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1 17:26:4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古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就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缪凤林；希腊精神；“学衡派”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220－03
缪凤林是“学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学衡》第八期上发表《希腊之精神》一文，表达了他对希腊哲学、伦理、文艺等精神的综合理解。缪凤林对希腊精神做了概括，比较分析了西方近代文化精神对希腊精神的继承和背离。立足当代视域，我们应该对缪凤林的希腊精神论给予恰当的分析评价。
一、对希腊精神的概括
缪凤林把希腊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入世、谐合、中节、理智。
第一，入世。缪凤林指出，希腊入世精神有以下几层主要表现：第一层是“觉自然之可爱”，指人对自然的热爱和欣赏。第二层就是“感有生之足乐”，指人对自己生命和生活的享受。第三层是“唯人为大”，这是就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而言的。在缪凤林看来，入世精神使希腊人形成了两种态度：一是客观，二是批评。希腊入世精神影响的最集中表现是希腊灿烂文化的生成。缪凤林极度赞美了希腊文化的辉煌灿烂，而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希腊的入世精神，即“感此世之可贵，觉希望之无穷”，这种入世精神即对现实世界的乐观主义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第二，谐合。缪凤林所谓谐合即是和谐，指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关系。作为希腊精神之一，缪凤林所说的谐合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即神与人谐合、个人与国家谐合、身与心谐合、美术与道德谐合。在缪凤林看来，希腊人以自然为本真，所以神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其他初民的宗教，仅限于解释自然，而希腊之神，除解释自然之外，兼有人性，与人谐合。古希腊实行的是City-states（城邦）制度，缪凤林翻译为邑国制。邑国之间，各自为政。“而其人民之于本邑，则多谐合而为一。”揭示了个人生活、个人利益与城邦生活、城邦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了民众与城邦之间的协调。缪凤林指出，希腊雕刻有一条原理，即A beautiful soul housed in a beautiful body（美之灵寓于美之体）。所以，古希腊学术与体育并重，注重精神与肉体或者灵与肉、心与身的和谐。缪凤林指出，希腊人认为美术是人性的展示，与道德观念联系密切，“美善二者因谐合而为一。最佳之美术，除美之原素外，别求其能诉诸德性。学人评论美术之优劣，亦即视其伦理之属性而定。”缪凤林还举了音乐、戏剧等方面的例子，说明希腊艺术与道德的紧密结合。
第三，中节。与谐合相关，缪凤林指出中节是希腊人生活的基础，所谓中节就是指在处世接物中，“守中而不趋极，有节而不过度。”缪凤林列举了希腊诗歌、戏剧、雕刻等艺术形式，说明其间体现出的希腊的中节精神。缪凤林还通过引用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学派和哲学家的论述，揭示了中节在道德中的地位，为我们认识希腊道德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四，理智。缪凤林指出，希腊人爱美love of beauty、爱理love of reason、爱智love of wisdom。爱美之意，已在身心谐合部分涉及到，这里重点谈爱理和爱智。缪凤林通过对古希腊哲学家有关理性和智慧学说的介绍，展示了希腊重视理智的精神。
二、西方近代精神与希腊精神的比较分析
通常学界认为，中世纪神学是对希腊精神的否定，而西方近代文化则是对希腊文化的复归，即所谓的“文艺复兴”，但缪凤林却认为，西方近代背离希腊精神的地方更多。
西方近代只有一点是与希腊精神相同的，这就是入世，而其它方面则背离了希腊精神。“希腊人崇理智，而近人则多以兽概人，如哲学上之唯物论，如心理学上之行为派，皆视人性中无理智之存在；希腊人守中节，而近人则趋多极端，如经济上资本劳动之争，美术上自然唯美之说，毫无中节遗义；希腊人尚谐合，而近人则多喜争攘，以言神与人，则有奴事神与废神之事，神人遂不得谐合。以言国与民，则有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国民遂不得谐合。以言身与心，则多戕心以益身，身心遂不得谐合。以言美与善，则多尚美而忽善，美善遂亦不可谐合。”即就入世精神而言，西方近代和古希腊也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希腊人的入世是以欣赏自然、享受自然为主的，而西方近代自培根开始，就大力提倡征服自然。其结果是“近代之西洋文明，物质上虽有重大之成就，要不敌其精神上之损失。而其随此文明所生之罪恶，更非笔墨所能罄。卒之，西方文明破产之声浪，日盛一日。此则西人不善继承希腊文明之过也。”[1]缪凤林还列举了白璧德、穆尔等人的观点，认为他们大都以希腊精神文化为真正的西洋文明，而西方文化要想不回到野蛮时代，必须发扬希腊精神。
三、对缪凤林希腊精神的现代审视
立足现代视域，我们可以看出，缪凤林对希腊精神的阐释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值得进一步商榷或思考的地方。
1.缪凤林对希腊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其间言语充满了溢美之词。这反映出学界的一种共同心态，即对作为西方文化母体的希腊文化的认同，雅斯贝尔斯曾把希腊文化作为人类“文化轴心时代”的标志性文化之一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无论历史行进到哪个阶段，希腊文化的辉煌都是不可埋没的。
2.透过缪凤林对希腊精神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希腊伦理精神。其一，自信和勇敢，此种勇敢由习惯养成，非出于法律强迫；其二，批评精神，它所蕴涵的是一种个性自主意识和怀疑精神，通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不人云亦云，“凡往昔之习惯宗教法律道德视为固然，习为固常者，莫不萌生疑念，重新估定其价值”；其三，揭示了个体与群体、身与心等关系以及和谐问题，这些都是伦理学所关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其四，肯定了中节的价值，反对走极端和放望，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德和“节欲”说相近；其五，认为理性即道德、智慧即道德的观点，表达出一种真与善、理性与道德相互统一的思想。柏拉图的四德之首即智慧，与《中庸》把“智”作为“三达德”之首思路近似。
3.缪凤林对希腊入世精神的揭示包含有我们可以认可的元素。入世是相对于出世的一个概念。入世和出世是佛学常用的概念，指对尘世的不同态度。入世是大乘佛学的主张，主要指通过入世修行普渡众生；出世主要是小乘佛学的主张，主要指通过静修获得个人的解脱。但通常意义上的入世主要指积极参与社会，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通常意义上的出世主要指脱离社会，一方面是世俗之人的“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失意后自己远离政治圈，这层意义上的出世称为“避世”、“逃世”更为妥当，特别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隐士文化”具有这种特征。在历朝历代的隐士中，虽然有的依隐射利，假痴钓名，但多数自恃清高，不屑世故。虽然有的“藏身江海”，有的“山栖木食”，有的“高枕柴门”，但都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倾向，即不慕财利、淡漠仕途、洁身自养。另一方面是宗教信徒对来世的追求。在中国，不论是道教徒、还是佛教徒对“此岸世界”多持否定态度，主张通过艰苦的修行进入“彼岸世界”。从上面对出世入世的粗浅理解来看，缪凤林通过对希腊精神所作的阐释也透露了他对入世的理解，即与“死后世界”、“神秘世界”相对应，也就是说对“死后世界”、“神秘世界”的追求是与入世精神相违背的，而对现世和现实世界的追求才是入世的。这种理解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一致的。
4.缪凤林所揭示的艺术与道德或美善一体的希腊精神实际上更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无邪”、“兴观群怨”、“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都是对《诗经》的美学熔铸，主张文艺应当以“述志为本”、“文质相称”，高度重视作品的伦理价值，形成了儒家伦理文艺的美学模式。这种理论的优点在于教导文艺注目现实，步入世俗，崇尚典雅，直接影响了一大批文艺美学思想家，如陆机、刘勰、颜延之等，并构成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但这种理论也有过分强调文艺内容，忽视文艺形式的缺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伦理、文艺与哲学的合理关系应该像水中盐，蜜中花，“无痕有味”。须要指出的是，古希腊艺术虽然重视美善一体，但他们的美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从不忽视形式，所以，古希腊艺术称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重要基础。
5.作为希腊精神的中节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大力提倡的，接近于中国古代的“中庸”之德和“节欲”说。诚如缪凤林所说：“吾国立国东亚，夙尚中节。尧舜禹汤，以是垂训，而国号曰中。……国名如此，国性更由斯表现，此则吾国与希腊精神最相同之一点。陆子静所谓东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也者非耶？”《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河南程氏遗书.卷七》：“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的本质是把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适度而不走极端作为日常生活所常行的道德准则，这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言行操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缪凤林把这一点作为希腊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共同点，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6.缪凤林所揭示的希腊智慧即道德的观点与中国真善一体、理性与道德合一的传统思想特色相近。中国真善一体、理性与道德合一的传统思想特色体现在如下命题和观念中：其一是“仁智统一”。这种思想有两层含义，一是合情（仁），二是合理（知）。因此，“仁知统一”就是合情与合理的统一，它意味着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其二是以理为仁。这里的“理”指理性，“仁”代表道德，以理为仁指理性的道德化和道德的理性化，理即是仁，仁即是理，理仁浑然一体。它从更直接的角度展示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真善一体的特色。这种思想在先秦和宋明时代表现的较为突出。其三是知的双重含义。知在西方哲学中主要是认识论问题，而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知则具有认识论和伦理学双重意义，它所反映的也是真与善的结合、理与德的渗透、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
