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04 16:40:3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治理的含义及特点
治理，英文为governance①①也有学者如毛寿龙等，将其译为“治道”。，是当今流行的一个概念，源于拉丁文，意指“操纵、掌控”，在公域和私域广泛使用。在传统政治学、行政学英文文献中，该词尤常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替使用，包涵以下几层涵义：“一是存在着一整套正式的组织机构，它拥有对同一社会中的其他组织和团体的强制性权力，而且，这种强制性权力得到其他组织和团体的承认。在现代社会中，这套组织机构就是政府；二是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或处理方面，政府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同时也承担最终的责任；三是虽然政府可以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但这些行为的实质性效力取决于政府强制力的存在，政府活动的过程就是权力的运用过程。将上述涵义落实到公共行政上，公共行政就成了政府机构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垄断性和强制性的管理活动。”[1]
然而，西方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通过二十世纪的发展实践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国家和市场手段都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面对国家和市场机制的双双失效，人们开始转而寻求新的治理手段和方式。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治理一词被国际组织、学术团体、民间组织等频繁使用，并且其涵意已大大超出统治的涵义。正如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所言，“治理与政府统治并非同义词。尽管两者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是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换句话说，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2]。也就是说，治理不再是统治的同义语，相反它标志着一种不以强制力为依托，强调协商、互信、平等、自主、合作，以政府、企业、社会、个人为共同参与主体的新的管理过程或方式的产生。于是，围绕治理这一核心词汇，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理论——公共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
（二）现代化治理的特征
对于治理的界定，学术界尚难达成一致。然而，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3]
此外，格里·斯托克所提出的五个论点进一步揭示了治理的特征，并且比较完整地概括了目前对治理理论进行研究的各种观点。
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式各样的公共和私人的机构只要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2.治理理论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进一步说，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
改革论坛每个栏目名称宋心然：依法治国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点思考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
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4]
当前，变革已进入具体准则创新阶段。在此阶段，当地经过自立性准则创新在重点范畴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成为了推进变革向纵深发展的主要方法。在2003年开端施行统筹城乡、“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计谋基本上，于年月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变革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针对“城乡二元体系体例”这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条理矛盾，开展了一系列以自立性准则创新为特征的先行先试探究，在体系体例转轨新阶段中，为全国变革创新发明了很多有价值的经历。这些变革探究，归结起来首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探究。所谓新型城乡关系，就是经过准则创新，构建持续发展一体化新机制，完成城乡之间人口自在迁移，要素自在活动，公共效劳平衡掩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探究，是一项触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经由30多年变革开放，当前我国总体上曾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构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式的新阶段，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曾经成为新期间统筹城乡发展的计谋基本。“实验区”经过系统推进城乡规划、财产发展、市场体系体例、基本设备、公共效劳和治理体系体例一体化，以乡村地盘产权准则、户籍准则变革为中心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进行了勇敢测验。
二是对优化城乡功用和形状的探究。的统筹城乡发展是在1.24万平方公里、以平原为主体的区域内进行，没有山区、丘陵的天然阻隔，城市与周边地域的经济社会联络相对严密，城市和乡村人口根本相当，统筹城乡的变革和探究更多地表现“城”与“乡”若何完成功用与形状的交融，然后构成一个“城乡一体”的大都会区。在此布景下，在以“三个集中”提拔城乡空间集约应用程度的基本上，提出了“全域”的理念，明白了构成人口、资本、情况协调发展的总体功用分区，确定了一批指导财产有用堆积的计谋功用区，对全域进行统筹规划，统筹布置全域局限内的要素活动和财产结构，以此推进城乡功用和形状的合理重组与更迭。
三是对农业、乡村发展的探究。农业、乡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只要从发展机制和情况上改变了农业、乡村的相对弱势位置，才干提拔农业、乡村的自我发展才能；在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疾速发展的还，完成农业、乡村本身的同步发展，然后在真正意义上完成城和乡的“统筹”发展。“实验区”经过对农业、乡村发展的基本性准则进行变革和创新，以县政府指导的方法构成有益于农业、乡村发展的市场情况，将乡村地盘产权准则变革、乡村金融创新、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方式创新相结合，构成了推进农业、乡村发展的县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四是对社会治理变革创新的探究。当时阶段，我国体系体例变革的目的曾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经济体系体例变革，而是更深条理的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具体革新；变革的前史任务不只仅是改变经济体系体例，更主要的是改变经济发展方法和构建调和社会。“实验区”相同肩负着对体系体例变革新范畴进行探究的工作，在对乡村地盘产权、户籍准则、金融体系体例等深条理范畴进行探究的基本上，“实验区”将变革的触角进一步深化到了底层管治、社会治理等“深水区”，对构建城乡群众共创共享变革发展效果的社会治理进行了探究。
