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3 17:12:0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居民收入差距/平抑机制/经济增长/政府行为
大量可以观察的事实表明，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收入差距会持续扩张，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同样的观察也可以发现，平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除去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运行的自身规律，可以在漫长的时期内自动弥合这种差距外，政府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缩短或延续这个过程的周期。依据这个判断，按照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推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在2020年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实现全面小康的总体目标要求下，希冀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平抑城乡居民之间日益扩张的收入差距，同样取决于政府的行为选择。因此，必须在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分配格局以及转变职能等方面规范政府行为，逐步构建政府支持农民收入增长完整的政策框架，最终形成中国农民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机制。
一、工业化的阶段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农业禀赋资源丰裕的欧美，抑或是农业资源禀赋稀缺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只要存在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部门，其收入就一定存在差距。日本经济学家土屋圭造提供的20世纪60年代的资料表明，以工业就业者的收入为100，农业就业者收入在美国为56，西德为44，法国为36，丹麦为77，新西兰为88.而一般认为，上述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开始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
为什么在工业化的成长阶段，世界各国城乡居民之间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对此，早在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著作中就有过深刻说明。他列举了工业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和产品需求方式导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其一是农业部门存在着收益递减规律，城市工业不仅不存在收益效率递减规律，反而呈收益递增趋势。其二是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由于工业和农业的不同生产效率，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必然的。20世纪中叶柯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则明确用3次产业的概念和理论，说明城乡居民存在差距的必然性。他指出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的产业地位有相对下降趋势，且产值比例下降速度要大大超过其就业比例下降速度，这种产值比例与就业比例下降的不同步，造成城乡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工资水平，必然是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水平低于城市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并最终形成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决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原因，霍利斯·钱纳里解释为，劳动力在经济部门之间的配置，主要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通常趋势是随收入水平提高，初级产业部门就业减少，而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增加。劳动力转移受预期收入、就业、政府支出的分配、生产结构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和原因，可以归结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致，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农业则意味着落后的生产力；也可以认为是两大部门的生产方式不同。工业是可以重复，连续不断地机械生产，农业则必须与自然生产交织，增加了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和问题的复杂性；还可以认为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需求决定的收入弹性不同。工业产品需求弹性高，而农产品需求弹性低。但最本质的是工农收入差距产生并扩大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传统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基本生产资料，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加上传统农业技术进步缓慢，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给的边际生产率会逐渐趋于零。而现代工业使用的资本、技术和设备可以再生，规模可以扩大，技术进步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增长。总之，现代部门比传统部门的技术进步快，投资回报和就业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解释了不同产业部门的就业者收入水平存在差距的本源。
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工业化过程中往往会持续相当长时期。日本从明治维新至20世纪60年代，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和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表现的工农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1.3∶1～3.1∶1之间。直到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农收入差距才开始缩小，1980年工农收入差距为1∶1.15，农民收入超过非农家庭收入，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100年。美国农民拥有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远远优于日本，生产的平均规模也远远大于日本。但从农民收入看，仍然长期低于非农业人口收入。农民收入与非农业人口相比，20世纪30年代大约为其40％，50～60年代为50％～70％，80年代为80％，现阶段才基本持平。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农业调整法，政府致力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行为为标志，差不多经历了70年努力，工农收入差距才由2.5∶1缩小到1∶1左右。
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工业化发展自身的规律。西蒙·库兹涅茨倒U 曲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期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步缩小。其原因是一些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增长又主要集中于快速发展的工业部门，并使这些部门的从业者收入快速提高，从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但随着劳动力更多地从低收入的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部门的转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又会缩小。郭熙保曾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和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年的有关资料，将人口在4000万以上的20个大国按人均GDP 水平346美元为低收入、990美元为中下收入、2642美元为中上收入和20038美元为高收入4个级别。分析了不同级别人均收入与农业份额变动的情况，发现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农业人均产值在低收入组为0.47，在中下收入组为0.38，在中上收入组为0.36，在高收入组为0.67.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相对应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是先扩大，并在工业化后期开始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明显。
即使是在封闭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模式下，经济运行的结果也可以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长时期内自行弥合。威廉·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因而形成剩余产出。如果工业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则该部门资本存量及其对劳动的需求将由此而提高。只要农业部门尚有过剩劳动力存在，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农业过剩劳动力全部被吸吮尽为止。这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及工资水平将由水平直线变为具有正斜率的曲线，工业劳动者工资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将随投资增加而逐步增加，工农业趋于均衡发展，国民经济结构逐步转变。上述分析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这种阶段性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自身加以修正和克服的。
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来弥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可能跌入市场经济的陷阱。市场经济单一的逐利行为，一是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张在一定时期内毫无节制；二是使收入差距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因此，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几乎成为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的共同行为选择。
【关键词】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VAR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8).
