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0 14:49:2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机制
一、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这一定义说明了金融危机所具有的三层含义：金融状况的恶化；金融危机覆盖领域的广泛性；金融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
金融危机最初是包括在经济危机之中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危机重心在于生产过剩危机，然而金融危机则表现为金融工具职能被破坏，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汇率的波动与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利率猛涨等。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金融危机可能随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也可能当经济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单独爆发。
金融领域存在着四中均衡，货币供求均衡，资金借贷的均衡，资本市场均衡和国际收支均衡。当四种均衡被打破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危机便会爆发。四种均衡相互之间有较大的关联，当一种均衡被打破到一定程度时，其他均衡也会有相应被破坏的倾向。金融危机发生有两大根源，一是随着经济周期积累的经济问题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二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重点
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是由麦金农和克鲁格曼首先提出，该模型强调了一个重要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普遍的道德风险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政府同这些企业和机构的裙带关系。从而导致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膨胀和不谨慎，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形成了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导致了经济泡沫。当泡沫破裂或行将破裂所致的资金外逃，将引发货币危机。
三、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经济基础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科技水平极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导致其产品在竞争力上也相差甚多。产品竞争力的低下及不完善的工业体系导致了经常账户赤字的产生。例如越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十年里，一直推行激进的经济增长措施，工业基础薄弱但又急于加强现代化导致越南不得不加大工业配套零部件的进口，导致连年经常项目逆差，外汇储备降低。美洲开发银行估计，在过去的20 年中，拉美国家贸易条件下降率（大约为15 %）的标准差是工业化国家的2 倍。
金融企业竞争力与效率低下，发生道德风险。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对信贷风险无视而大量借贷造成一些行业的投资过度，产生呆账，加剧银行业风险。经济自由化之前，各国银行业存在的风险均转嫁给了政府。而银行业正是由于相信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会任由银行倒闭造成经济动荡而加大了信贷供给力度。东亚各国随着自由化的进行，一些垄断企业逐渐丧失垄断地位，盈利的丧失导致信贷风险加大。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银行相信政府背后对企业的隐形支撑，依然发放贷款。
宏观经济失调，经济体系脆弱。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经历了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房地产投资过度膨胀，造成了大规模的空置及资产泡沫。例如泰国房屋空置率达20%。同时金融市场日益繁荣，股市资产规模大幅上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第三产业增长超过第一第二产业，金融业过度繁荣而广大依靠第一第二产业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却持续下降，经济体系变得过分脆弱。
四、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政治基础
政治状况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促成与加剧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政治环境是保持国际资本信心的重要因素。而一旦政治环境发生动荡，国际资本容易大规模外流，造成货币危机。
五、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金融基础
首先，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盯住美元。然而，20世90年代，随着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相对升值，发展中国家货币却由于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随着美元升值。货币的升值导致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加剧了国内经常账户赤字的程度。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发展中国家普遍通过较高的利率来吸引外资流入。货币高估给了国际投机资本以可乘之机。同时固定汇率制导致国家无法有效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同时，发展中国家并不像发达国家一样能有充足的工具抵御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发生或者即将发生时，发展中国家由于不能容易地借到应对危机需要的外汇，其应对货币危机的能力大大减弱。
金融自由化过早且国家对金融控制力不足。各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时间与与金融自由化时间相差并不太长。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在金融深度上超过了国家所能承受的限度，导致国内金融机构承担过大风险。另外，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资本的过度退出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金融控制权。以阿根廷为例，在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外资控制了商业银行总资产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十大私有银行中，七家为外资独资，两家为外资控股。
六、总结
相比较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工业体系尚且不发达，对出口存在一定依赖程度，经济受国际环境影响程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又同时积累了宏观经济失调、金融业风险过高等一系列经济金融问题。并且，发展中国家盲目追求金融自由化，国家逐渐丧失对金融的控制力。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拥有比发达国家更严重的政治不稳定性与更低的国家信誉。这一系列的问题相组合，叠加，最终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频发。（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春红.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比较[D].山东大学，2002.
[2]陈雨露，马勇.金融自由化、国家控制力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3（3）：45-52.
