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07 14:37:1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外围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着。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第一派别的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所概述《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影响生产关系。
将物质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进而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一词意味着单方向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中，代表着只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方式不能反过来对生产方式起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在前，“被决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适应关系”的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不存在时空的差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四、总结
经历上世纪60年代西方生态学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后;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道路、从资本主义技术理性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探究;70年代后期，生态又从多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系统剖析。
吸取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分析的合理内容,立足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上，本文笔者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生产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逐步让位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是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有限，通俗地说,劳动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内的二十四小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不断拓展。降低劳动力价值的途径不外乎降低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则寄望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效率可用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数来诠释，当然也可用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时间缩短来表达。
实现生活资料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从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关要素来人手。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需要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为了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自然会大量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垦耕地、破坏土地生态去过度利用土地;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采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生态过度利用水资源;在空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对空气物理性污染与化学性污染不断加剧。
可以想象，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技术类型已不断提升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开发与利用程度。而且,在企业家组织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不断精致。显然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资料生产中促进单位时间的产品数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这种过度开发与利用不断累积，势必形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破坏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导致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分工发展比较质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飞速发展。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分工深化不仅体现于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体现于生产领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分工由国内漫延至国际。
分工拓展了生产领域。被誉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8世纪。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9世纪。海洋资源内涵也不断丰富，海洋资源生产领域不断拓展。
分工促使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韦奇伍德把原来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艺细化为几十道专门工序，每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一来,传统意义的制陶工被后来的挖泥工、运泥工、扮土工与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场的工人按统一的劳动节奏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伴随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部门同类企业逐渐分离、同一企业新部位逐渐产生。这些新企业新部门拥有专业化的机器设备，专业化的工艺流程,专业化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当然，生产部门专业化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是从部门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开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
国际分工是各国社会分工的延伸和发展,是超越国界的专业化分工，是一国国民经济内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其社会经济条件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其自然条件指自然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分工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价值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掠夺不断加剧。
(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
资本所有者生产的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根源。
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和剩余价值数量上是等值的，只不过剩余价值是相对劳动力资本来说,利润是相对全部预付资本来说。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会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无非从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两个角度来着手。从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说,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会尽可能地使用廉价的自然资源。根据价值规律,自然资源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价格,势必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供应。由此，造成对自然资源不断地开发。自然资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人为剥离的后果自然是扰乱生态平衡。