经过七年的探究理论，“实验区”不管在推进统筹城乡的变革自身，照样探究有益的区域发展形式方面，都获得了一系列值得一定的成效和经历。首先，年至今，地域生产总值先后跃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三个“千亿元”台阶，年到达了4502.6亿元；城镇化率由56.8%提拔到年的64.9%，年均进步1.35个百分点；与此还，乡村基本设备和公共效劳程度分明提拔，城乡收入比一直不变在2.6：1左右，城乡居民间的公道化水平分明进步，对构成效率与公道统筹的区域发展形式作出了有益探究。其次，构建了人口、资本、情况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形状，总体上构成了卓有成效的城乡统筹发展的体系体例框架。再次，以构成市场化的资本装备机制为中心，起劲找到县政府与市场有用结合的均衡点，还以各类方法最大限制调动广阔群众参加变革的积极性和自动性，初步构成了县政府市场联动、大众普遍参加的变革动力机制。
一、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的启示
在长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西方国家形成了既有一定普遍性又各具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且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改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体制发生了新的发展与变迁，其中最值得关注和研究借鉴的就是在所谓“新公共管理革命”旗号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变化。
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形成的社会治理体制，即“政府―法定机构体制”。“小政府，大社会”是西方自由主义秉持的政治理念，但在实践中这样的理念一直难于真正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日益复杂，扩张政府规模的客观需求不断上升。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个一直以来的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西方国家政府体系中普遍设立法定机构，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补充和延展。如美国联邦政府就下辖大量的法定机构，数量、规模和人员都大大超过联邦政府本身。新加坡政府共有14个部门，而下属法定机构达到63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构为“3司12局”，但下辖法定机构达到200多个。
采取“政府―法定机构体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行政效率。法定机构具有一定竞争性，比一般政府机构官僚习气少，比较有效率。第二，提高了治理的专业性。法定机构一般是本领域的专业组织，管理范围集中，属于“内行领导”，管理更加准确到位。第三，减少了社会管理的总成本。法定机构不是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很多是兼职管理，人员一般不占公务员编制，在运行上采取企业化的运行方式，被称为公司化的政府。新加坡在采用法定机构模式后，政府规模得到了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大大降低。
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经过多年的“政府―法定机构体制”模式的实践，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有所提升，政府规模和行政开支得到一定程度控制。这一社会治理体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如深圳等地开展了法定机构模式的试点，有的已经运行多年，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策略
从理论上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个人主义，崇尚自由主义。从现象看，西方国家社会管理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西方国家也经常标榜其是自由民主社会并借以攻击诋毁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十分严密，可谓“疏而不漏”;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手段严厉而多样，造成西方国家公民法制观念较强，美国即有所谓“战战兢兢”的中产阶级之说。从社会治理的策略与理念角度观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治理效果，有三大策略值得注意。
第一，“底线治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貌似多元、自由，对于公众一般社会行为管制比较宽松。美国的管制文化是：只要“不犯法”，政府就不管百姓事，老百姓可以“一辈子不与警察打交道”。美国百姓也时常以“不与警察打交道”来标榜自己是安居乐业的守法良民。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守住“底线”，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打击和惩处违反法律、触犯社会秩序和超越社会道德底线的社会行为。对于公民的不违反法律、不严重触犯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一般不予干预。
底线治理，从公众角度感受到的是社会自由度大，进而有助于提升社会认同感和公众对于法律与制度的认受性;从政府及社会治理角度看，则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有利于实现低成本治理，有利于提高治理的可操作性。
底线治理的本质是依法治国。底线治理背后蕴含着一套政治哲学理念，即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治理理念认为，社会的道德水平乃至社会风气主要不是由社会榜样所代表和引领的，在现实中社会道德与风尚更多的是由社会负面行为、反面典型所决定的。从治理的角度看，对于普通民众首先是不让他们做坏人，然后才是促进他们做好人。所以，公众管理和教育的重点是设置底线，打击越线，以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气。
第二，注重监管。西方与我国都奉行和强调依法治国，但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西方国家更注重法制的实施，注重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实际落实。这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与我国在社会治理策略与理念上的显著区别。
西方发达国家依法治国及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执法、监管重于立法。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不多，主要是根据司法实践，根据判例作为司法依据，这样做举一反三，有较好的操作性。此外，成文法少使整个法律体系比较灵活。而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法治方面的主要精力、资源投向执法与监管。比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监管，从企业和个人税收等经济活动到反恐等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监管，触角遍布全社会各个角落。在管理方式上，引而不发，收放自如，使整个社会生活“乱而有序”，外松内紧，表面自由，实际控制。
