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04 16:40:3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税务局管理体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机动车车辆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79号）下发后，一些地区提出，为便于基层税务机关操作，要求总局对主管税务机关代码戳记的样式、大小、加盖位置、执行时间等具体问题作出规定。现补充通知如下：
一、代码戳记内容及规格?
（一）代码戳记内容为：CTAIS版本“金税三期”规定的9位代码；?
（二）代码戳记规格为：长45mm，宽10mm条形印章。?
二、代码戳记加盖位置?
（一）对于使用非机打版统一发票的地区，主管税务机关应在销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以下简称统一发票）时，将代码戳记加盖在统一发票报税联（第五联）的“备注”栏内。?
（二）对于使用机打版统一发票的地区，主管税务机关应提供设置打印代码的程序，由车辆经销商或直接销售车辆的机动车生产企业（以下简称开票企业）自行在统一发票“备注”栏打印代码戳记。?
三、代码戳记加盖时间?
〔关键词〕 税收执法组织，使命目标，横向结构，纵向结构，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115-04
提升税收执法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是我国目前在税收领域推进治道变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结合中美两国在税收执法组织设计上的实践，从组织的使命目标、横纵向组织结构以及合作机制等方面展开分析，探讨美国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① 本文选择以美国的经验为借鉴，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美国在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对我国有参考意义；美国的税收执法组织在征收成本率、税收遵从率与自愿遵从率方面三个关键指标上表现良好。〔1 〕 （P19 ）
一、明确税收执法组织的使命目标
组织的使命目标，即对组织作为子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与功能的确定，它是组织设计的基础。从理论要求来看，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税收执法组织，其使命目标定位应该是为纳税人提供与税收执法活动相关的服务。
然而根据调查发现，在我国税收执法组织的官方网站上，通常找不到明确冠以“使命目标”称谓的信息内容，有关界定其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与功能的描述一般散落在相关概况介绍中。与1994年以来实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相适应，我国设立了国税和地税两个税收执法组织系统。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有关行业概况介绍的第一句话就是“税务机关是主管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部门”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在有关市局概况介绍中提到“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是主管本市地方税收工作的市政府直属机构”；其他地方税务局与北京市的情况相类似。
由此可见，虽然随着政府治道变革的推进，提供纳税服务现已成为我国税收执法组织的法定职能，并设有专门的执行机构（国税总局设有纳税服务司，各省地方税务局一般都设有纳税服务处），但就组织的使命目标而言，我国目前的实践与“服务型政府”理念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的税收执法组织不仅缺乏明确的使命目标设计意识，而且潜意识中仍倾向于将自身视为税收征收领域的管理者，将自身与纳税人的关系视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相比而言，美国的税收执法组织不仅有明确的使命目标意识，并且在具体的使命目标设计上也有明显的、更符合服务型政府对“民主行政”和“法治”之价值追求的特点：一是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与公平执法并重；二是强调“纳税人履行税法义务”，以关注纳税人的自我遵从。〔2 〕 具体来讲，美国联邦税务局②对自身使命目标的描述是：“通过帮助纳税人理解和履行税法义务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并且对所有人统一公平的执法”。美国各州及地方税收执法组织有关自身使命目标的描述虽然具体用词有所不同，但表述大同小异。
以美国经验为借鉴，我国税收执法组织在明确使命目标上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其为纳税人服务的使命定位；二是加强对税收遵从、尤其是自愿遵从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并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指导税收执法组织使命目标与组织体系的具体设计。
二、合理设计税收执法组织的横向结构
组织的横向结构设计，一般是围绕使命目标确定的各部门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合作关系。基于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税收执法组织横向结构设计，应围绕税收执法与服务目标的实现，在追求部门专业化的基础上突出服务对象的中心地位。
鉴于我国的国税与地税系统在执法组织横向与纵向结构设计上的情况相类似，因此，下文我们主要以国税执法组织的数据来进行论证说明。由于缺乏明确的使命目标，我国税收执法组织的官方网站通常只是罗列了其内设机构的名称与该机构的工作内容，而缺乏清晰的围绕使命目标的横向结构设计，这是我国目前税收执法组织横向结构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内设13个机构（详见表1，其中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同时也是大企业税收管理司，负责对大企业提供纳税服务）。
从国家税务局内设机构的名称及其工作内容来看，我国税收执法组织横向结构设计的第二个特点是主要以职能作为部门划分依据，且执法与服务部门分立。在国家税务局的内设机构中，除与其他部门同挂一块牌子的大企业税收管理部门以外（国家税务总局中，大企业税收管理司与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同属一个部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中，大企业税收管理处与国际税务处同属一个部门），其他都是以职能作为部门划分依据。在国家税务总局的内设机构中，货物和劳务税司、所得税司、财产和行为税司与稽查局等机构负责执法（包括征收与稽查），纳税服务司和大企业税收管理司负责服务。
由此可见，随着治道变革进程的推进，我国税收执法组织在横向结构设计上已经出现了关注服务对象独特需求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针对大企业设置了专门的纳税服务机构，但这种趋势并未成为惠及所有纳税人群体的普遍做法。
在税收执法组织横向结构设计上，美国经验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按照与使命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明确界定不同机构的类别，因为这样的设计逻辑能够突出组织的使命目标，明确非核心工作对使命目标实现的支持性地位。
美国联邦税务局内设18个机构，共分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服务与执法部门，直接负责与征收、稽查相关的工作，属于与使命目标实现直接相关的核心业务部门；第二大类是特别部门，主要负责纳税人权益保护及研究、沟通工作，属于与使命目标实现间接相关的非核心业务部门；第三大类是支持部门，主要负责基于组织内部管理需要而产生的相关工作，属于围绕组织运作提供支持的辅助部门（详见表2）。
表2 美国联邦税务局内部机构设置
其二，美国经验对于我国税收执法组织横向结构设计的借鉴意义还体现在，在核心业务部门中，以具有某种相似需求和共同特征的服务对象群体作为部门划分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将针对同一群体的执法与服务工作交由同一机构负责（有关联邦税务局核心业务部门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详见表3）。因为这种做法相对于以职能作为部门划分依据、执法与服务部门分立的设计思路，显然更有利于税收执法组织从纳税人的需求出发，根据不同群体特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好地保证公正执法。
表3 美国联邦税务局服务与执法类部门的服务对象
三、合理设计税收执法组织的纵向结构
组织的纵向结构设计，是在组织横向结构设计的基础上，确定组织下设的层级数量与各层级的机构数量。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税收执法组织纵向结构设计应该以如何保证为纳税人提供有效服务作为最重要的依据。
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组织纵向结构设计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组织的纵向层级设置基本与行政等级对应，下设机构的数量设置基本与行政区划对应。以国家税务系统为例，其纵向层级设置为四级，即：国家税务总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设区的市、州、盟）国家税务局，县（市、旗）国家税务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局、15个副省级城市局、337个地（设区的市、州、盟）局、82个直辖市区局、159个副省级城市区局、899个地（设区的市、州、盟）区局和2033个县（市、旗）局。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组织在纵向结构设计上的第二个特点是：下级组织的横向结构基本是上级组织的复制。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为例，在其内设的14个机构中，办公室、政策法规处、货物和劳务税处、所得税处、国际税务处（大企业税收管理处）、收入规划核算处、纳税服务处、征管和科技发展处、财务管理处、稽查内审处、人事司等11个机构，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设置几乎完全相同。
归根结底，以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作为纵向结构设计的主要考虑因素，是我国目前在税收执法组织在纵向结构设计上呈现上述两个方面特点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我国而言，美国税收行政执法组织在纵向结构设计上的借鉴意义主要在于：打破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等级在各地逐级设置分支机构的传统，以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 ③作为地方分支机构数量的设置依据，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
美国税收执法组织的纵向层级非常少，整个组织成扁平化形态，其下设机构不完全是按垂直对应方式设置的。执法与服务部门所包含的7个机构，从名称上看，在联邦税务局的地区办公室中几乎没有完全与之对应的下设机构；从业务上看，有与其存在报告关系的“下级单位”——税收服务中心与纳税人帮助中心，其中税收服务中心负责按照受理纳税申报、催报催缴、评税、稽查选案和实施稽查五个方面开展税收执法与服务工作 〔3 〕；纳税人帮助中心负责为个体纳税人提供面对面税务咨询服务。而全国纳税人援助官则是按垂直对应方式下设机构，在全国纳税人援助官下设纳税人援助官地区主任，地区主任下设地方纳税人援助官。
