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4 17:29:0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国际贸易新格局
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无力维持在全球的经济体系控制,世界上的新兴经济体也不甘于在经济发展上受到美国的制约,加重了美国全球经济体系崩塌的危机。美国为了继续享受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福利,同时遏制新型经济体的发展,保持自己的经济霸主地位,积极构建了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体,吸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两个公约。TTP是由亚太经合组织中的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四国在2005年提出的,在2008年美国加入,并在2009年主导进行扩展。成员国志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在货物贸易、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劳动力、环境、投资等领域加强合作及互惠。在2014年,已有12个成员国,占世界总GDP的40%,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TTIP在2013年开始谈判,致力于使美国和欧盟共同消除双边贸易壁垒、减少关税等,进行自由贸易,如果这一谈判成功,那么欧美之间所有的关税都将取消,在投资和监管方面也将达成一致,非关税的壁垒也将大幅度的减少。欧美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球的50%,如果这两个协议全部达成,并且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话,我国的贸易环境将进一步恶劣,并且在全球的贸易话语权将极大的被削弱。
二、上海自贸区的发展探索
两个协议的准入标准非常高,并且在这两个协议中,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我国为了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体系,倒逼国内经济市场进行改革,在美国这两个协议的夹缝之间寻找发展路径,探索建立了上海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是具有进出换、离岸加工、仓储转口等多功能的自由贸易区,占地28.78平方公里,覆盖了4个特殊海关监管区域。这是我国对贸易改革的试水工程,期间还包括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探索、投资领域的改革、贸易领域的改革以及金融领域的改革,可以说,上海自贸区内在的行政机构、制度设施等都与国内其他地区有差异。
为了达成我国建立自己的高层次自由贸易区,推进改革的目的,我们应该从上文中提到的四个方面进行发展的探索。首先,在政府职能领域,要按照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标准,构建与国际贸易格局和发展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把审批的重点注意到审批中和审批后上来,在审批前对于准入门槛和相关手续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减少行政审批的事项;在货物进入自贸区后,可以采用一次性验收、申报、放行的制度,加快贸易的流转程序,为贸易提供更多的方便;在投资方面,加强对于项目管理、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进行改革,进一步开放六大服务行业,探索投资管理的新体制,最终实现与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相接轨;在贸易方面,进行高层次的贸易区域建设,推进我国国际贸易的转型和升级,鼓励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亚太地区的总部,提高上海自贸区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和根植力。当前上海自贸区的境外和自贸区货物是不受海关监管的,可以自由的进出自贸区,但是需要遵守我国海关的相关法规,征收一定的税务,这一举措促进了贸易产品流转的效率,吸引了一定的国际投资,为接下来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金融领域,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包括利率的市场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离岸金融业务的创建与完善等。同时要积极的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并允许一些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建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是要注意对于金融风险进行严格的管控,同时为我国在将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做好准备。
但是,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仍然有一些制约因素,比如说空间限制、政策限制、关税限制等。我们要消除这些限制,建立健全的、可持续的发展空间,积极地进行相关产业布局,把上海自贸区彻底的盘活。在当今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下,需要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两种相关的产业结构。一种是与国际自由贸易相关的服务性产业,包括货物贸易、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涉及到航运经济、保险、融资等方面的航运产业和物流产业,以及智能制造、再制造等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等;第二是与我国改革创新相关的产业,包括专业金融、专业法律方面的服务业、医疗行业、文化娱乐行业等。如果这两大产业结构能够建设完成,并且可以解决土地空间等问题,必将彻底的盘活至少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进一步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一、中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现状
（一）中新贸易合作发展现状
从贸易总额来看，近十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的货物贸易额呈现波动增长趋势。自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将两国贸易合作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除2016年以外，中新贸易总额在2014-2018年中都大约在八百亿美元。在贸易差额上，我国的贸易顺差地位显著，而且顺差的走向是波动递增的。尽管中新双边贸易快速发展，两国贸易潜力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两国贸易地位不对称。我国和新加坡出口对于彼此的依附程度总体较低，而且我国出口对新加坡的依附度要超过新加坡出口对我国。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明显提升，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断加强与美国、欧盟等经济强国的贸易往来，在2010-2018年间，中国出口对新加坡一国的依赖度明显减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提出之后才有所缓解，在近两年来趋于平稳。我国是新加坡对外贸易的主要合作者，在2007-2018年双方的贸易总额在新贸易总额中所占据的比例平均在25%以上。从2013到2018年，我国一直都是新加坡的第一货物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第二大服务贸易合作者。虽然两国贸易总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相对较小，但该指标仍然维持在2%左右，说明新加坡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从中新贸易商品结构来看，中新双边贸易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为主，初级产品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未分类商品所占比例较少。初级产品在全部贸易商品当中占据的比例出现平缓上涨的走向，在2014年达到30.22%（240.94亿美元）的高峰，近两年有所回落。比较中新贸易在初级产品上的进出口变化趋势，我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量大于出口量，特别是食品和活畜类产品的进口自2014年得到了显著提高。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5和SITC7类）在十二年间的占比平均7.05%，并呈现出先下降再回升的变化趋势。从2007年至2010年期间，此类产品的占比持续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发展持续踌躇不前。2011年，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体爆发，尤其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得到了突出的进步，这一年也成为了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复苏的转折点，化学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的进出口量均稳步增长，但与其他类产品相比，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占比仍然太小。劳动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类）所占比重在十年间不断下降，它在中新双边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平均占比高达60.42%。与新加坡相比，我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赋予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极大的比较优势，在此类商品的贸易中，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量远远大于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量。未分类的产品（SITC9类）平均占比不大，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2012-2018年连续七年间比重均超过8%，以摄影设备、医疗器械为主。
