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06 17:05:0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地域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材料包括硬质和植物材料2种。硬质材料的使用,应遵循就地取材的原则,充分利用场地材料的质地、色彩、形状等特性。使园林景观与周围环境充分融合。地方材料的选用不仅可以创造出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还起到了降低建设成本的作用。植物材料的选用,应以乡土树种为主,不仅可以减少成本,植物的成活率也有保证,还可彰显地域特色。除此之外,还应注意视觉效果。首先草灌乔相结合,形成错落有致的立体景观效果。其次,树形与色彩的搭配,要突出季相变化,做到四季有景。
2地域性风景园林的设计实践
2.1项目概况和规划目标
芙蓉湖旅游区位于重庆市武隆县城东南部,地处乌江与芙蓉江交汇地带,为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的聚集地,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整个场地形成“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盆地地貌景观,且场地南北两侧各有一条山溪流过,形成了山环水抱虎踞龙盘之势(图1)。周围的山体起伏较大,规划区用地为西高东低的缓坡地势(图2)。芙蓉湖旅游区由巴渝风情镇、温情土家寨、激情苗寨、怡情仡佬寨、诗情农耕园、湿地公园休闲区构成,它既体现了场地天然的山水优势,又与当地浓郁的民族风情相结合,在景区的设计中把地域文化很好的体现出来。芙蓉湖旅游区的规划目标为:在规划中充分挖掘“山、水、田、林、民俗村庄”等旅游资源,注重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将传统文化在现代景观的营造中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尊重民俗文化的前提下打造新的文化。
2.2总体规划布局及功能分区
2.2.1总体规划布局
本规划在总体布局上未采用城市规划中常见的连片发展的城镇布局样式,而是采用我国古代聚落“田+林+庄”的空间形式。通过农田、绿地将规划区内的土地分隔开来,形成以巴渝风情镇为核心,以土家族、苗族、仡佬族民俗文化村为重点的4个功能组团。其中将苗族民俗文化村布局在基地左侧,而土家族世世代代有喜水的特点,故将其布局在基地右侧更靠近山溪的地方,仡佬族的祖先称他们是天上来的民族,将其布局在基地的缓坡的最高部,寓意最接近天的地方,以商业为主的巴渝风情镇,布局在缓坡的最低处,通过环形道路又将各个组团之间连接贯通。该组团方式既没有破坏规划区内的生态环境,还丰富了景观层次和内容(图3)。
2.2.2功能分区
本规划根据用地功能及风貌特征,共划分了6个特色片区(图4)。1)巴渝风情镇。该片区中以巴渝文化为主题,在位于巴渝风情镇码头处,设置一组码头文化的缩影景观。主要通过纤夫主题雕塑以及印刻在地面铺装上的纤夫足迹和川江号子,向游客展示码头文化的历史沧桑。这组纤夫主题的景观设计,既丰富了景观的文化性和趣味性,又为游客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1]。2)温情土家寨。以土家族文化为主题的土家族民俗文化园,利用园区基地南部河流两侧的地形高差进行分台处理和种植花卉植物,形成层层花田。并于河流之中分段修建景观性拦水坝,提高水位,增加静水面积,形成水面倒影效果。在河流之上还设置了滨水栈道,架设了景观廊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花溪景观。3)激情苗寨。苗人素有对枫树的崇拜,他们把枫树视为苗族的族标。因为苗人世代信奉枫树对其庇佑,故将红枫纪念林设计在苗族风情区入口处的大面积开敞缓坡地带,潺潺的河水从旁边流过,苗族村落散布在其周围。人们置身于高耸入云的枫树林下,仿佛感受到枫树正在向其讲述着苗族悠久而神秘的历史。另外利用园区基地地形高差,采用“蓄水成瀑”的方式,形成了水幕墙景观,将苗族历史上5次迁徙的历史镌刻在幕墙之上,让游客在观景的同时了解苗族历史[1]。4)怡情仡佬寨。仡佬族是以竹为图腾的民族,而竹在我国传统意义上又是高雅的象征。本规划利用这一文化现象,将其定位为以文化艺术和养生为主题。利用仡佬族民俗文化村周边的农田,以仡佬族的族花百合花为基础花种在配以郁金香等花卉植物种植,形成一片花的海洋。在花田周边搭建的艺术家客栈与花田景观共同构成了一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画卷。5)诗情农耕园。以田园风光为特色的农耕园内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形成五彩梯田景观,在梯田中矗立瞭望塔,让游客可以登高一睹梯田盛景。除此之外,于农田之中,设置木栈道,既可以近距离接近作物,又不会破坏到作物的生长,游客漫步之上,穿梭于农田之间,在欣赏田园美景的同时,还能聆听到自然界的鸟语虫鸣。6)湿地公园休闲区。以浪漫沙洲为主题,以情侣文化为基调。本规划以苗族广为流传的《小龙女与召赞》唯美动人的爱情传说故事作印子,通过在湿地公园的小岛之上设置龙女与召赞的爱情主题雕塑,并在园内规划情人路、情人树等文化景观,将其打造成象征永恒爱情的文化之洲[1]。
2.3规划内容
2.3.1景观组织
景观组织分为“两轴”和“两带”。“两轴”:东西向贯穿田园风光带,并连接仡佬寨和巴渝风情镇的人文景观轴;南北向贯穿巴渝风情镇的生活景观轴。“两带”:依托规划区内主要河流形成的南北2条滨水观光休闲带(图5)[5]。
2.3.2植物规划
