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05 16:45:2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32-03
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表现出极强的国际传递性。IMF研究显示, 仅1975～1997年,53个被研究的国家就经历了158次货币危机和54次银行业危机 [1]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近20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很快从爆发危机的国家和地区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极强的国际传递性,而且目前金融危机的跨国传递性要强于20世纪90年代(Didier,2008)。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都在区域或全球迅速传递,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 金融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使金融风险通过杠杆操作放大并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简单说就是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传递和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使得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 引起他国和地区金融市场不稳定乃至危机。金融全球化使危机国际传递路径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界限越来越模糊,金融危机国际传递机制越来越复杂。研究金融危机传递路径有助于危机的防范和治理,对于一国在对外开放中保持金融稳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基本面决定的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路径
基本面决定的金融危机国际传递,是由于实体经济和金融联系导致的危机传递,强调国家之间的经济基本面相互依赖,主要包括共同冲击、贸易联系和竞争性贬值、金融联系渠道等。
(一)季风效应――共同冲击
如果存在同一种外部原因(或许是不知道的原因)冲击导致几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或相继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这种由于共同冲击产生的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被称为“季风效应”(Monsoonal Effects) [2] 。共同冲击主要是通过引起相关国家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的共同协动, 从而使危机传递。 如: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与德国利率的上升有很大关系;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时美国利率变动对拉美国家资本流动有很大影响;1995～1996年美元的坚挺(日元对美元的持续贬值) 削弱了东亚国家的出口;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贸易溢出效应和竞争性贬值
贸易溢出效应是指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恶化了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联系国家的基本面,从而这些国家更易遭受金融冲击,以致发生金融危机。贸易溢出效应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实现危机传递的。价格效应是指危机发源国的货币贬值, 将会提高该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该国在贸易伙伴关系国家的出口量会增加, 进口量会减少,同时会影响在第三国市场的贸易竞争对手的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导致这些国家出口量下降,常引致货币贬值,易遭受投机冲击而发生货币危机,也会导致“竞争性贬值”。金融危机被传递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做出的政策选择大多是选择本币贬值,缓解危机对本国的直接冲击,并尽可能地以贬值手段把危机破坏作用转嫁出去。这种贬值具有内在的自我实现机制,危机导致一国又一国货币贬值,并随之传递。收入效应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经济金融市场动荡,国民收入下降,其进口减少,贸易伙伴国收入也随之下降,引致该国对危机发源国和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减少,通过进口下降传递,各国收入下降,再次体现为进口缩减,这样金融危机就不断在国际间传递和强化。
国际贸易对金融危机传递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一国发生危机,其各贸易国采取的理性策略就是相继实施货币贬值,再加上国际投资者对这一贬值趋势的理性预期而采取投机攻击, 金融危机就从发源国传递到各国。 危机发源国与传递国贸易关系越紧密,危机传递的可能性越大。
(三)金融关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达,全球性资本流动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商品贸易额,使各类金融交易的供求和价格的波动性增强,金融关联成为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的主要渠道。
1.金融溢出效应。金融溢出效应是指一个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金融中介清算其在其他国家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从而通过直接投资、银行贷款或资本市场渠道导致与其有密切金融关联的市场流动性不足。流动性的共同运动最能够深入反映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路径 [3] 。一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溢出效应会使金融机构纷纷出售高风险资产以维持流动性, 一次小的冲击就可能导致流动性危机(如Sakho,2006[4] ,Allen&Gale,2004[5] ,Diamond&Rajan,2005)。一国出现金融危机时,在此国有投资头寸的国际投资者通常会根据资产组合理论调整投资组合以降低风险,卖出那些与危机发源国资产有关联的资产,导致相关国家资本外逃和流动性不足。金融机构出售资产保证流动性,会导致资产价格下降, 这又使金融机构按市价计算的资产价值下降,为了平衡资产负债只能出售更多的资产,这又会带来进一步的降价和资产卖出,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机构经营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就会因为一次小的流动性冲击而导致大范围的流动性危机国际传递,从而使金融危机发生国际传递。
2.共同贷款者效应。共同贷款者,是指向各国提供资金的同一个资金供给国家或跨国银行。 金融危机国际传递与“共同贷款者”紧密相关(Kaminsky&Reinhart,1998 [6] )。假设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共同贷款者就会通过收缩对其他国家的贷款以降低风险,调整资产组合以达到资本金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如果被收缩贷款国缺乏足够的国际储备,则很难应付国际资本大规模外流所造成的冲击。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生的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和俄罗斯危机中,“共同贷款者效应”是解释金融危机国际传递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Rijckeghem&Weder,1999 [7] )。最近Arvai(2009) [8] 等以“共同贷款者” 理论解释了次贷危机后危机向新兴欧洲国家的传递,认为新兴欧洲国家对共同贷款者依赖越大,危机就越容易在区域内传递。
3. 金融机构关联。 经济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资产和存款,它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运行正常时,金融机构流动性都很充足,危机发生时,一些机构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面临流动性不足,如果整个市场的超额流动性供给与超额流动性需求的缺口较大,会通过“溢出效应”引发各个金融机构追求流动性, 导致整个市场的短期流动性不足并加速危机蔓延。金融机构间少量关键的关联会比大量的不重要的关联更容易产生金融危机国际传递,Pritsker(2000) [9] 认为金融危机通过银行关联传递的程度与不同国家间银行的连接方式有关。假定国际金融市场上有多个跨国银行, 分别位于不同的国家, 它们之间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每家跨国银行都只在另一家银行存款,另一种是在所有其他跨国银行分散存款,两种方式中每家银行的总存款量相同。第一种连接方式与第二种相比,它使得金融体系更脆弱,更易遭受危机国际传递,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引发金融机构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危机的国际传递。
三、 非基本面原因导致的危机国际传递路径
非基本面导致的金融危机国际传递,是指危机传递与观察到的宏观基本面变化无关,而是因为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行为,主要涵盖不可用基础因素变化解释危机传递的其他原因:净传染、信息不对称、投资组合变化等。
