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1 17:26:3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全球贸易情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的兴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展，贸易、金融、投资的自由化使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逐渐呈现互补性特征。全球市场形成之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交通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
二、竞争优势的提出及国际应用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这些理论认为，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优势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管理学家家迈克尔・波特在其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如果将其引用在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优势中也同样可以发挥效果。通过整合国际资源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表现出来的有跨国并购、生产要素的优势互补、跨国资本通过金融市场的间接国际传导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在国际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优势。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互补性（一体化）实质是跨国公司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降低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的可能。
三、国际贸易与投资互补的必然趋势
（一）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而这无疑为国际投资成与贸易的促进与互补作用奠定了基础，公司的内部化部分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这也是科斯定理的精髓所在。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的互补，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根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
（二）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跨国公司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跨国公司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纵向、横向并购等业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
跨国公司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同时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等。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部贸易比重不断上升，这实际产生了辅企业的“中间桥梁”作用，正是这类中间业务才使得贸易与投资自发地生成了互补优势。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国际贸易通过投资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互补利益。通过国际投资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创新等。国际贸易对投资所带来的产出进行分步骤、有节奏的消化吸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利益地位将迅速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
【关键词】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中国对策
一、引言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促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治理平台的诞生，即二十国集团（简称G20），成T中包括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欧盟）。G20成员的人口总量占全球的2/3，GDP占全球的85%，占全球贸易额接近80%，占全球吸引外资额和对外投资额的70%和80%。G20成员的体量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中必然发挥着独到且重要的作用。
G20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增强全球主要大国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性，因此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其中的主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影响犹在，但是其紧迫性相比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已经有所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和投资作为财政、金融之外的另一个领域，重要性日益凸显。因为G20成员自身贸易总量、代表性和全球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外形成了一个“迷你WTO”。G20成员数量远远少于WTO，因此在贸易投资政策方面的协调难度大为减小；同时，鉴于G20成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贸易投资规则方面所达成的成果实际上是代表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投资事务中的立场和观点，代表了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方向，对多边贸易投资规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G20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在此背景下，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刺激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成为G20成员的重点关注领域。2008年以来，G20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员已经意识到G20在该领域可以有更大的作为。2015年，在中国的提议下，G20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确定了贸易部长会议的定期化机制，提升到与G20成员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会议同等的级别。从G20发展的历程来看。G20对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20世纪30年代欧美爆发经济危机，世界经济萧条，各国为了一己之利，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中美国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斯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平均水平高达53%，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导致全球贸易总额大幅下降70%，这种以邻为壑的短视做法严重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主要国家担心世界各国重走保护主义覆辙，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甚至如上世纪一样引发战争。因此，在2008年召开的第一届G20华盛顿峰会上，与会成员一致同意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在峰会结束后一年内避免设置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新壁垒，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历史上第一次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做出集体承诺。此后历届G20峰会中成员均明确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期限也不断延长；同时G20成员推动以WTO为平台，加强对全球贸易政策监督和审议，授权WTO等国际组织G20成员贸易保护报告，对各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形成集体压力。G20多措并举，对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功不可没。