（二）中新投资合作发展现状
首先，中国对新加坡投资现状。根据新加坡国家统计局汇总的新加坡吸引外资数据，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总额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由2007年的3.98亿美元到2018年的35.5亿美元，十二年间直接投资总额增长了8.92倍。中新自贸协定签订以来，我国对新加坡的投资规模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2011-2018年期间，我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32.7亿、15.2亿、20.3亿、20.3亿、28.1亿、104.5亿、31.7亿、63.2、35.5亿美元，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且在2015年增长幅度较大，投资规模突破100亿美元。新加坡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体，主要经济功能是包括金融、管理、物流、人员流动和贸易等方面的区域枢纽，其经济发展重点在地区的发展引领。中新两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中包括三个行业，即硬件设施、金融管理、人才培训和培养。受“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我国对新加坡的投资重点聚集在贸易、石油、航运以及电力等行业，近几年来在金融、管理和信息咨询方面的投资合作也开始起步。
其次，新加坡对中国投资现状。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年鉴汇总的我国利用外资数据，新方对我国直接投资总额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是我国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除了在2009年、2014年及2016年新加坡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有小幅度的回落，2010年至2013年间投资规模间歇性增长，分别达到54.3亿、61亿、63.1亿、72.3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50.83%、12.34%、3.44%和14.58%。新方对我国的投资领域广泛，从早期的房地产开发和餐饮行业，近年来将投资重点逐渐向服务业、电力、海运及金融等领域。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兴起，新加坡对我国的投资区域也发生了改变，从我国的沿海领域逐步转向了西部及东北地区。
再次，中新双边投资的特点。通过中新双方的投资规模比较可以看出，两国投资合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在利用外资的能力上差距很大。从两国利用外资规模比较来看，新加坡利用外资的总额是远大于中国的，并且在十年内飞速发展，迅速扩大与我国的差距。2014年新加坡利用外资总额约为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73倍。从两国双边投资的战略地位上看，新方对于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是大于我国对新方的重要性的。报告期内，新对中的直接投资占中方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3%-6%范围内小幅度波动，2010-2013年间此比重持续稳定增加，是新加坡对中国投资发展的增长阶段。而中对新的直接投资占新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一直较低，在2015年的高峰值达到5.46%。从2015年开始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地位一度下滑，直至2018年才有所回升。
二、中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探讨
（一）跨国区域合作模式的选择
1.自由贸易协定模式。2006年，我国与新加坡就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展开谈判，两年之后，也就是 2008年10月23日，两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订，自此以后两国作为合作伙伴深入开发市场。随“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中新自贸协定的全方位升级也在被打破， 2017年10月，在新加坡进行了第四轮的升级协商，双方在有关投资、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以及其他规则议题等方面进行协商，并达成统一。
自从建立了中新自由贸易区，两国取消了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双方的市场结构从垄断慢慢的变成了完全竞争，其压力迅速增加，让双方企业加快创新研发的步伐，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进而达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更加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两国的双边投资也因为自贸协定的签订而得到显著的发展，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工程承保业务逐年上升，在2018年的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了27.9亿美元;两国劳务合作也日益紧密，2018年末在新加坡的中国劳务人员达到9.7万人，占在外劳务总人数的3.86%。
2.跨国城市共建模式。1994年，在我国国务院核准后成立了苏州工业园，地处苏州市吴中区，是我国与新加坡第一个政府合作项目，该合作区占地八十平方公里，管辖三个县，具有常住人口超过七十二万。通过十年的快速发展期，截至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整个苏州市1993年的水平，各媒体将其描述为“十年再造一个新苏州”。该项目大获成功的关键在于双赢二字，新方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本及创新优势，利用当时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资本中注入了新的力量，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中国获得了世界前沿的科技知识共享，把握人才培养和吸引外资的机会，成功将园区建设成为闻名全国的创新综合试验区。苏州工业园的发展不仅使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国内外都具有示范、领导和辐射的作用，随后和宿迁市合作创办了苏州宿迁工业园区，与老挝合作了万象综合开发项目，而且与印度、以色列等各国各地区积极进行国际合作交流。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席卷各国，2008年，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天津生态城项目开发计划应运而生。天津生态城作为世界上首个由国家间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区，不仅将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挥到极致，依靠其强大的发展潜力吸引力众多境外优质企业进行投资。中新天津生态城与吉宝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了中新合资公司，其注册资金为四十亿人民币，两方各占比五成。而且，中方投资公司与新加坡各优质企业一起成立了涉及生态城能源、建设、市政以及环保等四个领域的专业公司。中新生态城区具有地理优势，滨海新区中央大道，西、南方向和蓟运河相连，北部与津汉快速路相连，交通便捷，能源供应保护条件更好，可容纳40万居民，提供就业21万人，计划投资500亿，综合收益3000亿，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
3.跨国经济走廊开发模式。中国-新加坡的经济走廊的两个起始点在南宁和昆明两个城市，经过东南亚各国，连接到新加坡公路与铁路网，以物流、人流以及信息流和资金流当做发展基础，结合贸易投资、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双方做到优势互补，各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发展成立了跨国陆路经济带，即南新经济走廊（南宁-新加坡）和昆新经济走廊（昆明-新加坡）。
截止到2012年，从南宁到新加坡的公路几乎全部投入使用，广西开通了南宁到友谊关的高速路，而且防城至东兴的高速路也投入施工，另外取得准许开通至越南的国际道路运输路线共计24条，其中有十条已经使用。目前南宁到新加坡经过越南的荣市、老挝的他曲以及泰国的那空拍农的公路全程在3600公里左右，相当部分是一级和高速公路，沿线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南新沿海线铁路规划建设完毕之后全长共计5100公里，此铁路建成之后，北部和我国铁路网连接，南部和新加坡相接，将会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大陆桥。
根据《云南对接中国（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及沿线重点园区合作研究》的剖析，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途经各国园区高达上百个，而且云南园区也已进入建设中。得益于跨境园区合作的蓬勃开展，经济走廊的沿线各国与地区的经贸水平都获得较大的提升。2015年，中国（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包括沿线的东南亚五国进出口贸易额在云南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达44%，云南企业在上述五国中的实际投资在同期所有对外实际投资中的比重高达70%。