(一)净传染效应
“净传染(pure contagion)”是指一国金融危机造成另一国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如预期和信心等的改变,而导致另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Masson,1998)。一国金融危机并没有恶化另一国的经济基础,而是危机发生后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变化,以及投资者信心及情绪的变化导致危机国际传递,诱因是金融恐慌、羊群效应、信心危机等,危机国际传递与实体经济无直接联系。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通信技术的发达以及全球化使国际金融市场高度相关,目前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是以“净传染”形式在国际间传递。
1. 相似性导致预期改变。 由于认为一些国家存在宏观经济基础、政治经济政策和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一国发生危机会导致投资者心理预期和信心改变,导致危机向与其有各种相似性的国家传递。 投资者一旦改变对相似国家的预期,会抛出这些国家的货币、证券,或者退出这些市场,产生“净传染”,导致危机的扩散。正如Kindleberger(1978)所说,“金融市场之间的心理关联程度要比套利、货币冲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更强烈”。
2. 羊群效应。金融创新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可以在国际间瞬间转移。市场一旦出现利空消息,立即就会产生心理恐慌,使得投资者对所有市场重新评估,极易产生“羊群效应”,出现资本盲动。心理预期发生改变时,个体会模仿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 依靠公共信息而放弃个人信息,产生从众行为的集体无意识。Borensztein&Gelos(2003) [10] 认为,投资者特别是基金经理的声誉取决于其资产组合与市场资产组合平均回报的相对比较,如果模仿其他投资者,追随大众是个体理性的,结果个体理性产生“羊群行为”的集体不理性,导致金融波动和传递。
(二)信息不对称
导致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备(Castiglionesi,2007 [11] ),信息不对称导致危机的蔓延和羊群效应(Calvo&Mendoza,2000 [12] )。受到信息不对称及信息加工能力的限制,投资者很难区分有着某些相似性国家的不同。在搜集信息成本较高或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一个国家遭受冲击或金融危机,会使投资者对其他相似国家产生相同的预期。对于投资者而言,当他得知某一国家正遭受金融冲击或危机的时候,会立即抽走他在其他那些有着相同特点的国家的资金。即使某一投资者正确地认识到这两个国家的不同情况,但在其他投资者都抽走资金时,其理性的做法仍然只能是尽快地抽走自己的资金。这样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造成危机的自我实现。
(三)投资组合变化
投资组合在不同的国家间被分散化和杠杆操作,影响不同市场的资产价格, 通过跨市场再平衡造成波动的传递。即使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相似的共同宏观经济风险,投资者通过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均摊宏观经济风险,仍会把冲击从一个市场传递到另一个市场。 当一次不利的冲击其实只影响一种资产时,在资产组合多样化和杠杆操作条件下,一个投资者最佳的办法是减少所有的风险资产仓位, 这就会带来资产价格的普遍下跌。因此,危机时期危机国与被危机传递影响国家之间资产价格相关性都明显提高(Calvo&Reinhart,1996 [13] ;Baig&Goldfajn,1998 [14] )。经验数据表明,共同基金收益差额更多来自于投资地区差别而非投资证券种类差别。既定收益下减少分散投资风险, 就要降低资产之间的相关度,而投资的区域差别比证券种类差别更能分散风险。以跨地区原则分散投资时, 投资者会把与某个爆发危机国经济基础、经济政策、文明和政治体制等相似的国家归为一类,形成这些国家也发生金融危机的预期,这样投资者就会减持这些国家的资产,把资金转移到母国或其他国家,使原本与危机发生国本无直接经济联系、也没有金融风险的国家,产生动荡和金融不稳定。一国发生危机,使资产“择优而栖”逃避风险,促使其他国家金融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金融市场趋于崩溃,金融危机相继爆发(Pericoli&Sbracia,2001 [15] )。
四、结束语
由于金融创新不断产生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同时世界金融市场联系愈来愈紧密,几种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路径会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使危机国际传递机制越来越复杂,界限越来越模糊,多种路径都相互影响和促进,而且与基本面无关的原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总结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的路径变化规律, 一是金融关联相对于贸易关联越来越重要,二是非接触性传递特征越来越明显,金融危机国际传递更多是因为非基本面的因素引发的, 比如投资者预期改变、 信息动摇、羊群效应等。在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过程中,一国金融危机传递到另一国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金融危机在国际间传递越来越迅速。同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国际传递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是一柄双刃剑,频繁爆发和快速国际传递的金融危机就是其不利影响之一。金融危机国际传递问题,不但关乎全球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更关乎一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因此在金融创新、加快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急需对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的深入研究,以减少其负面影响,维持金融稳定。
参考文献:
[1]World Economic Outlook. Financial Crises: Causes and Indicators. May 1998,chapter 4,3-4.
[2]Paul Masson. Contagion:Monsoonal Effects,Spillovers,and Jumps Between Multiple Equilibria. IMF Working Paper,1998.
[3]Rudiger Dornbusch, Yung Chul Park,Stijn Claessens. Contagion:How it spreads and How it can be stopped[J]. Forthcoming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May 19,2000.
[4]Sakho,S. Contagion and firms’ internation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World Bank Plo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4076,2006.
[5]Allen,F&Gale,D. Financial fragility,liquidity and asset price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6),2004.
[6]Kaminsky&Reinhart. On Crisis,Contagion,and Confusion. Paper for conference“Globalization,Capital Market Crsis and Economic Reform”,November 1998.
[7]Caroline Van Rijckeghem&Beatrice Weder. Financial Contagion:Spillovers Through Banking Center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1999.
[8]Zsófia Arvai,Karl Driessen,Inci Otker-Robe. Regional Financial Interlinkages and Financial Contagion Within Europe. IMF Working Paper,WP/09/6,2009.
[9]Matt Pritsker. The Channels for Financial Contagion.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0,August.
[10]Borensztein,E&R. Gelos. A panic-prone pack?The behavior of emerging market mutual funds. IMF staff papers(2003).
[11]Castiglionesi,F. Financial contagion and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bank[J]. Journal of Bnaking and Finance,31(1),2007.
[12]Calvo,G&E,Mendoza. Rational contag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ecurities marke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1(1),2000.
[13]Calvo&Reinhart. Capital inflows to Latin America: is there evidence of contagion effects? IMF Working Paper,1996.