[2]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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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治国.转型期中国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6).
[5]麻文奇.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
[6]胡磊.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1(8).
关键词：灰色关联分析；产业结构；经济增长；陕西省
一、引言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它们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合理的产业结构将促使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阻碍经济增长。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对陕西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深入了解陕西省产业结构的状况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掌握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和薄弱环节，为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推动陕西省更进一步产业均衡发展、经济科学发展提供依据。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
霍夫曼（Hoffman，1931）通过对20多个国家18世纪以来工业历史和统计资料进行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值不断下降，并且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库兹涅茨（Kuznets，1966）利用5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指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问题应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且经济的产业结构是由其生产方式决定的。萨克斯（J.Sachs，1996）在研究中国与俄罗斯转轨经济绩效时就提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制度转轨的产物，而是落后的二元经济快速转型的产物，二元经济转型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国内学者关注此类问题时间较晚，杨治较早将产业结构理论引入中国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认为促进产业结构本身及地区间的产业协调发展还得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以及运作来实现，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协调是很有意义的。周英章和蒋振生（2002）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时间序列方法，对我国1952―1999年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他们的研究结果里，发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同变动关系，而且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长期影响。李懿洋（2011）采用灰色关联分析，通过对甘肃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联分析得出结论：产业结构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是第三产业处于主导地位，第二产业的份额居于次要地位。并且，甘肃省的经济总量随着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大而逐步提高。
目前，国内学者运用灰色关联度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比较多，但是对陕西省域进行分析较少。所以本文研究陕西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分别研究陕西省三次产业结构与生产总值之间的关联度，试图找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陕西省产业结构演进及经济增长概况
（一）陕西省产业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尤其是新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实施以来，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1.07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4453.68亿元。
具体来看，第一阶段（1978-1987年）：以基础工业为突出主导，农业为主体，经济结构中仍然保留了国家“一五”“二五”和“三线”时期在陕西投放大量的工业设施，第二次产业对陕西省的发展仍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三产业刚刚起步发展，发展趋势良好。此阶段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0.79：45.49：23.72；第二阶段（1988-2001年）：以工业为主导，工业服务业经济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8.65：42.79：38.66；第三阶段（2002-2012年）：以能源工业为主导，服务业经济逐渐占据主体地位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0.12：52.95：36.93。陕西省三次产业结构在1987年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一产业产值，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依赖于第一二产业向依赖于第二三产业转变，2010年，经济总量历史性地突破10’000亿元，经济总量达到10123.48亿元，到2012年，经济总量达到14453.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5%。综上来看，陕西省一直在进行产业高级化和产业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了“二一三”向“二三一”的历史性转变，同时还保持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产业结构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陕西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一）数据的选择和说明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13年陕西省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局网站以及地方公布的社会经济发展公告。
本文以陕西省省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X0，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产值数列X1、X2、X3、X4、X5、X6、X7作为比较序列。
本文根据陕西省三次产业产值变动情况将1978-2012年划分为三段。第一个分界点为1987年，因为在1987年，第三产业产值开始超过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个分界点为2001年，因为在2001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差为1978年以来最小；并且在2001年以后，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态势呈指数增长，且第一、三产业产值增速明显加快。
即比较数列即为三段序列：1978-1987年各产业产值为第一序列；1988-2001年各产业产值为第二序列；2002-2012年各产业产值为第三序列。
（二）动态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将三段序列；依照上述步骤进行灰色关联度计算，分别求出不同时间段相关因素的灰色关联度，结果如表1。
在三次产业这个层次上来看：在第一阶段，第一产业的灰色关联度处于首位，在第二阶段处于第二位，在第三阶段处于末位。说明第一产业对陕西省经济产生的影响相对于其他产业不断弱化；第二产业在第一阶段的灰色关联度处于第二位，在第二阶段处于首位，而到了第三阶段则处于第三位。说明第二产业对陕西省经济最初发展时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随后其贡献率的地位便被第三产业渐渐取代；第三产业在第一阶段处于倒数第一，第二阶段上升为第二名，第三阶段继续上升，居于首位，成为陕西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者。这种变化也符合一般城市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演进规律。
从三次产业内部来看：在第一阶段，与工业相比，第二产业内部建筑业的灰色关联度排序较靠前，在第二阶段落后于建筑业，但在第三阶段，处于第二产业内部的首位同时，也处于整个灰色关联度矩阵的首位，由此可见，建筑业对于推动第二产业发展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第三产业内部来看，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排名非常不稳定，而从总体态势来观察，房地产业在第三阶段对陕西省的经济增长关联度排名第二，对推动陕西经济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到：第三产业在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1中的折线图更加直观地反映陕西省各产业灰色关联度的阶段性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从整体上来看，第一产业关联度曲线处于持续下降状态，第二产业先升后降，第三产业持续上升。具体分析：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相关数据得知，虽然陕西省的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一直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是源于陕西省在国家第一次建设时期（“一五”、“二五”、“三线”时期），陕西被列为重点投资和建设的省份之一，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五”时期，全国156项重点工程中，陕西省有24项，数目仅次于黑龙江（25项），与辽宁省并列位居第二位。再加之沿海一批骨干工厂、科研单位以及高等院校前迁移至陕西，以上因素为陕西省后期发展第二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根据灰色关联阶段性变动曲线观察到，第二产业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升趋势明显，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强变弱，并且有继续减弱的趋势；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增长，在第三阶段增长速度放慢，但仍然保持着较为明显地上升趋势。而第一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产业地位不容动摇，所以第一产业的下降状态不会持续下去，会在未来某时间点上开始趋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其他产业的发展都或多或少会依赖于第一产业的发展而发展。
