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31 16:36:4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中医学基本特征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其实，中医单纯的辩证论治是不能真实地反应中医学的本质。那么当我们去说中医学的特征时，首先要明确是相对谁而言。凡说特征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其共性的东西。很明显，我们讲中医学的特征，是相对西医学而言，辨证论治是我们的特色，但前提是辨病论治是二者的共有。但现在我们只讲异，不求同，甚至于扬言中西医无法结合，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辨病论治不是西医的专利，也是中医学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1 从中医学的发展史，看辩病证治的重要性
1.1 中医学虽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但临床上从来就存在着“辩病施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候的概念尚未从疾病中分化出来，就是以“病”作为辩析目标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施行。如《内经》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多以具体疾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辩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辩病思维。如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绦虫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辩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辩病思维与辩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而综合运用的[1]。
1.2 中医学从诞生便开始了辨病与辩证的结合。早在《黄帝内经》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它往往是先定病，然后再辩证。比如《咳论篇》、《痿论篇》等章，都是先说这种病，然后再去辩证。之后，在《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等书，无不先言某病，再言某症，病、症、脉、证合参而治。以《金匮要略》各篇之题最能说明，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都是病名。
1.3 中医辨病论治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未终止。兹举俩例最能说明。其一，清初温病大家余师愚在其《疫疹一得》书中，仅论及清瘟败毒饮一个方子，以一方治一病，药即中病，鲜有罔效，典型辨病而治，其重复性不言而喻。其二，清初临床大家程国彭，在其《医学心悟》一书中，运用大量篇幅讲述如何辩证伤寒。在太阳经症条下，直言麻黄汤与桂枝汤辩证之繁琐，疗效之有限，辩证少有失误则灾害险生。乃自创加味香苏散一方，说：今以此方代前二方（指麻黄汤、桂枝汤）之用，药稳而效，亦医门之良法也。不论冬月正伤寒，及春、夏、秋三时感冒，皆可取效。其也是实现了从辩证论治到辨病论治的一次飞跃。这是中医走循证医学道路的肇始。
1.4 又如中医在与疾病“非典”的抗争中，充分发挥了辩证论治的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了辩证论治的优越，而在于对“非典”疾病的认知随着辩证论治的进程而不断深化，这同时也是“辩病”的认知过程。我们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我们的认知就愈趋深刻，我们的治疗就更趋完善。
2 辩病用药的优势
2.1 在辩病用药方面，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病理特点。因此，每一种疾病也意味其基本的治疗原则或治疗大法。除证选用不同的药物外，头痛可适当地配合应用川芎、白芷等止痛药物；癃闭病按照“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应着于通利为主；遗尿应按照“固摄止遗”的原则去配伍组方。如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如肺痨虽有肺阴亏损、阴虚火旺、气阴耗损等不同病证，但感染痨虫是其共同病因，补虚杀虫是治疗肺痨的根本原则，在抗痨杀虫的基础上再结合辩证，分别予以滋阴润肺、滋阴降火、益气养阴诸法，辩病与辩证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2.2 在脏腑辩证中：肺系病证主要按肺气失于宣发肃降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脾系病证主要按中焦气机升降失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脾主运化、升清降浊的生理功能。心系病证应按血脉运行障碍和神明失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论治，还要结合心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肝系病证主要按肝气疏泄不畅、肝阳升发太过、肝风内动等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肝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肝主疏泄、臧血濡筋等生理功能。肾系病证主要按肾阴、肾阳不足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肾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骨、生髓等生理功能。
3 辩病论治与辩证论治的关系
3.1 关于辩证论治与辩病论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笔者以为，辩证论治的主要着眼点是放在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病理层次的本质的认识上的。一个病理层次就是一个证候，一个汤证是一个证候辩证论治的结果。辩病是对疾病的辩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辩病论治则是着眼于对疾病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抓住疾病中最具本质的联系，把这个疾病和其他疾病区别开来，进而针对各种病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治疗。一般说来，辩病论治从对疾病的初期考察，到确定“这一个”而非“另一个”，从一般性对症治疗到确立针对性极强的治疗，是对疾病的认知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后，辩病论治才有了基础，换句话说，辩病论治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知基础之上的。
3.2 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没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其局限性。辩证论治虽然不能达到对疾病的特殊性具有深刻认知的层面上，因而缺乏特殊治疗的方药。然而，辩证论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病理层次本质联系的认识却远比辩病论治要深刻。从而，在针对疾病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治疗上，更能抓住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辩病论治“优越”。辩证论治的又一个优势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包括对人类尚未认识的疾病，这在人类认识和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其意义不言而喻。