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11月6日宣布：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面对如此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如何充分运用并使其发挥最大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外汇储备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探讨我国兑现加入WTO承诺后，在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外汇储备在规避金融风险、保护金融安全中的作用等问题。
一、金融安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逐步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金融经济时代，金融安全与稳定对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可以使一国经济陷入停滞、负增长甚至倒退。金融危机频繁发生，金融安全维护愈发困难，金融安全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甚至被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们由此产生了对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恐惧进而去防范它，对金融安全与稳定则由衷地企盼并竭力维护。金融风险的产生或存在构成了对金融安全的威胁，而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化解金融风险就是巩固金融安全。
2.金融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关系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影响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当金融风险日趋严重时，由于投资者对本币资产的恐慌性抛售和私人资本外逃，进一步加剧了本国货币汇率下跌。为了阻止汇率下跌，中央银行往往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而为摆脱金融危机，危机国家则通过增加外债来救急。这样，会使本来就已经债务累累的危机国家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恶化其债务状况。
二、我国的外汇储备
上面已经提到当一国金融风险日趋严重时，中央银行往往会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以阻止本国汇率下跌，防止进口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降低通货膨胀。那么，外汇储备到底能发挥哪些作用，我国的外汇储备情况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外汇储备的涵义
外汇储备属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储备资产项目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储备的一部分，主要由国际收支顺差形成，是弥补国际经济交往中自主易不平衡的主要手段。
外汇储备既可以是外币现金或相当于现钞的支付凭证，也可以表现为以外币计值的短期金融资产，具有灵活性、方便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可直接用于各种经济交易和国际支付，并可根据本国需要进行区域调拨和币种转换，必要时可用作外汇市场的干预，以保持汇率稳定。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特殊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银行具有政策性银行的管理职能，其外汇结存也计入国家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就由国家外汇库存和中国银行外汇库存两部分构成。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银行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发展，政府不再无条件地使用其所持有外汇，而划入国际清偿能力的范畴。自1993年起，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不再计入我国外汇储备的范围，现阶段我国外汇储备只包括国家外汇结存。
2006年11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这是继2006年2月，我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后，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外汇储备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
三、外汇储备与国际金融危机
外汇储备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大背景下，虽然开放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优化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能够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延伸，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这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随时有可能通过经济链条蔓延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时外汇储备在规避国家的金融风险及危机，保护国家金融与经济安全方面就扮演了一个极具分量的角色。
（一）在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外汇储备在规避金融潜在风险中的作用
1.金融市场开放下面临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通常，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放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其宏观经济政策都会存在弊端，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机制不十分健全，可能存在大量经济泡沫，此时如果该国大规模举借外债，其货币就会面临投机性资本冲击的强大压力，若本国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冲击，就会抵挡不过投机资本的力量。当一国经济发展呈现疲弱的态势时，投机资本就会抓住该国金融体系机制上的缺陷，利用其可兑换的固定汇率下被高估的弱势货币进行投机性打击，牟取暴利，这种国际游资带来的风险往往会诱发并加速一国的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正是如此，不管是拉美的债务危机还是墨西哥、亚洲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最终都表现为：缺乏足够的外汇或外汇储备保持本币汇率稳定，对外债务支付困难和要求延期。但是如果一国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就会有与强大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实力，足以让恶意投机止步。我国所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就可以给投机资本以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对中国进行恶意或蓄谋的投机，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事实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降低了企业境外筹集资金成本，能够使国际金融市场感受到中国的力量和重要。并且能够使得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实力所能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增强了外界对我国经济金融实力的信心。
2.金融市场开放使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被削弱，发展中国家有丧失经济的风险。金融市场开放下，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了资产的可替代性，国家金融当局对市场货币总量和货币实际供应量难以进行准确的估计和判断，一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大大降低。随着金融资产规模膨胀和外资的不断流入，货币当局干预市场的能力以及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降低，中央银行的监管难以真正实现其监管目标和发挥作用，变得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全球金融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为其所操纵和控制。这些垄断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使本国经济处于发达国家强大的垄断资本摆布之中。然而强大的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保证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尤其是利率的稳定，使我国真正有能力实现浮动汇率。通过市场机制保持汇率稳定，在与国际垄断资本的长期较量中获胜，保护国家的经济，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
（二）外汇储备在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风险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商品市场渠道；二是金融市场渠道。
1.商品市场渠道的国际货币危机传播，是指一国货币危机的发生通过商品市场的传播时，另一个国家实际的宏观经济变量发生改变，从而在另一个国家诱发和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货币危机在商品市场上的传播，是通过两国间直接或是由第三国产生的间接联系完成。假设A国经济稳定、低通货膨胀、汇率水平适当、无国际收支逆差，B国遭受了一次货币冲击，将引起外汇市场对A国的投机性冲击，表现为：