金融危机不是直接对行业产生冲击，而是通过不同的机制传导到实体经济中。目前国内学者普遍将金融危机对行业运行产生影响的机制归纳为三类：金融机制（张晓晶，2009；薛熠，2010；康力，2014）、国际贸易机制（范恒森，2001；安辉，2004；张晓晶，2009；康力，2014）、预期机制（严丹屏，2003；陈波，2013）。危机通过金融机制影响行业的发展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一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受危机波及而日益恶化（王义中，2011），伴随着信息的不对称不断加剧（Calvo，1999），对本国行业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因此受到约束（Chudik，2009；TongandWei，2011）。另外，受制于金融恐慌所带来的不确定，本国企业发展所依赖的外商直接投资面临撤离风险，进而冲击国内行业发展（AdrianandShin，2010，BrunnermeierandPeder-sen，2009，Borio，2009；Tirole，2010）。有学者也认为贸易联系是金融危机影响行业运行的一个重要路径（Claessens，2012）。传统的贸易理论将需求和相对价格视为影响贸易的两个重要因素。国民的财富收入受危机冲击会减少对商品的需求；汇率和物价是衡量贸易商品相对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他们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波动明显增大（Ehrmann，2010；Frankel，2012），汇率的变化又加重了国际游资对本国汇率的投机型冲击，这进一步加剧进出口行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GerlachandSmats，1994）。同时，为应对危机，国内的货币政策（如量化宽松）会刺激利率的下行，出口厂商的数量仍可能会因此而上升（陈波，2013）。对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是来自于预期的传染机制。人们对信息的获得及合理解释是形成预期的一个重要途径（严丹屏，2003；陈波，2013）。人们的过度乐观或悲观情绪、对自我信念的怀疑导致了从众心理以及社会传染效应，无疑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在全球化及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悲观的预期更容易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国际之间的传导，导致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匮乏（Shiller，2008）。综上，关于金融危机对实体企业的传导机制和渠道见图2。目前关于金融危机对行业影响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具体行业的分析中。牛宝俊（2000）认为东南亚危机导致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大幅下降并增加了出口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任峰（2009）认为建筑装饰业因房地产业而受到影响，但行业整体市场需求仍较旺盛。梁佳丽（2008）基于微观的视角分析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加速了中国股市的调整与改革并同时增加了房地产下行的风险。李文虎（2009）从行业市场整合、产业结构和布局等角度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对铅锌行业带来的影响和机遇。陆佳微（2013）主要从出口量、外部需求和价格三个角度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给钢铁行业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从宏观调控、新市场开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来作好应对措施。关于两次危机对行业影响的对比分析较少，王会强（2010）定量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他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通过收入、价格和汇率三个传导途径对我国出口行业造成较大的影响；而美国次贷危机则主要通过收入和价格这两个传导途径对出口产生影响。总的来说，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出现三种缺陷。（1）关于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分析侧重于个别行业，且这种分析带有作者的主观因素在里面，缺乏实证的研究。（2）将经济中大部分行业规整研究的情况较少，个别学者虽有所研究但也只是进行初步描述性分析。（3）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仍侧重于对两次危机的背景、成因和传导机制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缺少这两次危机对各个行业的影响的综合研究。
二、金融危机及其传导渠道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进程及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由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国际贸易交流变得更顺畅，再加上外商投资热情的高涨等因素，他们出口大幅提升，由此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1990—1996年间，马来西亚的年出口额增长均达到了18%，泰国为16%。出口的商品也由传统的原料商品转向高技术产品，如汽车、半导体等。这些高速增长为后来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种子。投资爆发、产能过剩、债务危机皆成为危机最终爆发的主要原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初始阶段表现为货币危机，各国的汇率制度在这次危机中首先被打破。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带动了进口快速增长，进口的大幅扩张也逐渐使得泰国的经常项目出现赤字情况，赤字规模达到了GDP的8.1%。此时国际投机机构看到了时机已成熟，便纷纷大举进入泰铢市场大量抛售泰铢。为维持固定的汇率制度，泰国央行不断地动用美元储备进行对冲。由于外汇储备有限，终于在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已经实施13年的固定汇率制度，泰国的货币危机由此全面爆发。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普遍与泰国相似，当泰铢出现大幅贬值时，其他东南亚国家纷纷出现货币危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过相继放弃了对本国货币的干预，其货币纷纷出现大幅贬值，由此，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后地处东亚北部的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货币受到严重攻击，中国台湾在1997年10月份宣布不再将新台币汇率固定，韩国随后在11月份放弃了对韩元的管制，并同时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救助。中国香港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波及，当东南亚的国家的货币制度被打垮后，国际资本炒家纷纷盯住了港元，开始对其大肆进攻，港元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由于备有充足的外汇以及香港政府采取的果断措施，港元承受了打击，维持了有效汇率制度。但是影响并没有减轻迹象，东南亚国家的这次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球市场，日元股市大幅下跌，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日元兑美元汇率也持续走低；金融危机很快在1998年传到俄罗斯，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后来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欧美市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东南亚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最明显的表现是各国经济水平出现严重的下滑。在亚洲各个国家(地区)中尤其以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受到影响最大（见表1）。除了对以上经济体宏观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之外，金融危机还严重破坏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各国的股市表现纷纷受挫，尤以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受影响最大。
（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进程及影响
21世纪初期，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从2001年到2005年，美联储开启连续降息的步伐。而2000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破灭，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成为这一“低息”时代来临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迎来了长达近10年的繁荣，甚而提出“0首付”的概念。然而繁荣也蕴含了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有学者指责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用一个泡沫（互联网泡沫）替代了另外一个泡沫（房地产泡沫），从而诱发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狂潮。无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在何处，显而易见的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成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对于深层次的原因不同学者表达了不一致的观点，主要包括对风险的错误定价，新的金融结构使得各种衍生产品不断增长和扩张而带来巨大风险，经济的全球化、经理人的过渡贪婪，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而在泡沫破灭之时，也正是信用机构进一步将全球经济推向深渊。金融市场创新的放开使得在过去的10年出现了形式多样的证券化，各种衍生品种类不断增加，如各种债务抵押债券工具和担保抵押贷款等。这种创新最开始是在美国，但很快扩展到了欧洲和海外。其主要手段是银行将住宅抵押贷款通过证券化打包然后分发给其他非金融机构，因此住宅抵押贷款就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非中介化。各大银行也与SIVs（结构性投资工具）建立密切联系，虽然很大程度上各大银行并不直接拥有SIVs，但却是其最主要的支持者。