另外，美国税收执法组织横向部门的下设机构数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如：美国联邦税务局下设了10个税收服务中心；401个纳税人帮助中心 ④，除华盛顿特区只设有1个以外，数量最少的州是内华达州、罗德岛和阿拉斯加州，只设有2个，数量最多的是加利福尼亚州，设28个。作为联邦税务局内设机构之一的全国纳税人援助官，下设有9位纳税人援助官地区主任，地区主任之下设有66位地方纳税人援助官。这三类部门的下设机构数量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可由其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给予解释：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越小，其分支机构的数量也就越多；反过来，有效服务面积越大，其分支机构的数量也就越少。
下面我们就以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来分析美国税收服务中心、纳税人帮助中心和纳税人援助官的设置情况。理论上说，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取决于其所提供的服务在生产、需求和提供三个方面的特性：（1）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特性。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与其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特性正相关，即某种服务在生产上越具有规模经济特性，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就越要求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尽可能大；（2）服务需求的空间分布密度。服务需求的空间分布越密，即单位面积的服务需求越多，则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越小；（3）服务提供受空间距离的影响程度。服务提供受空间距离的影响程度越大，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越小。
税收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虽然服务需求的空间分布密度非常大，但其提供的是非面对面的服务，提供过程几乎不受空间距离影响，且服务生产过程大量借助计算机辅助设备，具有很高的规模经济特性，因此，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非常大，仅10个税收服务中心就能满足全国的服务需求。纳税人帮助中心提供的是面对面的税务信息咨询服务，其服务需求的空间分布密度虽然可能相对较低，但其服务提供过程严重受空间距离影响，且面对面的咨询服务属于劳动密集型，规模经济特性低。因此，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相对较小，其设置数量为税收服务中心的40倍。纳税人援助官提供的服务主要是帮助纳税人解决其与联邦税务局之间发生的问题，并向联邦税务局提出改进行政行为的建议以减少这些问题发生的概率；纳税人援助官所提供的服务，虽然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但由于服务需求的空间分布密度相对较低，且服务的主要提供方式是电话服务，受空间距离影响程度较低。因此，其机构的设置数量远远少于纳税人帮助中心。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美国税收执法组织横向部门下设机构的设置数量主要与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有关，而与行政区划无关。
在我国，地税系统中省以下地方税务局实行的上级税务机关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以上级税务机关垂直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国税系统实行国家税务总局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这种以税务系统为主的管理体制背景，显然为在我国税收执法组织中推行不考虑行政区划和行政等级的纵向结构设计改革提供了较好的制度基础。
四、加强税收执法组织的合作机制建设
税收执法组织中的合作，包含税收执法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税收执法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我国在税收执法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设，尤其是在国地税联合开展纳税服务领域的合作机制建设方面，涌现了大量创新的改革实践，其中包括：通过合作优化办税流程，共建网络与实体的办税服务平台；共建12366纳税服务热线、“纳税人之家”、“纳税人学校”等税务信息类服务互动平台。 2004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协作的意见》。2011年7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又在该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开展合作的经验，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合作的意见》，要求各级税务机关成立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合作领导小组，在合作的范围上，除要在联合纳税服务方面继续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以外，还提出了要在税务信息共享、税收征管和检查领域探索建立合作机制。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这个通知，无疑指明了我国在税收执法组织之间合作机制建设方面未来的发展方向。
然而在税收执法组织与系统外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设方面，我国目前还缺乏具有重大影响的探索性举措。
为方便纳税人，也为避免重复劳动，美国在税收执法组织之间建立了大量的业务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税务信息共享机制，即通过联邦税务局和各州税务局，及各州税务局相互之间签订税务信息交换，并且保证这些信息只用于税收执法目的协议；二是共享税源代征机制，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就各自开征的相同税种通过签订代征协议建立的合作机制；三是联合纳税服务，即联邦、州和地方在纳税信息类服务方面建立的合作机制。
此外，美国还非常注重在税务信息共享和联合纳税服务方面与税务系统之外的其他组织开展合作。在税务信息共享方面，美国的税收执法组织几乎与系统外所有可能提供税务信息的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组织涉及海关、金融、保险、交通等很多部门，其基本合作方式是相关部门要求个人或组织在办理某项业务之前必须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每位纳税人拥有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是美国税收执法组织与体系内外部组织在获取税务信息方面进行合作的基础），定期或者在被要求的情况下，向相关税收执法组织提供相关税务信息；在联合纳税服务方面，美国的税收执法组织经常与提供无偿服务的志愿组织、或提供有偿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与私人企业合作提供纳税服务。其中与有偿服务机构的合作，主要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服务。如，2009年，联邦税务局通过与一家私人报税软件公司联盟合作，为年收入低于57000美元的人提供免费的电子申报服务。
美国经验对于我国加强税收执法组织合作机制建设的借鉴意义，除了能为税务信息共享和同源税种代征的具体做法提供参考做法以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证纳税人的相关信息仅用于税收执法目的；二是将合作由税收执法组织系统内部扩展到外部，也就是不仅要在国地税之间，还要在国地税与包括政府、非政府和企业在内的其他组织之间建立税务信息共享机制和联合纳税服务合作机制。
注 释：
① 虽然美国的联邦、州与地方政府都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但它们在执法组织设计的基本做法上有着很高程度的共性。本文对于美国实践的讨论主要限于联邦政府。
② 联邦政府负责税收执法管理的组织机构是联邦税务局和海关，二者都隶属于财政部。海关只负责关税征收，联邦税务局承担着税收执法管理的主要责任。
③单个机构的有效服务面积这一概念是笔者在考察美国税收执法组织纵向结构设计实际数据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④根据美国联邦税务局官方网站irs.gov提供的联邦税务局在各州设置的纳税人帮助中心的地址计算出来的结果， 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0月11日。
参考文献：
〔1〕李 飞.税收成本及其控制问题〔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关键词:税务稽查;选案信息
查选案是税务稽查的第一个环节,选案质量好坏,取决于案源信息的真实性和广泛性,尽管《税务稽查工作规程》以较完整的形式对税务稽查的案源分类和选案方法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面对近年来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纳税人、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和日趋复杂的经济环境,税务稽查选案信息的收集、筛选需要在手段、方法上全面更新升级。
一、国外税务稽查选案信息来源及管理方法
在美国,90%以上的案件是联邦税务局通过计算机分析筛选出来的。计算机筛选案件是以一定的信息为基础的。其信息源主要包括纳税人的申报表;“纳税人遵循纳税情况考核表”上对纳税人分类抽样进行调查的结果;工商、海关、劳工、银行或贸易管理、土地或地产管理、城市建设和交通、外汇管理、福利管理、商品检验、邮政电讯、新闻等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以及公民举报材料和从会计、审计等中介机构取得的信息。根据获取的信息,计算机系统就可以对各类纳税人做出基本描绘和分析比较,并根据其异常情况的大小打分和排序,美国联邦税务局就根据这个分数,选取纳税人作为当年的稽查对象,制定出稽查计划,下达到小区税务局实施稽查。由此可见,美国其选案过程具有信息量大、信息来源广泛、信息处理技术手段好、管理集中的特点,从而确保了稽查选案的准确、高效。
二、我国目前税务稽查选案信息管理现状
(一)选案信息管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选案信息获取是各级稽查机关的一项日常工作,而我国目前负责选案的人员往往会在日常事务性的工作中耗费大量的精力,很难系统地对某行业或领域的纳税人的信息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确定稽查对象只能是对照纳税人税务登记情况和个人经验随机勾选。从上到下都未能将选案信息管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要求不高,指导不力,对选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没有具体要求,对选案信息处理手段和方法缺少系统研究和管理。除此之外,按照现行税收管理体制,纳税人的征管资料属于征管部门的管理对象,纳税评估也属于征管部门的职责,尽管纳税申报、纳税评估与稽查选案两项业务的内容存在某种交叉,但由于征管与稽查的信息渠道不畅,造成稽查选案获取征管信息的被动和局限。
(二)信息渠道单一,存在信息孤岛。与税务稽查工作相关的各部门之间信息系统互不兼容,自成体系,远未形成资源共享的信息网络,增加成本,浪费资源,降低效率,即便是国、地两个税务机关,也存在信息不畅的问题。目前工商、银行、土地等部门的信息获得不仅没有法律保障,而且即使通过税务机关的自身努力获取了相关信息,也不能进入税务计算机系统加以分析利用。对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报送的资料和日管信息,明显的缺乏动态管理,录入计算机的数据资料存在残缺不全、时间滞后和人为虚设的现象,选案信息只能靠选案部门独创天下。