同时，在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以“短、平、快”为特点的区域贸易谈判兴起，各主要经济体将主要精力放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上。据WTO公布的数据，截止2016年7月1日，WTO成员通报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635份，平均每个WTO成员签署了接近4份自贸协定。一些超大规模的自贸协定谈判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全球区域性贸易谈判的兴起导致全球贸易规则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越来越严重，全球贸易规则开始走向“碎片化”，实际上是一种贸易规则层面的“保护主义”。G20成员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体，G20成员在历次峰会一直支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确保与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的一致性，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摒除规则的“藩篱”，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规则的“碎片化”趋势。
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通过的贸易部长声明，再次发出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明确信号，G20成员决定将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延长至2018年，具体承诺包括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逐步减少和取消已经采取了的贸易限制措施。同时，G20成员同意进一步加强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确保其与多边规则的一致性。
2、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995年成立WTO，以其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目前，WTO共有163个成员，是处理全球贸易投资事务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也是全球涵盖范围最广、规则体系最为全面的贸易规则体系。但是，2001年WTO启动多哈谈判之后，由于成员所处的发展阶段、自身利益等因素难以在如此庞大的组织内取得共识，而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又是WTO制定多边贸易纪律的基础，多哈谈判久拖未决，持续了15个年头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已经减损了WTO在制定多边贸易纪律方面的信誉。
G20成员作为WTO的核心成员，肩负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责任，这不仅符合G20成员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G20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继续支持WTO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G20成员是WTO最为核心的成员，如果G20对WTO在全球贸易投资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不认可或者存在异议，则WTO根本无法在163个成员中树立威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G20成员对WTO的支持是多边贸易体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柱，所以历次G20峰会都将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作为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会议上共同发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主体作用。第二，进一步支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积极进展。2001年，WTO启动多哈回合谈判，一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使得WTO成员对于多哈回合谈判信心继续走低。在此背景下，G20成员通过每年举行的峰会积极就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行磋商，凝聚共识，缩小分歧，为促成2013年巴厘岛WTO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达成了以《贸易便利化协定》为核心的“早期收获”协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WTO。
尽管多哈回合在巴厘岛获得了一线生机，但是谈判仍然没有完成，G20在2014、2015年峰会上仍对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积极努力，寻求可能推进谈判的路径和方式。201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成员再次承诺2016年底前G20成员全体批准《贸易方便化协定》，同意持续推动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探讨潜在的、合乎各方利益的新议题谈判。
3、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
相比于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国际投资规则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并没有多边的纪律约束。因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WTO都曾尝试设置全球性的贸易投资纪律，但最终无功而返。相比于金融、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原本不是G20讨论的重点，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蔓延和影响的扩大，投资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如何在全球层面减少投资规则的障碍，增加投资政策的透明度日益成为全球主要投资输出方和接受方的重要议题。G20成员占全球吸引外资额和对外投资额的70%和80%，G20国家对于投资政策的协调也日益受到关注。