3.3 由此可知，“中医内科临证时既要辩证，亦要辩病。其中辩病论治，是认识和解决某一疾病过程中基本矛盾的手段，[2]”…“是对中医辩证的必要和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对疾病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发展、转归[2]”。
总之，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只有相互为用，相互结合，才能不断深化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和提高治疗疾病的能力。中医学是辨病论治和辩证论治的完美结合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
因此要发扬中医学的辩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要提高中医的诊疗水平，提高辩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辩病与辩证相结合的诊疗思路。运用辩病思维来确定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辩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辩析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理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辩病为先，以辩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证，可发挥辩证思维的优势，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辩出证候，随证施治[1]。
参 考 文 献
一、《周易》的基本思维特征
《周易》理论的基石是象。所谓象是指：①具体的物象。即自然界存在的各种可为人感知的事物现象；②意象。即从事物现象中提取出现的，代表一类事理的符号或表象。如《易传》在解释象时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拟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于是故谓之象。”象也者，像也。”《周易》认为，因为象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结果，所以其中“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能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通过对象的推演可以把握认识事物的规律。这种以“德”和“情”为桥梁，将万物之中之同类者相互联系的方法，就是《周易》通过象来认识和推测事物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强调任何事物只要具有相类
的“情”和“德”，就具有共同的类别归属，换言之，任何“德”情”相通的事物，都反映同样的规律，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和影响。
中医学的理论大厦虽然与古代的解剖知识有一定关系，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以后，中医学的解剖学内容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充实’，反而逐渐萎缩了。保留下来的也已不是纯粹解剖意义上的内容，而是与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相统一，又能反映阴阳五行规律的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医学所特有的以阴阳五行为主要方法和桥梁的思维方式。而这一思维方式，又是与《周易》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的。
五行学说中的木、火、土、金、水本质上也是一种象。很明显，“木曰曲直”进乙木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自然界“树木”的不完全抽象得到的；它具有双重特点：一是直观性。在某种程度上，“木曰曲直”可以说是对“木”性柔和，能曲能伸的直接描述；二是抽象性。即“木曰曲直”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然界树木的．特性，也是对所有具有“曲直”特性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曲直”是木行事物的“德”和“情”。这样，在中医学建立其理论体系和具体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时，通过“曲”直，”这一木行的“情”和“德”形成的有关肝胆功能的认识，就与人体解剖实体的肝胆功能具有了本质的差别。
二、“木曰曲直”与中医学对肝胆的认识
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强调人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这种联系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脏与腑之间，在脏与其所属的组织、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这种整体联系的基础，就是五行的“德”和“情”。
前巳述及，象具有直观和抽象双重特征。要通过象来了解同类事物，就必须发挥联想，通过象的“德”和“情”来引伸、推演。木行的“曲直”特点，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象“德”，五行学说作为古人权用采认识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思维工具，是通过对每一行之“德”的推演引伸才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据此，“曲”可引申为“入”或“关”等，“直”可引伸为“出”或“开”等等。因此，凡人体兼司出入、开合或柔刚者，都具“曲直”之性，故皆可归于“木”行范围。由于中医学的五脏很大程度上是与五行相应韵五大系统，所以，这些部位从理论上讲，都可属于“肝胆”所主的范围。
1.“木曰曲直”与中医学对肝胆部位的认识
藏象学说中有关肝胆部位的认识，历史上不同的医家观点不尽相同。《内经)从人体的解剖实体出发，明确提出“其治在右”的认识。同时《内经》还从“人与天地相参”和“左右者，阴阳之道路”角度，提出了“肝生于左”的观点，实际上《内经》及后世医家的认识还远不止泪口当。
胆主半表半里。在《伤寒论》中，少阳胆的部位在半表半里。这与“开、合、枢”理论有关。所谓开、合、枢，是指经脉生理功能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层次。开主表，合主里，枢主转运，即“太阳主开，阳明主合，少阳主枢”。枢即转运之义。由于半表半里是人体之气内外出入的必经之路，因此具兼司表里之功，恰与木之“曲直”特性相合，故中医学有“胆主半表半里之说。
胆主咽、喉、口唇、眼，女子胞。《内经》云：“咽者，胆之说也”。《伤寒论》少阳病提纲中也强调胆与咽的密切关系，认为，“少阳病，口苦，咽干、目舷是也。”咽之所以被称为“胆之使”，多数医家认为，是由于咽部为足少阳胆经所过之处的缘故。这纵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嚼乃人体水谷出入的门户，是食物由口进入食道和整个胃肠道的必经之路，是人体内外交换的枢纽，与“曲直”之性相通，所以才与胆有关，同样，作为人体内外之气出入的主要门户，喉也是一个兼司出入的场所，故也与“曲直”相类，从而从属于胆．《内经》所讲的。堠主天气，咽主地气”所盲就是咽和喉的这种兼司出入的作用。
口唇主要由脾所主，但这种认识实际是以口唇是一个主要由肌肉构成的组织为出发点的。若从口唇的运动特点言，则与胆(肝)有关，一方面，口唇的开合运动与“曲直”相通，另—方面，主司人体运动的主要还是由肝(胆)所主的筋脉。故口唇与胆也有密切联系。
中医学认为，肝开窍于月。对其机理的一般解释是，肝经上连目系。但从经络循行来看，到达目睛部位的绝不止肝经这一条经脉。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其与肝的联系呢?除了实际观察到的肝的病变最易在眼睛上面表现出来以外，恐怕与眼睛的闭合作用不无关系。虽然在五轮学说中，眼睑为肉轮，由脾所主，但就眼的开合运动讲，则应该说，还是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其原因就在于，眼的开合运动在“德”上与“曲直”是相类的。
