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4 17:29:0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法律主体分类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主体；经济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7月2日
一、引言
关于经济法主体分类的研究始于1990年，法律专家及学者尝试将经济法的主体抽象出来并加以概括，这样的研究思路下自然而然地将经济法主体分为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和市场规制法的主体以便明晰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分为代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调控主体和承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受调控主体。而市场规制法的主体同样分为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两个部分，即以国家为代表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管理的规制主体和市场行为接受国家管理的受制主体。是以法定的方式还是以授权的方式取得经济法的主体资格成为唯一途径。
正是由于经济法主体理论在整个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主体理论是否成熟完备直接关系到经济法所调节的对象以及其本质属性和理论原则。同时，经济法主体是连接经济法理论和具体社会实践的桥梁。就经济法的制定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是完善经济法部门层级的基础。就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是使经济理念原则正确适用的根本动力。就经济法主体的特点而言，经济法主体和民法以及行政法主体这二者在本质属性上有着显著的特性。首先，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对经济法主体的调控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两个基本要素着手，即对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调控；其次，经济法所调节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纵横且统一的性质；最后，责任优先性始终贯穿着经济法主体，其重要性体现在经济法主体以其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定位标准，所以对经济法主体的法理关系中所处地位和作为法律行为的评价也应当以其社会责任为标准。
在学界，关于对经济学主体构成的细分，不同专家学者有各自不同的分类方式。漆多俊教授对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有多种方式，最具代表的是以二元论的方式将经济法主体分为经济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与漆多俊教授稍有不同的是，史际春教授将被管理主体命名为经济活动主体。李昌麟教授依据经济活动有着先后不同的阶段，将经济法主体对应分为经济决策、经济管理和经济实施三个主体。大多数学者则坚持相对的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
二、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含义
经济法的主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社会实体。社会实体主要是指在特定社会关系中以实践活动为主的人以及阶级、阶层、民族、集团、国家等，以上主体承载了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而经济法主体同样作为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存在。与此同时，经济法主体作为社会中经济法律关系的承担者，在一国经济运行中履行其自有的法律权利并承担起社会义务。因此，经济法主体是社会实体的一部分。
经济法在一国法律体系当中占据重要位置，经济法的主体也是所有法律主体当中的主要构成。经济法的主体是经济法律得以建立的基础，在整个经济法律关系当中，它既是法律关系的参与者，也是法律权利享有者，最后还承担了相应的经济义务。所以，经济法毋庸置疑的是一种社会实体。
经济法的主体特指了一定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规范经济秩序，厘清经济关系，确保经济发展合理有序至关重要，经济法作为参与者直接对经济的多个方面进行规范和调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凡是参加经济活动并自行承担法律后果的社会实体都可以被纳入到经济法主体的组织框架以内。
三、对现有经济法主体学说的探讨
关于经济法主体的相关制度规定赋予了自然人和自然人所组成的社会经济团体可以参与调节社会经济或者被调节的权利的义务。由此得出经济法主体是整个经济法律体系中承担相应法律义务，履行相应法律权利的当事人。
一个主体唯有进入到宏观调控或者市场规制等相关经济关系里，并受到规制才能够被称作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制度的确立离不开所在国家的社会性质，是相适应于一国社会经济环境的。经济法的主体制度赋予参与经济活动的各个经济部门在经济活动中拥有其特定权利义务的一系列制度规定。并有学者按西方经济学的组织构架将经济法主体分为了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这样分类有其道理但过于牵强。王全兴教授提出的“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组织框架理论中，市场又被具体细分为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四种。单飞跃则以经济、社会自治和经济权利划分经济法的主体。
经济法可以叙述为政府、经营者、消费者三类。
学说本身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的，不存在完美抑或相对完美的学说可以一直被沿用。所以，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就当前经济法律环境而言，依然采用二元论的方法将经济法的主体分为经济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还是分为国家经济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都显得过于简单、对立，从而无法满足现在迅速发展以及日益改革的社会制度体制的需要。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的根源在于人类无限欲望和需求与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性，在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和以政府为主导的两种不同方式。单以市场运行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高效但低利用率的，政府干预则正好相反，正是由于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以公司企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团体作为第三种有别于市场调节机制和政府调节机制的资源配置手段出现在现代社会中并单独作为一种调节机制存在。社会经济团体在资源配置方面不仅是一定程度上应对了“市场失灵”，而且弥补了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短板。可以看到，以往的二元论学说无法解决三种调节机制相互作用下哪一种才是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调节主体和克服“市场失灵”的主要力量。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关于如何克服双重失灵和社会经济活动调节方面的理论就无从谈起，这也必将削弱经济法独立的立论基础。而其他的一些理论学说甚至无法解决自身所存在的逻辑问题。
政府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到所有的经济调节主体，同样起到调节作用的还有司法公检等权力机关。在劳动法成为独立部门法的法律制度下，劳动者也不能作为经济主体被包括在调节主体中。此外，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经营者同时也是投资者，没有重复列出分开考量的必要。在我国，有一部分法律专家学者提出的非公共性的经济鉴证性中间层主体、经济调节性中间层主体中，商业银行等非公共性的市场中介性中间层主体在实际经济生产活动中是以普通投资者身份出现的，并不属于与经济调节主体、被调节主体并列的社会中间层主体范畴。
割裂式的以市场、社会和国家分类，将市场主体中不同的经济功能的承担者分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两大部分，但具体而言，诸如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这些既不属于生产者也不属于消费者，这样的分类法也就不能涵盖所有的被调节主体。以此类推，政府、经营者和消费者或者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分类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同时，经济法中的社会共同体如果仅限于同业公会之类的社会团体，也是不够严谨的。综合上述分析，明确了政府机构并不能代表整个经济调节的主体，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又带着鲜明的行政法色彩。我们还发现，传统的这两种分类不能将经济法主体地位赋予社会中间层主体，而过于简单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类方式同样无法囊括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全部市场主体。最后得出，以往所使用的这种分类方式欠缺科学的严谨性以及逻辑的周密性。
主要参考文献：
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一些民事诉讼中却因为在现有框架中无法找到准确的法律地位，最终因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而无法进入诉讼程序。由于这些纠纷涉及面广，人数众多，要求所有业主都参与诉讼的难度大甚至不可能；而且当业主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有部分业主强烈主张诉讼，有部分业主因种种原因不愿意进行诉讼，从而造成住宅小区业主“打官司难”。业主委员会是否可以以自己名义代替全体业主提起诉讼，是长期以来法律界争议的。
本文对该问题作了如下思考：
从民事主体的看，民事主体一直是一个私法中的概念，并且内涵随历史发展而丰富。而我国现有民事主体的分类和我国民法的本质是不可分离的。由于民法通则其本质上较多的体现了主义民法是“公法”而不是“私法”，而最终了“民事主体”的类型；同时又因为在法律行为和合同领域，把合法性定为法律行为的本质特性，最终导致“法不赞同即非法”的逻辑关系，与私法“法不禁止即合法”本质相去甚远。在这种逻辑推理下来，业主委员会是不太可能被赋予民事主体地位。
“特定功能是民事主体确立的重要依据”。某种社会组织是否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应是立法者在权衡“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两方案的利益得失之后，实施特定立法政策的结果。因此，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不是社会组织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决定性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赋予业主委员会民事主体地位。
民事主体制度在特定功能的内在推动下，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民法史说明了这一点，建立“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提出了这一要求。
关键词：私法、民法、民事主体、业主委员会
由业委会是否属民事主体引起的思考
一、民事主体概念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我国现行民法的继承渊源
业主委员会被判定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如果就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讨论，想必必然有很多理由，脱离开民事主体的历史根源于我国现行民法的继承渊源，，也许根本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说根本没有必要去找答案了。
（一）民事主体是私法中的概念，其种类随历史发展而扩张
在古罗马，对于人来说，自由民中能够直接行使主体权利的只是家父。因为在当时，只有家族才是基本的社会单元，所有的交易都是以家族作为交易对象的。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个人实际上被家族所吸收。因此法律只承认以家父为代表的家族为民事主体。但随着商品的发展，势单力簿的单个自然人在某些方面已难以胜任，必然出现自然人的联合。这种联合的最初方式是合伙。合伙具有集中资金、集中智慧以及合伙成员相互信任等优点，使之稳定地存在数千年，仍然是市场中的重要一员。但合伙的最大缺憾是：投资人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确实加大了投资人的风险。另外其对人际关系的过分依赖，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为了克服这些弱点，划出独立于投资人的单独财产归"合伙"这一团体所有，并以此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这样，法人出现了。随着法人规模的不断扩大，法人突破其自身的地域限制和业务限制，设立一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可见，历史发展表明，市场主体由自然人单一主体发展到自然人、合伙、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等多元主体。