图2所示为陕西省第二产业内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的的灰色关联阶段性变动情况，第二产业建筑业一直处于稳中有升，且对经济增长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陕西省已查明的资源储量的矿产有92种，其中能源矿产5种，金属矿产27种，非金属矿产57种，水汽矿产3种。陕北丰富的煤炭资源、关中富饶的建材矿产以及陕南大量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对陕西建筑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虽然受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一部分初级工业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业对经济增长在第三阶段的贡献率骤然下降，但是工业在陕西省第二产业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据了很大比例，在新世纪以来，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梯，国家在关中先后布局了“国家级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国家级关中星火产业带”，通过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陕北布局了能源工业基地，不断优化陕北工业结构。这部分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大的稳健性，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
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绝大多数年份中都保持在0.8以上，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金融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先扬后抑的过程，在第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超越建筑业跃居第二，但是此阶段金融业在整个GDP中占比很小。由此说明，陕西省的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不均衡，以金融为典型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在陕西省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五、结论
本文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对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区域经济增长及两者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陕西省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三次产业朝着合理化方向稳步发展，其发展趋势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第一产业对经济影响力量逐步缩小并在未来某时点趋于相对平缓，第二产业影响力正在缩减，第三产业的发展势头良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经济发展朝着现代工业化省份步伐迈进。具体来说，虽然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在逐年下降，但是第一产业产量发展平稳，陕西省继续加快推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陕西省已经逐步形成以第三产业发展为基础的产业模型，且第三产业实现了优先增长。“十二五”规划阶段，陕西省将逐步从工业化中期阶段向工业化后期阶段迈进，把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将极大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裴成荣，付永洲.“十二五”陕西产业发展研究[M].陕西：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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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牛鸿蕾.江苏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6）.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创新；人力资本； 现代产权制度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九五”期间就提出来了，十四届五中全会的两个转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为什么十年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说没有真正转变？为什么现在到了非转变不可的地步？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靠什么来推动？笔者试图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一、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实践发展经济学在不同的时期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属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很符合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实际，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特别重视研究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属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很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笔者试图把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结合起来说明，作为经济发展初期的手段，劳动和资本的作用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已出现递减，潜力不大，而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说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和所依靠的手段。
（一）贫困的恶性循环论与引进外资和政府投资
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年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上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这两个循环相互影响，使经济增长难以实现，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境地之中不能自拔[1]。
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模型如下：
低购买力低收入低储蓄
投资不足生产率低资本形成不足
该模型的含义是：资本缺乏造成了低水平的供给和低水平的需求，低水平的供给和低水平的需求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能自拔。
这个理论真实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是缺乏资本。有没有办法呢？有，政府集中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有效路径。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资本在初期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与纳克斯的理论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外力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借助政府力量进行集中投资。来自这两方面的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讲“从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经营状况和生产率在整体上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之中，而且至今没有造就许多与中国经济规模和增长率相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企业。于是问题就变成：在微观经济基础上看来比较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何以保持高速增长？结论只能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不是靠本土企业，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与外企投资”[2]。但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外资的经济增长路径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外资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经济的安全隐患，这可以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总量影响和对某些行业的垄断控制进行判断。商务部测算，如果按照现在的招商引资速度，到2009年直接外资依存度，即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将达到50%，若按投入产出比1:1计算，一半GDP是外资企业生产的，外资反客为主，左右的我们的经济，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行业看，目前外资已在我国的一些行业形成了垄断，控制了定价权，从而控制了这些行业，造成了对消费者不利的局面。明显的是啤酒、水泥、感光材料和汽车，这是外资带来的利与弊。中国因为传统体制的惯性，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以7年积极财政政策为例说明其利与蔽。
政府投资以1998―2004年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为例，中央政府共发行了9100亿人民币的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以及环境保护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国债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平均每年8-9%的经济增长中大约有2%来自国债投资。但是巨大的国债造成财政安全存在隐患。因此，无论从财政安全上考虑，还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考虑，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政府投资。不仅外资和政府投资不能无限依赖，任何资本都不能作为长期的无限的经济增长手段，可以永远依赖，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目前发达地区已出现了明显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因此，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一味依赖资本就会出问题。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来的，比贫困的恶性循环论晚几年，也属于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增长路径比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要宽。该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只是资本，还有劳动，并且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换，二者的比例由市场上两种要素的价格比决定[1]（P30）。即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选择劳动替代资本的低成本之路，实现经济增长。这无疑对劳动力丰富的中国是很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引进外资，另一方面企业采用劳动替代资本，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走低成本、加工业为主的发展路子。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道路，使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但是，在繁华的背后，我们也依稀看到了比较优势的悲怆。商务部统计数字显示，出口工业创造的利润中中国只获得了8%，其余92%都归外国了 [4]。尽管如此，反倾销此起彼伏。我们气愤，但我们更应该反省和深思。长期依赖劳动的比较优势，以农耕经济的心态忙于计算如何以更大量更低的价格占领地球另一端的低端货铺，却不知道这种做法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脱身，一旦国际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一旦对方不乐意，死亡的可能性就很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贫困的恶性循环论都是发展经济学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两个理论提供的经济增长路径对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很适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现象的出现，主要依靠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早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以技术进步为主推动的经济增长路径。