事后发现，SIVs也最终成为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些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管套利所导致。商业银行持有或有负债从而成为整个资本市场的最后贷款人，而当这种最后贷款人遇到问题时，与其直接联系的其他金融机构必然受到影响。如当时的贝尔斯登对冲基金在陷入麻烦之后曾一度牵连到巴黎国民银行等。正是这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以及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过度贪婪使得次贷危机最终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最早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8年9月，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而被政府接管，与此同时雷曼兄弟破产。2008年9月21日华尔街投资银行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而消失。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经济上的发展和便利时，也必然有其短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球性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到了全世界。美国华尔街的投行应声破产倒闭的同时，也牵一发而动全身感染到全球经济体。在2008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全球产出和贸易迎来了暴跌。此次危机影响至深，使得各国政府相应的救市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效果。由于出口需求的下降，更低的商品价格和更严格的外部融资约束，2009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经历漫长的恢复期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终于在近年出现一定好转，而新兴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却不容乐观，甚至有学者提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则在新兴经济市场。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行业的传导渠道分析
相当多的文献论述了金融危机通过贸易的机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如裴平（2009）和金碚（2011）等均认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工业始终处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工业当中制造业占比最大，而我国制造业外向度高，受国际市场价格和需求变化的影响大。经戴觅和茅锐（2015）测算发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从2005—2007年的18.8%降至2008—2012年的-6.2%，因而国内行业的发展焦点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就贸易这一机制，本文选择了资产价格渠道和财富收入渠道。金融机制方面，陈波（2013）认为得益于本国货币政策的支持，发源于外部的金融危机并不会造成本国金融机构流动性紧缩风险，反而是危机发生国（如美国）的金融机构由于资产负债恶化从而导致信贷紧缩撤出海外资本。综合第二部分论述中国行业的外资利用实际情况，本文选取金融机制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另外本文不考虑预期传导机制。1.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各国的投资机构或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锁定中国市场，他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中国经济建设中，各个行业也因充足的资金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力。然而一旦金融危机爆发，这些跨国机构会迅速意识到投资国经济景气的不明朗，便纷纷撤资。这种撤资行为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投资国是金融危机直接受害国，则外商投资者因其糟糕的国内经济形势撤出大量的资金；如果被投资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轻时，由于会考虑到经济的传染效应，为安全起见这些机构也会撤出先前的资金。图3描述的是中国在1996—2012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直到1998年中国的实际外资利用还是增长的，但增幅减缓。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外资利用在1998年出现了负的增长。随后的近10年中，一直处于波动的情形中。由于2007年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迅速演化成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实际外资利用额在2009年出现较大的跌幅，并在随后的两年里出现震荡变化。从图中很明显地看到实际外资利用对于金融危机有时滞效应，并且中国难逃这两次危机的影响。2.价格渠道价格是另外一个影响进出口的因素，这里的价格包括汇率和出口商品的价格。汇率能够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水平，具体而言如果一国货币出现贬值则会使得本国的商品以外币表现的价格竞相下降，和外国商品相比该国的商品更便宜，这会刺激该国的出口。在亚洲金融爆发时期，各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固定的汇率制度，导致各国货币普遍出现贬值，中国因此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宣称人民币不贬值，这必然会影响到出口量。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将大量的货币投入市场，此时中国由于前几年出现高的通胀，中国央行一直保持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量的外贸企业在那个时候出现倒闭。出口商品的价格显然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出口的重要因素。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危机受害国将自己的货币贬值会导致出口商品出现普遍下跌的可能，而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而加剧了中国外贸企业的竞争压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期，由于美元的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虽降低了国内出口商的生产成本，但同时也降低出口利润，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给出口商品带来的复杂性增加。3.财富收入渠道影响贸易的第三个因素是财富收入，也即国外需求渠道。收入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当居民收入增长时必然会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危机爆发后，受影响的国家经济活动出现下滑，价格下降，居民的财富收入开始减少，这导致了对商品的需求量的减少，由此波及与该国密切联系的贸易国的出口。欧盟、美国、东盟、韩国等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造成重大破坏，民众的收入普遍下滑，经济萎缩，对外需求也出现大幅下滑。图4描述的是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的居民收入情况。从图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两次危机给各国带来的影响。1997年之前各国居民收入均表现平稳增长，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表现强劲，收入增长均在5%以上。但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居民收入便开始出现负增长，尤其在1998年最为严重，而在这些国家中又以印尼受影响最大，美国和德国则受影响的程度不明显。很多国家居民收入从1999年后逐渐恢复增长。在2007年之前，各国居民收入处于一个稳定的增长期，但随后的次贷危机拖累各国居民收入，美国首先从2007年开始就出现居民收入下滑迹象，各国在2009年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最严重，在2010年以后慢慢复苏。在图4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居民收入这个角度，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广度要大于亚洲金融危机，但影响的深度却没有亚洲危机的大。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行业影响的比较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
图5描述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实际增速。①从行业增加值这个角度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行业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而言，制造业和金融业受到影响最为明显；而住宿餐饮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影响程度不深且都能较快地从危机中恢复出来；批发零售业在危机时期一直保持平稳增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明显；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在整个危机表现出了较快的增速；农林牧渔业由于影响其因素较多，此次受到危机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
图6描述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实际增速。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行业带来的影响不管是在程度上还是范围上都比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要大。具体来说，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金融业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都较为明显，其中尤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最为严重。住宿餐饮业也受到影响，但程度较轻。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由于影响因素复杂，因而这次危机带来的影响不确定。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行业影响的差异性及其原因
