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04 16:40: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2016年10月10日，奥利弗・哈特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凭借“在契约理论方面的贡献”共同获得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契约理论循着古典契约理论―新古典契约理论―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脉络演化至今。众所周知，现代契约理论也称作现代企业理论，公认的开山鼻祖是科斯。
现代契约理论从交易行为的角度解释企业，将企业看作是个人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作组织，由一系列契约联结而成，企业行为是所有企业内部成员博弈的结果。该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即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理论，前者着眼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不完全契约下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后者则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委托―关系。两种理论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备性及由此导致的所有权和激励问题的重要性。哈特的主要贡献在前一方面，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则在后一方面。
科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需要科层式组织。而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包括之前获得诺奖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人，则进一步研究了在科层式组织中契约如何定义、科层式组织如何完善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科斯所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其门徒再次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组委会的垂青，进而引起全球经济学家及普通人的关注。
不完全契约理论及哈特的贡献
传统观点认为，契约一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便是有利于激励长期投资的。标准的契约理论假定契约是完全的，契约的设计以及监督实施都是没有成本的。
然而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的不完全、不完备会导致事前的最优契约归于失败。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所以事前的专用性投资便无法写入契约。一旦自然状态实现，在这种具有双边锁定特征的谈判过程中，投资方就面临被对方“敲竹杠”或攫取“可占用性准租金”的风险，即投资者投资的边际收益中有一部分被对方分享了。由于预期到这种敲竹杠行为，投资者在事前就会选择投资不足或者做出无效的专用性投资。
经济学家们正是在研究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契约不完全所导致的效率损失中，逐渐发展起不完全契约理论。而不完全契约与完全契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事先规定各种或然状态下的权利和责任，而主张在自然状态实现后通过谈判来解决，因而重心就落在对于事前的权利（包括再谈判权利）进行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后者则在事前规定了各种或然状态下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因此问题的中心就是事后的监督。
作为现代契约理论的一个分支，不完全契约理论主要由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理论和产权理论组成。现代契约理论考虑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不对称信息下的收入转移；二是不同风险态度的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分担。两个核心问题正是不完全契约理论聚焦所在。
第一个发现契约不完全的经济学家极有可能是科斯。他在开创性的《企业的性质》（1937年）一文中指出：“由于预测的困难，关于商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限越长，那么对买方来说，明确规定对方该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适。”
哈特则从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解释了合约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太远，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第二，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缔约各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对于这些，过去的经验也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他们也很难用下面这样的方式将计划写下来：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外部权威，比如说法院，能够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加以强制执行。
简单概括哈特上述三点：一是因当事人的有限理性而使预见成本较高；二是因当事双方语言沟通的障碍特别是对书面语言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缔约成本；三是由第三方“可观察但不可证实”所造成的证实成本。
不完全契约理论正是以合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产权或（剩余）控制权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它是分析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的最重要分析工具。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利的成本过高。因此，拟定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约必然是经常存在的。
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存在，所有权就无法以传统产权理论那样以资产这一通常的术语来界定。因为在契约中，可预见、可实施的权利对资源配置并不重要，关键是对那些契约中未提及的资产的控制权，即剩余控制权。因此，对一项资产的所有者而言，最为关键的是对该资产剩余权利的拥有。据此，哈特等人将所有权定义为拥有剩余控制权或事后的控制决策权。在哈特等人看来，当契约不完全时，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中相对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
在此，有必要区分特定权利与剩余权利。特定权利就是指在合约中被明确规定的权利，而没有被明确规定的权利就是剩余权利。不完全契约理论主张：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不是由剩余收入索取权的分布决定，而是由剩余控制权的分布决定。市场意味着剩余控制权在交易双方是对称分布的，而企业意味着剩余控制权的非对称分布。当两个经济行为主体进入一种交易关系，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契约中列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利的费用极为高昂时，最经济的做法就是一方兼并另一方，即一方购买另一方的剩余控制权，术语称一体化。但是“剩余权利对购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对另一方却是一种损失，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利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由此可知，投资行为最重要的一方应当取得剩余权利的所有权。
不完全契约理论又被称为GHM理论或GHM模型，由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莫尔（1990）等共同创立。GHM模型直接承继自科斯、威廉姆森等开创的交易费用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发展。其中，1986年的模型主要是解决资产一体化问题，1990年的模型发展成为一个资产所有权模型。
哈特等人进一步指出，剩余控制权直接来源于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相当于所有权。一个人拥有的资产越多，外部选择权越多，剩余控制权就越大；谈判力越强，得到的剩余越多，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激励就越强。由于剩余控制权于契约双方而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得到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固然增加了投资激励，但失去的一方却因此减少了投资激励，所以社会最优的投资激励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和成本。GHM模型认为，应该通过资产所有权或者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确保在次优条件下实现最大化总剩余的最佳所有权结构，这就要求把所有权安排给投资重要的一方或者不可或缺的一方。因而，剩余控制权天然地归非人力资本所有。在契约不完全的环境中物质资本所有权就是权力的基础，而且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因此企业也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非人力资本所规定。哈特等人这种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的观念，深刻地洞悉了组织权力的来源，相对于以前的理论而言是进步。然而，现实世界还存在着拥有更多物质资产却并不意味更多投资激励的现象，有时权力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资产。这是哈特等人资本强权观和资本至上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哈特与莫尔（2006，2008）还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契约理论相融合的互补性观点：契约为交易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方交易当事人的履约行为是从契约承诺中获得的权利感受的函数。交易双方既可以签订柔性契约，允许当事人对事后不确定性作出适应性调整，也可以在事前签订一项与未来结果密切相关、当事人对未来的任何结果都不会感到失望的刚性契约。前者有可能由于一方粗糙履约的投机行为造成无谓的损失，而后者正是降低这种无谓损失的方法，当然这也会降低柔性契约可能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提出了当事人在柔性契约和刚性契约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为长期契约提供了基础，同时阐明了为什么事先确定价格，允许雇佣者选择任务的雇佣型模型是最优的。
简单对不完全契约理论做一个总结性评论。
GHM模型用一阶方法和博弈论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化分析框架，为不完全契约的研究开辟了全新天地，这一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它的分析环境过于简化，相对于科斯和威廉姆森创立的交易成本理论而言是一种退步。如何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考察有资产的资本家和无资产的经理人及工人，从而建立一个科层理论，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以GHM模型为代表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一方面假定当事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具有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又假定当事人具有计算未来成本和收益的动态规划能力，这种对理性程度的“暧昧”假设遭到经济学界的批评。为规避这种暧昧的有限理性假设，同时为了内生化契约的不完全性，哈特和莫尔（2004）将契约分为“紧的”和“松的”两类，似乎又向完全契约的理论靠近了一步。
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剩余控制权”的定义也存在争议，它有时表示“剩余权利”（格劳斯曼和哈特，1986），有时又以“全部权利”的面目出现。作为一个组织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如何解决这个核心概念的歧义问题，同时赋予其连续的性质以便拓展到更为现实和复杂的科层分析之中，又是一项挑战。市场和官僚机构可以被认为是分别对应于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两种极端的治理结构，不完全契约理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市场的理论研究。
总体而言，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完全契约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契约理论的整体解释力。其对控制权、组织边界、组织结构、金融契约、法律执行以及政治制度的解释，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门，其研究方法亦正越来越成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等领域的基础工具。
完全契约理论及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
委托―理论是过去40多年现代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一些经济学家不满阿罗―德布鲁体系中的企业“黑箱”理论，而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而来，创始人包括威尔森、萨平顿、罗斯等学者，也包括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霍姆斯特罗姆和哈特。
委托―理论的核心是解决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人的激励问题，即问题。作为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理论主要研究的委托关系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人。简言之，委托―理论主张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经过多年的发展，委托―理论已由传统的双边委托理论发展出多人理论、共同理论和多任务理论。该理论也早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
委托―理论遵循的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以委托人和之间利益相互冲突、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必须设计某种契约或者机制，诱导人选择适于委托人利益的最优努力水平。
委托―理论遵循如下基本分析逻辑：委托人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将其所拥有（控制）资源的某些决策权授予人，并要求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务或行为。人亦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在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在行使委托人授予的资源决策权时可能会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进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即产生问题。由于问题的存在，委托人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契约）来规范、约束并激励人的行为，减少问题，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
