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2 17:09:18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转贴于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纵观我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和定型。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此相应，“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学者提出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论观点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学术话语权不断提升。
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阶段不相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存在滞后问题，中国学术思想和学术范式的影响力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一是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分析主要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尚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和稳定的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蕴含着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完全可以形成科学、规范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要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丰厚土壤，系统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经济发展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世界重大事件，基于中国经验，完全可以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并将其上升到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形成新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思维。
第二，系统提炼、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形成基本理论命题。从经济学领域看，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是提出了四个重大理论，它们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核。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但中国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很好地融合起来，并发挥好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体制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十五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两个‘毫不动摇’”、“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等论述，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的一系列重要突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三是科学发展理论。经典作家提出了未来新社会中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协调等经济发展方面的基本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经济发展目的、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经济发展思想具有普遍理论价值。四是对外开放理论。在马克思所构想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世界市场以及资源的国际配置和利益的国际分配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们提出建立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全球化条件下参与经济合作和竞争的理论和政策思想，使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第三，形成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假设。思想、认识是通过概念、范畴和理论假设来凝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有自己的概念、范畴、逻辑体系和基本理论假设，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重要范畴的形成有以下三种途径。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重要范畴的内涵进行丰富和发展，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等，经过丰富和发展，它们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基于实践的发展提出新范畴，或对已使用范畴进行规范化和科学化，如产权、混合所有制经济、共同富裕等，这些范畴的内涵日趋清晰，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三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借鉴一些概念范畴，这些范畴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除了形成一系列的核心范畴外，还要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理论假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骨架。这就需要把一些理论突破和重要理论共识上升为理论假说。诸如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效政府、共同富裕等等，都可以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第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需要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西方现代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分析范式和理论观点，有些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完全可以借鉴和利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同样会起作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讲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普通话”，也需要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科学范畴和分析范式。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研究现状；研究前景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070－005
一、引 言