与之相适应，民法上的民事主体制度也从承认单一主体到承认多元主体。1804年法国民法典，仅有关于自然人的规定；到1896年德国民法典首次承认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但德国民法典不承认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团体的法律地位，将他们称为"无权利能力社团"，顾名思义，这些社团没有民事主体资格。但是，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的民法承认其他组织具有权利能力，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德国法院也通过法律解释，回避了民法典中不承认其他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规定，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需求。从原始共同体到个人的历史演变是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是对人性的解放和对人性的尊重。原始家庭共同体的存在是以牺牲个人的独立主体资格和独立利益为代价的，它禁锢了个人的自由，更无所谓个人的平等问题，在根本上有违人性的要求。于是，自罗马法开始的个人主体资格的确认制度逐渐使个人摆脱家庭、氏族等共同体的禁锢与控制，取得了独立的主体资格，获得了地位平等和行为自由，这些变迁在对个人解放的同时，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的价值取向。
所以，讨论民事主体的问题，抛开“民事主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就有可能否定“民事主体”概念形成的本质，从而有可能否定对人性尊重这一价值取向。
（二）我国民法的“公法”性使业委会失去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基础
“民法是私法而非公法，民法应当体现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私权神圣等私法理念。”
新成立以后，我国在基本经济制度上，按照前苏联的经验，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民事立法上废弃了旧的法统，转而继受前苏联的民法，因此前苏联的民法及其民法对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最为重要的影响当属民法非私法的观念对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的渗透。
社会主义民法非私法的观念对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上，除了主体平等原则外，意思自治原则和私有财产神圣性原则都受到批判，代之以服从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民法非私法的观念体现在具体的民事制度中。在主体制度上，以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主体的“公民”概念取代私法上“自然人”概念，反映了民事生活的“非私法性”；废弃私法人和公法人、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的传统法人分类，采取法人和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的分类，把作为公法人的国家机关法人以及具有公法人性质的事业单位法人混同于民法上的私法人，导致法人分类上的公私不分；对于企业法人，采取所有制分类法，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造成企业的不同身份差别。在物权制度上，把他物权单纯看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只规定所有权而不规定物权，立法上不再使用“物权”这一概念；在所有权的分类上，以主体（即所有制）为标准，将所有权划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并赋予其不同的法律地位，单一地强调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由于缺乏公、私法人的严格划分，致使民法无法实现描绘市民社会界域、制约公权力对私权利不当侵夺的功能。不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不仅会造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混淆，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而且还会造成不同法律部门功能和作用的混淆，既不利于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有效制约公权力的行使，也不利于保障民法在规范民事主体和保护私权的作用。
业主委员会的实质就是某种私权力的拥有者或者人，由于私权力的不被承认，也就失去了确认其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基础。
（三）我国民法以“合法性”代替“意思自治”关闭了承认新类型民事主体的大门
在我国民事立法以及民法理论上，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则是“合法性”，而不是“意思表示”。《民法通则》第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至于“意思表示”，学者们认为只是构成民事法律行为的“要素”。对于“意思表示”和“合法性”二者在民事法律行为中谁更为根本的问题，我国民法理论明显地倾向于后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民事行为尽管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但该行为能否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即是否具有合法性，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民事法律后果。
由于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违法的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是“意思表示”还是“合法性”，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标准和不同的自由观念。
关于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 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 “经济关系” 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关键词：动物保护;法律地位;法律主体;法律客体
一、动物应有法律地位之辨析
（一）动物是否是道德主体
有学者从动物是道德主体的角度来宣传因此动物也是法律主体，暂且抛开动物是否是法律主体不谈，先分析动物是否是道德主体。人类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个生态共同体中，依赖于共同的自然生活环境而生活，而且人类与动物放佛是一种“朋友”的亲密关系，我们依赖于动物所带给我们的感情支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动物还是处于人的“监管”之中。对于生活在大自然的野生动物，我们可以拍摄各种纪录片来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对于家养的宠物或动物园的动物，它们的一切生活来源基本要依赖于人类，如人类要适时喂给它们食物，要给它们创造一个睡觉休息的地方，人类要给它们必要的行动束缚（如关在笼子里，用绳子拴起来），等等。也就是说由于动物缺少理性与能动性，它无法像人类一样的遵循社会秩序，无法理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禁忌，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常常把它们当做“朋友”“家人”一般的存在，动物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工具”，仍属于道德的客体。
（二）动物是否是法律主体
还有一种论点依1990年新修订的《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动物不是物，他们受特别法的保护”，动物法律地位主体论者由此认为既然动物不是物，那么就说明动物不是客体，所以是法律主体。①首先这种推断是完全不正确的。由“动物不是物”推断至“动物不是客体”是不符合逻辑的。其次，德国民法典于第903条又附加了“动物的所有权人行使权利时，应注意有关保护动物的特别规定”，由“所有权人”可以看出，动物仍是受人类的支配的，动物仍处于法律客体的地位。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因此意志自由和理性是成为民事主体的必备要件。动物所具备的的理性是生理理性，即本性。动物的这种本性不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约束它们的行为，如一头暴怒的狮子冲向人类，这时它的本性就是用它的力量和爪牙来对付人类，而如果我们对它说“停止这种行为，因为这即将触犯法律”，我想即使我们和狮子之间通晓语言，这种劝说也是不会成功的，这是缺乏人类理性下的本性使然。一部分动物法律主体论者认为，既然缺乏一定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都可以成为主体，那么民事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应该扩展到具有一定生理理性的动物上。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这是暂时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好转，他们具备法律主体所应具有的理性是可以期待的。而动物和人类在智力等方面有着天然的差别，即使可以通过模仿和训练让它们做出一些人类的行为，但让它们因此达到人类的理性水平是不可能的。关于奴隶和女性在现代成为法律主体的问题，本就是历史上对于人的基本权利资格认识的狭隘与偏颇之处，不再赘述。而且法律关系的建立旨在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这种“对等”不等于“平等”），动物受其自身先天特征的限制这种“对等”难以在它们身上实现。所以动物不是法律主体，动物是受人类支配的法律客体。
二、客体条件下对动物的保护
地球是动物和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动物息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一种观点是建立监督维护制度，如人动物进行维权②。如前所述动物无意志自由和理性，无法表达或我们无法理解它们表达出的想法，所以此类保护实质也是基于人类的意志，无甚大意义。还有一种观点是在确定动物是物、是法律客体的基础上建立法律物格制度，即对不同的物进行分类以给予不同层次的保护。③对动物设置高层次的法律物格资格，相应的给予法律上最优的保护。法律是一门必须简单且精确的学问，动物的种类太多细分下去不仅有各种分类方法的争议，而且势必造成法律的纷繁复杂，不利于法律对大众的指导性。客体条件下动物的民法保护，我的观点如下：
（一）民法理念的更新
首先，从伦理的角度，把绝对化的主体性伦理观（即所有权人在不违反法律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范围内，可以任意处分和支配其物）折衷为人支配并尊重物。反映到属于物的范畴的动物中来，人不能单纯地支配动物，还有爱护动物的义务。这样主体之人对于客体之物有了谦抑和容让的空间，不仅人有尊严，物也有了要求人顺应其本性给予保护和照顾的独立价值。④正如徐国栋先生在《绿色民法典草案》中设计了“民事主体负有仁慈对待上述两类动物（畜养和非畜养的食用动物）的义务”的条款。
其次，在民法总则中增加民事行为必须符合环境保护的条款规定，用立法明确地为民事行为附加环境保护的义务。也正如徐国栋先生在《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第五分编第30条设计的，“权利人在行使其物权时，负有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义务”，剥夺了权利人对环境和资源浪费的自由。
（二）对动物保护进行系统化、法律化
我国目前对于动物保护的规定，也仅有《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四条对饲养人义务的规定，和仅针对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动物保护的范围还急需扩大。如针对近年频频发生的虐待动物事件，可制定专门的《禁止虐待动物法》。
同时还应对动物的尊重与保护进行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强调。现在的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已经包含一定的动物尊重与保护的概念，从大众对虐待动物事件的激愤态度中可以看出，强调这一原则来更加提醒、引导大众，增强动物保护的法律性、系统性。
（三）人的权利的保障
不能过分强调动物保护而使人的权利得以损失。如小白鼠的医学实验目前没有别的更优良的方式可以取代，那么此时它就不应该被法律所禁止。类似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动物的利益保护，那么对于人类尤其是急需救治的人类，也是一种不公平。
三、总结语
动物是物，属于民事法律客体，是毋庸置疑的。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继续研究对促进生态文明和谐有着重要意义。（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2015SP14.