2016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上通过了全球首个多边投资政策性纲领文件，即《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无论是在G20历史上还是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确立了反对跨境投资保护主义、共同营建开放、非歧视性而且透明、可预见性的投资政策环境并且加强投资保护，确保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并且推动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承担投资者的企业社会责任九大原则。尽管仅仅是规定了基本的指导原则且明确为非约束原则，但是却为未来G20成员就多边投资纪律的具体细则进行讨论设立了基本框架。《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G20协调制订国内投资政策和商谈对外投资协定提供重要指导，同时为弥合国家间投资政策利益分化，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迈出历史性一步，将为促进全球投资增长提供长远制度性引领。可以预测，未来G20在协调全球多边投资政策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鉴于G20成员在输出投资和吸引投资方面的巨大体量，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领域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很可能未来全球性的多边投资规则的诞生就是以G20所指定的投资规则为蓝本。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1、积极利用G20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并引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是客观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现有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持下制定的，虽然促进了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但是主要受益方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谁掌握了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未来更大的发展权。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需要平台支撑，在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贸易谈判、投资规则制定谈判无法达成共识且陷入僵局的情况下，G20成员是全球贸易投资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在小范围内就贸易投资规则达成一致再以此为基础走向多边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法。因此，G20提供了一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平台，中国必须用好、用足G20平台，才能在新一轮的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积极利用G20这个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要提出完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积极主张。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提出“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让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好地满足中国诉求，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中国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要坚持，用好自身的“巧实力”。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谈判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多赢”，谈判实际上是相互妥协的过程，需要主要大国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所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在坚持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承担与大国相称的国际义务，积极促成规则的制定工作。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今年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通过《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就是中国积极利用G20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典范。
2、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增强引领规则制定的能力
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发展的趋势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减少投资隐形门槛，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谈判过程是一个“出价”、“要价”相互交锋的过程，要想获得对方的市场，也要满足对方的要价，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形成新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不断提升改革开放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这为我们对外开展经贸投资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再是一味防守，而是拥有了更多的进攻利益和诉求。
G20作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平台，面临的谈判对手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等所谓的“二十一世纪议题”方面谈判雄心水平很高，而这些领域恰恰是我们国内改革的深水区。G20与WTO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平台，在G20平台中，成员数量远远少于WTO，利于就特定的贸易投资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成员少更容易“短兵相接”，所以不能够提出有竞争力的“出价”，则很难在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方面提出有价值的方案，所以中国需要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夯实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顺应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发展的大趋势，这样有利于在国际贸易投资谈判中掌握主动，有利于保护中国的长远利益。
3、注重人才梯队培养，加强国际经贸人才队伍建设
据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866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其中出口20498.3亿美元，增长7.9%；进口18178.3亿美元，增长4.3%；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扩大48.1%。
虽然与原先预定的10%的目标有一定差距，但在全球贸易复苏显著放缓的一年里，同比增长6.2%的水平依然不俗。摩根大通银行资金服务部贸易及供应链融资中国区主管林树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对全球贸易持谨慎的态度，但是亚洲区的贸易将会成為一个“亮点”，尤其是一些与消费、零售相关的领域。
但是正如遭遇人均GDP尴尬一样，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第一也相当“浮肿”，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造成进出口总值高而利润低。但对于CFO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经济环境的跌宕起伏、汇率的变幻莫测都对其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使得作為企业把控风险和资金第一人的CFO更加谨慎。针对CFO的担忧和更高需求，林树文表示完全有信心，“依照全球的优势，相信我们可以服务的很好。”
1 双翼齐飞
2007年摩根大通银行在京注册成為本地法人银行，即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如今已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哈尔滨、苏州等地开设了分行。
摩根大通在华的核心业务是对公业务。进入中国以来，贸易融资业务一直是摩根大通的重点。摩根大通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客户提供人民币和外币的贸易服务，既包括传统贸易融资业务，比如信用证开立、通知、保兑、议付、背对背信用证、进出口贷款、银行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的开立、单据缮制、贸易单据贴现、供应链融资及电子贸易平台等服务，还包括结构性贸易融资服务，比如进出口银行担保项下的贸易融资、出口融资、银团贸易融资、贸易项下买方付款风险贴现等服务。
