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0 14:49:2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的边际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引言
高鸿业版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到2014年已经出了第六版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当今国内流行的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大多数的财经院校或财经专业均开设有微观经济学课程，并指定了高鸿业版的教材。其原因可能在于许多院校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指定或默认这本书为参考书。另外，该教材有大量的配套辅导手册或练习题，极大地方便了教师出题或学生做作业。其中翔高教育配套的《学习手册》也出到了第六版，上面有课后习题答案，还有补充练习，很多增加的习题是历年的考研题目。另外，人大出版社也开发了数字考试系统，供高校使用。它还有针对教师的教学手册。所以说这本教材是国内较权威的教材，一点不过。认真分析高鸿业版教材的理论知识结构和分析方法，对于帮助教师教和学生学都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是很多的，比如：边际效应分析，机会成本分析，微观计量分析等。在课本上第一章中也有介绍的。它是在介绍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分类和本质后，简单地介绍了其分析方法，还与宏观经济学进行了对比。从学生最后的学习效果，学生对于一些重要的概念和理论还是不理解或者记不住，但对其核心的分析方法——边际效应——的分析方法略微有些理解。学生学习这门课的最终目标，是理解和掌握教科书上的概念或定理，但经济学的素养是学会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分析家族或厂商的行为。因此，有必要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结合历年考生在考试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寻找让考生快速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一条捷径。那就是浓缩在各章节中出现的共性分析方法提练出来，并把各个理论揉进去。这种分析方法可以简单地称为“边际补偿”分析方法。这是结合了边际效应分析方法和无差异曲线而得出的。
提到“补偿”一词，一定会联想到教材第三章消费者理论中的补偿需求曲线。是的，边际补偿的分析方法正是受到这里的补偿需求曲线的启发。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极力推崇和宣传无差异曲线，强调物品的替代和互补性。这里的补偿有替代的含义。也正是受这个启发，借用“补偿”一词，把“边际补偿”分析当作教材中的基本分析方法，接下来，从第三章消费者理论，第四章生产者理论，以及第九章一般均衡理论来说明边际补偿的分析方法及体现。
二、微观经济学的四个发展阶段
在讲微观经济学的脉络之前，先看看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弄清楚了它的发展，才知道教材上对应的是哪些部分，有哪些知识点，如何联系，需要用哪些分析工具。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微观夹杂在宏观中的阶段(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这时候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宏观与微观是混在一起的。现代微观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把生产费用学说和稍晚的边际效用价值学说作为开端。其中，德国人戈森提出边际效用递减，与将货币配置在任何商品的最后一单位货币的效用要相等。这两个规律称为戈森第一和第二定律。它们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消费理论的重要渊源。
第二阶段，奠定基础的阶段(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研究开始同时关注供给和需求。这一时期的微观经济学主要是奥地利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其中，奥地利学派的效用理论与以前效用价值的区别是加入了“稀少性”。马歇尔主要是将边际效用理论与供求论和生产费用论相混合，重视边际增量分析，采用局部分析方法，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
第三阶段，体系初步形成，开始独立发展的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对厂商理论的发展，补充了微观经济的体系。厂商理论就是在不同的垄断或竞争条件下，厂商的产品价格与产量如何决定。主要代表人物是张伯伦和罗宾逊。特里芬(1940)提出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作为必要条件。希克斯(1939)利用了马歇尔的效用概念和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提出边际替代率，扬弃了基数效用，丰富了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由此，微观经济学建立起了独立的体系。
第四阶段，发展和演变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高鸿业版的教材主要包括前三个阶段。微观经济学总体上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的转变，厂商理论的建立，标志着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形成。要说明的是，英国的埃奇沃思在1881年提出并介绍了无差异曲线，没有引起人的注意。然后，意籍帕累托引用了无差异曲线，建立起序数效用为特征的主观价值理论，但它只是简单比较效用组合的大小，而不去表明和计算组合的效用差额是多少，它有意、法语两个版本，传播仍然不广泛。它直到1934年，斯拉齐茨、希克斯和艾伦推动了无差异曲线的应用，希克斯将边际效用理论转变成了无差异曲线，计算了其斜度，即斜率，命名为边际替代率。这样就替换下了基数效用论里面的边际效用概念。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替换为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
三、无差异曲线的特征及补偿的分析方法
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教书》(法文版1909年)应算作对消费者需求学说的一个经典论述。任何现代的研究应该从这里开始。为了研究有关联的商品，帕累托从埃奇沃斯那里借鉴一种几何学方法——无差异曲线。无差异曲线是希克斯极力推崇的，它是微观经济学中经典的分析工具。无差异曲线上每个点都表示一个相同的总效用，它是由线上两种商品的不同数量组合带来的，数量组合不一样，但是总效用相等。它可以是曲线、直线、或者垂直形。总效用曲线表示商品组合的效用，当x与y的数量增加，必然出现较高的总效用。只有这些移动是互相补偿的——x增加而y减少，或x减少而y增加，无差异曲线才不会变动。通过无差异曲线上的任何一点的斜率都有肯定而重要的意义，个人为了补偿一小单位的损失，需要有某一数量的y。失掉x所引起的效用损失，应等于得到某一数量y带来的效用。它离原点越近，总效用越小，反之，越大。它暗含的是消费者可以为商品组合的偏好排序。这和中国历史上的多多益善有点相似。离原点越远的商品组合越多，总效用就越大。提出边际效用之比率的是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斯乐特斯基。这叫做边际替代率。边际替代率的定义是恰好足以补偿消费者损失一个边际单位X的Y的数量。根据规则，无差异曲线是对轴线突出的，用术语来说可称为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当支出分配在两种或多种商品上时，以下一点是必须的，即相等的市场价值之间的可能替代不应导致消费者达到较好的位置。
消费者剩余原创人是杜普伊特，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以消费者为获取某物所愿做出的最大牺牲作为衡量该物效用的标准。而福利的衡量也以效用为基础。马歇尔和杜普伊特一样，认为效用的收获是消费者不能缺少某物而对该物付出的价格与其实际对该物支出的价格相超出的部分。最好看待消费剩余的办法是把它当作一种因价格而下降的结果。以货币收入计算消费者所得的收获，或者还可以把它表示成收入的补偿变化，也就是收入的变化正好抵消价格的下降，使得消费者不比以前更好。
四、边际补偿分析在消费者理论中的应用
所谓“边际”是指价格或数量变动一个单位。以下的分析主要指数量变动一个单位。数量用x表示，那么，边际增加相当于x=1;补偿的含义，顾名思义，表示失去的某些物品需要得到另外的物品来补偿，如果把失去当作成本，那么得到就是收益，成本与收益是相比较而言的，如果用后者支换回前者，原来的收益变成了现在的成本，成本相应地成了收益。所以，补偿既可以当作收益，也可看作成本或代价。比如，这里甲有两个香蕉，乙有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同意用2个香蕉换一个苹果。那么，甲想得到一个苹果(边际增加)，就要放弃2个香蕉(成本或代价)，一个苹果是对2个香蕉的补偿。以上是对边际补偿较为直观的理解。下面继续分析消费者理论中的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说明边际补偿是怎么应用的。