在监管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底线治理的策略。监管注意坚守重要的法律底线，对重要的关键性的法律及社会管制规则坚决执行，对触及底线的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西方国家注重监管的治理策略有如下优点：一是成本低、效果好。依法治国而不四面出击、处处设限，只是有重点地设置法律并严格执行，使管制资源集中使用，维持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二是有利于培育社会法制观念和守法文化。由于注重监管，执法严格，惩处到位，使公民违法成本较高，进而形成政治社会化效应，使公民在社会法治实践中接受事实教育，久而久之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第三，注重经济手段。依法治国，以罚为先。有法条而无罚则则法律空置，有罚则而不实施则法无权威。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行之有效的手段。
与我国社会治理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别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倾向采用经济处罚规范社会行为，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社会关系。应当说，经济手段是西方社会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性极强，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利益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因此，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抓住了根本，可以从根本利益上调节、规范人的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的罚则中，除去违法、犯罪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外，一般都附加有民事责任，主要是附加经济处罚。在社会政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和规范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思想舆论控制方面更是大量运用经济手段，十分有效。西方国家一般不对新闻媒体进行直接的管控，尤其不采取“舆论一律”的管控策略和措施。表面上看，西方国家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都奉行言论自由，尊重保障人权。但实际上，对于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和基本道德观的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和规范，在适当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主要手段是经济管理。对于那些违规、越界、触犯底线的媒体和个人，采取法律诉讼等多种措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西方国家对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办法是，通过管住人们的钱包，管住人们的嘴巴，而通过管住了人们的嘴巴，进而管住人们的思想。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注重运用经济手段的主要优点是：
第一，对社会行为主体起到了内在约束的效果。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抓住了经济利益就抓到了根本，触动人们的经济利益对人的约束力显著，可以调动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养成自觉接受社会约束的习惯。在西方舆论界和教育机构，从业者内心都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和行为的规范在哪里，一旦越界就会遭受损失。
第二，维持社会公正与法制形象。行政性处罚一般由政府实施，社会矛盾易于集中于政府。尤其是管控社会舆论和思想意识形态，行政性干预往往有悖思想言论自由，社会观感不良。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行政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转移到司法领域，采取经济处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形式平等、程序正义，避免将社会治理与管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又对管理对象实施了实质性的管控。
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
所谓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主要指实施社会治理的技术平台。所有的社会管理行为都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作为支持和保障。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比较好的社会治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覆盖全社会的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利用技术手段建立起对全民的个人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公民的个人收入、税收、财产以及经营活动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的还涉及公民个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情况、主要社会关系及交往情况等等。对于公民个人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管控属于最为隐秘的情况，以往鲜有披露。但随着“斯诺登事件”发生，西方国家对于公民个人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甚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监管情况也逐步浮出水面。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于全体国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系统不断发展，越发完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匿名交往的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思想意识日益复杂多元。如何管理好一个现代社会，首先要做到的是获取管理对象的准确、完整的信息。不了解管理对象，一切管理都是盲目的，因而也必定是无效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管理“熟人社会”与管理“陌生人社会”不同。管理“陌生人社会”首先要让“陌生人”现形，首先要掌握“陌生人”的确切信息。从这个意义上，建立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
现对几年来的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如下：