7.缪凤林把欣赏自然、享受自然作为入世精神的内容是不恰当地，容易模糊入世精神的界限。欣赏自然、享受自然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生活态度，不仅入世者是这样，出世者也是这样。中国古代的隐士离自然最近，与自然最亲，因为自然不仅是他们的审美对象，也是他们的生命依托，如上面提到的“山栖木食”，“藏身江海”，等等。中国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也大都建筑在风光无限的名山之中，如武当山、青城山、普陀山、天台山、九华山，等等。道教的修行也讲究吸食日月之精华，集聚天地之灵气。这说明欣赏自然、享受自然不能作为入世精神的特质。
8.用入世概括希腊精神有待商榷。毫无疑问，希腊精神中有入世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把希腊哲学和先秦哲学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古希腊哲人更热衷于探索自然的奥秘，他们以缜密的逻辑追踪着日、月、星辰、雷电等自然现象的成因、结构、关系等等，所以其宇宙论、知识论相对发达，这也就是缪凤林提到的“希腊人之客观性”。而先秦哲人关注更多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梁漱溟认为，希腊文化走的是文化上的“第一路向”，因此，科学、民主比较发达，征服自然成就斐然，奠定了西方近代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所以对自然现象的探究，科学的发达是希腊文化中更为突出的特征。
9.缪凤林所理解的西方近代文化与希腊精神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缪凤林认为，希腊入世精神表现为欣赏自然、享受自然，西方近代文化的入世精神则表现为征服自然，所以西方近代文化是对希腊精神的背离。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也有论者认为，人定胜天也是古希腊精神的一种，古希腊神话中的伊阿送盗取金羊毛，七雄攻打忒拜，特洛伊战争，赫拉克勒斯扼死铜蹄铁骨的猛狮，杀死九首水蛇，活捉山中大野猪，清除奥吉亚斯牛圈。这些英雄传说比起神话传说，更鲜明地表现出古希腊人人定胜天的愿望[5]。因此，可以说科学、民主、自由、征服自然应该是希腊精神的主流，它奠定了西方近代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天人合一”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如果这样的话，西方近代文化在主流上是对希腊文化精神的复归，而不是背离。
参考文献：
[1] 缪凤林.希腊之精神[J].学衡，1922，（8）.
[2] 柴文华.中国异端伦理文化[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7： 27-28.
[3] 柴文华.真善美的哲学寻踪[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
关键词：古希腊文学；理性精神；个性主义
希腊是最先以理性为生活主导的民族，他们创建了一个以平等法律服人的城邦制社会。同时希腊人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文学中表达他们独特的个性主义和理性精神。由此所形成的早期文学虽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主要以神和英雄为描写中心，但意识超越了宗教和神。里面的神却有着与人一样的个性，有、有善恶，被称为人神“同形同性”。古希腊长期生存在土壤贫瘠、丘陵遍布的岛屿，他们天生自由奔放，喜爱冒险，有一种外向开拓的野性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古希腊文学逐渐摆脱宗教影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体系，既拥有史上保存最完好的神话之一，也产生了史诗、戏剧、散文等文学形式并拥有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与民间口头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一种纯朴、粗狂的气息，体现了希腊人崇尚自由的个性主义和与命运斗争的乐观精神。后来产生了新的以悲剧、喜剧为主的文学形式，展现了智慧的古希腊民族在面对无奈的命运主宰下理性地生活。而且文学所描绘的英雄，他们热爱生命、积极地追寻个人价值，与不公的命运抗争，体现一种个人主义高于一切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
古希腊通过不同的文学形式传播作品里所表现的人性主义思想和理性精神，表达他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看法。人文主义在古希腊语中指人和学说，在文学中蕴含着原始形态的“人”，注重人的利益与进步，探索人的世界的同时探求自然世界。在古希腊的社会里，人们的思想超越了神的权威，开始思考人自身的行为，人与社会、自然是什么关系。他们站在自身的立场、理性的高度，思考文学，思考艺术，思考人生，他们认为一切都应该经过观察，经过质疑，对于思想，不能规定界限，思想高于一切，这种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人的文学创作。
在非理性占据着重要作用的原始社会，古希腊民族就崇尚理性，在早期文学就有一种个人主义思想。他们通过想像丰富、富于哲理的希腊神话和规模宏大、内容精彩的荷马史诗等文学探求事物的终极真理，思考人类与内部社会、外界自然的关系，精密而又充满热情地研究一切未知的事物。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们理性的思考并不能回答出一切事物运行的规律，只能归咎命运。不论是早期的神话和英雄故事，还是后来的喜剧和悲剧，都有一种人与命运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下产生的悲剧情感。这种悲剧精神源于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价值和个体意识的追寻，这种情感是人的理性和自然感性永远处于冲突之中，并没有任何归结点的艺术表现，像酒神狄奥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之间永无归结点的运动和碰撞。
在文学作品中，他们一方面举着“人文主义”的旗帜，高唱着人性解放和自由奔放，超越宗教的意识，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肯定人的个性和权威。同时另一方面，人应该理性地思考，关注人的伦理和道德，思考人与命\的关系，探索命运奥秘、悲剧地与抗争命运。在悲剧色彩的影响下，文学作品更注重个人主义的彰显，展现他们英勇无畏地抗争，而这种个性彰显正是古希腊人在认识、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与命运抗争的无奈精神体现。人的意识与现实产生矛盾，而一切矛盾、冲突的根源是一个既不依存于人、也不依存于神的因素――命运，命运是不可战胜的，神也是如此。古希腊文学中贯穿着“人与命运的冲突”，无论神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人有怎样的智慧、高尚的品质，像神话中宙斯和普罗米修斯、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悲剧中的阿伽门农，他们都被命运主宰，他们总逃不掉被安排的定命。但他们都有明显的英雄主义，虽然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却仍理性面对，积极乐观、不屈不饶地与命运作斗争，尽展他们的英雄主义与个人价值。古希腊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斗争精神，认为人应该去与命运进行抗争，不管结果如何，这种抗争精神正反映了古希腊人们对命运的否定、对神的诅咒和反抗及对自由的向往。这种精神是古希腊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也向后人昭示了勇敢坚定，蔑视命运的战斗精神，而且他们能够充分地实现个人价值。更能征服自然、战胜自己的命运。
希腊神话更具有“神人同人同性”的特点：神具有人的体魄、弱点、需求，它们不再是高高在上、冷漠无情的神，而是一些极富人情味的生灵，并且自由地混在凡人中间，神被降到了人的地位。取材于神话的悲剧表达的也是一种理性的直觉：主宰人事的是法则而不是神或机会。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不是一个任命运摆布的牺牲者，他是一个思考着的人。他需要理解自身，分析自己的情感，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是以理性眼光看待历史的第一人。他同以往的神话历史家最大的不同是他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神话传说，而是一门以人为中心、研究人类活动的科学。在分析希波战争中雅典取胜的原因时，他摒弃了神秘主义的解释，完全归之于人的因素；希腊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装备精良。尽管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有理性思想的萌芽，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在他的历史书中偶而也陷入超自然的解释，有预兆、神谕、灵验之类的神定论、宿命论思想。后来的修昔底德在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上则远比希罗多德成熟得多。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他首先否认神灵参与历史的说法，将神灵从史书中完全驱赶出去。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神灵征兆应验之类的东西，也未出现神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力戒用超自然的力量去解释历史，而是用自然原因去说明各种自然现象。这种将人类历史独立于神灵之外的历史观点，恰恰是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基础。因此，休谟说：“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至此，希腊史学家确立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历史批判方法，奠定了西方史学的基石。
理性主义是古希腊文化的精髓，它是古希腊对西方文化的重大贡献，并深深地积淀在西方人的心中，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人；经济；政治；文化；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意识形态；时代精神
了解一点美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的雕塑题材多以人物为主，信手拈来一本“西方雕塑史”， 里面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人为题材的， 这种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何西方人对人体的塑造会有如此大的兴趣，并且从古希腊创立并奠定了以“人”为主题的雕塑形式后，一直到现代雕塑兴起的2500年中，人体始终占据着西方雕塑题材的主导地位，而较之我国雕塑题材的广泛现象，可以作何解释？