如果用x1表示第一种商品，比如苹果，用横轴表示，价格为p1=2，x2表示第二种商品，比如香蕉，用纵轴表示，价格为p2=1，如果按照上面的交换条件，2个香蕉换1个苹果，交换率为2，经济上叫做边际替代率为2，即： 。 实际上，它表示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显然，苹果的价格要比香蕉的价格贵，正好是2倍。表示为 ，这也正好是预算线的斜率，所以，预算线也叫做价格线，因为它是价格之比。如果收入为M，收入全部用来对x1和x2的支出，那么M=x1p1+x2p2，移项得： ，由x2对x1求导数，可得 ，同样，移项可得： ，这可以看作消费者消费x1的边际成本。从机会成本来看，消费者增加1单位的x1，将会损失 的x2。 这个式子正好同前面分析的一样，市场上的交换比率与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之比相等。如下图1，AB表示预算线，两种商品市场交换比率正好为预算线的斜率，也就是相对价格之比，假设收入M=1元，OA=1，OB=2，那么，边际补偿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为了得到横轴上表示的一个苹果，必须放弃2个香蕉，反过来，放弃了2个香蕉，必须用1个苹果作为补偿。
从无差异曲线来看，u=u(x1，x2)，由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效用一样，所以，无差异曲线可以写作：u=u(x1，x2)，全微分后可以得到：MU1dx1+MU2dx2=0， ，这个式子可以理解为消费者消费x1的边际收益，为了增加1单位的x1消费，必须放弃 的x2，当边际效用之比等于价格之比时，消费点位于均衡点E。如果不相等，比如，消费点位于A时，价格之比小于边际效用之比，即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增加x1的消费是有利的，因此，增加x1的消费，减少x2的消费。反之，消费点位于B点时，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消费者会减少x1的消费。
五、边际补偿分析在生产者理论中的运用
求解生产者均衡要涉及两个工具，一是相对价格曲线，它是总产值或总收入。另一个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它是无数个商品组合点的连线。要得出最优的生产点或商品组合点。先分析成本线。如果用m表示这个总产值或总收入，两个产品的价格分别是P1和P2，则收入函数为：x1p1+x2p2=m，此式确定了x2和x1之间的函数关系，即 ，它的几何表示为相对价格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是一致的。斜率为 ，对上式求微分，有 ，可以理解为x2和x1之间的交换率，x1可以交换到 ，交换就意味着补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如果x1=1，则x1的边际收益为x2。
现在考虑生产函数，假设企业家使用单一投入c，来生产两种商品x1和x2，则生产的隐函数为H(x1，x2，c)=0，显成本函数为c=h(x1，x2)，用c表示的成本是两种产出的函数。产品转换曲线表示在给定投入C时，生产商品组合的圆圈。假如固定投入c，为了获得更多的x2就要放弃x1，假设分别生产这两种商品的成本是相同的。在几何上，负的斜率定义为边际转换率， ，假设成本为c为既定，对成本函数全微分，得到dc=MC1dx1+MC2dx2，MC表示边际成本。既然dc=0，所以，两种商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x1的边际成本与x2的边际成本之比，即 。边际成本之比，相当于边际机会成本，表示生产1单位x1的机会成本是 ，假如边际成本之比为2，即生产1单位的x1将损失2单位的x2，或者说2单位的x2可以补偿1单位的x1。当边际成本与价格之比相等时，商品组合点正好位于E点，如图2。假设生产点位于A点，边际成本将小于边际收益，就应该增加x1的生产。反之位于B点，需要减少x的生产。
六、小结
均衡价格理论、厂商理论和分配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福利经济学也加入进来。由均衡价格可以引伸出个别市场或个别商品的需求与供给问题。显然，微观经济学不仅仅孤立地研究个别单位或个别市场的运行，还非常注重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以，学习微观经济学，既要见树木还要见森林。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极力推崇和大力发挥帕累托的以“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等概念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后，一般均衡理论和无差异曲线在英、美经济学界广泛应用。希克斯在引论中说：“但我相信，我写成的是一本书。这样说的根据不在于论题的统一，而在于方法的统一。我相信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种可以应用于广泛的经济问题上的分析方法”(1995)。我们可理解为，学习微观经济学，本质上在学习一种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从希克斯对无差异曲线和一般均衡理论的运用来看，正是具有“边际补偿”分析的特点。在价格给定，不同的商品相互组合，从而保持效用不变，通过边际补偿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满足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从而找到个别市场，从而相互联系市场的均衡点。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资源最适度配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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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转贴于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将Ramsey(1928)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提供了内生决定的储蓄率。这一扩展允许更丰富的转型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同时保持条件趋同的假设。然而，储蓄率内生化并没有消除长期人均产出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
他们和Uzawa(1965)的研究完善了Ramsey经济增长模型，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由于缺乏与实际经济的联系，在70年代早期，即理性预期革命和石油危机的前夕，增长理论已不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家集中于短期波动的研究，主要贡献包括理性预期与商业周期模型相结合，改善政策评价的方法以及将全面均衡分析(CGE)应用于实际商业循环理论。
经过近20年沉寂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人均收入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收益递增、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技术扩散、干中学和外部性的论题成为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许多国家关于经济增长的大量统计数据的可获性，使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相互促进、不断更新、充满活力，吸引了不同领域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
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为开端，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这一阶段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阶段。这些研究的动力是，认识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最近的贡献的特征为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Romer(1086)，Lucas(1988)和Rebelo(1991)的研究，是建立在Arrow(1962), Sheshinski(1967)和Uzawa(1965)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他们仍没有真正地引入技术转变的理论。将研究和开发(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结合进增长理论框架开始于Romer (1987,1990)。Aghion & Howitt(1992)以及Grossman & Helpman(1991)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这种活动由事后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力量予以补偿。如果经济社会能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那么增长率就能在长期中保持正值。然而，由于与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创造相关的扭曲的存在，增长率和大量发明活动的结果将不会是Pareto最优的。新的研究还包括技术扩散模型、对发明的分析与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进步率相联系，对扩散的研究则涉及技术跟随型经济模仿这些技术进步的方式。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外生参数是人口增长率。而新经济增长理论最近研究成果(Becker & Barro, 1988; Becker, Murphy & Tamura, 1990)就是通过将生育选择分析结合进新古典模型，从而使人口增长内生化。其研究结果与大部分国家的经验结果相一致。其它的模型还涉及考虑移民和劳动－休闲选择的增长模型中使劳动供给内生化。