(三)选案信息处理手段落后。各地税收征管应用系统软件中尽管开发了选案模块,但开发应用还处于一个简单低级的水平,缺乏对相关信息的综合分析和模糊处理能力,最多也仅限于对纳税人报送资料进行逻辑上的判断,而不能依据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相关历史纳税信息,进行横向、纵向或定性、定量分析。选案信息的调用还局限于一般的检索,更不能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来综合处理信息,使得计算机在选案方面的信息处理潜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建立科学的税务稽查选案信息体系的构想
(一)把选案部门从稽查局内部分离出来,归并到税源管理部门。一方面,因为税源管理部门是税收数据的采集部门和加工部门,其资料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并能够做到在选案中不带任何观点和框架,可以使选案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由于税源管理部门掌握着大量的税源信息和行业水负水平信息,从目前管理体制上也便于与征收管理机关进行沟通和信息交流,可使选案信息更加现实和客观。
(二)改进选案信息获取手段和方法。首先,扩大选案人员数量,安排高素质的人才进行选案信息分析,并加大考核力度,防止选案人员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其次,依据相关纳税人信息,建立稽查选案积分制,提高选案准确性,提高稽查效率。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选案方法,综合纳税人的收入、利润、税收变动情况、纳税人异常行为、未被稽查时间长短等各方面信息,按一定的计分标准,常年滚动,给纳税人计分,当纳税人的积分超过既定的界限时,列入案源库以便稽查实施。第三,加强案头信息分析,在选案环节就应该综合经济发展、地区特点、行业状况及企业经营等各方面信息资料,运用横向、纵向比较及指标分析等多种方法对企业的纳税状况进行分析,以提高选案的准确性。
(三)明确工作职责,实现数据共享。信息化建设是实现稽查管理现代化的趋势,也是加强稽查选案信息自身建设的重要手段,在明确与稽查相关部门职责的前提下,一要整合现有信息资源,努力实现共享。不仅要与征管部门、纳税人实现共享,且要与工商、公安、银行等部门在信息交换的基础上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二要加大信息化的硬件投入。要配齐硬件,用好软件,保证信息高速、畅通、便捷、安全,建立起智能化的税务稽查办公场所。三要盘活存量信息。透过存量信息之间所存在的钩稽关系,不断挖掘潜在价值,多层次、多角度地解读信息中所隐藏的信号,发现问题,找出原因,进而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使现有的“死”数据,变成服务于税务稽查选案的“活”信息。
参考文献:
[1]贺志东.税务稽查管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国家税务总局教材编写组.地税稽查实务[Z].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
[3]潘涛,张凌.构建我国税务稽查选案体系的探讨[J].税务研究,2008,8:78-81
[4]安徽省地方税务局.探索与实践-2007年稽查调研报告汇编[C].合肥:安徽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2007
1.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税并存，不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制造行业呈现出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同时衍生了许多服务性的外包需求，例如对于人力资源的培训、物流、税务等，这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始出现融合，有人称这种现象为“2.5产业”。“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税并存，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不利于生产业的发展”。例如，有三家企业ABC，A企业从事生产，如果A企业不从生产企业B中独立出来，那么在为B企业提供业务服务的过程中就可以不需要征收营业费用，而从其他企业购进资源也可以从B企业的增值税中进行抵扣，但是一旦A企业从B企业中独立出来，就会出现A企业再为B企业提供服务就要缴纳营业税，从其他企业购进为B企业服务所需要的资源的增值税也不能再从B企业中抵扣，这就导致企业重复征税，负担增大，不利于企业的生产、服务相分离。但是如果生产业不从母体中独立出来，难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当前的税收制度不利于将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融合发展。
2.产品和服务出口均不能真正实现零税率，不利于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
[1]当前经济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我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受国际影响比较大，需要进一步推动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与国际接轨，促进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但是其发展速度仍然比不上商品贸易，并且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际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的状态。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促进服务贸易，扩大服务出口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采取的税收制度，并不能实现产品出口零税率，削弱了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不利于贸易结构的调整和改变。
3.服务业总体税负相对比较重，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根据当前我国纳税的状况来看，对于第一产业优惠最多，已经全国实现免征农业税，为了促进第二产业发展也推行了较多的优惠政策，相比较而言，关于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就比较少，这样的现状尤为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而2009年的增值税转型之后，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加重了。在“十二五”规划中曾提出不断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期许，而不断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对于不断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扩大增值税增收范围改革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仍然有些问题有待解决。
1.如何确定扩围顺序
目前我国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涵括“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娱乐业等9个行业”[2]。这9个行业涉及到社会生活生产中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进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确定进行改革的行业顺序：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渐将所有的行业分批进行增值税改革，还是一次性将全部行业都进行增值税改革。将两种方式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前者是我国在进行税制改革中最常采用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缓和矛盾，但是不利于进行彻底的改革，容易出现残留问题，后者的改革比较彻底，可以较好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改革方式本身对于税收征管条件的要求比较高，一些特殊行业的改革难以实现，而且彻底进行改革遇到的阻力肯定会比较大。因此在进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的过程中选用哪种改革方式、改革方式确定后大致采用几步完成改革都需要进行缜密的规划。
2.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和第三大税种，其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增值税税率的确定是否合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第三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增值税具有差异，因此在设置增值税税率的过程中，如果将增值税税率设计较高，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利于行业的发展，也会背离进行增值税改革的目的，但是如果增值税的税率设置偏低的话，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利于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同样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进行增值税税率设定的过程中，应该综合企业发展和财政收入两方面的内容。
3.如何调整财政管理体制
如何进行财政管理体制的调整也是制约扩大增值税改革征收范围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是由于当前我国税收主要采取分税制体制，也就是由不同的部门管理不同的税收。在进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改革效果将会事倍功半，如果想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必要对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然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涉利益众多，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三、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思路
虽然在进行增值税改革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切实结合国情，通过借鉴国内外税制改革的状况，选择合适的改革方式，取得改革成功还是指日可待的。在进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要遵循改革的紧迫性与渐进性相结合的原则；其次“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结合”[3]；最后不断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关系，实现两者平衡，遵循不断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的原则。
1.明确增值税扩围顺序