（二）“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一带一路”包括北线、南线以及中线，途经我国珲春、延吉、长春、北京、郑州、西安、乌鲁木齐、泉州等数个城市。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各沿线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加强，沿海发达地区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更紧密，空间互动潜力更大。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以长春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和以乌鲁木齐、兰州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与新加坡的經济联系强度最弱，其次为以北京、郑州、连云港为代表的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这些地区位于“一带一路”的北线及中线沿线，很难与新加坡直接产生空间上的交互共鸣。而泉州、福州、广州、海口以及北海五个城市在“一带一路”南线中处于核心地理位置，是连接东南亚与南亚之路的经济枢纽，它们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远超过其他城市，其中，以广州的联系最为紧密。广州作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其人均GDP在2012年便突破了10万元大关，近几年受“一带一路”战略计划影响，经济快速发展，人均GDP在2018年时高达157668元。广州在珠江三角洲的北源地带，南部与粤港澳大湾相连，和新加坡的直线距离只有近2540公里，仰仗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将为新加坡提供很大的经济合作舞台。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中新双边贸易与投资地位不对称，商品结构与投资范畴依然有完善的余地。在贸易合作方面，我国贸易发展水平与新加坡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新加坡与我国的贸易合作在新方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两国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次是初级产品，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较低。在投资合作上，新加坡吸引外资能力远超我国，新加坡是我国外资来源的重要伙伴国家。两国双边投资领域多集中于房地产、电力、海运等传统行业，在金融、人才培养、信息管理等领域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二，中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具有多样性与时代性的特点。随“一带一路”战略计划提出，两国合作模式能够顺应时展转型升级。自中新建交以来，两国先后实现了自由贸易协定模式、跨国城市共建模式和跨国经济走廊开发模式的合作。由最初以吸引外资、发展现代工业为目的的苏州工业园，到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天津生态园，再到大数据时代以互联互通为主题的重庆战略性项目，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与时俱进，不断优化升级。
第三，以广州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与新加坡经济联系紧密，给予中新两国的深入合作带来新契机。泉州、福州、广州以及海口和北海五个城市作为“一带一路”的南线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领先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构建与新加坡的城市引力模型中表现出了优异的空间互动潜力。
（二）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中新两国商品贸易构造的完善升级，将贸易重点从劳动密集型变成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另外我国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人口红利的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密集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削弱，改善两国贸易商品结构的问题迫在眉睫。只有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跨国流动，才能促进两国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良性竞争，保持国内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
一、提升都市圈的功能，承载国家战略和要求
上海以特有的区位和影响力，引领海派文化，依托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带动长三角，辐射全中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要求，上海将提升大都市圈的功能层级，担负起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责任。上海加快推进全球城市建设的战略布局，使上海成为全球经济城市、全球科技城市、全球治理城市和全球文化城市。作为全球性大都市，上海对外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建设全球性城市；对内转型升级，引领辐射，促进经济协同发展。
二、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启动上海经济的新动力
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到来，未来经济发展必然以绿色经济为主导，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上海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的上海必然以先进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主要的产业支撑，新兴产业和高端科技服务业不断涌现，将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于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上海要形成企业全球总部的集聚中心，实现集群效应，把上海建设成经济领军的全球城市。上海应制定政策，积极支持和培育新兴产业，为新兴产业提供系统性支持。同时，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业态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和优化，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一、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就是要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获得新发展、取得新成就、迈上新台阶。
一是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要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气力、用更多的力量，在制度、政策、投入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促进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在目前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必须加大惠农政策增收力度，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拓展农村非农产业增收渠道，积极开辟外出就业增收空间，着力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机会，努力形成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合力。
二是发挥主体作用，培养新型农民。让农民参与进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原则。针对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必须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储备人力资本。政府部门必须多形式多渠道地大规模培训农民，不断提高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要通过村民自治、政策扶持和社会支持，激发农民改善农村面貌、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形成参与合力。改革创新始终是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要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要积极鼓励社会各界的人才、智力、资金等资源流向农村、支持农业、服务农民，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建设新农村的浓厚氛围，开创全社会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动局面。
二、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