在对原有植被的处理上,以保留为主,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景区植物进行适度改造。根据每一功能区风格的不同,对基调树种的选择应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除此之外,应选用季相特征明显的乔灌木,以创造出层次丰富的景观效果。所选树种以本土易活树种为佳。
2.3.3建筑规划
1)村落建筑风貌片区。在建筑单体设计中,地域性高于民族性。不同民族在同一区域内其建筑风格大体一致。因此,该片区建筑以渝东南传统干栏式木构建筑风格为主,建筑色彩上以灰顶为主,屋身保留木本色。在此基础上,土家族和苗族建筑突出吊脚楼建筑特色。苗族建筑融入牛角形的特色装饰符号和突出“豆安息”的建筑构件特点(图6)。仡佬族则以干栏式建筑为主,体现朴素的建筑特点,简化门窗的装饰构件,在檐口处增加具有仡佬族风格的波浪纹符号构件[6]。2)巴渝风情镇风貌片区。该片区的建筑以白墙灰瓦、大坡顶穿斗结构的巴渝传统民居建筑风格为主,强化吊脚楼建筑形式(图7)。
2.3.4水系规划
除了规划湿地、池塘、水梯田等大型水景和喷泉景观、跌水景观外,还通过引水穿寨的方式,形成丰富的景观网络,并将浅底、窄道引导的细流不断流淌于人行尺度的空间中来,形成具有特色的水街空间,创造了富有生气的街道景观。
3小结
元素解构是指根据自身的需求,把传统景观符号中不同体系、时代和地域的一些单体符号按一定规律或随机地加以组合,形成一个新的体系,代表某种新的含义。对地域文化符号的解构,就是在本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对元素进行分裂、片断化、不完整化和持续变化的创作手法,使原有的视觉元素产生新的形象与新的语义符号。元素解构打破了原有结构的整体性,强调结构的不稳定性和不断变化的特性。对地域文化符号的解构与重新整合体现出朴拙、大气的文化内涵以及强烈而浑朴的生命本质,加之动感丰富的空间构架,形成全新的空间语境。保留文化符号的某些肌理,通过对元素符号的重新解构,使人们在感受设计创新的同时也领会到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元素解构的设计手法为医院公共艺术设计提供了新的空间表述方式,从而使地域文化具有了全新的视觉面貌。如杭州市下沙医院门诊大厅背景墙上的不锈钢浮雕取材自被誉为“天下奇观”的汹涌壮观的钱江潮,既提示人们,医院位于被誉为浙江“母亲河”的浙江省第一大河钱塘江边,更提示人们要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勇敢精神面对病痛,又告知人们要以“世人历险应如此,忍耐平夷在后头”的坚毅精神战胜病魔。在钱江潮的浪花中还加入了C、H、O、N、P这五种构筑生物体的基础元素,丰富了浮雕的文化内涵。
二、夸张变形
以当代的艺术手法,将元素意象加以夸张放大,产生具有震撼力的效果,夸张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在某种限度和原则指导下的夸大和强调。在设计中,夸张往往是对符号的提炼、分裂与变形处理,无论是尺度、形状,还是材料、色彩等形式要素,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融进了新的内容和含义并加以强化,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象征符号,以此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夸大的结果使人明白作品的“形”所强调的意义。如杭州市下沙医院住院厅背景墙石材浮雕“富春山居”意境清和,悠闲自在,宁静致远,取材于元朝书画家黄公望以杭州富春江为背景所创作的、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
三、借代手法
将地域文化元素中的局部、片段按照今天人们的审美情趣投射到当代医院公共艺术设计中,使其带有传统的文化信码,这样设计出来的公共艺术作品能起到新旧沟通的作用,并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西溪湿地是位于杭州市区西部的城市中次生湿地,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文化积淀深厚,曾与西湖、西泠并称为杭州“三西”,也是目前国内第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内河流众多,水渚密布,植被繁多,生长着形形的水生植物,如睡莲、莼菜、菖蒲、野慈菇等。杭州市西溪医院门诊大厅背景墙上的石材浮雕取材自医院所在地——西溪湿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水生植物睡莲,有着矜持超脱、芳华四溢、迎着朝气、抛去暮气的意境。杭州市下沙医院门诊大厅的挑台阳角选用具有杭州地域历史文化气息的“良渚玉琮”造型,通过现代手法演绎,使空间凸显杭州地域特性。
四、场景再现
场景再现就是把历史事件或传说中的部分场景通过画面的形式直接体现出来。这样能使人们联想起某一时代的生活、某个地域特定的传统景观,使人们对地域文化的理解更加具体和感性。如杭州市下沙医院在电梯厅、候诊区、门诊和病区过道等公共空间陈设以杭州运河和余杭塘栖、富阳龙门、桐庐深奥、建德新叶等江南古镇村为题材的马克笔画、风景油画和石材浮雕等,将江南古镇村的沧桑之美、江南园林的婉约灵动之美展现出来,带给人们清美的视觉享受。
五、结束语