女子胞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主持月经，二是主持胎儿的孕育。经血来源于冲任，但其排泄却必须经过子宫。在这层意义上，女子胞也是一个兼司出入的部位。与肝胆是相通相关的．故肝失疏泄时，月经往往表现为提前或拖后，量或多或少的情况。多少不调，前后不均，很容易使人将其与“曲直”失常联系在一起。在《金匮要略》中，治疗热结血室(即子宫)用小柴胡汤这一治疗少阳病的主方，就是一个明证。
此外，象这样的部位，也可说与肝胆密切相关。故肝气异常时，常见捧便的功能异常，表现为大便或稠或稀，便秘与泻泄交替出现等症状。
当然，用“木曰曲直”与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相比较得到的结论，只是中医学对肝胆所主部位认识的一个侧面毒事实上粤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中医学对肝胆所主部位的认识结果也不一样。但就五行学说的应用而言，这无疑是中压学最富特点的尸种认识。
2.“木曰曲直”与肝胆的功能特点
在生理上，肝主藏血，主疏泄，为刚木之脏而性善升发；在病理上，肝之血性柔而易亏，肝之气性阳而易亢，故有肝“体防而用阳”之说。从体用的基本内涵分析，体指根本，用指派生。从人体五脏的物质基本及其功能表现来说，任何一个脏器都应是体阴而甩阳的，为什么偏偏强调肝的体阴而用阳呢？这是因为，与其他脏器相比，肝之阳气方面易于甚发，阳性极强，而肝之阴血为了制约肝气，伤止其升发过度，其阴柔之性就必须突出。这样，肝之阴阳两方面都具有较之其他脏器阴阳更加显著的特点。换言之?肝本身就只有刚柔两个方面。此也可看作“木曰曲直”在肝脏功能活动上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肝体阴而用阳”的提法，实际上是对“木曰曲直”的另一种概括。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胆者，中正之官”。中正；不偏不倚之谓。由于胆主决断，故言此。而中正本身，实际也具有兼司两头，能曲能伸之意。所以与“本曰曲直”是并行不悖的。在藏象学说中，胆既为六腑，也是奇恒之腑之一。这样的一种划分是否还蕴含更深刻的意义呢?；笔者认为，这还是受“木曰曲直”影响的必然结果。其解释是：六腑与五脏互为表里，六腑为阳，主运化水谷；五脏属阴，主储藏精气，奇恒之脏，形态上中空似腑，功能上主藏精气似脏，恰介于二者之间，或者说为脏腑之半表半里，故胆既属六腑，又为奇恒之腑之一。由此可见，胆之所以同时归属奇恒之腑，正是胆为中正之官，兼司表里之故。
三、“木曰曲直”与肝胆病的治疗特点
肝胆既具曲直之性，兼司表里、出入和开合，那么在治疗肝胆病变时，就要从“曲”和“直”两方面出发，兼顾表里、出入和开合。
以肝病为例，由于肝“体阴而用阳”，肝疏泄朱职，总与肝之气血两方面有
关。故肝病的治疗，多从养肝体和达肝用两方面同时进行。多以臼芍之酸敛养肝阴(血)，柴胡之辛寒疏肝用。二者的配伍，恰是“木曰曲直”在肝病抬疗中的意义。当然，二者量的变化，随着病变特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咽喉肿痛，一般分为咽部病变和喉部病变两种情况。喉主天气，为自然清气进入人体的必经之路，故喉部病变多由外邪引起，且实证居多；咽主地氕，为食物进入胃肠之门户，故咽部病变多由内伤(如阴虚)所致，虚证为主．在治疗上，喉病多以宜散之法使邪气从外而解，而咽病则多以滋阴泻火之法祛之。但在临床治疗上，喉病也常常在辛凉宜散药如薄荷、桑叶等的基础上，配以板兰根，大青叶等苦寒之品，意即使邪从下而泻，咽部病变在常在滋阴药的基础上配以辛散之药，意使邪从外而解。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体现了散泄并用的原则。其原因正是咽喉为人体半表半里之处乙邪居于此，自可以视其具体情况，使其从外而散，自里而泄。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2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
中医要改变一定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创新绝对不应该以再去发掘“土中之物”、“复古遵经”为主线条，应该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创新者需要耐下心来，注重积累，顶住压力，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进，保留中医的精华，放弃糟粕，从疾病的“证”、“证候”特征、演变规律、影响因素、干预作用……等着手，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中医理论，指导现实中医实践，着手于提高总体医疗疗效的高度，放弃中医、西医的门户之见并从目前的中西医嵌合发展到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工作，使中医成为一门全新的医学，造福人类。
众所周知，中医起始于原始社会，逐步形成于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在汉代以后全面发展。前有神农尝百草，开始了人们对中草药的研究；后有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中医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坚持“天人合一”、“效法自然”等理论；还有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自然的产物生命活动具有生物学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中医学是在大自然中产生与发展的。
相传，在神农时代，人口碑渐多，炎帝就教人种植五谷，以充腹饥。据说那时有一只周身通红的鸟，衔一株九穗谷飞过天空，谷粒坠落在地，炎帝拣起种在五谷台边土地里，后来便长出高大肥硕的谷子。炎帝把谷粒分为五种，分别起名为稻、黍、稷、麦、菽。谷粒味美可口，天下人争相种之。后来神农还曾亲尝百草，发明草药，为人治病，被尊为祖国医药的创始者。《纲鉴易如录》记载：“民有疾，未有药石，炎帝以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 ，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传说炎帝还有一条神鞭，名叫赭鞭，鞭打各种药草，就能显示药草有无毒性，功效如何，寒性还是热性，据此取有用的药草为人治病。到了汉代，汉人托名神农著成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书中收载药品3065种，系统地总结了汉代及汉以前药物学理论知识。该书根据养生、治疗和有毒无毒，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根据功效分为寒、凉、温、热四性及酸、苦、甘、辛、咸五味，并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的“七情和合”等药物配伍理论，为后世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的药物以及相关理论知识都是先辈们不断探索而来，更是大自然的馈赠。
大自然是神奇诡异的，威力无穷的，其千姿百态，千变万化，都无不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乃至于灵感。许多中医学知识正是古人通过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长期观察而逐渐地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其中不乏在实践中向自然学习、效法自然的结晶。比如《内经》中提到的：“提携天地，把握阴阳”；“法则天地”；“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春气之应，养生之道”，“夏气之应，养长之道”，“秋气之应，养收之道”，“冬气之应，养藏之道”；“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等观点每一个与自然都有着莫大的联系，是中医效法自然的体现。