（1）造成A国出现贸易赤字及外汇储备减少。货币冲击导致B国货币汇率下降，货币贬值，而B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下降，竞争力增强，若B国与A国对C国出口类似产品，C国会增加B国进口商品数量，导致A国出口数量减少，甚至完全从B国进口；另外，B国商品降价会导致A国商品降价。这样B国的货币危机就通过A国商品出口减少、价格下降及进口增加引发A国的贸易赤字，从而减少A国外汇储备。当其外汇储备下降到难以维持外汇市场上该国的汇率水平时，就容易诱发对A国货币的投机冲击，导致A国的货币危机。
（2）产生多余的货币供给。B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使得A国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迫使A国国内类似商品下降，最终整体物价水平下降，从而导致A国国内的货币需求下降，经济中就产生了多余的货币供给。而其只能由中央银行向居民出售外国资产收回本币才得以消除，这样外汇储备减少，当外汇储备减少到难以维持本币汇率时，就容易诱发本币货币危机。
由此可见，一国的外汇储备在国际货币危机传播时，对于稳定本币汇率，避免本币受到投机冲击，阻止货币危机在本国的发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金融市场渠道的国际货币危机传播。金融市场是货币危机在国际间传播最迅速、最重要的渠道。如果大量的A国投资者及居民提取本币将其兑换成外币，那么会造成银行大面积的支付危机，而在A国银行体系拥有大量资产的国际投资者就会面临流动性困难，并因此转向B国的金融市场上提取资金，当这种提款较为集中的发生在B国时，就有可能引发B国的货币危机。但是如果A国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就会减少国际投资者的流动性困难，也就减少了引发B国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一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不仅可以避免本国遭到货币冲击，也是对与本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的支持，对于维护本国的国际地位和金融信誉也有一定的作用。
四、过多的外汇储备也蕴藏着风险
虽然外汇储备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并不是说外汇储备越多越好，要坚持适度原则，过多的外汇储备实际上也蕴藏着风险。
（一）决定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
一般认为，决定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首先是国家的进口规模和外债的规模，其次是汇率制度及汇率的稳定状况，再次是其他目的的外汇储备需要。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外汇储备一般应相当于一个季度的进口额。以2005年为例，我国每季度进口额大约1500亿美元，加上外债流出、外商投资回报以及其他需要，外汇储备规模应约为2500亿－3000亿美元；而统计显示，我国实际外汇储备已达8189亿美元，高出合理需要1倍以上。
（二）我国外汇储备过多所造成的影响及蕴藏的风险
我国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外汇储备过多隐含着巨大风险。外汇储备不是多多益善，必须规模适度，储备增加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与防范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不过，外汇储备超过合理需求、高速增长，也给我国经济金融带来负面影响（萧灼基）。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不等于中国经济就高枕无忧，高额外汇储备累积了巨大的汇率风险，增加了配置这些资金的难度，还增加了中央银行和国家外汇管局管理国内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管理难度。
1.外汇储备过多会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一国外汇储备过多会增加对本币的需求，减少对外汇的需求，就会造成外汇供给大于需求，从而本币升值产生巨大压力。另外，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又会形成巨大的货币供给量，成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当前，面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如果要既不对人民币升值产生压力，也不对国内的价格水平产生压力，央行就必须通过发行中央票据采取对冲，由此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都将造成很大压力。
2不利于提高我国总体经济的运行效率。高额外汇储备，意味着相对应的国民储蓄从国民经济运行中沉淀，没有参与国民经济的运作；另外，我国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巨额资金缺口问题，如“三农”资金问题，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紧张问题等。因此，对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的中国来说，此时以较低的利率借钱给外国政府使用，从总体经济效率上看是一种浪费。
3.外汇储备过多会造成外汇资金的闲置和积压。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牺牲了自己国民消费和投资的机会向外国提供低息融资，充当别人的现金流。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994－2003年间，所有发展中国家投资回报率平均为13.3%，而西方七国集团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梅新育）。
4.可能面临美元贬值风险。我国外汇储备目前以美元为主。从历史上看，美国往往不顾他国利益，不断地交替采取美元升值、贬值的政策，以解决其经济的矛盾与问题。如果我国长期持有高额美元储备，遇到美元严重贬值，可能的损失不能轻视。
金融危机回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汇率危机、股市崩溃和严重的通缩在世界各国蔓延。
20世纪80年代，日本持续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世界上一直备受瞩目。1990年1月，随着日本股票市场突然下跌，日本出现了危机。此后不久，日本的房地产部门和银行部门处于几乎破产的状态。90年代的整整10年，日本处于不同程度的经济停滞状态。
20世纪90年代的前3年，中欧国家也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在1979年，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决定开始建立一种称为半固定的汇率制度，并用来促进欧洲内部汇率的稳定，以此推进其长期孕育的单一欧洲货币计划，然而，它却酿成了两场惊人的货币危机（1992年9月和1993年8月）和几十次的汇率重估。
1994年12月，墨西哥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在此之前，墨西哥一直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允许比索以一种渐进的、可控的方式贬值。不难发现，给墨西哥经济造成极大危害的的比索危机，与两年半之后的发生在东南亚的危机几乎如出一辙。
1997年夏天，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一个个的陷入了经济混乱之中。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各国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泰铢贬值44%,泰国股市下降70%,
91家金融投资公司中有58家被坏账拖垮;印度尼西亚币值贬低50%,雅加达股市下跌幅度达37%,通货膨胀率高达80%
～100%;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证券指数在9个月内跌掉76%,其货币林吉特跌幅超过46%,大批银行濒临破产;韩国中央银行损失惨重,外汇储备从300多亿美元急剧下降到仅剩32亿美元。与此同时,韩元币值一路狂泄,几周之内就下降了48%。整个亚洲的经济都受到极大影响。
1998年8月，俄罗斯拖欠到期国债和卢布贬值同时发生。当卢布被允许浮动后，它急剧贬值到几乎毫无价值的地步。而此前许多参与俄罗斯债务市场的国际投资者，都通过与俄罗斯银行签署了远期外汇合同来对冲卢布贬值的风险。
1999年1月，巴西货币雷亚尔遭受了一次大幅贬值，紧接着厄瓜多尔也出现了货币危机。
这些国家都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迷中的焦点。对于这混乱的10年的大体情形，可以这样概括：欧洲部分地区、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遭受了货币危机、股市崩盘、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泡沫经济破灭与国家拖欠债务等，经济混乱导致了政治动荡。可以理解的是，全球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开始受到质疑。但是，人们质疑的问题通常都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再思考
危机多发生于经济赶超型国家
正是在经济赶超战略的指导下，形成了所谓的“东亚奇迹”等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努力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经济各个层面积累了许多矛盾。在原有优势已经逐步丧失而又没有及时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技术进行升级换代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生产出现了严重过剩,贸易出现了大量逆差，且越来越大,逐渐丧失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贸易逆差的增大和一些国家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国内和国外市场中获利能力的低下,迫使企业生产的扩大和升级只能更多地依靠借贷。从1993年开始,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对外借债呈上升势头，成为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这些金融危机正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和表现，暴露出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起的金融脆弱性，并使颇有代表性的东亚赶超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质疑。
货币危机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点