常识告诉我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必定会有自然资源枯竭的时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原则不是生态破坏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丨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样,幵发过程中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生态平衡的扰乱程度势必更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掠夺自然的触角已由国内伸到全世界。这样,原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问题正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决定性方面，它决定与支配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当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无疑也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又一根源。解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W75对此，我们应简单回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尽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质疑，但当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历史进步性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理解，“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让市场自由活动。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自由活动,指出:应当听任市场自由活动,如此“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他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应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僭取市场主体的权力，“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但是，在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理念指导下,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凯恩斯主义在如此背景下产生,它深人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市场力量部分让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但是,资本主义“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对资本主义矛盾有计划地加以协调。”“由于国家已经卷人生产过程，因此，它就改变了资本实现过程本身的决定因素。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这种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地避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集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方面与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与各种大众集团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普遍利益发生竞争。”[4]65由此,构成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人系统”。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如此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统治不再以价值规律（雇佣关系）这样一种匿名方式来进行,实际的‘权力格局’直接决定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国家必须对这种‘权力格局’的正当性作出证明--证明其干预行为具有某种正当的规范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论证，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身处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会补偿政策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人民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的同时，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一种习惯性期待。在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不断弱化群众的政治意识过程中,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对自然界进行无节制地开发。可想而知,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异化。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
人类进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始朦昧时期,人还没有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天然浑成。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在统一中呈现比较强烈的对立性。
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对抗自然的能力也在显著提高。在与自然对抗中，人类逐步产生控制自然的观念。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他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作用下，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从实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处理这种关系。从历史维度来看,控制自然的观念虽然鼓舞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使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发生改变,产生了消极方面的影响。莱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为满足人贪婪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从而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
消费主义价值观同当代生态危机有内在的联系。消费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张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设想人们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鼓励人们拼命挣钱、及时消费。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类经济活动基本形式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个体的穷奢极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费。
消费主义价值观尽管是错误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心态下不断蔓延。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表现欲望。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活动作为获得满足的唯一形式，当代西方社会势必要把如何保证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这些物质条件的保障既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势必掠夺自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后果。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经济模式中，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势必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加剧生态后果的严重程度。
(三)科学技术的异化
今天,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首先是以观念形态呈现出来的。无可质疑，观念形态的科学技术投人到社会生产中,表现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家掠夺自然环境的帮凶。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的严重状况，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
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的温和行为所致。而帝国主义资本以国家政权特征的逐利动机下所开发的核武器等反人类的科学技术产品则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极致。
科学技术表现为人类发展的敌对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虽然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必然结果。
四、启发
