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05 16:45:2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管理理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经济学视角 旅游管理 政府职能
引言
随着旅游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政府在旅游业管理中的职能问题逐渐被提上议程。而经济学中存在两种对于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观点：一种强调自由主义，即放任市场调配资源，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去向，尊重市场的自发力；另一种强调理性决策，如著名的凯恩斯学派所支持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认为政府应当通过政策干预调配资源，决定资源的去向。
当前国内旅游业已经处于急速发展的状态，相关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此时探究政府在旅游业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旁观者”还是“干预者”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本文将基于部分经济学理论分析政府在现在的旅游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建议。
政府旅游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
1.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结构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是一个产业的数量、结构和水平均衡发展、不断提升而促进的过程，而非简单的数量上的扩张过程。产业数量的发展即为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成长、成熟，产业相关经营者由无到有、由有到多的过程，伴随着此过程必然会出现国民经济某些衡量指标总量（如GDP）上的数字增长；产业结构的发展是指以产业数量的增长为前提和基础，不同产业通过分配有限的生产要素，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结构份额不断优化从而引起产业逐渐兴起的过程；产业水平的发展则是指存在于某一产业的生产技术、组织管理能力、经营能力等综合指标的不断提高过程。以上所述的产业结构三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这三方面中任意一个要素的发展处于低水平层次，与其他两个要素的发展处于不配套状态，那么此产业发展所促成的经济增长也会是畸形的增长。
2.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致力于研究出可以促进市场有效竞争、最大化规模经济效益的市场资源配置秩序。产业组织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如何合理分工以节约社会成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剑桥学派、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分别在产业组织理论的雏形中注入了对规模经济效益的进一步研究和从交易费用、产权理论等角度出发对产业组织演变的新解释。产业组织理论的探究和进步有助于政府引导产业合理发展，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益。
在一定意义上，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产业政策。诸多现实案例也进一步证明了，通过产业政策的相应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的情况，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是在产业经济学理论中需要注意的是，产业政策并非恒久不变，事实上它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各国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在某种情况下，实施政府干预的硬性产业政策在另一种情况下，则需要减少政府干预度，实施干预程度较小的软性产业政策。
（二）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是指市场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存在局限性，由此便引出了另一个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由于实际中缺乏严格符合假设条件的“完全竞争市场”类型。而政府也并非“理想政府”。因此对于资源的配置而言，无论是单一的市场调节或是单一的政府干预均会存在不足之处。
市场失灵。在西方经济学的论述中，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信息不对称，公地悲剧，负外部性。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也证明了，完全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正常运行既需要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又不能完全放任其自发运行。需要政府的适时干预，针对市场调配的缺陷制定出相应的调整政策。
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也不一定能解决一切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政府自身宏观调控方式不当，力度掌控不足或过度，导致政府干预无效而无法弥补市场失灵情况。其次，政府干预引来企业寻租行为，本来存在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最后，社会经济活动错综复杂，市场瞬息万变，决策者掌握的信息不足或决策能力的局限性都增加了政府决策干预失误的几率，进而导致政府决策失灵。
因此在现实中，市场不万能，政府政策也不是“灵丹妙药”，只有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最优组合，才会达到更好的经济调节效果：即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凸性组合”。
政府旅游管理的现存问题
本文按照政府旅游管理之前、管理过程中、管理政策制定后的顺序总结了由政府管理现存问题：
（一）旅游管理实践先于理论产生
我国政府在实施旅游管理之前，缺乏指导实施具体管理行为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政府对旅游管理的实践是一种缺乏配套管理理论基础的实践，自然所执行的政策无异于“空中建阁”。与旅游产业演进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理论研究的滞后和支撑不足直接导致了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应对出境旅游快速增长的策略无法出台。旅游法的规范难以快速确立等。
我国旅游法从1982年起数易其稿，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薄弱的理论基础无法支撑复杂现实问题的解决。1982年，国家旅游局召集诸多专家，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起草小组和工作小组，希望完成旅游立法方面的初稿。但其后经历二十余年，修改十多次，此法仍然迟迟难以出台，直到2013年才正式颁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立法机构与法律界高层意见不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旅游法制研究方面的专家较少，故而旅游立法工作只好长期停留在筹备阶段，然而现实中的旅游管理行为却在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刚性统一忽视差异化诉求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默认的机制为“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具体负责，部门互相协调，各方联动执行”。这样的政策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曾经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但随着各地旅游资源差异的不断扩大，曾经的“刚性统一”政策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地区旅游管理中的问题，各地政府开始发出“由统一化到差异化管理”、“由刚性转向柔性政策”的诉求。
在我国经济发达的部分地区，地方政府进行旅游管理时，希望尝试造就地方特色、符合地方风格的管理模式改革，却常常由于与中央要求有所冲突遭遇改革阻力，在诸多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也出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地方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管理中缺乏自，受到的上级政策束缚较多，面临着改革的重重困难。
（三）交叉利益难以协调
我国的旅游多头管理模式造成了诸多部门交叉利益的存在，因而在诸多管理政策出台之后、实施当中，部门对旅游管理的相关规定无法达成执行一致性，存在诸多争议。事实上，由于我国国家层面下达的很多政策具有普适性，不具有直接操作性，需要其中涉及到的旅游产业相关部门经过协调后制定出具体详细的条规，更加剧了再协调过程中的部门博弈。例如，2001年国发9号文件初时起草中提出了对入境旅游者实行退税制度的建议，其后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坚决反对，这进一步证明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有可能触及到某些部门的利益，进而造成一些旅游管理有利政策的流产。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牵涉到的利益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对我国政府应当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旅游管理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府旅游管理的实践路径
（一）区域联合推进理论研究
根据区域旅游资源的特点，促成区域联合开发机构的形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旅游业推进的现状，利用区域高校分布优势，邀请专家学者对不同区域在旅游产业定位、旅游市场细分及选择、景点定价机制、景点开发策略、推广营销政策等相关专业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由区域联合开发机构积极开展专家讨论会，解决政府在实际旅游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除此之外，重点关注与我国旅游发展演变过程相似或相近的国家，借鉴其政府在旅游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措施，为我国的旅游管理服务。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化相对较为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因东部沿海、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特征。鉴于旅游产业原本便是一个经济依附性较强的产业，区域之间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表现出较大差别。所以在对不同区域旅游产业管理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当地的特点，研究出针对性较强的理论，以便其可以真正地指导当地政府开展旅游管理的工作，而不是制定出一些具有通用性的“纸上空文”政策，对于现实没有较大的指导意义。除了对区域差异化的研究外，研究重点还要考虑到民族差异、边缘地带的管理方法，使理论具有一定的弹性。
（二）允许区域性差异化的存在
目前，我国各区域之间旅游产业发展不平衡，虽然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和资源劣势决定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和旅游资源营销的主观原因。国家应当鼓励差别化管理，允许区域性差异化的存在，推进区域旅游业差异化演进，进而协调各地旅游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当适度授予地方政府对旅游管理的自：首先，在旅游产业弱势地区、保持优势地区、强势地区，中央应分别斟酌对地方政府的授权范围，对于弱势地区可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力度。中央需要重视自身的导向性作用，对旅游产业弱势地区政策有所倾斜，帮助这些区域逐步建立政府旅游管理体系。而对于其他两类地区，可在实地考察后决定授权力度。其次，中央应在优惠政策的放开上赋予地方政府更大授权。例如，在货币手段方面，鼓励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旅游开发融资；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重点项目安排导向性低息贷款；鼓励中小旅游企业的发展；为乡村旅游经营户以村民联保方式实现小额融资等。
（三）促进各利益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
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短时间内要改革现有的多头管理模式要触及各方利益，基本不具有现实操作性。所以对于各利益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各当事方需要互助合作。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协作进步。互助共赢。旅游业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是整体部门共同合作的过程，不可能由单个部门的努力一蹴而就，它需要政府部门、市场盈利机构参与主体、各个非盈利机构共同协商建设，从而逐步形成多中心管理模式，并不断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新的要求，促使政府创新其管理组织结构。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参与方修正、完善管理过程，与政府合作，以共同利益的谋取为核心的管理机制。并通过创建有效官民反馈机制，政府及时汲取民众对旅游管理模式发展的意见，综合各方意见，由政府主动承担大部分责任，协调各利益相关部门的冲突。