注解及参考文献：
[1] 徐昕，论动物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及其消解，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1）。
[2] 如徐国栋先生在其“认真透析《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的绿”中指出――在序编的第33条中，把动物分为畜养的食用动物和非畜养的食用动物，把后者确定为“处于人与物之间的生灵，享有一定的由动物保护机构代为行使的权利”。摘自《法商研究》，2003（11）。
关键词：农民；法律关系；认知；正式法
中图分类号：D91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6-0061-03[
长期以来，国家法律与村民所理解的法律一直不在同一个语境下，这就决定了其间的冲突和背离是必然的常态。要缓解冲突和背离，就必须了解其异同，尽可能使他们处在同一个语境下，以实现制度形态的法律与观念形态的法律的对话、沟通与互融。本文主要以苏北农村为考察个案，从农民对法律关系认知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描述、探究农民观念形态的法律关系与国家制度形态的法律关系的异同，为两种法律关系的互认与互通做些基础性的工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检验。
一、对法律关系主体的理解
“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或负有义务的人，通常又称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1］163“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2］194从上述比较权威和规范的法律教科书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理解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符合两个要求：一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二是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的人。是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上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便不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相应的法律活动，不像当事人那样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各种法律制度都用不同的形式规定了成为相应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条件及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第二章用大量的篇幅规定了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及身份确认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第108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的第一款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第五章第一节详细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委托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并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等的诉讼权利及义务。行政诉讼虽然经历了由相对人原告资格到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的拓展和变迁，但毕竟都相应设置了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限定。
制度化的法律规定，便利于法律关系主体的界定，使权利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保障和救济，但从农民的视角看，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权利的行使。调查表明，农民对法律关系主体的理解则比制度化的法律关系主体的界定要宽泛得多。表现在：
1.对当事人的理解较正式法的规定更宽泛。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当自己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与人发生纠纷时，当然是“自己的事”，即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当事人；纠纷对方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也理应是当事人。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村民对于是“自己的事”的范围理解还要宽泛些，它甚至包含：姑姑、舅舅、姨妈等，这可能就像索罗金所说，“其全部生活都连结成为一个整体，并有机地组成一个‘我们’。至于‘这与我无关’或‘这不是我的事’之类的态度，几乎是不存在的”［3］29。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认为，当自己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亲属与他人发生争议或被人欺负时，自己当然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争议，采取和平地或武力地、合法地或非法地方式“摆平”纠纷，这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假如在自己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与他人发生矛盾或纠纷时，不挺身而出，而是做了“缩头乌龟”，是会被村民看不起的。对方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既然也是当事人，就同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他们也是“摆平”的对象，如果他们能主动或被动地承担了其亲属应承担的责任，也算是“摆平”了。
2.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理解与正式法律的规定有很大差异。虽然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当自己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与人发生纠纷时，是“自己的事”，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当事人，但他们对当事人的理解义务成分多于权利成分。对侵财或金钱给付义务的纠纷，被访者一般都认为自己只能替自己的亲属要回钱物，不能替自己的亲属接受钱物并收归已有。对斗殴之类，被访者认为自己应该采取他们认为合适和有效的方式帮助其亲属讨回公道，不能代替亲属接受道歉或索取钱物，最多也就是“事主”请维护自己权利的人吃顿饭，算是答谢。
3.是否是当事人，还要因人因事因情而定。对于父母与他人发生的纠纷，大都认为不会因时、因地、因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父母的事永远是“自己的事”；对于子女的事，未结婚之前，父母一般认为是“自己的事”，一旦成家立业，则有比重相当大的人认为不是“自己的事”；对于兄弟、姐妹与他人所发生的纠纷，调查表明，兄对弟的义务感强于弟对兄，兄弟对姐妹的义务强于姐妹对兄弟，又以是否成家为界，成家后的义务感比成家前要弱。不同的事，人们对自己是否是纠纷的当事人或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认为是不同的：如纯系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与别人发生的简单的分家析产、地界纠纷、标的额较小的债务纠纷，人们一般认为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一旦涉及家庭或家族等利益共同体内部的共同利益，如面子、荣誉、地位、生存状态等，村民便会习惯地理解为“自己的事”，是一种共同体自觉，还是集体无意识，有待专家去研究和考证。
二、对法律关系结构层次的认识
按照制度化的法律关系的分类，与村民直接相关的主要法律关系可能有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按照正式法律的理解，民事法律关系是调整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法律关系是调整行政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刑事法律关系是实施了法律规定的犯罪及应受惩罚的某种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这三种法律关系在正式法中的区别似乎是非常明显的：从法律原则上看，民法基本上是当事人主义，只要不是违反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有很大的处置权；行政法的原则是依法行政，除了赋予权利的行为，课负义务的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行政主体对权利义务的处置权非常小；刑法是最严格的法，其原则是罪刑法定，什么是犯罪，如何惩罚，刑法有明确的规定，法官只能严格适用法律。从法律责任上看，违反民法法律关系的责任一般是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或继续履行之类，相应责任形式较轻，即便有惩罚的性质也是金钱上的且较轻，它完全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自愿协商解决；行政法律责任一般比民事法律责任重，要承担行为罚、财产罚、人身罚等行政处罚，作出承担行政责任的决定只能是行政主体根据法定的行政程序进行；触犯了刑事法律关系的责任最大，惩罚最重，刑事责任所规定的主刑，一般都要限制人身自由一定的时间，严重的甚至要剥夺生命权，作出刑事判决的只能是法官依据严格限定的司法程序进行。
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农民的法律观念中是没有民法、行政法与刑法的概念及其区别。表现在：不管是债权债务纠纷还是侵权行为，他们认为轻易不能告到法院，一旦“经官”，被告一方就必然“蹲监狱”。由于没有民法、行政法与刑法的概念和区别，在处分原则上，他们认为所有的法律纠纷都可以“私了”，“民不告，官不究”是适用所有案件的普遍原则，即便是或严重伤害公民人身权，甚至是故意或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通过“赔钱”的方式解决。梁治平先生在《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中“案例五”“案例六”和“案例七”所描述的情景和所作的分析，看来不仅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4］439-441在广大的汉族地区，起码说在我们所调查的苏北农村地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不同的是，在苏北农村“杀人偿命”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但他们认为“命”可以通过赔付金钱来代偿。在责任的承担上，农民的理解是，要根据具体的案件酌情、酌理、酌法而行，情、理、法是判断案件的尺度和标准，或者说是说服当事人接受的依据；案件解决的最高目标是“和”或“不再争”，不是维护抽象的公共利益或公平、正义；解决的主体是多样的，关键是看解决的实效；程序是次要的或者可有可无的，关键是结果；责任的轻重不在于法律的规定，而在于双方的接受或承受程度，一般是承担一种责任便不再承担另一种责任，此即农民所说的“罚了不打，打了不罚”。