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取启示,避免我们国家出现生态问题，同时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上面的分析从侧面给我们一个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土壤。确实，在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生态问题,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问题的温床自然很正常。对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生态问题,我们应当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管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之本是其经济根源,而经济根源的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产生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主义分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不过是私有制基础上资本贪婪本性的表现。为避免出现生态问题，就要从所有制层次来着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但如此作为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理想的国情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的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生态成本外溢中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管控其对生态发展不利的影响。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完善行政权力结构与完善政府自身建设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在强化宏观调控中政府的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过程中，确保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其保障机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构建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集中解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
(三)扬弃控制自然的观念，摒弃唯消费主义价值观。人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灵长动物，是人成其为人的进步。人来自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人类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胜于自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消费而消费，导致消费
方面的无节制。我们应当摒弃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消费进行有节制地健康地引导。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以人文精神引导，推进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
第一派别的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所概述《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影响生产关系。
将物质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进而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一词意味着单方向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中，代表着只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方式不能反过来对生产方式起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在前，被决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适应关系的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不存在时空的差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此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世界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些重大趋向性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不能不与研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只有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了客观、系统、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才能得出反映客观实际的、有充分说服力的科学结论。二战后,随着信用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资本的内涵和特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正在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演进,从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演进,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演进。揭示资本的这些变化,对于揭示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资本向社会资本演进
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资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十分鲜明和尖锐,资本统治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追求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是资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和目标。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导致财富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一方的积聚和积累,贫困在大多数劳动者一方蔓延和扩大。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限增长与社会有效需求矛盾日益加剧的社会基础,是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和日趋深刻的社会根源,是劳动者反抗资本统治斗争日益升级与激化的社会原因,是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的突出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和重化工业等的发展,由于机器设备的增加和复杂化,以及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投资额的增加,作为各个独立存在和运作的私人资本,已日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客观上要求个别私人资本联合起来组织股份公司。个别资本联合组成股份公司,不仅仅是财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经营形式的变化,它标志着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和私人产业的扬弃,标志着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社会财产和社会产业的诞生;其次,这种扬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进行的,因此这种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社会财产和社会产业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三,这种变化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突出表现在资本的社会性更加扩大化和深化。这些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和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私人资本“自行扬弃”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部分质变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缓解了物支配人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
2、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演进
随着金融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工业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态也日益从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演进。虚拟资本是与生产资料等实体资本相对应的,是以有价证券、有价信息形式存在,并能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形成现代虚拟资本的因素首先是货币,但货币作为虚拟资本的历史并不长。发行和使用纸币是货币史上的一个质变,越来越多的货币及其衍生物脱离实物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形成了货币与货币的交换,货币与货币衍生物的交换,从中获利,从而形成了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
形成虚拟资本的另一因素是信息。信息作为人类精神的、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心理的活动,一开始就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信息就有了信息经济和信息资本。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是信息经济和信息资本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科学技术已经能将自然界存在的波性物质(声波、生物波、电磁波、引力波、光波等)转化为技术,如电子,徽电子,光电子、光纤、卫星、遥感技术等,使信息的采集、识别、传输、存贮、处理等独立运作和独立存在,并形成通讯、咨询、广告、电子商务等服务性产业,为物质生产和实体经济服务,从中获取收入。