通常我们研究某种现象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先考虑，不妨我们也先从这些方面入手。在经济上，古希腊是个多岛多山，少平原的地区，纯粮食生产的农业没大的发展条件，所以希腊文明不完全依赖农业，他们的商品经济发达，工农商业并重。比如说渔业和航海业，在他们劳动过程中，会遇到风暴和海盗等，良好的身体素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比较要求高，许多产业都是如此。因此希腊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际式的取向不同。于是他们把大量的充满力量美人体雕塑放置于广场和街道，供人们瞻仰膜拜，恰恰迎合了西方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在中国则是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农业上的自给自足是使我们长期处在封闭的小天地里，限制了人的个性发展。
从政治上说，西方的社会组织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他们城邦国家的奴隶社会很特殊，由于它的社会经济基础不是农业，而是以城镇手工业为主导，伴以商，牧，渔业等，所以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有一大部分自由民。作为自由民的人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有相当的行动言论自由，享有相当多的权利。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给人以很大自由性，给其人文主义的发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则和希腊的城邦制度不同，自商周以来，宗法制就成为我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纽带。在这种封建宗法制和礼乐文化的背景下，人体雕塑不是被埋入地下做陪葬，就是被放置在帝王的陵墓前作为仪卫。中国的雕塑无论是人物，动物都具有工艺性和实用功能，更不用提各种礼器，祭器了。我猜想中国雕塑题材广泛的原因也与这种“实用性”有很大关系。
在文化上，从地理的角度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一对矛盾的范畴。欧洲文化定型区域在地中海北侧的希腊土耳其之间的“爱琴海”岛屿上，长期的海岛生活经验，使欧洲民族对于外来入侵者，只能抢先至高点，只能“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这些长期生态环境经验，也以文化的生物基因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西方暴露张扬的民族文化心态，且承袭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念，所以西方思想家特别强调个体的人，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权利和责任，直到现在西方这种思想由在，看看那些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的美国大片便会知道了。由于中华民族长期在盆地上的农耕生活，强化了热爱自然，自我保护的心态，其文化特征有较强的自我圆融性。所以代表中国文化取向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社会中的人”，宣扬一个人应该担当好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理所应当的责任，不推崇“个人主义”。所以当西方大量英雄帝王雕像张扬的放置在公共场所供人膜拜之时，我国此类雕像却出现的少之又少。
所以综合了这些方面我们就能大致理解前面不解的问题了。其实除了对种现象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普遍研究，以人体为主要题材，还有其特殊的原因，这就要结合西方雕塑的发展来说明了。
在古希腊雕塑起步初期，希腊人是明显参照了埃及人雕塑的程式的，从初期的许多作品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埃及雕塑的那种直线的，方整的块面和僵板的静止感觉。同时也可以看出，希腊人并没有照抄埃及人的创作，只是借鉴了他们的基本程式，把接近自己理想的东西加在上面罢了。这个“理想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希腊人体雕塑中除了以运动员为创作对象外，还经常以“神”为创作对象，根据前面所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希腊人不像埃及人那样视“神”为宇宙中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权威，而仅仅把“神”看作是强健，聪明和更加理想的人。“神”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与普通人一样有血肉之躯，只是比普通人更完美。希腊人表现“神”实际上是表现心灵和肉体均达到和谐完善的人。这种心灵和肉体上的和谐完善就是希腊人所追求的“理想美”。他们经常塑造的运动员人体形象也是基于这种“理想美”的追求。基于这样的认识，希腊雕塑便成为歌颂人，赞美人，以凝聚现实中的人所具有的美为出发点的写实性艺术。
关键词：文化形态史观；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77-03
《历史研究》是一部历史哲学名著，作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是“历史综合研究领域里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此书“从分析外显于历史活动之表面和精神观念，转入考察深含于文明社会结构之底层的，力求深入反思文明形态生成演变的文化动因”[2]，强调了人文明的三大模式，即：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笔者根据《历史研究》中对这三种模式的阐述，分析它们各自的内容和特点。
一、希腊模式
汤因比在一开始就说：“我的希腊模式在构成上不只包括希腊文明的内部史，还包括该文明与同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与基督教的关系，最后还包括它通过基督教与后来的东正教、再后来的西方文明的关系。”[3]33这就点明了希腊模式主要由希腊文明自身的发展和它与宗教的关系这两大部分构成。
对于希腊文明自身的发展，汤因比认为：“我的希腊模式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成分是由分裂到统一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连串破坏性更大的战争的产物，这些战争在政治统一实现之前已经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3]35汤因比认为，希腊模式让人们了解从区域性小邦到大一统帝国的情形。各自为政的城邦体制为人们创造力的焕发提供了条件，但国际冲突的加剧、攻伐不已的战争使之大伤元气。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虽然带来了和平和秩序，却扼杀了丰富多彩的创造性，从而为文明的衰亡埋下了祸根。由列国纷争到武力统一使社会受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进而导致了文明的衰亡。古代希腊在世界古代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从古希腊人民创造的由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结合成的爱琴文明，到希腊神话、文学、哲学、体育、建筑与雕刻、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无不令世人瞩目。尽管没有统一的国家体制，但希腊人却发挥了自由的创造力，形成了统一的希腊文明。在希腊文明趋于统一的同时，希腊的政治呈现分裂的局面。希腊人的创造力在混乱中被一点点地销蚀掉了，许多珍贵的知识在战火中被催毁，如阿基米德等伟大的科学家也在战争中丧身。公元前146年，整个希腊被罗马所征服，但希腊文明却没有被征服。虽然罗马人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帝国，但它的文明却是希腊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而频繁的武力冲突最终导致了希腊――罗马文明的彻底衰亡。
在汤因比所宣扬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宗教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4]363。在他那里，所谓文化，实际上归结为某一文明社会的精神活动，即是以某种为依据的、并制约与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精神活动。在汤因比所描述的人类文明的三大模式中，宗教因素以具体的基督教、大乘佛教、犹太教的面貌不断出现，贯穿三大模式之中。汤因比认为：“第三个要素是在同一阶段中的希腊文明的宗教结构……基督教……西方文明和拜占庭文明是希腊化文明，但它们又与希腊文明本身有所不同，因为它们也是基督教化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基督教化了。”[3]34把基督教推上了极高的地位。罗马帝国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内部无产者创立一种高级宗教――基督教提供了条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需要找到一种宗教麻醉人民。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基督教的思想体系逐渐地同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融合起来，至395年取得合法地位并被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一世宣布为国教，成为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
二、中国模式
汤因比把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相提并论。他认为：“中国历史具有漫长的跨度，它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又不时被一些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所打断。这两种局面在时间长度上有很大差别，所以二者更替的节奏是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3]37中国模式向人们揭示了大一统国家在治替的过程中日益巩固的情形。概括地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战乱时期，然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大一统国家建立。人们由于痛恨战乱，宁可舍弃一些创造机会，这样就使社会由分而合、由乱而治。中国历史发展形态的特征就是一分一合、一乱一治。这种治替的历史形态与埃及、拜占庭、印度等地区的历史有相同之处，因此中国模式要比希腊模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本课设计主要要实现的目标是一级专项目标2：回顾人类文明的历程，认识文明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就是尊重人类自己的历史。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这一重要命题，也反映出本课程对历史教学的要求，是通过学习有关知识掌握某种重要的历史道理。要求认识同一历史现象在不同空间或不同地域中的不同表现，这是把地理学和历史学核心概念相综合的体现。
