊行业属性使然。尽管我国新企业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基本的趋同,但是现行的会计制度仍然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着不少差异,趋同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各个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程度不同,各国所适用的保险企业会计规则也存在差异。但是各个国家保险业之间的共性所在便是保险属性相同,保险产品和经营主体等要素在本质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实现保险会计的国际化趋同,只有从保险行业的属性出发,并且根据其属性制定相应的会计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差异,使保险会计服务于保险业,加强国际保险市场融合和推动国际保险业的发展。
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即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尚处在讨论阶段。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比,我国目前实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所涉及的保险行业特殊会计规则内容更为丰富,规定更为详细,对保费收入的确认计量和准备金计提等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未来我国的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还存在着与国际会计准则磨合和修改等问题。研究保险属性决定保险业适用特殊会计规则必然性,有助于减少磨合时间和降低修改成本,从制度上保证我国保险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侯旭华,许闲.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保险研究,2008,(4):17-20.
[2]许闲.世界各国保险合同界定分歧大[N].中国保险报,2008-03-06(5).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彩票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2012年上半年共发生保险欺诈案件超过一百起，涉案金额超过3000万元。为此，2012年8月，保监会《关于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指导意见》，系统规划和部署了保险业加强反欺诈的各项工作，强调防范化解保险欺诈风险，要求严厉打击保险欺诈犯罪行为。
除了建设反保险欺诈工作体系，更重要的是从业务角度，以及技术手段上出发，遏制欺诈发生。日前，韩国现代海上火灾保险公司（下称现代海上火灾）保险调查部总经理李喆佑向记者介绍说：“在韩国，随着保险欺诈现象日趋严重，政府、社会群众对保险欺诈的呼声越来越高。保险公司除了在内部成立专门防范保险欺诈的部门，还通过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从技术层面上防范保险诈骗问题。2010年10月，我们公司就引进了SAS公司的欺诈防范系统（FDS）。”
据了解，整个系统将现代海上火灾的业务规则和从各种系统中抽取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产生相应的模型规则。这些模型规则可以实时向索赔调查人员提供相应的数据，从而来帮着他们判断欺诈活动的可能性，从而提前对申请索赔进行损失评估。李喆佑表示，在使用FDS后，现代海上火灾保险对于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现率提高了20%。
论文关键词：世界;保险;对策
作为对付风险的一种基本社会制度安排，它们也有着许多共同的方面，这些共性是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保险制度，提高人类抗御风险能力的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的结晶，是国际合作的基础。
1 尽快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制度
保险制度包括保险制度运作的基本原则（如最大诚信原则、可保利益原则、损害赔偿原则、近因原则等）、险种设计、保险合同的制定、产品定价、展业、承保、理赔、投资、准备金的提取等。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保险公司在运作中存在一些缺陷，或者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未来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遵循同一个游戏规则。只有及早地融入世界，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才能在日益严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 建立与国际惯例相吻合的市场环境
这种市场环境包括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组织形式、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基本评价指标、保险公司的评估机构、竞争原则、税收政策等。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应当多元化（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进行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二是评价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基本指标应当包括企业的财务状况、价格水准、合同条款、理赔实践、承保能力和服务等内容。三是保险公司的评估机构应客观地对保险公司的资产、财务的安全性、偿付能力、理赔状况、投资回报率等方面进行评估，以便于保险监督机构监管以及消费者进行选择。四是保险公司的竞争也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即竞争主体的参与、竞争规则的公正、竞争过程的透明和竞争结果的有效。五是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税收政策通常是一国政府用来鼓励保险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一般通过免税、迟延纳税等方式进行。我国在运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保险业、特别是个人寿险、年金保险的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来。
3 放松管制，强化国内的市场竞争
从国际保险监管的发展趋势来看，放松管制已成为主流。放松管制表现在保险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保险市场主体经营范围的放宽，国际保险监管的核心已从全面监管转为偿付能力监管，多数国家都在逐渐实现保险费率的自由化。这种国际性的放松管制意味着全球保险市场将更加开放，保险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放松管制的指导思想是鼓励和推进竞争。从我国情况来看，由于过去对保险领域管制过严，造成保险企业数量过少，经营领域过于狭窄，经营手段欠缺，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和效率过低。长此以往，我国保险业势必难以面对对外开放的挑战。为了提高我国保险业的竞争力，政府有必要放松对市场准入、经营范围和保险商品的管制，鼓励保险商品的创新，在保证市场秩序前提下，积极鼓励和推动保险企业的竞争。