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就是要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农业基础。农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比较效益低的产业，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建立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和各项补贴的力度，调动各级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提高广大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构建支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要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尽快改变农业基础设施长期薄弱的局面。
二是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农业效益。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科技进步，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力度。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切实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实施，加强农业科研联合、协同攻关，力争在农业重大领域、前沿科技的研发和应用上取得突破；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水平，加快推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强化公益，健全机构和队伍，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展农民培训，提高农民接受和运用科技的能力。
三是构建服务体系，发展农业产业。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密切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和经营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加大对农户的经济和技术服务，帮助农户增强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三、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就是要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的同时,保持城乡经济社会制度、机制的统一,从经济、社会、空间布局等方面融合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统一互动、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打破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要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重点建立城乡统一的产权制度、价格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福利保障、教育制度和财税金融制度等。从而，打破以二元结构为基本特征的城乡分治格局，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最终建立起城市和农村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
正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实践和群众反映看，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急”。对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工作上操之过急，缺乏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二是“偏”。对目标的全面性、完整性认识不够，把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新村建设”，偏重于新村规划和村庄整治，对发展生产、农民增收、深化改革等任务重视不够。三是“冒”。脱离当地实际，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盲目攀比发达地区，把标准定得过高。四是“同”。不突出乡村特色、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不区分轻重缓急，一种模式，一个步调。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
抓住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一是抓好农业生产，切实让农民得实惠。重点抓好生产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多下功夫。为此，应继续推进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二是突破资金投入瓶颈制约。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深化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土地征用制度改革。适应取消农业税的新形势，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四是真正把决策权交给农民，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向和物资运用都应让农民知情，接受农民监督。五是搞好分类指导，突出特色、注重实效。进一步细分地域类型、工作措施，提高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
正确理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和总体要求。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的多元化产业形态和多功能产业体系。基于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在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不断满足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稳定完善强农惠农政策，着力构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提高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保障国内产业和供给安全；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积极探索建设现代农业的多元模式。
拓宽农业发展思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开发农业在特色产业、生物质产业、生态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农业文化产业等方面新的产业形态，构建现代大农业产业体系，把农业基础建设好、发展好、巩固好、维护好；立足产业特色和地域条件，发挥产业优势，重点培育主导产业，推进规模扩张，形成产业群；大力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或集团，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加强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立健全农业科技体系，不断加强农业物质装备建设，实现农业科研与推广应用的有效对接；用现代科学文化、科学技术武装农民，着力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酝酿深刻调整，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域内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异，发展水平不一，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互补性很强。我国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具备技术优势的产业越来越多，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对外投资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未来5年，我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将超过5亿人次。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我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促进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把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推动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形成互补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本内容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涵盖国际贸易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从基本内容来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首先表现为各国对外贸易观念上的创新。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因此，贸易开放度成了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基本标志。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浪潮，而各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始是这场浪潮的排头浪。对外贸易作为最古老的对外联系方式在当代重新焕发了青春。2.