本课设计主要是要实现课程标准2－1：描述历史上几个主要文明区域的概貌及其空间分布。2－4：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文明的文化成就及其特色。2－5：描述历史上不同区域的社会生活概貌，了解不同区域文明的生活方式。
本课设计要实现的目标还有：4－2：列举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说出它们在不同区域和特定时期的突出作用。4－5：综合多种因素，认识中国与世界社会变迁中的若干重大转折时期。
（一）、学生基础学养分析
1、学生学习过古代文明的地域分布相关内容，对本课所涉及的古代希腊和先秦时期的中国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准备。已经具有了初步的人地关系知识，为学习本课的有关区域在空间的差异奠定了知识和观念上的基础。
2、学生已经有了七年级一个学年的小组合作，学生之间有了合作的方法和能力，基本能够有序地完成学习任务。
3、学生对所学内容会比较感兴趣，他们对于未知的世界总是充满了好奇。而且绝大部分的学生对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和将要举行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十分感兴趣。
（二）、学生学习设计思路分析
1、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发现并提出问题。学生能发现并提出问题，是求知的起始，也是教师展开教学的最好开端；因此在本节课教学中通过闭幕式的表演为学生创设了通过观察提出问题的情境。为探究学习的开展开个好头。
2、在现代社会生活和工作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本课创设让学生能够进行探究的情境是为了使学生能进行交流与合作，敢于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见解，也勇于放弃或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本节课的探究时，学生要进行分组，每小组4人，且要求组内的动手记录发言等角色，分工要明确，角色要转换。这样做既能使每个学生都得到机会均等的全面练习，又能充分体现工作中的分工与协作、交流。
（一）、三维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爱琴文明是古代希腊文明的开端，知道古代希腊两个著名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了解古代希腊的文化和主要思想。
2、知道与古希腊同期的中国处于夏朝至秦前时期。了解当时中国的灿烂文化和思想。
3、了解古代希腊与同期中国在政治、经济、生活、文艺等方面的知识。
4、通过对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研究，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技能――比较分析法。
过程与方法
采用新课程提倡的建构主义教学法。通过视频＜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创设情境，确定要研究的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完成任务解决问题来达到本课的目标要求。
情感态度价值观
1、通过讨论开幕式上古今希腊文化的完美结合，在感受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的同时，体会珍惜本国文化的重要性。
2、通过古代希腊与中国的多方面的比较，在感受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的同时，还要注意接受和欣赏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3、通过设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活动，增强学以致用、努力为祖国文明进步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和信心。
教学环节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说明
片头展示进入情境教师课前播放有关有2004雅典奥运会上中国队取得金牌的喜悦场景。学生观赏并议论。组织教学环境，学生开始进入学习状态。
视频导入引出主题(4分钟)先由学生说说雅典奥运会的有关情况。播放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录像片段<奥运会旗交接仪式)，播放中教师提问：有谁知道录像中的执旗的人物分别是谁？学生回答：雅典市长与北京市长。播放完之后教师提问：当你看到奥运会会旗交到北京市市长手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引出课题：从雅典到北京。通过录像的演示，渲染一种充满自豪的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求新知的欲望。
创设情境确定问题（5分钟）师：雅典代表哪个国家？〈学生回答：希腊〉北京代表中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有关希腊和中国的历史，大家说好不好？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要用一节课的时间来学习两个文明古国的历史，这个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呀！所以我们要再来选择一下学习的范围。学哪里内容呢？师：雅典奥运会的举办是十分成功的，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提问：雅典开幕式给你留下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引导学生回答：展现了古代希腊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文明成就。我们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有关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文明，大家说，好不好？通过两个文明古国的对照来感受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文明是多种多样的，文明本身也是多样的，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文明是个很大的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教师与学生一起确定文明内容表的主要项目选择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实性事件或问题作为学习的中心内容，作用就是"抛锚"。使学生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报国热情。
提供线索自主学习（16分钟）师：今天研究的时间范围是古代希腊与同时期的中国。我们要通过比较双方文明的发展状况来研究。出示投影问题提示：1、我们现在可以在哪里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学生回答)2、可以对照哪些方面的内容？：(投影显示)古代希腊同时期中国
时间范围公元前2000-公元前四世纪夏、西周、春秋战国
空间范围爱琴海沿岸黄河流域为中心
哲学科学、文学艺术西方文化之根建筑雕塑百家争鸣长城、文字
重要人物神话人物历史人物诸子百家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3、要选取哪些资料？(学生完成自己小组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注意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包括：确定学习内容表的能力；获取有关信息与资料的能力；利用、评价有关信息与资料的能力。
小组展示交流探讨(15分钟)
1、学生小组代表发言或展示研究成果，先明确两个文明区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从时间上来看：古代希腊在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期3世纪，古代中国同时期处于秦朝前。展示世界地图，显示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地理位置，引导学生得出：两个文明空间上都处在中纬度和靠近水域的空间。（提问：为什么？，回答：地理环境对会文明产生影响）古代希腊属于一种海洋文明，古代中国则是一种大河文明大陆文明。在时间上来看：大致都是出现在BC2000到BC200之间。引导学生回答：希腊文明是与中国文明同样悠久的文明。
2、学生继续汇报探究成果。请学生对文化成就的三个方面（哲学、科学、文艺）进行自由选择。根据学生选择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在比较哲学方面成就时要引导学生观察发现哲学成就的形成时间与两个文明在哲学上的不同特点。比如以苏格拉底与孔子相比较，时间上来看，都大致出现在BC600-400之间，哲学思想的关注点苏格拉底比较多的是关注人自身的思考，而孔子的思想则注重于治国理想。播放反映古代希腊哲学思想的雅典开幕式录像片断（文化1录像）。教师出示一枚铜钱，问：这小小的一枚铜钱上你可以看到哪些中国文化？回答：中国古代对宇宙的认识“天圆地方”思想，中国文字，古代青铜冶炼技术，艺术。3、在比较科学成就时主要让学生来根据自己小组的成果进行汇报并谈谈对两国古代文明在科学成就上不同情况的看法。3、在学生汇报古代希腊与中国文艺方面成就后，老师介绍万里长城和奥运会会徽的设计。请学生说说奥运会会徽设计的成功之处。引导学生说出“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会徽设计将中国特色、北京特点和奥林匹克运动元素巧妙结合。“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以印章作为主体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蕴含浓重的中国韵味、中国文化。通过交流，不同观点的交锋，补充、修正、加深每个学生对当前问题的理解。把文明的比较引入到对中国文化的回味，在体会古代希腊文化的同时，感悟到中国文化的灿烂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
交流感悟主题升华师：今天我们学习了有关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文明。请学生完成对本课的小结，引导学生：中国有着灿烂的文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同样也有着灿烂的文明，我们应该尊重世界其他文明的成就，从而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纳它。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提升学生对历史现象的感怀，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视野和意识。
作为古代服装中的褶皱，最为我们熟悉的是古希腊服装中的褶皱，如今常常被模仿的褶皱也是来自于这种来自于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左右的褶皱。这个时候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刚刚出现的畜牧业使人类可以较以前过上稍稍稳定的日子，对各种工具的熟练使用的基础上，学会了用棉和麻的纤维纺布，然而服装的样式却是非常简单。这个时期，哪怕是稍后的历史时期，我们所看到的人类的服装，多是一块巨大的包裹在身上的布，并没有在今天服装设计中所看到的各式不同的裁剪。当然，希腊人民的智慧不仅表现在他们创造了伟大的腓尼基文字，留下了《荷马史诗》这样的文学巨作和我们所熟知的为美学奠定坚实基础的希腊雕像，在同一历史时期，古希腊在服装上的成就也是非常巨大的，并且深深的影响了今天的服装业的发展。