（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与购买技术和市场换技术
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索洛提出来的，库兹涅茨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率=资本贡献率×资本增长率+劳动贡献率×劳动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 [1]（P31）。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发展阶段越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技术进步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因此，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我国在引进外资、增加政府投资、充分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时，深知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的因素潜力还较大，另一方面技术研发成本很高，风险很大，因此，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倡导进口技术和市场换技术。购买技术和市场换技术的选择是理性的，但结果却是悲凉的，总体上说，付出很大、收益较小，虽然既有企业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因素。但是，它告诉我们别人的技术不能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杠杆，我们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内源型的发展之路。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传统要素的潜力越来越小，主要依靠自有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共识。但是，除技术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
（四）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与产权制度改革
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又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其含义是经济增长除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以外，还取决于技术、制度、人力资本、知识、生产规模等。其经济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率=资本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带来的增长率+全要素经济增长率。即全要素增长率是指除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以外的其他要素带来的经济增长率[1]（P32）。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反映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全要素增长率的高低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综合指标。我国以农村土地和城市公有企业为主的产权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举世瞩目的。目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促进提升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等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潜力是巨大的。
二、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
通过前一部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更新经济增长理念
库滋涅茨对经济增长下的定义是最经典的，其含义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而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6]。该定义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提供经济产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即经济增长不是单纯的供给量的增加，而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供给能力的提高，而且这种能力具有持久性，抵抗外力和不确定因素的能力较强；其二是经济增长需要的条件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思想意识的进步，即经济增长表现为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
3、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人力资本的积累等
经济增长对科学技术的依赖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而加深。我国从总体上说处于工业化中期，一些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科学技术的作用愈来愈显著，自有技术成为支撑微观企业和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同志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目前，制约我国自主创新的因素既不是人才，也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科技体制。因此，进行科研体制改革，建立产研结合的体制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因此增加对农民的投资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分析了美国200多年农业发展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农业的成功在于向农民投资，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受传统农业约束的人，不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产出很多粮食，节俭和勤劳工作并不足以克服这种农业的落后性。”“发展特别是农村、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实物资本的投入，更需要在农民身上的教育培训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7]。。这些真知灼见对农业人口庞大的中国意义更大，如果我们不加大对农民及其子女的投资，就会导致“盲流的子女还是盲流，民工的子女还是民工”，集约式增长的后劲就不足。
（作者杨宏翔系绍兴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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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国.自主创新任重道远. 经济日报[N].2005.4.13
[5] 张五常.经济解释[M].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0.9
[6] 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4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C35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0年一直保持着9%以上增长率的记录，于是业内人士一直对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这一态势进行了诸多探索和研究，并总结出诸多理论成果。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二者贡献率影响程度的研究，其成果却是不尽相同的，但都表明了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特性。
1、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
1.1、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简而言之即集群，是经济贸易之中拥有相同或者相似产品或者劳务特征的企业集群。学术研究根据密集程度、国际标准等进行分类，目前全球最受企业家或者投资者追捧产业属“新兴产业”当之无愧，例如“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环保产业”、“新型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等。虽然新兴产业只是一种“概念”，并没有产生实际贡献，但是许多人都相信它们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产业结构的研究从萌芽阶段到如今的高速发展阶段经年留影，成就了著名的产业结构均衡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造就了像威廉配第、霍夫曼、克拉克、里昂惕夫等国际产业结构学家。关于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成果包括产业生命周期理论、霍夫曼定理等。产业结构调整或者变迁包括均衡和非均衡两种极端想法，前者的代表是大推动理论，后者的代表是自给经济发展机理。产业结构变迁的深人研究是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其实际上是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动态表现。
1.2、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变迁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技术进步，另一点是主体支撑性产业的变动。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方面进行度量之后，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他们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将导致经济波动，然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却抑制经济的波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之间存在制衡的效果，并且这种效果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呈现周期性、阶段性的方式，目前国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因此，政府进行产业结构变迁的同时，不仅需要注意其合理化，还应该将更多的重心向高级化转移。