战后，由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现象，所以又发展出一套与微观经济学相互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厂商出现、交易费用的意义和产权的意义，又发展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博弈论开始进入主流学派，它被广泛用来研究内生交易费用。
论文摘要：历经 30余年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 学界 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把 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互动结果和衍生现象衔接起来，从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国家与市场的现实场景、互动关系和作用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与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当前，国际政 治经济学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面临着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的继续充实与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全球体系的加速形成，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西欧和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日渐成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理论 、现实主义与霸权稳定理论 以及激进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新颖的思维视角，也昭示着其已经步入新的变革时期。
一、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论
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对国家的决定性和强制性，其观点承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想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国际关系的发展看作是一部市场进化的历史，当今世界体系是由全球性的现代化所塑造，并有赖于三种力量 的推进：一是经济力量，即开发市场、利用新资源的能力；二是技术力量，如通讯、运输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组织力量，即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灵活应对主要由上述三种力量推动的市场化构成了国家生活的主要内容~13(P14)。国家间稳定的贸易与经济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由此凝结的互惠纽带，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问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培植国际和平的源泉之一 。对此，相互依存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从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的权能关系角度 ，给出了学理推断和说明，其也成为自由主义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论之一。
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状态是一种客观情形 ，各类国际行为主体(国家、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等)活动的终极 目的是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实现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从而为国际和平提供一种功能性的保 障。为此 ，必须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从而强化 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类国际行为主体通过合作关系的不断推进而共享利益，以推动国际经济体向均衡化发展。经 由相互依存的组织网络形成的技术上合作、行为上共处的国际体系，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了必要条件。
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相互依存状态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国际行为主体问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关系。由此，罗伯特 ·基欧汉(Rob一ert 0．Keohane)和约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该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关系包含着代价，而事先指明某种关系的收益会大于代价不太可能。这取决于国际行为主体对自身价值和依存性质的判定[2(P14)。很多学者注意到，相互依存关系的达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单元的数量与损失程度两大变量的迭加作用和影响，致使依存关系中权力的来源更加复杂，形成所谓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双方或多方只有相对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对受损(relative loses)。换言之，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多是非对称的从而造就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依存关系的递进与发展 ，非但没有弱化国家的政治权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为国家新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来源与动力。为此国家间必须保持适度交流(以不引起对方感到威胁为底限)，以减少相互依存中的对立因素并使之趋近于对称，从而强化由此派生的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的基础，即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为调节和控制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现实主义与霸权 稳定论
现实主义源于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市场依赖于国家的存在。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认为重商主义意味着现代 国家的形成 以及资本主义的赢利经营转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产力理论”认为 ，权力较之财富更重要，并决定着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财富保持C5)(P46—47)。国家应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和贸易，并依赖保护主义手段确保本国的工业竞争力。
现实主义从国家中心论出发，对内强调干预主义，对外主张保护主义，并认为政治权力框架决定经济利益分配。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增长依赖于国家“为寻求权力而斗争”的能力。本质上，国际经济关系是相互冲突的，世界经济竞争的零和博弈特性，凸显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竞争作为国际交往的一种常态 ，意味着增强自身优势和削弱竞争对手。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为明显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诉求和预期。