还应特别指出,货币及其衍生物和信息是密切不可分的,二者的结合与融合是虚拟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从信息方面来说,不能获利的信息不能成为资本。信息要获利就必须进入市场,成为买卖对象,借助货币及其衍生物来运作,将其价值转化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货币。没有货币及其衍生物作为依托和载体,信息是不可能成为资本的。从货币方面来说,货币及其衍生物所以能成为买卖对象,在于它们的价格不断涨落,存在买入与卖出的利差,有利可图。而价格的涨落主要来自于信息的变动,发达的信息不仅能迅速反映各种资源的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状态,而且对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予以表达,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予以反映。
在当今世界,虚拟资本数额和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信息与货币相互结合形成的虚拟资本的大发展,使资本范畴泛化,使资本占有更加社会化,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虚拟资本使社会核心资源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投机性、风险性和泡沫性,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第一,虚拟资本使社会核心资源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变化。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工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料,而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今天,在信息经济和虚拟资本大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的核心资源正在转向了金融。金融现已成为特殊的战略性和全球性资源,用电子商务武装起来的金融业务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互联性和扩散性,大大加速了生产要素的转换和流动,降低了生产和流通成本,因而金融资本也日益成为政府调控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和经济杠杆。
第二,以虚拟资本为基础的信息经济推动了经济的强劲增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信息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信息网络和网络产业,包括网络贸易、网络
关键词：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纵向建构；横向展开；启示
中图分类号：F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6-0019-08
改革开放以来，产权制度改革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关于产权制度改革不时发生“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争论。这一方面说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还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说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仍然迫切需要推进产权理论研究创新。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长期未被重视的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对准确把握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回应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冲击挑战、以及指导当前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一、产权理论研究范式转换及其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以马恩经典著作为文本依据、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为实践基础，形成了传统所有制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传统所有制理论无法很有说服力地解释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此同时，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和道格拉斯·诺斯（Doudass c.North）在1991年、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风靡一时。在这种背景下，立足当代中国所有制改革实践、借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突破传统所有制理论已有框架体系成为创新产权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由此，学术界在传统所有制理论命题和研究范式外，提出了产权理论命题，产权理论研究从“所有制理论范式”向“产权理论范式”转变。
产权理论命题的提出和研究的开展对冲破传统所有制理论束缚、指导和推动当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产权理论研究在突破传统所有制理论、回应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冲击挑战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当前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形势和实际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第一，在产权概念界定上分歧较大，问题集中在产权究竟是一种法权还是经济权利、以及如何处理产权与所有权关系两个方面，产权概念界定分歧影响了研究中的对话与交流；第二，在产权理论内容的概括、归纳上基本没有超出传统所有制理论的内容框架，“新瓶装旧酒”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三，在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上没找准两种产权理论比较、对话、交锋的学术平台，仅仅囿于分别阐述两种产权理论各自学术观点，然后就将两种产权理论定性为“公有产权理论”与“私有产权理论”；第四，产权理论指导当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针对性和具体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产权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是传统所有制理论功能式微的结果，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仅意味着研究术语、研究方法的转变，而且为产权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学术空间。但是，从上面关于产权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来看，产权理论研究范式转换所被赋予的理论创新、以及指导当前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的理论使命和时代使命还没有完全实现，产权理论研究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
二、产权社会化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逻辑主线
“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范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对生产关系下过明确定义，也没有明确界定生产关系的内容，这就为后来的分歧和争论留下了空间。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生产关系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界定。深受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界定的影响，人们在理解和研究生产关系上存在不少误区：重视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而忽视体现人与人之间本质关系的具体物质利益关系；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成是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并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简单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
实际上，生产关系不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围绕和借助于产权关系而展开、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抽象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纯粹法权问题，而是具体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具体内容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具体的经济运动中完成产权关系运动，并不断演绎出产权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抽象谈论所有制时强调：“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此，研究生产关系需要通过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并借助于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的研究来揭示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丰富内容。