宽泛地说，语言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加以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它同时也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国外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已有50年的历史，源头在北美和欧洲。一般认为语言经济学最早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经济学教授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2］在1965年提出的，到80年代末蔓延到欧洲的瑞士。这一学科的发展有着特殊的理论和社会背景。在理论上它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为基础，认为语言具有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语言学习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入，学习后所带来的收入的提高是预期的经济效益。从社会因素来看，这一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从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开始的，如加拿大和瑞士。这些国家移民涌入较多，如何制定合理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帮助移民进行双语培训是他们研究的初衷。
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祝畹瑾［3］较早地分析了“语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语言不分大小，都能为使用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最早把语言经济学介绍到国内的是语用学家何自然。何先生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经济投入，它可以补充和取代人类的其他本钱，如知识和技能等；学习外语也是一种经济投入，掌握这种语言就是要取得的预期效益［4］。
近十五年来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动该学科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稍作梳理、回顾和总结，并就其发展前景略加探讨。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现状
（一）语言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
1.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无论研究哪一门学科，首要任务都是要界定它的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语言经济学就是研究语言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蔡辉［5］认为广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的经济效果，即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狭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过程本身，即从经济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刘国辉、张卫国［1］概括了语言经济学发展的三条主线：一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研究语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二是经济学研究中语言的语用修辞分析；三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语言的结构、现象及相关问题。比较来看，三条主线的内容涵盖了广义语言经济学与狭义语言经济学的共同外延。
2.研究内容
语言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语言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领域的问题［6］，其内容集中在三个范畴：人力资本、公共产品以及社会制度［7］。在理论层面，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1）语言和收入问题
语言和收入具有一种正向发展关系。目前，语言和收入关系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隶属于特定语言种群的某一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如研究受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的关系；二是研究学习第二语言对收入的影响。语言与收入问题是语言经济学中研究得最为成熟的一个领域，历年来成果显著。
（2）语言和经济发展问题
社会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语言的产生、发展和使用都离不开经济动因的驱使，二者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语言产生的最初缘由应该就是经济要求”［8］。语言的强势发展、扩张会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如秦朝的“书同文”政策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强大；同样，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增强当地语言的生命力，扩大它的使用范围。目前世界范围的英语热、我国粤语的北上、当地人的方言情结以及孔子学院在国外的蓬勃发展等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3）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语言经济学研究得较早、较为热门的一个问题，北美和欧洲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初衷就是要为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服务。国家制定语言政策，一是出于经济目的，就是要使语言的社会总价值最大化，使语言政策的费用最小化，从而达到预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出于语言的使用目的，如为了鼓励国内民众积极使用某种第二语言或为了挽救某一濒危的弱势语言。语言经济学通过研究语言变量与经济变量的互动关系，进而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语言资源，为国家或地区制定语言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支撑。
语言的动态发展说到底也是一个语言政策问题，这种研究理念大大拓展了语言政策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苏剑、张雷［9］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语言交际价值Q值是制定语言政策的一条重要的动态标准，投资于何种语言、研发何种语言文化产品是由语言的Q值决定的。
（4）语言经济学自身的研究
语言经济学自身的研究，是指语言经济学的本体研究。其内容主要有三点：
关键词：电力经济学 发展 前景
电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它与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息息相关，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电力经济学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建设小康社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电力资源作为很重要的能源，为了满足人们的供求需要，我们应该大力推广电力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使得我国电力经济学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要根据电力工业自身的发展情况，能够意识到我国电力经济学学科的落后现状，同时能够看到这一学科的发展前景，加大力度落实电力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
一、研究对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电力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也有所提高，因此，电力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在随着人们认识的改变而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电力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从两方面来说。
1、从宇宙观角度来说
(1)微观角度
从微观角度来说，电力经济学以电力规划方向为主，主要研究电力生产和供求环节以及电力建设方面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