地域基础抚州市,古为临川故郡,学术界称之为临川文化区域,是闻名遐迩的“才子之乡”,这里哺育了王安石、曾巩、汤显祖等光耀千古的文化巨擘。在医学领域中,宋明时代的江西十大名医,抚州市就有7位。可见,抚州市历史文化底蕴和中医药文化底蕴都十分深厚。2008年,学校就确定把对临川文化、旴江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作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大胆地尝试将临川文化、中医药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对临川文化、旴江医学、“建昌帮”炮制工艺技术进行探究,从而形成了人文教育的优势载体,突破了拓展教学的瓶颈。发展基础“临川文化建设”工程已成为抚州市政府全力打造的抚州市十二五规划中文化建设的重点工程。其中,“临川名人园”建设、传承和发展“建昌帮”中药业文化已列入市政府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重点项目。学校把临川文化、旴江医学“、建昌帮”中药业文化引入校园文化建设,符合抚州市文化建设战略,充分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
地域文化教育的总体构思
2011年学校制订的《意见》提出:把握中医药文化建设规律,创新中医药文化载体,解读中医经典,加强中医药研究,挖掘中医文化特色;与社会媒体合作,开设中医药科普专版、专栏、专题,组织中医药科普讲座,加强对医学生中医药知识、文化的系统化宣传,弘扬中医“仁者爱人”、“大医精诚”的人文传统;传承旴江医学“尚学、著书、尊医”的优良传统;以“建昌帮”中药饮片为主业,加大中药研发力度,把学校打造成为旴江医学的研究基地和中医药文化的产业基地,积极申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的“全国中医药文化基地”。《意见》提出,要健全学校临川文化研究所职能制度,加强临川文化研究,科学利用临川文化优秀成果对学生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学校把地域文化引进校园,通过学校教育,让学生认知临川文化,了解民族瑰宝;传承“建昌帮”中药业文化,学会中药工艺技能;弘扬并发展家乡文化,使学生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上产生共鸣。课堂教学体系的构建学校人文素质教育教学主题是构建和谐课堂,培养人文精神。首先是落实课堂主阵地,狠抓课堂教学,以学生探究、师生互动为主,并辅以交流式、展览式、观摩式、讲座式教学,建立起临川文化、“建昌帮”传统炮制技术的教学平台。其次是整合学科教学、专业教学,将人文素质教育落实于课堂教学之中,制订具体的教学要求和评价方法。充分利用语文、英语、体育、思想政治、心理等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无痕效应。学校利用临川文化资源,规划开设了医护生人文素质、护患沟通、护士人文修养、医学伦理学课程,以传授人文基础知识,培养人文精神。在中医、中药等专业课程教学中发掘旴江医学、“建昌帮”中药业中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有选择、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人文知识探究,让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去感受临川文化、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建立“三元学堂”,以精品课堂、专题辩论、名人邀约、时尚播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临川文化、中医药文化、大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实践教育平台的构建学校强调实践课程中人文素质的培养,所以学校与市文化局合作将王安石纪念馆和汤显祖纪念馆设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创建了富中药厂作为学生学习“建昌帮”中药技术基地;创办了江西中医药高等学校附属中医院,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成立了“建昌帮”炮制技术研究所,确定“建昌帮”炮制技术特色项目为重点研究项目,利用地方资源和学校传统优势,使“建昌帮”炮制技艺得以弘扬发展。临川文化知识的探究对临川文化知识的探究,各系部根据现有基础,确立了探究小课题:了解临川文化的发展历史,临川文化名人、临川文化的分类。组织学生实地考查、参观临川名人园、王安石纪念馆、汤显祖纪念馆;开展临川文化知识竞赛,开设临川文化讲座,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将临川文化知识得以内化。“建昌帮”炮制技术的培养为培养学生的中药炮制技术,学校确立了各学年阶段学生操作技能的具体要求,并开展传统“建昌帮”饮片切制技能操作比赛。凭借“建昌帮”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课内课外双管齐下,通过对实践环节的开发和学习渠道的拓展,引导学生学习“建昌帮”传统中药文化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让学生在实践和探索中传承家乡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是学校落实“建昌帮”炮制技术项目和培育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活动的有力保证。学校通过校本培训、校本教研、以老带新等形式,全面提升全体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形成教研、科研、德育队伍的合力,形成各有特长和风格的教师骨干群体。在实际工作中,学校鼓励教师取长补短,发展自己,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树立“科研为先”意识。人文科研工作是医药学类高职高专院校的薄弱环节,却又是学校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入开展以地域文化为目标的教科研活动,可以使教师看到自己的不足,明确人文教育教学是教师发展的共同基础,从而促进自己的发展。教师教科研意识的日益浓厚,能够有效地在教师群体中构筑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久而久之,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就会积淀成学校文化。