褶皱作为古希腊服装中最大特色之一，它在这个时期主要有两个种类，第一类来自古希腊一种名字叫做Chiton的服装（如图四和图五），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褶皱的由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当时服装的结构一样是来自一种偶然的结果，因为用来制作服装的布幅巨大，使得人们的行动不便的情况下，而用腰带对宽大的服装进行固定所产生了这种褶皱。如今，多数设计师选用的褶皱类型虽然与之有所差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设计师所想要达到的效果其实与古希腊人的服装是一致的。并且，我们也自然的将这类现代服装很自然的归类于具有古希腊风格的服装，呈现给大家的女性形象更是与古希腊的美女如出一辙的端庄幽雅。
相比第一类褶皱多少出自偶然性不同，第二类的褶皱则让我们见识到了古希腊人的卓越智慧，以及对美的理解是如此的成熟。这种褶皱并不如第一类的褶皱常见，它来自于一种叫做Chlamydon服装，其样式更像是一件披肩（如图六和图七），图中可见女子将其随意的搭在自己的一个肩膀上，密集而整齐的褶皱被缝制在一条底座上，使得穿着的女子女性味十足，散发出迷人魅力，而Chlamydo的灵魂就存在于其自身的那一排波浪状的固定褶。
古希腊人的褶皱固然有名，但它并不是出现在人类社会最早的褶皱，再者论技术含量，一个更了不起的褶皱出现在距今五年的古代埃及。在古埃及的皇室成员种曾经流行着一种纯粹由定型褶制作而成的服装，叫做Calasiris（如图八），它通常是一整块带有定型褶的丝绸面料，用作类似今天的披肩，胸前有两根飘带用作固定。这里要提到的是定型褶，今天我们有专门的机器生产定型褶，而在古代的埃及并没有这样的机器，埃及人要通过一百多度的高温熨烫，将丝绸面料上的褶皱固定下来，可见这么稀有的面料加上异常复杂的制作工艺，当时也只有皇室的成员才能享用此类高贵的服装了。
从公元三百年左右，古埃及和古希腊时期的结束，褶皱的时代也随之搁浅了，直到到二十世纪初，鲜有发现褶皱在服装中的运用，可能只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期，由于意大利人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崇拜与复兴，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古希腊服装的兴趣，褶皱也因此在这个时期重新被宠爱。
另一个短暂的瞬间存在于十八世纪洛可可时期，出现过一款独一无二的，飘逸而柔美的裙子，叫做Fling Gown，在女性的背部从肩膀处排满了较大的箱型褶，这排箱型褶一直悬垂到地面，随着女性婀娜的脚步翩翩起舞。我们所熟知的对服装痴狂的法国皇后Marie Antoinette也是此款裙装的忠实爱好者。
现代褶皱服装的鼻祖，是著名的法国女设计师Mariano Fortuny（1871-1949），她选择褶皱来发展自己设计之路的进而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最后甚至对随后一百年中的设计师对褶皱在服装中的运用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当然她会选择褶皱来作为自己的设计重点也是有很关键的历史原因的，在当时的法国，继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欧洲人又一次的对古代文明，尤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产生巨大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蔓延到服装设计领域。所以就连Paul Poiret这样伟大的设计师，他的很多作品的设计灵感都是来自于古希腊的服装。
设计师Fortuny女士曾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美国舞蹈演员Isadora Duncan设计了一款名为Delphos的裙子，这款裙子的灵感完全来自古代希腊人所穿着的Chiton，轻盈而有非常好的垂感。只是在这里所使用的褶皱与古希腊时期更多来自于偶然因素的褶皱不同，Fortuny女士使用一种当时更为流行的模具得到了她的这些褶皱，她所设计的褶皱宽度并不一致，有大有小，面料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古希腊人所用的棉或者麻，而是开始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面料，甚至皮革。为了纪念Fortuny女士对这种褶皱的诞生所作的贡献，我们将这种不规则的定型褶命名为PlisséFortuny。
在这个时期，定型褶的制作工艺发生了变化，法国人开始人用一种用纸板做的模具，先将面料置于其中，然后用超过八十五度的蒸汽对其熏蒸一个小时，经过一个晚上的自然风干，第二天早上才将模具撤走，这样得到的褶皱面料，即使再经过洗涤，褶皱也不会复原。
一、从传统中走来
油画艺术中的古典与唯美起源在哪里，追溯欧洲美术史，自然会联想到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经典艺术作品。虽然这个时期的艺术是以雕塑和建筑等艺术形式存在，但其艺术的精神内涵影响了后来整个欧洲。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首先是古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和摇篮，古代希腊人在艺术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美丽的爱琴海让希腊人充满了浪漫气质，在古老丰富的希腊神话世界里，艺术家创造出充满人性的雕塑作品，人物优美而和谐的线条体现出希腊人对人和人体美的审美意识，可以说是后来油画艺术发展的源流。例如古典初期最著名的雕刻家米隆创作的《掷铁饼者》表现了一个男青年瞬间的运动姿态，这尊雕像充满着强烈、紧张的动势，却又显得极为平稳和谐，把瞬间的动势与超越时空的永恒的生命节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人不得不赞叹艺术家的巧妙表现力。又如希腊化时期的《米洛斯的维纳斯》表现了维纳斯女神优美的体态和含蓄庄重的表情，这尊完美典型的神像被公认为希腊女性雕塑中最美的一尊，是黄金分割比值最理想的范本，其实她也是古希腊人对人性的美的赞歌。
其次是古罗马，它延续了古希腊美术的传统，其突出成就表现在建筑方面，其中如“万神庙”在建筑设计上就有别于希腊的神庙建筑。它不以壮观的外形取胜，而是让人们从方形的空间进入到一个圆顶大厅的内部，宏大的内部空间设计和室内华丽的装饰构成一个浑然的世界，在巨大的穹顶中央，有一个直径九米的圆形开口。那巨大的穹顶犹如天穹，给人视觉和心灵上无限的美的感受。这种设计体现了古罗马艺术在古希腊追求理想主义的基础上更为强调理性和谐。
古希腊古罗马美术总体上崇尚和谐的美，强调一种理想的崇高与优美，为后世的艺术树立了不朽的光辉典范，构成了欧洲艺术文明的源流，创造了古典主义的传统。
二、古典与唯美的行进
文艺复兴时期是继罗马后的欧洲艺术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结束，是古典学术的再生，这个时期强调科学、蔑视宗教，崇敬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以人道主义取代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在意大利产生了文艺复兴三杰达 ・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他们创作出了经典的古典作品，三位大师的作品无不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达 ・芬奇把人视为最神圣之物，人体是自然界中最美的对象，他对人体解剖和透视学积极地探索和实践。作品《最后的晚餐》从构图上运用了标准的平行透视法则，体现出一种庄严的气氛，而画面中人物的安排以坐在中央的耶稣推开双手为中心，两侧门徒由于不同的心理变化而形体动作各异，相互呼应，毫不孤立，体现出多样统一的美学原则。米开朗基罗把人作为关注的中心，艺术真正的对象是人，他的画充满雄健的，健康、活泼、强壮的人体，令人感到豪迈和鼓舞。而拉斐尔的作品中则是充满了温馨感，圣母的形象善良、端庄纯洁而美丽，把人间女性的美表现到近乎完美、作品中线条的优美、构图的和谐、人物的纯真自然，成为后世古典主义模仿的楷模。
以普桑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画派是 17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艺术流派。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艺术为典范，从中提取绘画题材和绘画技巧，推崇理性主义，追求崇高、永恒、和谐的创作原则。普桑为古典的理性所支配，将古典的形式美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认真研习拉斐尔，他所画的人物正是按照希腊、罗马的雕刻形象来塑造的，如作品《阿卡迪亚的牧人》画面展现的是宁静的旷野、和煦的阳光和明净的天空下，四个牧人，头戴花冠，围在一块墓碑前研读着铭文，引发人们对美好人生的思考。画面统一、和谐、庄重、典雅。
18世纪末至 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出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欧诸国，主要特征是力求恢复古希腊、罗马古典美术的传统，多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和古罗马的历史故事，在艺术形式上，注重造型和对称、和谐的构图，追求单纯、庄重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在技巧上，新古典主义绘画强调精确地素描技术和微妙的明暗色调。新古典主义有两位大师，一位是大卫，一位是安格尔。大卫侧重英雄伦理精神的表现，从其作品《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可以看出构图宏大、场面壮观，色彩富丽堂皇，质感表现强烈，古典主义绘画的严谨与庄重在这幅鸿篇巨制中达到了顶点。安格尔侧重东方华丽的唯美倾向，他的作品以人物肖像为主，色彩和谐鲜明，画面细腻、准确，注重素描，其传世名作《泉》把安格尔对古典美的理想追求完美地体现了出来。安格尔在画面形式方面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把新古典主义推向一个高峰。古典主义到了后期
和浪漫主义彻底决裂，再后来出现了现实 人，不仅仅是表面和谐的形式美感，更重要的是
主义、印象派等。尽管如此，古典主义作为 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即人文气息。同样是心灵对
学院派的规则和典范，始终是后人研习的 美好事物的感动，虽历经岁月考验，仍然给人心灵
传统经典。 的震撼，理性中不乏感性的表达。
不难发现，古典主义美术的发展，与古 中国当代油画家靳尚谊先生把欧洲古典油画
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油 精神与当代中国民族艺术传统和精神有机融合，
画中的古典与唯美蕴含着强烈的理性，而 开创了中国油画古典写实主义学派，成功地在作
对人的赞美也是其中的主线，特别是文艺 品中体现出他个人对中国文化背景中古典美的理
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把人的精神、 解。《塔吉克新娘》是靳尚谊先生在人物创作中
形象和身体作为艺术关注的中心。优美的 的代表作，画面中的新娘一身红装，代表着喜庆，
线条与和谐的构图以及完美永恒的人物形 在深色背景中红色更显现出丰富的层次。人物的
象无不体现出油画艺术特有的唯美倾向。 表情是画家重点刻画的，新娘含蓄低头，浓重的
双眉和大而明亮的双眸代表者东方的美丽眼神，
三、古典与唯美在当代 嘴角微微翘起暗示着新娘内心的羞涩与期待，暖
暖的测光处理下人物面部和手部的皮肤质感刻
在当代，古典与唯美似乎离我们很远， 画得柔润有度，画家通过古典主义手法表现了东
然而在油画艺术中，对古典与唯美的追求 方女性特有的美，然而画家也运用到中国传统绘
始终是延续的。油画艺术中的古典与唯美 画中对线条的处理，画面中的线条柔和而不失张