马克思所研究的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而是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雇佣劳动，与此相适应的是商品生产、机器生产、规模生产等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关系相应的发生变革，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通过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表现出来，因此这里将生产社会化推动下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具体内容界定为产权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与产权社会化之间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马克思对生产社会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对产权社会化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尽管没有明确使用“产权社会化”概念，而是使用“社会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形式”、“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等概念，用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产权运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发展动力、具体内容、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形成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因此，从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一产权社会化辩证关系和分析框架人手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进行研究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逻辑主线。
以前人们往往脱离生产力发展而孤立的去谈论生产关系，将整个生产关系局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归属上，将所有权当成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法权，对生产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丰富内容很少予以关注，从而导致对生产关系研究的形而上学和简单化倾向，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也因此长期被遮蔽。事实上，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是当前创新产权理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三、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1.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
马克思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趋势进行了科学分析，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
第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权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消灭大量个体小生产者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普遍分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也是生产资料资本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产资料被集中化使用，以及劳动被雇佣、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劳动力被规模化使用的过程。“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与以前社会的私有产权显著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是社会化的私有产权。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发展与产权社会化发展是历史的同路人，产权社会化首先由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社会化发展所推动。
第二，资本主义私有产权通过产权社会化来适应和推动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产权社会化为发展方向不断进行调整与变革，否则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展停滞下来。事实上，资本主义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一直在进行着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私有产权通过产权社会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在不否定自身根本性质的基础上通过产权社会化不断发展来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不断发展。
第三，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最终结果。产权社会化的不断发展暂时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但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发展无法改变产权和资本在少部分人手中集中而大部分劳动者没有产权和资本、以及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矛盾冲突这一事实。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每向前发展一步，都会暂时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又会在此基础上以新的表现形式和冲突形式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不是根本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容纳产权社会化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最终将窒息产权社会化发展，新的产权形态将为产权社会化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马克思将这种新的产权形态概括为公有制、社会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社会所有制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崭新形态的社会化产权。
2.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横向展开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角度纵向建构其产权社会化思想，揭示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总体趋势，而且从横向上多视角、多层面展开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具体内容。
第一，社会资本形态变化是产权社会化在产权主体层面的重要内容。产权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产权的基本存在形式，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实现形式。单个私人资本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要求，通过资本集中走向规模更为庞大、运动地域更为宽广、主体关系更为复杂的社会资本。单个私人资本走向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形态不断演变的过程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通过社会资本形态研究产权社会化时重点分析了股份资本。“现在又在以前没有设立过有限公司的地方，到处都设立了合法的新式有限公司”，“工业逐渐变为股份企业”。股份资本突破了单个私人资本数量有限、范围狭小的限制，实现了对大量单个私人资本的规模化集中和社会化使用。股份资本实现了所有权股权化，导致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股份资本取得了相对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地位，这种法人财产权是一种实际执行资本职能、实际投入生产过程的财产权。股份资本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关系变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先后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个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等不同阶段，与此相适应，社会资本形态也先后经历了股份资本、金融资本、法人资本、国有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体现着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内容。