霸权稳定论主张由单一的霸权 国家主导国际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创立结构和秩序，以便规避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国际体系的失序风险。罗伯特 ·吉尔平 (Robert Gilpin)从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给出了霸权国家确立的三大标识：一是形成以霸权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势力范围；二是建立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金融货币权势；三是霸权国家具有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超凡能力。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权国家所提供的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和安全机制等虽然体现了霸权国家的意志和夙愿，成为巩固霸权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体系内的成员国。因此，霸权也被认为是维持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一项条件。
霸权稳定论突出了政治结构变动对 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它尤为关注国家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在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并视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为首要目标。基于对霸权战争尤其是世界政治变革的系统研究，罗伯特 ·吉尔平从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阐明了霸权 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并指出了统治或控制国际体系的三种途径：一是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 间的权力分配，从形式上有单一结构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二元结构的冷战体系，以及多元结构的均势体系；二是国家间威望的不 同层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并 由此决定哪些国家实际上统治国际体系；三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权利和规则—— 国际条约，其所依据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有学者称之为“统治者实践的模型”[6](P35--42)。
现实主义认为，霸权 国家塑造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基础是其强大的生产能力所带来 的“经济剩余”。这种“经济剩余”会因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和经济结构的“软性化”而趋减，从而导致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渐减弱，以致其所确立的国际体制最终归于瓦解，国际社会再度进入失序状态。可见，由唯一主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很不稳定。由此 ，罗伯特 ·基欧汉提出了霸权后合作理论。通过增加维持秩序的主权 国家的数量来分散负担国际公共产品，交涉形态的多元化有利于有关国家协调立场，从利害关系的连续微调中达成利益一致，从而实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稳定。
三、激进主义与 世界体系论
激进主义的最大创见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区(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后果角度来探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演化[7](P54)。激进主义认 为从本质上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国家与国家社会力量间的关系。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核心地区与其统治力量)，只要可能总是要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精神的改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剥削关系。摆脱与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 ，成为激进主义的一项核心命题。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较为典型和发展相对较快的学说。
世界体系论主张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社会变革展 开长时段 (1ong term)和大范 围(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显现世界体系的“社会时间”和“地理空间”特质。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认 为，世界体 系是一个 由政治、经济和文明三维组成的实体，它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维的“国家”和“社会”。世界体系中政治单位间的联系围绕经济利益分配展开。次序地呈现出中心(center)、准边缘(semiperiphery)和边缘(periphery)三级结构，并最终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认 同所强化[8](P462—470)。
世界体系论的一项假说认为，资产阶级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质生产过程的巨大优势来统治世界，并通过建立某种制度来保证这种统治，不符合这种制度安排的国家将受到打压。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受制于某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只要介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生产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必然对国家问的政治关系发挥着领导作用，因而存在外围或非中心国家的挑战以及中心结构 内部霸权与挑战霸权的斗争E9；(P5—1 3)。世界体系论的最大贡献是对霸权的兴起和衰落，即国际体系在单一中心霸权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间的波动周期及其规律的系统研究。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个循环序列(103(P229—230)：第一阶段，严重政治冲突(全球战争)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却很难实现 ；第二阶段，世界秩序(世界权力)初创时期 ，国家仍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这种秩序实为霸权的产物；第三阶段，霸权合法性减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让位于各种安全范式 ；第四阶段，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时期 ，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点。这种循环序列构成了世界政治的一个霸权周期，即长波周期(一般为 100年)。
对于世界政治 中权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扩散”(diffusion)的波动周期，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运行动力角度给出了分析和解释。他认为世界体系中存在两个范畴的运动：一是阶级范畴的运动，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抗争，其动力是资本积累；二是地理范畴的运动，即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的依附与对立，其动力是不等价交换El1](P80—81)。从构成中心和边缘关系的主要层面而言，双方的结构和地位经由一定条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转化换言之，中心和边缘并非一成不变的，核 fl，地区会 出现停滞并沦为边缘地带；边缘地带也可能上升为核心地区或准边缘地区。所谓“一定条件”，主要是三种类型的跨边界交换 ：一是经济交换(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等)；二是政治交换 (战争、侵略、精英联盟等)；三是文化交换(信息、规范、意识形态、宗教等)。上述三种交换的结果， 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形成一个单一的集合体，但从 中心化或边缘化中出现的经济两极化必然会伴有政治两极化，即核心地区成为强 国，边缘地带沦为弱国，从而形成了帝国主义的霸权。