毕业论文
abc与价值工程管理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强调在产品设计阶段剔除产品的过剩功能，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然而，剔除了产品的过剩功能，未必就消除了不增值作业。
（3）从信息来源来看，abc为基础的战略管理会计的信息来源具有外向性、开放性，是对各种相关信息的综合收集和全面分析。它不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信息来源，不仅要对企业内部实行规划与决策、控制与评价，并且注重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情况，收集企业外部信息，包括竞争对手情况、行业市场需求、供货商、客户意向、售后服务、周边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注重与供货商及客户进行协调与规划，甚至关注企业与相应社会责任、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有关的信息。如epw厂，在采购阶段，除了采用常规方法，还通过与供应商发展密切关系进一步控制甚至降低采购成本；在销售阶段，撤掉了很多办事处，试行分销制，使企业能动态地掌握竞争对手的价格与市场行情，取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增加了企业销售利润。又比如，沙钢对物资采购实行招投标做法，在与供货商充分“博弈”的过程中，取得了更有利的地位，仅1999年生铁一项就节约成本4000多万元。
(4)从战略管理手段来看，abc虽然是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信息和管理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因此，abc应该与相关的战略管理措施相互结合、综合使用，而不应该孤立地采用某一种手段。比如，可以结合价值工程、本量利分析、全面预算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目标成本、kaizen成本、基准成本、平衡记分卡和环境成本等方法。
其中，kaizen成本法主要强调降低产品制造过程成本（如epw厂降低zh产品成本的方法）；基准成本法主要是参照其他企业或部门成功实践，建立内部业绩评价标准以改善经营；平衡记分卡（balancescorecard）是卡普兰教授等人提出的新型管理措施，是一种在业绩评价和成本管理体系中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如客户导向经营业绩指标、企业内部营运及技术效益指标和学习创新与成长业绩指标等）相互融合的方法；环境成本主要核算企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成本。
以价值工程为例，正如上面第（2）点谈到的，价值工程在产品设计阶段剔除了产品过剩功能，但是未必消除“不增值作业”，同时也要看到，abc和作业链管理虽然努力消除“不增值作业”，但是未必剔除了产品过剩功能，所以，二者应该结合使用。再以平衡记分卡为例，其财务指标可以与abc的详细成本资料或价值链的财务信息相结合，而其非财务指标也可以与abc的客户需求预测等方法综合使用。这样，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手段就变得更加有效。
abc和战略成本管理来自发达国家，在epw这样的技术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管理水平较好的现代企业中试行并获得成效。但是，在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技术、设备、自动化程度和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的状况下，战略成本管理和abc是否也能适用，是不少人都关心的问题。福建x公司和epw厂的实践，对此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只要按照科学的思路，努力创造相配套的条件，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中，abc是具有有效的推广途径的；abc的实施为科学核算成本、有效降低成本、实施战略成本管理指明了突破口。
第三节一些企业应用abc失败的教训
虽然上文谈到了许多成功应用abc的例子，但是国内外企业对abc的应用并非都是成功的，也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比如，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所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厂（coloradosprings）就是其中之一。
惠普是世界上管理最完善、最富创新精神的企业之一。它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它不断地重新评估自身的控制机制和分权式的组织结构。惠普的科技含量、间接成本比重都很大，因此，理论上讲，惠普公司整体上是比较适合采用abc和相关管理措施，实际上惠普公司的大多数分支机构实施abc的尝试的确都很成功。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厂规模较大，生产示波器和逻辑分析器等测试设备。它的产品种类很多，但每种产品的产量都很少，主要销售客户是通讯及电脑行业的工程师等人员。管理层决定实施abc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生产和支持流程，以找出成本产生的前因后果，并据此确定产品的成本，提供更加有效的成本控制和库存评估依据，做出更合理的定价决策。
首先，在充分了解自身的各个流程后，该厂试图找出各种成本动因，即成本因素。此处的成本动因是指一个流程中影响该流程成本的所有因素。成本动因一旦确定，信息技术小组就会帮助成本会计部门，采取各种方法利用电脑软件跟踪这些因素。
其次，对这些软件进行修改，以加入新的成本动因。此处略举一例，对物料软件系统加以修改，目的是为了识别首选零件和非首选零件。该厂在确定其所购零件的优先顺序时采取如下5个标准：技术（technology）、质量（quality）、可靠度（reliability）、交货（delivery）和成本（cost），简称为tqrdc。
第三，根据tqrdc标准的评估结果，将各种零件分为首选、中等和非首选3类。由于每类零件所引起的间接费用不同，因此对3类部件的区分是很重要的。这一程序也让研究开发部门参与了有关零件评估的工作。
该厂采用abc的这些操作，有一定的合理性，表现在：
1、抓住了该企业技术水平比较高、间接成本比较大、产品种类多、产量小、管理比较严格和会计信息系统比较先进的特点，实行abc的初衷是对的。
2、得到了管理层的支持，因而各部门配合比较积极，如信息技术小组、研究开发部门与成本会计部门配合较好。
3、成本动因的选择比较客观。比如“首选、中等和非首选”零件的区分，结合了本厂间接费用的特点；并且对于跟踪监控的软件不断改进，遵循了循序渐进的规律。
该厂abc系统于1989年开始实施，然而，1992年却半道夭折，从那以后，该厂没有再尝试过abc。那么，该厂实施abc失败的教训在何处呢？根据报道，主要问题有以下6点：
1、成本动因太多。abc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对成本的“过程控制”，来对成本“追本溯源”。可是该厂abc实施者曾试图为每一个流程“找出各种成本动因”，有一次，竟然在生产流程中挑出20多个成本因素，贪图全面，结果导致作业中心过于分散，成本核算过于复杂，既增加了abc系统建立和维持成本，又增加了管理者对abc复杂信息理解的难度，明显加大了“过程控制”和“追本溯源”的难度。
该厂应首先确定两、三个绝对关键的流程环节，再在每个环节中找出两、三个成本因素，并在初始阶段全力以赴解决这些成本因素。这样才能使abc更具有可操作性。
2、该厂对abc的应用没有体现出明确的目的。从管理层决定实施abc的目标来看，“取得准确的成本信息”应该是其首要目的。因此，有关主要生产成本的动因应该详细反映，而有关产品设计、市场需求等信息可以粗略反映。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成本动因太多”的问题。然而，该厂的abc工作却没有明确体现出这一目的：成本选择漫无目的，简单照搬abc理论，贪多求全；不但增加了实行abc的难度，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信息需求目的，提供的信息没有针对性，即使是科学地计算出了相关信息，也会出现不少abc信息“无人使用”的尴尬局面。
3、成本库和作业中心内部缺少适当管理。虽然该厂的矛头直指各种成本因素，预测间接费用的支出及成本因素的利用，但是，它只是每月公布成本因素的变化情况，包括成本因素的效率变量、比率变量及数量变化等，却不对各个作业中心内部及其成本产生过程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并不能给一个个产品的各种成本带来增值利益。因此，该厂应该发挥惠普公司良好的“自身控制机制”的优势，加强作业中心内部的控制。
4、各作业中心之间成本协调、配套管理跟不上。该厂过分注重公布成本因素的月变化情况，但在针对各个成本库和作业中心之间如何相互协调、控制成本产生的过程、削减成本方面，却从未采取任何相应手段。比如，据报道，其研发部门做出调整，开始采用首选零件后，但是采购部门却并不改变其成本结构。因此，吸取epw公司的经验，制定可行措施、努力削减非首选零件的总用量及压缩总体的成本结构，使abc与企业战略和整体企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应当成为该厂实施abc的主要目标。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讲，这种abc与企业整体管理“脱节”的现象在中国也很多，因而吸取其教训很有必要。
5、过分强调标准成本。该厂希望把某个成本因素作为管理的基准和目标，完全实行“标准成本”的控制。但是，要想在如何具体分配成本问题上使整个群体达成共识，几乎不可能，弱化了各个成本中心的控制作用。
实施abc应注重长期控制成本、加强管理的效果，而不应强调短期内满足某一具体成本“基准目标”。如果那样做，意味着要找出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成本因素及所有适当的支出项目并予以分配。本来该厂成本动因就选取得太多，加上过分强调标准成本，使成本管理部门要把实际数据和标准成本随时做一番比较评估，导致了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对各种成本因素活动进行管理，使abc的实施就好象一场管理恶梦。与其这样做，倒不如发挥惠普公司“分权式”组织机构的特长，让各分权部门作为一个个成本库，建立责任中心，着重抓好自己内部的成本控制工作。
6、该厂对abc的应用，过于急于求成，浅尝辄止，缺少积极改进的过程。比如，虽然该厂对成本动因的跟踪软件作了动态的改进，但是abc自身并未深入实践，遇到了问题，1992年后，就再也不尝试了，而没有象epw厂那样组织项目组对产品深入分析和研究。事实上abc的推行，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并非不允许有失误，关键是努力减少失误，并且根据abc的规律和企业自身的特点，逐渐改进和完善abc系统。
第四章结束语
通过前面对abc的理论概况、在我国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国内外应用状况和经验教训的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
首先要承认，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企业整体的设备水平依然很落后，如有关报道显示，钢铁、石化、电力等15个行业中，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5到10年，关键性技术差距更大，而abc是高新技术生产制造系统和会计核算系统的产物，所以abc在我国企业全面推行，为时尚早。然而，笔者以为，abc虽然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是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思想，它们并不排斥一般企业，相反，在个别先进制造企业或企业中的某一部门可以先行实施，将会带动整个企业管理思维的变革，对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从长期看，abc还会反作用于其科技环境，促进企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并为政府提供更科学的宏观财务信息，在国际贸易中保护本国利益。
因此，笔者认为，推广应用abc和相关管理措施应该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一）abc可以在我国一部分先进制造企业或其若干部门先行实施，逐步推广，如果“等待完全符合条件再实施abc”，则会导致企业丧失快速发展的时机。
首先，abc作为一种成本核算和控制方法可以从企业个别部门到整个企业，从制造到服务，从个别先进企业到更多企业，逐步开展。研究和实践都表明，企业内技术装备水平的多层次，可以用不同的成本控制方法与之适应。例如：劳动密集型部门可采用责任成本控制；自动化程度高、间接费用比重大的部门可运用abc控制。众多的探索已表明:即使是局部应用abc，对于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我国处于改制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来说，一部分已经基本具备了运用abc的条件，尤其是自动化程度和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不一定要等全面符合条件后再实施。而实施abc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效益的增加，从长期来看又会促进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环境的改善，从而进一步为abc、战略成本管理的实施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其次，应用abc，应该重点强调其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作用，以广泛更新企业的管理观念，科学地分析解决问题，而不局限于一种成本计算方法。比如，尽管不少企业无法绝对做到jit、“零存货”和“零缺陷”的“数据计算标准”，但是可以向这个标准努力；更何况在运用作业管理思想解决一些问题时，有些成本是无法用金额来计算的，只能依靠估计（如建立在abc基础上的全面质量管理中因质量问题而给企业造成的信誉损失）。因此，abc不应局限于一种机械的成本计算手段，而应更多地作为一种管理思维模式运用于企业的产品设计、定价、顾客获利能力分析、质量管理等诸多管理方面。这样才体现了abc的本质意义。这也可能成为我国企业运用作业成本管理思想的一种模式。