伴随在中国的积淀和发展，摩根大通除了巩固和发展金融机构的客户外，也继续致力于為大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过去一两年我们的贸易融资进步比较大，之前主要是金融同业的客户，现在正朝着企业客户和金融客户并重的方向发展。”林树文强调，正是因為之前一直服务于国内的银行，也就等于间接服务了很多企业客户，对他们的需求非常了解。
据悉这些大型企业客户主要分為两类，一类是摩根大通在全球的海外客户，正在“走进来”；另外一类是“走出去”的本地企业。在林树文看来，摩根大通可以利用自己全球的网络系统，為客户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
林树文介绍，目前摩根大通大部分在海外的贸易融资产品都已在中国同步上市。“我们会和海外市场保持紧密的沟通，随时掌握全球先进产品的趋势和进展。同时对于国外正在使用的先进贸易类金融产品，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细致和完善的评估机制，严谨的筛选出更适合国内环境和客户的产品，从而引进来。”
大力发展客户是林树文的主要工作之一。林树文表示，相比客户数量，质量更為重要。“我们的目标就是先大力建立客户基础，这需要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再针对目标客户进行个性化的发展。”
2 撬动供应链
对于贸易融资中的供应链融资管理近些年来备受国内企业的关注，而这个在国内备受关注但又还不是特别被熟练掌握的领域却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伴随中国已步入工业化中期，土地、劳动力价格上涨，环境负荷加大，产业转移成為必然。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的制造业迅速发展，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产业转移首选对象已从中国转到东盟。以从中国“转战”越南的知名运动品牌為例，2000年在中国生产全世界40%的该品牌运动鞋，全球第一；而如今越南取代中国成為其世界最大运动鞋生产国。统计显示，2000年以来越南制造业产值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10多年来，越南从以往只生产初级品向机械制造领域发展，目前已能生产成套机械设备，其汽车、造船工业也有明显进步。
伴随产业的转移，很多企业的供应链也发生了转变。对于很多生产企业来说，生产基地的转移使得原本的区域内供应链管理成為跨区域的管理，与此相对应，供应链融资方案也需要转变為跨区的供应链融资方案。林树文介绍，由区域内的供应链变為跨区域的供应链，这中间的复杂度和风险性都上升了不少。林树文对此列举了一个案例，一个跨国集团在中国有20家生产企业，每家都有各自的供应商，分别分布在保税区、境内和海外，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仅以外汇支付為例，具体操作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而这种复杂的情况就会更加凸显摩根大通的优势。”林树文认為，摩根大通的优势就在于经验丰富，伴随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摩根大通更能应对复杂、考验专业性的服务。
在贸易融资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林树文认為，供应链管理本来就是与企业战略紧密结合的，尤其是在产业正在发生转移的情况之下，对于供应链的管理需要更加科学和可持续性。林树文表示，银行在為客户制定供应链融资方案时必须遵循这种原则：首先了解供应链融资方案与企业的发展需求，是希望延长账期增加现金流，还是希望加强与供应商的联系；其次再根据企业的需求制定相应的融资方案。“虽然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融资方案应该可以达成以上的多种目的，但是针对侧重点的不同，方案的设计上也会有很多不同。”
3 全面取胜
作為全球最大的美元清算行，摩根大通负责全球外汇市场中1/4的美元清算业务。在2010年和2011年，摩根大通接连被《贸易福费廷》杂志评為“全球最佳贸易银行”。
对于摩根大通在贸易领域的优势和成功，林树文认為，与其说产品的创新，不如说洞悉客户的需要，而对客户需要的支撑则是来自经验丰富的团队。根据林树文介绍，“摩根大通中国贸易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经验丰富，既了解全球市场也熟悉中国市场，每个人都有成功案例。”
在林树文看来，摩根大通的优势非常显著。首先，全球化的优势。摩根大通的网络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国内的企业进入这些国家或地区时，摩根大通当地的分支机构就可以予以支持，除了产品的支持外，还包括咨询服务。摩根大通会通过本地分行的经验，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一、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基本态势和政策措施
1 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经济全球化背景 不断深化的分工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目前，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分工的发展已拓展到全球的范围，先后经历了产业或行业间分工的国际化、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的国际化和企业内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间分工的国际化等3个阶段。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必然引起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和各种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以及自由贸易思想和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渗透。
上述在国际范围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催生了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活动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这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表现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我们把战后出现的以上经济现象称之为“经济全球化”。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生产率，从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国带来了经济利益。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获得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供给和分工的规模效益；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然成为促使战后世界各国纷纷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根本动力。
2 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与经济发展 战后以来，以世界范围内分工不断深化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历了以下3个重要发展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由产业或行业间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上世纪80～90年代：由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本世纪初开始：由企业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
与上述经济全球化的3个重要发展阶段相对应，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也进行了3次重大调整：以1964年启动的GA了了肯尼迪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以1974年启动的GATT东京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非关税壁垒逐步废止；以1985年启动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标志，开始了全球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全面强化。