客观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许多国家都重新认识了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相继逐步放弃了“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旧的经济发展思路，越来越重视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发展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贸易外交”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国际环境中，由于“贸易外交”的“和平性”和“发展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对外贸易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并通过贸易促进、贸易限制和贸易制裁等方式来调节对外关系。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很快把对外贸易提到“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高度，并到处挥舞“贸易报复”、“贸易制裁”的大棒，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谋求所有的贸易伙伴对美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并以此来调节和制约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观念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和核心，它不仅规定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方向，而且还决定或影响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其他方面。
(二)格局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的创新上。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进入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运行，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也进入了实质性的起步阶段。上述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基本目标的三大贸易集团的基本形成和相互对峙，标志着国际贸易集团化发展格局的初步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的趋势，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步伐正在加快。欧洲经济区正在实质性地考虑向东向南的延伸，北美4自由贸易区已经按照最新一轮“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向全美洲扩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有意向南美洲伸展。这种大型贸易集团对外扩展的趋势本身就是贸易集团化格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它不仅表明了贸易集团化和贸易一体化之间的逻辑和历史联系，而且标志着全球贸易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3.国际贸易重心已经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的单一重心的格局。随着国际经济多极格局的形成，国际贸易重心也相应出现了分散化的特征。但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的重心有从多重重心逐步向亚太单一重心收缩的倾向。格局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典型标志，它标志着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三)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标志。它具体包括:1.世界贸易组织的创设。根据“乌拉圭回合”签署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从1995年1月1日起，新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临时适用”40余年的关贸总协定，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制度创新方面的最大成就，标志着国际贸易制度向完善迈出了十分艰难的实质性的一步。是因为:国际贸易从此有了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组织机构;比关贸总协定预期更大的权威性、更强的约束性和更高的运转效能，将更有利于全球贸易的协调和自由化发展;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的部分货物贸易(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被真正纳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安排之中。2.区域协调的迅速增强。随着区域性贸易集团的纷纷建立，区域内贸易政策与措施的协调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制度的一个最大特征。区域内协调不仅起着在全球协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运行的条件下部分地发挥全球协调功能的作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全球协调制度的创新。3.国别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流行。在美国带头推行对外贸易的“管理贸易”制度后，“管理贸易”制度逐步成为流行于各国的基本的对外贸易制度。它构成了当代各国对外贸易制度上的共同的最鲜明的特征。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它构建了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框架。
(四)政策创新。
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内容。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逐步地相对地退入低潮。在全球性的自由和开放的浪潮推动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在总体上有向自由化倾斜的趋势。保护主义势头尽管不减，但它已经从七八十年代的那个泛滥猖撅的中回退下去。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总体上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单纯的关税措施和直接的非关税措施都在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其作用也在明显地减弱。但是，各种间接的非关税措施却依然阻碍着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步伐。而且，各种新型的非关税措施层出不穷，并开始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的主体。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他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由于贸易和其他经济领域包括某些非经济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影响到一国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目前，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有明显的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倾向。4.区域内的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受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共同的贸易政策往往意味着区域内的共同开放和区域外的共同保护，它是区域内成员在获得共同保护承诺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由贸易利益的基本政策选择，因而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反映和具体化。
(五)构成创新。
贸易内容构成上的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它具体包5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了重大调整。它表现在: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或战略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了新的多边贸易的范围，并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并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构成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它清楚地揭示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内容构成上的本质特征。