（二）企业推行abc，必须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
首先，我国企业将来在运用abc或abm时，首先应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判断这样做是否能为企业增效。尽管笔者主张大力提倡abc，但是，如果不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生搬硬套，不考虑abc信息的“成本-效益”关系，认为运用了abc就是好的，这样一种思想也是错误的。abc在各国企业运用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任何企业都适合运用abc。如果一个企业制造费用只占一小部分，或者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或者同时生产多种产品时是按照生产线来安排，而不是按作业中心（或成本中心）来安排，则abc并不比简单的传统成本法能产生更大的价值。因此，设想运用abc、abm时，企业首先应结合自身实际生产经营的具体情况，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判断这样做是否能为企业增效。
其次，abc系统必须取得企业最高管理层的支持。abc、abm不是仅靠会计人员即能完成的工作，它尤其需要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从企业竞争战略高度去看待成本问题，解决成本问题，这是成功应用这一先进原理的先决条件。abc的具体核算和管理系统必须同企业的总体管理体系相互协调，才能取得管理层的支持，才能发挥足够的效用。
第三，应用abc的具体措施，一定要结合企业自身生产流程和经营环境的特点，从而明确本企业应用abc的具体目的。由于国情、企业历史基础、产销环境和技术工艺不同，既不能照搬abc权威理论的条条框框，也不能照搬国外或其他企业应用abc的经验。
第四，abc系统本身是个不断改进的过程。既要吸收别人的经验教训，又要在企业亲自尝试abc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根据自身的成本特点和工艺特点去不断完善abc系统，不可企求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把abc作为立杆见影的“万能药”，也不可浅尝辄止，一遇困难就否定abc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第三章第一节对abc在我国应用状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应用abc的企业，管理工作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或“脱节”现象，更有必要对abc系统不断改进。
第五，推广应用abc，必须结合企业自身会计人员的素质状况。要实施abc系统，仅仅有先进的会计系统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高素质的会计队伍，以保证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信息处理的高效性和abc管理的严格性；否则，如果各个作业中心提供了失真数据，或者人浮于事、作风散漫，abc就会弄巧成拙。所以企业必须结合自身会计人员培训的实际情况确定如何具体设置abc系统。从第三章第一节的分析来看，香港和大陆都存在着会计队伍和管理人员对abc知识不够熟悉的情况，加上我国会计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因而企业在对abc系统设置和改进的过程中，更有必要结合自身会计人员的素质状况。
总之，随着科技的加速发展，企业自动化程度的迅速提高，间接费用占总成本的比重不断提高，买方市场已经成为普遍的经济背景，我国加入wto导致开放程度和竞争强度不断增加，企业之间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的竞争日趋激烈，推广应用abc和相应的abm管理思想显得越来越有必要。只要企业准确把握abc的规律，深入调查企业内外部情况，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这一先进成本核算和经营管理理论的精髓，abc和相关的管理措施一定会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经管系财务1051
作者：赵小平会计来源：自己点击数：651更新时间：2005-11-12
关键词：作业，成本库，价值链，作业成本法，适时生产制度，制造成本法，责任会计制度，战略成本管理
第一章作业成本法的理论概况
本章拟就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又译为作业成本计算法，以下简称abc）的历史、产生依据、概念体系等三个方面对abc的理论概况作以介绍。
第一节abc的历史
abc起源于美国，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
（一）科勒（kohler,ericl.）的作业会计思想。科勒的作业会计思想，主要来自于对20世纪30年代的水力发电活动的思考。在水力发电生产过程中，直接人工和直接材料（这里指水源）成本都很低廉，而间接费用所占的比重相对很高，这就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会计成本核算方法——按照工时比例分配间接费用的方法。其原因是，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本文指制造成本法），预先假定了一个前提，即：直接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如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大生产中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和原料消耗一直是成本的主体）。科勒提出的会计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
1、作业（activity），指的是一个组织单位对一项工程、一个大型建设项目、一个规划或重要经营事项的具体活动所作的贡献，或者说某一个部门的某一类活动；作业在现实生产活动中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此时才第一次被运用到成本核算和生产管理之中。
2、作业账户（activityaccount），对每一项作业设置一个作业账户，对其相关的作用（贡献）和费用进行核算，对作业的责任人，要能进行控制，即是说，同一个责任人控制的作业活动才是一项独立的作业。
3、作业账户的设置方法是，从最低层、最具体、最详细的作业开始，逐级向上设置，一直到最高层的作业总账，类似于传统科目的明细账、二级账和总账。
4、作业会计的假设是，所有的成本都是变动的，所有的成本都能够找出具体责任人，控制由责任人实施。
在会计史上，科勒的作业会计思想第一次把作业的观念引入会计和管理之中，被认为是abc的萌芽。
（二）斯拖布斯（g.t.staubus）的会计思想。斯拖布斯是第二位研究作业成本法的学者，他分别在1954年的《收益的会计概念》、1971年的《作业成本计算和投入产出会计》和1988年的《服务与决策的作业成本计算——决策有用框架中的成本会计》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作业成本观念。其理论要点有：
1、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而作业会计是一个与决策有用性目标相联系的会计，同时，研究作业会计首先应该明确其基本概念，如作业、成本、会计目标（决策有用性）。
2、要揭示收益的本质，首先必须揭示报表目标。报表目标是履行托管责任或受托责任，为投资决策提供信心，减少不确定性，报表中的收益和利润，与成本密切相关；abc揭示的成本不是一种存量，而是一种流量。
3、要较好地解决成本计算和分配问题，成本计算的对象就应该是作业，而不是某种完工产品或其对应的工时等单一标准。成本不应该硬性分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更不是根据每种产品的工时来计算分配全部资源成本（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而是应该根据资源的投入量和消耗额，计算消耗的每种资源的“完全消耗成本”。这并不排除最后把每种产品的成本逐一计算出来，而是说，关注的核心应该是从资源到完工产品的各个作业和生产过程中，资源是如何被一步步消耗的，而不是完工产品这一结果。
（三）20世纪末abc研究的全面兴起。当时，计算机为主导的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日益提高，直接人工费用普遍减少，间接成本相对增加，明显突破了制造成本法中“直接成本比例较大”的假定。制造成本法中按照人工工时、工作量等分配间接成本的思路，严重扭曲了成本。另外传统管理会计的分析，重要的立足点是建立在传统成本核算基础上的，因而其得出的信息，对实践的反映和指导意义不大，相关性大大减弱。虽然当时流行许多模型，但是除了所依据的信息相关性值得商榷外，还很抽象、难懂，甚至一些专家都看不懂，其实践意义就更差了。在这种背景下，哈佛大学的卡普兰教授（roberts.kaplan）在其著作《管理会计相关性消失》一书中提出，传统管理会计的相关性和可行性下降，应有一个全新的思路来研究成本，即作业成本法。由于卡普兰教授等专家对于abc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而完善，使之上升为系统化的成本和管理理论并广泛宣传，卡普兰教授本人被认为是abc的集大成者。其理论观点有：
1、产品成本是制造和运输产品所需全部作业的成本总和，成本计算的最基本对象是作业，abc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产量耗用作业，作业耗用资源。即：对价值的研究着眼于“资源作业产品”的过程，而不是传统的“资源产品”的过程。
2、认为abc的本质就是以作业作为确定分配间接费用的基础，引导管理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成本发生的原因及成本动因上，而不仅仅是关注成本计算结果本身，通过对作业成本的计算和有效控制，就可以较好地克服传统制造成本法中间接费用责任不清的缺点，并且使以往一些不可控的间接费用在abc系统中变为可控。所以，abc不仅仅是一种成本计算方法，更是一种成本控制和企业管理手段。在其基础上进行的企业成本控制和管理，称为作业管理法（activity-basedmanagement,以下简称abm）
abc的成本虽然是“完全消耗成本”，但是并不同于中国1992年以前的“完全成本法”的成本，因为abc的成本强调的是“消耗”的成本，未必包括全部生产能力成本，即不一定等于“投入成本”。比如，如果一台机器每月正常产量是100件产品（代表了生产能力和投入成本），但是如果企业只投产了80件，就存在着20件（100件减80件）产品所对应的“未利用生产能力成本”，而abc下产品的成本就不包括“未利用生产能力成本”，只指全部投入成本的80%；相反“完全成本法”是原苏联模式的照搬，核算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全部投入成本，指运输费用和生产、管理、理财费用等全部支出项目，包含了“已利用”和“未利用”生产能力成本。
第二节abc产生的依据
那么，abc理论的产生有什么样的客观依据呢？
一、理论依据。
abc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以产品作为成本分配的对象，把单位产品耗用某种资源（如工时）占当期该类资源消耗总额的比例，当成了对所有的间接费用进行分配的比例，这是不合理的；成本分配的对象应该是作业，分配的依据应该是作业的耗用数量，即对每种作业都单独计算其分配率，从而把该作业的成本分配到每一种产品。
二、实践依据。
（1）从必要性上来讲，abc产生的依据体现在针对传统成本计算法的科学性、传统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实践中对于成本习性的假设所产生的质疑。
传统成本计算法假定直接成本比例较高，同时，传统管理会计中，把成本习性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并且建立模型y=a+bx，而这种成本的划分和模型的相关性，是立足于短期内经营、业务量也无显著变化的假设上的。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企业要应对多变的市场风险，强调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突出了战略管理，企业管理部门对持续经营的要求日益增加，而从长期经营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成本都是变动的，传统认为成本属性应该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假定和模型y=a+bx，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间上的相关性；兼并的浪潮、生产的规模化、经营的全球化，导致企业的业务量急剧上升，突破了模型y=a+bx的业务量假定；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计算机为主导的智能化、自动化日益普遍，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网络经济为首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已经到来，这些经济活动，导致直接人工和直接材料等直接成本投入比例大大降低，许多企业的间接成本占绝大部分，这导致模型y=a+bx即使在短期内和一定业务量内也失去了相关性。时代的发展，需要一种解决传统信息失真问题、打破y=a+bx模型的成本计算理论，而abc就是满足这一需要的理论。
（2）从可能性上来看，适时生产法（justintime,以下简称jit）为abc的可行性创造了条件。
在日本等国家，jit已经逐渐推广。该生产系统中，企业在生产自动化、财务电算化条件下，合理规划，大大减少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周转时间，使原材料进厂、产品出厂、进入流通的每个环节，都能紧密衔接，甚至完全消除停工待料、有料待工等浪费现象，减少生产环节中不增加价值的作业活动，使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象钟表的零件一样相互协调，准确无误地运转，达到减少产品成本、全面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经济效益的目的。
jit系统需要较高的管理水平。如要有“零存货制度”，以保证减少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占用的资金，真正做到适时生产，进而要求良好的交通、完善的原料市场等社会条件；要有“零缺陷制度”，保证各环节衔接正常，及时提供合格产品；要有“单元式生产制度”，如同银行的“柜员制”，消除过细的分工，这又要求车间工人是全能的，保证封闭式生产，因为过细的分工带来了过多的流水环节。目前这些在中国很难完全做到，但我们可以努力逼近这一标准。
由于作业账户的设置方法是从最低层、最具体、最详细的作业开始，逐级向上设置的，操作比较复杂，因而需要较为精确而高效的成本统计和计算手段，需要严格而科学的控制和管理体系。而jit的出现，就使abc的应用成为可能。
第三节abc的概念体系