(2)中观角度
从中观角度来看，电力经济学不仅包括微观角度的观点，还研究电力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
(3)宏观角度
从宏观角度着手，电力经济学不仅包括了微观角度以及中观角度的所有观点，还研究电力产业与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一些关系问题。
(4)宇宙观角度
从整个宇宙观来讲，电力经济学不仅研究前面提到的微观、中观、宏观角度的一些问题，还研究全球电力产业中碰到的一些经济问题。
2、从传统和现代角度来说
(1)传统观点
电力经济学是研究电力生产中电力与经济的关系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如何合理的运用资源促进电力经济的发展。
(2)现代观点
电力经济学是以电力、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的和谐发展为前提用于处理和研究这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门学科。它既需要相对的科技支持，有需要稳定的管理体系来维系。如下图1所示，表述了现代电力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图1 电力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如今，电力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现今的科技方法，化解实际研究对象与科学理论之间的矛盾，使得电力与经济共同发展。电力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较复杂，包含微观、中观、宏观到宇宙观的发展，还包括从传统到现代的延伸。发展电力经济学科促使了电力科学的进步，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二、研究内容
电力经济学是以电力、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的和谐发展为前提的，用于处理电力和经济的关系使其稳步发展的一门学科。它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电力和经济的关系，根据他们的发展规律找到最优的发展条件。其研究内容主要包含电力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电力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这三方面。
三、研究方法
电力经济学不但含有电力学科的特点，而且还与经济学科相关。总的来说，电力经济学可以分成整体和局部两个层次，前者研究的是电力产业与其他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电力部门自身的经济问题。
四、与其他学科关系
从电力经济学的自身特点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可以看出，电力经济学跟好多学科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和电力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方法有关，还和其学科体系有联系。
1、和经济学的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电力经济学是电力和经济学相融合而衍生的一种经济学学科，它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作为靠垄断企业，电力工业发展电力经济学能够保护能源环境，提高国民经济水平，具有很好的前景。
2、与热力学的关系
电力作为一种很重要的能源，其与电能的转换是一种物理化学的过程，需要遵循热力学的原理和相关定律。
3、与决策科学的关系。
电力经济学与电力决策相互影响，电力经济学是决策的基础，而电力决策又能对电力经济学进行指导作用。发展电力经济学具有良好的前景，是对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
4、与管理科学的关系。
管理科学是以人为主体的一项学科，主要负责一些社会活动的组织和协调活动，它的有些理论能够指导电力经济学的发展。
通过这些其他学科和电力经济学的相互融合，使得电力经济学的理论更为丰富，其方法更加科学和完善，其发展的前景也就更大。
五、总结
电力经济学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建设小康社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对于保护环境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也有着很好前景。我们应该大力推广电力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使得我国电力经济学得到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楚风;新时期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N];光明日报;2002年
[2]缪峰;会计准则的信息经济学分析与研究[D];上海海事大学;2005年
【关键词】生产力概念；共同活动方式；自主活动；科学发展观
一、生产力概念的演进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概念
1.根据现有文献可知，第一次提出生产力概念的可能是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1757年，弗朗斯瓦·魁奈在他的论文《谷物论》中指出：“和庞大的军队却会把土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①魁奈所说的“生产力”，主要是指“土地的生产力”，即土地产出产品的多少，它是量的概念。考察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工业的发展状况，以及他对土地创造财富的论述可以知道，生产力概念是在工业还不发达以及为了论述土地创造财富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今天看来，魁奈的土地的生产力是将生产力片面归结于土地上面。但他提出并明确使用生产力概念使得学者们开始从“量”的意义上研究财富的增长机理，这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他将分工的概念引入生产力中并考察对生产力的作用。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是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②众所周知，分工首先表现在农业和工商业的分离，农村和城镇的分离。分工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个人的分工、交往、再到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实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斯密对生产力的范畴的规定还不成熟，只是从工商业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强调分工在生产中的作用角度进行了探索，此时的劳动生产力仍然是在经济学的范畴内劳动生产创造财富的多少上进行“量”的表征。
3.李嘉图是继亚当·斯密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使用生产力概念与魁奈相似，都是指土地产出产品的量，生产力是依赖土地产出的。他认为农业改良有两种：一是增进土地的生产力；二是通过改良机器。另外，农业产出的量是由土地生产力的差异决定的，以此产生级差地租。此时，李嘉图对生产力的规定仍然停留在对自然界和物质的力量，但他认识到了土地的差异和生产工具对生产力的影响。
4.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对生产力的理解介于斯密和李嘉图之间。萨伊认为，斯密没有看到资本具有同劳动、土地同样的生产力，而且他批判地指出：斯密把精神劳动排除在创造财富的生产之外。他认为：“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③精神劳动也可以创造效用，也属于生产性的，它是间接地作用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正如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和从自然界中获得财富一样，都是通过间接的手段，即对劳动工具的使用。关于李嘉图，萨伊认为，不仅土地有生产力外，其他的自然力如江河湖海也同样具有生产力，自然的生产力通常和资本的生产力结合在一起。工人的生产力，在萨伊看来“即他的体力与技巧的结果，这结果本身也是实际产品”④工人和机器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同样，生产力在萨伊那里也是用生产财富的多少，以“量”的概念来提出的。与斯密和李嘉图相比，萨伊认为财富或生产力来自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对生产力概念的这一理解大大接近了今天人们对生产力认识的程度。