梁治平先生在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并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并不是法律上唯一的分类，但也许是法律分类中最无可置疑的一种。不过，正如上述案例所表明的那样，那种认为民－刑之分具有公理性和普适性的看法无疑是一种心理上和观念上的幻象。事实上民事和刑事的区分像法律上的许多其他分类一样是人为的和‘构成性’的。它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4］442
事实上，在农民的心目中就没有法律层次和结构的概念，不仅不存在民－刑之分，也不存在民－行、行－刑之分，法律关系只存在于农民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只有那些与他们的生活经验相符，与他们观念中的法律概念相符的制度化的法律才能为他们所接受和认可。
三、对法律关系内容的看法
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农民对于法律关系内容的理解不仅限于权利义务。遇到纠纷农民首先想到的不是用法律来判断谁合法，谁违法，或者用权利、义务的两极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而是首先用情作为判断的尺度，进行“合情”与“不合情”的判断，不合情则补情，它一般适用于彼得・斯坦在《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所分析的伙伴关系之间；其次是运用“理”，进行“输理”与“不输理”的判断，“输理”则赔理，它一般适用于伙伴关系之外；最后，才用法进行合法与非法的判断，权利与义务才派上用场。即便是得情、得理或合法，农民也不主张“得理不让人”。
农民对权利义务的理解不那么泾渭分明。在制度化的法律规定里，权利就是权利，义务就是义务，在很多时空条件下是不能混同或错杂的，所以，司法判决一般都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在农民心目中，权利和义务并不那么明确或不可替代，他们认为任何纠纷都是“事从两来，莫怪一人”，不存在泾渭分明的权利义务的区别，享有权利的一方有“不能过分”的义务，承担义务的一方也有“适可而止”的权利，民间解决纠纷不存在绝对胜出的一方，也没有绝对失败的一方，大多是“各打四十大板”。农民的这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很多方面带有庸俗的辩证法的色彩与和稀泥的成分，也有悖公平、正义的原则，但它却容易为纠纷双方所接受，对社会的和谐有益。
在农民看来，有些权利义务的产生不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而是基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农民认为应该向辈分比自己长的人尽义务，即便这个长辈比自己更年轻或更加身强力壮，理由仅是由于辈分的差别，便使辈分长的人先天具有了某些权利，辈分低的人先天具有了义务。民间的一些交易行为，比如卖房、易地等，都必须事先告诉“近房”即房头近的，“近房”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至于为什么，解释仅因为是房头近。
以上内容仅是事实的描述和简单的比较分析，算是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目的是揭示“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5］464。如何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愿和学界同仁继续探讨下去。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李步云.法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彼得・斯坦等.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关键词：英汉法律术语，翻译，空缺，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N04；D9；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4―0027―07
一 英汉法律词语空缺
1.法律词语空缺的含义和产生原因
“法律词语空缺”是指因源语言所指称的对象在目的语法律文化中不存在，或难以区分、界定所导致的两种语言间无对应或基本对应词语存在的现象。
在国际标准中，要将一个特殊学科的术语在不同语言中标准化就要先将其所指的对象和概念标准化。这一过程在自然科学中相对容易，因为大多数自然科学术语所指称的物体都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然而在法律领域，情况并非如此。
“法律术语是用于表达法律概念，指称和反映法律领域特有的或法律相关事务的现象和本质属性的法律行业专门用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由于其法律文化和法律体系的巨大差异，都有其独有的术语体系和潜在的概念结构、分类规则、法律渊源、方法途径及社会经济原则。“法律术语的概念基础使不同法律体系、不同语言间法律术语的翻译成为难题，这种跨文化的法律术语翻译的难点就在于无法找到目标语的对等法律术语。”“总的来说，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法制功能、法律制度及程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是造成英语法律术语翻译中文化空缺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2.法律术语对应关系的分类
叶姆斯列夫(Hjelmsley)曾分析过法律术语的不对应现象。他指出，不同法律体系概念的含义之间边界不对应。比如，法国法中的d6cision这一概念与德国法中的两个词Entscheidung、Beschlul3相对应，与荷兰法中的三个词Beschikking、Besluit和Beslissing相对应。又如，contract和contrat是同源对等词，即使它们所指的是同一个物体，含义却不同。英语概念contract比它的法语对等词contrat含义要广泛得多。有时，即使语言相同，同一术语也会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指代不同的概念。相反，在同一官方语言的不同辖区，同一概念有时会用不同的术语表达。甚至有些直接移植到另一个法律体系中的术语，一旦被该法律体系同化，也会呈现不同的含义。另外，所有的法律体系都有一些术语在其他法律体系找不到对等词。原因在于这些术语所指代的物体、关系、行为或程序在其他法律体系并不存在。例如，只有英国法中有Privy Council(枢密院)一词。再如，只有在英国，律师被分为两种：barrister和solicitor。这种划分是由英国独特的法律体系导致，其他国家都没有这种划分，因此，在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都找不到对等词。此外，不同法律体系中都有一些模糊词，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其所指代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如中国的“民主”一词与美国的“democracy”，由于两国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不同，其具体含义也有所差异。中国的“民主”指的是“the ruling people”，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rule by the people”。
对此，有学者指出，“不同法律体系的法律概念和范畴缺乏准确对应是比较法律分析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这也是法律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对法律术语的对应关系，不同学者都曾进行过分类：
沙尔切维奇(Sarcevic)从功能主义视角将法律术语的对应关系分为：接近对等、部分对等和不对等三类。
宋雷从应用语言文化学角度，通过对词语文化语义层次的分析，将法律词语空缺分为“绝对空缺”和“相对空缺”两种。所谓“绝对词语空缺”是指在概念意义及语法意义层次上无对应词项的情况，即在译入语国家的法律文化中根本没有被译词项所表达的概念或事物。“相对词语空缺”有两种情况。首先，尽管在译入语国家的法律语言中没有与被译语相对应的词语，但该国却存在与外语词语所表达概念相同或相似的司法行为或现象。第二种情况指的是“非完全对应词语”，即那些概念意义及语法意义相近，但内涵意义却不对应或基本不对应的词语。
林巍从比较法律文化学视角，将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应关系概括为三种：即“零对应”“间接对应”和“重叠对应”，而中西法律文化的对应关系主要是体现在法律术语上。
马莉将汉英两种语言中法律名词的对象意义和概念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分为如下四种情形：完全对应、非完全对应、完全不对应和对应意义的词汇空缺。
上述划分的分类基础各不相同，因此既有共性，又相互差异。共性在于，都指出了法律术语存在零对等词现象；差异在于，表述方式、分类层次和分类细节有所不同。
笔者在沙尔切维奇的分类基础上，将法律术语间的对应关系概括为四类：一类是“零对等词”，即源语法律术语在目的语法律体系中完全找不到对等词；第二类是“部分对等词”，即源语法律术语与目的语对应术语的词义是交叉或包含关系；第三类是“伪对等词”，即源语法律术语与目的语对应术语的概念意义和语法意义相近，但内涵意义却相去甚远；第四类是“接近对等词”，即源语法律术语与目的语对应术语的词义等同或基本等同。
一般说来，法律翻译的难易主要取决于两个法系之间关系的亲疏，而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亲疏则是第二位的。根据法律翻译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法系关系的亲疏，法律翻译一般可分为不同法系间的法律翻译和同一法系内的法律翻译两种情况。建立在大陆法系基础之上的中华法系和英美法系间的法律翻译属于跨法系的法律翻译，与同一法系内的法律翻译相比难度更大。
二 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术语的词语空缺导致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该术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他含义，或者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而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下的特殊含义，或者是在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而造成误译。尽管如今法律翻译“除少数几个推行双语立法、不同文本的法律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国家或地区外，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译本都只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如中国官方公布的法律译本)”，但如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就可能导致对法律源文本造成误解，酿成国际纠纷，甚至引发战争。笔者在此将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类：
1.望文生义造成的误译
由于英汉法律术语间存在词语空缺，如果译者不具有丰富的源语和目的语法律知识，不能正确地理解法律源文的文化背景，没有真正地理解该法律
术语的内涵，就很可能由于望文生义而造成误译。
例如，associate justice常被误译作“副法官”，其根据很可能是从associate professor译为“副教授”类推出来。还有人把它译成“助理大法官”或者是“陪审大法官”，这些译法其实都是望文生义。那么associate justice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法律词典中找到答案：
Baldwins Century Edition of Bouvier's Law Dic-tionary: ASSOCIATE.