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都需要一套必要的概念体系作为支撑以便完整而准确地解释世界、探索规律从而指导实践，abc也不例外。abc必要的概念有以下几种：
（一）与作业有关的概念：
1、作业（activity），指企业为了达到其生产经营的目标所进行的与产品相关或对产品有影响的各项具体活动。
2、作业链（activitychain），是相互联系的一系列作业活动组成的链条。现代企业实际上是一个为了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活动实体的组合，所以企业就是作业链。
3、价值链（valuechain），从生产经营环节上看就是作业链，是从货币和价值的角度反映的作业链。卡普兰教授等学者认为，立足于经营的最后一个环节（即产品销售到顾客的环节）来看，能够产生和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是需要大力加强的有效作业，不增加价值的作业是维持作业或无效作业，需要严格控制。但是，无效作业不等于无用作业。比如，修复残次品、管理活动，都增加不了价值，是无效作业，但却是维持企业正常运营的有用作业。
价值链需要不断的优化组合，如努力减少各环节的无效作业，使之逼近于零；在各环节有效作业中，提高其产出比例等。前面提到的jit、“零存货”、“零缺陷”和“单元（柜员）式”生产制度就是优化价值链组合的重要手段。
价值链的优化组合需要对其作科学的分析。分析价值链应该体现市场营销意识，尤其在买方市场中，要从顾客着手，分析顾客支付的价格与其受益的比例、产品与竞争对手的比较，逐步延伸到厂商的内部价值链组合情况；控制价值链应该从产品设计环节开始，尽力改善价值链的组合，提高其投入产出比例。
（二）与作业成本习性(costbehavior)有关的概念：
1、短期变动成本，就是短期内发生变动的成本，与产出量呈正比例变动。这与传统意义的“变动成本”口径是一致的。
2、长期变动成本，是短期内一直不发生变动，长期中虽不随产量变动，但是与作业量呈正比例变动的成本。比如产品质量检验费，不应该按产量分配给产品，而应该按照产品接受的检验劳务量（作业量）来分配，就可以看作一种长期变动成本。
作业量与长期变动成本二者的变动不一定是同步的，存在一个时滞问题，即作业量减少时，当期长期变动成本未必减少。比如，当月企业质量检验次数减少了，但是检验人员的固定工资可能并没有马上减少。对此调整期的成本分配问题，应遵循“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
3、固定成本，是既不随产量变动，也不随作业量变动的成本，比如西方国家企业中历史成本计价的“土地所有权”。
作业成本法下的长期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在传统制造成本法下都叫“固定成本”。
（三）与成本动因有关的概念：
1、成本动因（costdrivers），又译作成本驱动因素，是对导致成本发生及增加的、具有相同性质的某一类重要的事项进行的度量，是对作业的量化表现。成本动因通常选择作业活动耗用的资源的计量标准来进行度量，如质量检查次数、用电度数等。
选择合理的成本动因很重要，最好由成本会计师、生产工艺工程师、abc专家共同组成专门小组来做选择，要把企业看作价值链的组合，照顾到动因选择的全面性、代表性、操作性和动因与其他部门的密切关联性。
主要以资源消耗数量作为基础的动因，通常是伴随着短期变动成本而发生的，是分配短期变动成本的根据，大多既与作业量有关，又与产量有关，接近于传统的变动成本处理方法，比如制造业中机器运转时间、加料重量、工时（虽然不等同于传统成本法的“工时比例分配法”，但工时仍可以选择为动因）。但是主要以作业量（可以看作工作量，但不是产量）为基础的成本动因，如检验、维修等部门作业，导致了长期变动成本的发生，是分配长期变动成本的依据。如表1-1：
表1-1制造企业的部分成本动因及各自驱动的成本
成本动因驱动的成本
生产批次生产、调度部门的相关成本
进料定单数量材料采购部门的相关成本
验收次数验收部门的相关成本
发货单数量发货部门的相关成本
维修次数维修部门的相关成本
检验次数质量管理部门的相关成本
生产调整和投产准备次数生产调整部门的相关成本
2、成本库，即作业中心，由相同性质的成本归为一类而构成，如维修车间、检验车间各自对应一个成本库。
选择成本库（作业中心）的类别时，也应该照顾其与整个价值链、其他部门联系的密切性。成本库的主要类别有：
（1）单位水平作业中心，即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发生的作业量不变，作业总量随产量变动，如原材料耗用中心。
（2）批次水平作业中心，即生产每一批产品所发生的作业量不变，作业总量随生产批量呈正比例变动，如生产调度、计提准备、质量检验中心。
（3）产品水平作业中心，即为支付生产每类产品或劳务所发生的作业总量随着产品的项目呈正比例变动，如产品测试中心。
（4）维持水平作业中心，为了维持生产环境所发生的作业，如冬天取暖、夏天降温、车间照明等中心。
3、分配率，某一成本库耗用的可归集的总成本，除以该成本库对应的总作业量。其意义和作用类似于制造成本法的制造费用分配率。
4、作业成本的分配方法为：某产品应分配的某类作业成本i=该类作业成本分配率×该产品消耗的该类作业量
该产品应分配的全部作业成本=∑i
从abc的概念体系的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出，abc的理论基础，是认为生产过程应该描述为：生产导致作业发生，产品耗用作业，作用耗用资源，从而导致成本发生。这与传统的制造成本法中产品耗用成本的理念是不同的。这样，abc就以作业成本的核算追踪了产品形成和成本积累的过程，对成本形成的“前因后果”进行追本溯源：从“前因”上讲，由于成本由作业引起，对成本的分析应该是对价值链的分析，而价值链贯穿于企业经营的所有环节，所以成本分析首先从市场需求和产品设计环节开始；从“后果”上讲，要搞清作业的完成实际耗费了多少资源，这些资源是如何实现价值转移的，最终向客户（即市场）转移了多少价值、收取了多少价值，成本分析才算结束。由此出发，作业成本计算法使成本的研究更加深入，成本信息更加详细化、更具有可控性。
第二章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中应该推广应用abc
本章拟就abc的现实意义、适用条件和在我国推广应用的可行性等几方面来阐述“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中应该推广应用abc”这一观点。
第一节abc的现实意义
（一）微观意义
ⅰ、abc使成本信息更加科学，
解决了传统成本信息失真问题
同一种产品的单位成本在作业成本法下和制造成本法下计算出的结果常有差异，甚至相差悬殊。为什么呢？原因主要在于两种方法对间接费用的分配不同。制造成本法把每单位产品耗用的某一项成本标准（如产品耗用的工时占总工时的比率），当成了对所有费用（如在电器开关制造类企业中，包括备料、液压、喷漆、加盐、检查和折旧费等）进行分配的比率。事实上，产品分别耗用各种费用所占各种费用总额的比例，绝不是仅仅用工时比例这样的单一指标所能代表的（尤其是间接费用）。这样的实例很多，比如，生产工时或机器工时耗用较多的产品，其耗用的产品质量检验费用就多了么？显然未必，因为检验费用的多少与生产时间的长短没有直接的正比例关系。又如，某产品的工时耗用比重大，也许是由于在集体劳动中（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许多工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共同在车间劳动造成的，而不是占用车间的绝对时间很多，也就不应该分摊较多的厂房折旧费用。所以，制造成本法下按照单一的工时等标准分配间接费用的做法，显得草率武断，必然造成有些产品成本虚增，有些虚减，不符合“谁受益，谁负担；多受益，多负担”的公平配比原则和信息相关性原则，导致成本信息失真。
我们举例来说明其信息失真的影响：如果企业本月在同一个车间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量高，另一种产量低，那么在制造成本法下，高产量的产品由于耗用的工时比较多，就负担比较多的厂房折旧费，而低产量的产品由于耗用的工时比较少，就负担比较少的厂房折旧费。然而，两种产品占用厂房的时间是相同的，应该分担相同的厂房折旧费。所以，制造成本法高估了高产量产品的成本，低估了低产量产品的成本。
而abc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从以上分析中还可以看出，abc的关键步骤在于，计算出每种作业的分配率，再根据每种产品消耗的某项作业量乘以相应的分配率，得出这种产品消耗的该项作业成本，再把这种产品消耗的各项作业成本加总，就是这种产品的作业总成本。
可以看出，abc区别于传统成本法的计算步骤在于：abc不是直接考虑产品成本或工时成本，而是首先确定间接费用分配的合理基础——作业，然后找出成本动因，具有相同性质的成本动因组成若干个成本库，一个成本库所汇集的成本可以按其具有代表性的成本动因来进行间接费用的分配，使之归属于各个相关产品。
因此，abc与传统成本法相比，其根本区别具体表现在：缩小了间接费用分配范围，由全车间统一分配改为由若干个成本库进行分配；②增加了分配标准，由传统的按单一标准分配改为按多种标准分配，对每种作业选取属于自己合理的分配率。abc针对生产过程中每种作业选取属于自己的分配率，按各产品消耗成本动因或作业的数量将成本库的成本逐一分配到产品总成本中去，这样，成本核算的核心就集中在了生产对资源一步步消耗的各个具体环节中，抓住了许多动态变量，就真正消除了传统成本法中用人工工时等作为唯一标准去分配全部间接费用的不合理性，解决了传统成本法带来的成本信息失真问题，使成本核算更准确，更具有相关性和配比性。
ⅱ、abc使企业产销决策更加合理
产销决策和产品定价合理性的基础是成本计算的科学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传统成本法下的成本信息是不科学的。不过，在粗放式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产品中人力、材料等直接成本占总成本的绝大部分，而间接成本所占的比重较小，所以传统成本法中对间接费用分配的不合理数额所占的比例也较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此时基本上是卖方市场，产品利润率较高，保证了单价和单位成本之间有一个较大的差额，足以抵消传统成本信息失真的影响，因而传统成本法保持了较大的相关性，通常不会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工人工资等直接成本所占的比例大大减少（许多企业直接人工只占总成本的5-10%），间接成本比例大幅度增加，传统成本法失真信息的数额越来越巨大；而且，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厂商之间竞争日益激烈，许多产品的市场单价已经逼近成本，容纳不了太多的成本误差。
此时仍然根据传统成本信息作出的产销决策，常常是有些产品本来是赢利的（尤其在单价很低时，其真实的赢利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在传统法下，企业误以为是亏损的（比如高产量的产品成本就被高估，获利水平被低估），从而错误地拒绝了定单，丧失了市场机会，在竞争十分激烈的买方市场下，非常可惜。而有的产品，实际上是亏损的（尤其在单价很低时，其真实的亏损率是难以容忍的），但是在传统的成本法下，企业误以为是赢利的（比如低产量产品的成本就被低估，导致利润被高估），从而错误地接受了定单。这样，传统成本法进一步造成了利润报告的严重失真。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定单单价都高于‘单位成本’，但最终却亏损”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
abc的本质决定了它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采用abc后，成本信息更具有科学性、相关性，从而使产销和定价决策更加合理、利润信息更加真实。
ⅲ、abc对企业内部管理的意义
实施abc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在作业中心的基础上建立责任中心，甚至进一步采用作业预算方法和作业管理法，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责任会计目标。作业成本的核算过程中，成本核算的核心集中在了生产对资源一步步消耗的各个具体环节中，比如在电器开关制造企业中，abc使管理者准确把握了诸如备料（原材料消耗）、液压、喷漆、加盐、检查和直接人工等作业活动，从而控制了成本的形成和累积过程。比如，如果耗用总成本最多的是液压部门和喷漆部门，要引起重视，查明原因，看是否有贪污、浪费等现象，以及是否这两个作业中心技术不够先进、工艺不够合理。即使这样巨大的开支是合理的，仍要视之为“要害部门”，严加管理，任用优秀的液压、喷漆作业责任人。又如，如果分配率最大的是液压和加盐部门（虽然加盐部门的总成本不是很大），也要引起重视。如果证实这样的分配率是合理的，就加强对这两项作业耗用数量的控制，合理减少生产流程中加盐的次数。这样，abc就把管理者的注意力引向了资源消耗的原因上，有利于更好地执行责任会计制度，改善内部管理。
ⅳ、abc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意义
实施abc对企业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管理会计的局限性，体现了先进的战略成本管理思想，能有效改善企业的战略决策。
传统的管理会计，根据传统成本信息，把成本习性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并建立模型y=a+bx（a为固定成本；bx为变动成本）。这一模型的有效性是立足于短期内经营和业务量无显著变化的基础上的。然而，随着规模化和全球化经营的日益普遍，企业的业务量急剧上升，长期来看，绝大部分成本都是变动的，传统成本信息失真程度不断增加，传统的模型y=a+bx所提供的管理信息，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相关性。
基于abc的管理会计分析，不把成本简单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而是以作业这一流量作为划分成本习性的依据，进行动态的价值链分析，根据这种比较准确的成本信息所进行的动态分析和管理活动，从战略经营的角度看，具有更大的相关性。而且abc为基础的战略管理，是立足于经营全程的作业链和价值链管理，把握了市场需求动向、企业生产过程和售后服务等经营的全部过程，能够使企业经营战略更及时地应对市场风险、适应环境的变化。
ⅴ、abc对企业优化资源配置的意义
景点涨价是不是真的像听证会所说的那样“缺乏维修费用”？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门票价格构成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计算环保车收费，武陵源核心景区的门票价格为108元。在108元门票收入中，真正直接用于资源保护的费用只有8元！相比资源保护费，武陵源核心景区门票IC卡制作成本也是8元；已经建成多年的张清公路、索张公路要瓜分10元；不管是不是坐飞机来张家界的游客，购买的核心景区门票中，要支付10元钱的“机场建设费”；而门票收入中47元的“景区管理成本”，意味着维持管理机构运作的代价竟然是资源保护费的近6倍！武陵源景区有这种情况，其它地方如何？相信各景区都心中有数。
同样，景点涨价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景点涨价就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那么人们会问：除了涨价，就没有别的办法保护稀缺资源了吗？涨价是不是保护稀缺资源的唯一办法呢？涨价就一定能保护稀缺资源吗？这么多年来，风景区门票价格一涨再涨，但是保护水平和效果又怎样了呢？因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化经营中，“保护稀缺资源”之说，不过是涨价的一个借口而已。