城市空间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生长的过程,体现为城市结构及形态演变的空间演化特征——聚焦地域文化性的设计建构领域,尤其应侧重文脉的梳理,即关注城市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对话与内在联系;此外,正如阿尔多.罗西在其1966年发表的《城市建筑学》中所强调的:传统的建筑形式、场所和空间在城市发展及其形态结构形成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建筑、街区、社会文化与事件等所构成的肌理表现,构成了城市发展特征的重要分析方面。同时,在追求多元城市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聚焦政策力、市场力以及社会力的合力作用对空间发展的导向和调控,借助于特色环境的承载与塑造、触媒空间的驱动与催化等,则有利于激发区域空间和功能的良性循环,促进形成空间发展良好的协调和联动机制,清晰城市特征、强化本土特色。
2、载体:人的生活方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结构变化、体制更新、信息与交往的扩大等,都必然对在原经济方式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造成冲击,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进而影响生活方式、带来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构。而地域文化性以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中介得以体现和传承,促使我们将与人们生活方式相关的权利、安全、健康、公共活动等社会要素内容纳入进来,密切关联传统基础、本土格局来对城市空间发展进行一种动态性的过程建构。当当代文明世界里充斥着利润追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并进而加剧贫困与阶层分化,是否享有基本适宜的环境权利便成为地域文化性延续的关键所在,而对一定地域的人的活动体系、空间环境进行结构体系上的调节是一种有效举措。安全、健康则与城市的密度、可达性等因素密切关联,是地域文化资源利用、环境及设施建设状况的反映,构成了影响人们生活环境质量的重要方面。此外,当游览公园成为一种普遍的公共休闲活动,当体育场馆成为日常休闲运动场所,当乡村旅游融入生态体验模式公共活动及交往越来越与人们生活的经济条件、人文背景联系在一起,并往往与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场所建构等密切关联。
3、感知:城市品牌形象
城市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空间存在,随着其不断生长发展,自身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地理条件、功能和形象特质等,因此城市品牌形象具有自身的地域文化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品牌形象与地域文化性的结合往往体现为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内含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在、理论与实践的多元碰撞与交融。作为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城市品牌形象往往借助于城市的个性与差异、感知与识别体系、城市事件与体验活动等主旨表现,来向人们传递一个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与精神内涵,呈现对城市持续发展、增强竞争力的关键作用。其中,城市的个性往往构成城市进行差异化竞争的基础,有利于独特城市意象的打造,而“城市物质空间的特色化规划和建设是地方感诞生的基础要素”(张中华等,2012);感知与识别往往与标志建筑物、城市天际线、公共环境等符号系统与体现方式相结合;城市事件与体验活动则可以有效地促进城市环境的优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与知名度。
4、结语
生态环境的保护好坏与人的认识程度息息相关,安吉今天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前人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良好的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紧密相联。在讲解过程中,应善于寻找古今认识的结合点,特别是今人与馆主认识的结合点。通过对吴昌硕生平资料的挖掘,可以发现吴昌硕不仅是艺术上的大师,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和行动者。在1885年,吴昌硕(当时名为吴俊卿)得知家乡要拟定禁止砍伐森林树木、以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后,与其他几位村民制定严禁砍伐林木以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并共同出资,在人员聚集的村东关帝庙立碑以告村人。碑文中写道:“凡山脉水口及一切公所关系等处概不许明拌暗砍,并暨有时或被水倒风挠,亦归公用,不得争取以为己有。如有贪图渔利仍蹈前辙者,鸣公究治,决不徇情”这样就把历史与现实、古人(馆主)与今人联系起来了,对普通观众来说就能达到既认识了馆主又加深了馆主家乡自然风貌的印象。