An officer. The term is fre-quently used of the judges of appellate courts, otherthan the presiding judge or chief justice.
The Oxford Companion of Law ( Oxford 1980 ):ASSOCIATE JUSTICES. The name given in the Fed-eral and many of the state courts of the U.S. to thejudges other than the chief justice.
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其实associate justice和justice同义，就是大法官，和chief justice(首法官)相对应，是不担任院长或审判长的大法官。
又如，reasonable person或reasonable man，有的英汉法律词典译成“通情达理的人”，这是按其普通含义译的，在法律文件中这样译就不合适了。在法律文件中reasonable person或reasonable man应该译为“普通正常人”，也就是说不是精神失常的人，那么这一词语的准确翻译就需要对法律知识和法律术语很熟悉。再如，remedy，有些英汉法律词典翻译为“治疗、疗法、医药”，这是按照它的普通词义的翻译，而没有反映出它的法律含义。它在法律文件中的含义是指法律规定的执行、保护、恢复权利的方法，或补救权利所受侵害的方法，应当译“补救方法”或“补救”。
2.“伪对等词”造成的误译
有时，源语和目的语法律术语中存在一些“伪对等词”。如果译者对这些法律术语的文化内涵认识不足，对它们的义项区别缺乏了解，而一味地追求语义功能的对等，就可能会上“伪对等词”的当。
如final judgment就是一典型范例。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词典都将其译为“终审判决”。事实上，在普通法中，final judgment是指法官对案件实体进行审理后所做的终结性判决(与“诉讼中期判决”，即interlocutory decision相对)。此种判决不一定是生效判决，因为当事人可就final judgment进行上诉。也就是说，此处的final所指的不是整个诉讼的彻底终结，而是指案件在初审级别上的审判终结。此外，当事人就final judgment的上诉是一种权利上诉，上诉法院不得无故拒绝受理。而“终审判决”是终审法院所作的判决，一经宣告即成为发生法律效力的生效宣判，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因此，尽管外表“近似”，但final judgment却绝对不是“终审判决”，可根据其内涵将其译为“最终判决”。而“终审判决”对应的英文翻译应该是judgment ofthe court of last resort或judgment 0f last resort。
3.一词多译或多词一译
在法律翻译中，尽管已有学者提出法律文字翻译要恪守“译名同一律”，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律术语翻译尚未建立起统一的标准，因此，一词多译或多词一译现象仍很普遍。
举例来说，client是个最常用的法律术语。国内许多英汉法律词典的翻译是“当事人”(《英汉法律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客户”(《简明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当事人；顾客”(《英汉汉英法律词汇》，法律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当事人(旧译：事主)；(诉讼)委托人；顾客”(《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其实，将client译为“当事人”并不贴切，因为“client”在法律用语中并不一般指“当事人”。如“契约当事人”就不是“contrac―ting client”而是“contracting parties”。国内某些涉外律师近年来受了海外华人律师用语的影响而追随效法，有的称“client”为“客户，顾主”。这个译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外律师业商业化的倾向，但在国内似乎不妥。
Law Dictionary对该术语下的定义是：client，aperson who employs an attorney t0 appear in court.give advice.craft a written instrument 0r do any otherthing which constitutes the practice of law。所以，“client”的正确翻译是“律师的当事人(或委托人)”。
再如，murder、manslaughter和homicide这三个词通常都可译作“杀人”，其实它们三者有很大区别。murder指“故意杀人”，即“谋杀”，专指“有预谋的蓄意谋杀”(premeditated and deliberate mur.der)，常可按情节分为一级和二级等多种等级的谋杀。manslaughter指“过失杀人”或“误杀”，着重于没有预谋的杀人，它分为无故意非预谋杀人罪(in.voluntary manslaughter)和非预谋但故意杀人罪(voluntary manslaughter)。manslaughter是一种犯罪，不能将其译为“过失杀人”，而应译成“防卫过当致人死亡罪”。homicide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指一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或促使他人的死亡，并非就道德或法律判定该行为一定为犯罪或有过错。所以homicide泛指所有的杀人，既包括意外的过失杀人，也包括故意杀人。在刑法上他杀可分为无罪他杀(1awful homicide)和有罪他杀(felonious homicide)两种。
4.超额翻译或欠额翻译
在法律翻译中，如果对源语法律术语理解不透彻，或翻译时没有表达出该法律术语的文化内涵，或忽略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就可能造成超额翻译或欠额翻译。
例如，国内译界通常将“common law”译为“普通法”，这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但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译为“普通法”不够确切。如诚先生认为，“common law”不能译为“普通法”，而应译为
“共同法”或“普遍法”。此外，“common law”乃一词多义，故“共同法”(或“普遍法”)仅其一个概括的含义而已。它还有其他含义：同equity对称时译为“非衡平法”；同statute对称时译为“非制定法、案例法、习惯法”；同written law对称时译为“英旧时的不成文法”；同Roman law或civil law对称时译为“英美法”；同canon law或ecclesiastic law对称时译为“英国世俗法”；同非英美法系各国的特别法对称时译为“普通法”。笔者认为，这属于超额翻译。经过反复论证，赵德玉教授对诚先生根据上下文对“common law”的不同译法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就common law而言，它与不同的概念对称时，所谓“所指不同”其实只不过是因其“参照物”不同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其不同侧面的特征而已，并非实质意义上的不同，除“普通法”以外，其他几个译名都可以看成是“common law”的属概念，其所指包括并超过了“common law”的所指，因此其汉语译名最好统一确定为“普通法”。
《牛津法律大辞典》(The Oxford Companion ofLaw)因将Riot Act译为《暴乱法》而遭人指责，原因就在于译者忽视了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而造成了欠额翻译。在制定禁止或防范某些犯罪或不法行为的法律时，我们习惯在其名称中加上“防止”“反”“惩治”“罪”等字眼。相比较，有些英文法规名称便没有使用对应的诸如counter、against、anti－、prevention、prohibition等单词。了解此种差异的人在英译汉时会作增字处理，如将Riot Act译为《暴乱罪法》或《反暴乱法》，否则便会犯《牛津法律大辞典》(汉译本)的错误。令人遗憾的是，类似错误还绝非《牛津法律大辞典》一家独有，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Theft Act译为《盗窃法》；《英汉商业大辞典》将Unfair Trade Act译为《非公平贸易法》；《英汉法律词典》将Alien and Sedition Law译为《外侨和谋叛法》，等等。
5.不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生硬直译
在翻译法律术语时，有时译者往往忽略了读者的接受能力，直接从字面翻译术语，以至于这些术语不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从而使读者无法理解和接受。
例如，我国在翻译“offering for sale”时，有多种意见，有的建议翻译成“提供销售”；有的建议翻译成“为销售而提供”；还有的建议翻译成“要约销售”“销售建议”“销售表示、预备销售”等等。如果按字面直接翻译过来，要么含义不明，要么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而采用意译可能更好。在意译的几种表述中，我国立法最后采用了“许诺销售”这一表述。
因此，当出现法律语词空缺时，译者应该在对源语中语词的含义做出准确的理解后将其翻译为与目的语中现有法律术语不同的中性词，以避免发生混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要发挥自我的主观意识，力求翻译出源语中术语的含义，同时还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不致混淆的宗旨。
上述问题在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十分普遍，影响了目的语读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和把握，甚至造成了国际纠纷。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翻译的主体――译者的角度人手。
三 译者主体性在英汉
法律术语翻译中的发挥
1.译者在法律翻译中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翻译一直被视为语码转换过程。翻译的首要目的是保留原文意义。译者通常被认为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是隐形的。法律翻译也是一样，译者传统上只是扮演文本创造者和读者的中间人角色。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不再被看作是语码转换过程，而是一种交际行为。译者地位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由过去的从属地位，中间人角色，变成了翻译的主体。对于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翻译这个以人的思考和创作为中心的艺术活动中，最不应该忽视的恰恰就是对这个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和重视”，“无论是对原文的阅读理解，还是对原文的阐释和表达，译者始终起着最为主要的作用……翻译者的主观因素，其个性、气质、心理禀赋、知识面、语言应用能力，乃至译者的立场、道德因素，无不对翻译活动起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在法律翻译中同样如此。著名比较法学家康斯坦丁内斯科(Constantinesco)在1974年将法律翻译定义为包含法律转换和语际转换的双重操作，“法律翻译不再被视为语码转换过程，而是一种法律机制下的交际行为”。由此，“译者成功地将他在这一交际过程中的被动地位转换为主动地位，最后成为拥有新的权利和责任的文本创造者”。这样，在法律翻译中，译者被赋予了核心地位，成为翻译的主体。