一、积极推广使用“四新”技术，营造建筑精品
**年12月，我在唐山一中第二教学楼工程项目部任技术负责人。工程质量是建筑施工企业的生命，而要想获得好的工程质量，就要求技术治理人员要具有创优良工程的先进意识，作为该工程的技术负责人，由我牵头，首先着手建立、健全项目部的有关技术、质量治理制度。按照项目工程施工方法，以我为首，将工程质量目标分解到各个专业技术岗位，在按照技术岗位的要求组织施工。先后建立了技术复核制度、工程质量检查制度、隐蔽验收制度以及质量通病控制措施和半成品保护措施等一系列有益于保证工程质量的治理制度。根据本工程大开间及混凝土浇筑量大的特点，模板支撑选用工具式快拆体系，配合使用覆塑竹胶合大模板，保证竹模板间隙不大于1mm；接缝高低差不大于1mm，表面平整度不大于2mm，顶棚可取消抹灰工序，既可以节省水泥用量，又可以彻底根除顶棚抹灰空裂的质量隐患，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内外墙瓷砖表面平整、洁净、色泽协调一致，接缝填嵌密实、平直、宽窄一致，颜色一致；屋面防水层细部均经过精心处理，做法一致、美观；门窗表面洁净，无划痕、碰伤，涂胶表面光滑、平整、厚度均匀，无气孔；楼梯踏步相邻两步宽度和高度差不超过10mm，齿角整洁，防滑条顺直。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图和国家规范、规程和通用图集的要求施工，并按照创精品工程细部做法要求精心完成每一个分项工程，实现了“创高标准优质工程”的质量目标。通过对该工程技术工作的直接参与和控制，使该工程的质量、进度和效益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唐山一中第二教学楼工程荣获**年度最佳优质工程(金牌奖)及**年度河北省优质工程奖。
二、努力钻研专业技术业务，做好本职工作
自从到唐山现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以来，各项工作干得更是出色。调任技术质量科科长之后，恰逢公司建立iso9001质量治理体系，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该同志自愿放弃个人休息时间，一心铺于质量治理手册、程序文件以及作业指导书的编写和修改工作中，加班加点，毫无怨言，充分体现了一个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总结我公司建立质量治理体系的相关经验，我形成了《浅析建筑质量治理体系》一文，并获得河北省建设系统科技技术论文一等奖。
在日常工作中，该同志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工作中如鱼得水，从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和质量检查验收到施工技术资料的核查和治理，各项工作样样精通。在工作中形成的技术性文件和各种申报资料做得结构严谨、术语规范、见解独特、论断精僻，送到市里交流的技术性文件多次受到唐山市建设局、唐山市质量监督检测站有关领导的表扬，为企业赢得了荣誉。
随着公司治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公司领导决定启动oshms职业安全健康治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治理体系认证。在上述两个治理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该同志又一如既往地投入到体系文件编写、初始状态评价、重大危险和环境因素辨识、治理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当中，为企业顺利通过注册认证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参与建立企业质量治理体系、职业安全健康治理体系和环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我个人也学到了国际通用的许多治理方面的知识，同时作为三个体系的内审员也时刻为三个治理体系的持续改进做出艰苦的努力。
三、推行无纸化办公，用高科技手段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该同志在潜心钻研专业技术知识的同时，还努力探索和研究电脑的软、硬件知识，把微软office系列办公软件和autocad系列软件成功应用于日常施工治理之中，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中，努力推进工程治理资料的无纸化治理，应用word完成字处理工作，打印各种记录表格以及文字材料；应用excel完成工程信息的存储和分析处理，为工程决策提供量化依据；应用powerpoint制作培训用的电子幻灯片，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形式，生动、活泼地讲解施工技术知识和施工构造常识，彻底改变了传统教育培训的方式，使高科技、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真正服务于生产和质量治理。auto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软件在工作中的推广应用，使施工技术人员彻底甩掉了粗笨的绘图板和铅笔手工作图的重担，使工程绘图变得异常轻松。
我通过学习和钻研计算机软、硬件知识，积极动手实践，完成了企业内部计算机局域网的建设，使各个科室的计算机实现了资源共享，除了共享数据以外，还能够共享诸如打印机、绘图仪等硬件设备，节省了大量宝贵资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至于更深层次的应用，如共享internet连接上网，利用netmeeting实现视频会议等连接手段的应用更是前景广阔。这一切都为最终企业内部的文件实现无纸化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总结建筑业企业实现无纸化办公的经验，我写成了《建筑企业办公局域网－搭建实例》一文；为了适应企业科技技术文献检索的需要又写成了《用web浏览器查询工程信息资源》一文，这两篇论文上报到河北省建设厅参加河北省建设系统科技论文评审，均荣获二等奖。
四、适应时展的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十分迅速，假如不及时补充新知识，不经常进行不间断的学习和交流，就不能适应企业技术治理工作的需要，就要被淘汰。为此，我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各种培训班、技术交流活动。在助理工程师任职期间，先后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种专题培训十余次，获得质检员、施工员、安全员、土建三级预算师、资料员等岗位资格证书；获得iso9001质量治理体系内审员、iso14001环境治理体系内审员、oshms职业安全健康治理体系内审员资格证书；获得河北省建设厅颁发的贰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通过各种继续再教育培训班，使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同时也让我本人的专业技术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
座谈会由《基础教育参考》杂志主编陈海东主持，教育部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展涛和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狄涛致欢迎辞，其后与会嘉宾踊跃发言，分享了他们各自在促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完善当前基础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思考、做法与建议。现将发言要点集萃如下。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要在教育法的建设和督导方面下大力气。