论文摘要：本文概述了本次金融危机的形成，并对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简要的抒发了自己的观点。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全世界的股市和楼市在一瞬间蒸发掉一半以上，并且仍旧在下滑，大量的世界级的金融机构破产或者转型；金融市场风声鹤唳，银行惜贷如金，流动性陷于干涸。世界经济已经出现“硬着陆”的迹象。各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出现巨大的滑坡。数据统计，美国第三季度增速也下滑GDP负增长0.3%，英国负增长0.5%，德国负增长0.5%，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速也下滑到十位数以下。大部分的经济体在第三季度的小幅下降将在第四季度转化为大幅萎缩，下降程度可能达到第三季度的数倍以上。
经济危机发自于金融危机。对于产生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一致的共识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形成的。因为在美国，贷款非常普遍，房子、汽车、信用卡、电话单等，都有信贷，有信贷记录被视为是信用的记录证明。其原因可归结为：第一，基本信贷原则丧失。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一般要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美国的次级贷款实现零首付，半年内无需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降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次级贷款的对象没有还贷能力，放贷银行违背了今本的信贷原则；第二，金融衍生产品产生的过度泡沫，与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相伴随的风险，资产证券化这一衍生工具，在本次次贷危机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三，监管缺失，美联储鼓励金融创新，衍生工具可以分散风险，对金融衍生工具缺乏了应用的监管；第四，美国经济体系出现问题，美国的基本经济基础是高债务经济，是全民债务经济，向全世界借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第五，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金融体系为一个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美国的双赤字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元的地位，2006年美国的赤字已达其GDP的6%左右。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经济的发展，加上松弛的金融监管，鼓励发展衍生工具，支持了虚荣的繁荣。结果世界金融体系内流动性泛滥，虚拟资产大量积累。金融危机的发展和扩散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机制本身的缺陷，作为一个金融管制较为宽松的国家，美国政府介入危机的迟缓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扩散。市场稳定有序的基础是法制和监管，建立在这个之上的一些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和制度，是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赖以生存的基石。
美国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发起者”，既是金融危机的传播源又是传染者，任何国家，地区甚至是个人都被卷入此次金融危机当中。美国通过贸易、货币和金融等多种直接或间接渠道，在把本国金融危机传播分散给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同时，也加速或是刺激了各国金融泡沫的破灭，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可以说只要美国金融危机不消除，其危害就会借助于美国特有的传播途径，不断向世界各国传播扩散，不断引发各国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既是对美国金融危机救助，也等于救助全球金融危机，也是从源头上救助金融危机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因此，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救助应以救助美国金融危机为重点之一，解决好美国金融危机，就可以从根源上避免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传播。救助美国金融危机可以从三个角度考虑：第一，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稳定，既可以有效的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也有利于美国通过汇率政策调整国际收支；第二，承担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有价证券损失，包括继续持有美国债券（权）不抛售、持有美国外汇储备不大量抛售，保持国际储备量与结构的相对稳定，一方面可以不减少甚至增加美国可调动救市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美国金融市场之一步动荡；第三，继续注资购进美国不良债券（权），增加美国资本流动性与对企业的救助力度。
局域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萧条，而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将各国卷入全球金融危机的“深渊”，主要源于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制以及美国的特殊经济政治地位，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只是一时之计，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全国金融危机的隐患。所以各国在对全球金融危机积极救助的同时，也在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协商和谈判，希望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各界一方面忙着原罪，而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中，矛头直接指向会计准则，认为第157号美国会计准则要求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是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即找出罪魁祸首；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应对危机的举措。在前一方面，人们从次贷危机追溯到衍生金融产品，追溯到市场及市场信用；在后一方面，政府开始“国家干预”，替代失灵的自由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令会计界人士没有想到的是，金融危机也扯上了会计：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原凶之一；会计也成了金融危机的救“市”主。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在金融危机蔓延过程中，美国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将矛头指向了第157号美国会计准则。他们认为，该准则关于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发生器与助推器作用，即在市场大幅下跌和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导致金融机构按市价大幅减计资产，使亏损增加，资本充足率下降，引起市场加大资产抛售力度，进而形成“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推动并加速恶化了金融危机。他们并认为，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让金融机构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金融机构不必按市值计量其金融资产，金融危机就会消退。
参考文献
Abstract：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s in their performanc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order to find their common reasons and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crisis-proof measures for our financial development.
关键词： 次贷危机；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Key words： subprime crisis；emerging markets；financial crisis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3-0156-02
0 引言
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浪潮[1]。本文试图对次贷危机与新兴市场金融危机进行对比，以找出其共性所在，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危机防范提出一定的建议。
1 危机表现及其后果的比较分析
1.1 次贷危机 2007年3月13日，新世纪金融宣布破产。当日，道琼斯30股价指数暴跌242.66点，全球股市随之下挫。7月，标普降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相应投资机构爆出巨额亏损。第四季度，花旗与美林的亏损额均达98亿美元，而瑞银亏损高达114亿美元。2008年3月14日，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由于流动性严重恶化，股价重挫45.88%，美联储决定提供应急资金，这是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同时，全球股市剧烈震荡下行。虽然紧急降息和央行联手注资给股市带来了短期反弹，但股市整体已进入下降通道。2007年全年道琼斯600指数比上年下跌0.17%，是继2002年大跌32%后首度收阴。美元指数也进一步走低，由此造成了黄金、原油等各类商品期货价格攀升，特别是能源、贵金属和农产品的商品期货上涨最为显著，引发了全球通胀浪潮。
实体经济方面，07年12月美国失业率增至5.0%，为O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活动指数下降至47.7，为03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同时，欧元区也调低了200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007年的2.2%降为1.8%，这也是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低经济增速。