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由泰国的货币危机引发，货币危机导致外资流入中断并撤出，进而引起流动性危机。当流动性危机爆发后，在不稳定投机的推动下，流动性危机与货币危机相互激荡导致流动性和货币危机迅速扩散，再加上国际社会没有及时、反而不恰当的干预使得危机程度不断恶化。
投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并引发“羊群效应”，使得中央银行的干预无效
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对冲基金对泰铢的炒作，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究其源头，第一，这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
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
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
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第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因此，1996年以后，投机者越来越发现泰国具备了被攻击的条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本国金融市场已经完全开放，而且有离岸金融市场；为了遏制工资膨胀和吸引外资，泰国政府不得不维持高利率。于是1997年初，投机者开始了对泰铢的全面攻击，一时间泰铢急剧贬值，并带来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泰国、韩国等国的中央银行开始都曾试图干预外汇市场但最终都无功而返，白白消耗外汇储备而已。
金融监管治理薄弱是影响金融危机深度与规模的重要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界频频出事，监管不力是导致其金融业全线出事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金融监管职能从组织形式上看是隶属于日本的中央银行即日本银行。但在日本，真正统治金融领域的是大藏省，即日本的财政部。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象西方国家的央行那样独立于政府，而是从属于大藏省，在很大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监督，缺乏独立性，只有有限的金融监管职能。大藏大臣拥有对日本银行一般业务的命令权、监督权和官员任免权及日本银行金融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大藏省下设金融咨询机构――金融制度调查委员会，负责对金融政策制度的调查、咨询、修改等工作，许多金融政策也是先由大藏省制定，然后通过日本银行来贯彻执行。日本银行没有制定政策的自。同时，日本银行的人事和预算都由大藏省决定在人事上，除总裁和副总裁由内阁任命外，日本银行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须由大藏大臣任命。日本银行的经费支出是在一定的预算制度下进行的，事先要得到大藏大臣的认可。在对利润的处理上，日本银行采取全额上缴制度，即从利润中留出积累金和另途积累金，再扣除准备金后将剩余款项全部上缴国库。日本银行的会计管理事项由政策委员会决定，并且也要接受大藏大臣的监督。在财务预算上，大藏省也控制着日本银行。这些都为后来日本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对中国的启示
从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如高增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一定程度的中央计划经济、美元贬值等等这些都与中国的现在的实际情况非常相似。最近，在越南又出现了金融危机的趋势，这和历史又有惊人的相似。这些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对经济、金融各层次中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思考与调整。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要素资源高效配置，为整个国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虽然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基础、人民素质、科技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依然存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已经被证明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之道就是应当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并在国内、国际范围内实现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克鲁格曼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源泉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分：“然而，一旦我们按照会计学的方式去思考经济增长，我们就能够对经济增长过程有深刻的了解：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只有在单位投入的产出上升的前提下才会发生。仅仅是投入数量的增长，而投入的使用效率未能提高―即使投资再多的机器和基础设施―一定会带来报酬递减；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能力必然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应当在东部发达地区坚决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便是已有的被调整的产业还是盈利，应当让企业家认识到这种调整的必要性。把耗用资源和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向西部和其他第发展中国家转移，带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要逐步的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以拉动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主的模式，从简单模仿向技术创新型为主导过度，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而且要检讨赶超西方的总战略，要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文化和法制环境，重新设计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一整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代替单一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改善外汇储备管理
首先，必须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同时，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
其次，要对资本流入和流出实行均衡管理；依照循序渐进、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留有余地的原则，分阶段、有选择地逐步推出资本项目开放措施。尤其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因为短期投机性资本的异常流动有可能构成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再者，在中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与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央行货币政策遇到了一些麻烦。提高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必须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发行之间的连带关系，必须让汇率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浮动，货币政策才不会受困于汇率政策，才能有效地降低通胀预期，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为此，中国应当在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和国家外汇资产管理方面作出更系统的制度安排，同时加强财政与货币当局在储备管理中的协调配合。
完善金融监管治理机制
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良好的监管治理可以加强监管者的公信力及道德权威，通过加强监管者的公信力及道德权威，良好的监管治理有助于促进市场交易者之间的良好的交易秩序和规则。监管机构的良好的治理对市场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金融机构承担在其机构内部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的最终责任，以取得和保持客户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只有在他们的公司治理规则是良好情形下，他们才能实施有效的公司治理。良好的监管治理也基于监管行为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使监管行为具有很大程度的确定性。由于被监管者能够认知其服从监管和执行监管的行为的明确的后果，被监管者因此能够自觉执行监管规定。其二，良好的监管治理能够影响到被监管者的公司治理，通过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加强了被监管者内部控制风险的能力，从而通过其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了对监管谨慎性规定的一定程度上的自觉遵守。
总的来看，中国金融监管治理已经初步具备了良好监管治理的标准要求，在金融监管治理各要素方面已经较上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之前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离良好的金融监管治理机制还尚有距离。在这些影响实现良好监管治理的因素中，有外在的，如实现良好的金融监管治理机制的基础条件还不是很完善，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由国务院任命这一现象还将长期存在，其独立的程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等等。也有其内在的，比如金融监管机构内部风险监督、控制与审计一系列机制的缺失或不足等。因此，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良好金融监管治理机制的真正实现还尚需时日，通向良好金融监管治理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它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相关主管部门（领导）、法律界以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完善与实现。