早期委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单一委托人、单一人、单一事物的双边委托问题。双边委托是所有委托类型中最抽象最理想的研究形式，也是其他理论的基础。霍姆斯特罗姆（1971）的模型给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最优解为：（1）委托人无法观察或控制人的努力，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效率损失，即在满足激励相容约束与参与约束条件下的结果是“次优”，无法像在信息对称情况下，达到帕累托最优；（2）权衡最优契约效率和对人的激励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并作出决定，且人必须承受风险。
多人理论、共同人理论、多任务人理论是双边委托理论的扩展形式。霍姆斯特罗姆对多人理论和多任务人理论有着重要贡献。
总的来说，委托―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现代经济理论，为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委托―理论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但在运用该理论时，须充分注意委托―理论的前提假设及其所适用的条件。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委托―理论模型去分析，更不能直接套用委托―理论的结论，而应该是运用其分析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对中国现实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符合国情的结论，以便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张五常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哈特因不完全契约理论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就为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鸣不平，认为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借鉴”了张五常教授关于合约结构的思想，哈特是用数学的语言诠释了张五常的思想。谁先谁后、谁借鉴谁等学术考据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但也毋须讳言，对于这位在华裔经济学家中几乎是唯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学者的支持，舆论中不乏民族主义情绪。在此，不妨回顾一下张五常的合约理论（张五常称契约理论为合约理论）。
张五常对现代契约理论的研究，以《分成租佃论》为肇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从分成制度入手研究了合约的选择与风险规避及交易费用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又从分析企业的合约性质开始，深入地研究了合约的本质以及交易费用的关系，并系统地形成其合约理论。张五常的合约理论就是对合约的局限条件的研究，是关于产权界定及交易费用对签订合约如何形成影响的研究。
在张五常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合约的存在与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资源有效运行的结果（市场的合约是以私有产权为局限的）。而市场价格机制则是减少资源消散最为合适的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会造成大于其机制运行下的租值消散的情况。根据张五常的“租值消散”定律，如果要使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在竞争情况下的资源浪费。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要制定竞争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些竞争规则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产权制度。张五常将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分为三类：以规制来限制财产的使用；以“人”本身为界定权利的单位或以等级来分配权利；以资源或物质本身来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而物质或资源的衡量标准又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的。
但市场价格的运作不是无成本的。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里提出了交易费用问题，也就是张五常所说的租值消散，即市场价格的运作成本。科斯主张，为了减少这种租值消散，以企业组织代替市场价格机制。但是张五常认为科斯关于“企业代替市场”的观点是不完全的。人们在交易中对合约安排的选择只是一种合约安排代替另一种合约安排，而不是一种企业代替一种市场。正是在这意义上，在私产局限下，一种企业组织制度的安排就是一种合约安排的形式，企业组织的选择本质上就是合约的选择。合约安排的本质在于如何在局限条件下把租值消散最小化，所以，对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快慢及资源配置效率。
科斯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贡献者。而合约理论是张五常对现代经济理论贡献最大的方面，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现代契约理论而言，张五常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总结
微观经济学研究方面，从科斯开始是一个重大转折。
在科斯以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市场。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眼里只是“黑箱”，即把企业当成一个生产函数、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市场和技术的约束下纯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分析单位。故而，在“前科斯时代”，经济学家并不分析企业的内部结构。
自科斯以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才开始从市场拓展到企业。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的契约研究便是延续并深入了科斯所开拓的这片研究领域。
企业内部的问题，从更广义上讲，是组织问题、科层等级制问题，并不属于市场研究的范畴。在市场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企业，各方地位平等，谁也不能指挥谁。但是在科层组织内部，第一要义就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即对权威的服从，这是在市场上所没有的。所谓企业内部的契约，即是此种科层等级制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规定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下级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权威。这是市场契约与组织契约的本质不同。
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包括之前获得诺奖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人）就是在科斯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企业。科斯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需要科层式组织。而哈特等人则进一步研究了科层式组织中契约是如何定义的。不完全契约的服从仅限于一定范围，但范围又无法在事前定义清楚，这就意味着双方都有钻空子的机会。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的就是如何把钻空子的机会主义行为压缩到最低限度。故而哈特等人的贡献即在于如何完善科层式组织。
这一研究方向与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专注于研究市场有着重大差别。人类社会的关系无外乎两种：平等关系与隶属关系。平等关系的研究（市场）到了马歇尔时代，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而科斯明确指出了人类社会不平等关系之企业内部的隶属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哈特等人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这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获得诺贝经济学奖的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是在科斯开拓的这片学术领地上深耕细作，算得上科斯的门徒，当然还包括之前的莫里斯、威廉姆森、梯若尔等新制度经济学人。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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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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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
关键词：互动媒体 西方经济学 教学设计 方法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244-02
一、前言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与理论性很强的综合性课程，其作为大学财经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在整个教学阶段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由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体系及知识结构十分庞大，因此导致学生学习无味、中途放弃甚至厌学等普遍性教学问题成为我国高校教学的突出性题。在此形势下，不断提高各大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及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创造性，探索一种既符合时展规律又符合师生教学规律的教学方法迫在眉睫。
特别是在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互动媒体技术也深入、广泛在高校教学课堂中使用。但是，这种深度教学一般只在高校的PPT课堂教学中使用，因此定位不准确及设计制作突出性和目的性不强等问题，使PPT教学媒体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互联网媒体辅助教学模式，不但不能全面提高高校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反而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基于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枯燥、知识理论复杂、学生互动参与程度低等特点，作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教师，需要立足于高校实际，充分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及成长规律，采用一种科学的教学方式将课堂、书本中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动、浅显的知识内容，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促进我国高校教学事业不断发展。
二、互动媒体下的教学优势分析
其实，互动媒体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英文字母“Multimedia”，即多媒体。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多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高校课堂教学逐步全面实现了信息化和网络化。互动媒体的本质属性就是信息的友好交互及不同交互对象之间的信息展示，通过远程技术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尽管在当前互联网技术及信息技术的支撑下，我国高校课堂教学基本实现了数字化及网络化和信息化，但是在信息的双向交互及信息传播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性不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教师单方在传递信息，学生只能被动接受信息。所以，面对主流形势下的信息沟通与人机交互实践，要想让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双向信息交流中发挥最充分的作用，必须通过“人”这一最核心的交互主体，采用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进行课堂教学设计。不仅要使教学媒介服务于教学过程，还要使教学对象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教学媒介。
而互动媒体下的研讨式教学方案设计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具体的科学教学交互活动安排，从而使师生充分利用数据互动媒体设备与信息资源，以此促进学生学习能力不断提升。具体而言，从互动媒体支撑下的课堂教学设计目的来看，其已突破了传统封闭式及单向性教学模式，使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更加明确。
三、互动媒体下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设计方法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整体设计方法
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的整体设计方法主要是在互动媒体环境下对教学总体方案进行科学设计。通过教学活动的整体优化设计，从而使学生明确教学目标，进而结合相关的教学课题去设计所需要及必须经历的教学情境。在此交互设计过程中，通过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前全面熟悉所有教学流程，因此使教学的任务更加明确，使教学的目的指向性更强，更有利于学生在后续教学实践环节展示自己的专业才能。在此过程中，通过教学情境预设，为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及课堂教学群体之间的经验分享提供了良好的渠道。通过教学情境设计，旨在促进师生之间及学生与教师之间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同时为共同制动教学目标、计划及优化教学流程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机会。如下图为互动媒体下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案总体设计构架：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交互的媒介设计
交互学习中核心是师生，基础是媒介。因此，交互媒介工具设计需要进一步明确师生之间应该使用哪一种互动媒体及哪一种课堂教学的信息展示工具更为合适，同时要结合教学特点及学生的个性化差异，选择恰当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工具及行为管理评价工具。信息展示工具的功能，在于使学习者能够以恰当的身份及方式去接触和介入、加工、甚至内化教学信息内容。因此，从这一层面而言，信息沟通工具设计，其主要目的是强化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责任意识，使之能够以教学主体的身份积极参与到教学实践环节始终，从而构建师生之间的良好交互体系。这就要求在互动媒体设计过程中，选择具体的信息通信工具及信息共享工具和师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协同学习的工具。与此同时，需要科学选择教学管理评价工具，通过不断优化设计，能够对互动媒体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效果进行积极评价，从中找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结合学生的学习反馈建议，对教学方案进行不断调整。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交互的内容设计
交互内容是学习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结合教学信息资源，从而对教学中所涉及到的信息资源目标内容、支撑内容、交互规则等进行科学设计。针对具体的教学目标与任务，互动媒体下的交互内容设计，首先需要学习者充分了解教学的目的，从而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相关教学资源与信息，并逐步提升其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对于设计者而言，首先需要对交互性学习中的学习资源类型、学习资源具体来源及学习资源的获取途径进行科学归类总结，以此充分发挥学习资源在互动媒体下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重大作用。