四、结 语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在全球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从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之问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直接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博弈。由于直面国际关系现实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 ，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概念和假说，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说。目前流行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是大量 的个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这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突破了传统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野，而且日益融会了两大学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长于解释 国际行为主体在给定结构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系统的维持，而不长于解释结构的变化和系统的更新①，由此从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上预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妨借鉴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作为解释结构变化 和系统更新 的新变量 ，比如身份认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重释性和问题 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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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其标志是人类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电气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电灯、电话带来了新的照明和通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样的时代,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呈出如下变化: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建国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变迁。通过对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发现制度变迁的规律性，制定合理、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法规制度；另一方面，适应会计国际化的发展要求，找准目标定位，推动我国会计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
制度是一种“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的总称。广义的会计制度，是指规范会计行为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制度条例的总称；狭义的会计制度仅指以特定部门、特定行业的企业或所有的企业为对象，着重对会计科目的设置、使用和会计报表的格式与编制加以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本文分析的是广义的会计制度，即包括会计法、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在内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会计制度的变迁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分部门、分行业的会计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建国初期，我国仿效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反映到会计工作中，就是确立了分行业、分部门、一统到底的会计制度，从账户名称、报表格式到成本核算方法等都高度统一。时期，会计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阶段（1979年―1992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在一定范围内的应用。从1979年开始，我国恢复了被破坏的企业会计制度，国有企业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分行业、分部门、分所有制的统一会计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适时地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一些适应性变革。1985年，财政部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92年又制定颁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这些会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通用的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它是我国会计核算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有益尝试。
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行。1993年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制度模式。一方面，面向会计的国际化发展要求，先后制定、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16个具体准则；另一方面，革除了分部门、分行业的会计制度，颁行了十三个行业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形成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并行的局面。
二、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制度变迁源于经济资源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调整，其实质就是行为主体为了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以高效率制度取代低效率制度的动态均衡与博弈过程。会计制度作为资源配置和产权界定的一种产生、传导信息的机制，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它的变迁遵循了制度变迁由不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换的规律。这一过程直接表现为会计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变化，因此，通过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揭示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会计制度变迁需求的影响因素
1.科技进步因素
科技对改变制度安排的利益有普遍的影响。科技进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有效地改变收入流在要素所有者及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有利于新制度的产生及其作用的发挥。此外，科技进步还能提供某些必需的物质条件而成为新制度实施的保证。我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企业经营与管理日趋完善，会计实务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充与丰富，会计理论、会计制度也在不断进步。科技进步引发了会计制度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也为会计制度变迁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更加科学的会计核算方法、更加便捷的会计核算方式促使会计制度变迁从潜在的需求向现实的需求转化。