4 提高保险监管水平，在监管方式方法上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兼营寿险、非寿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跨国保险公司的逐步进入将增加我国保险监管的难度。所以，当前应该尽快加强和完善我国的保险监管体制。首先要建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机制，建立一套偿付能力的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其次要加强对境内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严格审批，并通过国际联合，对其偿付能力进行有效的监管。此外，还要参照国际惯例，为中资保险公司创造与外资保险公司同等的、公正的、合理的政策环境，对内、外资保险公司实行统一监管，同时在保险条款的适用、费率的调整、再保险业务政策等方面制订出一套统一的条款。 转贴于
5 鼓励兼并重组，支持经营机制完善、经营及管理技术先进的大保险公司、保险集团成长
一个国家的保险实力、在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大型保险公司和保险集团的实力上。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也是抗衡国外跨国保险公司的主要力量。为了培育中国的保险业，有必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保险企业依据市场机制进行兼并重组和完善机制，形成国内大型的保险集团企业。更进一步，可以支持大型保险公司向全能化、国际化方向发展，鼓励股份制保险机构和区域性保险机构通过增资扩股获取与其经营能力相匹配的资本规模，尽快组建具有国际影响的跨国集团全面参与国际保险业的并购。
2011年11月，FSB了《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框架的关键属性》，其中明确将“恢复与处置计划”（即“生前遗嘱”）设定为有效处置框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所谓“生前遗嘱”，是指由金融机构拟订并向监管机构提交，当其陷入实质性财务困境或经营失败时快速有序的处置方案。由于这是金融机构在其经营失败之前制定的处置方案，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生前遗嘱”。
国际监管的这一新趋势正为中国金融界所借鉴，2013年12月24日，招商银行公告称，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高级管理层成员批准及签署“生前遗嘱”的议案》。而在此前一周，中国银行也宣布，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生前遗嘱”制度已登陆中国银行业。 产生背景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为了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实现经营失败金融机构的有序市场退出，主要国家相继建立起了存款保险和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项制度基本适应了大萧条后金融分业经营、机构实体单一以及金融业务、产品相对单一的现实特征。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金融机构和业务的特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组织模式的复杂化。随着金融资产规模和业务的扩张，金融机构不再是相对单一的公司实体，成为组织结构复杂的金融集团。一方面，在金融集团内部，从事各类业务经营的子公司、孙公司等附属公司、实体构成了数目庞大的组织体系。金融集团内部的复杂化使外部监管者、投资者很难看清其真实的组织架构；另一方面，作为金融产品或交易手段的管道（Conduct）的非实体组织机构的大量应用，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复杂化。
二是金融业务的多元化。随着混业经营管制的放松和资产证券化的推开，金融集团成为同时经营银行、证券等多种业务混业经营实体，并形成了内部交易市场，大量的关联交易使各公司不再是可以明确区隔的个体。
三是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市场化。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和资产投向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导致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风险更易传染和升级。
金融机构组织模式复杂化、金融业务多元化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市场化，使得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在防止风险传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能力受到挑战。
一方面，大型金融机构一旦经营失败破产，会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风险，即所谓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内部关系复杂化，透明度下降，使得外部监管者、投资者以及其他风险处置者如法院很难在短时间内理清庞大金融机构集团的法律实体、金融业务和产品、资产和负债、金融交易等关系，从而难以进行快速有效处置。在这种背景下，生前遗嘱制度作为弥补现行制度缺陷的重要手段，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基本框架
在FSB提出该概念之后，各国或地区开始积极讨论制定本国或地区的具体规则。2010年，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率先引入了针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处置计划”（即“生前遗嘱”）并着手实施。作为最早开始这项实践的国家，其制度规则对其他国家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第165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生前遗嘱”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要求相关金融机构向监管机构提交生前遗嘱并定期更新。2011年，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根据该法案，共同了关于生前遗嘱的最终规则（联邦储备委员会称为QQ条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称为规则第381部分，DFA规则）。此外，2012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根据《联邦存款保险法案》第11条和第13条规定，单独了适用于由其承保存款机构的“生前遗嘱”规则（IDI规则）。
DFA规则适用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包括：并表资产不低于5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在美国拥有银行、分支机构、机构或者商业贷款公司且全球并表资产不低于500亿美元的外国银行（或者控制该银行的公司）；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确定的任何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IDI规则适用于已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投保的资产不低于500亿美元存款机构。
DFA规则适用的金融机构，如果在美国拥有资产超过500亿美元且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投保的存款性机构，那么该金融机构除要根据DFA规则提交生前遗嘱外，其附属的存款机构同时还要根据IDI规则提交生前遗嘱。
生前遗嘱必须详细分析并说明，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对金融机构进行处置，包括要采取的行动，详细描述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法律实体、相互关系和依存关系、管理信息系统以及业务活动的其他关键组成部分。