无疑成了人们心中的经典，如何使经典经久 力，体现了画家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和感悟。
不衰，艺术家们在不断地探索。而究竟如 杨飞云是中国当代著名写实画家，其作品以
何理解油画艺术中的古典与唯美，杨飞云 肖像为主，表现东方女性的美，带有古典唯美的
认为古典与唯美，其实最主要的东西是美 意味。他的画面体现着一种宁静和深远，如《大
术里有一个“美 ”字，美术如果有一个最简 山水》在画面上描绘的是侧卧在精雕细琢的传统
单的定义的话，那么用最朴素的一句话说 中式床榻上的女人体，背景是一幅中国传统水墨
出来就是用一点绘画的技术，去表现心灵 山水画，这一经典侧卧姿势和构图是西方绘画史
对于美好事物的感动，这就是美术的价值 上的经典图式，代表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
和意义。杨飞云对美的理解，道出了当代油 的两位画家乔尔乔纳《沉睡的维纳斯》和提香的
画艺术古典与唯美的真正涵义。就绘画的 《乌尔宾诺的维纳斯》。乔尔乔纳笔下的维纳斯
技术来讲，古典主义油画在技法上已经达 躺在大自然当中，背景是远山，树和房子，透视感
到了纯熟的境地，当代油画家自然要认真 很强，充满诗意，近处的维纳斯沉睡在梦中，纯净
地研习其中的奥妙，为我所用 ，而心灵对美 典雅。而提香笔下的维纳斯从自然的仙境走进了
好事物的感动即是艺术家要表达的时代的 真实的生活中，具有了生活和感情的因素，而不
精神因素。古典主义艺术的美之所以打动 是神化了的女性。画面中维纳斯躺在贵族室内华
丽的床榻上，脚边是一只小狗，远处背景是两个女仆和窗台上的盆花。再看杨飞云先生笔下的“维纳斯”，一个眼神含蓄悠远的少女凝视远方，人物部分色调较亮，画家运用古典主义严谨的素描表现人体，而床榻和背景都融入暗色当中，背景的大山水是平面化处理，没有追求强烈的透视感，这一东方中国女性形象可以说是画家笔下的维纳斯，是画家对理想美的理解，对古典精神的感悟，对永恒美的追求。背景的大山水和中式的床榻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而人物的动势与表现又象征着西方经典的古典艺术，画家在借用画面表述自己心中的大山水。维纳斯代表着美和爱，而人体美是古典艺术崇尚的对美的理想诠释。画家正是通过对人体的描绘体现自身对西方古典油画艺术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李贵君师从靳尚谊、杨飞云，同样通过古典主义手法描绘清纯的青春少女形象，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关于青春的永恒记忆。艺术家表达的内容与他的生活方式及自身的个性是一致的，唯美的画面与其自身的生活追求有关，艺术家自身有一种追求完美主义的倾向。他赋予了当代油画中的古典与唯美新的形式和内涵，单纯的线条与诗意的色彩把新时代都市女性东方少女的纯洁与柔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也体现着对传统古典油画中的规律法则的把握。作品不是脱离现实的尽善尽美，而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瞬间的扑捉，把自身的审美体验融入画面，是自身诗意的追求和表达。
当代现实主义油画家中也不乏对古典与唯美的追求，把情感体验融入大自然的光与空气之中的孙为民就受到欧洲古典主义艺术的影响，作品表现了农村自然生活风貌独特的美，是对自然生命的赞歌。如在作品《暖冬》中，画家运用特有的笔触肌理表现朴实的风景和人物，暖暖的调子使画面尤其显得厚重饱满，蕴含着一种原生态的美，让人充满一种回归大自然的美好向往。王宏剑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画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作品运用古典主义手法以表现黄河古道的人物等乡土题材为主，其中《天下黄河》画面上描绘的是黄河岸边一艘木舟停靠后几名脚夫扛下沉重的粮袋，画家通过展现这些荷重的人物传达出自身关于历史文明深沉的思考，是黄河养育了一代代黄河人，是黄河人通过勤劳的双手和强健的脊梁撑起了文化和历史。画家试图通过画面的经营把天地之精神注入画面，感知艺术的大境界。油画艺术中的古典与唯美在当代的精神内涵是对古典主义油画精神的把握，即在具象写实的基础上表现永恒的人性之美，是对人文主义的思考，是对人的精神的高度关怀，更是一种崇高美的境界。
综上，油画艺术的古典与唯美在当代有着极大的创作与发展空间，对美的追求是艺术家和观众共同的期待。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油画创作中已经涌现出众多的古典与唯美倾向的经典作品。通过对西方古典主义传统的不断探索和研究以及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对艺术的执着会使中国油画家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与蓬勃的创造力，中国油画的发展也将呈现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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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世纪大学；理性；哲学；宗教； 缘起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6-0004-07
理性（rationality， reason）一~最早起源于希腊词语“逻各斯”（logos），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被定义为：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严格地说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1]。A.N.怀特海认为，教育与科学是理性的两大功能。他认为正是源于对理性的追求才产生了教育和科学，大学作为教育的顶级建筑拥有教育性和学术性的双重特性，这也就决定了“理性”是一所优秀大学不可或缺的素养。作为大学的起源，中世纪大学上承欧洲传统文化下启世界近代文明，对于世界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教育发展历史上看，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往往就是人类探寻高深学问即理性繁荣的活动结果[2]。中世纪大学诞生伊始就以追求普遍知识为目的，将理性作为精神支柱，那么中世纪大学以普遍知识为目的的理性追求最初缘于何处？又如何和合而成？恩格斯认为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之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3]。中世纪大学“理性”的最初胚胎和萌芽也正是源于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追求，而从古希腊哲学理性到中世纪大学理性经历了三个承接性非常强的阶段。
一、古希腊哲学理性：人类精神的普遍解释
《荷马史诗》开启了古希腊精神，它既展现了古希腊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也体现出了他们的理智和智慧，而古希腊精神由激情向理性的转折则需要推至苏格拉底。古典时期的到来使得雅典成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哲学在这个具有良好公民传统的民主社会中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
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世界是什么构成的、宇宙的本源是什么”，而苏格拉底却不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哲学应该致力于寻求普遍，应该摆脱感觉的干扰运用理性和智慧来获得真理的观照。“苏格拉底试图从自然哲学及其对物质的关注上升到真正的哲学，即探究万物的目的或终极原因的哲学。这是巨大的一步，一旦这一步跨出之后，我们就从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世界跃入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代表了这个过渡”[4]。他认为哲学寻求的这种普遍是通过“灵魂本身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从而“抵达真实的存在”，而通过这一途径则可以得到“纯粹的知识”[5]。他实现了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在他的伦理哲学体系中，“真和善、知识和道德”是一致的，知识就是道德。对于雅典人而言，道德主要源于生活和常识，苏格拉底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情况，他将道德变成一种具有普遍原则的知识，这种知识源于理性的思考，而正是因为理性的思考使得这一普遍原则得以实现。对于苏格拉底而言，这种普遍道德的权威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而理性的权威则需要他来全新塑造。这一塑造过程要求苏格拉底必须将所有道德评判标准立于理性的基础之上并用之进行检验，但是这样的行为却触犯了雅典的传统。苏格拉底不仅希望用理性的道德来代替习惯的道德，他还试图用理性去发现和接近神的智慧。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未站在神的对立面而是用人的理性去追求神所拥有的智慧。然而，他的这一行为却使雅典人感到了理性对希腊宗教的威胁，而这些最终导致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他试图向雅典人说明灵魂的重要性，告诉雅典人灵魂才是理性的、道德的自我。为了证明理性的重要他不惜在审判中对抗法庭的意志并最终为理性献身。苏格拉底追求的理性精神的权威未能被当时的雅典所接纳，苏格拉底之死是民主与法律的合谋更是理性缺失的结果。
如果说苏格拉底绘制的是一幅框架，那么柏拉图则将这这幅框架绘制成了一张蓝图。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触动尤其之大，他憎恨非理性的民主和法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践苏格拉底寻求普遍的理想。苏格拉底提出的“美自身”和“正义自身”是理念论的最初形式（尽管多数人认为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研究才是理念论的源头，但是苏格拉底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理性伦理思想，他将其深化为“美的理念”和“正义的理念”并最终构建了理念论这一体系。他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认为前者是变幻不定的、不真实的，而后者则是永恒的、真实的。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本来就客观存在于人类的灵魂中，人们对理念的认识依靠的是回忆。柏拉图有一个形象的“马车之喻”。他认为人类的灵魂由欲望、理性和激情三个部分组成，理性是马车夫、欲望是劣马、激情是温驯的马，通过理性的驾驭才可以达到“美”和“正义”的理念，从而发现灵魂中的永恒的真实的世界[6]。为了更好地让人“回忆”理念，柏拉图在阿加德米学园（Academy）的教学中尤其重视对理性的训练，他强调“反思”和“沉思”的重要性，力图通过培养人理性的能力从而使人实现对理念的认识。弗兰克・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柏拉图认为知识起源于理性而不是感性，他的理想就是要培养理性，灵魂不死的一面。”