尽管法律翻译与其他翻译不同，更强调严谨性和法律功能的对等，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很大制约，但是，法律也有其边缘地带，比如英汉法律术语翻译中没有确切对等词。这时译者应该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法律规约允许的范围，找出某个英语法律术语的最佳汉语翻译。“法律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要能够为术语不对应作出补偿。”_“由此看来，法律翻译又是一个创新过程，是一个囿于法律、语言、文化等因素构成的框架内的积极而有限制的创新过程。”
2.空缺法律词语的翻译策略
马莉认为：
法律词汇的翻译的目标是确定等价术语。对于存在词汇空缺的英语法律术语的翻译，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一是要符合汉语词语结构规律和我国人们的用语习惯；二是要保证源术语在汉语中具有相等或相似的法律功能。
沙尔切维奇提出了“词义扩充”“描述性释义与定义”等方法，对仅“部分对等”的功能对等词进行补偿。另外，如果使用功能对等词会导致误解或不同结果，或者无功能对等词时，她还提出使用“替代性对等词”，如“中性术语”“借词”“字面对等词”以及“创造新词”等方法来消除这些问题。
宋雷采用了在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上归纳的三种方法：
1)不译。包括原文照抄和音译。在法律翻译中原文照抄方法一般只限于专有名词以及案例名称等少数情况，如WTO(世贸组织)，NGO(非官方组织)，UCC(《美国统一商法典》)，以及Brown v.State(布朗诉州政府一案)等。相比之下，音译比不译的概率要高。如汉语的“政法”，有人建议把它按读音译成zheng fa，期望将其作为我国独有的词语直接向外国人推出。
2)生造。其包括两种方式：
a.意译生造。如术语peremptory day被翻译成“绝对审理日”；peremptory challenge被翻译成“无因回避”。又如刑法术语entrapment被译成“官诱民犯”，division被翻译成“控路转换”，以及insanitydefense被译成“精神异常之辩护”等。
b.直译生造。如将access to justice按字面含义硬译成“走进正义”；又如拉丁文am icus curiae被我国一些法学人士按其英文字面含义friend ofthe court译为“法庭之友”等。但要注意的是，必须避免译文与文化习俗或法律规定产生矛盾。
3)意译。如将pyramid scheme译为“传销”。
这些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就需要法律翻译工作者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针对具体的法律术语采取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3.法律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素养
法律翻译和其他翻译一样，也是交际行为。但法律翻译与一般翻译不同的是：它不仅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cross cultural and cross linguistic)的交际行为，也是一种跨法律体系(cross legal system)的交际行为。而英汉法律翻译不仅是一种跨法律体系的法律翻译，更是跨法系的法律翻译。“在这种跨法系交际中，我们不仅要在语言文字层操作，更重要的是对语言表象背后的没有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法律文化和法律规约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法律翻译中，译者不再是被动的中间人，而成为“文化操作者”。
就译员在法律翻译中的作用来看，法律翻译也是一种决策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决策者是译员，译员所承担的是源语作者所授予的权威。在翻译过程中，译员负责对源语文本进行正确的理解、解释，随之进行转换、传达，译员决定词语应该对译文读者产生何种效果。法律译员在其他方面也有全权决策的责任，如：对法律精神的传达，对法律原则的坚持和修改，对语言的转换和调整等。总之，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译员在翻译过程中从事着随时随地、不间断的决策活动。
而要进行准确决策，法律译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养。译员不仅要熟练掌握和运用语言，而且要精通法学，对所涉及的法学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对相关的学科有广泛了解。法律译员不可能是法律行业的全才，但应该是相关法律领域的行家甚至专家。除了法律专业知识外，法律译员也必须具备很强的翻译能力。翻译能力的基本核心是语言能力，此外还有智力、心理素质、生理素质等。
“法律翻译同时涉足三个领域，即法律学界、语言学界和翻译界。”因此，理想中的法律翻译工作者应该：1)是精通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法律语言的语言学家；2)是精通法学的法学家；3)是通晓源语和目的语两国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比较法学家；4)是精通翻译理论的译学家；5)能够用翻译理论指导实践，具有很强的翻译能力；6)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渊博的知识。
关键词 企业法律顾问 合同管理 预防性合同 救济性合同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企业法律顾问”本既可包括身为企业雇员、担当法律顾问职责的工作人员，又包括依法在律师事务所执业、受托从事企业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工作的社会律师，根据国务院国资委2004年6月1日实施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近年来的一系列规章，可以发现，“企业法律顾问”似乎专指“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其次，律师受聘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并不对律师的身份有任何影响或产生一种新的律师类别。因此，本文就将所要探讨的问题径直表述为“企业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并不会造成管理主体上的误解。
一、企业合同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分类
（一）合同管理。
和国外相似，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同样具有广泛的职能，可归纳为：(1)决策参与；(2)合同管理；(3)公司设立和运行中的法律事务管理；(4)企业知识产权保护；(5)诉讼管理，即运用诉讼、仲裁、调解等手段解决已产生的涉及企业利益的争议，维护企业合法权益；(6)聘请社会律师为企业服务，并代表企业参与工作，行使联络、协助以及监督职责。合同管理无疑是上述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此外的(3)至(6)项工作中，起草、审查、管理、监督合同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是企业重要的管理手段或管理成果。因此，企业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既是企业法律顾问本身的工作职责，还是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在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企业合同管理的主要分类及内容。
我国合同法学上对合同有各种理论分类，如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要式合同与非要式合同、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等，这些分类在法学研究层面当然各具理论价值，但从企业实务层面来说，主要考虑将合同管理中所涉各种合同进行如下三类划分：
1、业务合同、劳动合同及其他合同。
视企业所在行业或经营范围的差异，合同涉及本企业商品或服务正常生产与销售的，则为“业务合同”。“劳动合同”为本企业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以劳动用工内容为核心的各种合同。
除了上述两类合同以外，以本企业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任何合同均可划入“其他合同”之列。最常见的“其他合同”有银行借款合同、保险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以及运输合同、仓储合同等等，其范围十分广泛，难以也不必逐一罗列。
2、涉外合同与非涉外合同。
以本企业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中，如果合同含有“涉外因素”，如对方当事人为境外主体、合同客体在境外，或者合同内容与境外有关的，则为“涉外合同”。它们同样可以纳入上述涉外业务合同、涉外劳动合同及其他涉外合同三项分类当中。
与涉外合同相对应，不含涉外因素的合同，无论是业务合同、劳务合同还是其他合同，均为“非涉外合同”。
3、防范性合同与救济性合同。
从订立合同的根本原因来看，企业的各种合同仅为两类，一类是为了便于事后有约可循、操作规范、减少或避免争议、防范合同风险而订立的，另一类则是争议已经发生、为解决争议而达成的各类协议。前者称之为“防范性(或规范性)合同”，后者则为“救济性合同”。
二、企业法律顾问在防范性合同管理中的主要工作
（一）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与制定常用格式合同，发挥制度的作用与“规范性管理”的效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合同管理也应重在防范，即企业法律顾问应该担当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防火员”，而不该只在风险已经产生后充当“灭火员”。不过，企业涉及的合同份数众多、种类复杂，法律顾问人手有限，往往又难以事事参与、件件过问、款款亲为、字字把关。