景区门票价格大幅上涨是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本国国民，都是实行免费或象征性的低价格参观，借以鼓励本国人多参观古迹，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在法国，像卢浮宫那样的国立博物馆，门票价格才几欧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艾尔米塔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门票均为100卢布（近4美元），大约相当于俄罗斯人中等月收入的1％，未成年人、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均可享受大幅度的优惠，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还可免费参观；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足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参观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才需6欧元；埃及对残障人和老年人实行免票制度，学生（包括大学生）和儿童享受半票待遇，埃及人自己参观博物馆的票价只收取2埃镑，金字塔的票价，只交1埃镑，仅是两张大饼的钱；日本自然景观不收门票，文化景点收费很低，不到职工人均月收入的2％；美国的城市都有一些免费公园，小到街心公园，大到纽约市著名的中央公园，都没有围墙，不收门票。在首都华盛顿，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几乎都是免费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旅游景点的竞相涨价，怎能让公众没有怨言？
1农村在卫生等方面工作较为薄弱，不同地区间卫生发展极不平衡。表现：①中国沿海地区以及内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经济实力的差异，以上海市为例，每年卫生防疫站的收入可能超过千万元，但是内地的收入仅仅为几百万。②省会城市等与基层县市之间也存在不平衡，前者无论是从技术、设备、人员等方面都远远超于后者。③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衡，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为农村人口，因此农民迫切需要获得必要的预防保健服务，但是在该地并没有先进的技术以及发达的经济作为支撑，当然也不可能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2在经费投入方面也存在严重不足，不能够合理配置相关资源。作为社会性工作中的一种，预防保健工作无论是从工资还是疾病疫情处理方面，所有的卫生活动都需要国家资金的投入，但是从事实来看，这方面的国家投资少之又少。
3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内部约束收效甚微。省会城市中包含了三级防保机构，分别是省、市以及区，而地级市中则为两级并存，人员以及相关经费的管理需要受到市以及区两个政府的管理，因此若想对业务进行协调统一，极为困难。
4群众对卫生服务质量要求与事实之间存在差距。目前的相关保健机构，其职能不能被完全发挥出来，如服务以及收费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正确处理，争取社会以及经济效益相协调。
5全社会关于卫生防疫问题并不能够充分重视起来，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重治轻防上，这一观念从未被真正改变过。很多人为了省钱，不愿意花钱打几十元的预防针，而在后期花费上千元医疗费。因此，诸多预防机构也因此不能够获得周转资金，很多机构出现了半饱半饥的问题，一些机构甚至出现了外债，这些都打消了该行业从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因此业务发展也无法迅速开展起来。
二、加强经济管理在预防保健机构中的应用对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保健机构正在寻求新的发展途径，进行新的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措施也有待加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之下，想要预防保健工作与之相适应，就必须要为人民健康更好的服务，因此笔者提出了下列想法。
1开辟资金来源渠道，拓宽补偿机制
从多年实践经验来看，若想使得预防医学得以振兴，需要保证预防保健机构的正常发展，首先需要满足人民大众相关需求，若仅仅依靠国家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想要促进预防保健事业快速健康发展，需要通过诸多途径获取广泛财源。首先：需要积极争取卫生经济政策，以期望政府能够加大对该事业的投资力度；其次：从社会方面来看，需要想方设法多渠道筹集资金，保证事业的发展；第三：业务范围比需要扩大，可以通过有偿服务来为自己创造相应的价值；四是试行预防保偿制，围绕各类保偿开展全程优质服务，组织风险性财源；五是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提高业务收入中的科技含量，降低成本；六是兴办第三产业，开展以副补主，以工助医为补偿的经营活动。
2加强经济管理，强化约束机制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预防保健工作有着广大的工作范围以及较宽的服务领域，可以说每分每秒都出现了经济活动。所以，这一过程正是经济活动的过程。首先可以保护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可以从劳动人民身上获取经济利益。因此，虽然这个过程对相应的人力物力等有所消耗，但是同时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因此这是一个极为完整的经济活动进程。所以，若想进行该机构的深化改革，则需要把握好对它的经济管理。笔者有如下想法：其一：通过建立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对预算之内的资金进行良好的管理，预算外的资金也需要管理好。其二：需要建立完善的财务核算体系，对于药品以及相关材料的数量计算，收发制度要加以完善，对过去的实报实销方法进行改善，改为实耗实销的制度，尽量避免卫生资源的浪费。另外对于管理费用的分配也需要保证好，能够为后期业务活动的评价提供十分有用的依据。其三：把握好效益分析，事业计划完成状况如何，对固定资产以及设备的投资效益等进行分析，另外如费用结构的合理性分析也需要包括其中。经过上述分析之后，单位可以获取节约支出的潜力，在经济管理中的相应问题也可以被解开，随后可以进行经验总结，让机构获取更多的社会以及经济效益。
3强化内审职能，发挥监控作用
关键词：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功利主义；关怀伦理；方法论启发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25-05
对许多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甚至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这门学科好像是超越了与妇女权利运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毕竟，经济学总是力求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其模型和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经济分析的严密性。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承认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别歧视，但是他们认为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克服。然而，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却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知识本身也折射着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女性主义对经济学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而严厉的批判，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由男性创建的、反映男性社会信念的学科(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参见参考文献［11］。)
福利经济学是从伦理的层面来阐述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主要包括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来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社会选择学派福利理论等。女性主义者认为，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理论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为蓝本，二者成为当代诸多国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也正是由此来批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竞争）市场（即信息对称、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没有外部性、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和拥有标准性偏好的市场）会带来产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主张建立市场机制，这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社会分配状态）都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来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或进行合理的总量税调节。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思想是在女性主义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为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认为，每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关怀和被关怀。从作为类的人来说，如果失去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延续下去。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标准是以功利主义伦理原则为基础的，不管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卡尔多―希克斯虚拟补偿福利标准，都是以功利主义的福利观为基础的。这种福利观崇尚市场价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准则，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内在价值层面，贬低甚至是无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生产活动的价值，割断了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割断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女性重视关系导向、以关怀为主的伦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以关怀伦理为基础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批判和挑战。
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挑战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市场，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实质上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效用最大化。换句话说，以效用为核心的市场价值标准构成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当“效用”达到不可改善的规模时，社会成就最大，社会的幸福程度达到顶点，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被称作帕累托经济效率。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福利的全部内容，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率目标，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活动(注:当然，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但是妇女所承担的家庭劳动份额仍然很重，同时即便这一点不存在了，家庭劳动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价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类福利源泉的事实，从而使福利经济学陷入了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把由妇女完成的家庭劳动看作是生产性活动，国民经济核算（GDP）完全不考虑家庭生产的因素,从而排斥和贬低了妇女的非市场劳动对人类社会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其功利主义福利观切断了人的福利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切断了人与其母体之间的关联，违背了女性的关怀伦理福利观。