英国《2009年银行法》针对经营失败银行构建了特别处置机制（SRR）。在该机制之下，英国金融监管机构（2013年4月1日之前为FSA，之后为PRA）确定了“恢复和处置计划”（RRP）制度。英国的“恢复和处置计划”与美国的“处置计划”存在显著不同：前者分为恢复计划和处置计划，恢复计划制定者是金融机构，处置计划制定者是处置机构（监管当局）。
在恢复计划中，金融机构要根据财务困境的不同情形拟定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并描述触发解决方案的情景。此外，金融机构还要向处置机构（监管当局）提供处置信息包，即美国处置计划中所要求提供的信息，为监管当局制定处置计划奠定基础。 中国的选择
从近年来情况看，中国逐步开始具备实施“生前遗嘱”制度的现实环境。
首先，随着中国金融综合经营日渐深化，有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或者成为金融集团成员公司。层级众多，股权业务关联的金融集团使得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外部人很难清晰了解金融集团内部情况。一旦经营失败，风险在集团成员间传染的概率大大增加。
其次，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快速发展，银行业务模式及风险特征也日益复杂化。一是表外业务迅速发展，即通过理财、银信合作、银证合作等一系列方式，将表内资产向表外转移。产品结构渐趋复杂，且信息不透明；二是表内业务结构调整，负债方面，更多地依靠批发性资金来源（主要是同业资金）。而资产配置方面，更多的资金流向金融市场和同业。不管上述这些创新的动机如何，其事实上造成了银行对金融市场的依赖度提高，进而导致了流动性风险特征的转变。与传统存、贷款的业务相比，更依赖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尽管有资金成本较低、运用效率较高的优势，但由于市场波动较大，银行的流动性也会更加脆弱，而且，考虑到金融市场参与者众多且信息传递速度较快，也更容易引发系统性动荡。
这些情况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实施生前遗嘱的现实环境已逐渐成熟，而从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角度而言，加快实施这一制度也有重要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处置体系。
其次，国际监管变革的影响。目前在FSB的推进下，美国、英国以及欧盟都已着手制定并实施各自“生前遗嘱”制度，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监管外溢”效应，如果我国不能及时推出本土的“生前遗嘱”制度，有可能会导致中国金融机构按照域外制度实施的“生前遗嘱”，对境内机构及业务产生不利影响。当然，这也意味着，在“生前遗嘱”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中，银行监管部门有必要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以确保各国政策的一致性和适当性。
总体上讲，“生前遗嘱”有助于完善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制度，但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中国实施该制度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需要在实践中关注。
首先，“生前遗嘱”效力的不确定性。“生前遗嘱”是否对金融机构、监管处置机构和法院具有约束力，是影响生前遗嘱制度效果的重要因素。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明确排除了“生前遗嘱”对监管处置机构和法院的约束力，也不允许私人对“生前遗嘱”提讼，对“生前遗嘱”是否约束制定“生前遗嘱”的金融机构则没有明确规定。由于中国法律对“生前遗嘱”制度没有规定，我们无从探讨该制度是否可以对上述三个机构产生法律约束力。从现实情况来看，很有可能使“生前遗嘱”单纯沦为向监管机构提供信息，为监管机构处置风险金融机构提供参考的工具。
其次，监管分立的障碍。在分业监管框架下，如果不同的监管机构各自制定“生前遗嘱”规则，不同类型的机构分别向各自监管机构提交的话，不仅会增加金融机构成本，也可能因为规则不统一而降低“生前遗嘱”制度的效力。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监管机构的政策一致性非常重要，否则容易引发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最终反倒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
正如在现代保险制度体系中．一般可概括为商业性金融保险与政策性金融保险两大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补充的金融保险中介那样．在农业保险领域也应该包括农业商业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保险两类性质不同的基本险别鉴于农业保险所特有的、尤其是在制度初创时期的高赔付、低收益的运作情况．商业性保险一般不愿或无力承保，所以，农业保险主要是由政府或政府专门机构承担、主责和先期介入，一般是指农业政策性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而且主要是指狭义的、具有高风险与高赔付率并存特性的经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社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即针对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两业保险。这种狭义的农业保险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的主体和政府支持的重点险种，也是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
根据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缺位及其专门经营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义不容辞地率先承担农业保险这项政策性业务．尽快建立起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
一、政府介入与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广大农村．只有同时存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农业保险制度才是完善和协调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国内外的实践中．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去承保和经营农业保险完全行不通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赔付、低收益甚至负收益、以及农业保险中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性，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条件下，这部分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或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我们可以运用供求曲线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自愿投保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严格按市场规则经营农业保险出现不断萎缩是必然的如图所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不仅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而且受农业本身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的约束，加之农民一般不是风险回避者这一特点，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需求曲线是D。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在这种条件下两条曲线不可能相交。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得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E点．成交数量为QE。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负．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QA