基础教育的改革，应当加强政府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因为它已经从一种行业行为转变为民生大事，转变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让人民满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想做好这件事，应该在教育法的建设，特别是学校法，和督导方面下更大的气力。
第一，基础教育的发展中面临的最为首要的问题，就在于目前的法制建设不全面。《学校法》一直没有出台，甚至在短期内还不能出台。我觉得，这正是教育法制建设方面一些僵化的体制导致的。缺乏为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法定的标准，必然影响深入发展，因此，应当努力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加强督导工作非常重要。在督导条例出台以前，地方上的督导比较薄弱，各种问题都没能通过督导这个渠道及时地反应上来。事实上，督导肩负着帮助政府和民众来促进学校规范发展的任务，只有健全相关法律，督导才能有充分的依据，从而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次督导条例出台后，教育督导机构应从教育主管部门转移到人大这个体系，这样能够帮助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政府更超脱、更有效、更得力、更方便地解决教育体制中的实际问题。
尽管在基础教育或者义务教育这方面的治理确实比较复杂，牵涉面很广，但如果通过法制建设，规范各方面的责权利，一些长期解决不好的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孟繁华（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综合改革的落脚点应聚焦在转变教育发展范式上。
第一，教育治理是区别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教育治理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手段多样化和治理目的重视价值理性几个特征。现代社会对人的观念经历了以人为成本、以人为资源和以人为本三个阶段。以人为本阶段自然就要求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范式。
第二，从对教育效率的追求到对教育公平的追求，要求转变教育发展范式。应当摒弃那些以教育之名、行负教育之实的行为，基于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在他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都在他天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
第三，作为治理体系下的教育实践的学习共同体，强调师生之间通过积极的合作与平等的对话，强调多元参与、共同完成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我们的社会必将成为学习型社会，这一社会也必将由无数学习共同体构成，这些共同体将会在更广泛的视域下为知识的获得与创新开辟新的路径。
李永生（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主任）： 八项改革综合推动门头沟区学校治理现代化建设。
一是破除干部终身制，实施“干部任期制”。 二是破除学校副校级干部教委任命制，实施“逐层岗位竞聘制”。 三是破除干部选拔论资排辈制度，鼓励年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四是破除学校传统的教师任用制度，实施教职工竞聘上岗制，变教师“单位人”为“系统人”。五是破除教职工传统的劳动分配制度，实施岗位绩效制，实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六是破除“九龙治水”的教研体制，实现教师进修学校“研训一体”，探索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七是破除单一行政督导体制，建立教育日常巡视制度。八是破除单一行政考核体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探索管办评分离机制。
钟灵（北京市丰台区教委副主任）：学校治理结构改革要特别关注四个“摆脱”。
在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学校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放教育生产力，改善现在的教育生产关系，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在更加适合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产生其自身内部的变革，从而真正实现教育质的提升。对于学校个体的内部而言，如何通过治理结构把内外环境和内外各种关联性更好地、科学地建立起来，有四个方面特别需要引起关注。
一是摆脱对教育的功利性追求，回归教育的育人性和社会性。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需要从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来入手，引领学校建立更加科学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只有价值判断非常清晰的学校，才可能在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过程中，达到促进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目的。
二是摆脱学校治理中的官本位，改变以管理为核心、与现在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追求不相适应的学校治理结构，重新定位，实现教育者的价值而非管理者的价值。否则，学校的行政化必然使得办学思想和办学价值很难自主、科学地建立。
三是摆脱人治的不确定性，加强学校的民主治理。学校的均衡优质发展除了优秀的校长，更要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设计。一方面，要放权给校长，让其行使应有的自主管理的权力；另一方面，要用制度约束校长，使之能够在民主的框架内合理地履行责任。
四是摆脱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不清晰，做到责、权、利的进一步明晰。实行管、办、评分离，不能一味地强调学校的办学自，而忽略了教育行政或者督导以及其他一些监督权力，从而形成更加科学的管理机制。
管杰（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方庄教育集群探索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
区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进行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改革试验，方庄教育集群成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来，集群建设步步深入、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的“抱团取暖”式的、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到以课程为中心的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又开始了以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改变区域教育结构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化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地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种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李英（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教育局副局长）：着力城乡教育均衡，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人口结构、城乡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影响着城乡教育的发展。四川省蒲江县围绕“城乡均衡、学有良教”发展目标，深入推进教育改革，不断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一是以“托管、领办”为办学试点，创新现代学校治理机制。二是以“联盟、集团”为发展路径，创新县域教育治理机制。三是以“法制、民主”为核心理念，创新学校内部治理机制。四是以“家庭、社区”为重要依托，创新社会教育治理机制。