建立健全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显得极为重要。但是，在中国，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风险预警的基础工作也难以开展，金融指标数据可比性差，可靠性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因此，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的步伐，确保金融风险预警指标数据采集的及时。同时，要加快建立完善的金融数据采集体系，提高人民银行金融稳定队伍的整体素质建设，更好的为研究和开发金融风险预警模型所服务。
加强国际及区域金融合作与危机的联合管理
关键词：货币政策 金融机构危机 货币危机 资产价格冲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9-041-05
一、引 言
从世界范围看，在过去的20年中货币政策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期间物价稳定，通货膨胀得到了良好的控制。这主要归功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最近的十年中逐渐收敛于物价稳定这一单一的终极目标，或者至少是兼容物价稳定的一系列目标集合。
尽管有更多的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物价稳定，但是对于这一货币政策目标对金融稳定究竟造成何种影响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综观国外学者的研究，有关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主要有三类观点：权衡观点（Trade-off）、协同观点（Synergies）和新环境假设（“New environment”hypothesis）。
所谓权衡观点是指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设计并不必然有利于金融稳定，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着平衡的关系（Mishkin,1996、Cukieman,1992、Fisher,1933等）。但是，权衡观点似乎与人们的传统认识相悖。通常认为通货膨胀会提高人们错判未来收益可能性的概率，而且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同时，高通货膨胀通常伴随着高波动率，这会进一步导致人们错判未来收益。此外，当经济周期处于伴随着高通胀的繁荣时期时，通常都会出现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泡沫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中央银行向市场提供过度流动性所导致的，而相对于真实预期收益而言过度的信贷增长经常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于是，产生了协同观点。所谓协同观点是指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设计将同样也会有利于金融稳定，也就是说价格稳定意味着金融稳定（Schwartz,1995、Padoa-Schioppa,2002、Issing,2003等）。
新环境假设观点建立的背景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较低且更加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的短期产出波动、显著的信贷和资产价格波动、频繁的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物价稳定（Claudio Borio 和 William White，2004）。新环境假设的观点认为在新环境下需要重新审视原来的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甚至需要价格稳定有利于金融稳定这一结论，即认为价格稳定会引发金融不稳定。因而，新环境假设观点认为中央银行仅仅关注物价稳定是不够，而是应该直接关注于金融不平衡本身。
此外，不仅是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存在争议，而且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存在争议。该观点认为金融不稳定会导致货币政策设计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非常严重或者是货币政策当局为了避免未来发生金融危机而改变货币政策。尽管金融不稳定可能是中央银行错误货币政策的结果，但金融不稳定也可能会驱使中央银行改变货币政策设计以应对金融不稳定的情况。例如，García Herrero (1997) 、Martinez Peria (2000)发现银行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发现那些经历过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国家从长期来看其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这些研究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因为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上认为的只是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的单向因果关系。
上述观点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金融稳定的内涵缺乏一个广泛可接受的定义，从而无法建立起考察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将从金融稳定的内涵入手，在选择目前较为广泛接受的金融稳定涵义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研究进展并进行相关评述。
二、金融稳定的内涵
迄今为止金融稳定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广泛的可接受的定义。这主要是因为从直观上看稳定似乎意味着没有波动，但不幸的是，波动对金融市场而言并不一定是坏事。正如Schinasi (2003)所指出的，即使是稳定市场中的资产价格也会有较高的波动率。Issing (2003)进一步指出，导致金融机构失败的大的资产价格波动甚至是稳定的信号，或者是系统自我纠正或净化能力的信号。尽管定义金融稳定存在着较大困难，但学者们仍然尽了极大的努力界定金融稳定的内涵。目前有关金融稳定的定义可以笼统地分为两大类：金融稳定说和金融不稳定说。
（一）金融稳定说
Mishkin(1991)认为金融稳定是确保能够长期持续的一种状态，没有大的破坏和冲击，并且储蓄分配转化为投资机会是富有效率的。Crockett (1997a)定义金融稳定为没有明显的引发损害经济（不包括一些严格限定范围内的消费者及其对手方）的冲击的存在。Padoa-Schioppa (2002)定义金融稳定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金融系统能够承受冲击，并且在抵御冲击的过程中不会导致出现损害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和经济中支付处理过程的风险积累。Foot(2003)认为金融稳定的内涵包括：（1）货币稳定；（2）就业水平接近自然就业率；（3）对于经济中核心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运转存在信心；（4）经济中不存在损害货币稳定和就业水平的实际资产或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波动。此外，还有一种在概念上不是很令人信服但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金融稳定定义，即金融稳定是指没有银行危机、资产价格稳定、利率平滑的状态（Goodfriend, 1987; Cukieman, 1990）。
金融稳定说试图从金融稳定的特征、条件以及实现过程来描述金融稳定内涵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但金融稳定说所描述的金融稳定的内涵尽管在形式上看起来很美，但却缺乏一个合适的可以量化的基准来将金融稳定与金融不稳定区分开来，从而给实证研究带来了困难。
（二）金融不稳定说
与金融稳定相对应的概念是金融不稳定，而排除了金融不稳定的情况即为金融稳定。Mishkin(1999)认为金融不稳定源于信息流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受到冲击的金融系统不能正常发挥其资金融通渠道的作用，从而使资金无法配置到最有生产效率的项目中去。Schwartz（1986）认为金融危机是被支付手段在任何价格下都无法获得的担心所驱使，即便是在部分银行储备体系中发生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对高能货币的争夺，这种情况将由于公众对银行系统的突然挤兑而迅速恶化。金融危机是短暂的，当公众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放缓时危机将结束。Ferguson (2002)认为金融不稳定包括三个基本标准：（1）一些重要的金融资产价格与基础价值严重背离；（2）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市场功能和信用有效性都显著地发生了扭曲；（3）前两项的结果导致总支出显著偏离（或高或低）于经济的生产能力。Large (2003)认为金融不稳定的特征包括价格的波动性和无法预期的变动，而防止这些波动性和变动的发生则是需要面对的实际挑战。
从学者们对金融稳定内涵的定义来看，不仅每个学者对金融稳定有自己的理解，甚至有的学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描述金融稳定，并且大多数学者都是针对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来定义金融稳定的。尽管采用金融稳定说来定义金融稳定的内涵从逻辑上看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但由于金融不稳定说可以用明确的指标进行量化，从而有利于实证研究的开展，因此研究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学者大多都采用了这一定义。本文也采用这一定义，同时考虑到金融不稳定从表现形式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危机、货币危机和资产价格冲击三个方面，我们主要就从这三个方面梳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尽管我们没有选择从权衡观点、协同观点和新环境假设这三个方面来研究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但这三类观点均内含于相关研究中。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危机