因此．农业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支持而走商业化的道路难以成功．这是全世界农业保险界经过多年实践普遍认可的理论．也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但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而且由于风险大、经营成本高、投保率低和赔付率高，导致经营者持续性收不抵支．农业保险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据统计．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仅3．96亿元．与历史最高峰相比．萎缩了一半 1982～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1985年至2004年间，只有两年微利．18年亏损。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初级阶段．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为此，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实际．我国应该主要采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府成立专门保险机构或职能部门负责农业保险经营．实施政府政策支持的同时．努力发挥商业性保险运作的市场配置作用，降低财政负担，逐步建立起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并存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
二、重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机制
关于农业保险经营与发展的模式．国外一般有六种模式：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以及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等发展模式。国内在推进农业保险制度试点中．也可概括为五种模式：政府扶持、商业保险公司农险政策性业务；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成立互助保险经营机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经营模式。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同时，以独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基础，以强制性保险为主要手段．构建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主要保障方式的农业保险制度。
一方面．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互协调发展的角度．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农业政策性保险应充分发挥其首倡诱导基础上的虹吸与扩张性功能的理论要求．以及世界各国农业保险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这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有机结合，确保政府意图目标的真实实现．还能够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避免新机构设立的膨胀和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有利于农发行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有机融合，扩大其业务职能范围，更好地发挥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尽快填补我国农业再保险领域的空白，并且现实可行，易于操作。当然，也可以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或其他有实力有兴趣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一部分农业保险的冉保险业务，但必须明确由农发行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并承担对商业性再保险的“最后保证人”角色。同样．对于农业保险中风险巨大、商业保险无力承保的险种，农发行也可以主动经营．并由政府以农业巨灾保障基金等形式负担，但也必须明确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
虽然农业保险是难度很大的财产保险业务．但它又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市场和极有分量的业务来源．当狭义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等市场被各公司基本分割完毕时，农业保险将成为业务竞争的又一个领域。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保险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保监会已明确将农业保险与养老保险、健康保险、责任保险并列为未来重点发展的四大领域之一：我国未来保险竞争的主战场也将主要是在农村。所以，从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战略来看．应该积极参与到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领域，而且早进入、早主动、早受益。当然．这也与政府有相应的激励和支持政策，以及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的互补性配合密不可分。从而建立起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既有分工又相互合作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整体效能．实现政策性业务的市场化运作、政策性扶持和多元化经营。
一、我国保险中介机构市场表现出的主要问题
我国保险中介机构市场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我国保险中介机构市场竞争力不足。在成熟的保险市场中，保险经纪公司、专业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等专业保险中介机构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支柱。相比之下，我国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在业务收入、技术水平等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竞争力较弱、机构规模小、成本高、盈利低的现象普遍存在。此外，我国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还存在业务结构单一，相当数量的业务集中在低水平的车险业务的现象。由于车险条款相对单一、费用率不断攀升且透明度高，大部分机构处于亏损经营的边缘。同时，我国中介行业目前同质化经营较为普遍，缺乏具有真正创新性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一些业务量较大的领域，如建筑工程保险及风险咨询等方面由于缺乏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产品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二是保险营销员体制改革缓慢。以往我国采用的营销员体制，对促进保险行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方式造成的各种弊端也不容忽视。我国在发展保险业的初期，对营销员的招募较为粗放随意，这就导致行业内存在营销员素质低；因享受不到员工的合法权益，缺乏职业安全感和归属感；诱发的风险增加，不利于行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尽管保监会一再强调营销员体制改革，但市场上仍有一部分机构在沿用以前的人合作模式，改革进度整体过慢。