为了解决这一管理效率上的矛盾，首先必须从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与制定格式合同开始，为企业建立或完善合同管理规章制度，发挥制度的作用与“规范性管理”的效率。相关管理制度包括：(1)交易对象审查制度。从合同相对主体究竟如何开始，弄清交易相对方的身份、状况、资信等基本信息，做到不谈、不订连交易对象基本状况都模棱两可的糊涂合同；(2)高水准格式合同使用制度。对于常用、非重大的书面业务合同，区别其性质与种类，由企业法律顾问会同外聘社会律师制定比较规范的合同格式，供业务、劳资管理等人员在工作中经常使用；(3)合同条款及法律讲解、培训制度。定期为业务、劳资管理人员讲解条款、研读法律，让他们在提高合同法律及风险意识的同时，能够真正理解有关条款的具体含义及利害关系，避免不知其所以然的机械套用；(4)合同签订前的最终把关制度；(5)已签合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留存备案制度；(6)履行过程中风险出现或极有可能出现时，对企业法律顾问的第一时间报告或通报制度。
（二）对于重大、复杂的业务合同，企业法律顾问必须从各个环节真正参与其中，必要时与单位外聘的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律师协同管理 。
标的较大、法务复杂、事关企业重大利益的合同，从一开始洽谈时就应该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全程参与，以便在交易对象、交易标的、结算方式、品质保证、合同担保、争议解决方式、诉讼管辖乃至于适用法律、合同文本等方面从严把关，在合同签订、履行、协商等各个环节，为企业争取尽可能多的合法权益。考虑到专业知识、执业范围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可会同单位外聘的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律师进行合同协同管理，以真正帮助企业避免法律风险，维护企业最大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独有特性；构成要件；类型化；适用逻辑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2-0071-04
反哺农业是指“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依市场经济规则通过非农产业、城市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各项活动。”反哺农业法律行为即指根据反哺农业当事人的意愿形成的、由反哺农业相关立法所调整的、能够引起反哺农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各种行为。探究反哺农业法律行为既能拓宽法律行为相关理论的研究范畴，又能为反哺农业活动的科学推进提供必需的规范指引。但学界目前从法律行为乃至法学视角研究反哺农业问题的范例鲜有出现，不多的相关研究仅限于权利反哺、反哺农业法律概念等方面。因此，研究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内涵与适用更显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内涵
研究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内涵可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以厘清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概念的内涵，就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定义是揭示概念的内涵的逻辑方法。”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内涵，就是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作为一个概念所反映之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特有属性，该特有属性往往表现为独有特性与构成要件两个方面。
（一）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独有特征
反哺农业法律行为当然地具备法律行为所共有的“社会性、法律性、可控性、价值性”这四个方面普遍性特征，也基于反哺农业的自身特点而显其独有特性。
1.政策引导性。工业反哺农业自身“便是一个政策性概念，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当前我国各地所进行的反哺农业实践大多是宏观政策与各种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制，缺乏来自规范性法律文件层面的法律规制，使得我国的反哺农业行为政策性有余而法律规范性不足。反哺农业活动具体实践上往往以国家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等政策导向为前提，须随相关政策变化作相应调整，在稳定性、连续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
2.范畴多元性。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范畴多元性主要体现于反哺农业当事人、反哺农业路径和反哺农业机制三个方面。就反哺农业当事人而言，应实现包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涉农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组织、其他相关社会组织与农民在内的多方当事人参与反哺农业。就反哺农业路径而言，应设定包括管理被管理式反哺、竞争协作式反哺、市场自治式反哺在内的复合型反哺农业路径。就反哺农业机制而言，应从资金、科技、人力资本、产业化等多个层面推进反哺农业。“通过这四大机制促使工业剩余向农业有序流动，支持农村发展。”
3.实质公平性。反哺农业的终极目的旨在实现社会公平，“主要是基于二次分配通过国家财政来进行，即国家把来自于工业和城市经济部门的财政收入，通过国家财政支出，更多的用于‘三农’。”反哺农业中的二次分配实质就是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改善农民收入水平而真正实现反哺农业活动在实体上与程序上的双重正义。反哺农业法律行为在形式上虽仅追求一种机会平等，强调以遵从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前提，但在实质上要让反哺农业活动的实践结果达到预期效益，实现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上的多元化有效治理。
（二）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学界界定的法律行为构成要件大体包括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两个方面，如“客观要件是指法律行为外在表现的一切方面，包含三个要素：外在的行动（行为）、行为方式（手段）和具有法律意义的结果。主观要件是法律行为内在表现的一切方面，是行为主体在实施行为时一切心理活动、精神状态及认知能力的总和，包括两个要素：行为意思（意志）和行为认知。”界定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构成也不妨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1.客观要件。首先，就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之外在的行动（行为）而言。它是反哺农业当事人作用于对象的中介及方式，也可分为身体行为和语言行为。反哺农业身体行为往往表现为反哺农业各方当事人所做的各种为人所感知的外部举动，如农业补贴资金拨付、实用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等行为。反哺农业语言行为即反哺农业各方当事人通过语言表达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行为，也可分为书面语言行为和言语行为。反哺农业书面语言行为往往表现为各项反哺农业政策和反哺农业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反哺农业言语行为则更多地显现为具体管理被管理式反哺、竞争协作式反哺、市场自治式反哺活动中伴随各方当事人各种身体行为的不同意思表示行为。其次，就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之行为方式（手段）而言，它是反哺农业当事人在实施反哺农业活动中所采取的各种方式和方法。目前相关政策及立法设定的合法反哺农业手段主要表现为资金反哺、技术反哺、人力资本反哺和产业化反哺四种。当然在具体行为方式（手段）的设定与甄别上须结合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综合性法律行为属性，主要从行政法和经济法的角度基于特定情景、特定主体身份、特定时间空间、特定对象等因素来界定。最后，就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之具有法律意义的结果而言。反哺农业相关立法借此而区分反哺农业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反哺农业当事人对行为负责的界限与范围。评判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结果应以该类行为所造成的利害影响、有形无形影响和直接间接影响为基石，进而判定该行为的合法或违法之法律性质与民事行为、行政行为或刑事行为之法律类别。最终基于对反哺农业法律行为客观要件的界定，考察反哺农业行为的目的而判定行为合法与否并构建相应归责机制。
2.主观要件。首先，就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之动机而言，即指推动反哺农业当事人去行动而实现调节城乡发展失衡目的的内在动因。动因的差别直接影响当事人对行为的选择，而产生不同后果。须就各类当事人的反哺农业行为动因作全面综合考察，以确定其是否正当合法。究竟是因逐私利最大化而为还是因践成公益职责逐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为抑或两者兼有？均能就各类当事人的具体反哺农业行为表现产生直接影响，至少将关联其参与反哺农业的积极性。其次，就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之目的而言。即指反哺农业当事人通过实施相应行为达到某种目标和结果的主观意图。可通过具体反哺农业行为的方式、情节等推断其目的，也可通过各方当事人的各种意思表示显现出来。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宏观目的往往与调节城乡发展失衡、有效缓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相关联；微观目的则可具体到村集体、合作组织或农民自身的收益增长、素质技能提升、生存环境改善等方面。最后，就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之认知能力而言。即指反哺农业当事人对自身行为的法律意义和后果的认识能力。要尽量避免因各方当事人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不一致而诱发的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事实错误更多地表现为反哺农业活动中“拍脑袋决策”使然的“事与愿违”，相关政策、立法应就此予以更为系统、科学的规制，更好地实现对事实错误的事先预防。法律错误则往往表现于各方当事人对相关政策、立法的误解或无知上，包括反哺农业行为程序、反哺农业相关权利义务的内容、反哺农业行为的法律性质与类别、反哺农业行为的法律后果、当事人自身的行为资格等方面。最终基于对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主观要件的界定，推动相关立法设定之应然反哺农业行为真正转进为反哺农业有效事实。