在此过程中，学习者需针对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从而设计相关的支撑学习内容，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及自我独立能力。与此同时，教师需在教学内容设计过程中，给予学生科学的指导和建议。除此之外，师生在教学互动过程中，要对相关的活动进行风险控制评估，并提供相关的可供参考借鉴的（包括行动操作手册以及教学互动方案指南在内的）交互规格说明。在教学内容设计过程中，要突出学生的核心作用，使学生尽快融入到学习过程中，以评促教。
（四）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互设计方法
互动媒体下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设计，师生交互设计是重点。而人际交流与沟通的核心依然是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要突出学生的的学习认知能力，注重学生知识技能的获取及知识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情感交流态度的变化记录等。在互动媒体环境下，教师与学生共处于同一个教学维度中，因此互动媒体可发挥其良好的交互性作用，这种多维性的交互既可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互，同时也可以是师生之间的交互，甚至是学生与互动媒体之间的交互等，从而构建一个基于“人――机――人”的信息交互传播链条。
（五）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互设计方法
学习者之间的交互设计主要是基于不同学习差异个体之间的交互性学习探索实践方式。基于教学活动的整体设计安排，可使不同学习者之间进行合作交互及竞争交互，甚至可在不同学习者之间进行角色的深度交互等。因此，从上述师生交互模式设计分析中可知，其实质上是一种学生主体与学习客体之间的交互性学习模式，而学习者之间的交互设计，从设计目的来看，其本质上是不同学习主体之间，为了同一个学习目标而达成共同学习意愿，从而通过小组角色互换、研讨甚至争论，从而不断培养学生学习主动能力的学习模式。因此，基于学生之间的互动媒体教学设计，有助于不同学习团队之间进行沟通、展示和汇报。从而以差异为前提、以个性为核心、以共性为目标，在相互沟通交流中达成统一的学习共识。
四、互动媒体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优化策略――研讨式教学法
基于上述互动分析，本文为了设计一种更加契合互动性学习特征的教学方案，创新性地引入了研讨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从而构建的一种基于师生之间共同交互性学习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将教师的教学任务与科研工作有机结合，从而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学生养成独立学习的良好习惯，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研讨性教学方法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理论的学习局面，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及学生学习思维能力的培养。具体而言，其具有互动性及探究性、灵活性、自主性等特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需按照以下策略科学实施。
（一）优化课前准备工作
为了尽可能避免教师自发性及盲目性等不切实际的教学，从而导致学生学习效率不高等情况出现，在研讨式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需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做到“三备”，备学生、备主题及备教材。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要全面了解学生在既往学习过程中是否学习过与西方经济学相关联的课程，同时明确其对具体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外，在此过程中还需了解学生是否具有主动独立去图书馆以及利用网络资源查找相关学习资料，从而提炼自己观点的能力，教师可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形式或纸质问卷形式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提升教学的针对性。
其次，针对教学具体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主题。在确定教学研讨的课堂主题时，教师需要充分把握不同教学资源之间的横向及纵向联系，从而使网络平台中海量的信息资源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
除此之外，教师要合理选择符合教学实际的教学参考书目。
在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学生可以通过查阅教师指定的西方经济学课外读本或者杂质、媒体、APP甚至财经类公共账号等，不断拓展自己的眼界及知R迁移能力、显示问题分析能力和海量信息检索和识别能力等。在研讨式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引路者的作用，积极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及比较和借鉴等方式，加强生活实际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在此信息检索与利用过程中，经济学界知名人士的微博、微信、博客及校园论坛，还有网络平台中的各大门户网站、校内图书馆电子资源、纸质资源等都要尽可能成为延伸学生学习链条的新领域，但教师需给出学生具体的参考意见，以免学生盲目学习。
（二）重视过程的考核导向
当前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大弊端就是教师不愿将日常研讨性教学的学习情况纳入课程的最终绩效考核中。因此，导致学生搭便车的侥幸心理存在。在研讨式教学模式下，教学过程中引入课程考核环节，教师可结合学生的教学模块设置相应的考核指标，使学生参与的每一项活动及每一个环节都能有效纳入到教学质量考评过程中。与传统的终期教学考评模式相比，研讨式教学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教师可于互动媒体平台中设置各个环节的考核日期截止时间，从而督促学生强化自我考评意识。
（三）重视软硬件的投入
如前所述，研讨式教学模式总体而言利大于弊，但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仅花费时间长，而且研讨式教学更加适合于学生的小班教学，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进行教学，师生之间可以展开更加频繁的交流。对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以互动媒体为核心，充分完善高校的教学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从而加大对高校文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平衡硬件设施及互动媒体资源设备在高校教学体系中的数量。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动媒体支撑下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助于学生在经济学教学课堂中与教师及教学设备进行友好交互，从而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促进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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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建云.“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及方法的改革[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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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知识管理 融合 伞式媒介结构 整合式人才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数字传播时代，传媒最本质的变化就是数字化，技术逻辑的推进引发了媒介内涵的拓展，我们所称谓的媒介不再是狭义的大众媒介，而是指广义的电子通讯科技，即各种借助于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介如网络媒介、手机媒介、移动视频媒介等。媒介经营管理学科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传媒市场产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数字传播时代，媒介形态的变迁必然导致我们为之进行人才贮备的媒介经营管理学教育经历从内涵演进到市场定位再到融合式人才培育等各个层面的全面颠覆。因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学科进行“无理由”论证，研究其本质，对其价值前提再审视，从而探寻大媒介教育观下融合式人才培育模式与实现路径。
一、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元理由”论证及其价值前提
一门教育课程之所以能够作为独立的学科立世，其逻辑起点和现实前提就是它必须拥有明确的学科内涵、丰富的学科内容、独特的学科规律与准确的研究对象。
1.反思：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本源探悉
作为逻辑和现实起点，媒介经营管理学的概念界定与学科归属仍然是国内学界最大的难题。“媒介管理”、“媒介经营管理”、“传媒经济”、“媒体经济”，纷至沓来的学科概念和缺乏定论的学科范式研究充斥着传媒学界，这种现实与目益勃兴的传媒市场、传媒变革极不相称。从世界媒介经营管理学的发展百年历史来看，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2004年到2006年，中国大陆掀起关于学科理论研究的两次，并先后出现了“经济学派”和“新闻传播学派”。
针对“经济学派”和“新闻传播学派”两种观点的不相上下，学者们把有关媒介经营管理学的研究归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代表者与观点是赵曙光、史宇鹏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
(2)管理学取向。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学列入管理学的范畴，主张从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如喻国明、张小争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等。
(3)传播学取向。主张以传播学为主导，认为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
(4)交叉取向。不少学者主张把媒介经营管理学科视为一种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中提到：电视媒介经济学是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
四种取向代表着传媒经济研究的不同思维与学科定位，虽然。我们认同一门学科教育从雏形到成熟必然要经历众多学者的千锤百炼，观点的意见市场越丰富昭示着学科愈加强劲的生命力与研究价值。但是我们也坚信一门课程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存在，就是基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能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高校中开设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课程正是为培养适合传媒营运的各类人才服务，如果一个学科缺乏核心的学术概念，没有严谨的研究对象，明确的研究范式与进路，人才培养如何定位?课程设置如何安排?学界的研究必须符合业界的现实需求才是我们探讨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最大价值点。正如陈中原所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带动媒体冲破了时空限制，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市场不存在，所有媒介基本上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提供多媒体产品，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放理论革命”
2.回归知识管理：为媒介经营管理教育正名的研究
对一门学科本源的探究，终极目的是为探讨这门学科对社会贡献的意义和价值，长期以来有关媒介经营管理学的经济学取向，管理学取向、传播学取向三足鼎立，难以形成众望所归，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人们对媒介经营管理教育是不是一个独立学科的质疑。当我们无法对一门学科教育的进路和范式基础形成主流倾向时，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考路径：从媒介经营管理学教育的另一端――为社会培养的人才需求模式上，通过考量学科的定位、课程设置，学生的价值实现等方面推导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本质属性。
本着这样的思维路径，我们以为在数字传播时代，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应该选择“知识管理”作为自己定位与深入研究的进路，媒介经营管理的本源应该是知识管理教育。媒介是生产并传播知识的机构和一种产业，知识管理的实质就是将知识作为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将知识管理作为其本源取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从学科培养的人才取向来看，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培养的是懂经营、擅策划，能够娴熟掌握传媒运作流程的管理型人才。这样的培养取向要求我们应该将学科教育的进路归在“管理学”门下。而有关传媒产业运作、商品定价、促销等经济学的分析能力又要求在管理学科的范畴内开设经济学相关课程，这就解决了传媒经济学中经济学与管理学如何占位的问题。
其二，从媒介经营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来看，其研究的主体是传媒组织的效率选择，而知识管理的核心是如何培养学习型的组织，提高组织生产的有效性，学科培养的取向与学科本源定位的有机契合，要求我们在管理学科的归属下，具体从知识管理的进路研究媒介经营管理学。
我们认定知识管理取向是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进路，还因为在数字传播时代，它能够满足三大价值前提：
一是大媒介教育观。 数字传播时代，媒介的内涵空前扩展，传统的大众传媒不仅可以借助新媒体，延伸出新的媒介形态，如手机报、数字电视、网络视频等。同时大众传媒还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与电信业、信息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正如美国学者凯文・曼尼的《大媒体潮》所描述“传媒业不分领哦全面竞争的现象，一切传统大众传媒业、电信业、信息(网络业)都将统合到一种新产业之下，这个新产业就是大媒体业。”。由大媒介到大媒介教育观，建立大媒介教育理念是时展的必然，大媒介教育观的核心就是以各种媒介形态包括传统的四大媒体、新兴媒体、数字媒体等媒介组织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摆脱目前学界关于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视野仅限在四大传统媒体的片面，培养懂数字技术，懂市场运作，又具有商业敏锐的经营管理人才。在数字传播时代，对人才能
力的要求更高，复合性、交叉性的人才素质是必备，同时又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所以，为满足多媒体运营下的传媒经营，人才贮备必须提升到知识管理的语境下。
二是融媒经济。媒介融合时代，传媒最大的改变是将不同介质的媒介交融形成新的传播载体，媒介市场从多元走向一体化――数字化媒介大平台；媒介消费者的消费对象从单一走向多元，传媒组织的收益无法依凭单一媒介效益衡量，适合新型媒介市场的“融合媒介”应运而生。知识管理作为管理学的延伸学科，诞生于技术拓进的背景下，组织的管理与运营能够在技术平台上实现统一的资源调配，通过信息共享，从而达到运营成本的最优化。这些学科特点正好能满足在融媒经济时代，传媒的产品生产到运营的有效实现。所以，融媒经济要求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必须借助知识管理的理论学说。