三是保险兼业机构不规范发展为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增加困扰。目前，我国保险中介市场中存在保险兼业数量庞大，管理不到位的现象。众多保险兼业机构的出现，使得中国保监会或由其下设的保监办直接对其进行监管变得较为困难。应现行管理办法要求，保险兼业机构的管理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而各家保险公司由于职能所限，很难真正承担起管理的职责，甚至出现面对汽车经销商等兼业机构时，保险公司已经失去管理的主动权，只能以被动的妥协换回公司业务的发展。
四是我国保险产业链主体分工不明确导致专业保险中介机构无法发挥自身优势。保险销售的是一种不同于实物商品的信用产品，保险公司在收取小到几元大到上亿元保费时，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承诺：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将提供经济补偿和给付。被保险人购买保险最应该看重的是保险服务，而目前这种服务多数被片面地理解为保险事故发生后的理赔。由于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还普遍采用“一揽子”经营方式，集产品设计开发、产品提供、产品销售、产品服务等多种职能于一身，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客户对专业机构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并没有认识到保险的服务贯穿于保险的整个过程，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能从不同的角度为被保险人提供各种优质服务。
二、我国保险中介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介于目前保险中介市场结构失衡的现象，保险中介市场合理化整合势在必行。应将营销员、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和保险兼业中介机构集合到一起，互相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从而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人以及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交流，全面认识双方的需求和供给，以提升我国保险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我国保险中介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大力发展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及加强对保险兼业机构的监管是保险中介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保险行业需正确认识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市场定位
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估公司在保险市场中有着各自不同的职能和作用。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保险公司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市场，必须把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市场的研究，开发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以不断扩大保险范围，努力克服目前各保险公司保险产品雷同、缺乏经营特色、大家争抢传统产品的状况；二是加强对不同保险标的风险测算，厘定科学合理的保险费率，以保护客户利益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降低费率是市场竞争的手段之一，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盲目的经营行为，而是保险公司在积累资料、科学测算方面投入更大精力才能得以实现的专业化目标；三是加强资金的管理与运用，使更多的保险利润在资金运用中形成，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维护自身的经营效益。四是保险公司应改变过去“一揽子”的经营理念，充分认识到保险产业链主体间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保险公司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数据库的整理，非核心业务领域可以逐步放开，给保险专业中介公司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二）加大监管力度促进保险中介市场规范化发展
首先，进一步促进保险中介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完善。通过保险中介法规的完善，实现市场准入监管，防止潜在风险；加大业务运营监管，督促已获准入的机构依法稳健经营，维护市场秩序，防范经营风险；强化市场退出监管，监督经营不善或严重违规经营的机构，依法按程序尽快退出市场，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波动，降低损失，以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体系的整体安全和稳定。
其次，加强保险兼业中介机构规范化经营管控。在鼓励保险专业中介发展的同时，要适度地控制保险兼业中介的发展，尤其要限制有名无实，具有行政色彩的保险兼业机构；认真对现有的兼业机构进行审查，逐步压缩兼业机构的水分，清除以兼业为名干预保险市场正常秩序的兼业机构。
最后，建立保险中介行业协会。要把自律意识通过订立公约的形式上升为规则，把贯彻规则变成一种自觉行为。在建立保险中介行业协会的过程中，要坚持高起点、讲规范、重实效的原则，尽力做到职业化和专业化。同时，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应该准确定位，要在许多政府部门不应管又不便管的事情上，发挥监督、协调和信息服务的作用。
三、我国保险中介行业发展需要提高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对于保险中介机构管理人员的任用应采用选拔方式。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审核保险中介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同时，建立和发挥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优势，在基本资格考试的基础上设定分级分类的资格考试，以对从业人员进行更高专业技能的认定。此外，还应为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渠道和机会，通过学历教育、岗前培训、定期培训等途径，使其掌握最新的文化知识和保险专业化技能，从而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最后，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念。保险中介机构应将员工的个人发展目标纳入企业的组织发展目标之中，在促进个人发展的同时推动企业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