笔者比较赞成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分批进行税制改革。首先这一方式符合我国一贯的改革传统，有利于广大群众接受，并且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解决问题，借鉴改革经验，促进改革成熟，综合考虑我国各个行业的发展现状短期内对金融、地产等行业改革难度比较大，因此可以先对其他相对容易的行业进行改革。
2.财政管理体制的调整
论文摘要：我国的税收管理改革历史可分为起步阶段、停滞阶段、恢复阶段和深化阶段四个阶段，从税收战略管理的以税收资源为本、以税收竞争为本和以纳税人为本的三种思维模式来分析这四个阶段，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税务管理矛盾决定税收管理改革。
税收战略管理是为实现税收战略目标，合理配置和使用有限的税收资源，通过国内外税收竞争和以纳税人为本，使管理工作无限接近理想工作效能，将税收职能发挥到最佳的管理状态。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的税收管理改革需要税收战略管理的实践应用。本文试将我国的税收管理改革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运用税收战略管理的以税收资源为本、以税收竞争为本和以纳税人为本的三种思维模式，对改革深化阶段进行战略分析，从而为我国税收战略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一、我国税收管理改革的四个阶段
1新
4.1994年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税收管理改革深化的开始。这一年，税制与管理制度都进行了重大改革，我国现行的各项税收制度都是在此基础上 发展 而来的，从税制方面看，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新的流转税制格局;统一内资 企业 所得税，进一步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统一个人所得的课税制度，增强了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人分配方面的作用;开征和完善了土地增值税和资源税等税种等等。从税收征管模式上看，在“征管查”三分离的基础上，1994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推广“申报、、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1995年又在全国推广“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 计算 机 网络 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从税收 法律 法规来看，实体法不断得到完善，程序法也在2001年4月28日进行了修订。在税收管理体制方面，适应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在初步划分中央与寺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的基础上，将全部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地方共享税，并且将原来一套税务机构分设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在税收管理手段方面，各级税务机关相继配备了大量且档次较高的计算机设备，地区性的征管局域网也初具规模，金税工程也于2001年中期全成试运行。
二、对税收管理改革深化阶段的战略分析
与税收管理改革的起步阶段一样，税收改革深化时期的税收管理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由于忽视了对某些税收矛盾的有效解决，以及解决矛盾的方式不甚妥当，使得改革后我国的税收管理领域仍然遗留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如征管改革的片面性、局部性等向题仍相当严重。因此，这一阶段可看作是税收战略管理思想的初始阶段，也是税收战略管理思想在下一步改革中全面运用的准备阶段。
首先，按照以税收资源为本的战略思维来审视，这一时期，税收资源中的“税制”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深化，提出了分税制，非常有效地解决了征税人与征税人之间、统一领导和层级管理之间等方面的矛盾。同时，税收法律法规进一步建立健全，为税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另外，税收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大，配置了大量的计算机，实行网络化管理，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但是，客观地讲，由于我国的分税制很不彻底，所以在运行中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不良反应。另外，对于市场 经济 与计划税收之间的矛盾，也并没有因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对财力的迫切需求，冲淡了对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弊端不言而喻。至于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之间的矛盾，税制的超前性与征管水平落后之间的矛盾，应该说政府已经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只是在解决的方式上，还没有找到较好的办法或是没有勇气大胆地实施。还有就是税法的级次较低，只有几部税收法律，大多是条例、规章、规范性文件，而且没有制定税收基本法。另外，计算机的运用水平不高，重配置轻使用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论述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电子支付、数字化使能技术等四大科技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在科技力量推动下税务部门改进纳税服务、提升税收征管质效的前景。税务部门在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中，积极推进以“数据管理”为重点的征管改革，探索利用科技手段提高税收工作质量的方法和举措。其他国家经验对我国税务部门深化征管改革、实施数据管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科技发展;税务管理;数据管理
0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削减了税务部门的经费预算，使税务部门在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可支配资源不断减少。这也促使税务机关必须思考如何在提升工作绩效的同时，降低税收征收成本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充分利用新技术改进业务流程和工作方式，将成为税务部门应对资源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麦肯锡咨询公司通过大量分析研究发现，锐意改革的税务部门领导都深刻理解“好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他们正围绕当前科技主要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投放资源。目前科技发展有四大趋势:一是移动互联网正呈喷薄式增长;二是在大数据时代，复杂数据统计分析技术的使用日渐广泛;三是电子货币逐步取代现金，电子支付方式日益普及;四是数字化使能技术(digitalenablement)不断应用于各种业务之中。与此相应，科技发展的成果也被广泛应用于税务管理方面。
1移动互联网呈喷薄式增长
1．1利用移动设备加强与纳税人联系
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0亿人拥有移动通讯设备，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攀升。2013年5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詹姆斯•马尼卡等人在其合著的《颠覆性技术:改变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先进技术》一书中所做的一项统计表明:2007年到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销量增长了六倍多，而且年轻一代纳税人通过智能手机进行几近全部的互联网交流。税务部门可以利用移动设备以低廉的成本接收纳税人的信息和反馈意见，为纳税人提供自助服务以及向纳税人提供税款催报催缴提醒等服务。因此，手机沟通方式极易适合移动通讯设备使用者，尤其是年轻纳税人群体的需求。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移动互联网有助于税务部门与未被纳入税收征管系统的纳税人加强联系与沟通。税务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改变沟通和交流模式，从利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进行传统互联网交流，转向利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设备进行移动互联网交流。多年前，世界范围内一些创新型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借助移动互联网为纳税人提供服务。例如，瑞典税务部门给大部分自然人纳税人发送预先填制好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纳税人可通过手机回拨或回复短信对申报表内容进行确认。又如，爱沙尼亚税务局为纳税人提供了一系列移动服务，其中手机支付税款服务特别受纳税人欢迎。伊莱•伯科威茨和布莱斯•沃伦在《爱沙尼亚是怎么变成电沙尼亚的?》一书中，对爱沙尼亚税务部门的这些创新举措，给予了高度肯定。此外，美国联邦税务局开发了应用程序IRS2Go，纳税人在移动设备中安装这一程序后，可以查询其纳税申报的状态，查阅纳税小贴士，还可链接到联邦税务局推特新闻网页面，查看税收新闻资讯。2014年申报季，查询联邦税务局官方网站“我的退税”模块相关信息的纳税人，半数以上是通过登陆移动客户端来完成操作的。
1．2开发美观、方便的手机界面官方网站
目前，绝大部分税务部门官方网站是基于传统互联网模式开发的，这些网站功能完善、设计精美、界面友好，但是当客户用智能手机登录时，很多网站的界面无法自动转换为美观、方便的手机界面。因此，政府部门必须不断提高移动互联网服务水平，以适应移动终端使用者的需求。1．3智能手机的税款支付移动设备使用者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早已超越了发送信息和提醒等简单服务的范畴，已扩展到支付功能。2012年6月，麦肯锡公司的《手机支付发展的路线图》报告指出:2012年，全球的手机支付总额较2011年将翻一番;预计到2015年，该项支付总额将比2012年增长9倍。在一些发达国家，银行业已经开始推出全套手机银行服务。美国的阿肯色州和堪萨斯州等具有开拓意识的州，已允许使用手机支付财产税。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也将手机支付作为拓展业务的有效途径。以肯尼亚为例，该国已有将近90%的人使用移动服务商Safaricom开发的移动货币(M－Pesa)手机支付平台。平台是一个功能丰富的虚拟银行，允许用户使用手机进行支付和转账等。