第二，产权形态变化是产权社会化在产权客体层面的重要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产权形态以具体实物为对象，财产观念以绝对“所有权”为核心。“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做是属于他的，看做是自己的，看做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深入发展，财产关系、产权形态和产权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产权社会化引起了产权内部结构变化，即出现了财产权分离现象，产权已经不再是完整的绝对的财产权利。“大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工业主义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对新出现的经济权利体系用类似权利束的概念来表述。”产权分离和“权利束”概念的出现集中体现在资本“真实所有权”与“虚拟所有权”的分离上，资本所有权以股权形式掌握在股东手里，而资本经营权、控制权掌握在股份公司手里。事实上，产权内部分离程度与产权社会化发展程度成正比，新的财产权利会不断地从已有的产权内部分离出来、取得相对独立的产权形式，财产权由“绝对产权”向“相对产权”转变。产权社会化发展不仅引起了产权形态的变化，而且导致产权原则的根本变化。在产权社会化未充分展开、产权以物为对象的“绝对产权”时代，产权明晰以及产权关系处理遵循“一物一主”传统原则，而产权社会化发展导致产权分离，围绕同一个物的不同利用形成多个权利主体。“传统‘一物一主’产权明晰原则越来越不适应产权社会化对产权‘精细化’和‘明晰化’的要求，而需要从‘一权一主’的原则去界定和明晰产权。”产权形态、产权观念、以及产权原则的深刻变化，既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在产权客体层面的重要内容。
第三，企业形式变化是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外在表现。企业与其说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还不如说是产权的组织形式，因为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投入生产的各种要素总是打上了生产关系的印记，即生产要素总是在归属于不同主体的前提下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的。马克思始终坚持从生产过程角度去研究企业组织，将企业组织视为生产组织形式和产权结合形式。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经历了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发展阶段，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过渡的资本形态。所以，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角度研究企业组织时，是按照资本形态的划分而研究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对私人资本的企业形式、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的企业形式、以及社会资本的企业形式进行研究。私人资本是产权社会化发展的低级阶段，私人资本的企业形式有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工厂制度三种形式。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合伙制和合股制就是过渡性资本形态赖以运行的产权形式和企业形式。社会资本作为产权社会化的高级资本形态，其自身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企业组织也随之出现了不同的形式，其中股份公司、垄断组织是产权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企业形式。“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产权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股份公司之外出现了垄断组织这一新的企业形式。严格地讲，垄断组织不能算是一种企业形式，因为一般的企业反映的都是单个企业组织内部的产权关系，具有相对明确的界限，垄断组织则反映了企业间的产权关系。但是，垄断组织也像单个企业一样提供了产权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垄断组织作为企业形式要解决的是“企业间”、“超企业”的产权关系和产权组织形式。可见，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引起了产权形态的深刻变化、进而引起了产权组织形式即企业形式的变化，企业形式变化是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外在表现、是产权社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3.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纵向建构与横向展开的关系
前面从纵向建构和横向展开两个维度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内容进行分析。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在内容上的纵向建构与横向展开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只有把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与横向展开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丰富内容。
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从宏观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规律。马克思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产权社会化分析框架出发，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历史条件、历史进程、未来趋势进行深入研究，从整体上、宏观上形成了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基本框架，连现代西方产权学者也承认这一点。“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如若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宏观纵向建构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就会丧失基本方向和根本立场，就会落入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话语“陷阱”。
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横向展开则从微观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具体内容，以及研究产权社会化的具体着力点。马克思坚持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动来揭示产权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即通过反映产权主体关系的社会资本形态、反映产权客体的产权形态、以及反映产权外在表现的企业形式三个层面来揭示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丰富内容和具体表现。这样就将生产社会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即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进行了具体展开并置于可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横向展开为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提供了支撑。如若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横向展开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
四、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启示
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对当前加强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创新产权理论研究关键在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这一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当前深化产权理论研究，关键要把握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本方法、逻辑主线，从而将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从个别结论、教条式理解和错误附加中解放出来。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纵向建构层面的内容、而忽视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横向展开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长期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私有产权-公有产权”二分法分析框架和思维模式所遮蔽，马克思产权理论被误解为一种单纯论证“私有制必然灭亡、公有制必然胜利”的教条。马克思产权理论主要研究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经历着产权社会化发展过程。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基本趋势的宏观层面，以及从社会资本形态、产权形态和企业形式的微观层面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所进行的系统研究。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是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产权理论。因此，加强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研究对创新产权理论研究、以及准确把握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诚信思想信用历史演变
儒家文化的诚信发展与衰亡的过程
我国儒家文化提倡的诚信是道德规范，它强调个人行为的始终如一。孔子创三纲五常学说。从伦理学角度讲，这是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三纲是“三观”意识，高于一切，不得动摇。五常是伦理规范：仁是理想信念；义是道德；礼是纪律；智是道德知识与能力；信是诚信。但孔子只说信，未说诚，而且“仁”排五常之首，是核心，“信”排到最后。100多年后，孟子才提出了“诚”，他认为要达到至纲至善，只有修养才能达到。孟子将诚、信结合在一起，提出道德修养论，这是他对封建礼学的最大贡献。诚信经两汉、隋、唐到宋，程朱理学把“诚”推到了道德本体论和哲学本体论的绝对化的巅峰：即世间万事万物都由诚生化，诚是生化之源。