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教育信息化是现代学校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
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普及性，技术也在改变我们教育实施的生态环境，它将给我们关注的一些重大教育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信息化分三个阶段，从物的信息化到结构的信息化最后到人的信息化，逐层递阶，教育的信息化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从制度方面去努力推动信息化的发展，很多难以解决的教育问题或许都能得到解决。
周仁祥（贵州省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副主任）：信息化使得招生考试工作越来越简单。
基础教育治理要现代化，招生工作治理也要现代化。招生入学工作最基本的特点是制度化、信息化、标准化和流程化，这其中信息化是最基本的。基于现代化技术，招生机构能够将信息化作为基础来实现招生考试现代化。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网上招生体现了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要实现教育公平这个目标，必然要求基础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治理现代化。
此外，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校长史德志认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化的思想满足当代教育的发展需要。他结合自己近50年从事小学教育的丰富经历，介绍了北京怡海教育集团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发展；围绕怎样办好学的问题，着重论述了按教育规律办学这一学校治理改革的基础。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校长余晓灵把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作为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提出应把高中示范校与初中彻底隔离分开。
江苏省口岸中学校长封留才赞成基础教育高中单设，并呼吁高中教育立法，并强调了学校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志愿者组织的“金名片”
G20产生的杭州新名片中，“武林大妈”是一张珍贵的社会名片。
今年3月，杭州下城区武林街道借鉴北京“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的做法，推出了“武林大妈”，负责平安宣传、文明劝导、情报信息上报、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治安维护工作。在志愿者蔚然成风的杭州，“武林大妈”一下子吸引了不少粉丝，全市50万大妈服务了G20，参与了社会的治理。
据悉，G20期间，“武林大妈”们为路人提供旅游咨询、免费续水等便民服务，这些细小而随处可见的服务，让杭州变得更加暖人。
其实，早在G20前，“武林大妈”们就温暖了周围的人，为促进基层社会善治贡献力量。杭州武林街道有一位老奶奶，喜欢捡垃圾，在家里和公共区域推满了各种废品，邻居多次投诉未果，“武林大妈”罗睿绮知道后，与她反复沟通，老人最终同意搬走垃圾。“武林大妈”们的工作，让街道社区日常的纠纷消于无形。
记者在实地访谈中发现，杭州鲍大妈聊天室作为志愿者组织的典型，截至2016年10月，已经服务社区居民33562人次，而这仅仅是室内服务的人次。
成立于2005年的鲍大妈聊天室，是社区志愿者服务的项目，刚开始的功能是与社区居民聊天，说心事，解决问题。随着志愿者的不断加入，鲍大妈聊天室的功能也不断扩大，最终发展成为具有专项咨询服务、特色服务、和谐幸福大讲堂、聊天小分队、入楼道主题座谈会、社区文化屋、美化社区小卫士等多项功能的志愿者组织。
成立于2008年的杭州下城区文晖街道的和事佬协会，同样是民间志愿者组织，处理社区楼道里的各种麻烦纠纷，管理社区街道大大小小的“闲事”，其成员是扎根于社区的调解员。
在浙江，这样服务于居民的志愿者组织，不胜枚举。志愿者组织其实已经成为提供公共产品、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志愿服务是因为人际关系稠密化而引发的自主行为。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已经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一项内容。因而，我们需要在社会治理变革的意义上来认识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张康之这样说道。
集约式发挥社群功能
“尽管现代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但是，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宽阔的中间地带，有大量的社会构成要素以及行动方式。”张康之谈道，“在社会分化中，各个领域又有融合的需要，而志愿者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消除所有这些冲突的路径。”
正因为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广阔性，使得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功能和作用都在不断调整和深化。政府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无法处理社会细微的事件，社会力量的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志愿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政府处理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力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了基层稳定。
专家指出，民间志愿者组织往往规模小、力量相对分散，而这恰成为其优势，因为这意味着民间志愿者组织能够深入社会的最底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增加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创新社会治理的形式。
“鲍大妈聊天室刚成立的时候，有好几位居民向聊天室反映，社区一部分地方没安路灯，大家出入很不方便；还有几幢楼的居民给主持人鲍倩打来电话反映：晚上，社区几扇铁门老是被来往的自行车撞得‘咣咣’响，住在铁门边的居民被刺耳的噪音骚扰。”鲍大妈聊天室的负责人鲍倩向记者讲述作为志愿者在社区服务的经历。据她介绍，这些事情反映到聊天室后，聊天室的负责人就会把情况反馈给社区负责人，社区负责人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今，鲍大妈聊天室成为了社区和居民之间的纽带，社区居民的很多想法和意见，都能通过聊天室得到传达。