2日渐广泛的复杂数据统计分析技术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复杂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方兴未艾，并将在未来持续影响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个行业。目前，全球各网站、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生成的数据量每20个月翻一番，而数据存储成本持续下降。私人机构和政府部门都期待更好地利用复杂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来为重大决策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大数据时代对于税务部门的影响不言而喻。税务部门开展业务工作需要海量数据的支撑，并利用这些数据来评定纳税人的税收遵从风险等级，从而将有限的资源投向具有高、中风险等级的纳税人，避免对低风险纳税人不必要的干扰。绝大多数国家的税务部门非常重视数据分析技术，特别是有的国家的税务部门已经利用最前沿的数据分析工具来提高工作效率。例如，一些国家的税务部门利用集群技术在大数据样本中分辨出具有类似行为特征的集群，以有效识别具有税收欺诈行为的群体。集群技术作为最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之一，正帮助税务部门有效遏制退税欺诈蔓延。在税款征收方面，部分国家的税务部门利用最新信息技术对纳税人风险特征进行分类管理，综合考虑纳税人的个体特征(包括行业、地理位置和纳税遵从历史)、应缴税款特征(如税款大小、来源和时间长短)以及其它标准，针对不同群体的纳税人实施相应的征管策略，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澳大利亚税务局在《2012—2013财政年度工作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税务局正在积极尝试利用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来提高税务管理质效。该局通过对100多万份中小企业报送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和《经营活动报告表》数据进行了深度分析，确定了各行业利润率等关键指标的风险控制的基准值，以帮助澳大利亚税务部门迅速识别出异常申报纳税人，例如少申报应税收入的餐馆或者加油站。该项创新举措实施一年以来，澳大利亚税务部门已识别出3万多家异常申报企业。该局在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后，有17%的企业在申报表中进行了纳税调增，调整后申报的应税所得户均增长了68%。总之，大数据分析技术促使了税务部门增加税收收入，并帮助其更加精准、有针对性地识别税法高遵从度的纳税人，减轻不必要的遵从负担。
3电子支付方式日益普及
当今世界，电子货币正逐步取代现金，电子支付也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支付方式。据麦肯锡咨询公司对全球支付行为的研究表明，2012年到2017年全球范围内人均金融交易额预期将增长33%，即从671美元增长到894美元，其中现金支付方式的比重将大幅下降，尤其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比重下降将尤为明显。有人把未来将出现的以电子货币支付为主的社会经济模式，称为无现金社会模式。电子支付相对现金支付而言，具有交易成本低、终端用户风险小以及交易过程易于追踪等优势，因而被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央银行及各类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大力倡导。金融机构、税务部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不断推动电子支付手段广泛应用，从最初的电汇支付到信用卡支付，再到使用智能手机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的近场通讯(NFC)方式支付，减少了收付双方对现金的需求。对于税务部门而言，电子支付方式的不断普及，不仅有助于实时追踪纳税人税基轨迹，还有助于分析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目前，一些国家通过给予纳税人税收优惠的手段，鼓励纳税人使用电子支付方式。例如，韩国为使用信用卡消费的纳税人提供税收减免优惠，全年信用卡消费额占年收入比重高于25%的纳税人可以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为充分利用电子支付方式的优势，自2011年起，美国通过立法明确要求银行和电子支付服务商，向联邦税务局报告所有通过借记卡、信用卡以及贝宝(PayPal)等第三方支付平成的交易。这从立法角度保证了应税收入足额申报，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OECD的《关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税务管理的比较信息报告(2013版)》显示，在开展对比研究的52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将电子支付方式作为主要税款缴纳方式。显然，全球的税务部门在电子支付方式缴税领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数字化使能技术不断应用于业务流程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终端产品的价格与计算能力往往呈反方向发展，同时信息存储的成本也在大幅下降，这客观上促使数字化使能技术广泛应用于业务流程。例如，1975年一台超级计算机的售价为500万美元;40年后的今天，一台苹果手机售价仅为400美元。尽管后者价格不足前者的万分之一，但其计算能力反而远超前者。许多大企业已经从数字化使能技术应用于业务流程中获利。这些大企业将数字化使能技术应用于业务流程，将各供应链纳入统一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管理系统，并采用即时库存(just－in－time)等新型管理技术，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节省成本和费用。
4．1利于税务部门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
数字化使能技术不断应用于业务流程，也为税务部门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税务部门的业务流程中，积极推广应用数字化使能技术，将主要带来以下两点变化:一是从大量使用纸质表格向使用电子申报方式转变。例如，2013年申报季，美国约83%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采用了电子申报方式报送，这也说明联邦税务局在推广电子申报方面成效卓著。二是使用全数字化自动填报。一些国家的税务部门已经将从第三方获取的纳税人收入和消费数据，用于帮助纳税人预填纳税申报表。例如，OECD的《关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税务管理的比较信息报告(2013版)》显示，2011年有7个国家的税务部门为其国内大多数纳税人预填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新加坡税务局2012—2013年度报告》指出:2012年新加坡税务局通过直接从雇主处取得雇员的工资薪金等收入信息，为超过100万名自然人纳税人预填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所入库税收占该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58%。
4．2利于优化税收征管流程
数字化使能技术有利于各国税务部门优化税收征管流程。例如，未来税务部门可以考虑整合内外部数字化平台，选取部分税务案件，集中开展税务稽查和税务审计，这将有助于节省税收征纳成本，尽早让纳税人获得税款缴纳的确定性。
4．3利于加强与外部沟通和第三方信息共享
长期以来，许多私营机构都通过获取和利用外部数据来提升工作绩效。例如，企业通过对第三方数据和系统的整合和利用，来提高经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也会通过加强信息传递，来提高信息对称度。税务部门应该借鉴私营机构的成功经验，切实加强与外部的沟通和第三方信息共享。例如，税务部门的征管软件系统设有既定的检测程序，当纳税人填写申报表时，如果出现身份信息前后不一致或相关信息不完整等情形，则该份申报表将难以通过征管软件系统的验证。这样一来，既推延了纳税人的报税时间，给其带来不便，又增加了税务部门的服务成本。如果我们能在税务部门与第三方税务软件供应商之间建立一种实时数字化联系，即通过与第三方税务软件供应商进行数字化整合比对，在纳税人填写纳税申报表的过程中，对填报的错误信息给予及时的预警提示，必将大大减少验证通不过的次数和征纳双方的后续工作量，进而提高纳税服务水平与工作绩效。例如，美国曾力推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实现了征管数据实时更新的目标。2012年1月，联邦税务局纳税人账户数据引擎正式投入使用，数据更新周期由40多年沿袭的每周更新缩短为每日更新，打破了联邦税务局信息化建设的瓶颈。综上所述，从长远来看，税务部门将资源合理地投入到新技术的应用中，并使其与纳税服务和税收征管有机融合，将促进税收工作的开展。同时，税务部门应当妥善处理科技创新带来的伴生问题，例如保障网络安全、保护纳税人隐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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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注册税务师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均衡；税务；税务咨询；税收筹划；涉税鉴证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5-0090-07
Supply and Demand Equilibrium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for the System of Certificated Tax Agents in China
TANG Feng-lin
（School of Financ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demand for Certificated Tax Agents System comes from companies,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and the supply of Certificated Tax Agents System comes from institutional supply of the willing o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ctual supply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demand of China’s firms for Certificated Tax Agents System is not adequate, furthermore, the actual supply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 Certificated Tax Agents System is less than the willing supply o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s a supply and demand equilibrium with low level and low efficiency, whose reason is that anticipated gains for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by the subjects such as enterprises, tax departments and so on are less than anticipated cost. Thus, the evolution of Certificated Tax Agents System is really the process of the readjustment of interest position of the parties such as enterprises, tax departments, certificated tax agents and so on. In order to realize effective 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Certificated Tax Agents System, the related tax law system construction must be consolidated to change the anticipated cost and the anticipated gains of system evolution between each subject.