(六)工具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还包括国际贸易工具的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投资的增长和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为特征的知识产权的推动。2.现代通讯计算机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EDI(电子数据交换)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遍的运用。而正在掀起的全球性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将进一步便利国际贸易数据的交换和处理。3.国际贸易惯例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国际商会《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生效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500号出版物)的实施以及其他机构有关贸易规则和惯例的变更都更便利了国际贸易的发展。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集装箱运输的普及使传统的“港一港”运输逐渐让位于“门一门”运输，进一步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5.各国政府为促进或便利对外贸易发展而实施的各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和手段也是国际贸易工具创新的重要内容。如各种便利的和优惠的贸易融资方式、贸易信贷担保方式等。工具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实现手段方面的巨大变革和创新。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主要原因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现实基础，因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政治神经的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6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地位。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特点。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融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渗透，进一步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部分和领域融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他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而且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他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一7旦各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间题便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都面临着下列共同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是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二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地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上述两个方面的间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及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 三、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般特点和发展趋势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如前所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括了从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同时，上述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创新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紧密联系，而且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的创新也往往涉及许多更具体的方面和内容，共同构成了立体式的创新局面。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种手段或一种表现，它自然应该是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继起性。但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一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8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又表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又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从发展趋势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在时间上还会顺延一段时期，在内容上可能还会扩展，但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的渗透和融合，尤其是在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方面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如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与联合等。在创新的手段和方式上，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其应用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何合作的诚意。与此同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许多特点可能会得到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被进一步地突出出来，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特点。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求密切关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以便及时加以分析和概括。
四、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影响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和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趋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着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推动着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带动了当代国际经济的大调整、大转变。它表明国际经济前一竞争时代的结束和新的竞争时代的到来。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实力正在发生变化，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着重新的分解和组合，正在构建着适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孕育着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在国际政治“无格局”状态中，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成了各国积蓄和显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各国国际地位重新排定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利益与矛盾最终都会表现为国际间的政治利益与矛盾，甚至还会表现为极端形式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这4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基本上都源于当时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并且在事实上划分了世界政治的不同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充分地展示被旧的国际政治格局所掩盖的国际间的各种深刻的经济贸易利益矛盾和斗争，并依此重新划分和集结国际政治力量，孕育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和基本框架。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贸易自身发展的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它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大发展时代的到来。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辉煌时期只存在于六七十年代，在其余大部分时期内，国际贸易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缓慢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受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支配的陈旧的际贸易念、国际贸易制度的缺乏或不健全，国际贸易政策的强烈的保护性和国际贸易格局的不稳定性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兴起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上述诸因素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制约作用。加上较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贸易可望迎来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充分显示了国际贸易在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激励着世界各国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并更有效地发挥对外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启动了新一轮的国际经济大发展，它表明国际贸易这种最古老的国际经济形式仍然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同时，它又使世界各国都更注视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变化，更重视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