1.2 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1.2.1 东南亚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都加快了市场化进程，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1996年，美元的升值和美国利率的上调造成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从泰国开始，受美国方面的影响泰国贸易迅速萎缩，泰国国内的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并导致了全国的政治动荡，大量的外资企业宣布退出泰国市场，最终造成泰国股市的崩盘。而就在这时候，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泰铢进行攻击，泰国政府无计可施，泰铢贬值严重，宣布金融危机爆发。这次金融危机很快就影响到了东南亚其他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股市下跌，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东南亚经济衰退。这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很广，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东亚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 [2]。
1.2.2 俄罗斯金融危机 俄罗斯从1992年经济全面转型之后，经济状况一直不理想，深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俄罗斯连续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分别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的是俄罗斯的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俄罗斯国债的集体大规模外逃，大约占到了俄罗斯国债总额的1/3，汇率和股市相继受挫，整个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状况几乎呈瘫痪的状态。1998年，8月份，政府对卢布不再控制，决定让其自由浮动，并决定了单方面对内债和一部分外债进行延期偿付，导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1.2.3 阿根廷金融危机 199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形势恶化，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衰退。2001年第四季度，受长期衰退困扰及金融和财政形势恶化的冲击，经济大幅下滑，陷入危机。危机引发了市场恐慌，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政府被迫实行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等管制措施，引爆了蓄势已久的社会不满情绪，出现严重的政治混乱，国家陷入了以经济持续恶化、社会动荡不安和政治混乱为特征的全面危机。金融系统瘫痪，银行业陷入破产边缘；生产大幅萎缩，经济继13个季度持续衰退后于2002年一季度跌到谷底；失业率上升到25%以上；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危机还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及民众对政治家的信任危机。
1.2.4 越南金融危机 2008年6月5日，胡志明股指从2007年的1170点巨挫至390.08点。CPI连续7个月高于两位数，5月份更是创下13年新高，攀升到25.2%。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居首，达到42.4%。截至5月30日，越南盾兑美元贬值27%，而且几乎每天都会贬值5～7个百分点，这加大了越南当局稳定汇率的难度。楼市方面，河内房价下跌了20%，而胡志明市的跌幅达到50%。即便如此，其住宅价格依然维持在每平20兆越南盾（人民币8500元左右），商务楼则每平40兆越南盾（人民币17000元以上）。
2 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2.1 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深层次的根源，主要有如下方面[3]：
①从宏观上讲，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为这次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在过去的5年中，各国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较低的资金成本压低了美国国内住宅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低了贷款成本，经济繁荣使居民收入大幅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对住宅的强劲需求，抬高了房价。
②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次级抵押贷款产品主要是基于房价的上涨和低利率上的，在房市很火的时候，银行就能够靠此得到非常高的利润还不用害怕风险；但是，如果房市比较低迷，利率上升，这样会无形中增大客户的负担，一旦这种负担超过了其实际能够承受的压力，就会造成违约事件大幅度增加，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
③管理机制的缺陷加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政府把对次级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结果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真实可靠。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危机风险加大。
2.2 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2.2.1 前三次新兴市场危机的共同原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共同的原因如下[2]：①资本账户余额：三次危机爆发的共同标志都是国际游资的突然逆转。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极易滋生泡沫经济，削弱了宏观经济基础。中国和印度能在东南亚危机中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管制减少了投机性攻击的可能。②外债/GDP：巨额的外债负担是导致三次金融危机的最明显原因。所有危机国在危机前都有一个快速或持续、且数额巨大的外债形成过程。从债务形成开始到后续阶段，这些资本流入总是包含着高比例的短期债权。这些债务的波动性极强，一旦有风吹草动，债权人就会中止已到期债务或者对未到期债务不再展期，造成债务国的流动性不足，引发危机。③金融自由化程度：金融自由化使得每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越来越多，但也为金融危机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金融危机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被扩大。另外，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产物，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同样也使得国际经济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更加脆弱。④金融监管缺位：与外国非制造短期资本进入对应，东盟国家对本国金融也采取放手发展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数目急剧扩张，取消企业的贷款限额，银行体系监管不严，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项目，加之部分国家政治上的腐败，给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又十分脆弱。据统计，在1987年～1997年的10年中，银行贷款逐年增加，而贷款损失准备却在逐年减少。
2.2.2 越南金融危机的成因 2000年以来，越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的主要是输入型通货膨胀造成的，其根源则是内忧外患的双重结果。2008年上半年，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就上涨了38.54%。作为石油输入国的越南无法自主制定能源价格，国际油价的飙升使国内财政承受巨大压力。尽管是世界第二的大米输出国，世界粮价的高速上涨加速了其出口增长，但也带动国内粮价上涨，成为国内CPI居高不下的元凶。同时，越南在2006年加入WTO后，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的外资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宽到49%。直接投资扩大了越南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流入房地产、股市的组合投资则通过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推高了商品服务价格。从内部而言，越南国内的投资过高，2002-2006年投资占GDP比例依次为33.2%、35.4%、35.5%、35.6%和35.7%；高投资导致其进口增长过快，从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额从2002年的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7%上升到9.6%，而1997年泰国爆发危机时，其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例才6.5%。
另一方面，越南同泰国、俄罗斯和阿根廷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越南盾在资本账户下不能自由兑换；其次，越南外汇储备超出了3个月的警戒线；再次，越南的外债/GDP的比率约为30%，远低于100%的警戒线；最后，越南的贸易伙伴除菲律宾外均有贸易盈余。这使越南金融危机的传染性相对较弱[4]。
3 启示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能力就更为重要。在未来中国金融自由化、金融证券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效监管和谨慎开放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4]：
①慎恰当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把握好金融开放的速度；
②在鼓励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发展的同时，要严格加强监管；
③适当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既要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衰退的大潮中寻求经济增长，又要严密控制高速增长引发的通胀压力；
④谨慎而积极地处置对外金融投资。
参考文献：
[1]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反思.社科纵横. 2009，1.