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推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产业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依次为：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的转移；以及本世纪初开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部门的转移。
为了获取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在实施对外开放方面各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其中：
发达国家主要是依托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通过设计和操控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经济合作体制的方式，按其设定的目标和方式推进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谋取其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最大化。发达国家的这一对外开放战略当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质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对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存有疑虑，采取反对和排斥的消极态度。其后，受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成功范例的影响和启示， 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外开放的战略。在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积极筹划和参与各类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由于受历史和政治诸多因素的制约，采取积极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对外开放方式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也开始对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对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无论是上述哪类国家，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一般均有以下特征：(1)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分阶段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2)根据本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地区性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外资和发展出口贸易，通过规模化和集聚化生产，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上的重点突破；(3)根据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不同阶段，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实证证明，战后以来，凡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失时机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凡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或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均不尽如人意。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个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而经济社会获得令人瞩目发展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3 简要的结论 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证明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能否认识并遵循这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并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主要特点
1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坚持对外开放、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不失时机地制定并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典型范例。
1978～1990年，我国抓住了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二次转移的机遇，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同时，不失时机地通过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和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挥廉价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开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国际分工序列。
1990～2000年，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国际转移的，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依托长江
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进一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我国在国际分工序列中的竞争力地位明显上升。
2001年，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环境进一步改善。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劳动密集服务部门国际转移的机遇，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实施沿海地区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方向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形成了东、中、西部联动，按产业梯度展开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以来，通过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按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要求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后来居上，崛起为有全球影响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我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
2 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 综观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有以下主要的特点和经验。
第一，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对外开放并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重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形成开放、改革和发展之间相互推动和促进的机制，为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第二，在加入WTO的前期准备阶段、加入后的过渡期阶段，以及过渡期结束以后阶段，我国始终按信守承诺、自主履行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融入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了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基本稳定和逐步改善。