三是大规模共享。媒介融合的终极形态是建立在数字平台上的多媒体运营，在数字技术催生下，大规模的内容生产成为可能，同时出现了规模化的内容消费需求，在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可以带来更大规模效益的作用机制，而这一切实现的前提就是技术。而知识管理学研究的就是如何将技术作为一种可控资本进行管理，营造人人都可以平等和普遍地获取知识的公共平台，从而实现大规模的知识共享，多媒体运营要求与知识管理学科的内在特质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我们认定在数字时代，媒介经营管理学教育的“元理由”应该是知识资本管理，而且学科的层级设定应该本科教育起步，拓深至研究生和博士生。
二、“伞式”媒介形态对人才教育的新需求
1.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现实景观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传媒业者中谙熟媒介经营管理的人才不到1％。目前全国主要新闻院系多数开设有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课程，同时一些著名院校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人民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媒介经营与管理中心、复旦大学媒体管理中心、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虽然媒介经营管理专业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开设了博士点，并成为新闻传播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但是长期以来其学科设置的大部分是基于新闻传播。我们选取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几个有代表性院校的学科建设情况，以考证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现实景况。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事业管理”已经作为新闻学本科必修课纳入教育部大纲，媒介经营管理教育主要开设在硕士和博士阶段，传媒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媒体研究学科的名称没有统一，而且从培养方案来看主要偏重于四大传统媒体，这样的学科设置肯定无法满足在融媒时代传媒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与供给。
2.“伞式”媒介形态对管理人才的新需求
融媒时代。数字技术的标准化打破了各类媒介内容生产之间的壁垒，内容生产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产业链上的上游集群，通过各类渠道分配到各类终端，打破了“竖条式”的媒介结构，弥合出一个统一、集成的数字内容平台，形成新的“伞式”媒介产业链结构。这种新的“伞式”结构链对内容生产带来的直接变革是团队作业取代了单一媒介新闻记者所进行的信息生产与加工传输，团队成果不为某一个载体所独有，载体的使用完全以新闻传播的整体效果最优为月标。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套复杂的网状组织结构的管理，每一套新闻产品都对应所有的媒介，每一个媒介都能在成套的新闻产品中获得最适合自己的那一部分。
因此，媒介的组织结构发生如此变化，为传媒组织培养、输送人才，进行人才储备和教育的媒介经营管理学，必定要与时俱进，进行相应地从教学理念到人才培养模式的系列化调整。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所说：“融媒时代。媒介需要两种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第一类管理人才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管理者，他们必须是精通各类媒介的专家，知道技术发展为新闻传播所提供的可能性，知道如何运用这些技术使新闻内容得到更好的表现”。因此，懂新闻传播流程、懂技术、懂管理而且擅长策划是这种人才的必备素质。这种”整合式“管理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来源于实践工作，在实际中磨练而成，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媒介经营管理学科教育转化教育理念、调整课程设置，为学生适应实际传媒市场作好必备的知识储备。
(1)整合式人才培养模式与实现路径
整合式人才不同与以往媒介经营管理教育重在培养复合式人才的教育理念，后者是要求多项技能的叠加，而前者要求是能力的整合。它要求从事“伞式”媒介形态运作与管理的各类人才，首先必须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对多媒体数字传媒平台上的信息生产、储存、传输、知识共享的流程与经营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因此，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的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必须在新的市场需求下，顺应时代要求，重新规划自己的教育模式。
(2)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的课程设置
经济学和传播学的相关原理依然是媒介经营管理学教育中课程设置的基础，我们应该在大一大二学年开设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制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作为媒介经营管理专业的知识塔基。
而融媒时代，直线式的、单向的媒介形态已经为伞式结构所取代，在多媒体平台上对信息内容的生产与管理的整合能力成为传媒产业链的核心，而这一切需要知识管理学科的相关理论做支持。因此，为适应融媒时代媒介产业发展的新变化，我们必定要增设知识管理课程为新时代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核心课程。知识管理可分为人力资源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两个方面，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接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在大三，大四的学习中，我们应该开设数据库原理、数据库结构、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智能、知识挖掘等技术性课程。
而建立在知识管理基础上的媒介经营管理最终是为传媒企业管理服务的，所以在核心课程的设置中还必须开设管理学概论、组织战略与行为学、企业战略管理、项月管理、企业资源计划等必修课程。
同时还必须要求未来的管理人员熟悉国情与政策理论，这样便形成以传播学、经济学为基础的、以知识管理与企业管理为核心的、以政治、文学为边缘的知识结构应运而生。
媒介经营管理教育人才培养大致有两种：一类是具有市场开拓意识，懂传媒运作流程，知晓多媒体实务操作的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可以由本科生或研究生来承担。传媒需要的另一种人才是有一定媒介运营经验的，懂多媒体战略决策的高层次管理人员，也就是在传媒细分市场有专长、或者懂得整体运营设计的高级管理者，或是擅长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对于他们的培养应该是理论加实践的综合成果。一方面我们开设媒介经济学、媒体管理这样的深层次、专业化的博士、乃至博士后教育，培养学生的深层次思考与科研能力，如文广传媒已经开设博士后方向，为自己进行人才储备；另一方面，走向社会，与媒介实体联合开办传媒职业经理人培训教育，培养cKO(知识管理总监)。因此，只有建立多层级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满足媒介多元化时代的市场需求。具体的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
学科交叉培养：即鼓励第二学位教育，让经济管理学专业的学生进入媒介领域，让新闻学专业的学者选修经济学与管理学实现学科融合。在本科阶段创办“2+2”模式，既在本科教育前两年进行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通识化教育，让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子互相选课，后两年再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进入各自的学科领域。
在职培养模式：媒介经营管理教育是一门实务操作性很强的学科，单一的课堂式教育无法满足数字传播时代，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所以，应该在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增加在职培养，通过在职教育，为媒介机构的各类人员提供再培育，再提升的机会平台。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精准营销；风险控制
投资人的理性程度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赎回风险大小有着重要的关系，我国是很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投资人的理性投资意识、投资方法都还尚未普遍形成，为何投资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如何投资证券投资基金也还没有形成普遍的正确认识，因而我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赎回风险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一、双向选择困难――赎回风险的来源
1．信息泛滥导致投资人在证券投资基金选择上的“理性漠视”。信息是投资者选择的依据，包括宏观环境信息及单只证券投资基金的微观信息。由于现代信息社会的特点，信息来源极其多样，信息的易得性是伴随着信息量的爆炸性增长而增长的，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同时意味着信息筛选成本的增加，这种成本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时间与精力上的消耗，而基金诞生本身就是要克服普通投资者投资时所遇到的这种问题，因而也是基金产品本身受欢迎与否的一大重要因素，然而在众多基金中筛选出适合自己的基金同在股票市场上选择股票一样耗费时间和精力时，基金产品本身（作为众多投资工具的一种）的优势已经打折扣了；另一方面，信息量和易得性的增加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信息价值问题，肤浅的评论、脱离实际的空谈甚至根本错误的观点充斥整个舆论界的时候尤其需要投资人自己独立的判断，而独立的判断则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需要花时间的研究和从性格角度上的独立意识，而这恰巧是现阶段普通投资人所欠缺的，也正是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另一个价值，然而由于信息甄别的困难这一价值也难以发挥。所以普通投资者会基于一种“理性漠视”（rational ignorance）理所当然的认为他所掌握的现有信息并不是全部信息，基于现有信息的资产配置决策（将自己的多少资产以银行储蓄形式存在、多少资产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并不是最优决策，而基于尚未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决策很有可能与现有决策相冲突，因而从根本上否定处理信息并基于已掌握的信息来挑选合适自己投资风格的证券投资基金这一资产配置决策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而证券投资基金的存在本身是基于现资组合理论的，现资组合理论则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投资者本身是理性的，作为理性的投资者理应根据自己的投资风格和外界信息判断自己投资于何种证券投资基金。探讨至此便出现了一个操作层面的矛盾――作为普通投资人无法找到自己合适的证券投资基金而作为基金管理公司同样也没有办法锁定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体。下面的论述将更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
2．由于“逆向选择”证券投资基金经理很难摆脱营销和目标客户选择上的被动地位。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指交易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同时会使另一方受损），则该方倾向于签订协议以进行交易。逆向选择问题是证券投资基金业的一大威胁。那么，逆向选择问题是怎样在证券投资基金营销中体现的呢？如果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为了“冲规模”进行主动营销，通过营销人员的努力，将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投资于该基金，基金规模在推广运动结束后将会有提升，但是从投资人结构来看，通过促销方法获得的新投资人往往不是基金经理所理想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良好投资理念的人，因为这类人往往主动寻找自己合适的投资渠道，也就是说，是他们选择基金，而不是基金选择他们。相反，促销所吸引的往往都是缺乏专业知识和投资理念并且易被广告所吸引的那一类。也就是说基金促销活动在需求传递效果上对这类投资者最为显著，基金的主动营销最先吸引的也就是该类投资人，在缺乏固定投资理念支持下这类投资人在意识到也许这只证券投资基金并不适合自己的时候便会撤退出场。而证券投资基金往往在逆向选择上无法提供有效的规避机制，因此处于被动地位，任何主动的营销手段都会招致逆向选择问题而其伤害又是裸的。由于很难采取主动营销，证券投资基金经理在选择自己所中意的目标投资者时也会处于被动地位，想要使自己的投资人群体都符合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要求很困难。
综上所述，由于多种不利因素的存在将导致普通投资者与证券投资基金经理间双向选择的困难，进而增加了基金的赎回风险。这一问题虽然很难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自身机制设计上有效解决，但是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来说，该问题实际上是目标市场确定和营销过程控制问题，在基于正确的营销理念运用正确的营销原理和具体方法，双向选择困难的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的。
二、基于精准营销理念实现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定运行
（一）精准营销理念概述
精准营销（Precision Marketing）是建立在精准定位的基础上，依托现代技术手段，建立非传统的客户沟通服务体系，实现企业可度量的低成本扩张。这个含义具体来说有三个层面来构成：第一，明确的营销思想，确定相对稳定的营销战略，包括营销对象等；第二，精准营销要求将营销管理的各个要素转化为可以量化的参数以作为实现精准的手段；第三，精准营销依靠已量化的要素及相互间内在关系进行营销决策。精准营销在理念层面上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量化”――传统营销手段一大弱点在于市场定位的分析和应用手段只能是“定性”的，精准营销就是要依托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库管理等手段将营销因素量化以求实现可以精准度量精准控制。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精准营销手段
1．投资者效用评分模型。在营销战略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可以对证券投资基金精准营销方法进行研究――确定变量并构造关系。要考察证券投资基金运行的稳定性状况，我们所要关心的是投资者什么时候会做出买入决策、什么时候会跨越赎回费障碍做出退出决策，在实际中促使投资人做出以上两种决定的因素很多，因此需要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进行适度的抽象，在这里使用许多金融理论者及CFA所广泛应用的一种投资者效用评分模型。首先应做以下假设：（1）投资人自身财务状况稳定。（2）投资人理性程度不变。（3）风险状况相同的证券投资基金所带来的投资回报相同。现引入投资者效用评分模型：
其中U为投资者效用，E(R)为某项投资的收益期望值， 为一约定俗成的系数，A为投资者风险厌恶系数，为该项投资工具的风险衡量参数，即其收益的方差。
2．R指数的构造。首先给投资者风险厌恶系数A设定一个合理的范围，在此引入经济学中常用于衡量消费者（此处即为投资人）效用水平的序数效用法。序数效用理论认为，因为“效用”是主观的，很难赋予一个具体的值，然而在实际的消费者行为分析中，并不要求衡量具体的效用是多少，而只是要求消费者能依据自己的偏好给不同的商品组合的效用排列出一个顺序即可。现在回到消费者效用评分模型中，为了分析投资人什么时候会做出退出决策――我们可以将根据模型求出的投资人效用U进行排序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使投资人选择继续持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效用水平集合、第二类是使投资人选择“用脚投票”的效用水平集合，U=0为投资人决策临界点。当U=0时，正的预期收益刚好被负的风险值与风险厌恶系数的乘积所抵消，投资人将认为没有必要作出任何决策。因此，可见，维持投资者持有证券投资基金意愿所必需的最低收益数值上等于 Aσ2，在基金经理的角度设想在何种期望收益之下将导致“相当规模”的投资人“用脚投票”而导致巨额赎回，作为基金经理，利用分析人员和自己的经验确定一个底线收益σ2，作为证券投资基金目标投资人的最低要求回报，投资组合的方差为 ，所要求的标准风险厌恶系数为A。令U=0，则E(r)1= Aσ2，A= ，然而此时的A值往往不是整数，为了便于考量，将A乘以固定乘数IER而整数化以得出标准风险厌恶系数Astd：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证券投资基金经理所需要的精确的风险厌恶系数，可以Astd为中心左减右加若干整数来描述所有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风险厌恶程度，上面将Astd定为2，那么可以将所有投资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分为3级，并赋予相应的风险厌恶系数：A1=2、A2=4、A3=6，A1表示最为激进的投资者、A3表示最为保守的投资者。相应的，我们就可以得出每种类型的投资人的投资人决策临界点，即求出U=0时每类投资人的预期收益，当已实现收益低于某个级别的预期收益时，该级别及风险厌恶系数大于该级别风险厌恶系数的投资者便会选择撤场。