顾翔以安徽省作为对象，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利用定性和定量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行度量，发现安徽省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失衡，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他分析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因素分别是三个和四个，前者具体有科学技术水平、居民需求层次、产业资金投人结构等;后者具体增强对外贸易比重、吸引外资投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加大政策支持。
1.3、产业结构变迁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转型时期，结构(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快速调整使得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将目前所面临的就业压力归结为就业人口过多带来的总量矛盾，就业结构失衡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其中就业结构失衡的表现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城乡就业分布不合理以及就业分布中人口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结构性失业是单靠扩大需求解决不了的，需求扩大只能解决总量，并不能解决就业者和就业岗位之间的有效衔接。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一直强调，发展中国家一般资金比较匮乏，如能选择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产品并以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就会快速实现资本积累，为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奠定基础。Chang、Ping(2002)和陶俊(2005)等先后用显性优势指数(RCA)法测定，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绝大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还处于比较劣势阶段。胡鞍钢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证明了中国正在走一条资本密集、排斥劳动的工业化技术路线，这种排斥劳动的产业结构转换路径是与中国国情相悖的。
从对就业的影响来看，二者都存在不确定性。就技术进步而言，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技术进步能开发新产品、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领域和新的产业，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种影响又被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补偿效应”。但针对技术选择的时期性分析要较技术进步更有意义。因为技术选择对就业影响短期中几乎是确定的，如资本深化带来的必然是劳动要素使用的减少，不利于就业;而长期则存在不确定性，这就关系到技术选择引发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2、产业结构变迁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1、技术进步同经济增长概述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受制于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受制于很多因素，但主要是受发展阶段的制约。经验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或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本投入增长的贡献，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实际上，任何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都是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或者说，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资本增长。高投资率是资本快速积累的一个前提，高投入是资本快速积累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外延为主的粗放增长是阶段性的。粗放增长并非贬义词，仅是一个阶段性特征，不存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谁好谁坏的问题。当资本积累、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需求结构及产业结构必然发生根本转变，增长方式也必然会随之转变，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
2.2、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率，本文借鉴Solow（1960）的方法。假定总量生产函数为，其中Y为产出，L为劳动力，K为资本，A为全要素生产率，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求得人均产出增长率为：
（1）
其中，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为人均资本的增长率，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k的变化由下式给出：
（2）
其中i为人均投资，δ＞0为折旧率。此处引入变量q＞0，用它度量目前新资本生产的技术状态。是以效率单位测度的投资，的增长能够提高有效资本存量。众所周知，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当且仅当qi/k的比值为一定值时，k的增长率为一常数。因此可以得到：
（3）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消费、投资和产出都以相同的速率增长，因此有。将（3）式以及代入，最终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率与两种技术进步率之间的关系：
（4）
（4）式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加上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的贡献，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比传统的增长理论扩大了。因此，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而言，显然不能像以往文献一样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上，也应重视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
从图1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994-2002年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比较稳定，2002年以后波动比较剧烈，但比较2002年、2006年和2009年三个谷底，其所代表的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是逐步提高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近年来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处于一种振荡上升的态势。第二，处于高位运行。相比1996-2002年的低位运行，近年来我国的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是处于高位运行的，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下降到2%左右，但2010年又重新开始回升，2011年高达8%左右，这个数值远高于2003-2011年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4%-5%的平均值。这表明我国具有较高的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这从我国设备资本积累情况也可以得到验证。赵志耕等（2007）认为，从设备资本存量增长情况也能观察到资本积累中是否含有技术进步。通过计算知，1991-2011年我国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的平均增长率均为16%，说明在此期间内我国进行了大量的设备投资，这些新增的设备比旧设备必定蕴含着更高的技术进步。这些隐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很难体现出来，但它们无疑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图1 我国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率
3、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分析
技术进步效应贡献率增长、产业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降低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源配置率落差的缩小，促使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逐渐变小。不同产业要素之间的边际报酬也逐渐呈现出趋同态势，但是前期要素配置率存在的落差短期内无法消除，或导致出现了反效率配置情况，即第三产业劳动力配置过度，劳动生产率较低，而第二产业资本配置过度，促使劳动力被“挤出”，种种原因促成了资源配置率落差未被充分利用甚至是未经利用现象，最终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落差的不断扩大。其中，造成资源配置效率落差的不断扩大且持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存在的差异，促使着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使价格多维持在低水平层次，且随着人均收入增长社会需求增长速度放缓，就业结构变迁因素贯穿始终;二是市场化经济的深入呈现出渐进式趋势，因此，市场机制的作用便会渐渐显露出来，首先放开了产品市场，进而放开了要素市场，但由于现实问题的阻挠，其作用的发挥是分阶段、小范围的。由上可见，我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但同时也表明反市场因素的存在，加大了完善我国市场机制的阻力。
4、结语
综上所述，上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超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90年代初期和中期，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持平;90年代后期开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赶超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但二者之间的转换，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还面临巨大的发展潜力，市场机制也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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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持续发展；促进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058-01
1 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途径