其三，国际贸易政策与利益的区域协调和全球协调将成为制约国际贸易未来发展的核心间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所形成的以集团化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新制度一经确立，将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发展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利益能够得到自动的协调，相反，在新格局、新制度下，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并迫切需要解决。它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发展的未来。
其四，当代国标贸易创新强化了国际贸易竞争，国际间的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将会更加激烈和白热化。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各国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贸易的产物，它本身就预示着一个更为激烈的经济贸易竞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随着各国注意力的转移，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立即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其矛盾也成为国际间的主要矛盾。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争取和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贸易利益，不惜使用各种强硬手段，甚至以国家关系相威胁，逼其贸易伙伴就范，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键词：国际贸易；贸易壁垒；国际贸易秩序
当前，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针对对方提高的关税，采取报复性关税惩罚。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如何从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突破贸易壁垒，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影响
首先，技术壁垒，随着我国与国际交流程度加深，西方国家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技术钳制，实际上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不断增多国家制定的标准，限制一些高新技术产品进入我国，也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限制。例如，针对我国出口的蔬菜，日本从2014年开始由原来的6项检验标准提高到了50项，以此限制我国蔬菜的出口量。由于技术壁垒呈现隐蔽性、歧视性特点，严重影响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关系。另外我国对外贸易法规不够健全，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处于被动的位置。其次，环境壁垒，由于贸易国家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环保市场准入标准，这迫使中国企业必须遵照相应标准，更换包装材料或进行更多环节的质量检测和绿色认证，这使得我国出口企业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降低。第三，社会壁垒，对我国实行贸易限制，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外贸易失去竞争力，提高了产品制造的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并且要求一些企业的产品必须取得相关认证后，才能进入该国的市场。社会壁垒也降低了我国外商投资的吸引力，部分外商要求我国出口企业必须达到SA8000要求，由此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过高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外商来华投资的吸引力。
二、突破当前贸易壁垒的对策
（一）倡导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拓展世界市场
为了消除与美国贸易战的风险，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发展契机，积极开拓世界市场。“一带一路”倡议是凝聚中国智慧、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潮流和中国国内形势变化的新型开放战略，通过实施这一战略培育外贸新动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的过剩产能向合作国家输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过剩产能有效消化。基于此要求，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和建设基础设施，这样不仅能够消耗我国的过剩产能，同时也有助于合作国家的发展，提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基于“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构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将沿线国家纳入自由贸易的范围，共享各国发展成果的同时，共同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因此，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下，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优化、升级中国与沿线国家现有的贸易关系与经济合作。
（二）加强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在于美国的贸易战过程中，也暴露了我国国际贸易的“短板”。首先，在企业层面，过于重视出口而忽视了满足内需，以及技术升级，在成本得不到下降的情况下，国际竞争力不强。鉴于此，需要创新产品、产业，以此有效增强制造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从以往的中低端产品制造往高端化方向发展，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构建企业品牌价值，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其次，产业方面，通过调整贸易结构和产业标准，以积极的姿态适应发达国家制定的贸易规则，不应将美欧启动国际高标准的新规则自贸区谈判视为威胁，而是当作贸易的新机遇和挑战，积极应对国际贸易的新潮流，及早调整贸易投资。此外，扩大服务业的发展范围，特别是生产贸易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通过拓展新兴服务贸易，将其作为新的贸易经济增长点。对于新兴的服务贸易部门，如金融、保险等知识、资金密集型服务部门，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适当引入外资和民间资本，以此提高服务产业的市场活力和运作效率。第三，提前布局新兴服务产业，如计算机、信息服务、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虽然这些行业目前来看还不具有较大的市场价值，但是这些行业在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积极谋划产业布局，有利于在国际竞争中掌握先机，有利于我国制定这一行业的贸易规则和标准，形成强势的垄断地位。将新兴服务行业布局，当作战略性发展目标来看待，应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予以适当扶持。
（三）构建贸易预警机制
以当前中美贸易战的规模来看，呈现着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因此很有必要构建贸易预警机制，以应对国际贸易新格局不稳定的影响因素，以及贸易战对我国的经济侵害。因此有必要建立起基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共同协作的预警机制，掌握出口市场份额、出口增长速度的产品等信息，从而根据评估分析结果，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贸易情况，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研究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走向，通过全面、详细的分析，寻找后发制人的方法。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贸易救济体系，组建起相关工作团队，通过增强咨询和信息收集的能力，提供专门的服务，为将来贸易可能面临的恶劣挑战做好准备。政府层面，应加强与贸易国的对话沟通，协调双边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