设期末已实现收益为R。当R Aσ2时，投资者继续持有该证券投资基金，当R< Aσ2时，投资者将抛售，最终的衡量标准是期末已实现收益R，它将决定下一期投资者是否继续持有该投资组合。可以把它看成是衡量证券投资基金运行稳定性的一个参数。σ2是证券投资基金经理所确定的投资组合的特征值，是证券投资基金经理在制定投资战略后确定投资组合中已经确定下来的。风险厌恶系数A是投资人所特有的变量，A越大，证明投资者越讨厌风险，相对而言对预期收益的要求也越高。为了简化分析过程，我们以上的投资者分级为三级（实际操作中当然分级越细越好）：极端厌恶风险者，A=6；温和风险厌恶者，A=4；风险忽略者，A=2。那么，当U=0时：极端厌恶风险者的预期回报Er1=3σ2，温和厌恶风险者的预期回报Er2=2σ2，风险忽略者的预期回报Er3=σ2，这时，我们假设期末实现收益为R，当R3σ2时，证明投资组合的业绩不错，三类投资者都没有理由撤出；当2σ2R3σ2时，极端厌恶风险者认为相对于其承受的风险而言，真实回报R太小以至于效用为负，该类投资者会果断撤出，另外两类投资者仍将选择继续持有。
设极端厌恶风险者所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为n，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总规模为N。那么将会有 的投资人撤出。可见，证券投资基金基于风险厌恶程度的投资者结构将会对证券投资基金运行稳定与否产生重要影响，上例中，如果极端风险厌恶者证券投资基金持有数超过10%，即会构成巨额赎回，将面临从监管到舆论到基金投资管理的重大压力。更一般的，利用风险厌恶系数A将投资者分为s级，即风险厌恶系数A∈[1,s]，各级投资者所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为n1，n2，…ni，…ns；证券投资基金总规模为N，令期末实现收益R= iσ2（i ∈[1,s]）、赎回比率为D，那么D= ×100%，当D≥10%时，证券投资基金将被巨额赎回。但是当D被确定下来的时候赎回就已经发生了，我们所要关心的是在实际赎回发生之前我们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预测，为了能在证券投资基金运行过程中就及时发现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人风险厌恶结构所存在的风险，我们可以将风险厌恶等级在Astd以上的投资人所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总数（n）与基金份额总规模（N）进行对比并指数化，得出正常情况下投资人集体中会有多少人可能会对在一定风险下所产生的收益不满而产生赎回风险，即，取风险指数R，则R= ×100，这样，就有了一个在证券投资基金运行过程中就可以实时衡量衡量证券投资基金赎回风险的观测指标。
3．对风险厌恶系数A的进一步讨论。因为风险厌恶系数A是每个投资者所特有的值，受很多因素影响，但是从证券投资基金经理的角度出发，A值是综合投资者本身各种因素的结果，更关心每个投资者A值具体是多少，而无需分析A值背后的构成因素。A值的获得，需要从营销的过程管理中解决――设计一套问卷，通过投资者的反馈来建立基于风险厌恶程度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特征数据库。在市场营销过程管理上，根据问卷中投资者所获分数来划分不同的风险厌恶等级并赋予相应的风险厌恶系数A，得分越低，A值越高。这样就可以让投资人的风险厌恶系数与证券投资基金经理所设定的Astd相联系，并以Astd为基准向左右两端确定一个风险厌恶范围。然而，完全理性的投资者是不存在的，要想通过一次测试便可获知投资者自身都不是很明确的风险厌恶程度值是不现实的，所以，客户经理们在日常工作中在精准营销理念指导之下的一大任务就是在与投资人沟通的过程中去发现投资人真实风险厌恶程度与数据库中的偏差并随时调整。在确定所有投资人A值之后，R指数便可以应用来实时指示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结构稳定状况了。
利用R指数指示投资人结构，利用市场营销过程管理控制证券投资基金运行风险：一方面努力维护与目标投资人的客户关系，另一方面同时积极对非目标投资人进行投资人教育，将其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头寸维持在合理水平上。同时，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营销远不只是把证券投资基金推销给投资人这一简单工作，而是牵扯到证券投资基金运行稳定和持续盈利的一项意义重大而且运作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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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亚均．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6
关键词：大学本质；读书；创业；考证；社团活动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143
1 引言
目前大学里面各专业课的老师，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大学生不愿意读书，要么没有兴趣读书，要么没有时间读书。经常是，大学生上课要么请假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要么去听各种证书的培训班，更有甚者直接请假去创业。即使在教室也是心不在焉，上课时间玩手机、上网。大学阶段本应该是学习、读书和积累知识的最佳时期，那么为什么出现了学生不愿意读书，不愿意听课，反而愿意参加各类社团活动或者乐于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的政策感召下，无论是大学的老师还是学生，都认为大学阶段可以鼓励学生创业或者多开设创新创业的课程。殊不知创新创业是一种理念，这种类似于“企业家精神”的东西不是后天培养或学习出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各种社团活动也是占用了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为了完成学分或者为了争取奖学金，大学生往往参加各种社团，如创业协会、经济学会、新雷锋青年志愿者协会等；此外，他（她）们还参加校院两级的学生会，热心于学生会各部委的一些事务性或学生活动。以W大学为例，一个学校就有大大小小的社团60余个，还有部委齐全的校院两级学生会。那么，大学阶段我们到底该做什么？读书、创业抑或参加社团活动。针对这一问题，目前主要有哪些观点？为什么大学阶段应该阅读经典书籍？
2 主要观点评价
目前，针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该如何选择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相比于高中自由，可以选择进入学生会或者什么社团、组织之类，在里面做干部，即使不做干部，信息也会比其他同学灵通，能力也得到一些锻炼。因此，在大一进校后，同学们就纷纷竞选班干部、班长、学生会干部等，最留心的不是有什么学术讲座、有那些经典的专业书籍需要阅读，而是学校什么时候搞什么活动、什么时候有什么竞选，诸此类。因此，从大一开始就不断忙碌，但是关键点其实已经南辕北辙。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大学观，误导了大学生，改变了他（她）们进入大学的初衷。同时，扭曲了成立大学社团的本意，把社团变成了利益的角逐场。大学社团本来是提供交流知识和锻炼能力的地方，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入团动机，使得社团变成了收集信息、“争权夺利”的地点，锻炼的往往不是学习的能力，而是收集干部选拔、党员申请等信息的能力。因为在这个阶段，大学生最关心的就是何时入党、能否成为学生干部等事情，这些往往与推优、综合成绩评定直接相关。进校的手册上已经写明，参加活动、当任干部，可以获得奖励加分，这分值远胜于考试成绩，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奖学金评定。实际上，此时辅导员的作用特别关键，他（她）们实际上就是学生的榜样和标杆。然而令人叹息的是，辅导员也是功利的，追逐行政上的晋升机会是其理性选择，因为相比于读博士、搞科研、评教授，这种途径既快捷又省成本。如何实现职位晋升？在晋升锦标赛的大背景下，多搞活动、搞好活动、提升活动的知名度，就是每个辅导员努力的方向。这种榜样的力量，也使得学生特别热衷于活动，特别希望通过活动被辅导员、被领导注意，因为他（她）们之间也在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晋升锦标赛。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学阶段就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考取各种证书上，大一阶段就可以收集各种信息，鼓励同学们去了解和关注与可能的就业方向有关的各类证书。而且，各种所谓的经验交流会也多有人坚持这种观点，认为大学应该规划好自己未来从事的职业，想着你以后将要从事什么工作，在大学阶段就应该努力将与之有关的证书拿下，理由是毕业招聘会上各用人单位往往需要你提供一些证明能力的证书，如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普通话证书等。并不否认，可能会有一些用人单位在面试时需要你提供一些证书，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无法知道你的能力高低，最后只能以你的证书多少、考取证书的难度来判定你的能力。但是，考取证书越多，只能说明你的考试能力越，证书往往不能与能力划等号。走上社会，进入工作岗位，最重要的是你的知识储备、思辨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因为前两者会让你对同样的问题看得更深、看得更透，能够在纷繁复杂的观点下不会迷失方向，更不会人云亦云。考取证书只能证明你具备一定的持续学习能力，但是不能证明你有雄厚的知识储备和高超的逻辑思辨能力。这也就是很多同学毕业时证书很多，看似非常优秀，但进入工作岗位后，表现平平、发展潜力不足的本质所在，因为大学时期的积累不够、知识储备不够、逻辑思辨能力训练不够。
再一种观点认为，大学阶段应该培养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主动学习各类与创业有关的课程，为毕业后的创业打下基础，甚至可以在大学阶段就进行创业。这种观点实际上契合了当下国务院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的政策口号，试图摒弃“大学毕业就应该寻找工作”的传统观点，鼓励更多的学子毕业后尝试自己当老板，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他（她）们开出的政策药方是，一方面高校应该多开设各类创业课程，如领导力、创业学、投资战略管理等，同时请创业成功人士深入课堂与学生面对面，讲授创业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大学还应该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尝试创业，如开设淘宝店、参与跳蚤市场建设等。实际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人才培养理念。大学之本在于学习知识，为人生的长远发展打好根基；大学之末在于走向社会，接受社会大课堂新的教育和检验。试想，如果进行创业，高中或者初中毕业即可，为何需要等到大学再来创业。大学阶段即使学习了创业知识，这种知识也是过去式或者理论式的，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即使大学阶段创业成功了，未来也将是低层次的、短视的，因为没有厚重的知识积淀和学理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还需要到大学读MBA或EMBA，接受再教育或继续学习的原因。笔者的观点是，创业何时都不晚，但是错过大学这一学习知识的黄金期，终将后悔晚矣，懊恼终生。
3 大学阶段学生为什么不读书
大学之核心要务为读书、学习，努力为未来积累无穷的财富。阅读本领域的经典书目，一是了解理论的由来以及学科的发展轨迹，即解决知事物来龙去脉之目的；二是加深对本专业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因为教材的核心理论就是起源于经典原著。但是，目前让笔者最为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学生大多不读书或者不愿意读书，把读书会上的读书笔记汇报看成了一种负担，以各种理由推迟或推脱。分析这一问题，还需要从理解偏差、环境变异、舆论导向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就理解偏差而言。进入大学之前，老师一再灌输的思想就是，高中阶段学习困难一些，好好努力进入大学就轻松了。这样学生们以为进入大学就是进入天堂了，开始放松或放纵自己，在各种诱惑面前迷失了方向，沉迷于网络游戏，成为了课堂上的“低头族”、课下的“恳谈族”。可见，大家都忘记或者误解了大学的本质。大学不同于高中，正如《大学》一书所言“大学之于博学，博学之于大学”，意指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广泛的涉猎各种知识，做到由大而博，由博而精。先生对大学的理解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在1917年就职北大的演讲上，他又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说明大学是求真理、做学问的地方，绝非休闲之所、功利之地。大学生对大学的理解偏差，自然也就导致学生的行动偏离。
就环境变异而言。浮躁的社会环境，金钱拜物教主义、庸俗的享乐主义盛行于校园，改变了简单、安静的大学环境。受浮躁的社会环境影响，大学生难以坚持坐冷板凳，出现了手机控、电脑控、游戏控，无法静下心来每天阅读经典；再加上受课程密集安排、各种社团活动等因素影响，使得本就难以平复的心更难以回归书本。金钱拜物教主义更是把学生单纯的心灵击得粉碎。家长和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就挑选未来收入高、就业难度小的专业，即使未能如愿，在进入大学之后也会通过转专业、辅修第二专业等方式挤入入门专业，期望谋求未来的高薪。因此考证潮也就在所难免，各种考证辅导班进入学校，充斥着整个校园；另外，在大学阶段的兼职、创业也是非常普遍，一些人认为上大学的最终目的还是挣钱，早谋划、早创业也就早掌握未来的挣钱或谋生的技能。因此金钱拜物教主义，拉开了学生与经典书本之间的距离。庸俗的享乐主义，误导了大学生，使得他（她）们存在弥补过去损失的心理，认为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习太苦，现在进入大学里可以放松一下，应该把中学阶段所受的苦通过大学阶段的放纵弥补回来，沉迷于游戏、沉迷于娱乐活动、沉迷于集体的聚会等就是这些大学生的理性选择了。
就舆论导向而言。目前，读书无用论充斥着整个社会，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农村父母看到最多的就是其他家庭子女打工的现金收入，相比较自己孩子上大学的花销以及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自然会衍生出心理的差异和不平衡，这种心理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部分学生就坚持读书无用论，在大学阶段就不专心学习各种知识，认为书本上皆是理论，往往不切实际，对理论知识产生抵触情绪，导致他（她）们不愿意读经典书籍。
4 回归大学本质：大学生应该读书
笔者认为，大学就是老师与学生研究和探讨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生在大学阶段最主要的事就是读书，这才是大学的本质以及大学阶段的第一要务，其他事情都只是为了丰富大学生活，切忌本末倒置。
首先，大学阶段读书是为了实现与老师研究和探讨高深学问。以经济学专业为例，本专业开设的《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等课程，仅仅让你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想要知道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必须要通读经典，从《国富论》开始读起，因为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当然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阅读《经济学原理》、《经济分析史》等书籍，了解古典经济学的演变以及经济思想的变迁；此外，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可谓是旷世之作，对于政治济学相关原理的把握尤为关键。如果再想了解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以及为什么会有凯恩斯革命，就需要研读凯恩斯的《通论》以及斯洛东的《Modern Macroeconomics：its origins，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等等。这些书籍看似深奥，其实只要花工夫都是可以读出韵味、读出真谛。也只有读懂了这些经典的原著，才知道经济学的由来，才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看得更远，这样你才有资格与老师坐而论道。因此如果大学生在大学阶段不读书，如何能够与老师探究学术问题，何谈经邦济世，更甚者何谈上过大学。