Key words: Certificated Tax Agents System;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tax agent; tax consultation; taxation plan; tax attestation
一、引言
注册税务师（Certified Tax Agents，即CTA），又称“税务”，最早兴起于20世纪初的日本。当纳税人与税务人员之间出现征纳争议时，税务为双方在对等条件下提供正确的征纳税关系的判断服务。后来演变到为征纳税双方提供涉税服务和涉税鉴证双重服务。由于税务制度能显著地减少征纳税摩擦，降低税收成本，逐渐为世界许多国家采用。目前日本和韩国约85%以上的企业、美国50%以上的企业和近100%的个人、澳大利亚约80%以上的纳税人委托税务代办纳税事宜（王冬梅，2009；田中治，1997）。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少数退休税务干部为纳税人提供税务咨询以来，我国的注册税务师行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行业市场占有率不高，甚至出现“有行无市”的局面；这与国外发达的CTA业务市场形成鲜明对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有相对完善的注册税务师制度，而我国却没有。
注册税务师制度是指对注册税务师的税务、税务咨询、税收筹划和涉税鉴证等业务活动进行规范和管理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制度的总称。完善的注册税务师制度应由一系列基本制度和若干个子系统构成，如执业规范系统、资格考试系统、注册管理系统、监督检查系统、后续教育系统、奖惩处理系统等。从基本制度体系建设来看，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需要构建由法律规范和规章制度框架组成的注册税务师行业法律规制体系，且大约需要用10年左右时间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税务师法》的立法、实施条例和相关部门规章的制定（张晓平 等，2006）。从执业规范体系来看，我国还需要构建CTA执业准则、质量控制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体系（苏强，2006）；从资格考试体系来看，我国要适当放宽CTA报名条件，增加主观型试题的比例，全国统一报名时间并与教材征订发行时间衔接，对港、澳、台考生开放考试资格（李树名 等，2003）。制度环境决定着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进程等, 为制度安排的选择范围设置了边界；从制度运行的外部条件来看，受经济、人文和法制环境的影响，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普遍不高，CTA立法层次低，导致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运行效率较低（周金荣，2006）。我国个人所得税应由分类征收模式向混合征收模式转变，这不但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促进，还将有助于我国注册税务师发挥其“协税、保税、办税”作用，理顺个人申报、中介鉴证、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关系，实现社会、政府和个人三位立体的综合监管（苏强，2005a）。
制度的不完善是CTA行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然而，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为什么会不完善？影响其供给和需求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实现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的均衡？为解决此类问题，有必要把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变迁的动力和路径。本文拟采用供求分析方法，对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变迁进行经济学分析，旨在从制度完善角度寻求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瓶颈的突破之策。
二、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的需求分析
1．企业对注册税务师制度的需求
注册税务师的税务、咨询、筹划和鉴证服务可以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一方面，由于税法与会计法存在差异，而日益复杂的税制和自行申报纳税方式使企业纳税的学习成本提高、办税风险增加，于是企业产生了对注册税务师的税务、税务咨询和涉税鉴证等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日益复杂的税制加大了企业同一应税行为适用不同税收条款的税负差异，从而产生对注册税务师税收筹划的需求。由于出现了在原有制度条件下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也称外部利润），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纳税人有进行制度创新、将外部利润内在化的冲动，从而形成注册税务师制度变迁的诱致性需求。这里的潜在利润包括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的学习成本的节省、可能因误用税法而遭受处罚的风险的降低、委托注册税务师事务所制订合理避税方案带来的税负减轻等。
2．政府对注册税务师制度需求
注册税务师的税务、税务咨询和涉税鉴证服务会降低政府的征税成本，其所提供的税收筹划服务也能提高税收的经济效率。一方面，拥有扎实专业知识的注册税务师，能较好地确保企业纳税申报质量，大大减轻税务人员工作量，降低了征税成本，提高了征税效率。另一方面，注册税务师为纳税人提供税收筹划服务，指导企业在法律允许的制度空间内进行合理避税，这不但避免了纳税人因盲目偷逃税款遭受处罚所带来的秩序混乱，而且还引导了纳税人自觉地顺应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税收政策和制度的经济效率也就得以提高，从而产生了政府对注册税务师制度的内在需求。
3．社会对注册税务师制度的需求
从公平地解决征纳税双方争议的角度来看，注册税务师提供税务咨询和税收顾问服务，有利于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征纳关系的建立，有利于纳税人私有产权和国家税收产权的维护。由于经济行为复杂，税收法律制度不可能针对所有的可能事件进行详细规定，加上征纳税主体所站角度不同，对税收法律政策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从而出现纳税人对征税机关的某些税收裁量行为持有异议。由于税务行政复议的仲裁者是上级税务主管部门，“经济人”的分析假定对仲裁者行为的公正性提出了挑战。一项制度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它包含了良好的激励机制，还应该包含有效的约束机制。注册税务师的制度安排在争议的征纳税双方之间设置了一个公正的“法官”认为其行为公正的观点是基于以下理由：偏向于政府的裁量将导致注册税务师行业处于“有市场没需求”的境地，偏向于纳税人的裁量将使注册税务师的业务行为遭受更为严厉的监管，甚至是“灭顶之灾”。 。因此，社会也产生了对注册税务师制度变迁的需求。
以上三种类型的需求中，企业的注册税务师制度需求是核心，是整个社会对注册税务师制度需求的最终体现。
三、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的供给分析
1．中央意愿的制度供给
中央意愿的制度供给是指由中央（包括中央政府和国税总局）根据既定的目标函数和种种约束条件，在宪法秩序所规定的框架内形成注册税务师制度创新的整体蓝图，并据此制定的具体操作规则。中央的意愿制度供给由注册税务师制度创新的边际成本决定。这种制度变迁的边际成本包括新制度的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清除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制度创新阻力的费用、制度变迁造成的损失和实施新制度的成本等内容。理论上，如果中央由这种制度创新所得到的预期收益超过采用此项创新的边际成本，则注册税务师制度创新的供给将有保障。注册税务师制度的意愿制度供给是中央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资源条件约束下，向社会提供的、最大化社会福利值的注册税务师制度数量。我国已由中央提供的CTA制度主要有：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1994、2002），国税总局颁布的《税务试行办法》（1994）、《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1996）、《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1999）、《注册税务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1999）、《有限责任税务师事务所设立及审批暂行办法》（1999）、《合伙税务师事务所设立及审批暂行办法》（1999）、《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2005）和《“十一五”时期中国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6）等。
2．地方实际的制度供给
地方实际的制度供给是指在中央意愿的制度供给基础上，地方（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及地方各级税务机关）根据自身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向辖区内纳税人提供的注册税务师制度数量。它可能是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法律法规制定的管理实施方案，也可能是税务局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而制定的政策文件，甚至还可能是税务人员征税过程中体现的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理解。如：福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重申注册税务师介入税收征管有关纪律等事项的通知》（2009），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转发《浙江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关于请求放松对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税务业务资格限制建议的复函》（2005），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开展2008年度税务师事务所及执业注册税务师年检工作的通知》（2006），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在税收工作中发挥注册税务师作用的实施意见》（2000），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重庆市注册税务师行业公告制度具体实施办法》，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委托重庆渝鑫税务师事务所代征代缴天然气资源税等税费的通知》（2001）等。
四、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供求均衡分析
注册税务师制度的均衡是指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技术条件下，中央的意愿制度供给和地方实际的制度供给适应了整个社会对注册税务师制度的需求。然而，由于注册税务师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决定因素不一样，导致供求双方对注册税务师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不一致；且不同层次的供给主体、需求主体对注册税务师制度的供求也存在差异，从而使得现实中更多的是注册税务师制度供求的不均衡，制度均衡只是作为理论分析标准而存在。这种不均衡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的注册税务师制度需求不足