科技进步可以缓解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最大可能的产量组合尽可能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靠近;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使几年前还难以想象其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成为今天宝贵的资源，这为人类突破资源供给的限制带来了希望，从而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这种情况可以用图1表示。
图1表明，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所有资源用于生产X, Y两种物品，那么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可以生产AB生产可能性曲线所表示的任何两种物品的组合，比如说M点所表示的x单位的X物品和Y单位的Y物品。科技进步后，同样的资源投入，就可以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展到A′B′的位置。其中M′点的两种物品的组合(x′，y′)要比M点的物品组合(x,y)多得多。
我国的资源状况决定了经济发展不可能走高耗、浪费、粗放经营的路子，而必须选择低耗、节约、集约经营的道路。经济增长是要靠要素投入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一切非资源因素所起的作用〕推动的。从理论上说，要素投入量的增长是有限的，而技术进步则是无限的。正因为科技进步可以使等量资源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品组合，所以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必须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经济增长是人类赖以不断改善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因此，古今中外都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视。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劳动、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科技创新实施的。一项成果的科技创新，通过大面积的技术扩散，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外贸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同时又牵动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就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取之不尽的源泉。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目前，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0%以上。
3 科技创新是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
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都依赖于该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高技术的产业化，传统技术得到适当的更替和改造;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投入比例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科技创新为前提和动因，因为每当有科技创新出现和创新不断扩散到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劳动对象、生产手段、生产结果都会发生质的变化，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都要重新组合，其结果会进一步形成积累效应，必然造就、培育出新的高新技术组合，或者取代某些传统部门，从而使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4 科技创新可以抹平经济危机的周期
一项新的技术及其产品都有一定的周期性，要经过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如图2 所示：
对于一个国家或整个社会而言，随着技术周期的出现，其经济也相应的出现一个增长曲线。从成长、高峰、衰退直至经济危机。 但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为了自己的
生存和发展，在前一个产品还处于成熟甚至成长期的时候，就拿出销售额的5%～15%，投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新的产品又从婴儿期、成长期开始上升。以此类推，一条条增长曲线相交，减缓了经济增长走向低谷的趋势，抹平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所以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科技创新抹平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把经济危机的周期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波
动，变成了经济发展的节奏。
5 科技创新的进程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1995年底，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世界经济200年”，把1820 -1992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凡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发生的时期。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增加了第六个虚拟的时期。
第一阶段:1820-1870年，为“起步期”。英国一马当先，世界人均产值增长40%。这一阶段正好是蒸汽机革命时期，以及经济自由化开始。第二阶段:1870-1913年，为“和平繁荣时期”。美国崛起，经济增长速度比前期加快1倍。这一阶段正好是电气革命时期。第三阶段:1914-1949年，为“凄凉时期”，也称“艰苦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大萧条，但经济仍然增长40%。第四阶段:1950-1973年，为“黄金时代”。美国一路领先，世界财富增长是上一阶段的3倍，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一阶段正好是无线电、电子技术革命时期。第五阶段:1973-1992年，为“调整时期”。两次技术革命的间歇，世界经济也呈明显上升。第六阶段:1993-2013年，为“更美好时期”。数字化信息革命将把世界经济推向一个新。这虽然是一个预测的时期，但其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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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9-0008-04
[作者简介] 程宇航，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江西 南昌 330077)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
1.的发展理论。早在1867年，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区分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名论断已被人们视为“历史性前瞻”，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马克思告诫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大自然。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如果我们不认识和正确应用自然规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性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
2.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有早期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实现机制。
3.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研究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应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学家丁・克德思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丁・克德思指出，全要素生产是指产量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丹尼麦运用克德里克的全要素生产理论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总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指出，总投入量主要包括劳动、资本的投入量；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包括知识生产、资源配置的落差、规模经济等。
丹尼麦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被各国经济学家所关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理论界，比较公认的影响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广义技术进步如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工艺水平的提高，经营管理的理论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即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经济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体制的效能、政府部门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等)。在这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可分解为数量和质量两种，总投入数量属于经济增长的数量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有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和质量效益型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投入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增长就是数量型增长，一般称之为粗放型增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就是质量效益型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集约型增长。
4.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增长方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以P・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开端，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划分为4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方式。对于这4个阶段，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命名，但他们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增长方式内容的分析却几乎如出一辙。
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依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来实现，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M・波特(Michael Porter)把它定义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机器代替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M・波特把这一发展阶段定义为“投资驱动阶段”。