其次，大学阶段读书是为未来积淀知识和能量。
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说的不是读书能让你未来多么富有、多么的风流，实际上道出的是读书的能量，是知识在不久的将来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其实大学阶段是读书、治学、积累知识的最好时光，用黄金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一旦走上工作岗位，工作上的事情、家庭的琐事、经济上的压力，都会让你筋疲力尽，根本无法专心读书，这样你的视野、境界、对于问题的把握程度都将无法提升，可能就停留在高中阶段，往往会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看法。而且，经典的书籍之所以称为经典，是因为大家都推荐阅读，是因为有独特的地方，其实最核心的在于它是前人毕生的精华，是前人多年对专业、对人生、对生活的感悟。如果你读懂了它，就是在与智者对话、与本领域的旷世大师在对话。如果你理解了它，你就吸收了前人多年的精华，拥有了非普通人所达到的境界和视野。那么可想而知，大学毕业后你不仅会有能力自信，更重要的是具有理论自信，你的前程将不可限量。
最后，大学阶段读书是为了不辱大学这片读书治学之地。大学是象牙塔，是读书治学的神圣之地。为什么将大学比作象牙塔，一是她不是轻易所能进入，为人之精英者才能踏入之地，因此大学里面不仅有大楼还有大师；二是她高高在上，只有经过艰苦的、持之以恒的攀登才可以达到塔之巅峰，在高校扩招之前，农村孩子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精彩一跃就是考取大学；三是它乃安静、神圣之地，不容许外界无端涉入和践踏。如何与大师对话，如何成为人之精英，上大学、读经典、交流读书心得，就是最好的途径。大学容不得行政式的“晋升锦标赛”，更容不得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观点渗入，还要坚决抵制庸俗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大学就是大学，是引领社会思潮的发源地，而非迎合所谓就业导向的庸俗人才培养观。职业技术学院就是以就业为导向，但是可悲的是，大家最终还是难以给予这类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高度评价。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没有大师的大学，不会是读书治学的神圣之地，也培养出来有灵魂、有思想、有见底、有潜力的高水平大学生。
关键词 农村强势成员；影响力；农村公共产品
作者简介：焦少飞，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安710127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一直处于制度外供给状态。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并未得到更新，而且由于基层财政困难加剧，许多基层政府成为“空心政府”，即政府机构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缺乏必要的能力来实现某些既定的公共目标。这种情况下，农民自我提供某些公共产品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途径。实践中，自我供给的模式不外乎两种：个人单独提供和众人联合提供。后者涉及集体行动问题。笔者在观察和调查时发现，在联合提供公共产品时，有的成功了，有的则失败了。本文以联合提供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为切入点，试图对影响集体行动成败的因素做出分析。通过引入强势成员概念，本文认为，与没有强势成员存在的情况相比，强势成员的存在有利于集体行动的成功，进而有利于小集团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
一、相关文献的述评
科斯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并且当事人双方的谈判是自愿的，则通过自愿谈判来解决外部性引起的争端，其结果必定是有效的。这就是科斯定理中的“有效性”命题。根据“有效性”命题，不依靠政府，社会成员以自愿谈判的方式，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进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有效性”命题要成立必须解决两方面的问题：(1)交易成本问题。如果缺乏有效的交易手段、交易工具与交易方式，高昂的交易成本将使得许多谈判无法发生。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交易成本随着参与谈判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严重影响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2)集体行动问题。奥尔森(1965)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分析，认为群体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车”行为，使得“自愿谈判”非常困难，从而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低效的。[1]
就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而言，基层政府“空心化”使得其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农民自愿谈判解决，这其间就面临着交易成本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为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集体行动进行分析，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基本理论及已有扩展。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分析小集团时认为，个人愿意提供边际单位集体物品的充分必要条件为：Fi≥dC／dVg，即个体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Fi)大于或等于最后一单位集体物品的供给成本(dC)占它给集团所带来收益(dVg)的比例。所以，在奥尔森那里，Fi在决定个体成员的行动上起着关键作用。奥尔森认为Fi，是集团成员数量(N)和个体成员规模(Si)的函数，即
其中Si指的是个体“从一定水平的集体物品供给中的获益程度”。按照奥尔森的分析，集体行动是很难达成的，即使是小集团，其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在达到最优水平之前就停止了。
但经验表明，小集团中存在着某种克服“搭便车”的机制，由此导致的集体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要超过奥尔森模型所允许的水平。为此，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扩展。诺斯(1981)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他认为，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目的在于促进个人不再按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来行动。[2]黄少卿、余晖(2005)引入声誉机制，解释了为什么中等规模集团可以实现提供集体物品的集体行动。他们认为，如果一个集团能够给成员提供较大的声誉收益，那么集团成员愿意承担集体物品供给成本的可能性越大。[3]朱林可(2005)建立了榜样示范机制模型，他认为人们的搭便车行为是相互依赖的，搭便车的人越多，则人们的“搭便车”倾向就越强，反之亦然。[4]榜样示范机制起作用的前提是至少要有一个带头人，而这个带头人本身不是由其他榜样带动的，对于带头人存在着诸如荣誉、追求自我实现等激励机制。
上述理论扩展均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它们要么没有考虑成员间的交互影响，要么在分析交互影响时，没有建立一个具体框架分析其间可能存在的组织问题。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从扩展的异质性假设人手，引入强势成员概念，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农村强势成员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二、基本模型
(一)概念的引入与讨论
本文将集团规模大小和成员差异化程度作为区分集团的两个维度。显然，奥尔森集中分析的是集团规模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奥尔森(1965)认为“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体行动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集团规模越大，个体越多，个体所占的份额就越小，个人所受激励就越小，团体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就越远离最优水平。
集团的另一维度是成员间的差异化程度――异质性。②从集体行动的角度考虑，异质性应包含两层次的含义：其一是个体成员规模的大小；其二是成员影响力的大小。如果用方差。表示成员差异化程度，则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Q可表示为成员数量N和σ的函数，即Q＝Q(N，σ)。从本文第二部分的介绍可以看出，奥尔森在分析集体行动时，仅简要分析了第一个层次。他认为个体成员规模的大小决定着个人从公共产品中获益的“份额”，在个体份额接近的团体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要低于个体份额差异较大的团体。因为在个体规模差异大的团体中，大成员从同一公共产品中所获得的效用要高于小成员，③因此大成员有提供公共晶的激励。由于成员规模的大小不涉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这里的分析对象仍是原子化的个人。在社会成员原子化条件下，一方面，成员间的社会联系薄弱；另一方面，在谋求利益时，是以个人而非群体的形式行动。因此，如果仅分析成员规模的大小，必然得出公共产品低水平供给甚至无法供给的结论。
异质性更为重要的一面是成员影响力的大小。影响力即影响其他成员的能力。这里的影响力是从行动的角度去定义的，而不是指成员间简单的交互影响。所谓简单交互影响可以用下面的情形描述：如果甲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成员，则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甲对集团内其他成员的影响仅是间接的，甲没有有意识的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其他成员，尤其是没有将自己的影响力作为组织、协调集体行动的手段。奥尔森曾分析了成员间的简单交互影响，在那里，大成员就公共产品的供给向小成员发出“威胁”――“如果你不提供……我就要减
少供给量”。[1](53)另外，成员间的示范作用也是成员间简单交互影响的体现。
影响力取决于个人拥有的能力、声誉和社会资本以及个人的主观努力程度。影响力与成员规模有一定的联系，大规模成员在集团中一般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具有影响力的成员往往具备一定的规模。具有影响力的成员还可以发挥行动的作用。本文将农村中拥有影响力的成员称为农村强势成员。
(二)模型分析
奥尔森(1965)指出，在较小规模的集团中，很少有某个成员有动力单独提供公共产品；同时，一旦要提供公共品，单个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将对其他成员产生较大影响。这样的集团要获得公共产品，“一个正式组织甚至一个非正式的协议……是必不可少的”。[1]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集体行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组织问题。为了分析集体行动中的组织过程，通过引入强势成员概念，我们有以下命题：
命题1：强势成员将通过行动，来提高其个人影响力，进而获得相关收益。
设E代表强势成员行动的努力程度，且0＜E＜1；Y代表强势成员的收益；I代表影响力，它是强势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影响力积累得越多，将在其他方面获得越多的额外收益。
收益Y包括强势成员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直接收益，以及凭借影响力所获得其它物质和非物质收益(如社会地位、心理满足等)。为了集中分析影响力对
由(2)式可得一阶条件：E=g2。即强势成员的最优努力程度与个人对收益的偏好有关。其逻辑是：如果强势成员对个人收益Y存在偏好，那么，为了获得个人收益，强势成员必须提高自己的影响力I，这就要求其提高行动的努力程度E。这在客观上实现了强势成员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励相容。⑤
在农村中，作为一种获得收益的手段，强势成员所获得的影响力是一种专用性品牌资产，具有极强的地域性，一旦离开了其所依存的某一村落场域，其专用性品牌资产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因此，强势成员必须通过行动使得其与其他成员之间的非正式契约安排保持稳定和持久――在这种非正式契约安排中强势成员拥有声誉、威望等权威性价值分配。
命题2：强势成员的个人影响力与公共产品的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公共产品的产出Q由下列函数给定：
所以，强势成员拥有的影响力对公共产品的产出水平有正面的影响。
我们可以对命题2进行一些有益的拓展。并有以下推论：
推论1：由强势成员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能够节约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人与人打交道时所发生的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契约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契约发生的成本。一个组织要求有人去组织它，所有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在成员同质的条件下，原子化成员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沟通，将他们组织起来要求付出高昂的组织成本，由此导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由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对于能否将外部性内部化进而解决公共品供给至关重要，所以，寻找合理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科斯定理的引申之意。
在农村中，成员之间存在着很高的交易频率，因此寻找一种合宜的契约安排以节约交易费用是经济的。在联合提供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中，强势成员是作为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手段而出现的。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一些成员发现某一成员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拥有较高的能力或社会资本，于是，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契约安排，赋予该成员某些权威性价值，由其组织、协调集体行动。这样的契约安排有利于节约集体内部的交易成本。从声誉效应机制的角度讲，强势成员的声誉对以强势成员为核心的交易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保障，所有其他成员都愿意与强势成员签订契约、愿意服从其具有权威性的组织动员。于是起到了降低集团内部交易成本的作用。
推论2：强势成员的存在有利于减轻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其他成员的搭便车倾向。
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那里获得收益的行为。虽然农村社会的特性本身决定了农村成员的搭便车倾向会受到一定的约束，但村庄成员作为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在自我决策时难免存在搭便车倾向。如果在集体行动中引入强势成员，搭便车倾向将受到有效约束。(1948)在分析差序结构时曾指出，在村庄中以每一家为中心所形成的“街坊”的范围，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5]在农村内部，强势成员往往依靠其个人能力以及诸如宗族势力等社会资本，具有权威性价值分配，影响力颇广。村庄凝聚力的维持，也与强势成员的存在密切相关。这样，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强势成员的存在就有利于降低其他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