《内经》中还把天地、上下、阴阳、气血、左右、水火等，统统包容在一起来论述人的生理、病理，并据此来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它把人体的任何一个“藏”（比如肝），都已经融入到了整个的自然界，而成了其中的一份子。因此它说： “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又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背之。”这个“得道”的“道”，就是自然法则和规律，是《内经》主张我们应当遵循和效法的。孙思邈也说过“太上畏道”，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有敬畏自然，你才会去模仿自然，效法自然。这些无不在告诉我们中医与大自然密不可分。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说过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其中有一条便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许多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如阳光、空气、水、土壤等。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其相关因素又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这种人与自然的息息相关，对自然的依存与适应关系称为“天人相应”。
关键词：中医学院；体育课程；改革方案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304-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改革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云南中医学院受场地设施、师资等教学资源的限制，公共体育课程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2008年学院迁呈贡新校区，全面贯彻落实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精神，进行新一轮公共体育课程改革已迫不及待。我们将针对中医药院校的专业特点、学生需求、师资和场馆等条件，进行体育课程改革，从而满足学院体育教学、群体活动和运动队训练的需求。
一、云南中医学院体育课程实施中存在不足
自1982年6月国家卫生部、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体育课中增加传统保健体育内容”的通知以来，经过20多年的教学实践，云南中医学院将传统保健体育作为一二年级学生必修内容，共60学时，使得传统保健体育项目逐步形成了学院体育课程的特色。
公共体育基础课主要以传统保健体育项目为主，占教学比重的41.7%；田径、篮球、排球、游泳共占教学比重的41.7%，课上很难进行系统有序的教学。为了解决现代体育项目教学时数、项目少的问题，2002年6月学院开设了院级选修课（篮球、排球、足球、武术、散打、健美操）。选修课的开设丰富了课程内容，迎合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公共体育课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开课的总学时少，项目分散
云南中医学院开课对象为一二年级学生，没有对三年级以上学生及研究生开设体育课。对于学制大部分为五年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来说，体育课的数量明显不足。同时，学生在两年内完成4套传统保健体育功法及田径、篮球、排球、游泳等项目的学习，在教学时数有限的情况下项目较分散，学生很难在课堂上熟练掌握某项运动技能。
2.特色课程构建初见成效，改革观念并未深入人心
学院在体育课程设置上虽然考虑学生的特点和价值取向，但在组织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生搬硬套现象。传统保健体育学时和套路相对较多，比重过大不适合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和现代体育需求。同时，存在学生对传统保健体育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课后没有成为锻炼及娱乐的主要手段，致使该项目不能真正为“终身体育”打下良好基础。
3.对传统保健体育理论重视不够
传统保健体育有其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其中理论体系是精髓，是中医院校开设此类课程的初衷。学院在特色课程建设过程中淡化了理论的传授，养生保健的精神实质被忽略，使学生仅学到了外在的套路，而没有深入地进行内化核心的领悟。
4.教学资源薄弱
近年来，学院不断加强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教学条件有所改善。现投入教学使用场地共有各类场地19936平方米。但是，缺少室内体育场馆，使健美操、瑜伽、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学生喜欢的热门项目无法正常开展。
二、云南中医学院体育课程改革设想
随着2008年学院整体搬迁，体育运动场馆设施得到加强，为学院新时期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了物质保证。为紧跟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步伐，立足中医院校办学的特色，体现学院传统保健体育教学的文化性、中医性、时代性特点，我们提出课程改革实施方案。
1.课程模式
医学专业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体育课教学中应充分考虑学生处在青春期和中医药院校的特点，采用“以生为本，构建特色”的体育课程模式。其含义是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尊重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以及自身条件，允许学生进行纵向选择多个层次的课程，或横向选择多个方向的课程，逐步打破年级界限，使学生在校期间掌握2～3项运动技能（包含1项传统保健体育项目），拥有自我参与体育锻炼的知识和技能，养成健康体育习惯，最终奠定“终身体育”的基础。
2.基本特征
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兴趣、爱好等，从第三个学期自愿选择体育课程。学院给予一定的选课自由度，提供充分的锻炼空间；以过程性评价反馈学生阶段锻炼的效果，使学生保持自信和激情，在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中形成自己的体育生活方式，自主构建自己的体育文化体系，真正理解体育与健康内涵，从而走向“阳光体育”的境界。
三、课程方案
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新校区的教学条件、学生兴趣爱好及中医院校的特点，课程的设置坚持最优化和合理化，即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又能办出中医学院的传统保健体育特色。同时，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要充分利用新校区的场地器材资源和教师专项特长，最大限度地开设学生感兴趣的体育项目。
1.课程内容
（1）云南中医学院体育课程内容体系
学院体育课程内容将分为两大部分，即理论知识部分和实践技能部分，两部分内容相互渗透，整合成完整的体育课程模式。第一，理论知识。健康知识：体育卫生知识；运动营养知识；健身安全知识。传统保健体育文化知识。现代体育文化知识。专项竞赛规则。体育欣赏。第二，实践技能。竞技类：技能的训练；技能的提高；群众性竞赛活动。素质类：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娱乐类：现代休闲体育类。保健类：保健养生类；传统保健体育类。
（2）课程内容设置
第一，分段式基础教学阶段。课程分为两部分，即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
理论部分包括健身锻炼的科学方法、终身体育与健康、体育生活方式与健康等专题，主要对大学一年级的新生进行体育思想教育。让学生了解和认识体育健身的重要性，树立“终身体育”的思想观念，教会他们合理健身锻炼的方法和手段，了解新型“体育观”和“健康观”，建立良好生活方式。
实践部分是对新生进行体育基本技能的培养，尤其是各种全面提高身体素质的可操作性的手段和技能。开设的课程包括身体素质练习课、基础课等。
第二，特色选项阶段