[2]杨德权，刘■.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传染诱因的实证研究.价值工程，2006，（11）.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资产管理
2007年美国房价下跌引发了次贷危机并且慢慢转化为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且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全球经济急剧衰退。而此次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一、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次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给全球经济当然也包括我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给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造成了直接的打击。我国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而金融危机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下滑和衰退，使其对外需求下降，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2.对我国的企业发展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国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进而减少了进口量，我国的出口量也随之减少，造成了很多出口加工企业订单减少，存货增多，资金严重短缺，很多中小企业因此破产或面临破产的威胁。金融危机也已经影响到了一些原材料期货市场的资金供求和美元的货币价值，从而造成了很多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我国的原材料大都依赖于进口，对于一些依靠加工进口原材料为生的的企业来说，价格的剧烈波动对其的影响显而易见。
3.对我国的投资以及投机市场也有很大的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存在太多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再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异常紧张，势必会影响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的投资，也会造成很多在我国已经投放的资金撤离国内市场。
4.对我国的消费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整体下滑，企业效益不佳，个人收入降低等原因，再加上我国消费者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顾虑，造成了整体消费水平的下降，特别是住房和汽车等的大额消费降低。
二、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是一把双刃剑，这次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1.对改变我国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带来了机遇。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靠出口和投资的高速增长来拉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金融危机使国外需求降低，国内消费水平下降，投资大量减少，这样的环境中以往的增长模式难以见效，我国必须扩大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2.对我国淘汰旧的产业，优化经济结构带来了机遇。我国的经济结构一直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国家也已经采取措施进行调整，金融危机的到来打乱了正常的调整步伐，而那些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产业恰恰是需要调整的旧的产业，金融危机的冲击给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
3.对于企业进行并购和创新技术，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带来了机遇。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很多国内和国外的优势企业股票严重缩水，经营困难，面临倒闭破产，我国企业应该抓住这一机遇，选择合适的企业进行并购，利用其先进的技术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
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我国虽不能独善其身，却也在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下，最大程度的避免了其所带来的直接冲击，我们更要从此次金融危机的引发原因等方面得出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和教训。
第一，要对房地产业的风险做充分的分析和重视。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提醒我们，房地产价格全面下跌所带来的危害与其他行业相比要严重的多，在我国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和贷款也占很大的比例，因此，国家应该把稳定房地产市场作为宏观调控的目的之一。
第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还是应该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并且加强监管的力度。美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监管缺失或监管漏洞也是引发危机的原因之一，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发挥金融创新分散风险、提高金融机构效率的同时，要加强相应的监管力度，做相应的风险分析，制定合理的应对政策。
第三，适当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的出口企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除了转型别无选择，中央也提出要把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还必须提高国内需求的增长，以此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各个企业也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创造好的品牌。
总的说来，这次金融危机虽然给我过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同时带来了更大的机遇，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和基本面总体运行良好，我国应从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深化改革，加强监管，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使我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经济复苏 区域差异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
2008年全球经济遭遇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严重肆虐，这场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更深层次的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而随着经济触底反弹，全球经济逐渐步入复苏轨道，在过去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大体上都经历了一个GDP增长的“V”形变化。目前，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用“后金融危机时代”来描述当前的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势。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道路上，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了巨大力量。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2009年中国顺利完成了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成为世界各国效仿、学习的榜样。从GDP增速来看，且不管全球大部分国家的GDP增速绝对低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2008年第1季度我国GDP增速为10.6%，持续下降到2009年第1季度的6.1%，然后持续上升到2010年第1季度的11.9%，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一年时间中经历了典型的“V”形变化。目前，全球各地虽然早已脱离金融危机的严重直接影响，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并没远走，其影子影响依然存留在现今世界多个国家，各国的各项产业也都处于调整与复苏时期，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回过头来对在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国家进行一次较为深刻的认识和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复苏的区域差异
此次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进出口传导机制由东向西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造成严重冲击，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使用GIS地理信息技术将选取指标图形化以形象说明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复苏的区域差异，其中选取的指标包括：GDP复苏能力、工业复苏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社零复苏能力、出口复苏能力。同时通过与金融危机肆虐各省市时各相应指标受损值在图上的区域差异比较，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复苏的不同区域差异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GDP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绝大部分省市的GDP增速都突破了10%（GDP增速为8.9%），增速最快的海南省达到25.1%。相比2009年第1季度的GDP增速后从图1中可以发现，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各省市GDP复苏能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块状分布特征：山西以27.5%的复苏速度一枝独秀，高高在上；复苏次之的是处于10.3%-19.69%之间的西部三省甘肃、宁夏、重庆，以及东部三省浙江、海南、上海；复苏能力处于2.5%-10.29%之间的18个省市则覆盖东中西部，尤其东部片区较为密集；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则集中在西部的、广西、内蒙、贵州四省以及中部湖南，东部的天津。
（二）工业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绝大部分省市的工业增加值都以两位数的正速度在增长，增速最快的山西省达到了39.8%。从图2可看出，2010年第1季度大陆地区各省市的工业复苏能力在图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块状分布：工业复苏能力最大的区域仅有山西62.2%，对照反映在图1中的白色部分；复苏能力次之处于20.00%-40.40%的区域集中于我国大陆地区中间地带的甘肃、宁夏、陕西、重庆、河南一片及东部的上海和浙江；复苏能力在5.10%-19.99之间的区域则分布较广，主要集中于三大片区-北部的东北三省、内蒙、河北、山东等地，南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以及西部的新疆、青海、四川、云南一线；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则是西部的和贵州两省。
（三）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国各地区经济逐步复苏，危机前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应也逐步显现。从图3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所呈现出的分布特征与GDP和工业有所不同，带状分布特征不如工业增加值增幅变化的带状分布明显。北京复苏能力最强，较之上年GDP增速复苏了54.10%；复苏能力在1.2%-30.27%之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的几大省市以及山西和湖北等八个省市；全国其他地区均呈现出负增长，复苏能力在1.19%- -24.03%之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陕、甘、宁、川、渝、藏等省市，华南的湘、赣、桂、琼，华北的津、冀、内蒙古，东北的吉林以及华东的安徽等16个省市；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新、青、贵、滇以及东北的黑、辽，复苏能力处在-30.28%--24.04%之间。