柏拉图只是将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不仅做到了理性的至高无上还将理性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将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部分：非理性部分是“营养的灵魂”和“感觉的灵魂”；理性部分是理性的灵魂。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理性并通过理性来领导欲望，如果人失去理性任由欲望控制则降低为动物。他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论断将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推上了巅峰。亚里士多德不再将理念和物质世界相分割开，他认为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现象世界是可靠的，我们通过对现象的理解和分析，以经验为基础加以理性的思考才可以上升至普遍科学。亚里士多德指出：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自身而言依存于他们的东西的科学[7]。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本源观点正是由科学上升至哲学，在这一体系中具体科学成为了通向哲学的途径，哲学以具体存在为基础，这也成就了希腊哲学的主题――本体论，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形而上学”。对现象世界价值的承认使得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哲学联系起来，科学开始变得有了更高的价值，这样的价值不单是直接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而是与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普遍”、柏拉图宣扬的“理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相关联起来。现象世界不再是柏拉图所说的变幻不定、不真实的世界，而是真实的、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通过对现象世界的研究可以达到理念的世界。至此，亚里士多德赋予现象世界的价值使得理性得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理性蓝图的基A上完成了古希腊哲学理性的科学建构。
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肯定了人灵魂的理性价值，理性成为普遍的论证原则；柏拉图在理念世界中将“理性”定义为灵魂的驾驭者，“理性”成为与灵魂一样不死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基础上将“理性”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所构建的科学理性和哲学理性将“理性”推至巅峰。哲学理性就是古希腊精神从关注自然关注物到转向人本身。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人，人是有理性的，人与世界是互通的，是互生互长的。这些进步无疑是伟大的。然而，无论是三者中的任何一个，他们的理性思想都只停留在个人层面。个人理性时代对理性的意义、内涵及存在价值的诠释主要依靠的是个人的理解，对理性思想的传播和使用也是依靠个人的力量，“什么是理性、理性价值如何、怎样对待理性”等一系列的问题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使得理性的传播和接受效率变得十分低下，要提高这些缺陷则需要将理性从个人上升到组织，直到奥古斯丁理性才由个人意志上升到组织意志。
二、古罗马宗教理性：哲学理性对信仰的结合与服从
民主制度为理性提供了土壤却无法延续其自身的统治。公元前299年罗马开始入侵巴尔干半岛，公元前30年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的灭亡宣告了希腊的终结，理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其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罗马打破了希腊政治也打破了希腊的宗教，新的宗教想要在这片被理性光照土地上得到传播还需得到更多的支持。于是，在这里“理性”和信仰相结合了，“理性”找到了新的生存环境而信仰则找到了新的论证方法。美国当代哲学家J・K・费布尔曼认为，“斐洛是调和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及理性主义和启示运动的顶峰。为了这一目的他选择了希腊哲学中最伟大的柏拉图，他这一做法为后世的神学家们树立了典范。普罗提诺首先遵循斐洛，调和柏拉图和希腊宗教；接着是奥古斯丁，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8]。
斐洛是第一个尝试融合理性和信仰的人，被视为希腊化时期犹太教哲学的代表人物和基督教神学的先驱。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因为他的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因此他被恩格斯称为“基督教真正的父亲”。作为一个坚定的犹太教徒，斐洛用寓意解经法来维护神创论的权威，他将柏拉图理念中永恒存在的理念解释为依赖于神而存在的理念，从而实现了理性和信仰的融通。他将《旧约：创世纪》中人类的创造和天地的创造类比于柏拉图的可感世界及可知世界，从而实现了哲学和神学的交汇。在斐洛的理论中，逻各斯（logos）等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但是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一种客观存在，斐洛的理论则将“逻各斯”视作上帝用于创造和管理宇宙的工具，它是介于人和上帝之间并依靠上帝的心智而存在。这一改变方式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成了更为神秘的主观唯心主义，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早期基督教神学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尽管斐洛将柏拉图和《圣经》联系起来难免有少部分会有一些牵强附会，但是从《圣经》中找出与柏拉图哲学的相关点，再用寓言的方式去解释，从而使柏拉图哲学适应《圣经》而为神学辩护，这一方法无疑是成功的。斐洛通过对柏拉图理念和犹太教“至高神”的改造将哲学和宗教相互融通起来，从而使理性和信仰各取所需，“理性”在宗教的庇护下得以保存，信仰则因为理性得以更好地教化众生。斐洛开创性地运用“理性”为宗教辩护，从斐洛开始无论是基督教哲学家还是犹太教哲学家，他们思考上帝的时候都遵循了斐洛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斐洛为理性和信仰的融合提供了榜样和楷模。
公元3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的强盛已经不复存在，帝国内部出现了全面衰退，加上东北欧部落的入侵使整个罗马帝国岌岌可危。时代的动荡使得个人更加渺小，希腊时代的理性思想已经无法再观照到人们的现实生活，哲学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神秘主义的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新柏拉图主义出现了。普罗提诺是这一流派的核心人物，他被誉为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天才，是晚期希腊思想史唯一能达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水准的哲学家[9]。尽管他说：“这种学说不是新的，从古代起早就公开宣布过了，尽管没有明确地展开过，我们只希望成为古人的解释者，并用柏拉图自己的证据表明，他们和我们有相同的见解”[10]。但是不可否认，普罗提诺的确将柏拉图的哲学向基督教更推进了一步。
如果说斐洛是尝试融合理性和信仰，那么普罗提诺就是将理性转化成了宗教可以接受的形式。普罗提诺宣称他哲学核心思想流溢说是源于柏拉图的，三个具有流溢功能的本体为太一、理智和灵魂，三者从高到低依次推进。“太一”是超越一切的存在和思维，具有无上意志、原初性和不变性，是对柏拉图《巴门尼德》中“一”的深化；“理智”是“太一”的影子，具有“太一”的特性并从“太一”中流溢出来，理智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灵魂是理智的流溢，拥有理性和独立性并可以跟肉体相结合，拥有“善”并可以永恒地轮回，这是对柏拉图灵魂理论的发展。在普罗提诺的体系中“太一”将知识投射给了“理智”，“理智”通过灵魂与人相结合，一切智慧都是源于“太一”，而理性的作用则是通过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去发现“太一”中的智慧。“太一”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它无处不在又无处所在，它无所不能又无所能，普罗提诺用这样的神秘主义来调和柏拉图和希腊宗教之间的关系使得柏拉图的理论为神灵的存在留下了空间，这一做法客观上促进了柏拉图主义与早期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流溢说的三大本体“太一、理智、灵魂”融合了古希腊哲学和东方的神秘主义思想，三大本体暗合了基督教教父哲学中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学说。虽然普罗提诺并非基督徒，但是他对柏拉图主义的诠释为基督教教父哲学作好了智力方面的准备，无怪乎奥古斯丁说：“普罗提诺等新柏拉图学派的学说是最接近基督教的，他们只要稍稍改变一些字词和见解就成了基督徒。”新柏拉图主义改变了柏拉图培养理性的理想，最高层面不再是理性和灵魂而是“太一”，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太一”的存在为上帝留出了位置，理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但是却出现了适应信仰的可能。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赦令，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罗马国教。在罗马境内同时还存在着传统希腊宗教、摩尼教、异教等多种宗教，基督教在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想获得更多信徒就需要与希腊文化进一步融合，就在这时奥古斯丁出现了，他通过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填补了这一需求。
奥古斯丁出生在一个复杂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异教徒，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奥古斯丁曾多次改变信仰，直到最后皈依基督教。青年时期他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有过深入的了解，并担任过修辞、文学教师。公元387年奥古斯丁接受了安布罗斯的洗礼后正式加入基督教，他通过自己的学识开始了对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调和，早年丰富的经历和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得他在从事这一研究时得心应手。和斐洛和普拉提诺一样他选择了柏拉图作为改造对象，他遵循了斐洛和普拉提诺的方式，在调和过程中接受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不过将其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将《蒂迈欧篇》和《圣经》的创世说和神创论归为一类；将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中的三大本体与三位一体归为一类。托马斯・阿奎那在评价奥古斯丁时说：“奥古斯丁浸透了柏拉图学派的各种学说，不管任何时候，奥古斯丁在他们的学说中，发现了任何与信仰一致的地方，他就采纳了它，发现了那些与信仰相反的，他就改正了它”[11]。斐洛将柏拉图的理念转化成为神的意志；普罗提诺将柏拉图对理性的崇拜改造成了对神秘超验事物“太一”的崇拜；奥古斯丁将二者结合起来，普罗提诺的“太一”在这里转化成了上帝。希腊哲学之前所追求的理性融入了上帝意志中，上帝成为了宇宙中普遍真理和知识的化身。对普遍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在奥古斯丁这里转化成了对上帝的追求，追求理性就是追求上帝，理性不再由个人来诠释而是由神来掌控，信仰才是获取知识的前提，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的权威，个人理性转变为宗教理性。宗教理性就是将理性适时与信仰融通，用理性来解释宗教，同时宗教也保护了理性，二者在奥古斯丁那里相结合，追求理性就等同于追求上帝，理性开始服从于信仰，自此就意味着宗教理性的正式形成。