二、基于馆主生存时代的地方历史知识素养
名人纪念馆作为第二课堂和终身教育学校,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历史文化素质。名人生平陈列,既是名人的成长养成史,同时又是一段地方史。因此,优秀讲解员必须拥有地方历史知识素养和运用。吴昌硕生存的时代,是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时代,历经、天平天国、封建王朝灭亡、、军阀混战等时期。吴昌硕在家乡的时期主要是他青少年时代,吴昌硕的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正史中被称为“庚申之难”的战争的惊涛骇浪,为躲避战乱,有五年的逃难流浪生涯,在战争中他失去了除父亲外的几乎所有的亲人,留下了很深的战争创伤。平定之后,吴昌硕在三十一岁那年撰写、书刻《鄣吴义冢碑记》,义冢碑记记载了吴昌硕的家乡在太平军战争之后2千多人的大村仅剩25人,故土废墟,人口凋敝的惨状,这一段历史不仅给了他个人一生以深刻的影响,锻炼了坚忍心志和刚毅人格,通过对他这一时期生平的研究,也可窥见整个安吉在天平天国运动中的遭遇,《鄣吴义冢碑记》是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是一份宝贵的佐证史料,成了研究太平军在安吉的活动的重要的史料实物,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现代安吉的人口格局,成为移民大县。根据县志记载,1860年前后,战争严重波及原安吉、孝丰两县。战乱及瘟疫、饥饿等原因,造成本地人口的锐减。其时安吉县人口损失率96%,而孝丰县高达97.5%。1871年后,清廷实施“招垦”“招佃”政策。河南、湖北、安徽和本省宁、绍、温、台等地乡民先后迁入。从清咸丰、同治之后大规模的移民潮,到民国期间不间断的移民,致使如今的安吉人上溯祖辈,绝大多数皆为外来历史移民。历史移民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如今安吉民间习俗的差异性和乡土文化的多样化。多种移民文化的传承和融入,使安吉各地的乡土文化、民间习俗呈多样化态势。不同的移民后裔,在生产习俗、人生礼俗、饮食习惯等方面至今还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差异。至于在民间歌舞、地方戏曲等文艺活动方面,移民传承的地方差异更为明显。据2006年浙江省“民俗民间文化遗传”普查结果,安吉共有各类民俗民间文化样式119项,将近占整个湖州市总量的二分之一,仅首批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达28项。安吉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数量和质量名列湖州市前茅。所以讲解员有了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就可以把个人史与地方史串联起来了,使观众(游客)能收获更多的地方文化知识。
三、基于馆主创作材料源泉的地域特色文化知识素养
(一)地域气候差异与地区建筑形式差异从建筑地域学角度分析,适应气候的建筑更能适应它的环境和文脉,更具有地域特性。我国各民族地区由于所处的气候环境各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房屋的外形与结构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我国北方平原面积大,年降水量不大,冬季寒冷,保暖性是民居建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民居多为土墙、泥顶,垒砖筑墙,墙体厚实。房顶坡度很小,几乎为平顶,既可以节省建筑材料,又可以用来做晒场。房屋不高,空间紧凑,窗户小,而且只有前窗。北方民居的外观看起来端庄厚重。房屋内则设有火炕,炕与灶相连,炉灶一般建在房屋中间,便于保温取暖。例如,我国陕西地区流行房屋半边盖的民居建筑形式,即后墙高大密实而无窗,这与西北地区的严寒气候是相适应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干燥少雨,黄土厚积坚固,故其居室掘穴为窑,成排的窑洞与漫漫的黄土融为一体,苍茫而古朴。[6]8-11南方夏季气候炎热且多雨,民居建筑的墙多用较薄的砖砌成,屋顶则用茅草或瓦盖成,坡度大,房檐较宽,这样可以防止雨水渗漏,减轻太阳曝晒。房屋高度大,门窗大,而且多有后窗,有利于通风、散热。江南水乡地区,湖泊纵横,星罗棋布,故居室傍水而筑,小桥流水,恬静柔美。南方冬季没有北方寒冷,但较潮湿。民居室内用床不用炕,这样可以达到防潮的目的。