在本学期内学生必须选择一项特色课程。这些特色项目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工作和民族习惯。传统保健体育项目的蓬勃开展，将更加丰富我校体育文化的内容，符合我院的办学特色，在体育领域首次体现人文参与精神，也将在较高层次上为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出贡献。
第三，自主+特色选项阶段
学生在第一阶段的教学后将实行第一次选项分流，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及自身条件，对学院提供的各项选项课程进行自主选择，课程的目标要求比第一学期有所提高，理论课的教学注重精讲，重在培养学生对自己选项较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新兴体育运动将会给云医带来新的气息，又能满足学生追求时尚、崇尚休闲的需求。在本学年开设特色课程选项课程，巩固第二阶段的教学成果，形成我院的特色，提高竞技水平。
第四，技能与个性创新阶段
在此期间，将从各专项课程活动中发现选拔优秀体育尖才，组成我院的专项竞技队和预备队，并利用选项课程资源，重点培养这些人才，充实我院竞技体育人才库；同时在该类选项课程中，逐渐培养我院的优势项目。该类课程的开展将会把我院体育课程改革推向，对活跃校园体育文化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以上各学期，对于伤、残、病及特殊体型等身体状况较差的学生，我们将专门开设保健体育课，满足他们体育学习和锻炼的需求，使他们学会适应自身情况的锻炼项目及方法，以促进其身体保健和康复，帮助他们建立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切实可行的健身计划与健身方法，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2.课程特点
（1）现代与特色课程统一
课程改革后，在内容方面进行了优化，改变了以往单一的教学状况。课程内容将把现代体育与传统保健体育的实践与理论知识集合在体育课程之中，增加了人文体育知识的比重，增加了体育素质练习的内容，为健康体育奠定基础。
（2）强化师生互动
我院这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在课程实施方式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增加了选项课程的比重，特别是高级选项课程的开展，为师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使得教师对学生的生活方式、体育与健康观念的影响不断加大，通过教师运动技能的传授、文化思想的教育，以及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熏陶，学生会逐渐培养出自己的兴趣爱好，形成健康向上的体育生活方式，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3）扩大课内外互补
我院这次体育课程改革以“大课程”的观点统领全局，将体育课程从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娱乐，从有形的身体操作延伸到无形的精神塑造，扩大了课堂内外的互补空间。特别是在课外特色体育活动中，学生通过自己的身体去经历民族传统体育或时尚运动，用自己的心灵亲自感悟运动的魅力，对体育的诸多文化、精神有内在的情感体验，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激发他们对自然、对人类、对社会的热爱。
云南中医学院将进行的公共体育课程改革，有效地将现代体育和传统保健体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塑造学院公共体育特色课程、实现“以学生发展为本”和“终身体育”的新型课程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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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学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经络腧穴为核心，遵循辨证施治原则，以针法灸法为手段，进行防病治病并阐明其作用机理的一门临床学科，也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临床学科。相比之下，学生动手能力较差，对针灸在临床应用与辨证论治方法含混不清，为更好地激发学生对针灸治疗学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高他们的临床思维能力，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介入来提高临床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水平。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BL）模式是目前国内外医学教学较为流行的新型教学法。
1.PBL教学模式的含义
传统的医学教学方法以教师给学生提供信息和知识为先导，要求学生记忆，达到学习目的。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是教学的中心，学生相对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易导致理论与实践分离，学生不善思考，缺乏创新见解。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下知识传授缺乏系统性，临床技能获取是表观的、肤浅的。1969年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PBL教学模式，该模式鼓励学生成为学习的中心，激发学生的创新与思考能力，促其主动获取医学知识。教师的作用重点在于帮助学生依据问题收集相关信息并协助学生正确分析和推理，最终得到解决临床问题的确切理论依据。PBL模式交给学生的根本是方法，所谓“授人以渔”，目的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根据中医学知识体系的自身特点，在中医专业课教学中采用PBL教学法，使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思考、讨论，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及学习积极性，并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PBL模式在针灸学教学中的应用
2.1具体操作
PBL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针对一系列的临床问题进行讨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推理、论证并归纳给出合理解释。
组建合作学习小组：根据本课程章节的内容，任务难易程度，学生多少进行分组，每组5―10人。
2.2构建新问题
PBL模式的核心是“问题”，问题从哪里来？问题的引入必须结合临床实践，不是单纯依靠几本教材或教参的课后习题就能建立PBL模式的问题核心。对学习有指导性的问题需要教师对每一个临床过程细致地观察并总结、提炼而得出，只有这样，引入的问题才具备实用性、启发性，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为其创新精神的发挥提供自由空间，所以，在PBL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把问题的设计作为重点。问题涉及的知识范畴主要针对针灸治疗的常见病，多发病且疗效较显著的一些疾病，这样学生容易发现问题，对教师的提问也容易理解，相关信息较多，便于学生收集，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有就是在操作方面，提问应更多地集中在针灸的操作技术，如针刺补泻，行针手法等。
如在学习针灸治疗学“中风”后，可以提问：患者，男，45岁，时常有眩晕，未予介意。一日晨起，突然跌仆神昏，症见：神志恍惚，面色苍白，呼吸低微，畏寒肢冷，小便失禁，言语喃喃不清，左半身不遂，脉沉细。请问中医应诊断为何病？诊断依据是什么？针灸该如何治疗？是否还有其他治疗方法？还需做一些什么检查？由此引出一系列相关临床问题。为回答以上问题，学生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风，其如何诊断，中风有何表现，有何危害，如何治疗，治疗方法有哪些等问题。在组织讨论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就上述内容进行发言，最后总结并归纳为答案。