第三阶段是l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增长方式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不是靠资本积累驱动，而是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实现。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农业。S・库兹涅茨(simon Kuznefs)把这种增长方式叫做“现代经济增长”，M・波特把这个阶段定义为“创新驱动阶段”。[2]
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用信息技术改造、优化、提升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于各行各业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依据
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来解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发现，我国经济之所以长期粗放而且转型艰难，在主观上，是与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密切相关；在客观上，是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及国际背景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一)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和政绩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财富拜物教的价值观、追求GDP数量增长的发展观深刻影响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战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的深层次文化根源。
自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物质财富当成了那个时代的图腾，当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基础。而且，亚当・斯密(后来还有边沁和穆勒)把自利和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上升为社会繁荣进步的源泉。作为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功利主义已渗透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我们把以财富拜物教、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殊不知，这种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国照样大行其道。在我国，在宏观层面上，对财富的崇拜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在企业层面上，财富拜物教表现为对利润的最大化崇拜。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滥用资源，将环境污染“外部化”。显然，这种价值观、发展观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格格不入，与生态文明格格不入。
(二)所处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均由“一二三”演进到了“二三一”阶段，即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处在起飞后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产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在这个阶段，有许多因素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正面影响
(1)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基础。
(2)高新技术蓬勃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技术支撑。
(3)重视生态、重视环保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制度，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制度保证。
(5)城市化发展和城市规模效益的提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条件。
(6)融入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和多种资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外部条件。
因此，现在我们已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机遇期。
2.负面影响
(1)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仍将是我国经济领域的有关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影响很大，国际背景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为了吸引外资，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一系列包括减免税收、廉价甚至无偿出让土地、压低劳动工资等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低设环保门槛。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趁机把资源消耗型、污染型产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以主导者的身份占据且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研发、品牌和销售终端等高端环节。正是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引进了不少资源能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环境污染大的产业，中国成了加工制造大国。这种“低端锁定”增加了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2)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低度化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技术结构、技术水平不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今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材料采购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等高价值部分，大多掌握在外商手里，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很少，我们赚取的仅仅是廉价的加工费。这就使得我们所能获得的利润十分有限，在全球高档市场的竞争力极其有限。这也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难度。
目前，我国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先进的现代大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另一方面，是现代化都市与广阔的落后乡村并存。一方面，是现代工业企业、现代第三产业与大量落后的手工劳动或落后的机械化的企业并存；另一方面，是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广大不发达地区和相当数量的贫困地区并存。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利益和矛盾的冲突，使得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增加了难度。
(4)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给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变数。
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的依存度已经超过60%。美国的资本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粮价、原材料价格和石油价格的猛涨，国际市场绿色壁垒的加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控制自然资源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等等，都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给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许多变数。
三、摈弃“灰色发展”，实现“绿色发展”
反思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生活资源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换句话说，走的都是高消耗、高投入、高增长、高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现代化道路，人们称之为“灰色发展”模式。“灰色发展”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而忽视资源生产率；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对环境的负外部影响，忽视分配不公平和自然资源损耗；追求工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竞争优势更强，却忽视对自然、人体健康外部环境的损害和对贫困人口的关怀；只顾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费、大批量排放、大批量流失浪费，却不顾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的承载极限，以致造成了当今全球的生态资源危机，危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现代化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灰色发展”，必须适应国情、世情的新变化新特征，跨越“灰色发展”，实现“绿色”崛起。为此，需要实现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举措的变革与创新。
1.在战略思想上，必须坚持和发展的发展观、生态观，广泛吸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成果，创新发展理念。
人地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大自然，同时也影响着大自然的结构。