(二)地域日照差异与地区建筑布局差异我国南北日照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人们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形成了不同的建筑布局特征。南方一般日照充分,气候炎热多雨。为了通风,南方建筑总是选择最有利于通风的建筑布局形式。如我国西南彝族、傣族的民居多采用单元结构的民居组合形式。单元式结构的房屋就是住房、仓库、畜圈等连在一起的一栋房子。一层建筑通常是长条形,一端住人,另一端安置牲畜等。两层建筑一般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或储存谷物等。三层建筑一般底层用作厨房、畜圈,二层为储存室,三层住人。单元结构的民居多为独家居住,但也有多家居住的。我国福建地区的客家人,将许多单元式结构的房子建在一起形成圆形土楼,以达到增进团结,共同防卫的目的。我国北方日照较弱,为了充分吸收太阳的热能,总是尽可能选择将房屋平铺式的布置在平面上。北方的四合院就是这种建筑布局的典型。四合院采用院落式民居组合形式,其形式一般为住房、仓库、畜圈等彼此分离而相距不远,周围用围墙相接,形成独家独户的民居建筑。北方四合院一般正房朝南,东西两边为厢房,门向院内开,南面是墙。四合院的转角互不相连,厢房不遮正房,以便尽可能地获得太阳照射。四合院中的支隔窗、帘架门、天棚、火灶等都可适应我国北方夏热冬寒的气候。另外,受中国人含蓄内向的性格特征的影响,院落式民居建筑一般回廊相连,围墙环抱,围墙成为主要景观。如北方四合院,进门便是影壁,可挡住行人的视线,过了影壁还有二门,既垂花门。垂花门之后才是四合院的核心——内院。
二、南北差异视阀下的中国传统建筑类型
(一)地域地势差异与地区民居建筑差异特定地域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对民居建筑的影响相对明显,反映出不同地区的风土与文化。民居建筑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往往在建造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材取材,建造过程中总是尽量从本地条件出发,努力与本地的日照、气温、地势、物产乃至当地民风民俗相适应,因此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我国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对南北方民居建筑的影响深远,南北民居建筑具有显著差异。北方地势平坦开阔,但日照较弱,受这一地势影响,北方民居一般坐北朝南,以抵御风寒。如北京的四合院多为坐北朝南,且大门多处于东南角,有紫气东来、寿比南山之隐喻。宅院中轴线以倒座、垂花门、正房、后罩房组成南北主轴,正房以坐北向南为贵,长辈住上房,儿孙辈依辈分不同而住不同的房,形成明显的上下、长幼的伦常秩序,暗合北京作为的天地君亲师的宗法观念。我国南方山地丘陵起伏,地势不如北方平坦开阔,但日照充分。受这一地势影响,南方山地民居往往依山而建,山脉逶迤而房屋朝向亦变,不限于坐北朝南,方位观相对较弱。如云南大理地处由南向北的横断山脉,西靠苍山,东邻洱海,常年主导风向是西南风,因此居住在大理的白族人民,其房屋朝向一般为坐西向东。这样的住所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但也能达到风不进门的目的。江南民居其平面尺度一般较纵向尺度小,顶部仅留小尺度的天井口,这样就可以在庭院及建筑内部留下较多阴凉。
(二)地域宏观背景差异与地区园林建筑差异我国园林建筑按区域可分为北方园林和南方园林,南、北园林在建筑形式、植被、要素、社会背景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与我国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气候特征、植被特色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从社会背景角度看,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凝固的历史”,特定时代的建筑总是在叙述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诠释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风俗民情等。我国古代王朝的都城多在北方,因此北方多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具有多重功能,可供皇帝和贵族居住、游玩,也可进行各种政务、宗教活动。园内多建有神仙岛和琼楼玉宇,以求国泰民安和长生不老。在南方,园林多为文人出身的士大夫所造的私家园林。造园的立意构思多出于诗文,再配以寓意高雅的楹联和匾额,透溢出浓厚的书卷气息和文人情趣。建筑物大都临水或迎面敞开,以供饮娱乐,以便潜读欣赏。其次,从气候特征上看,我国北方园林严实、封闭,少空透,多单元开窗,以保持室内温暖,抵御严寒。而南方园林建筑则层次分明,内外贯通,多敞口,可使空气流通顺畅。最后,从植被特征上看,由于北方全年获得的太阳辐射少于南方,树木花草的凋零时间长于南方,所以园林植被多选常青的松柏,再配以红柱、牡丹、海棠等花卉,色彩对比鲜明,显得绚丽夺目。而南方园林则草木种类丰富,四季繁花似锦,描绘出一片姹紫嫣红的缤纷景象。
(三)地域资源差异与地区佛教建筑差异佛教建筑是我国建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佛教建筑呈现出南方多佛寺,北方多石窟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与我国南北地域资源差异相适应。我国南方土壤深厚,植被茂盛,不便开凿,因此多建佛寺于南方。另外,受佛教文化中“无我”和“超脱”的出世观的支配,佛寺大多建在山水幽美的风景胜地。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中的三座都在南方。除了因为我国唐宋以后文化重心南移外,还因为南方气候温暖湿润,风景胜于北方。“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的感觉只有在四川盆地的峨眉山才能体验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美景只有在九华山才能观赏到。