明清时期，礼学礼教受到尖锐批判。《三言二拍》、《老残游记》、《红楼梦》中对礼学礼教的尖锐嘲讽，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对礼学礼教致命的理性批判，在“”及以后的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展成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群众运动，鲁迅的批判最为彻底，他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①可见，儒家文化的诚信经历了发生、发展、拔高到哲学本体论的巅峰继而走向衰亡的过程。
资本主义的信用不是道德规范，同诚信有本质的不同
同儒家文化的诚信思想一样，资本主义的信用同样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马克思在考察了信用的三大经济基础――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借贷资本）以及包括汇票、支票、证券、债券、凭证、贴现、转账、透支、担保、委托销售、股票、期货等在内的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后指出：正是以股份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和商业、银行的一系列信用制度使资本家突破了单个企业无法突破的巨额资金限制，并使企业家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变得容易，从而使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成功地进入大工业生产阶段。因此，信用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
在信用制度下，在交易所里，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身上。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马克思在肯定信用制度的同时论证了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③所谓“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是说以股份制为重要内容的信用制度使资本的所有权从单个资本家扩大到合伙人和股东，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④“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⑤在这种扬弃中社会主义因素就生长出来了。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信用同诚信有本质的区别。第一，诚信是深刻的道德规范，信用主要是信用制度。虽然信用仍是一种信任，但仅仅是在遵守信用制度框架内的信任，而不是伦理学上的信任。挤兑和经济抵押就是对这种信任的最好否定。其次，作为契约形式的信任，当事人只要求参与方在合同期限内对合同的内容守信，而不管对方在其他合同和其他时间也守信，更不管对方钱财的来源是否是道德的。第三，资本主义的信用不能消灭不诚信、不道德的现象，相反，由于信用制度使财富向更少数人集中，“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⑥从而使信用制度“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在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都能找到巨头们冒险欺诈的实证。
西方市场经济彰显的诚信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的发展即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将导致社会道德的进步。诚信作为道德概念的基本原则，便包含其中。恩格斯把这个因果关系，作为当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规律揭示出来。他探讨了近半个世纪里，英国这个老牌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状况的演变，商业、工业道德的进步和发展，揭示了这些社会现象变化的机制与本质，论证了作为市场经济内在道德要求的诚信其显现水平要与市场经济水平相适应。
使失信行为声誉扫地的道德进步，并非是出于资产阶级的伦理狂热，而是有其经济根源。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认识到在以大市场为依托的经济环境中，赚钱的方法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强化销售，发挥信用交易、结算与融资的效用等。这时再搞那些鸡鸣狗盗、违背诚信的小欺诈，只是白费时间与劳动的得不偿失，努力扩张和增强公司的诚信形象成了资本家们生财的有效手段，诚信就这样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⑦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劳资的阶级斗争中，学会了适当地妥协与让步。一方面，避免与工人冲突，高喊和平与协调，收敛原先那些对工人和消费者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另一方面，使他们不得不对工人的工作日、居住条件、市政卫生环境等方面做出一定的改善，这也直接促进着社会道德状态的改善，良化着社会与人际中的诚信氛围。
由此可见，西方市场经济彰显的诚信是来之不易的。它历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形成、发展数百年漫长过程的演化，是西方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的结果，即诚信作为市场经济内在的道德要求，其显现水平必与市场经济水平相适应。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注定了它们在经济与道德关系上的两面性，即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营造、实现诚信；另一方面，又玩弄、利用诚信，做着损人利己的完全违背诚信的事情。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诚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富人获利，而不是为了工人的解放。
诚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诚信真正是全国人民自觉信守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靠我们自己的政权去逐步营造一个以往并不存在的市场经济机制，在社会主义制度及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除必要的宏观调控的指导性计划外，整个经济体制主要靠市场机制――在外显形式上表现为靠价格机制或效益机制――去配置经济资源。在这个机制的背后是人所共知的价值规律，自由竞争、等价交换，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重大经济法则，这些法则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商品交换行为，从初级走向高级，从粗陋的手工工场与狭小的地面市场，发展到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世界市场和国际垄断。
就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相对有200多年历史的西方市场经济，我们孕育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与这个市场经济初级水平相适应的诚信显现的层次自然比较低，各种阴暗琐细的违诚失信行为便大行其道。
就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融合而言，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得粗浅、不完善、缺乏深层次渗透与娴熟驾驭。市场经济这种体制原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发展到相当层次的活动形式。用社会主义原则来驾驭这种经济体制，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没有先例可依，没有经验可寻。当社会主义原则不能很好驾驭市场机制时，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发挥不了，负面效应就凸显出来，必然会引发、诚信丧失、虚假泛滥、作弊成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实践才可能造就，而目前我们缺乏的正是时间与实践。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当长时期内，诚信必然陷入逻辑困局。
只有以社会主义原则驾驭市场机制，去其个人主义价值哲学，而代之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把以诚信为中心的经济伦理观与市场秩序建设联系在一起，把诚信的伦理理念渗透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法制建设中，逐步把市场经济的诚信原则纳入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中，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完善，才能使诚信重现革命进步的灵光。（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
注释
??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0页。
一、何为“物化”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主要来源于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和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继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作为一种凝结人的劳动力的物，却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控制作用。马克思称这种现象为“商品拜物教”。这是一种把商品当作圣物，对此敬畏的类似宗教的社会现象。卢卡奇被称为“黑格尔主义的者”，原因就是他始终试图用黑格尔的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分析，物化理论也不例外。黑格尔认为“主体即实体”，将主客体区分开来，把历史的主体定义在绝对精神上。卢卡奇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移植入现实社会，扬弃绝对精神，而将历史的主体定为工人阶级，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物化理论。那么什么是“物化”？卢卡奇这样描述：“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人的劳动应该是由其自身控制的自主自愿的活动，而其劳动所生产的物也应该是由人所支配的。但是，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下，人的劳动结果，所生产的物却变为控制人，支配人的力量。这就是物化。又因为卢卡奇已经将工人阶级定为历史的主体，那么由于“物化”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人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意识的情况，就是工人阶级在主观上无法意识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造成的，所以西欧的革命不可能不以失败告终。