相比于金融系统中的其他机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设计将会更直接地影响到银行系统功能的发挥。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利用1970年-1999年期间79个国家（27个工业化国家、32个新兴市场国家、20个转轨国家）的年度面板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设计（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与银行危机的关系。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发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与银行系统危机呈显著负相关，即中央银行采用物价稳定的目标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危机的发生。同时发现，盯住汇率的货币政策策略与银行危机呈显著负相关，即采用汇率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分析，他们还发现除了转轨国家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与银行系统危机呈显著负相关，但货币政策策略与银行系统危机之间则在分类样本国家中未呈现出显著关系。
根据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的研究，中央银行采用物价稳定的目标以及采用汇率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危机的发生。因此，单就银行危机而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主要目标，同时应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
但De Graeve, Kick 和 Koetter(2008)的研究结论则与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截然相反。他们利用德国1995年-2004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银行业数据，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微观-宏观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与银行危机的关系，结果发现采用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会导致金融不稳定。为了避免采用单一的微观模型或宏观模型而导致有用的宏观经济信息或微观经济信息被忽略掉，他们将微观经济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相结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微观-宏观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与银行危机的相互影响。其中，微观经济因素主要是涉及到银行的七个财务指标，包括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比率、资产减值准备与银行总资产比率、贷款与银行总资产比率、表外业务与总资产比率、对数总资产、股权收益率、净同业资产加现金与银行总资产比率；宏观经济因素包括GDP增长率(Y)、通货膨胀率(P)和3个月利率(R)。利用这一微观-宏观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货币稳定并不必然导致金融稳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Y和P不变），如果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这有利于物价稳定）而提高一个标准差的利率（即一个标准差利率的冲击），这会导致一年以后银行出现危机的概率提高0.44%，也就是说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会以导致金融不稳定为代价。进一步地，如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低，货币政策冲击导致银行出现危机的概率越大。
此外，Adrian.T 和 Hyun Song Shin(2008)将研究视角延伸至金融市场中的其他中介机构。他们认为与商业银行相比，证券经纪商尽管规模比较小，但由于其资金来源几乎完全是短期市场融资，因此其资产是反映市场信贷边际供给（Marginal Availability of Credit）的最佳信号。他们研究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与证券经纪商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关系，结果发现，联邦基金利率的降低将导致证券经纪商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膨胀，相反，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将导致证券经纪商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收缩。因此，短期利率是影响金融机构规模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变化将加剧而不是熨平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波动，即采用短期利率为货币政策工具将不利于金融稳定。据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明确定位于金融稳定。
四、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
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采取何种恰当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出于稳定本国汇率和货币的目的, 应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即提高利率水平，以吸引资金内流或防止外资大量抽逃, 进而稳定本国汇率。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则对这一看似正确的建议提出了挑战，因为危机国家基本都按照IMF的建议纷纷大幅提高本国利率水平以试图稳定汇率和货币，但结果却使本国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从理论上讲，提高名义利率水平的确会起到稳定汇率的作用，从而减少本国企业的外币债务负担。但是高企的利率水平也会增加本国企业的本币债务负担，降低企业进一步投资或者仅仅是避免破产的能力，而这又会对汇率的稳定性产生负面的冲击。因此，为应对货币危机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的货币政策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0)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期小型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关系模型，研究了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应对货币危机的临界条件。这一模型建立在几个假设条件之上：（1）存在购买力平价关系；（2）存在利率平价关系；（3）资本完全自由流动；（4）企业财富是决定其投资和产出的唯一变量；（5）浮动汇率制。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首先从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角度建立了第2期产出Y2和第1期名义汇率E1之间的关系，即
（1）
这一关系为利率平价LM曲线（IPLM），反映了货币角度E1与Y2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然后，他们从实体经济角度，即从企业的融资和生产决策角度建立了第2期产出Y2和第1期名义汇率E1之间的关系，即
（2）
这一关系为W线，反映了实体经济角度E1与Y2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与（1）式中E1与Y2非线性关系不同，（2）式中E1与Y2是一种线性关系。
当IPLM曲线和W线相交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提高利率可以有效应对货币危机。但当IPLM曲线和W线相切或者没有相交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导致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萧条。若IPLM曲线和W线相交，则需满足，可得：
，（3）
这就是为应对货币危机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条件。其中，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1)将上述模型进一步放松至无限期限，研究了在存在信用约束的情况下小型开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体拥有外债的比例越大就越容易发生货币危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都可能爆发货币危机；公共部门的不平衡会通过公共债务尤其是公共外债的挤出效应对本币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信贷供给对利率不敏感，那么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应对货币危机是有效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对中期的经济行为产生债务负担效应，即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中期内会提高本国企业的债务负担。
然而，Zettelmeyer(2004)在研究了上个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三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化对汇率的影响后发现，当中央银行为稳定汇率而提高100个基点的3个月市场利率时会导致汇率水平提高2%-3%的水平，即支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有利于稳定汇率作用的传统观点。但是，为稳定汇率而采取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代价是高昂的，为弥补本币10%的贬值需要提高大约500个基点的利率。