古木参天,海天一体的玄奥氛围只有在普陀山才能感受到。我国北方多晴朗天气,山体风化层薄,植被稀疏,岩石,便于开凿,所以佛教建筑多为石窟寺。石窟寺工程浩大,需要巨额的建筑资金。北方地区靠近首都,易于获取皇室赞助,有利于石窟寺的建造和普及。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两大石窟的建造都直接受惠于北魏皇室的支持。北魏皇室的都城先在大同,后迁至洛阳。石窟寺的出现地区与我国佛教文化的传播路线是一致的,即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石窟寺的建造适应了佛教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需要。我国南北佛教建筑的差异也适应了我国佛理的发展。北方佛学“重禅法,尚修行”,因此不惜工本,开窟造佛。南方佛学重视探究义理,所以构建木结构的佛寺,用以开坛讲经。
三、结语
论文关键词:地域文化精神,建筑性格,历史
现代建筑中“以人为本”已逝去,过多地去讨论功能空间人性化也已成了多余,因为这些东西在浪滔之后已经深深赋予建筑本身。中国加入世贸后,给建筑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地域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1地域文化精神
1.1地域文化的内涵
尔今,在当代建筑理论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莫过于“地域性”和“文化性”,其实简单地说这两者本身就是统一的概念,本不需要将它割裂开来分析又分析。一句话,地域差异只谈文化差异。在特定的地域气候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是多元化的,是符合当时当地民族特性的,因此,长期以来,必然形成特定地域的特定文化,这样的结果就会产生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在生活方式、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上是不尽相同的,建筑文化也是普遍遵循这个规律的。
1.2地域文化的外延
既是文化就会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地域文化也是如此,看不见摸不着,又实实在在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本身具有抽象性,因此,人们只能去理解它,体会它。
从更深层来谈,“文化”是为人们所接受且深深影响着人们行为的,单就广泛的人群而言,建筑审美也会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为什么有些建筑是“公认”优秀的,这不仅仅靠建筑界人士就可以评判定位,最主要的还靠群众,尤其是那些每天抬头可看见或者与之密切联系的人们。
有人不禁会问:那他们对其有何标准呢?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种审美观念,一种不是与生俱来但又需要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的精神,会“指引”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另一方面,建筑是服务于群众的,因此,优秀的建筑必然需要与“人群”产生共鸣,能够在精神上引起他们的感悟,激发他们一tl,灵深处的情感。因此,优秀的建筑同样应该具备一种地域文化精神。这就是地域文化外延,既存在于人们心底,又表达在建筑中的一种精神。
2建筑性格
通常在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说他是否有性格,有怎样的性格,或腼腆或大方,或开朗或沉闷。建筑也同样具有人的这些特征,或富有情感,或冷若冰霜。
建筑性格与建筑个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建筑个性是讲求另类,构思新颖大胆,而建筑性格主要是说它内在的本质,有内涵、有品质,能够给人亲切感和深厚韵味的。然而这些正是当代身边建筑最缺乏的东西。
对于每个建筑作品,当他能够完整地实现矗立在你眼前的时候,它就可以拥有语言了,与周围的人群产生交流,是否能为人们所认可接受,那就看它的性格是否与人们的性格一致。
3地域文化精神与建筑性格
3.1感悟
中国的木构架的几千年的演变发展,在世人堪称是神化,而延续到今天,它却成了在众多建筑师看来是“落后产物”的敷生物种而妄自菲薄起来。更有些建筑师以为拼凑几个天井盖几个大屋顶就使建筑具有了民族性、地域性。这些简单、庸俗的东西,就这样充斥着人们的生活。
很熟悉的日本文化,它的发展多是借鉴于中国,作为代表其建筑特点的“神化”建筑,以木构架和两坡悬山为特征,具有洗练简约的优雅的洒脱;再看日本的“枯山水坪庭”,也是将中国禅宗和中国造园艺术精神揉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上海金茂大厦是美国人设计的,汲取了中国古塔的神韵,不是简单的模仿,没有玻璃瓦,没有风铃但整个建筑却十分具有中国文化的神韵。
所有这些例子,都足以使那些标榜“地域性”、“文化性”的仿古或复古建筑相形见拙。
3.2呼唤
经济全球化带来巨大经济财富,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西方文化的渗透和wto的加入,外来的建筑文化更是充斥着整个建筑市场,“国家歌剧院”、“国家电视台”、“鸟巢体育中心”,以北京为首的,本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现在竟成了国外“知名”建筑师们的试验基地与练兵场。不禁会问,我国的本土建筑师哪去了?