二、物化的表现形式
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并没有只停留在生产活动领域，而是渗透进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他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带来特有的并且是必然的现象[2]。
（一）物化产生于生产活动领域
这点与马克思所分析的相同，生产关系决定着其他关系，而这种现象也必然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相关。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从商品使用价值的质与量进行了阐述。在量的方面，各种物的使用价值都有自己的计量方式，而生产活动是需要消耗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量取决于其劳动量或必要劳动时间。而在质的方面，每种商品都是多种自然属性的综合，每种商品可以有多种使用价值，并且在每种商品的生产中都需要消耗人类的劳动。在此基础上，卢卡奇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使得生产越来越脱离人，而生产者只能是这种合理化系统的旁观者。其体现很大程度上是商品的质被忽视，而量越来越被重视。“在客观方面，只是由于质上不同的对象——就它们首先获得自己作为商品的对象性这一方面而言——被理解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为相同性的形式，即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形式才是可能的。”[1]因此，如果想实现商品交换，就要把现实层面上不同质的物变为同一抽象层面上的价值。也就使得商品的质显得越来越次要，而量更为重要。当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以后，随之而来的这种量化自然也就波及到生产者的身上，于是人本身也就被量化。而人作为劳动生产的主体性也就无法体现，商品的量主导着人。其次，资本主义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也影响着人的主体性，造成物化现象。由于机器生产所要求的标准化、精细化，生产者更像是机器的零件，劳动与生产者割裂开，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在这点上也是卢卡奇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发展。
（二）物化发生后迅速从生产活动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
物化割裂了人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也因此丧失自身主体性，使得其主观意识上对资本主义现实结构进行改进成了不可能。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由于被自身的立场所局限，其非但不能对资本主义现状进行批判，更使自身成为物化结构在思想文化上的一种反映[2]。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物化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割裂和具体学科分化上。卢卡奇从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就存在着把现实具体的时候历史当作既定的、无法改变的存在物这样的特质[3]，这也就是将社会科学与社会的历史基础割裂开来，丧失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具体学科的分化上，由于自身理论所依托的物质基础的放弃，学科之间形成了互不兼容的局面，社会科学的整体性也随之消失。而哲学作为综合性的学科，此时就应该肩负起将各个具体学科有机整合起来的重任。然而，卢卡奇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哲学的自身立场和局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3]。只有深入具体学科背后的物质领域进行历史性的批判性的分析，对社会进行整体把握，才能有效解决思想文化被物化的这一现状。
三、物化理论与异化理论的区别
因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所以很多学者认为物化只是对马克思的异化的另外一种说法。但是其二者在概念、批判重点、角度和解决途径上都是不同的。卢卡奇对异化理论进行了发展，但是也对其理解有部分偏差。
（一）在概念上的区别
异化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之下造成的私有制，私有制和异化是同源的。马克思的“异化”是指原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的活动的结果，在人的对象化活动过程中，取得了独立性，并反过来成为制约人，统治人的力量[4]。其实，马克思的异化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物化的异化”，而另一种是“对象化的异化”。对象化的异化是人类本质的肯定，是将劳动进行转化，人类借此创造出自己的生存世界。但是在对象化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劳动及其结果与生产者本身相背离，那就是物化的异化，此时则是商品反过来控制了人。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对人类本质的否定，人的主体性也不复存在。但是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是将对象化和异化等同起来，这两者的概念是等同的。 （二）在批判重点和角度上的区别
马克思重点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使商品拜物教成为必然结果。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货币、商品等问题的批判不是只停留在表面，而是直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点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压迫。而卢卡奇则是从人的意识出发，重点在批判工人阶级的无主体性意识。而其阐述则是从生产活动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两个方面分析这种物化现象。与马克思的从商品为点，深入进去达到生产方式的本质的纵向角度，卢卡奇则是一种横向分析的角度。他从整个社会的现实和意识两个方面对物化进行了全面分析。
（三）解决途径上的区别
马克思认为异化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必然结果。而商品发展的这种结果就是由于社会分工造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商品本身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直接结果。在原始社会，社会分工是根据差异进行的，比如性别、天赋等。此时人们劳动的方式是合作。劳动产品是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中平等分配，此时不存在商品的概念。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部落首领脱离劳动生产，此时私人的劳动生产就有了归属问题，而私人的剩余劳动产品被用来交换就产生了商品。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分工划分得越来越精细，私人劳动上升到了主导地位，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变为对立关系，私有制随之发展。随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商品交换范围扩大，促使生产形成新的分工，导致了个人屈从于分工而从事某种劳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主要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商品拜物教”现象的发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本身体现人类本质的劳动不再是人们自愿的活动，而是由于私有制和屈从于分工，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所控制，是人与人的异化。所以如果想要彻底消除异化，就要消除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分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将希望寄托于生产实践的发展。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是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但是无法改变其现状则是因为工人阶级缺少主体意识，无法认识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所以如果想要彻底消除物化，必须从工人阶级的主观意识出发，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主体，并想要去改变现状。
总而言之，卢卡奇虽然在物化理论上有一些缺陷，将对象化、物化和异化等同起来[4]，过分看重人的意识，试图用唤醒无产阶级的意识来拯救西欧革命失败的悲剧，忽视革命的客观条件。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发展，其物化理论也成为研究西方时不可搁置一旁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0-151.
[2]商逾.马克思哲学视域下的卢卡奇物化理论探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