从更高的层面来对关怀伦理加以拓展，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从而包括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的关怀，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缺乏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特别是女性）的关怀，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因为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极度不均的，因而可能会把所有的产品或资源分配给某个人或某个特定阶层（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从地位。并且，由于测算帕累托最优必须考虑（男性）社会成员对产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们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时的（男性）富人在最终分配中至少也必须是同等富有，而穷人（包括女性）始终在贫困的边缘上挣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生态环境看作是人类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仅是从环境能够给人带来效用的层面来界定环境的福利影响，忽视甚至无视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因而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怀。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通过忽视妇女的家庭价值将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外部化的，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态环境所固有的内在价值为人类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是以狭隘的功利主义福利观为基础，它只注重市场效率，从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置于边缘化的位置上，从而忽略了家庭生产、社会公平和生态平衡的福利内涵。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挑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暗含着（经济）效率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可以分开解决的“可分离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来实现生产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则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改变收入初次分配来实现。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明确地把公平（分配）问题当作福利问题来解决，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以“惟效率标准”为目标的，把公平问题推托给税收政策而草草了事。尽管现实中效率和公平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离性方法论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经济）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主张归根到底是一种男性本位的务实性、工具性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 (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他指出总额税的缺失和委托―问题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为幻想。)是一个伪命题的时候，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强词夺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离开来，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含有的务实性价值判断，而这一务实性价值判断是男性本位的，因为所谓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场经济效率问题。可分离性方法论追求市场效率标准而忽视家庭内部的公平分配问题，特别是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所宣称的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仅有终极性的价值判断，即信奉“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男性本位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务实性的、工具性或称现世性的男性价值判断，这两种价值判断都背离了女性的关怀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价值判断和道德伦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客观性亟待加强。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挑战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以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信息对称、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为基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无法解释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照护劳动和权利（如自立的权利、免遭歧视待遇和免遭骚扰的权利等）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这两个主要的福利议题为基准而展开的。
1．照护劳动（caring labor Care (关照) (注:一词有两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护活动(caring activities)， 如换尿布或者提供“倾听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关怀情感(caring feelings)，如关心者所表现出的关爱。 从内在关系上来说，照护活动是关怀情感的体现，关怀情感是照护活动的灵魂。从广义上来说，照护活动包括对老、幼、弱、病、残的照护，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照护等等，同样关怀情感也包括对人与自然等的关怀。 ）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家庭中照护工作和照护劳动的分析，因为照护劳动传统上主要是由妇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冲击最大的领域。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论题是市场，并把市场化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边界的标准，把市场活动当作福利的惟一源泉，从而忽略了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的价值，也就否定了照护劳动作为人类福利重要源泉的价值。当然，福利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使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家庭生产、特别是照护劳动的重要性，试图把照护劳动当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来提供。但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照护劳动是一种旨在为他人创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劳动，很多时候都是完全受到内部动机的激励而完成的。照护劳动由受到非货币动机激励的个人（如父母）提供时，它具有独特的属性。照护劳动的受益人（如儿童）通常情况下不具备辨别其质量的能力或不具备订立合同而获得这一服务的资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根本就无法解释照护劳动的生产、组织和质量问题。如果强调儿童获得优质的照护劳动和社会资本（表现为诚实、信誉、市民责任、互惠、遵纪守法等）生产的关系来说，照护劳动明显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同时，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可行能力（由照护劳动创造）的培养，而可行能力的培养具有正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不仅使受照护的个人受益，而且还为社会培养了有涵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提供了创新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照护劳动的复杂性特征意味着解决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的传统方法已经不适合关怀照护劳动的分析。为了促进照护劳动的生产，就必须培育市场对照护劳动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来自于照护劳动的受益人、照护劳动的供给者或者说来自于整个社会。但是，许多照护劳动的直接受益人却没有能力对照护的价值做出估价或不够资格来进行照护劳动供给的交易（因为他们是儿童或患有疾病）。向这些受益人或其人进行收入（资源）转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护劳动的市场供给量和提高照护劳动的质量，但是那些急需照护劳动的群体如果没有有效需求，那么结果就不是最优的。
2．权利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还以权利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进行了批判。权利，比如关于堕胎、订立合同或被雇佣等独立决策的权利或者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可以根据这些权利如何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样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等可交易性层面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按照功利主义的传统，妇女享有的堕胎、订立合同、被雇佣等独立决策权以及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它东西（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确保妇女拥有平等机会）的工具。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权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价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12]
权利不仅仅是获得其它产品的工具，权利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和道德身份与地位，是尊严和平等关系的象征。具体说来，享有免遭骚扰权利的价值与免遭骚扰本身的价值大大不同，因为享有免遭骚扰的权利隐含着社会大众（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职权的人）的承诺和责任。享有权利赋予个人使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对坏事或不道德行为的知情权和起码揭发坏事的权利。权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场来生产和交换。
二、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于正确理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缺陷、对于福利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于正确理解市场活动、非市场活动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及重构福利经济学，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货币或非市场经济是人类特别是女利的重要来源，独立、自由、权利本身构成了人类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统上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等家庭价值是人类福利极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能只研究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还必须研究以家庭、社会、法律、伦理等为基础的非市场福利。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现代福利经济学应该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1998年诺奖桂冠得主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为福利标准、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基础，这一福利框架不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的福利主题和内容，还可以用来分析照护劳动、（性别）不平等、正义、贫穷、权力关系、妇女权利、独立和自由等与女利息息相关的福利议题。