2.市场规模因素
市场规模的变化能够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利益和费用。搜集信息或排除非参与者的成本并不随着交易量同比例增长。（戴维斯，诺斯，1971）也就是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可以通过很多的交易收回。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对外开放以来，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会计制度，为此，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等，以满足这些企业对会计制度变迁的需求。1992年，十四大以来，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内资企业要求享有与外资企业同等的资源环境和竞争地位，企业对外经济交往要求缩小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的差距。而分部门、分行业、分所有制的企业会计制度容易导致会计信息混乱、缺乏可比性，导致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造成了利益分配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扩大使利益分配愈加不公平，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背离。因此，1993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十三个行业统一性的会计制度，并陆续颁布制定了17个会计准则，旨在促进会计的国际协调，加速我国会计的国际化。
3.其他制度变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
会计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与实施效果与其他制度的变迁密切相关。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引发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这一变革要求重新界定产权，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会计制度作为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机制，是一种典型的产权制度，其变迁也同样会受到其他制度变迁的影响。
（二）会计制度变迁供给的影响因素
1.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
宪法秩序通过对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来界定制度创新的方式和方向。一方面，宪法对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的详细规定可能会缩小制度安排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由宪法赋予政府掌握国家的“暴力潜能”可能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交易费用和外部性。我国宪法及会计法的修订，明确了我国从分行业、分部门的会计制度到实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合法性，也决定了政府在会计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规范准则也会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这一影响反映为特定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安排的促进和制约。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会因制度变迁成本的上升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降低其实施效率。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并行正是由于规范准则的影响。在我国会计国际协调的过程中，在借鉴国际会计惯例、颁布会计准则的同时，充分保留了《企业会计制度》这一制度模式，这充分考虑了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与特点，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2.制度变迁的成本
对新制度的供给能否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高低。制度变迁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是制度变迁的一项基本原则。制度变迁的过程涉及清除旧制度、消除变迁阻力的成本，新制度的设计实施成本等多项内容。这一原则决定了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以政府为供给主体，可以利用行政权力，集中专家力量解决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保证会计制度权威性，还可以减少制定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缩短制定和实施过程。
3.科学知识的进步
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社会服务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社会知识使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得以增进，主要是通过成功先（下转第15页）（上接第13页）例的逐渐累积实现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为了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我国采取了渐进的方式，从而有利于经验的累积和偏差的纠正。会计制度的变迁亦是如此，新制度的实行是通过试点地区的成功先例向更大范围加以推广的。
三、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供给存在的问题
我国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会计制度变迁，使会计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达到了一种暂时的均衡。然而，由于影响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制度非均衡将成为一种常态。当现有的制度安排出现新的盈利机会时，就会产生新的潜在的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但是由于变迁成本的存在，潜在的制度变迁需求虽然能变成现实的制度变迁需求，潜在的制度变迁供给却难以变成现实的制度变迁供给。我国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在这种完全垄断的制度市场中，潜在的制度变迁供给往往不能自发转化为现实的制度供给，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制度效率降低
不能否认，以政府为制度变迁主体存在成本优势。但是，政府的有限理性、集团间利益冲突和知识准备不足，可能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效果。会计制度的供给有国家供给和民间供给两种基本形式。我国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会计职业界参与不足，由上而下制定并推行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在某些方面脱离企业实际，缺乏前瞻性，制度和准则反而成为一些企业进行利润操纵的工具。此外，制度之间、制度与准则之间内容上的重复与冲突，也降低了会计制度的运行效率。
（二）结构失衡与制度缺失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的方式，以政府为主体的制度供给能够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决定整个制度体系中制度变迁的先后次序以及制度变迁的程度，从而降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但是由于各项制度安排不同步，可能造成结构失衡或制度缺失，给人为操纵会计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关联交易、非货币易都出现过类似情况。
（三）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实施机制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要件。检验一国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我国对违反会计制度的行为惩罚力度不够，违约成本低。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假账泛滥、会计信息失真等不利后果。