纵观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概念，都是在经济学范畴内做出的局部规定，从土地生产力到自然生产力，再到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力。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生产财富的多少，从“量”的概念上考虑的。虽然他们对生产力概念的认识上贡献不小，骤步丰富了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并趋于成熟。但最大的缺陷是对概念的认识仅停留在经济学范畴之内，只注重物对生产力的作用，没有从哲学的视角对生产力概念作出一般的规定。马克思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自然对其中的生产力概念有所关注，随着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生产力概念的变革之路也随之开始并不断深入。
（二）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形成
马克首先使用生产力的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此时马克思基本上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解。他把生产力与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说：“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⑤此时，马克思还未能对生产力本身作哲学上的解读。
关键字：学科作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兴趣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0-0015-02
从中国知网，以“旅游经济学课程”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检索条数远远高于旅游管理专业其他课程的检索数量，这说明旅游经济学这门学科因其重要性而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旅游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应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因此，想要提高《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应单纯地探讨教学内容，也不应单纯地探讨教学方法，而应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互结合，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三者相互促进。
一、旅游经济学课程的学科作用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进入专业所接触的专业基础课，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旅游经济学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重要课程，其教学效果将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学科认识、专业悟性和专业思维的形成[1]。旅游经济学是既可归为基础课程，也可归为核心课程，课程双重性质使其变的举足轻重。旅游经济学是必修的专业课之一，学生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对旅游管理专业由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教学的实践经验来看，学生对此课程学习的优劣与否，不仅关系着是否对旅游管理专业是否感兴趣，同时也影响着其是否能学好其他专业课。旅游经济学这门课程是学生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知识的基石，是学好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生感知、触摸，以及构建旅游管理学科知识框架的敲门砖。旅游经济学在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旅游管理专业不同于经济管理其他专业，其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都有所区别。而旅游经济学的学习则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经济学基础和旅游学基础。旅游经济学将以前所学的西方经济学和旅游学概论融会贯通。从主流的旅游经济学教材，可以看出课程内很多知识点是与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课程的内容是相吻合的。旅游经济学是学生从基础课学习转入专业课学习必经的环节。
二、旅游经济学课程内容特征
1.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之后，旅游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跟国外相比，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逐步探索中，尤其是对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3]。旅游经济学是研究旅游活动中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就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对象[4]。更要研究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5]。旅游经济学学科出现较晚，需要寻求理论的支撑，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均可作为其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理论，市场理论、竞争规律也运用到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中[6]。旅游经济学又要对具体的旅游经济现象、旅游经济规律进行阐述，因此旅游学概论的相关内容也出现在旅游经济学中，由此可见，本门课程是多学科的融会贯通。教材内容不仅是对其他课程理论的整理梳理，同时也辐射到旅游经济发展最新现象的特征，这表明了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内容来源广泛、内容复杂。
2.研究内容的应用性。旅游经济学虽然说是经济学分支之一，从学科属性来看，两门课程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而旅游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7]。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旨在培养学生尝试用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旅游活动，理解旅游活动的经济属性及其基本规律[8]。这就要求学生不仅仅掌握其核心理论，同时也要将其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不仅要给出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也要能解决和处理问题。旅游经济学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专门研究旅游经济活动有现象及矛盾，揭示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条件、范围和表现形式，从而指导旅游经济健康地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应用型。
3.教学内容的开放性。旅游经济的发展性，要求旅游经济研究的内容跟上旅游经济时代的发展。从高校普遍使用的旅游经济学教材来看，教材内容滞后于现实旅游经济的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教材要求理论性和实践性，旅游经济学通过吸纳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其理论性已具备一定的深度，但教材内容更新速度较慢，并没有将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新的经济现象引入课堂，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理论就是简单地学习理论，观察实践就是单一的经济现象，使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并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除了讲授学生必须掌握传统理论，还要立足于实践性的教学特点，将旅游经济中鲜活的经济现象引入到课堂上来。比如，在讲旅游供给的时候，要着重讲旅游类的上市公司是。同时，一些专门提供旅游服务的网站以方便快捷的预定方式以及优惠，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群，成为主要的内容。因此，课堂讲授不能完全受教材内容的限制，要赋予教材一定的张力和辐射力，将旅游经济新发展和新现象纳入进来。