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是以可分离性方法来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可分离性方法实际上是只关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问题简约为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并推脱给税收政策来解决，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惟市场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本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护劳动的研究说明：当研究特定的法规政策对经济中照护劳动供给的影响时必须完全抛弃可分离性主张。社会政策、法律或法规采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率标准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在该领域不适用，而是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失败的。这一启发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经济学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标准，表现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问题对于工作场所的组织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照护劳动的供给更有深远的影响。照护劳动的独特属性意味着不能仅仅实现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润最大化），然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照护劳动的社会最优水平，意味着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实现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工作时日法，产假政策，最低工资制等――必须从效率标准和社会对照护劳动生产和质量的需求两方面来估价，绝不能仅仅依赖效率标准。抛弃可分离性主张有助于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依据照护劳动在生产宝贵的社会人力资本的作用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效率。可分离性主张倾向于暗示人们：通过再分配来调整市场配置资源的惟一目标是调整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消费水平。对于照护劳动进行更详细的经济分析使社会认清产假政策和工作规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还使人们意识到从根本上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权利特别是妇女权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经济学解决正义、性别不平等不公平问题也必须抛弃可分离性方法。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主张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来改变收入初次分配这种纯经济杠杆而不是通过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税收政策这种经济杠杆仅仅实现了法律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法律权利所体现的妇女尊严和平等关系等内在价值被忽视了。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层次的拓展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照护劳动和权利两个福利议题的研究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要么忽视照护劳动和（妇女）权利等非市场产品的福利价值，要么只关注产品的工具性价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是一种狭隘的“福利主义”福利观。以可分离性主张的惟市场效率福利标准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仅仅实现了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权利的内在性价值（即权利作为权利所产生的价值）无法通过可分离性主张得以实现：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纠正权利最终生产和分配中的市场扭曲问题。同样，照护劳动的内在性价值（人类关爱、关怀、特别是女性的关怀伦理）也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金钱不是万能的。即使金钱（收入再分配）可以买到权利可以买到的东西，但是金钱买不到权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经济学通过把平等、照护劳动等规范性的问题当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问题来解决，也就是说只通过收入转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执法来解决，暗含着权利只有工具性的价值或者照护劳动的供给是照护劳动提供者在劳动／休闲之间做出的选择而已。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福利问题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福利问题。因为通过总量再分配或总量税而实现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种以效用或者功利为基础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过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无法真正地使有关公正或公平的观点和政策得以实施，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权利和照护劳动等问题。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标准基础上把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实现、公平、自由、良好的社会关系、生态平衡等作为人类福利的终极目标，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层次，弥补了功利主义的缺陷，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福利观和人类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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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经济管理工作的时候，需要从工作中出现的庞大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这些数据是重要的资源公司和机构需要这些资源做了分析、决策。然而，经济管理人员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从而使这些资源能够得到更好的决策服务，是经济管理人员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在很多的研究过程中相关的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取得了较为合适的方法去处理数据，但这些方法往往并不适用于人们获得大量正确的感官使自己不足以判定自己的决定或感觉。不过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在处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的方便，因为电脑可以有效地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因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济管理提供了在工作过程中带来极大的方便。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经济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形式
2.1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的形式来对信息进行分析
在动物界的神经传递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神经元有突触，发挥信息的一对神经元之间传递的作用。在传送过程中会被用来传播若干神经递质，这些不同类型的神经递质的那些神经元接收时的轴突，会有许多分支。神经递质中的信息传送的神经元再传递到受体细胞，然后。这种形式的信息传递有很多好处，研究人员受到这些启示后，他们发明了一种自组织特征映射算法，以实现有效的传递信息。因此对计算机技术，其在外界的时间表达的发展以及当前正在使用的方式为数值向量，并且对于神经系统，这也是在该信号中的信息的传播的移位。因此，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的信息的神经之间的信息发送处理，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2.2这种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方式具备的功能
有关信息处理这个人工神经网络，它是基于神经网络的生物的形式来学习了，那里的人工神经网络的这个系统，也就是现在的一些智能计算机功能与神经系统的生物学特性有很大一部分是类似的，。第一，它具有如下特性反映在存储器中，因为它是基于生物神经模型来设计，因此，其在信息存储和分析，将在第一保留该信息，并且还具有关联存储器的功能。其次，它具有的功能，可以是非线性映射。因为在许多实现该操作，不能够建立的输入信息与输出的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因此设计了许多熟悉的模型不能在其他信息处理系统来执行。然而，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的设计方法，使得它可以满足非线性映射信息处理的过程中，也可以设置在设计过程中大量的非线性数学模型，并且每个字段可以是得到了应用。另外，该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模式中，还可以输入的信息来确定和实现有效的分类，原本存在于该信息的信息处理是不容易的分离和鉴定的问题，以便有效的解决方案。最后一个是，它可以具有的信息和输入，并输出将是一种有效的处理数据知识的内容的功能，因为该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具有神经传递在生物学的特性，所以它可以在信息到达时，它的分析和信息处理为那些谁满足要利用的条件，并存储。这使信息的处理时，数据可根据它们的特性进行分类和分析。
3、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技术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带来的这个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它的一些特性和功能，已有效地用于许多领域，解决了传统的信息处理那些不能够解决谁的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目前的做法是，不仅能够使用在经济管理过程信息，还是在医药，工程和其他经济领域已被广泛使用。由于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与人类思考有着极大的相似度，因此在经济管理和其他需要人类思维仔细工作的领域中计算机就可以代替人类进行大量的思考，从而减少人脑处理数据的时间提升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的劳动脑力，提升了工作品质。
3.1在信贷分析过程中需要对这种信息处理技术加以利用
对于信贷分析，信贷评估机构是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信息化的过程，因为这些公司带来不同形式的信息，制作过程，以判断其可信度，大的问题，这是很难判断出来，使很多时候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损失。然而，采用这种判断方法的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技术，将上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完成的。在这些贷款时，信用评级公司，只需要输入信息编码到它，你可以分析数据，由于数额较大的信息输入，使评价过程更加准确地完成更多的工作。利用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做到的准确度，而且还避免了主观的思维操作者的形式。这是这些优点的存在，使得其被非常广泛地应用于在企业风险分析的过程。
3.2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对市场做到更准确的预测
在经济管理过程中，需要对一些看起来似乎是有效的市场进行分析，并做相关的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决策过程，这些预测结果能够起到参考作用，使得投资的风险可以减小。利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市场上的信息处理技术，使得市场价格走势和走势进行了考虑和分析，让一个可靠的市场模型可以被创建。例如，在期货市场上使用这种技术，可以预测其未来的价格。而这项技术也已经在股市应用。随着科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使得在其工作过程中已经能够针对非常复杂的工作得到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在经济管理过程，从而产生大量的数据，使用传统方法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利用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我们可以模仿人在神经传递中的处理信息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利用它们工作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4、结束语
（北方工业大学，中国 北京 100144）