二、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适用
反哺农业立法作为一种调整反哺农业活动的规范性文件，是相关行为规则或行为标准的集合，其基本作用在于通过对行动或行为的限制“使人类为数众多、种类纷繁、各不相同的行为与关系达致某种合理程度的秩序”。可见反哺农业法律行为当是反哺农业立法这种规范性文件的作用对象之一。厘清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适用路径可为科学构建反哺农业立法提供更为现实、具体的目标指引。
（一）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类型化
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类型化即是将反哺农业法律行为所涉各项类似的事实进行归类的结果。“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的类型化、系统化、精确化，有助于促使法律适用更加清晰化、合理化；有助于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落实于个案，并在个案中具体确定公民权利义务的特征性。”故而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类型化当是研究其适用问题的必要前提，就反哺农业法律行为这一相对抽象的概念进行具体划分有助于将前文所厘清的内涵要素更好地转化为现实。
1.所适用法律规范属性之分类。根据所适用法律规范属性的不同，可分为反哺农业行政法律行为、反哺农业经济法律行为与反哺农业民事法律行为。反哺农业行政法律行为主要是政府在反哺农业过程中做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一般体现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涉农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组织、其他相关社会组织与农民的反哺农业实践进行有效监管的过程中。反哺农业经济法律行为主要是政府在反哺农业过程中根据相关立法就市场机制缺陷与政府管制失灵所做出的宏观调控行为，一般通过涉农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组织与其他相关社会组织在反哺农业实践中的竞争协作显现出来。反哺农业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是在市场化反哺农业过程中涉农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组织、其他相关社会组织与农民等各类平等主体做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市场自治行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反哺农业法律行为在部门法的适用上各有所侧重，在具体领域中遵循相应准则而予以规制。
2.所适用法律规范评价之分类。根据所适用法律规范对法律行为评价的不同，可分为反哺农业合法行为和反哺农业违法行为。这种分类有助于发挥相关立法的指引与评价作用，指引各类反哺农业当事人依法而为。反哺农业合法行为是指当事人实施的符合反哺农业相关立法内容要求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该类行为一般表现为对反哺农业法律规范所指引之行为模式的遵守，其作为受国家强制力保护之行为往往引发肯定性法律后果，如税收减免或农业直接补贴等。反哺农业违法行为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违反反哺农业相关立法内容要求、应受惩罚的行为。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作为一种综合性法律行为，其违法行为亦可大致分为行政违法行为、经济违法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反哺农业行政违法行为不仅包括作为行政主体的反哺农业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违法行为，还包括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涉农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组织与其他相关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反哺农业经济违法行为一般为反哺农业当事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他不符合对反哺农业相关具社会公共性之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行为；反哺农业民事违法行为则一般表现为反哺农业当事人的民事侵权、违约行为等。反哺农业合法行为是形成相应法律调整机制的前提，各类当事人皆合法而为是推动反哺农业目标实现的基础要件。
3.行为主体之分类。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公民个人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社会团体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与国家反哺农业法律行为。公民个人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主要是农民根据其个人意愿而实施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反哺农业行为。社会团体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主要是涉农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组织、其他相关社会组织实施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反哺农业行为。国家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主要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反哺农业行为。个人行为主要体现个人意志，多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来予以调整，法律责任也多由个人来承担；社会团体行为主要体现整个团体的共同意志，若社会团体成员根据个人意志基于私人利益而实施相应行为，则该类行为就不属于社会团体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则不应由社会团体承担；国家行为的主体必须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其执行职务的工作人员，若相关工作人员非依据有关反哺农业的国家意志基于公共利益而实施相应行为，则该类行为就不属于国家行为，其行为的后果主要应由个人承担。
4.行为手段之分类。根据行为手段的不同，可分为资金反哺农业法律行为、技术反哺农业法律行为、人力资本反哺农业法律行为和产业化反哺农业法律行为。资金反哺农业法律行为是指反哺农业当事人在依据相关立法确立、丰富反哺农业资金渠道以及拨付、使用反哺农业资金过程中，实施的引起反哺农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行为。技术反哺农业法律行为是指反哺农业当事人在依据相关立法确立、丰富反哺农业技术渠道以及推广、应用反哺农业相关非物质化技术成果过程中，实施的引起反哺农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行为。人力资本反哺农业法律行为是指反哺农业当事人在依据相关立法确立、丰富反哺农业人力资本渠道以及强化、推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过程中，实施的引起反哺农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行为。产业化反哺农业法律行为是指反哺农业当事人在依据相关立法确立、丰富反哺农业产业化渠道以及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化形态拓展农业产业链过程中，实施的引起反哺农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行为。
（二）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适用逻辑
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适用是反哺农业法律适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之适用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活动”，0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适用逻辑当是研究其适用问题的重要内容。探究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适用逻辑不妨从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这两个方面展开。
1.法律推理逻辑。法律推理的惯常逻辑结构是：“TR（当具备T的要件时，即适用R的法的效果）；S=T（特定的案件事实符合T的要件）；SR（特定案件事实S适用T得到法的效果R）”。这种逻辑结构的法律推理主要适用于规则详细、明确，案情简单、清楚的案件。但若法律规范大前提相对模糊，具体案件事实不甚明了，该类型法律推理下的法律适用过程之合理性则易存疑。在惯常法律推理中探明法律规范大前提的结果大致有六种类型：“其一、有可供适用的法律规范；其二、在现行法律中，对有关主题本身没有明文规定，存在法律漏洞；其三、法律虽有规定，但规定过于概括、笼统，使得规定本身的意义含糊不明；其四、法律虽有规定，但不同规定之间互相交叉，存在规范冲突；其五、法律虽有规定，但法律规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供适用或者选择的情形；其六、法律虽有明确规定，但因社会情势变更，而在法律适用中出现合法与合理之矛盾、冲突。”这六类法律规范大前提探查结果在复合的反哺农业法律行为适用中皆有存在，特别是后五类结果因反哺农业立法自身的模糊性而表现尤为突出。
第一种结果下的反哺农业法律行为适用通过前述惯常逻辑结构之法律推理即可进行。第二种结果下的反哺农业法律行为适用可立足于前述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类型化的所适用法律规范属性之分类，将不同类型法律行为置于所对应部门法规范中进行具体适用，存在的法律漏洞则通过同一部门法规范中的类推适用来弥合。第三种结果下的反哺农业法律行为适用可立足于前述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类型化的行为主体与行为手段之分类，通过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的微观化与具体化来推进。第四、五种结果下的反哺农业法律行为适用可立足于前文所厘清的反哺农业法律行为内涵要素，比较不同冲突规范、或然规范与各内涵要素的贴合程度而做出选择。第六种结果下的反哺农业法律行为适用可立足于前述反哺农业法律行为类型化的所适用法律规范评价之分类，基于对具体行为主观要件的分析而做出价值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