三、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创新
课堂的教学是老师讲授、学习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讲授的知识通过老师口述、小组讨论等方式，慢慢地让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在教学内容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学生有效的学习，就要依赖教师讲课的技巧，这就是教学方法的问题。除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之外，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因此，旅游经济学的课程创新，要从“三性”入手，这“三性”是：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力求使三者之间互为影响、互为提高，从而形成良好的循环。
1.丰富教学内容。从教学的实践来看，课程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贴合现实的程度，关系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关系着学生学习兴趣的高低。但从目前各高校《旅游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来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教学内容反映现实不足，滞后于旅游经济实践[9]。因此，旅游经济学的课堂创新，应首先从教学内容上展开。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来进行课堂讲授，而应将学生的视野从教材中拉到现实，引导学生去关注旅游经济新闻、旅游政策法规变动、旅游企业产业调整、在线旅游网站发展、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等同旅游有关的各个方面。教师在讲授理论并阐述其如何运用时，应将当下发生的旅游现象作为案例来分析。针对现有教材内部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不足，教师可自编旅游经济学教材或讲义，在自编教材剔除脱离旅游发展现实的理论和例子，并加入能提供新知识、新内容的案例、习题等。但是，旅游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对于这些经济现象和当下发生的影响旅游经济大事，则可以用课堂讲义的形式对教材进行补充。课堂讲解引入新知识，教材更新增加新内容，课堂讲义跟踪旅游新发展，三者同步进行，这就使得课堂教学内容能够跟得上旅游经济的新发展。
2.创新教学方法。通过教学观察，发现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更多是采用单一的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是主动的输出者。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将教材知识变得僵化，变得死板，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在课堂知识丰富之后，要使学生能高效的接受新知识，并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最为关键的是找到适宜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不同会转变师生的角色，应将教师的“主动输出”，变成学生的“积极探求”。师生角色转变的教学理念，使教师抛弃过去的“一言堂”的教学，进而积极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中，教师是课堂的掌控者，但不是课堂的主角；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但不是被灌输者。当今大学生已不仅仅满足单纯的教材学习，通过课堂的学习，他们想获得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创新教学方法应遵循三个“少一点”和五个“多一点”。这三个少一点是：教师讲话少一点，学生被动少一点和课本知识少一点。这五个多一点是：学生发言多一点；师生互动多一点；案例教学多一点；集体讨论多一点和研究学习多一点。
3.激发学习兴趣。想要激发学生学习旅游经济学的兴趣，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仅仅靠强调课程的重要性，而是要通过丰富的课堂内容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将最新的、当下发生的旅游经济现象引入到课堂中，学生会感觉到社会中鲜活的例子，课堂内容紧贴实际，从而使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
课堂内容的不断更新以及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其目的是让学生从被动的学，转变到我要学。教师采用新颖而独特、适合不同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使学生高效率的接受知识，同时可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中，按“学生分组、每组选择不同案例、研究案例，得出结论，由学生就案例的内容和结论上台展示，并由其他小组学生进行点评”这样的一个程序来开展，既能起到启发学生学习的作用，也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课堂教学之外，让学生走进旅游景区、旅行社、酒店、旅游交通企业以及在线旅游网站等，这使得有机会将理论运用到现实中，从而使学生对课堂内容有更深刻的体验。
总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教学过程中教材内容的选定、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应为培养人才这个目的服务。旅游经济学教材内容丰富、理论多样，与其他学科衔接密切。要提高旅游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和质量，需要与同旅游经济学相关学科教师的通力合作，做好协调和规划，为社会培养更多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韦复生.优化知识结构，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对旅游经济学课程建设的思考[J].高教论坛，2007，（04）.
[2]钱林晓.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初探[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S2）.
[3]戴冬香.对我国旅游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认识与思考[Z].旅游学研究，2010.
[4]刘耿大.论旅游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与定位[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04）.
[5]罗明义.论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J].旅游研究，2009，（02）.
[6]甘永萍.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探讨[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04）.
[7]唐建兵.“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1，（01）.
[8]刘俊.研究性教学方法在《旅游经济学》本科教学中的运用[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08）.
[9]周生辉，李瑞甜.《旅游经济学》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以北京城市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