在课前，教师应先提问有关的问题，让学生查阅资料，然后把自己查到的相关信息与他人共同讨论，整理补充，最终得出自己的答案，同时也获得了与中风相关的中医学基础知识，中医诊断学知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针灸治疗方法知识及有关中医护理中风等较完整的知识。
关键词：医学英语教学；跨文化意识；构建
作者简介：彭爱民（1969-），男，湖南长沙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广东广州510303）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6-0141-02
一、文化、跨文化意识与英语教学
文化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人们共同拥有的思想和标准。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个人如何表达自己感情及思维方式、如何交往、如何解决问题等都与文化相关并随之改变。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无线电波一样，它承载信息，尽管无形但无处不在。正如大多数常听收音机的人却难以描述无线电波是怎样转化成声音的一样，人们难以描述文化，尽管文化是构成人们行为、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基础。文化的无限性很明显，同时也很微妙、难以理解。人类特定的行为、价值观和人生观就是在这无形、难以捉摸的文化中逐步形成的。但如果把收音机调到正确的频率，它便能传达强大的信息。因此很有必要构建准确的跨文化意识。
英语学习者对其所习得的以英语为母语的文化要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这些母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思考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反应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这就要求英语学习者具备跨文化意识。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意识，意味着英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以英语为母语的本族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从而保证整个交际过程的有效性。英语教师讲授英语知识时，只教语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教会学生怎样正确、得体地使用语言，也就是必须掌握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必须懂得何时何地该用何种语体、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因此英语教师要着力于学生跨文化意识的构建。R. Lado认为：“在倡导语言结构对比的同时，也要对不同的文化进行对比，以帮助学生克服外语学习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所引起的学习上的困难。”
医学英语的教学更应该进行文化比较，构建跨文化意识，这是由医学英语的特点决定的。从词源学来看，医学英语词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占极高比率，其语源差不多全部来自希腊语和罗马语，其次是来自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其本身所含的文化信息量就多，加之中医传统文化本身难以理解和学习，中西医药文化差异极大，因此医学英语的教学更应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各种技能的集合体。构建学生跨文化意识，有助于他们语用能力的培养，提高交际效率。
二、了解中西医文化背景，消除跨文化交际误会
中华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世界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医是其瑰宝之一，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医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并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学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我国政府曾经提出了团结中西医、中西医并重、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和促进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和措施。中西医结合的根基源自中西医文化。不懂得中医和西医的文化背景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西医学。因此，医学英语教师要比较中西医学，让学生在中西医学对比中体会中医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硕果，在对比和构建中继承中医文化，同时也接受西医文化的精髓。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文化大熔炉，它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从以“WASP”为主流的文化到“大熔炉”文化再到“多元大拼盘”文化的演变过程，其医药文化也是世界诸多民族医药文化的综合。在美国，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医治疾病的模式，病人和医生之间文化的脱离往往会造成少数民族中不成比例的疾病和死亡。美国白人常对少数民族文化持偏见态度，例如，黑人患心脏充血或肺炎时，接受治疗的待遇比白人差；黑人或西班牙人很难得到肾透析或肾移植。目前，美国的医院、医疗机构、政府健康组织，特别是医药和护理学校都在招募不同种族的人，以更好地训练他们治疗不同背景、不同民族的病人，摆脱文化偏见。
因此，在吸收西方优秀医药文化的同时，也要了解这些医药文化的背景，消除与国外医务人员或病人交际时的跨文化障碍，消除文化偏见和民族歧视，让不必要的跨文化交际误会消灭于未然之时。
三、医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构建
1.词汇层面跨文化意识的构建
词汇在语言中占有重要地位。威尔金斯（Wilkins）曾说：没有语法不能很好地表达意思，没有词汇则什么都无法表达。词汇的差异本身就体现了文化的不同特点。语言学家莱昂斯（Lyons）曾这样描述：每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这种语言的社会产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内涵丰富的成语、谚语和格言、比喻和联想、典故、委婉语、禁忌语中。
医学英语词汇通常有七种构词方式：词缀、合成、词类转换、混成、逆构法、剪切、首字母缩写。根据词源，医学英语词汇可以分为两大类：本土词汇和外来词汇。本土词汇来源于古英语，外来词汇来源于其他语种。而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是来自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外来词汇。因此教医学生学习这些医学英语词汇时，很有必要让他们了解这些词汇不同的文化背景来源，这样学生既可以加深对词汇的记忆，又能了解国外文化，避免词汇记忆时的单调、枯燥、乏味感。
如cold一词，先说明其症状类似于“寒冷”，来源于古英语，有两种词形，即盎格鲁方言的cald和西撒克逊方言的ceald。1537年引入其“感冒、低温”之意。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大量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词汇被引入到英语中来，医学英语词汇也同样受到希腊语的冲击。
又如anorexia一词，它是1598年引入英语的希腊词汇，由前缀an-（意为“没有”）和词根orexis（意为“口味”、“食欲”）构成，因此原词意为“缺乏食欲”。1873年，英国著名医生William Whitney Gull创造了Anorexia nervosa一词，意为“神经性厌食症”，是一种多发生在青少年女子中的心理失常，其特征为非正常地害怕身体发胖，体形不佳，连续性厌食和体重锐减，通常伴有自发性呕吐，经闭和其他生理变化。