尽管上述研究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货币危机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学者们都接受的，即稳定的汇率是防止货币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
五、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冲击
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金融不稳定现象却明显增加，尤其是全球资产价格在急速攀升过程中伴随着较高的波动性。Borio 和 Lowe(2002)指出从历史上看资产价格波动通常伴随着金融不稳定现象的发生，尤其是在资产价格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中容易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陷入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再度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虽然早在10多年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并怀疑这种波动是否完全由经济基本面因素所导致，但关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尤以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在存在有效的资本市场并且不存在监管瑕疵的世界中，资产价格的波动仅仅反映的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因此，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对资产价格波动给予特别的关注。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构建了一个考虑工资粘性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考虑或不考虑资产价格泡沫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结果发现，只有当资产价格可能预测未来通胀或通缩压力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关注资产价格是有益的，否则，采用传统的通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而言是最为合理的。即如果非基本面因素（包括市场心理影响和监管不力等因素）是导致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并且来源于非基本面因素的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具有潜在的显著影响，那么资产价格波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经济不稳定的独立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其中，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包括财富效应、Tobin q效应、金融加速器效应等。Bernanke 和 Gertler (2001)进一步指出，尝试稳定资产价格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央银行无法准确知道资产价格的变化究竟是否来源于非基本面因素，亦或基本面因素，还是两者的结合。
当然，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所建立的模型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1）不是从模型中推导出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人为设定为考虑或不考虑资产价格泡沫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然后研究货币政策规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2）假定资产价格泡沫在破灭之前以恒定的速率增长，但实际上资产价格泡沫也许不是突然破灭，而是以一定的速率上升或下降；（3）假定资产价格泡沫存在一段时期并且在破灭之后不会出现，所以仅仅研究了资产价格泡沫对实体经济的短期影响；（4）因为无法知道市场心理的准确影响而没有将下期资产价格泡沫可能破灭的概率内部化，而将之内部化与仅仅将其作为外生概率所得出的货币政策规则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结论可能是不同的。Semmler .M 和 Wenlang Zhang(2007)在弥补上述缺陷后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研究了在面对资产价格波动时货币政策的反应，结果发现，在零利率的低利率环境下，金融市场的萧条会使得衰退的经济更加恶化，如果为了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中央银行不应该忽略资产价格的波动。Alexandros Kontonikas 和 Christos Ioannidis(2005)也认为无论是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还是标准的Taylor规则，考虑资产价格波动的利率调整有利于降低宏观经济的波动。
六、结论性评述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这反映了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如何确保金融稳定方面的困惑。综合目前的研究进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一）金融不稳定通常来源于对一些共同因素而非特殊因素的风险暴露。也就是说，金融不稳定是系统性的危机，而非个体危机。如果金融系统中众多金融机构按照类似的模式进行运作，金融系统就更容易在遭到共同的宏观经济威胁时出现危机。因此，为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要尽量避免金融机构的同质化运作，推动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运作无疑是重要的。
（二）物价稳定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金融稳定，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不能仅仅将物价稳定作为确保金融稳定的唯一指标。根据当前的研究结论，物价稳定并不一定必然会导致金融稳定，但是，物价不稳定却是引发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关注物价稳定的同时应该综合考虑其他经济指标或因素以确保金融稳定。为了确保一国的金融稳定，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更为广泛的影响，而不单单是对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的影响。
（三）若要试图建立考察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当务之急是必须对金融稳定的内涵建立明确且为大家所广泛接受的定义。尽管金融稳定的内涵难以清晰地界定，但这是研究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深入探讨并寻找衡量金融稳定且得到广泛公认的一揽子指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其他尚待进一步挖掘的领域。尽管目前有关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仍然存在很多尚待进一步挖掘的领域。比如，目前的研究多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没有深入分析一国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等制度变量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当前的研究也没有对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加以区分，以判断在不同阶段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不同表现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在未来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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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ghion.P, Bacchetta.P and Banerjee.A, 2001. Currency cris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n economy with credit constraint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pp 11211150.
4.Alexandros Kontonikas and Christos Ioannidis, 2005. Should monetary policy respond to asset price mis alignments? Economic Modelling, Vol.22, pp.1105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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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rnanke, B., Gertler, M., 1999.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 volatility. Economic Review, fourth quarter 1999.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17-51.
7.Bernanke, B., Gertler, M., 2001. 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1, pp.253257.
8.De Graeve. F ,Kick. T,Koetter. M,2008,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An integrated micromacro approach，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Vol. 4, pp. 205231.