第三，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同阶段国际产业转移的不同特点和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同优势，按梯度发展和点、线、面逐步推进的原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形成区域性的产业规模化和集群化优势；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的同时，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持续高速增长。
3 简要的结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发展。这一发展得益于我国始终坚定不渝地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得益于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产业转移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而制定并集全国之力坚决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的优势。
三、省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E和新机遇
目前，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以后，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 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内，与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这种贸易摩擦带有战略性贸易摩擦的性质，表现出摩擦的范围扩大、对象增多、边界延伸、手段日趋复杂的特点。其中，贸易摩擦的范围逐步从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贸易；贸易摩擦的对象逐步从发达国家扩张到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边界逐步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与贸易相关的领域；贸易摩擦的手段逐步从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领域逐步蔓延到反补贴、启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体制领域。
第二，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求我国承担国际责任，提高其环境和资源保护、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呼声日益强烈，并动辄渲染为“中国”。这种呼声和要求往往超越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的增长和发展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第三，由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和大多数贸易伙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本质差异所决定，当前的贸易摩擦越来越表现出政治性和体制性的特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热衷于把贸易问题政治化，以给予“非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作为要挟，要求我国按其确定的标准和时间表改变基本面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压力日益增大，使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国际环境压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和贸易领域，而日益表现出经济、贸易、政治、军事等各种压力相互交织，制约和相互影响的特征。
2 我国对外开放国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我国对外开放绩效的评价标准将从数量层面转型至质量层面。按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必须逐步改变目前主要依托廉价资源优势，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出口贸易的粗放式的对外开放观。但这一对外开放观的转变面临来自传统政绩观念、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方式和既有经济增长方式惯性的巨大阻力，难以在实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时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步调。
第二，我国在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国际竞争力和在世界经济贸易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与我国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及应对贸易摩擦的“软实力”不相匹配。这种不相匹配集中表现在专业人才的匮乏，基本经济和贸易运行数据的归集、整理和利用效率低下，各类行业组织不健全、缺乏活力，各地区、各部门的协调决策和实施等方面。
目前复苏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要求在本国特定项目中只使用本国货,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该条款要求,在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任何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联邦建筑与学校)要获得新经济刺激方案的资金支持,其所使用的钢铁产品必须是美国国内生产的。第二种是禁止其他国家特定商品的进口,例如印度对中国玩具的进口禁令。2009年1月23日,印度政府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公告,宣布从当日起禁止进口海关关税9501、9502和9503项下的中国玩具,禁期为6个月,直到下一个公告为止(在各方压力下,印度政府于2009年3月2日宣布,将允许符合全球安全机构认证的中国玩具进入印度市场,这场由印度政府自编自演的闹剧终于告一段落)。第三种是要求本国跨国公司在收缩经营的过程中确保本国范围内的就业水平。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敦促本国汽车公司的资金投在法国国内,而撤出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汽车工业投资。很明显,此举在于保护法国本土的工作岗位,而非保护法国汽车公司在中欧提供的工作岗位。第四种是呼吁本国企业在雇佣工人的过程中优先雇佣本国工人,例如英国首相布朗提出的“把英国人的工作留给英国人”。第五种是通过竞争性贬值来提高本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迄今为止,除人民币、日元与港币外,大多数东亚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都明显贬值。
除贸易保护主义外,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保护主义也明显抬头。所谓金融保护主义,是指特定国家政府要求本国商业银行优先对国内项目提供贷款、收缩在海外市场的贷款规模,甚至将此作为决定是否救援商业银行的前提。中欧与东欧国家是本次金融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向西欧商业银行举借了大量贷款。由于西欧商业银行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亏损,不得不启动痛苦的去杠杆化进程。这表明其将收缩风险贷款规模,提高流动性在贷款组合中的比重。这就意味着西欧商业银行提前收回在中欧与东欧的贷款,或者不再提供新的贷款。大量短期国际资本从中欧和东欧国家撤出,造成资产价格缩水、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外汇储备急剧流失,西欧国家政府的金融保护主义举措更是火上浇油。如果中欧与东欧国家不能及时获得外界贷款援助,它们很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集体爆发金融危机。