在鲍大妈聊天室参与志愿者服务的小陈看来，聊天室这类的志愿者组织发挥了服务居民、化解矛盾、传递信息、团结社区、净化风气的功能。
据悉，鲍大妈聊天室创立初期是一人“作战”，后来吸引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加入，目前专职志愿者有19人，还在临安和城西成立了分部。这些志愿者来自社会各个领域，有医生、律师、教师、公务员、居委会退休人员等等，在志愿者组织里分工合作，群策群力。
“将志愿者群体组织起来，组织化管理和运作，能将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化，集约式发挥社会群体的力量。”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行政管理博士后范虹珏认为，志愿者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中的重要部分，它们的存在和活动体现着一定量的社会资本，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志愿者组织的活动既可促进经济发展，又可以发展民间交流和自主管理的方法和技能，培养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互惠精神，促进相互信任和理解。”范虹珏说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作为积极影响社会的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形式，志愿者组织具有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务、政策倡导与影响的主要社会功能。正因如此，志愿者组织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的“瓶颈”
“其实，我一直在找接班人。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虽然身体还好，但仍然逃不过自然规律，想找个同样热心的人，全身心投入到志愿者服务当中。”鲍大妈聊天室83岁的鲍大妈为找接班人，已经苦恼了好多年。
鲍大妈式的“烦恼”其实是民间志愿者组织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我国，志愿者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的志愿者组织，例如志愿者协会、红十字协会等；另一类是自发的，没有官方背景的志愿者组织。
然而，与官方的志愿者组织相比，民间的志愿者组织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集中表现在资源获取上。
范虹珏认为，志愿者组织最关心的是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志愿者组织自身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那么就必须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寻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组织合法性问题。
记者了解到，当前，民间志愿者组织的成立和运行，要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而该条例要求，申请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需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才能到同级的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由此可见，民间志愿者组织在取得合法性之前必须找到相应的挂靠单位，即“婆家”。“这样的双重管理不仅在程序上增加了审查的重复性，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增加了民间组织设立的难度，特别是限制了自下而上民间组织的发展。”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说道。
据悉，在2014年之前，杭州滴水公益是具有近千名义工的民间组织，作为志愿者组织，企业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对他们进行赞助，因为其无法为企业提供相关的发票。由于没有发票，民间组织也难以与官方合作。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滴水公益的负责人曾经想找挂靠单位，但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这样的主管单位很难找，第二是这些单位也害怕出了问题需要担责任。由此，挂靠事项无疾而终。
民间组织发展的另一块短板是资金问题。如今闻名全国的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组织，其发展初期的办公场所是一间郊区的平房，用的是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办公桌椅，尽管如此，这样的办公场所也只维持了79天，因为第二个月组织者就没钱付房租了。
此外，记者也了解到，曾经在地方或全国小有影响的许多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因组织合法性、资源或人才问题，要么解散，要么暂停服务。
“在多重管理的体制安排下，民间的志愿者组织发展面临着资金短缺、社会人才匮乏、社会合作与认同少的窘境。”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张丙宣说道，除了官方的志愿者组织参加社会治理外，来自民间的志愿者组织，也应纳入到社会治理的体系中，推进社会的善治。
打开制度阀门，释放社会能量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志愿者组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专家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完善志愿者组织培育的制度建设，为志愿者组织提供发展的资源，以志愿者组织为依托，释放社会能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伍治良认为，“建构科学完备的志愿者组织法律体系，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本质要求。我国志愿者组织立法应遵循组织培育与规制并重、立法传统继承与适度创新及法律制度体系和谐等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的李庆智进一步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 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改变，已经在一步步发生。
2013年9月，杭州市民政局下属的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式开放没有主管单位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注册。在地方试点后，2016年，民政部公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对社会服务机构的登记管理体制采取了分类处理的办法，对原有双重管理体制进行了完善。对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服务机构实行直接登记，但对于设立其他类型的社会服务机构，仍采取原有的双重管理体制。”邓国胜教授指出，“这种分类管理的策略，既顺应了历史潮流与发展趋势，又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同样，民政部在公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降低了服务类的社会团体的准入门槛，在社区内活动的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团体，可以直接进行登记，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
