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5 17: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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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核心价值；和谐；仁爱；自然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56—05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从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到崇尚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在不断传承、通变、更新过程中日臻完善，体现出顺应事物自身规律和历史必然趋势的价值观念。可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荟萃了历代朝野的精神与智慧，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吐故纳新，其精湛部分代代传承，从而获得了恒久性与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成为新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宝贵资源。
在中国，管理思想区别于西方独立的管理体系而蕴藏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早期的管理思想首先体现在周人所著的《易经》之中，它提倡“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并对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产生深刻影响［1］。其次，是一系列杰出的古代兵书，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皆成为许多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寻找智慧的源泉。再次，我国历代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管理及战略思想也被现代企业管理者竞相学习和应用，如《史记》、《三国演义》等。总之，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学派与教派的精髓体现着管理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这一阶段以FredrickW．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以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第二阶段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行为科学理论阶段。这一阶段的管理旨在强调满足人的社会需要，肯定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第三是形成于二战之后的技术管理阶段。此时先进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提高了管理的精确度和科学化水平，但也使管理相对的机械化和程序化。第四阶段是随着信息科学和全球化发展而萌芽的人本管理阶段，此阶段中提出了重视人、尊重人、依靠人的理念，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等需求［2］。简言之，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与工业化的进程保持一致。在当前以资本主义力量为主的全球化之中，西方管理思想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管理思想。然而，正如爱因斯坦所言:“西方科技如果缺少了东方智慧，就会变成瞎子;东方智慧如果缺少了西方科技，就会变成瘸子”［3］。这说明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尽管在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是可以相互借鉴并促进共同发展的。G．Hofstede在其著名的文化维度理论中提到:西方国家大多具有低权力距离、高个人主义、男性倾向明显、低风险回避的文化传统;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高权力距离、低个人主义、女性倾向略微明显，和高风险回避的国家［4］，由此推断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思想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如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较侧重于“仁”、“道”、“德”这样的精神层面管理;而西方管理思想中更侧重“法”、“术”、“量”这样的行为规定层面管理。那么到底这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借鉴并促进发展呢?
2《孙子兵法》中的现代管理价值
《孙子兵法》中写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5］。这其中可以看出其作者孙武对待战争的态度，即“战”是为了和平，是为了不战;“谋”，是为了获取优势以主动结束战争;“略”，是以修仁政、建法度、富国强兵来实现;“利”，是以保全敌我并牺牲最小代价为前提［5］。上述观点归结到一点就是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这一既要保全自己的利益，同时又要以“义”为前提为他人着想，最终实现敌我双方的共同利益的战略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表现形式即为企业价值观。对于企业和管理者而言，如果只注重自身利益，不注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势必为企业员工人心涣散、业绩下滑甚至破产倒闭埋下隐患。相反，只有同时兼顾整体和部分利益、长期与短期利益、自身和他人利益的管理方式才能为企业持久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在现实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如何才能实现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呢?企业管理者可从《孙子兵法》所体现的利益关系中获取参考:首先，要平衡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取向强调了企业和社会相互的利益关系，企业利益从社会中来，最终又要到社会中去，不断地为社会尽责才能获取最大效益。其次，要平衡自身利益与竞争对手的利益。这一理念要求企业从竞争合作的角度看待商业对手，即竞争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失去了对手也就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企业在利己的同时也要善他。再次，要平衡自身与客户之间的利益。“客户至上”的理念和价值观永远是企业追求长远利益的基石，没有客户支持的企业最终会被市场淘汰，走上灭亡的道路。总之，对于一个现代企业而言，要做的“战”为了不战，“谋”为了把握优势，“略”为了长远发展，“利”为了保全双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利益间的关系总是紧密相连且不可回避的，只有眼光长远，置战略利益于眼前利益之上的企业管理方式才符合《孙子兵法》中利益关系的精髓，才能使企业在市场中长存。
3结束语
关键词：财务文化 周秦伦理 管理理论
近年来，国内外企业财务造假事件接连发生，于此相关的企业轻则股票在股市上应声而跌，重则使企业丧失持续经营的生命力。这种惨痛的教训迫使企业必须构建财务文化，塑造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财务精神。
财务文化内涵
一般来说，财务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影响下，企业长期倡导和培育由理财者和全体员工共同塑造的道德精神、财务行为规范和实体性理财设施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的和。广义财务文化指影响财务发展变化及其模式选择和财务行为的所有文化构成，表现为财务物质文化、财务制度文化和财务精神文化。狭义财务文化指理财者和员工的财务道德精神，它居于观念层次，表现为理财者和员工在处理财务问题时的思想意识和伦理观念等内容，即所谓的财务精神文化。狭义的财务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渐进性，并且具有比较稳定的状态，是财务文化的灵魂，对其他层面的文化起支配、指导和统驭作用，是形成财务物质文化和财务制度文化的思想基础和道德源泉，它一般直接作用于制度层文化并通过制度层文化影响物质层文化。它源于企业内、外部的经济环境。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发展取决于产品与服务质量、经营管理成本和企业形象尤其是企业的信誉度，因此财务管理必须坚持诚信型长远发展战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逐步推广，人们对企业的社会预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要求企业不只是对股东负责，还应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处理好与经营者、员工以及债权人、债务人、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系，追求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满意，把企业的第一位目标界定为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第二位目标，关心企业长期的资本收益最大化，这必然要求企业在执行相关法律、规章和制度的同时，还应有一种伦理道德为全员所认同；另外，财务管理在企业现代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综合性极强，贯穿在运营的方方面面，所以企业精神就在筹资、投资、运营、收回和分配各理财环节广泛渗透，形成财务文化的内容。优秀的财务文化会引导企业财务行为朝着诚实、守信、客观、公正、和谐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良好方向发展，从而提升和改善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促进和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地发展壮大。