四、会计制度变迁的方略与展望
会计制度作为重要的产权制度，它的变迁代表了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随着我国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相关制度法规的完善，对会计制度变迁的需求将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有义务解决会计制度变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避免会计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性的不良影响。
（一）协调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会计准则全面系统地实现了会计理论性规范与会计实务处理性规范或技术、方法性规范科学的统一和有机结合，既有利于会计理论的发展，也有利于会计实务的规范。而行业性统一会计制度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统一会计规范，它在对产权的维护与保障中发挥着第一线的作用。所以，二者有互相补充的功能，在我国有长期并行的趋势，不能互相替代，而应该进一步协调二者关系，使其在业务内容、经济性质等方面各有所侧重。在理顺二者关系过程中，还要注意提高会计职业界参与的积极性，使会计制度更加符合企业实际，对企业会计实务的发展切实起到指导作用。
（二）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调整制度结构
会计制度的发展离不开相关制度安排的完善。因此，国家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减少制度供给的时滞以改善供给不足的状况，避免制度缺失。加快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构建有助于促进制度结构的优化，使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发挥重要作用。
（三）加强会计监管，健全制度实施机制
实施机制是一国制度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强制性的实施机制是任何契约能够实现的基本前提。健全制度实施机制和监管机制，对提高制度效率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双管齐下，一方面探索具有现实性的监管方法，降低发现、制裁违规者的监管成本；另一方面提高违约成本，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以维护会计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四）处理好短期效果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完美计划经济下重复建设的不可能性
马克思早年设想的计划经济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前提下诞生的。经济在一国之内仅有一个计划决策中心，并由这个计划中心负责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国各地、各个产业之间相互协调、运转顺畅的庞大而细致的计划体系，并通过逐级下达而得到贯彻执行。此外任何单位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没有计划的决策权。如果这个模式是完美的，投资多少、投资于哪个行业或哪个地区，计划中心完全可以根据总体经济而事先作出精确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会出现所谓的“重复建设”。
完美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与现实计划经济中的重复建设现象
完美计划经济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极其苛刻的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实上，这些条件时至今日尚未出现过，而且也无法估计在未来多长期限内才会形成。现实的所谓计划经济都是放松了完美计划经济假设的“不完全计划经济”。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尽管计划在经济运行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决策上也拥有相当的权力。投资决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复建设具备了可能性，但为什么要重复建设还要取决于中央计划决策当局的偏好。比如“”时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建设了大量的“小高炉”、“土高炉”，并由此引发了投资过度膨胀。由此可见，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重复建设主要表现为一种在中央政府默许情况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一种决策选择。
完美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复建设是必要前提
根据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完美的市场经济就是完全自由的经济，经济的计划和决策权被分散在无数个个体手里。每个市场的参与者只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价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场经济要求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各种决策，从而形成充分竞争，并在充分竞争中发现真正价格。投资是市场参与者重要的决策行为，所以，仅就投资而言，只有在市场上形成大量类似的投资（也可称为重复建设），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竞争的关系。否则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垄断，而垄断就意味着效率的损失，这是完美市场经济所不能容纳的。
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阻止重复投资
同完美计划经济一样，完美的市场经济也从未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过。就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看，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总是不满足作为价格的接受者，通过垄断而成为价格的制定者并由此获取超额利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因此，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参与者的进入就成为其重要的策略。这种行为的结果表现在投资上就是阻止重复投资的发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都有强硬的反垄断法，恰恰说明垄断行为在它们的市场经济中是何等突出。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完美的计划经济与现实的市场经济之间，就投资而言都有抑制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一致倾向。无怪乎经典作家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通过垄断形式而最终进入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现实的计划经济（或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与完美的市场经济都会形成并要求重复投资，在这一点上两者至少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尽管在不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复投资主要是由各级地方政府造成的，而完美市场经济的重复投资则是建立在众多非政府市场参与者参与的前提之下。
新教材与以前的教材相比，导数这一章在传统内容上有所删减。不再系统的讲述极限的概念，而且在要求和侧重点上有所调整，本章就着重理解微分的基本思想及其应用。本节是导数这章的第一节，主要通过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实例来引出平均变化率的概念。从而为过渡到瞬时变化率，理解导数的概念做好准备，让学生能体会导数的基本思想。因此本节的问题情境的创建是需要重点考虑的。
本节教材中通过引言中的一则案例，提出问题：用怎样的数学模型刻画变量变化的快与慢?这样的数学模型有哪些应用?意图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平均变化率的概念，教学中如何使得平均变化率概念的引入显得流畅自然?是抛开教材中的案例另辟蹊径。来构建概念，还是在教材基础上着力创设“最近发展区”。让学生知识迁移，主动构建平均变化率的概念呢?