【摘要】学生科技竞赛为学生提供了科技创新的实践平台，但目前科技竞赛管理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在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管理工作中，做好制度保障、政策宣传、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工作，能够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 学生科技竞赛；创新；管理机制
0 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不进则退，经济进步的源动力是科技，而科技进步的根本是创新。国与国之间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机构，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创新型高科技人才的重任。科技创新的实质是一类综合性较高、应用性极强的学术研究活动，要求大学生具备较高的实践素质。[1]大学生科技竞赛为大学生提供了这种实践的平台。科技竞赛活动为大学生开展科研提供经费资助，并有教师进行指导，能够有针对性的开展科研创造，研发出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成果。
科技竞赛取得的成绩与指导教师严密组织、耐心指导和学生认真参与、刻苦钻研密不可分，但不可否定的是，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科技竞赛管理机制是否科学与合理。科技竞赛从赛前的组织培训，赛中的服务管理到赛后的总结表彰，整个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有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才能保障科技竞赛有条不紊的进行，才能培养更多适合社会和用人单位需求的素质高、能力强的学生。
同时，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应充分发掘蕴藏在广大学生身上的巨大潜力，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达到这些效果，就要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保障学生进行科技活动的积极性。
1 学生科技竞赛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学科分布不均衡
目前学生科技竞赛较多存在于理工科个别应用性较强的专业，例如计算机、微电子、自动化等，而文科专业很少或没有。参与了科技竞赛的理工科专业学生，通过设计、操作等实践环节，在锻炼了动手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促进了对课程内容的掌握，进而提高了学习成绩。很少参与或没有机会参与科技竞赛的文科专业学生，在这方面就存在一定的欠缺。
1.2 产出成果的科技水平不高
由于知识体系和知识层次的局限性，学生在进行科技创新活动时，难以对问题进行有深度的研究。另一方面，学识渊博、有较强研发能力的教师由于工作繁忙的原因，又无法真正对学生进行实质性的指导。这些原因导致学生科技竞赛产出成果的科技水平不高。
1.3 缺乏制度保障
高校研发的主体是教师，关注的重点项目是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和学校与大型企业的合作项目，在对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方面关注度不够，没有相应的科技竞赛管理办法或管理制度，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2 科学合理的科技竞赛管理机制
2.1 制度保障
严格的制度为大学生科技竞赛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学校保障大学生科技竞赛的经费，安排教师做项目的指导教师，并为科研项目的开展提供实验室、实验器材等条件。除了提供项目经费外，还应设置相应的结题验收程序来保障项目的完成质量。项目在研周期一般为一年，项目完成时间到了之后，各项目组参加答辩，学校组织专家、教授对各项目进行评审。
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应当完善工作制度，使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为推进科技创新工作，应制定规章制度，为大学生科技活动的开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2]
学校为文科专业学生保留科技竞赛项目的指标，给予经费支持，保障文科学生也有机会参与到科技竞赛中来，为他们搭建参与科技活动的平台，以科技创新带动大学课程的学习，深化学习效果，促进学以致用。
2.2 政策宣传
大学生经历了中学阶段应试教育，主动参与科技竞赛的意识不强烈，大都处于被动状态。这就要求我们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如课堂、课外活动、网络教学平台等)做好引导和宣传工作，解读学校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制定的支持和保障政策，介绍科技创新活动在学生自我认识、自我培养、自我完善中承担的功能和所起的作用。[3]
学校联合教务处、科技处、学生处等部门，在各类学生活动、教学活动中广泛宣传科技竞赛的活动目的、意义和资金支持、奖励激励的政策。让更多的学生了解科技竞赛活动的意义，让他们知道科技竞赛可以锻炼动手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还可以促进对所学课程的理解，才能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竞赛中来。
2.3 激励机制
高校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要构建大学生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引入激励机制，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积极性。[4]
学校鼓励具备较强研发能力的教授、专家参与指导学生竞赛，纳入教师科研业绩考核范畴，给予科研工作量的认定，对指导作品获得的奖项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认可，以此来激励教授参与指导学生的科技活动，提高科技竞赛的科技含金量。
学校对经过验收，被评审专家组认定优秀的项目，实行奖励制度，分等级颁发证书，并给予相应的奖金，通过评奖评优以及奖金措施来鼓励更多大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产生更多的优秀作品。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学校督促其继续攻关、完善，在完成目标任务之前，不再批准该项目组申报新的项目。
3 结论
学生科技竞赛采取科学的管理机制能够有效的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想，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管理工作中，做好制度保障、政策宣传、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工作，能够提高学生科技竞赛的实施效果，极大地增强学生对课堂学习知识的理解能力，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参加课外科技创新实践的积极性，全面锻炼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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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方法；运用
《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具有概念抽象、理论深奥等诸多难点。如何生动形象地讲好该理论体系的有关内容，使学生摆脱学习中的困惑、缓解厌学情绪；更好地消化吸收相关知识，具备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就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如何充分发挥案例教学法在教学中的作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引起注意：
一、精心取舍改进完善教学案例的选配
案例与教学内容之间关联匹配的准确性、适应性等内在因素，是案例教学提高教学水平、达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可见，案例教学之“法”的改进完善首当其冲的就是案例的精心选配。
1.选择国外案例强调在“趋利避害”上下功夫。应舍弃因文化背景等差异较大使学生难以入情入景引起“水土不服”的；要选取中西文化之间矛盾冲突较小、二者容易融合贯通的；便于“移花接木”进行改造替代的；甚至于中西文化或观念中某些彼此之间不矛盾、零冲突可以无缝对接的案例。
2.选择自主案例坚持在“就地取材”上做文章。微观经济学是跟现实联系很强的实践性学科，研究运用案例要立足于现实与实践；因此，关注本土经济促进案例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向。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不能只是面对脱离中国实际的和没有体验过的西方社会案例情景；以中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或问题，为经济建设服务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仅从国外引入案例，并不利于有效借鉴其相关原理、方法来总结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所以，选取案例要依托我国经济发展背景，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原理分析我国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现象、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同时，这也是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基本能力的需要。
3.案例选取渠道着力在“与时俱进”上求突破。案例选材既要在横向上从中外文化的多元与差异中，寻求融会贯通；也要纵观古今多层次利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着力精挑细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案例选择提供了丰厚资源。包括诗词成语、寓言典故等，都是案例选取的极好素材。比如以“杀鸡儆猴”来讲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通过分析“空城计”的故事掌握信息不完全的意义等耳熟能详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我们更要“与时俱进”面对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情况。尤其是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电视等包罗万象、高度集成；图文并茂、音像俱全；平面立体、动静兼备；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和时效性、新颖性、多样性等优势，理当成为案例选材的重要渠道。
二、精细琢磨改进完善教学形式的运用
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的辅助方法，是为学生掌握微观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服务的；而教学形式则是为案例教学服务的，采用何种形式进行教学直接影响教学的成效。所以，灵活选用与案例相适应的形式组织教学获取好的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1.案例教学形式的改善要有利于激发教学动力。微观经济学有许多理论、概念或专业术语等，教师在讲授其中某些概念、原理时是抽象的、枯燥乏味的；教师讲课费劲，学生难听懂容易困倦或厌学；特别要强调教学包涵了教与学两个方面，老师讲课受阻、热情受挫，其负面影响也是不难想象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教学形式要以提高教学兴趣、激发教学热情、强化教学动力为目标进行设置。如果依旧理论教学先行，使学生的新鲜感、求知欲在深奥理论、抽象概念等枯燥乏味的蹂躏下渐渐消损，其结果事倍功半也就在意料之中。
那么在目标理论出现前先行介入案例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寻机切入理论教学，这种教学模式的运用就是切实可行的。它对提高教学兴趣、激发教学热情、强化教学动力、优化教学成果的作用显而易见：案例介入时学生的新鲜感、好奇心、求知欲等与学习动力相关的积极因素还未被消磨，有利于案例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引起学生关注。如果选取的案例含有重大事件、公众人物或趣闻轶事等其中的某一要素，那么众所周知的事件、家喻户晓的人物、感同深受的场景等都极易吸引学生眼球；使之产生兴趣逐渐融入，不知不觉置身案例教学之中。体现目标理论的知识点溶化在案例里，通过饶有情趣的话题在学生主动参与中得到充分吸收；有利于教师把握时机适时切入目标理论，被学生分散消化的知识点通过分析思考向靶标会聚附着；在教学兴趣被维护、热情被激发、动力被强化的氛围里，分散的知识点与系统的原理相互验证、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相互融合；促进学生理解消化、系统的掌握理论基础，这样的教学势必会事半功倍的。
2.案例教学形式的改善要有利于增添教学活力。运用于案例教学的形式和手段已比较丰富、也日臻成熟逐步完善。有讲解式、讨论式、专题辩论式、角色扮演式，导入型、验证型和复合型等等。但是，案例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的运用等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比如对某案例的教学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还是与其它一个或多个形式结合并举；是以所选用的教学形式按序逐一展开，还是几种教学形式穿插交替进行；又比如教学手段是采用传统的讲述加板书，还是采用多媒体视频影像；是单一手段，还是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等。所有这些都是可变的，是可以依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设计、调配和组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