上帝成为了理性的化身使得理性开始拥有权威，也使得上帝为更多的人所信仰。虽然理性不再以单独的最高形式出现，而是成为了验证上帝权威的工具，但是理性精神却在希腊终结的危机中得以保留。
三、中世纪大学理性：宗教理解中质疑与自由精神的开启
公元476年～1453年，缺乏稳定政权的欧洲混乱无比，这一时期史称中世纪。动荡年代的人们倾向于向信仰神秘的宗教以求得内心的安宁，经过奥古斯丁改造后的基督教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宗教理性成为了教化众生的工具。公元6世纪左右，修道院开始创办学校，到9世纪，大多数修道院都办起了学校，12世纪初期法国修道院学校有72所[12]。在大学崛起之前的岁月，僧侣们一度成为欧洲大地上的教育主宰[13]（P44）。基督教大大拓宽了公共教育事业的区间，尽管教授的知识只是一些粗浅的宗教内容，但是得益于理性与信仰的结合，教士阶层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够自觉保持自己理念的教育者。而正因如此，大学诞生的伊始普通教士和宗教改革家们成为了教育的先行者，他们的追求客观上促进了大学理性的诞生。
自从罗马文明凋零殆尽之后，教士们几乎成为唯一占有并需要知识的阶层[14]（P16）。公元8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将教会与教育的亲密关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定下来，自他开始教育改革成为了新教会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后来加洛林王朝规定，帝国内所有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都要建立自己的学校来培养年轻的教士。这一规定使得后来的智识革命得以在主教座堂学校中通过宗教渠道传播，这种理性思想最终成为了大学理性的启蒙。
公元11世纪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拐点：在此之前，是充斥宗教恐怖与升学悲观色彩的蒙昧时代；而在此之后，则是充满希望和活力、宗教热情洋溢的启蒙时代[14]（P19）。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人们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带回来了阿拉伯的文化，同时也带回来了原初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神学家们为了论证神创论，将基督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进行了融合，然而这种基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融合必然经受不起逻辑的推理。中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发现亚里士多德是位百科全书式人物，他涉足的大多数领域是柏拉图所不能企及的，他在逻辑学上的研究也再次为人们所关注，这些关注的回归使得理性和信仰的融合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在冲击了教父哲学的同时也为经院哲学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复苏为经院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大翻译运动的蓬勃开展，希腊科学和哲学经典以及阿拉伯学者的注释被译成拉丁文，给欧洲人带来了新的思想。面对博大精深的异教学术，基督教思想家感到需要重新结合理性与信仰、协调希腊学术与基督教义。11世纪中期经院哲学与奥古斯丁神学的交锋开始了。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中，信仰才是获取知识的前提，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的权威；在经院哲学里，理性被赋予了对现有神学教条进行评判和修正的责任。这场交锋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唯名”的确甫一现世便在教会的恐慌之下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同样难以摆脱的是，其一开始便被判为异端的命运[14]（P31）。这一境况直到阿贝拉尔时代的到来才得以改变，他最终确立了“唯名论”最全面的表达形式，并且开始替代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阿贝拉尔穷尽其一生致力于扫除笼罩在三位一体论上的神秘主义，他主张将一切的事物都用理性来检验，他认为教会之所以能被接受不是因为理性服从信仰而是信仰应该符合理性。尽管他仍然两次被批判为异端，但毫无疑问，阿贝拉尔是当时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论断深刻地影响了接下来的时代，他在巴黎的教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巴黎大学的产生和兴起。在阿贝拉尔的影响下，全欧洲的学生走向巴黎去学习知识，这一过程持续了一百余年，他将巴黎变成了毋庸置疑的欧洲中心，他向世界贡献了一所原型大学――巴黎大学和一个伟大的教师工会，这一切的成就皆源于他对理性的追求。至此，我们可以说，大学理性萌芽于巴黎大学。
随着大学的相继出现，教会开始关注到了大学的存在。经过了与经院哲学论战后的教会对自己理性的能力产生了质疑，教会希望通过大学来为自己培养人才，以保障自己的权威。教皇帮助大学摆脱了教会和世俗的地方政权的控制，并核准大学的自由与豁免，同时在某些方面将大学置于罗马教廷的直接司法管理[15]（P63）。13世纪末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获得了教皇的特许权，这就为大学争取到了最重要的两个权利――自由和豁免。自此以后，虽然教会试图对大学进行控制，但是其行为却再也无法取得成功。从阿拉伯带回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提供一个新的解释知识的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以本体论和宇宙论为终结。虽然这一学说与基督教教条大相径庭，教会却再也无法阻止这一学说进入大学了。海斯汀・拉斯达尔指出：在1235年前后，巴黎大学便解除了有关亚里士多德新学的禁令，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是唯一被禁止阅读的书籍[13]（P106）。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神学家中获得了承认，阿维森纳建立了一个介于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过渡学说[15]（P74）。这一学说巧妙地避开了对理性服从信仰的指责，并将创世说和知识进行了理性的表述。托马斯・阿奎那学习了这一方式，他将当时最具时代特色的思想和教会的精神信仰相融合，并构建了一个能妥善安放宗教和科学的框架。他相信宗教应当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是为了照耀上帝创造的世界。他的重新解释并定义了宗教理性，理性不再从属于信仰而是解释和定义信仰。时至今日，他的思想仍然有助于解决基督教信仰理性化的问题。随着大学对教学内容自的不断扩大，大学理性思维的能力日渐增强，托马斯・阿奎那学说在教会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扫除了理性领导大学的最后一丝障碍。在作为巴黎大学当时士人之一的托马斯・阿奎那占据主导的时代，理性的地位与信仰是平等的，这从他的别具一格的《神学大全》写作手法可窥一斑。当时的大学可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很自然地置于理性的保护之下，以求得生存空间。可以说，此时大学理性在巴黎大学诞生了。大学理性唤起大学里的人们对于理性思考方式的关注，开始用理性来解释和证明信仰，将理性思维方式应用于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自此，沉淀了上千年的理性精神在与大学结合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首先是启迪了接踵而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然后是影响历史的科学革命，大学理性以其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在历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阿贝拉尔对“唯名论”的解释冲击了宗教理性并带来了巴黎大学的兴盛，奥古斯丁神学在与经院哲学论战中的落败为大学带来了自由和豁免权，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阿奎那学说在大学中的兴盛帮助大学理性从宗教理性中分化出来。中世纪大学理性启蒙于经院哲学对传统宗教理性的质疑，成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阿奎那对宗教理性的调整，重视自由的理性追求和学术研究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的精神内核。大学理性从阿贝拉尔到托马斯・阿奎那经历了一个由被动产生到主动进化的过程，最终成为了中世纪闪耀的“光辉”。
结语
美国学者艾伦・布卢姆说过：“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16]。大学作为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组织，其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大学理性。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深入，随之而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审视现代大学的使命？我们应该如何发掘现代大学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调和大学的保守与超越？这一切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回到大学理性精神的起源去寻找答案。大学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种变化却是有迹可循的――运用自由的、理性的思维去寻找和发现真理，否则就不是大学。从古希腊到奥古斯丁，再到中世纪大学，虽然理性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其内核都没有走出追寻真理的范畴。大学理性虽然直接来源于宗教理性，但是其内核更加接近古希腊所追求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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