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发展观、生态观最具理论洞察力。不仅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同时还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的社会属性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世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马克思从改造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相统一的角度论述生产力，认为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横向关系，是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的协调，而不仅仅是指前者。这些关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和方法，都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强调集约利用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则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这跟的发展观、生态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战略思想上，在理论思维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的发展观、生态观，吸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新成果，努力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坚决摈弃只顾追求GDP、追求“短平快”而不顾长远后果的政绩观，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来，从而跨越“灰色发展”模式，实现“绿色崛起”，确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2.在战略目标上，总体上应确定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即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3.在战略措施上，要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采取系统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1)深化体制改革，构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
①加快研究及实施绿色GDP核算制度。要在统计中扣除现有GDP中的环境损失成本，以便得到我国综合国力水平与国民福利水平的真实数据。这项制度创新意义深远，将带来决策观念的深刻变革，带来全新的发展观政绩观。
②将环保指标纳入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包括节能减排指标、防污治污指标、美化绿化指标、空气净化指标、水资源保护指标，等等。它们都是硬指标，可操作且可考核。这项制度将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由过去主抓企业经济(招商引资)向主抓公共事务管理转变；由过去的重增长、轻环保向努力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转变。
③建立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制度。环保事业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没有公众参与，环保工作就会变成少数人的事而最终一事无成。为此，要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化制度、决策民主化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以确保公众参与环保的权益。
④建立生态补偿制度。针对目前存在的城乡、区域、人群间的环境不公平，应该通过立法、行政、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上游对下游、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高消费人群对低消费人群的利益外借，以此促进社会公平，并抑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生态的行为。
⑤建立促进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包括财税、信贷制度、工商管理制度、市场投入制度等等，从制度层面为技术进步和循环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加强全民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生态文化，在全社会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理念，构建绿色的社会基础。
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之源隐藏在人民大众之中。客观地说，我国民众的生态意识还很薄弱，既缺乏生态知识，也缺乏生态自觉。人们仍然把个人消费仅仅当作个人的私事，并没有强烈意识到个人的消费实际上消耗的是社会资源。所以，应该加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生态文化，提高全民生态素养，逐渐形成全民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生态文明氛围。要在全社会提倡科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3)创新绿色科技，发展绿色产业，构建绿色发展的经济技术基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又好又快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绿色科技支撑体系和绿色产业支撑体系。现代绿色科技支撑体系主要包括环境无害化技术、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生产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态化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科学技术群。上述绿色科技群催生的现代产业群主要有微电子与信息产业、健康与环保产业、生物工程及现代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等。
上述绿色科技群、新产业是21世纪的发展方向，但要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或主导，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鉴于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主题是，如何加速发展并利用现代绿色技术群，改造提升我国庞大的传统产业群，建立起支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①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特别要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装备制造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
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特别要加大对绿色科技的研发投入，大力推进绿色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③加强绿色科技的研发攻关，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组织重大专项技术开发，推动产研联合，促进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积极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绿色新技术、新工艺、新产业、新装备的推广运用。
(4)推进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在全球化条件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绿色发展，需全人类共同努力。一方面，必须警惕资源环境殖民主义，保卫国家的生态安全；另一方面，要努力争取国际资源环境公平。要与世界人民一道，推动各国政府签署一系列维护世界资源环境的公约，并努力促使发达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条约，承担减排责任，以弥补其超额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消耗，并为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努力提供经济支持和无偿转让环保技术。同时，我们中国也要承担一个大国的资源环境责任，推进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
参考文献：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比去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别下降1.6和0.8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7%，其中4、5月份增速已回落至10%以下。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始于2010年二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已经持续了8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6个季度的回调期。从发展趋势看，欧盟内部防火墙尚未有效建立，任何负面消息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欧债危机可能多次反复，并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和冲击。随着住宅销售下降和新竣工项目投放增长，国内房地产库存将达到峰值，前期房地产企业通过信托渠道获取的资金，还款期也将集中到来，房地产企业特别是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更趋紧张，房地产投资增长短期内将延续回落态势。用近年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与GDP之间的关系推算，4、5月份工业增加值增幅对应的GDP增长仅为7%左右。在2001-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5%。当前的经济增速明显偏离了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欧债危机恶化、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导致我国短期需求明显收缩，这是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经过了三十多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回落、明显偏离过去的平均增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在1978-2010年的32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在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或未富先老；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工资快速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等。从2011年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排位情况看，重庆、四川、贵州、内蒙、陕西等西部省市区位居前列，而东部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分列倒数1-6位。
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曾经出现过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与之相比，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2010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上海市的17.7%，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51.27%，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的空间仍然广阔。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我国有条件把经济增速的降幅控制在20%-30%，从而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同时也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速过快下滑。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因此，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宏观需求政策应着力促进国民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同时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
二、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