可以利用图1对上述模型进行简明的概括。图中通过引入影响力，强势成员将愿意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组织过程中，其个人的影响力得到积累，这将降低其今后行动的成本，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良性循环。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在考虑交易费用和搭便车的情况下，通过引入强势成员，可以较好地解决小集团集体行动问题。从而，与没有强势成员存在的情况相比，强势成员的存在，有利于提高小集团公共品的供给水平。
三、政策含义
(1948)指出，在社会变迁时期，农村需要一些能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人们信任的人，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将这些人称为“文化英雄”，将其间发生的权力称为“时势权力”。他进一步指出，在一个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表现得最清楚。
目前，农村中以经济和文化网络为基础的各类强势成员迅速成长，并在农村公共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拥有或者可以调动比一般村民更多的稀缺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取得了某一方面的成功，进而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农村强势成员的影响力不仅来源于经济地位，也来源于个人品质、声誉、威望、宗族势力、组织公共事务的能力等。研究表明，农村强势成员在带领村民致富、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等方面发挥着组织领导、技术服务和经营管理等作用。[6]
“十一五”规划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从外部条件上讲，这要求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
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从内部因素讲，可以充分发挥村庄中强势成员在农村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有鉴于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农村强势成员的成长，充分发挥其在集体行动中的积极作用，并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避免农村内部强势成员之间的负和博弈。
注 释：
①集团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团体，是一种有机的团结。习惯上将本文所分析的对象称为集体，是因为人们在一起生活而形成的一种机械的团结。但当(部分)成员面临集体行动时，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集团来分析。本文中集团和集体的概念是通用的。
②按照系统论的观点，“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这是普遭规律。非平衡即有差异。此可作如下推论：集团中成员的差异化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非平衡状态的存在，只有这种非平衡状态的存在才有可能使一些集体行动产生自发解。值得指出的是，同质性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假定之一，这一假定造成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与现实脱节，解释能力削弱。实际上，对异质性的考量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时有出现，而且往往成为理论创新的突破点。例如，垄断竞争理论的创立就是考虑到企业异质性的结果。
③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一旦公共产品被提供，每个成员将享用同一公共产品份额。所以，本文用效用来测度个体成员的收益。奥尔森所构造的“份额”概念似乎不符合公共晶的特性，虽然分析的结论是相同的。
④该模型参照了冯曲、张军等人的研究。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分析的是影响力，它不同于企业内部的行政权威；而且，本文研究的是影响力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最后，本文将交易成本引入模型。参见冯曲：《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5期，第33-34页。张军、王祺：《权威、企业绩效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07―110页。
⑤奥尔森也注意到了非物质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在他那里只是作为选择性激励手段。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和上诲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8页。
主要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黄少卿，余晖．民间商会的集体行动机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4)．
[4]朱林可．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和行业协会，2005年经济学年会人选论文．
知识经济是继高度发达的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工业经济是以材料、能源等为主要的物的因素居主导地位，产品生产主要是集成资源。21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人的知识（智力）成为最关键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素，人们开始认识到：人尽其才（能）是物尽其用的基础。产品生产不再主要是集成资源，而主要是集成知识（智力）。产品的知识（智力）含量越高，价值越大。可见由工业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从生产要素看，主要是由资源依赖型经济转变为知识（智力）依赖型经济。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经济管理上的基本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管理特征从物本管理向人本、智本管理。
物本管理把人作为单纯的管理对象和生产操作的工具，最多把人看作是“经济动物”，而把尽可能提高生产效率作为管理工作追求的首要目标。因而物本管理，是一种单纯以效率和物质利益为中心的管理。
从管理发展史看，20世纪初期，泰罗创立的管理就是典型的物本管理。因为泰罗基于“经济人”（Economic man）假设，把工人看作是机器设备的附属品，他倡导的“时间”、“动作研究”就是使人依附于机器，把人性物化，把人也当作物来管理。因而泰罗创立的科学管理，实质上是一种非人性化的物本管理。
物本管理遵循物质运动的客观，使它具有明显的确定性、可定量化、可优化等特点。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等的形成与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把人看作是只会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单纯的“经济人”，未免太简单化了。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必须充分考虑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社会等方面的因素，于是有“人本管理”思想的萌芽。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本管理的思想在理论上更趋成熟，在实践上也较广为流行。
人本管理强调人在管理中的主体性，并认为人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精神存在，即人不能没有物质生活，更不能没有精神生活，这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根本出发点。因而认为：不能把管理看作是单纯的物质技术过程，而应更重视它的社会文化层面。据此，人本管理认为，管理者首先不应把人看作是单纯的“经济人”，而应如实地把人看作是“社会人”（social man）以至“文化人”（叫cultural man），从而在尊重人的人格独立与个人尊严的前提下，确立人在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
由此可见，人本管理与物本管理有质的不同，“以人为本”的管理系统是复杂的社会系统，所涉及的人的心理、社会层面、丰富的感情世界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是难以用精确的数据来表现的。这是人本管理的重大特点。
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人本的关键在于人的智力。由此而形成了比一般所说的“人本管理”更高一个层次的以人的智力为核心的“智本管理”，它是一种以尽最大可能促进“知识创新”为中心任务的管理，是“人本管理”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二）管理思维从科学思维方式向人文思维方式转变。
1.科学思维方式与人文思维方式的对比。科学思维（理性思维，或称逻辑思维、抽象思维）（注：关于理性思维或称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直觉）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的划分及其有关的阐述，可参见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一文，载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具有推理严谨、定量严密等特点。“精确定量”是“科学语言”的基本特征。
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活动。科学思维是一种链条式、环环相扣的递进式的思维方式。它是近代在科学的研究、探索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而通称为科学思维。人类要改造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认识（Cognition）是人的大脑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感知，感知形成观念（Conception），是以语言为其表现形式（有发达的语言系统，是人不同于一般动物的重要标志）。因此，从认识论看，语言是认识的工具。“科学语言”是自然科学家认识“物的世界”的重要工具。“精确定量”是“科学语言”是基本特征。因为自然科学向来被称为精密科学，其“精密”之处就在于：可以借助于严密的定量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可见，“科学语言”是“科学思维”的外壳。
人文思维包含形象（直觉）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注：关于理性思维或称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直觉）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的划分及其有关的阐述，可参见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一文，载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人文思维不同于科学思维，因为它研究的“人文世界”不同于“物的世界”，它涉及“精神世界”（mental world）不具物质实体的许多复杂多变的方方面面，如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伦理等，这些都是难于甚至无法直接从量上进行把握的。因而对于它们，并不追求条分缕析地进行刻画，而是着眼于对象的整体特征，寓理于形象，通过慎思明辨，综合、权衡，达到对研究对象整体性的质的把握，这是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的重大差别。与此相联系，“人文语言”，作为人文思维的外在形式，是以“思辨定性”为其基本特征。
同自然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科学思维方式称“科学思维”相对应，人文、社会科学家在学术研究中常用的人文思维方式也可称之为“思维”。艺术思维不同于科学思维，在于后者的精确度大，前者的自由度大。但艺术家艺术思维进行创作实践，也要严格遵循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也就是：艺术作品既要有生动的细节上的描述，更强调系统整体性的把握；细节的描绘，服从和服务于整体性主题的体现。如黄河大合唱，许多音符组合起来，能唱出黄河奔腾澎湃整体的雄伟气势，才算是成功的作品；又如画家作“登泰山图”，可以从许许多多方面、方向取景，最终要能体现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宏伟气势，才能算作是成功的作品。艺术家是如此，管家也应是这样。
2.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研究不同类型的管理。物本管理遵循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因而以物为本的管理系统，要求管理人员运用以“精确定量”为基本特征的“科学思维”，深入到生产经营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去认识、分析、研究相关，从中取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采用数量化进行描述。数量方法的核心是建立数学模型，并通过求解数学模型引出基本结论，并可编成严密的程序，用机来模拟再现。
人（智）本管理不同于物本管理，在于人（智）本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人。按照行为科学理论，人总有自己的需要和追求，有自己的感情和意志。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具有主动性、创造性的特点，因而在人（智）本管理中，人的因素、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总是起主导作用的。与此相适应，人（智）本管理认为，不可能从员工的屈从中得到真正的创造力，因而要求管理人员运用以“思辨定性”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度较大的“人文思维”，深入到人的心理、社会层面和丰富的感情世界去认识、分析、研究相关问题，力求从员工对自己行为的自主性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性出发，来充分调动广大员工个人和各种组织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和当代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彼得·德鲁克）把管理视为一种“自由艺术”（Management as Liberal Art）（注：[美]彼得·德鲁克著：《管理宗师德鲁克文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而不是刻板的机械性的工作的见解相一致的。
由此可见，即使今天的电脑技术已经高度发展了，归根到底，它还只是一个“数字相关系统”，是不能直接用来分析、处理人的“精神世界”的相关问题的。因为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是属于“人文层面”的问题，已超出了现有信息技术的作用范围，需要用“人文观”而不是“技术观”为指导来进行分析、研究和处理。在这里，人文思维、艺术思维的运用，是起主导作用的。
（三）管理决策目标从“最优化”向“满意性”转变。
一般都认为，管理首先要决策，决策是领导者、管理者的首要职能。由此可见，管理决策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主导作用。
从现代决策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到，同“物本管理”相适应的管理决策，决策目标遵循“最优化”准则，要求决策者从“客观的理性”（objective rationality）出发，寻求在一定条件下目标函数唯一的“最优解”（Optimal solution）。为此，就要求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严密的数量分析，从而把决策模式的重心放在分析性的技术方法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赫伯特·西蒙教授对这一决策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样做“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在这方面，近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了疑问，怀疑那些假说是否与人类行为的事实相距过远，以至根据那些假设所得出的理论同我们所处现实状况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了”（注：[美]赫伯特·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也可以这样说，“最优化准则仅仅存在于逻辑推理中，没有实践价值”（注：袁宝华主编：《企业管理全书》（上），企业管理出版，1984年2月第1版。）。
随着现代管理从“物本管理”向“人（智）本管理”转变，决策目标以“满意性准则”取代“最优化准则”就成为的必然。