如前所述，企业会形成对注册税务师制度变迁的诱致性需求，而这种需求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制度变迁潜在利润与成本的比较。现实中纳税人可能有三种选择：违法进行偷逃税、守法自行纳税和守法聘请CTA提供服务。注册税务师制度产生的充要条件是：守法聘请CTA提供服务的净收益＞守法自行纳税的净收益＞违法进行偷逃税的净收益。其中：守法聘请CTA提供服务的净收益=（企业委托CTA办理涉税事宜后减少的税法学习成本＋降低的误用税法而遭受处罚的风险＋委托CTA税收筹划后减轻的税收负担）-企业付给注册税务师的中介费；守法自行纳税的净收益=0（作为分析的基准）-（纳税人学习税法的成本＋误用税法而遭受处罚的风险）；违法进行偷逃税的净收益=偷逃税的预期收益-（被发现而遭受的惩罚＋信誉损失等预期违法成本）。
现实中我国税制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而税收违法成本相对较低，相当于提高了纳税人偷逃税款的预期净收益。而我国一部分注税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难以为纳税人提供较高水平的税收咨询、税务顾问、税收鉴证和税收筹划服务；与税务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使得他们难以保持完全的执业独立性公正性；且国际四大所的税务服务收费又远高于国内注册税务师事务所的收费，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纳税人守法并聘请CTA服务的净收益。这两方面都是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市场规模大但市场需求小”的重要原因。
2. 注册税务师制度地方的实际供给小于中央的意愿供给
注册税务师制度地方的实际供给小于中央的意愿供给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法规的原则性和一般性与经济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之间的差异。由于注册税务师的相关法律法规只能是针对全国所有的业务活动进行原则性、一般性的规定，而税务、税收筹划和税收咨询的个案却是形式多样的、千变万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地方在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时留下大量自行裁量空间，从而为税务人员进行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而作为独立的中介机构，注册税务师行业将会对税务人员征税行为合法与否进行监督，同时还会给征纳双方争议解决提供公正的评判，这些都将减少税务人员权力寻租的可能。现实中，许多地方税务部门对注册税务师制度的推广不积极，症结在此。有时即便开始实行了注册税务师制度，税务部门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或者考虑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也会尽可能地减少有效的新制度供给，或者使制度变迁产生时滞，这从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迟迟未能与税务部门彻底脱钩、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中介性行业可以得到明证。
另外，地方制度供给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与中央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异也是造成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地方的实际供给与中央的意愿供给不一致的原因。由于中央的注册税务师制度意愿供给是由中央主导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它并不遵循一致同意的原则；当制度软约束，强制性变得不再强制时，地方就有可能根据辖区的局部利益、地方官员有可能根据其自身利益，通过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等方法来修正中央的意愿制度供给，从而造成注册税务师制度的实际供给与意愿供给不一致。
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不仅需求偏少，而且供给也低于理想数量。现行的注册税务师制度均衡数量偏低、均衡价格偏高，是一种低水平的无效均衡。为了实现均衡的有效性，必须进行注册税务师制度变迁，要明确这种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来源于供给还是需求。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不够发达，注册税务师制度变迁来自于市场自发需求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而政府有义务向社会提供制度公共品，且相对于市场，政府有政治地位上的优势和资源配置权力上的优势，对注册税务师制度变迁的方向、形式、进程起决定性作用（卢现祥，2003）。因此，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变迁只能是更多地依赖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非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所导致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进一步的政策含义是：要加强相关税收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改变各主体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从而实现注册税务师制度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均衡。由此也可知，注册税务师的制度变迁实质上是对企业、税务部门、注册税务师行业等各方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
五、国外注册税务师制度的经验借鉴
1．注重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建设
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大多注重法律体系建设，CTA行业发展好的国家一般有着较为完善的CTA法律制度。以日本为例，1911年东京为规范税收服务市场制定了《税务代办监督制度》，1942年日本制定了《税务法》，1951年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颁布了《税理士法》。以此为基础，后来又陆续颁布了与之配套的《税理士法施行令》《税理士法施行规则》以及其他若干附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法律体系。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对CTA进行规范，如1931年德国制定了《税务咨询法》、1961年韩国制定了《税务士法》等（苏强，2005b）。
2．赋予注册税务师明确的法定业务
对注册税务师的业务范围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是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德国等）的普遍做法。韩国的《税务士法》就明确规定，税务士从事制作税务调整计算书、税务鉴证等八项业务及其他附带业务。韩国国税厅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赋予税务士法定业务：第一，企业若聘请税务士记账并申报纳税，可减免10%的应纳税额；若企业年收入在4 800万韩元以上，没有建账且又不请税务士进行纳税审核，则要被加征10%的应纳税额。第二，纳税人交纳所得税时所制作的“税务调整计算书”，只有经税务士审查签字盖章鉴定后税务机关才受理申报。第三，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未经税务士审核签章，将被加征20 %的税款（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考察团，2004）。在国家立法和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韩国税务士的社会地位和公信度大大提高，税务士行业也得到了健康发展。
3．保持注册税务师执业的独立性
保持执业的独立性是注册税务师为征纳税双方提供公正纳税服务的前提。受CTA行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税收环境等的影响，各国注册税务师执业独立性的强弱不太一样，但诸如日、韩、德等CTA行业发展较好。CTA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CTA执业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如日本的税理士机构是完全独立于征纳税双方的中介组织，除法律规定的正常收费外，日本的税理士不得从纳税人和征税机关那里取得任何的其他经济利益和便利条件；韩国《税务士法》规定，税务士及其执业机构必须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保持超然的独立；德国《税务咨询法》也明确规定，税务师及其事务所在法律保护下独立开展工作，不依赖或依靠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不得随意要求税务师做任何事情，更不允许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指定税务师及其机构（苏强，2005c）。
4．加强注册税务师行业的监管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CTA的行业管理体制无论是政府行政主导的、还是行业自律的管理模式，都加强了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监管。如在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的日本，按《税理士法》规定设立税理士会，税理士必须参加税理士会才能执业，由税理士会进行监管；税理士会分成三个层次，分别管理不同层面的CTA事宜：最上层的是“税理士联合会”，会长由大藏省大臣任命，其职责主要是贯彻《税理士法》规定的税理士使命，帮助税理士履行权利、义务及提高业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负责对税理士会及会员的指导、联络、监督并办理税理士的注册登记等事宜；中层是按国税局分区划分设置的14个分税理士会；下层是按税务署区划设置的506个税理士会支部。各层之间不是统辖与被统辖的关系，而是指导、监督和联络的关系；政府通过税理士联合会发挥监管职能，税理士会作为民间社团实行自律管理（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考察团，2004）。而在实行行业自律管理模式的德国，按照公法成立了全国性的税务咨询行业公会，并在各州设立分会；行业公会有自己的章程，受财政部委托实行行业自律管理，并受财政部监管。
六、优化我国注册税务师制度的政策建议
1．建立纳税人信息共享机制，加大对偷逃税的惩罚力度
纳税人信息共享机制和税收违法处罚机制是注册税务师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的必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纳税人信息制度不完善，税务人员征管水平有限，加上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纳税意识，此时只有严厉的惩罚措施才能对偷逃税产生足够的威慑力；然而，我国对纳税人偷逃税的惩罚力度远远不够，税收违法成本低，后果是纳税人对税款是能逃则逃。在美国，若纳税人因偷逃税被发现，该信用不良记录将会跟随其一生，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获取银行信贷及他人信任，因而美国公民一般不敢轻易偷逃税，诚信纳税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传统。因此，我国要加大对纳税人偷逃税的处罚力度，增加税收违法成本；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完善纳税人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偷逃税的查处概率；这样才能使纳税人迫于违法成本太高而选择自愿接受注册税务师的专业服务，从而打破原有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实现注册税务师制度更高层次的均衡。