（四）社零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各地区的社会零售额总额较去年同期波动幅度不大，从图4可知，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各省市社零复苏能力总体上表现出内陆小沿海大的区域特征。社会零售复苏能力出现最大负值，达到-9.50%；复苏能力处于
-2.70%-0.01%之间的区域，包括华北-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山西、河北、天津，中部的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东北三省以及云南、海南等17省市；全国其他地区均呈现出正复苏能力，复苏能力处于0.01%-1.59%的区域为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新疆、宁夏、山东三省；复苏能力最强劲的区域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复苏能力处于1.60%-5.70%之间。
（五）出口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随着金融危机消退，我国经济率先突围，尤其是出口经济得到迅速提升。从图5可以看出出口复苏能力表现出的块状或条状分布不如工业和社零的分布明显，但仍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出口复苏最快的是西部的甘肃、青海和片区以及中部的山西；复苏能力次之的区域包括东部的吉林-福建的东部沿海一线省份、中部的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四省、西部的广西、云南、重庆、内蒙、宁夏、陕西六省市；复苏能力处于-4.18%-42.29%的区域则分散呈三角形势，东北的黑龙江、西北的新疆以及南部的海南和广东；而复苏能力处于负值-50.70%--4.19%的区域则仅有贵州一省，其出口增速同比变化达到-50.7%，也是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唯一一个出口总额增速呈负增长的省份。
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复苏差异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的图形和数据综合分析不难发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经济复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究其背后的原因，是经济成熟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或是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值得我们一一分析。
（一）GDP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GDP复苏能力从-3.7%-27.5%跨越了31.2个百分点，这与我国经济大环境整体好转、各省市经济基础不一、企业创新能力不同等密切相关。山西以27.5%的GDP复苏能力独领，是因为山西煤炭能源基地经济底子雄厚、产业基础扎实。GDP复苏能力次之的区域中甘肃、宁夏、重庆主要得力于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内部的协作发展，较好的承接了东部的产业转移；东部的上海和浙江经济成熟度处于较高水平，金融危机中逐步转移传统产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实行经济转型的典型代表；海南则主要是因为打造国际旅游岛所带来的旅游业飞跃。GDP复苏能力处于2.5%-10.29%之间的大部分省市正处于探索发展方式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效用并没有得到快速显现，只是逐步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正常增长速度。GDP复苏能力最低的天津、湖南和内蒙有特殊原因，而贵州和两省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因其区位劣势、经济基础较差等原因难以大规模招商引资发展地区经济。
（二）工业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工业复苏能力从1.4%-62.2%跨越了60.8个百分点，变化差异较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投资拉动和政策支撑，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分不开。山西工业以62.2%的复苏能力傲视群雄，归因于整体经济大环境好转，政府加大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扶持力度，全省工业产品价格逐步上涨，加上市场需求旺盛，产品销量前景看好，使得全省工业迅速增长。工业复苏能力次之的甘肃、宁夏、陕西、重庆、河南几省工业增幅较大与其战略地位提升，划定新的经济区刺激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上海和浙江则得益于金融危机后迅速进行产业转型，发展新型工业，上海世博会带来的工业发展契机也不容小视。复苏能力处于5.10%-19.99%的三大片区中东北三省及东部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在经历金融危机后传统工业发展势头逐步回升，新型产业开始逐步兴起；西部和中部各省主要因为获得政府较多优惠政策后区域之间内部协作加强，承接国际产业和我国东部的转移产业较为成功；海南省则受益于国际旅游岛的打造从而拉动一批新型工业、食品加工业、旅游产品加工业等的快速发展。工业复苏能力最小的一方面由于自身工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另一方面上年该指标基数较大，导致增幅空间较小；贵州省遭遇特大干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相当不错。
（三）固定资产投资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从-41.2%-54.1%跨越了95.3个百分点，变化比较大，主要归因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会使其融资受到一定抑制，政策性投资增长的效应会有所减弱，产能过剩矛盾凸现也会抑制投资增长。北京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最强归因于北京市上年同期基数较低且受2010年第1季度中央房地产开发大项目，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费大幅度增加，中央投资增速快于地方投资增速影响，致使全市第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开局。鲁、苏、沪、浙、闽、粤六个沿海省市及晋、鄂两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次之，原因在于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八省份继续得到了国债项目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及中央扩大投资项目建设；微观方面，金融危机过后，八省市投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对外制造业投资受出口复苏带动有所加速，民间投资表现活跃，新开工项目和规模实现“双增”，为后续投资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社零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社零复苏能力从-9.50%-5.70%仅跨越了15.2个百分点，是跨越幅度最小的指标，源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来临国内经济复苏路径加快，居民消费水平基本趋于稳定。社会零售品复苏能力最大的区域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复苏能力在1.60%-5.70%之间；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新疆、宁夏、山东三省等区域复苏能力处于0.01%-1.59%之间，呈现出正增长趋势，其原因是受燃油价格上涨和汽车消费需求上升因素影响，该区域消费需求保持强劲态势，城镇化进程加快，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的黄金期 。社零复苏较慢是由于受季节性和节假日密集等因素的影响，住宿业零售额增速下滑，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全国最高，达到27.5%）；复苏能力在-2.70%--0.01%之间的区域则主要因为云南省受干旱、北部大部分地区受低温雨雪天气等影响较大，与天气密切相关的食品消费价格明显上涨，致使部分居民在收入并未大幅增长的前提下采取适度紧缩消费行为，从而抑制了消费的快速增长，减缓了社会零售品增长幅度。
（五）出口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出口复苏能力从-50.7%-135.3%跨越了186个百分点，是跨越幅度最大的指标，归因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拉动力由2009年的主要依靠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均衡拉动，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转变。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及电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发热影响，导致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贵州省化肥、磷矿石、烤烟等重点商品出口在国外市场上失去了竞争的优势，生产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导致该省出口复苏能力最小。其他地区出口则出现不同幅度正复苏，其中复苏最快的地区为甘、藏、青、晋四省市自治区，分别达到135.30、126.20、116.40以及114.50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在于国外市场需求回暖并逐步恢复到常态。具体分析来看：一是2009年全国各地区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巨大，除川、贵、赣三省市外其他地区出口较之2008年第1季度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因此较之2010年第1季度出口增速相对而言基数较小，回升空间巨大；二是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国内各省市企业出口订单迅速增加，出口预期逐步转好；三是随着欧美国家经济及消费者市场信心逐渐恢复，经过一年多的国际消费市场的萎缩，国外市场需求将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刚性需求拉动，同时国内各省市出口企业不断采取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优化产品结构、积极研发自主品牌、转化出口贸易方式等措施也是出口产品逐步走高的因素。
结论
文章通过从GDP复苏能力、工业复苏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社零复苏能力、出口复苏能力五个方面来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所出现的区域差异及差异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研究。不难发现，从这五个方面都能找到金融危机当中留下的影子和金融危机过后各地区尽力发展摆脱其影响的努力。而这其中尤其是关于工业和社会零售额这两个方面所呈现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仍是工业这一模块。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最大程度方面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是工业，而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国家和各地区通过加大民生投入、刺激居民消费来达到大力发展经济的因素就是社会零售能力，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后某个地区若是能在较大程度上来刺激其居民消费和民生工程发展等就能在较短时间内将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降低。
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发轫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必须及时总结和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在经济全球化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要在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管理模式、政府监管、金融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出更加成熟的转变和发展，以此来加固自身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