正如世界经济增长有一个景气循环周期一样,贸易保护主义的涨落同样有一个周期,而且恰好与世界经济周期负相关。当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时,世界各国均从全球自由贸易与资本流动中获得了好处,各国都没有动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处于低潮。而一旦全球经济增长开始下滑,世界各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进口大国,就开始面临以下各方面的压力:首先,由于经济增速下滑,国内失业压力有所增强。而为了缓解失业压力,通过限制外国商品进口来确保本国替代型制造业的发展与就业,就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其次,在经济衰退时期,社会大众对执政政府的不满情绪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者通过树立一个外界的敌人(替罪羊),把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向外疏导,就成为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用的一种惯常举措。例如,美国政府可以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归咎于来自日本、中国等出口商品的倾销。由于涉嫌“操纵汇率”,这些国家获得一种人为制造的竞争优势,从而挤占了美国制造商品的市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失业。因此,对来自日本、中国的出口商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对美国制造业工人而言“大快人心”。因此,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时,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死灰复燃,愈演愈烈。
一方面,全球经济衰退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反过来加剧全球衰退。这是因为,只有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才有助于稀缺资源更有效率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才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这个国家也许能够获得一定好处。但如果所有国家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那么最终只能沦为“纳什均衡”――多输而非多赢的结果。
迄今为止,在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衰退的循环反馈方面,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就是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世界各国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但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是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的,而美国国会在1930年通过的《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在那次全球衰退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该法案悍然宣布对两万多种进口商品征收高昂关税。此举引发了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例如征收进口关税以及让本币汇率竞争性贬值,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战、汇率战,使得国际贸易与投资基本上陷入停顿,加剧了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事实上,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经济要走出这次衰退,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全球信贷市场冻结也影响了信用证等专门性金融业务，让这些国际贸易融资齿轮的工具失去了作用。有分析人士认为，贸易融资的减少是2008年三季度到2009年二季度间全球贸易骤减的原因之一。
细致研究一些历史上的案例，确实可以发现信贷和贸易之间有所联系，已有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一些历史性银行危机的分析。然而，有证据说明，全球贸易融资的减少并未对贸易形成重大冲击。贸易融资对于全球贸易的减少最多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拆分因果
在贸易和贸易融资的问题上，要拆分因果很不容易。贸易和贸易融资都急剧下降，怎么能知道是哪个引发了哪个呢?数据的缺乏也增加了难度。
从可得到的贸易融资数据来看，贸易融资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不会超过10％。但所有出口商都需要融资，当然有可能是通过自有资金。这意味着贸易融资在全球的缩减必然与出口的全球下降相匹配。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关于金融危机对贸易的影响的估计。例如，曾有研究将日本一些公司的出口数据与这些公司的银行的业绩相比对，发现如果银行受到损害，这对其客户的出口影响甚于对其本地销售的影响。不过不能轻易就由此下结论。这场危机的“震源”是全球信贷市场，所以全球贸易融资的情况这次可能大不相同。
比较全球商品出口的时间选择和地区构成与贸易融资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全球的跨境资金流动都大幅下降，不管来自哪个国家。美国的对外融资下降，并没有特别地早于他国，比例也没有特别大。
――贸易融资对于贸易的减少作用很小。银行和供应商普遍认为，贸易融资的减少是全球出口下降的次要原因，全球的需求减少才是罪魁祸首。
――危机导致了贸易融资的结构变化。由于对交易对手风险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大，出口商减少了风险较大的赊账付款形式，更多采用风险较低的银行中介融资和出口信用保险。
――2009年二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贸易融资同时上升。美国的贸易融资重振的时间可能更早。
――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银行和政府机构对于帮助企业获得贸易融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有助于贸易的复苏。
反周期特征
2008年二季度到2009年二季度，全球商品出口的名义值下降了32％，经济衰退和出口下降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新兴市场经济的下行速度更快，但复苏也更快。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的贸易变化要缓慢一些。
早在2008年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之前，全球银行业务活动就开始减少，商品贸易的下降则时间更晚。先是全球跨境放贷的下降，继而大多数国家的国内信贷投放也下降，这使得贸易融资的可供资金也减少。但是，美国的对外国际融资复苏早于别国，这说明银行间美元借贷活动的重启，也凸显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元资金的需求，虽然世界范围内真实GDP还在萎缩。
跨境放贷跟贸易融资的关系更直接，跟全球金融“头寸”的关系小一些，因为后者还包括银行持有有价证券的部分。由于许多贸易活动都依赖于短期借贷(要么是直接通过信用证等银行的出口融资，要么是间接通过运营资本融资)，因此银行短期业务的减少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结论是：金融流量的缩减反映了商品贸易的下降，但前者的幅度更小，持续时间更长。
贸易融资在危机期间的变化，在诸多方面都反映了总体信贷条件和银行业市场的情况。例如，一些市场的贸易融资成本一度高达数百基点，反映出2008年四季度整个金融体系中融资成本的异常高企。世界各地各种类型的企业融资都遇到了可供资金减少、信贷标准提高的问题。
贸易融资的确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类型融资的特征。贸易融资的价格一般是按货物贸易价值的一定比例来计算，所以贸易融资是各种金融交易中与出口水平的关系最直接的。贸易融资总体上也反映了一国出口的季节性变化。此外，危机期间贸易融资的全球需求是在增加的，这与其他类型的企业融资需求衰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区别导致了贸易融资缩减出现的时间也不一样。虽然总体的融资水平在贸易急剧减少之前就已经开始下降，但贸易融资的下降却是与贸易的下降同时出现的。可以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敞口来衡量各国提供的贸易融资水平。这类保险在2008年二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间下降了22％。不过，各国承担的贸易融资债务并不完全等于各国接收的融资额。上述债务只下降了12％，比信用保险的降幅小得多。