2．赋予注册税务师法定专营业务，保持其执业的独立性
目前我国注册税务师没有法定专营业务，在涉税服务方面，他们不得不与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律师等“争饭吃”；至于涉税鉴证服务，《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仅仅将其作为CTA的法定业务范围，也不具有专营性。由于缺乏法定专营业务，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中介行业，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尤为艰难，许多事务所只有靠与税务人员拉拢关系以获得业务。在国家税收征管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的现实情况下，税务人员也乐于“出手相助”以便权力寻租，进而导致注册税务师行业的业务竞争凭借的不是优质税务服务和涉税鉴证服务，而是与税务人员建立的特殊关系。同时，纳税人由于没有自由选择最优服务者的权利，被迫承担这种高的纳税成本，于是许多纳税人就设置内外两套账进行逃税，最终使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本文认为，只有通过法律赋予注册税务师法定专营业务的方式，才能使注册税务师的执业保持足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才能使注册税务师行业正常有序地发展。
3．提高注册税务师执业水平，分类和规范业务收费
为了避免与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律师等在诸如纳税申报、发票代购、记账、税法咨询、会计培训、税务行政复议等方面进行低水平恶性竞争，注册税务师要不断加强财税理论与实务知识的学习，利用其专业优势，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实现从劳务型的计税、报税到智能型的税收筹划、税务顾问、纳税评估、财务分析、经营策略等高层次业务转变（李传喜，2008），这样才能以质取胜，赢得纳税人的青睐。
理论上，注册税务师服务行业的收费要按照“谁受益谁付费”原则来确定。由于注册税务师提供的涉税鉴证等服务不仅仅为纳税人降低了误用税法而受处罚的风险，还为税务部门节省了征税成本，因此，涉税鉴证等服务的收费就不能只由企业来承担，税务部门也应按注册税务师调增调减出来的一定比例支付鉴证费，这样对企业来说才是公平合理的。企业的纳税中介服务费用降低了，自然也会增加对注册税务师服务的需求。
4．健全注册税务师法律法规体系，逐步提高立法层次
注册税务师行业发达的国家，都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障。而我国现有的注册税务师制度，如《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等还只是税收行政规章，法律层级较低，对具有民法性质的税务不是特别适应，整体的注册税务师法律法规结构体系也不够健全，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首先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加紧修改并正式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税务师条例》，同时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的涉税业务鉴证准则、行业收费办法、行业公告制度、资质等级评定制度等；其次，要协助人大做好相关立法调研工作，积极推动《中国注册税务师法》的出台（李传喜，2008），以此来增加注册税务师制度供给数量，提高制度供给质量。
5．理顺CTA管理体制，落实行政管理与行业自律管理的双重监管模式
现阶段，我国对CTA行业名义上采取的是以政府行政管理（CTA 管理中心）为主导，行业自律管理（CTA 协会）为辅助的双重监管模式。《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和税务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4］957号）明确规定：CTA管理中心是行政监管机构，负责依法对CTA 协会、CTA、CTA 事务所进行监督、指导；CTA协会是行业自律组织，负责行业指导和自律工作。然而现实中CTA 管理中心与CTA 协会却是一套班子，且两者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管理体制很不健全。因此，要借鉴韩国经验，尽快理顺CTA管理体制，真正实现政府行政与行业自律管理的双重监管（苏强，2005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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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平，左进明.2006.注册税务师行业法律规制研究［J］.税务研究（11）：59.
【关键词】服务业 增值税扩围 营业税
一、增值税扩围的实质原因
（1）增值税、营业税分离加大了第三产业的税负不公平。营业税按企业的销售额或营业额全额征税，但有些服务业中间流转环节多，如金融、保险、信托、物流、理财等，这些行业中间环节较多，每一道环节都征营业税，导致服务业税负太高，也阻碍了行业分工。在劳务、无形资产交易的链条上，应税行为均为营业税税目时，只要企业向外扩散流转环节、继续分工细化协作，就会发生重复征税问题。
（2）“两税并存，抵扣中断”挤压了生产型服务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增值税有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但仅限于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使得这一转型改革很不彻底。2000-2008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机器设备部分仅占23%，尚不足1/4，而其余的3/4是建筑安装工程（约占60%）和其他费用，由于这些部分是缴营业税而无法抵扣，因此仍然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3）“区别对待，政策歧视”阻碍了跨境服务贸易发展。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在出口环节上无法按照增值税实现退税，制约了我国劳务参与国际公平竞争，减低了服务产品的价格国际竞争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服务贸易，限制了国内服务产业向外国市场的扩展。
二、增值税扩围改革的突破
（1）选择方向突破。对于如何消除重复征税，事实是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在现行营业税制度框架下实行差额征税，英译中则是引入增值税来替代营业税。上海服务业增值税扩围试点之所以引入增值税而不是在营业税的制度框架下实行差额征税，主要是因为差额征税无法解决生产业重复征税的矛盾。
（2）改革路径突破。改革选择交通运输业和生产业作为试点范围，是因为交通运输业增值税扩围，有利于物流行业整合社会资源，适应物流业产业特点和物流企业一体化、社会化、网络化发展的要求，能有效解决物流行业总包、分运中的重复征税问题。而生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重复征税矛盾也十分突出，所以将其纳入试点范围。
（3）制度政策突破。这次增值税扩为试点首先增加了税率档次，对于人力资源投入多、可抵扣项目少、增值率高、利润率低的服务业，增加11%和6%两档税率，促进增值税顺利推行；其次延续了税收优惠政策，承诺现有服务业减免税政策可通过增值税减免方式继续享受；最后是允许征税增值税的生产企业支付服务业发生的增值税进行抵扣，扩大了抵扣范围。
（4）分税体制突破。上海增值税扩围后，将原归属于地方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仍归属地方。一方面是因为经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财力相对充裕，2010年，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达到51.13%，中央本级税收收入占总税收的比重已达55.41%；另一方面是因为要加大地方政府的改革动力。
三、增值税扩围面临的问题
（1）服务业纳入增值税范围后对征管的要求。服务业纳税人不仅数量多，情况繁杂，而且经营规模普遍较小，财务核算管理也相对不规范，因此，对服务业征收增值税要注意与征管水平相适应。目前的试点细则将年销售金额500万以上的现代服务业纳税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按6%征税，其余则按小规模纳税人对待，试用3%的征收率。随着征管水平的提高，再逐步扩大服务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范围。当然，原则上认定服务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标准，仍应以财务核算是否健全作为根本标准，而把营业额作为辅助标准。
（2）增值税、营业税合并改革对现行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征管范围及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分配的影响。增值税扩围应充分考虑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和地税系统的职能变化，需要采取相应的配套调整措施。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过渡型”思路，即对现行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的，改征增值税后，仍归地方税务局管理，收入相应的部分仍归地方政府。这种思路的优点是对收入归属和地方税务机构的职能影响不大，利于平稳过渡，缺点是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国税与地税系统的职能分工将变得更为不规范。另一种是“彻底改革型”思路，即营业税改革与进一步的分税制改革同步进行，根据新的税制体系和改革要求，在原有分税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明确中央、地方的收入归属，规范国税、地税系统的职责分工。这一思路的优点是税制改革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相互配套，有利于从根本上理顺中央、地方的分配关系。但是改革的动作大，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多。
（3）价格难控制。增值税扩围将价内税的营业税改为价外税的增值税，税率提高和价税关系变动自然对价格产生一定的冲击影响。在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后，当提供方为生产业，购买方为增值税非一般纳税人，或提供方为消费业，购买方为消费者个人，购买方增加的税款支付由于得不到抵扣，要么是增加负担，要么是通过提高价格进一步转嫁，结果是导致服务购买方支付价格或价税合计款提高；如果提供方为生产业，购买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尽管支付价税合计款增加了，但增加的增值税可以作进项税抵扣，税负并没有相应增加，反而会有所减少，不会引起价格的连锁变动。由于增值税“扩围”改革的价格冲击或影响主要是针对消费业价格，过大的冲击将会使消费价格失控而使得消费者难以承受。需要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对消费业按征收率征税，以保持消费价格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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