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虽然教材中气温曲线的引例贴切学生生活，图像直观，有利于构建数学模型，但同样它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1、不能反映确定的数量关系。无法用确定的函数关系来描述图像，这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导数带来了困难。
2、例子过于单一，无法符合所有学生的“数学现实”。曼弗赖登塔尔“数学现实”中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工作和思考着的特定客观世界以及反映这个客观世界的各种数学概念、它的运算方法、规律和有关的数学知识结构。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数学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现实”不一定限于具体的事物，作为属于这个现实世界的数学本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所接触到的特定的“数学现实”。这也许和我们常说的“从学生实际出发”差不多，数学教育当然要根据学生的“数学现实”来进行。学生的“实际”知识有多少?学生的“数学水平”有多高?学生的“日常生活常识”有多广?这些都是教师面对的“现实”，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运用教材中的这一个事例，就未免太狭隘了。
根据以上的实际情况，在问题情境的教学设计中主要做了两点改变：
1、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函数画草图，例如有的同学就用函数图像来表示自己上学途中的情况，有的举出商品价格和卖出数量关系的图像等等。一方面调动了学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使得客观现实与学生的数学知识的现实彼此融为一体。
2、根据学生不同的知识水平。在教材原实例的基础上增加了和物理学有关系的路程与时间、速度与时间图像以及数学中的函数图像。
在教学实践巾。通过采用上述的问题情境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为学生的“再创造”提供了舞台。弗赖登塔尔认为数学教育方法的核心是学生的“再创造”。每个人都应该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体验，用自己的思维方式，重新创造有关的数学知识。弗氏认为：数学实质上是人们常识的系统化，每个学生都可能在一定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获得这些知识。所以我们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那就是数学教育必须以“再创造”的方式来进行。通过上述的问题情境，学生就能结合自己的实际，在教师的适当指导下，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发现图形“陡峭”，变化“快慢”背后的实质。通过自己“创造性”的活动来重现历史当时概念形成的过程。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数学现实”，每个人也可能处于不同的思维水平，因而不同的人可以追求并达到不同的水平。一般说来，对于学生的各种独特的解法，甚至不着边际的想法在教学过程中我都没有加以阻挠，而是让他们充分发展，充分享有“再创造”的自由，让学生走自己的道路。自然从教师的角度，在适当的时机应引导学生加强反思，巩固已经获得的知识，以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尤其必须有意识地启发，使学生的“创造”活动逐步由不自觉或无目的的状态，进而发展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活动，以便尽量促使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水平尽可能地提高。
2、为“数学化”铺平了道路。人们运用数学的方法观察现实世界，分析研究各种具体现象，并加以整理组织，这个过程就是数学化。简单地说，数学地组织现实世界的过程就是数学化。而在“数学化”过程中学生通过反思，对自己的判断与活动甚至语言表达进行思考并加以证实，以便有意识地了解自身行为后面潜藏的实质，做更为抽象与形式的加工。只有这样的数学教育――以反思为核心――才能使学生真正深入到数学化过程之中，也才能真正抓住数学思维的内在实质。通过上述的问题情境，学生们找到自己的“数学现实”以后，在老师有意义的指导下，比较顺利地开始了“数学化”的过程。并且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使学生在反思过程中的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有的学生发现自己到校过程中路程和时间的图形和另外一位学生的图形相似，但事实上他到校要更快，仔细研究才发现两者采取的单位长度不同，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就开始反思，用什么能比图形更好的来刻画变化的“快慢”。这样的例子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学生在老师的有意义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水平不同，都能进行“数学化”的过程，虽然水平有高低，但都能了解掌握“平均变化率”。提高了学生的知识水平。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和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