6月15日，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在京首发。与之相关的另一则消息是，国家行政学院及全国省级行政学院系统，将对现任各级行政干部进行传统文化轮训。有论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望纳入到各级行政干部培训体系之中。
纵览世界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多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与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和标志。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当口，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这个关键阶段，中央将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上重要日程，尤其是倡导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学习国学，当可收鉴往知来之效，而更重要的是，这无异于启动一项关乎伟大复兴的“基因工程”。
加强对历史和传统的学习，有助于对历史规律性的正确把握。唐朝名相魏征向李世民进谏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贤相智语，今犹在耳。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但往往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回望也是远望，通过对历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准确把握，能够为当代人找到未来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说，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加强对历史和传统的学习，有助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前现代的社会是多样性的社会，而现代性社会是追求同一性的社会。正因此，既有西方学者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也有政治人物宣扬其所谓“普世价值”，认为其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既植根于现实，又植根于历史。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源于现代社会内在机理的普遍性发展问题，但这些问题无不带有鲜明的中国国情特色。因此，解决问题既要注重吸收各国发展的经验，更要特别注意结合中国的自身特点。承担公共管理重任的领导干部，除需要对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提高认识，也需要对这些问题扎根的现实土壤有透彻的理解。由此，才能避免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这方面，已经有过不少深刻教训。
治理的必然要求
网络执政能力作为衡量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新标准，是新时期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互联网这一时代背景，离不开互联网的技术支撑，离不开互联网作用的发挥。因此，利用互联网加强国家治理，通过提高网络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网络执政的时代要求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化、信息化程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特征，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在新时期，合理利用、管理、建设互联网，利用互联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⒈网络执政能力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众多新问题，如虚假信息的泛滥、不法行为的蔓延等。网络执政延伸了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传统边界，因而网络治理是国家治理首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治理主体的多元融合、治理理念的民主公正、治理方法的科学高效、治理机制的缜密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互联网为普通公众搭建了参政议政的平台，为民主政治搭建了深入发展的平台，为共享共治搭建了科学决策的平台。互联网自身具备的特点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能够调动社会各领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多元治理的强大合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条件。
⒉网络执政环境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机遇。近年来，党和政府已经把互联网作为重要的执政资源，目前，已经形成了由中央级新闻网、地方级新闻网、传统媒体网和商业门户网组成的网络传播系统。同时，网络问政平台、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新的公众服务信息平台的搭建也进一步拓宽了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网络政务平台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党和政府全面、权威、系统、及时地宣传各项方针、政策，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公众表达诉求，参政议政，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保障公众的参与权，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网络执政的现实运用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⒊网络执政风险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新挑战。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信息传播的便捷化、网民身份的虚拟化、网民参政的非理性化等。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挑战着官方的话语权， 网民身份的虚拟化带来了参政非理性的可能，直接弱化了网络问政的价值，而互联网的自由性和开放性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冲击也不容小觑。这些现实表现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的网络执政安全。
（二）网络执政的现实要求
网络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催生了网络政治生态系统，还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拓展了传统社会管理的范围。因此，充分认识我国网络执政面临的形势，是提高网络执政能力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