再如来自拉丁语的医学英语词汇，最早受其影响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随着罗马帝国的日益扩大，罗马人把其语言也带到整个帝国的其他地区。英格兰被征服者威廉领导的诺曼人征服以后，受拉丁语影响更大，因为诺曼人的语言就来自拉丁语。如abscess一词来源于1543年拉丁语abscessus，字面意思为“离开”，由前缀ab-（意为“离开”）和词根cedere（意为“走”）构成。意为“瘘管，即由于受伤、疾病或先天性变形引起的把脓肿、腔洞或空器官同身体或其他空器官连接起来的病变的通道。”
医学英语教师通过诸如上述词汇教学，医学生便能了解医学词汇中不同的词源，从而熟悉词源背后不同国家的医药文化。
2.文化背景知识层面跨文化意识的构建
文化背景知识指的是与具体某一语言材料有关的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文教、科技等背景知识。医学英语教师在处理语言材料前，应适当介绍与材料有关的背景文化知识，这样既能建构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又能使学生更深刻、全面地理解材料内容。
中医学是一门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医学，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医学中现代科学术语虽不多见，却有大量的中国文化哲学术语。如果教师不从传统文化背景上去讲解，只从定义出发是不行的，况且，教科书、工具书上的定义都有可斟酌之处。因此，只有从这些术语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着手，才能真正把握中医术语的内涵和本质。以“阴阳”（yinyang）为例。传统文化中儒家突出乾阳刚健、自强不息的精神，偏重于“阳”；道家强调阴柔的归藏、包容功能，以贵柔尊、自然无为、致虚守静为“道”，偏于“阴”。中医学则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注重“阴阳和合”，阴阳并重，兼蓄儒道两家之精髓。《黄帝内经》开篇说道：“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不仅是中医药整个文化在诊治疾病方面的总原则，而且是中医药学在养生方面的总原则。
西医学有很多新的现代科学术语，人们常能通过一些西方地名、人名等了解西方医药文化背景。例如，川崎氏病（Kawasaki’s disease）最早在日本发现，现在仍然发病频率最高。在美国，川崎氏病是儿童后天性心脏病的首要原因，每年有4000多名儿童发此病，80％的患者年龄小于5岁；波动热（Brucellosis）或马耳他热是病人患的一种细菌感染疾病，由布鲁杆菌引起，通过与受感染的动物接触而传染，症状是发烧、虚弱、头痛，也称布鲁氏菌病或地中海热；霍奇金病（Hodgkin’s disease），亦称淋巴肉芽肿（lympho-granulomatosis）或霍奇金肉瘤（Hodgkin’s sarcoma），根据恶性度和宿主的免疫状态，分类不断在变动，本病是一种以淋巴结系统的肿胀为特征的重症疾病。
3.文化价值观念层面跨文化意识的构建
无论是在医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医学英语特定词语文化内涵的教学，还是医药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对学生进行英语文化价值观念的构建，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强调个性、金钱、超越、进取精神、上帝、标新立异、效率、守时等，而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则强调爱国主义、团队精神、奉献、回报、谦逊、和谐、礼貌、道德、和平、勤劳等。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主导着中医医院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中医英语教学要结合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体现中医药文化中“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等价值观念，认清自身价值需要、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在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培育方针等方面充分弘扬中医药文化，实现跨文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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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情志学说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体、自然、社会等各个方面，并且突出其间的复杂联系，因此，从事此项研究时也应注重整体的、复杂的联系，从更高层次阐释其生理病理基础。笔者现对中医情志学说研究进展概述如下，以期对开展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1 情志概念的相关研究
情志变化一般指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但在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只提到五志、六情，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举痛论》又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提到：“七气者，寒气、热气、怒气、恚气、忧气、喜气、愁气。”至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论》中明确提出：“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先自脏腑郁发。”
对于情志因素通称为七情的原因，可能受到解剖知识、河图、临床实践的影响[1]，陈言提出七情的依据可能与《礼记》有关。《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结合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七情是人的情感、情绪反应与认知活动”[2]。因情感系统是指人类对各种事物和自身机体状态是否符合需要作出判断而采取不同态度的内心体验，其代表性心理成分为情感、情绪与心境，三者密切相关，在心理功能和外显表征方面常难以截然分开。中医学中的情志概念相当于人的情感系统或过程[3]。乔氏[4]按照科学概念定义规则，在情志抽象概念定义下，对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逐一定义。认为除“思”之外，其它六情现代情绪心理学均有论述，其内涵基本一致。其不同之处是，情绪心理学关注的是一般特征，是对人类正常情绪特征表现的概括；中医学侧重机体脏腑气血状况对情绪的影响，是从临床角度对情绪的把握，并由此显示中医理论对该类情志的认知特征。
2 情志致病性的相关研究
情志内伤导致疾病发生受到体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先天和后天因素。人先天所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特征，与后天环境的作用逐渐形成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造成了心身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等方面的不同倾向，过激或过久的情志刺激必须作用于特定的心理素质和生理功能状态才能发病[5]。换言之，对于七情是否致病及其所致疾病的种类、转归、预后等，均与社会、时间因素、个体心理素质的强弱、个性及其对实践的认知评价系统有密切关系[6]。