关键性结论
我们对跨国银行、供应商、政府机构最近做的六个调查显示，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年初，贸易融资的下降对全球贸易的下降有直接作用。调查得出了以下几个关键结论：
――银行和供应商反映，贸易融资是全球贸易放缓的次要原因，国际需求的疲软为首要原因。
――30％的国际供货商认为，贸易融资减少是出口销售下降的关键因素。
――危机早期的调查中有57％的银行反映，可用信贷的减少导致了贸易下降，但这一比例在较晚的调查中有所下降。
――银行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对贸易融资的全球性冲击在2009年上半年达到高峰。
――在危机早期，欧洲和北美的贸易融资下降幅度大于世界其他地区(只有东欧例外)。
――到2009年年中时，虽然拉丁美洲已经开始趋稳，亚洲的大部分国家的预期也相当乐观，但还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还在经受融资萎缩的严重打击：东欧的融资额还在下降，非洲仍未复苏。
危机早期，即使银行减少了供给，某些贸易融资的需求也还在增加。2008年9月后，由于一些企业、银行和国家的评级下调，出口和融资的风险大幅上升。宏观经济的恶化也增加了风险：GDP萎缩、汇率动荡、价格下跌。
危机期间，虽然贸易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出口信用保险需求的却在增长，投保的资本品的价值也在上升。
――近半数的受调查银行表示，其信用证等金融产品的需求有所上升，但银行却要限制融资规模以避免过大的贷款风险。
――大多数受调查银行(各调查的结果在47％到70％之间)在2008年四季度减少了贸易融资的供给。例如，虽然信用证的价格在上升，但信用证业务的总值在该季度下降了11％。
――需求的增长和供给的减少共同导致贸易融资价格的上涨。
――整个危机期间，银行都在涨价，其中信用证的价格上涨了70个基点，出口信用保险的价格上涨了100个基点。
这种增长反映的只是银行自身融资成本之外的那部分价格变动。银行间融资成本本身在危机中先是剧烈上扬，然后才下降。不过，此前广泛报道的危机时一些市场的融资成本上升300到500个基点，此次调查中并没有发现类似的例子。
调查发现。到2009年二季度时，贸易融资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或正在趋稳。虽然价格仍然很高，但人们已经不再把融资成本当做贸易的主要障碍。对许多公司来说，贸易融资仍然是它们能得到的最低廉的融资形式。多边支持的积极作用
贸易融资之所以开始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2009年4月20国集团会议宣布的高达2500亿美元贸易融资得以执行。我们的调查和一些政府报告都显示，多边发展银行(MDBs)、各国政府和出口信贷机构提供的这笔额外流动资金产生了积极作用。
多边发展银行目前已经宣布或注入到位的额外资金超过了90亿美元。由于大多数贸易融资的期限都较短，这就意味着一年内可以进行好几轮循环融资，那么2009年到2011年间的贸易融资额就可以增加800亿美元。2009年夏之前，多数受调查的银行(55％)都参与了多边发展银行的贸易便利化项目。
各国政府也提高了贸易融资的可供量。例如，18个受调查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中，有15个已经扩大了贸易融资项目，其中最多的是增加出口信用保险或运营资本担保。这些政府的新措施总价值几何还不清楚，但在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政府宣布每年将提供40亿美元的短期保险和80亿美元的长期融资，帮助美国向新兴经济体出口商品和服务。中国政府也宣布每年增加80亿美元的融资额。日本将在今后两年内提供最多220亿美元的融资。
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就业、推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其中出口11亿美元，占比5％；进口14亿美元，占比6．4％；加工贸易增值率－21．4％。到200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0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出口2418亿美元，占比55．2％，进口1629亿美元，占比39．5％；加工贸易增值率47％；当年创造贸易顺差789亿美元。多年来，加工贸易累计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贸易顺差3942亿美元。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管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管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
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成熟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12年，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著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1、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2、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管理和资金档次。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掌握参与和管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竞争更重要。
3、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4、 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管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对此，一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
二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贸易的现代监管制度。这套制度首先是规则化管理，不能随意改变或任意解释；其次是有明确的执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管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管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
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化监管体系。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又要保证有效监管，就应加强监管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包括监管的电子和网络化改造。目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技术和网络投资过度，投入了巨额资金改造技术和设备，使监管的技术基础设施达到了国际水准，但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效能很低，出现了硬件过度发展，软件严重滞后，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办法，就是从监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电子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投资和改造，并提高监管部门的应用水平和能力，从而形成有形和无形监管相结合的新监管体系。
四是对不同监管机构的职能进行横向整合。目前从加工贸易的发展来看，一是加工制造技术的不断升级，如从装配到简单技术零部件生产，再到较复杂（如中高技术）零部件的生产等；二是从加工制造环节向下游延伸，如发展出采购、分销、配送网络；三是向上游延伸，如进入到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研发。在这种情况下，按条块职能分工的监管组织形式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因此，应建立各种职能交叉的复合人才汇集的监管组织，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调整和重组。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往往需要跨部门、跨地区、跨职能作业，这就需要更大范围内的监管体制和组织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