其实就在身边,在低头,在沉默,殊不知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文化,就是无限智慧与力量的源泉,也正是抵制这些外来不良文化的有力武器,也正是发扬光大中华优秀文化的最佳时机。然而还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只因为他们身上缺少了一样东西、一种精神——地域文化精神。
摘要:近些年来,民族文学花苑里姚黄魏紫、奇葩斗妍,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春色。藏族诗人格桑多杰的作品,犹如这烂漫春色里一株闪烁民族特色异彩的青藏金莲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他的诗歌与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地理所处的山川河流对诗人来说,不仅仅是物质的、自然的存在,而是可以与之交流,与之呼应,与之相伴的生命存在,在这个开阔、辽远的地理坐标上,诗人自由自在地渲泻着情感,深情率真地表达着思想。从而,在谈论“文化”、“民族性”、“文学的民族特色”这些话题时,我们便不会再迷失在空论的云雾中,因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给了我们无比丰富的启迪。
关键词:地域文学;格桑多杰;诗歌;地域文化;民族性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上,有一种民族以勤劳与智慧谱写了关于历史的光辉业绩,用热诚和纯朴唱响了一个时代的天籁之音,这便是藏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顽强不息的生活意志和无以伦比的高尚品格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为世人展示了独特的人文内涵与无穷的精神魅力。正是这些丰富而多样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滋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藏族诗人,使雪域高原这一片浩繁之地以她神奇与高远成为一个诗性的土地,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就是从这片土地走来并全身心感受这片土地的一朵奇葩。
格桑多杰是当代诗坛上成长起来的藏民族优秀的诗人,是青藏高原这片诗性土地上的民族歌者。诗人高平曾在格桑多杰研讨会上提出:藏族第一代四大诗人中,唯有格桑多杰能够高高举起当代藏族热烈、真诚、明朗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旗帜。他以自由体的写作形式用汉语将藏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展示于世人,为世人再现了雪域风貌、藏人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轨迹,证实了藏族文学用汉语表达本民族诗意的可能。在他的诗歌中,我们时而能够聆听到他高唱生活、高唱社会的一首首充满热情、充盈真情的赞歌,时而能够感受到他对精神家园的无比热爱、民族文化的深情传达。他用个人的民族情感纯真质朴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族在时代、环境、种族的环环包围、层层接轨的一座座里程碑,描绘了诗人在藏乡情缘中有着民族特色的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
地域文学是一股独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诸多“社会问题文学”潮流之外的一大巨潮。它以格外淳厚的文化意蕴,格外动人的审美情致而为人称颂。别林斯基说过:“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随着全球化势力的逼近,当现代化大潮正冲刷着传统文化的记忆时,地域文学以它挺身弘扬民族文化精魂的姿态,捍卫了记忆的尊严。面临当下物欲横流、物质消费膨胀的局势,当种种脱离实际的空论迷惑着人们时,地域文学以它殊异的民族特色显示了理性的力量。它不仅是民族文化丰富性的证明,也是在外来文化思潮冲击下民族文化回归的象征。
从小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对民族文化的用心体会以及广阔的生活实践的锤炼,使得诗人格桑多杰深得藏文化乐天无私、胸襟磊落的精髓,成为情动于衷的生活歌者。诚如作者在诗集《牧笛悠悠》的后记中所说的:“美好的生活就是诗,这种诗在我胸怀里化成了永不枯竭的泉”。于是,他采撷高耸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清澈的湖水、石砌的堡寨、喷香的酥油奶茶、醇厚的青稞酒等作为诗歌的意象,唯美地展示了藏民族地域文化的斑斓景观。藏民族的地域风采在他的笔下妙不可言地得到了很好的显现。我们能够感知到诗歌中天人合一的境界。
格桑多杰的诗歌与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地理所外的山川河流如三江源、可可西里、玛积山、昆仑山等对诗人来说,不仅是描绘山川风物、四时风貌的自然景观,更是体现民族化、大众化的如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说掌故等的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使他的诗歌具有了藏民族文化的氛围。引领人们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解读藏民族的剽悍、朴实、勤劳,去感受藏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地域风情。诚如著名诗人邵燕祥在为格桑多杰的诗集《牧笛悠悠》写的《代序》中说的那样:“我没有到过青海,我也不认识格桑多杰,我读着这本诗稿,正是这位没有见过面但似曾相识的果洛州藏族兄弟,以他时而雄浑、时而幽婉的歌声,引我走到民昆仑山下、江河源头······我相信,我可以不再通过翻译,就能听懂你们的歌,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心音,”这就是对格桑多杰的最真率的评价。他为青海作家和诗人提供了重要的文学标本,对青海作家和诗人攀登文学高峰,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在藏民族不断迁徙变化的历史中,地域文化超越时代的局限,经受时间的磨洗,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这使地域文化显然具有更长久的意义——它是民族性的证明,是文明史的证明。同时,它以斑斓的色调,别致的风韵在藏民族文化的圣殿中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 因此,我相信,在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中蕴含着藏族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基因,在民间文化的生机勃勃中涌动着重铸民族魂的热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在历史的前沿中站在雪域高原这片诗性的土地不乏对时代、对民族的一种感召的力量,民族情怀使他在诗歌哄闹的当下,执着地追求生命的源泉。这种力量,这种执着便是民族的精神文化所赋予的切实内涵,这种情怀的涌动,这种源泉的滋生,正是民族魂热能的重铸。无论是讨论民族性问题、文化问题还是文学的民族特色,都无法回避地域文化的课题。当我们习惯用诸如蒙昧、自私或勤劳、智慧之类泛泛之论去批判或是弘扬民族的劣根性或是优秀品质的时候,常常被一些空洞的理念播弄,而当留心于地域文化的丰富灿烂时,便有这样的启迪:无比丰富的地域文化现象拒绝泛泛之论的偏狭判决,以自己无穷的魅力昭示着民族文化的奥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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