作者简介：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国际投资组合———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关键词：金融稳定；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危机
金融稳定是指构成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处于平滑运行的一种状态。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能够避免实体经济或者金融系统遭受外部冲击，金融媒介功能能够有效发挥，金融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金融资产价格平稳运行并能反映其价值。从1980年爆发的阿根廷银行业危机，到2015年以来的中国股灾，诸多金融危机都发生在汇率不稳定的国家，汇率波动已经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国内外研究汇率波动、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的文献比较丰富，但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系统研究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文献并不多。在注册制等制度创新不断推出以及金融政策预期不稳定的特别时期，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金融创新的配套政策体系，构建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和金融政策的纠错机制，是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学术界关于汇率波动、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本课题拟从三个方面展开文献综述，然后构建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金融稳定问题的分析框架。
一、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研究
到目前为止，关于汇率制度选择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的方向，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和看法。汇率制度安排必须服从国家的长期战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化进程中的人民币仍将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国家战略目标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才是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外资冲击东道国汇率，进而影响金融稳定的路径主要有如下三条。
第一，通过贸易收支途径。贸易收支与汇率波动存在较强相关性，因而贸易收支变化影响金融稳定（Arize等，2000）。胡援成（2005）利用亚洲五国的经常项目差额、净出口、储备变动和汇率变动等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累积的经常账户逆差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因果关系。Whelan（2013）认为经常账户赤字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关键因素。
第二，通过直接投资途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都论证了短期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Krugman（1979，第一代）研究发现，一国经济基本面恶化能够引发资本外逃导致货币危机；不仅如此，Obstfeld（1996，第二代）发现，即使经济基本面良好，货币乏值的预期也可能引发资本外逃导致货币危机。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第三代）利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羊群”效应、警示效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展开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第三，通过金融市场途径。Dombusch等（1980）提出“流量导向模型”，认为外部冲击引起的汇率波动与股票价格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不仅本币贬值会导致股价上升，而且汇率变动通过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也可能引发本国通货膨胀，从而引起股价波动。Wilson等（1990）分析了美国1907年之前发生的5次股市崩盘和金融危机，发现汇率波动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谢经荣和朱勇（2002）通过对12个国家发生的16次金融危机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在这16次金融危机之中，由于资产价格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占据12次。
总之，外部冲击通过贸易收支、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影响汇率，进而影响金融稳定。在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汇率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路径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汇率波动与金融稳定的互动机制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现实课题。
二、货币政策影响汇率波动的理论研究
Keynes （1923）提出利率平价理论，认为汇率波动源于国内外利率差异。Argy（1981）提出国际收支学说，认为汇率波动源于国内外国民收入、国内外价格水平、国内外利率以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Chadha和Prasda（1997）对日本实际汇率波动的原因进行了VAR分析，发现不论是名义需求冲击还是实际需求冲击都是导致实际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Ball（2010）对汇率波动的成因进行了分类，给出了最优货币政策方案：如果因为资本流动变化导致货币升值，最优货币政策就是降低利率；如果因为国内消费攀升引起货币升值，最优货币政策就是提高利率；如果汇率波动冲击来自较高的净出口，而出口增加的原因又是制成品，那么最优货币政策就是货币从紧。赵文胜和张屹山（2012）采用短期约束和符号约束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并对中国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给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影响的证据，认为央行适度的外汇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是影响汇率波动的重要因素。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央银行如何通过利率、货币供给、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有效地调控汇率，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三、货币政策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研究
金融动荡和金融政策的不确定性激发了学术界研究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Lee（2011）认为中央银行通过稳定通胀和产出，减少源于预期变化产生的冲击，能够促进金融稳定。Albulescu（2013）构建了一个模型，在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中加入金融稳定目标，认为欧洲央行需要对金融不稳定做出反应。Baxa等（2013）在模型中加入金融压力指数，研究5个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是否需要对金融不稳定做出反应以及怎样做出反应，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政策利率来应对较高的金融压力。王少林和林建浩等（2015）构建了一个FAVAR-BL模型，发现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非对称的互动关系，其中货币政策变动对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同期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股票市场变动对货币政策则是同期影响强度较小，但持续时间较长。
总之，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存在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在金融稳定与配套货币金融政策体系方面，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进行深入研究。比如，从美国复制的熔断机制为什么不适应中国的T+1市场？注册制的推出会不会导致更长时期的金融不稳定？
四、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金融稳定问题的理论框架
依据金融理论以及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构建金融稳定问题的研究框架如下。
1. 金融稳定影响宏观经济的机制研究。内容具体包括：研究金融稳定的内涵和外延；构建金融稳定的指标体系；金融不稳定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各种影响研究；金融不稳定导致的货币政策偏离，货币政策偏离对经济主体预期的影响；综合研究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的互动机制。
2. 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机制研究。内容具体包括：深入研究汇率波动通过贸易收支、直接投资、金融市场影响金融稳定的路径和机制；借鉴Chang和Velasco （2001）构建的金融危机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汇率因素，论证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从理论上剖析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渠道。
3. 汇率波动来源与货币政策反应研究。内容具体包括：建立汇率波动来源与最优货币政策反应的理论模型；研究中央银行基于不同的汇率波动来源而做出的最优货币政策反应体系；借鉴国外经验，深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汇率波动来源，探索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体系。
4. 基于金融稳定的货币金融政策体系研究。内容具体包括：根据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针对当前资本市场存在的若干制度缺陷，以及正在或者准备实施的制度创新，综合研究货币金融政策体系的预期影响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借鉴国际经验，重点研究注册制实施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应对风险的策略体系。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金融稳定与货币金融政策的互动机制研究，因为这是构建央行货币政策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和选择货币工具的关键依据。本课题研究的难点是最优货币政策体系和策略体系构建的相关理论研究，因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际环境是复杂多变的，货币金融政策选择会遇到两难的困境，类似熔断机制在中国不适应以及政策不配套的情况还会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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