现代管理大师西蒙教授提出的以“有限理性”与“令人满意”准则取代微观经济学原来奉行的“完全理性”与“最大化原则”，是其决策理论的核心理论。其优越性，正如西蒙教授所说：“我认为，我提出的‘寻求满意的人’这一模型同那种‘寻求最优的人’的古典概念相比，在有关经济行为的经验研究中获得了多得多的支持”（注：[美]赫伯特·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遵循满意性准则进行决策，适当地应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不能把它强调过了头，不能见物不见人，把定量分析推向极端。以数学模型的定量分析为基础，决策者要善于运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直观判断能力对模型输出的结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实现决策者的智慧和推断同定量模型的解析相结合，借以获得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人的因素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决策的层次越高、涉及面越广、情况越复杂，战略性、非规范性、不确定性越强，决策人员和决策支持人员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洞察力及由此而形成的高屋建瓴式的综合判断就越带根本性。
二、管理的新特点
管理会计是融管理和会计于一体的一个专门领域，是企业信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其特性自然是依管理的特性为转移，并随着管理特性的发展而发展。
与上述知识经济管理上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管理会计呈现的新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管理会计新方法论的开创。
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智本管理”的要求，以及基于对管理特性的新认识，管理会计应遵循艺术规律，开创出认识上的新的方法论。新的方法论，可归结为：三个“重于”、三个“并重”。（注：余绪缨：“管理特性的转变历程与知识经济条件下管理会计的人文化趋向”，《财会通讯》，2001年第10期。）
三个“重于”是指：（1）“衡量”（measuring）重于“计算”（counting），正如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德鲁克）所说，在管理上“我们需要的是进行衡量，而不是计算”（We need to measure，not count）（注[美]彼得·德鲁克著：《现代管理宗师德鲁克文选》（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认知性（cognition）重于精确性（precision）：认知性重在整体的质的把握，精确性重在细节的量的描述。（3）悟性重于理性：是上述第2点的进一步概括：重整体的质的把握，属艺术思维；重细节的量的描述，属科学思维，艺术思维重悟性；科学思维重理性。
强调这一点，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例如：关于顾客满意程度消长变化的分析，并不是完全靠计算就能直接掌握的，深层次的问题要靠“悟”——“悟”出在深层次起作用的企业的经营思想上的方向性问题，认真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顾客满意程度造成负面的种种因素。
三个“并重”是指：（1）量化与非量化并重（对可以量化的因素进行量化，难于量化的因素不强求量化，可以用其他形式如文字说明等进行反映）。（2）量化的各种形式并重：如考核成绩，100分制是一种量化形式，五分制是另一种量化形式。五分制是把学习成绩分成3个档次。按百分制，认为得76分的人比得75分的学得好一些，是很牵强的。按五分制，认为得80分的人比得70分的学得好一些，更符合客观实际，因为80分和70分属于不同档次。（3）量化的各种形式中，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也就是不把货币计量定于一尊，在管理活动中，许多因素从深层次看，是不能或不宜于进行货币计量的。如成员之间的协作配合情况、生产安全情况、员工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是不能完全采用货币计量形式的。
上述认识上的新方法论及其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蕴含着人的因素、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二）决策支持模式从观向人文观转变。
管理师，作为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主要从事决策的工作，为决策系统中的决策者正确有效地进行决策提供咨询服务。适应“管理决策”的要求，决策支持在不同的决策模式下具有不同的特点：
根植于“物本管理”的管理决策，决策目标遵循“最优化准则”，要求运用以“精确的定量”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语言”，寻求目标函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解”。与此相适应，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根据所研究的具体特点，对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改制，找出存在于有关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即借助于模型，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严密的定量描述，以掌握有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而把数学模型和最优化（技术）结合起来，确定有关变量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数量关系，为决策者最终寻求决策目标的“最优解”提供依据。可见，把重点放在性的技术方法上，是这一决策支持模式的重要特点。
根植于“人本（智）管理”的管理决策，决策目标以“满意性准则”取代“最优化准则”。“满意性准则”是一种自由度较大的准则，它主要不要求“精确定量”，而要求“思辨定性”。因而要求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参谋人员的管理会计师，围绕决策目标，拟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相关人员生动活泼地、独立自主地自由发表意见，对多个备选方案进行分析、论证，权衡利害、比较得失；再以此为基础，进行综合分析，帮助决策系统中的决策者择善而从，做出满意的选择，最终得到决策目标的“满意解”。
在现实生活中，遵循满意性准则进行决策，更重视决策人员和决策支持人员的智能与判断，是符合当代的潮流的。因为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不管后资本主义机信息处理技术如何先进，它不能取代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只能是一种管理工具。”（注：[美]彼得·德鲁克著：《管理宗师德鲁克文选》（版），机械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既不可能取代决策行为，自然也不可能取代决策咨询，因为决策咨询是整个决策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已经把整个决策程序推进到一个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发展阶段。
（三）为“知识创新”服务的管理会计新体系的创建。
1.“知识创新”的人文基础。前已指出，“智本管理”是一种以尽最大可能促进“知识创新”为中心任务的管理，是“人本管理”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怎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知识创新？进入21世纪的知识经济，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更有赖于人的创造力的自由、充分的发挥。而人的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又以人的各种基本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为前提，以人作为人能享有本身应有的尊严和价值为前提。这就要求形成一种机制，以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为知识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更具体地说，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深藏在人的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而通过知识类型的转变，实现知识创新，则是一个知识社会化、共享化过程，只有在认识一致、感情共鸣、价值取向相同的基础上，让人们自觉地形成乐于奉献的精神——“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精神，才有可能实现。为此，就必须在内部实行产业民主，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参与权、知情权，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使企业真正成为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才有可能从人的内心深处激发每个人的主人翁责任感，并在组织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形成一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共同理念。这是促使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的微观基础和条件。
2.创建为“知识创新”服务的管理会计新体系。如前所说，“知识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也就是新知识一般不是某个人单独创造的，而是在一个组织内通过团队（一个群体）中的各个成员共享知识而产生。知识创新的关键，是要发掘员工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并综合起来加以运用，最终转化成对企业整体有价值的知识。在这里，碰到的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一个人的知识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知识具有规范化、系统化的特点，易于同企业内其他成员沟通和共享；而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难于同企业内其他成员沟通和共享。所以知识创新，是以隐性知识为起点，并通过知识类型的转变而实现。显性、隐性两种知识类型，可以形成如下四种形式的转变：①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②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③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④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注：较详细的论述，请参见[日]野中郁次郎著：《知识创新型企业》一文，载彼得·F·德鲁克等著：《知识管理》，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从以上知识类型四种形式的转变，可以看到：知识资源不同于物质资源的一个重大特点，在于知识资源并不会因为由更多人分享而减少，反而会增加，即一个人的知识同别人分享了，别人受益，自己也无损。
设计一种指标多样化的瞬时信息卡，掌握企业各成员四种形式的知识转变。如前所说，隐性知识是无形的，是深藏在人的头脑中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的。而知识类型的转变是发生在人的内心深处的活动，怎样运用信息卡来掌握各个人知识类型的转变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总的思路是：知识类型转变的过程的确是无法捉摸的内心活动，但知识类型转变的结果却是有踪迹可寻的。有迹可寻，就可以为人所掌握。那么，是怎样有迹可寻呢？假如有一个极其高明的面包师（注：较详细的论述，请参见[日]野中郁次郎著：《知识创新型企业》一文，载彼得·F·德鲁克等著《知识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他拥有一种与其他面包师不同的诀窍，他做出的面包有一种特殊的深受消费者喜爱的风味，其他的人无法模仿，他自己也无法用明确的、系统的方式进行表述，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他的这种诀窍，是作为一种隐性知识存在。后来另一成员向他拜师学艺，他言传身教，学徒也有所领会，手艺有很大提高，做出的面包也很受欢迎，但学徒也无法明确表述其中的奥妙，这种手艺对学徒来说，也还是一种隐性知识。这就意味着：原来一个人的隐性知识转变成了两个人的隐性知识，表现为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变；再经过较长期的实践，师、徒双方或其中的一方，认识上出现了一个飞跃（思想上豁然贯通了），可以把所拥有的诀窍明确、系统地表述出来，写出完整的、可操作性面包制作方案，甚至可据以生产出特种类型的面包机。这样，就实现了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变。
以上两个阶段转变，怎样有迹可寻呢？我认为：转变的结果是有迹可寻的。其中第一阶段知识类型的转变，表现为由师傅一人的隐性知识转变为师徒二人的隐性知识。对这一转变的成果进行差量分析：设师傅授徒时仍然照常进行生产操作，其产出品（面包）的产量、产值可以存而不论；产出差量表现在学徒学艺取得的新知识会融入到他制作的产出品（面包）上，相应地表现为产量，产值的增加。其中第二阶段知识类型的转变，表现为除了师、徒二人仍拥有原来的隐性知识而照常生产的产出品可以存而不论外，产出的差量表现为隐性知识显性化而形成的一项新的面包制作方案，这是一项新增的无形资产（因为可按规定程序取得专利权）。
可见，知识创新的成果，可以用为企业形成的产出增量来表现。但这里所说的“产出”，应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可以是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不能局限于上例中所说的有形的物质的“产品”和“资产”的产出。对知识创新成果（表现为产出）作广泛意义上的理解，对生产性企业整体来说，可以考虑以下一些方面：在生产成果上表现为产量增加、产品质量改进，新品种的投产等；在生产条件上表现为生产安全情况的改进，生产弹性程度的提高，适时制与全面质量管理的实施更有成效等；在生产储备上表现为开发、人才开发、产品开发等的超前性提高等；在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上表现为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协作配合情况的改进等；在企业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顾客满意程度、销协作配合、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改进等。
由此可见，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消长变化来反映以“产出”表现的知识创新的成果，说明知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是可以渗透、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企业生产经营的作业链、行为链，同时表现为知识链、价值链。也就是在完成各项作业的行为中，新知识的融入，导致凝聚在所完成的作业上价值的增加，而产品作为各作业的总集成，各有关作业上价值的增加，自然也会凝集在最终产品上，表现为产品总价值相应地增加。由此可以看到企业生产经营的作业链、行为链、知识链和价值链的统一。它充分说明：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对生产性企业来说，知识创新是企业整体价值增加最重要的源泉。
上述多样化的指标体系可按企业内部各个组成单位的工作任务，各有侧重地纳入各个组成单位的“瞬时信息卡”、并可参照我国20世纪50年代曾广泛实施过的“班组核算”的做法，由各个组成单位以一定的基数为底数，自行逐日按人进行差量反映（反映在原有基数上新发生的增减变动情况），然后，由管理会计师定期（周或旬）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借以全面掌握知识创新在整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上的具体体现。由此而形成的核算体系，可以视为为创建直接服务于“知识创新”的管理会计新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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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彼得·德鲁克著：《现代管理宗师德鲁克文选》（英文版），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美]赫伯特。西蒙著：《现代决策的基石》，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3.余绪缨“管理特性的转变历程与知识经济条件下管理会计的人文化趋向”，《财会通讯》，200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