《黄帝内经》认为，情志致病可影响脏腑气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恐伤肾”；“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等；情志致病不仅可引起痿证、消渴等躯体疾病，还可导致癫狂、惊悸等精神失常类疾病，如《灵枢·本神》说：“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则意不存人……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从上文中还可看出，虽然人之五志所属五脏，但在致病时常数情相兼为病或交错为病等。也可将七情致病区别于外感及其他内伤病因的显著特点概括为：从发病途径及部位而言，直接伤及内脏；从病机变化而言，影响脏腑气机；从临床表现而言，常形神俱病；从七情之关系而言，常多情交织[3]。杨氏[7]则认为，七情致病的特点有：影响脏腑气血；常表现为精神症状；因体质而异等。可见，有关七情内伤的致病机理重点在于气机失调，进而累及血液的运行、津液的输布与排泄等生命活动，病理机制复杂多变。
3 情志内伤的现代研究
3.1 动物模型的研制
情志所伤的动物模型研制大体分为三方面：(1)单纯外界刺激法。①“怒伤肝”模型。主要有夹尾法(用夹尾刺激引发大鼠打斗)[8]、捆绑法(用绷带束缚四肢，使之行走困难，装入笼内)[9]、模具法(A、用颈部枷锁套在大鼠的脖子上，模具影响大鼠日间理毛、挠痒等活动[10]；B、将大鼠置于自制的束缚制动筒内，通过移动插片而逐步缩小大鼠的活动空间，调节到使其不产生强烈反抗的紧张程度)[11]、束缚水浸法[12]、旋转法[13]、光电刺激法(对大鼠施以光信号和电刺激)[14]等。②“恐伤肾”模型。王氏[15]用惊吓鼠造成“恐伤肾”的动物模型。(2)药物造模法。肾上腺素皮下注射，注射药量目前还不尽相同，有学者分为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16]。(3)药物加刺激法。此种方法采取夹尾加注射肾上腺素等[17]。
3.2 情志致病机理的研究
3.2.1 情志内伤与神经、内分泌及免疫功能
近年来对“怒伤肝”的研究多涉及到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严氏等[18]的实验显示，应激后大鼠巨噬细胞释放H2O2量减少，血浆皮质酮含量升高。提示不良情绪刺激可能使机体免疫反应抑制，其产生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兴奋性升高、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多有关。黄氏等[19]对肝郁气滞证及相关证候进行了现代病理、生理学基础的研究，认为肝脏功能与大脑皮层的兴奋与抑制以及植物神经功能等多种因素有关。金氏等[20]对肝阳上亢证、肝阳化风证患者进行了多项指标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此类证候的病理、生理基础是外周交感肾上腺髓质功能偏亢。李氏[12]、韩氏等[13]用大鼠束缚水浸，模拟“情志不遂”的病因，同样证明了不良刺激导致气机紊乱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调节紊乱相关。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严氏等[21]还发现肝郁证大鼠的胸腺、脾脏重量减轻，全血T淋巴细胞转化率降低，说明肝郁证大鼠免疫功能呈低下状态。
王氏等[15]制作了“恐伤肾”模型，观察到子代鼠自然杀伤细胞活性(NKCA)及白细胞介素-2(IL-2)活性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孕鼠在惊恐应激后神经-内分泌-免疫内环境的改变可能影响到其子代鼠的先天之本，导致其肾气发生适应性代偿性的功能异常增强反应；同时表明，母鼠妊娠期间的恐惧背景刺激对子鼠的“先天恐惧”的形成有明显影响。顾氏等[22]的实验显示，长期激怒可引起大鼠全血粘度呈高粘状态，大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产生白细胞介素-1(IL-1)的能力明显抑制，并伴有体重下降、胸腺萎缩、T细胞功能抑制，最后导致免疫功能下降，认为大鼠在一定强度、一定时间激怒刺激下，可直接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功能紊乱。贺氏等[23]从免疫学角度出发，研究发现七情通过影响神经递质以及激素的水平和作用，从而降低机体免疫功能导致发病。其机理是：情志变化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后者通过神经递质和激素影响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又可反馈作用于神经内分泌系统。
3.2.2 情志内伤与消化系统
情志内伤影响消化系统的功能与中医理论中肝和脾胃的关系基本一致。张氏等[24]在研究思伤脾与脑肠肽的关系中，认为神经中枢通过某些递质或肽类物质抑制机体的胃酸分泌和胃肠运动，是“思伤脾”的客观依据。过度思虑、思考是一种不良的、持续的精神紧张刺激，有时还会出现情绪的抑郁。而持续紧张刺激会引起脑中5-HT增加，5-HT可引起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释放，后者作为一种中枢脑肠肽物质对胃肠运动起着抑制作用，因而导致胃肠消化功能减退；情绪抑郁可抑制食欲，同时也可减弱或消除胃酸的分泌。毛氏等[25]观察了肝郁证大鼠模型血浆胃动素、血清胃泌素变化，结果表明，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胃肠运动状态的血浆胃动素显著持续升高，提示郁怒伤肝，木不疏土，导致机体释放调节功能紊乱，脾胃运化失常。其血清胃泌素水平明显低于正常，说明肝郁确实是引发脾虚的重要原因。
3.2.3 情志内伤与循环系统
肝主疏泄对气血运行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所以肝失疏泄则可引起气机失调、血行不畅的病理变化。李氏等[26]检测了用钳夹鼠尾激怒大鼠而致的肝郁证模型动物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发现模型组全血粘度、血浆粘度及红细胞聚集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与肝郁引发的气滞血流不畅有关。吕氏等[9]用捆绑限制大鼠活动制作肝郁证模型，结果造模大鼠一般在第3～4日出现肝郁现象，肝郁大鼠前列环素明显降低，而血栓素明显升高，前列环素/血栓素比值明显下降，肝微区、胃微区血细胞灌注量显著减少。提示前列环素、血栓素平衡失调和微循环障碍的相互作用在肝郁致瘀中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情志失调不仅影响血液循行，而且可以导致血液中活性物质成分的改变。陈氏等[27]以健康的男大学生49人为研究对象，用速算比赛使其产生心理应激，比较不同行为类型者心理应激前后的血压、血浆血管紧张素Ⅱ(AngⅡ)、醛固酮(ALD)、心钠素(ANP)及血清一氧化氮(NO)浓度的变化。结果为心理应激后血压、血浆AngⅡ、ALD的浓度较心理应激前增加(P
4 情志学说研究的发展与未来
中医情志学说的研究从理论、临床和实验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只是撷取其中部分以说明相关研究状态和进展。从目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是沿着分析还原的思维模式，力图阐明情志学说的生理病理基础。但是，由于中医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昭示着中医理论的整体性、联系性、动态性特征，用什么研究方式方法能够突出中医药的特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王永炎院士[28]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系统复杂性研究中心戴汝为院士等[29]提出运用复杂科学理论研究中医药学，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中医理论的特征与复杂科学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情志学说而言也具有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如由大量的作用者(或单元)组成、受外界影响的开放系统、作用者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内不同的微小变化可导致重大差异的结局等。因此，未来对情志学说的研究也应从整体、联系、动态的角度，运用复杂科学的理论从更高层次上研究其生理病理基础，以推动情志学说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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