财务文化的理论根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周秦以来就有重视德性与理性、“道德人”和“经济人”统一的传统，这是建构当代企业财务精神文化必不可少的民族文化根基。德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受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价值准则支配，一是信念伦理，二是责任伦理。而这两种伦理正是中国周文化精神和秦文化精神的统一。周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天命信仰、德性精神、礼乐象征体系。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周文化在形成期就具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观念以及随着道德性天命而衍生的理性主义，这使得周文化在伦理上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他认为周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价值观第一次为人类社会生活确立了道德标准，赋予了人生在世以更为高尚的价值和更为深远的意义。北京大学陈来认为，从西周到春秋的理性主义注重政治文明和人文德行。而秦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公利”原则、理性精神、法术势管理体系。秦人经过商鞅变法，其行为目标已不是彼岸的天命信仰而是世俗的“公利”追求。秦人崇尚首功战功，“非有文德”，寡义趋利，“不别亲属”，超越了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德行伦理，抛却了以天命观念为信仰的信念伦理。一切事情都按理性法律规范处理：在权力继承上“择勇猛者立之”，在耕战技术上，重视理性的计算和操作，以至于富强起来并凌驾于他国之上。秦文化是两千年中国文化的基础，秦大一统后其观念是责任伦理功效和价值体现。汉代的董仲舒综合了周秦伦理精神，建构了“阳儒阴法” 、“德主刑辅”的综合伦理体系，中国封建社会从盛（汉唐）到衰（明清）的社会伦理生活，一直受其支配。当前随着工商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企业构建财务文化必须吸收周秦伦理文化的精神内涵，继承周代的德行精神和宽容精神，继承秦代的理性精神和勇敢精神。把德性与理性、“道德人”和“经济人”融为一体，这也是现代经济管理理论成果在企业财务精神构建上的具体运用。 在当财精神中融进德性与理性相结合的伦理价值观更有着当代环境所导致的深层原因：
第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优质的产品、清洁的环境、安全的工作场所、高尚文明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渴望，这种需求强烈排斥企业的非道德理财行为，加之信息传递的迅速，非道德理财行为的暴露会使企业瞬间失去原有的一切，而且随着改革的加快，法律法规在逐步完善，政府的执法力度在不断加大，企业非道德理财行为成本必将高于非道德理财的投机收益。第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环境下，企业争的是忠诚顾客，即顾客满意度高企业就能持续发展，再加上有德行的企业能给员工创造不断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平台，从而留住人才。第三，管理的实质就是协调，想使理财活动卓有成效，就必须做到方方面面在利益的分配上相协调，这是企业科学理财的道德底线。
财务文化的伦理价值观构建思路
基于以上论述当代财务精神应建立在理性和德性相结合的伦理价值观基础上。在理财实践中首先以诚为本、以信守业。我国目前已经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把它确立为基本原则，并在具体的条款中作了规定，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只要坚持至诚守信，最终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利益收获。诚实守信要求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如实反映财务状况、真实披露财务成果，不偷逃税金，对各种投资者同股同利，不故意拖欠供应商货款，对债权人按期还本付息，不欺诈合作伙伴，不坑害消费者，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其次要崇德重利、以德载业。在处理财务问题碰到利义冲突时，要舍利取义。自觉遵守竞争道德文明经商，通过内部财务制度的制定和贯彻逐渐消除理财中的不良财务行为，筹资时既要计算筹资成本更要考虑筹资行为的合法合规性，投资时既要考虑企业的投资报酬与风险，更要考虑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环保要求，运营中既要注意收支的积极适时平衡，增收节支开源节流，更要顾及员工的身心健康与消费者的“物有所值”。最后要和谐共进。制定财务战略时注重协调，在理财中利用经济手段协调国家、投资者、债权人、购销客户、经营者、劳动者等各方经济利益，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对外追求“人和”，坚守正道，力避过与不及的短视理财行为，使企业外部财务关系保持一种正义和谐持久的良好状态，以便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并使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族工业的繁荣统一起来，使企业与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把企业利润和社会文明、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环境价值相统一。
关键词：传统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6-0036-02
历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彰显出了它独特的魅力，在各个时期都产生过重要的价值影响，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标识。核心价值观是指特定时期里国家、社会及个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民族烙印。正是由于它要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不断升华，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每一时代提出的核心价值观都需要有一个倡导、培育和践行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如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历史文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
1.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国家责任感，都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族文明和觉悟，这种精神对近代抗击外来民族的侵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意识支持。而在当代的价值意义，弘扬这种精神，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爱国热情，激发爱国情怀，提升民族主体意识，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2.天人和谐协调发展的精神。纵观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文化，有不少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提出了一致的“天人观”，这是中国古代儒道两家不同学派思想的不谋而合，说明了我国古代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的思想。古人主张把大自然视为人类的朋友，追求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对当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而形成了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泛人道主义的道德观。
3.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及以德治国。在个人道德修养体现对人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探讨中，首先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重义轻利，崇尚道德修养。这种精神为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对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唯利是图等不正之风，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还能帮助解决市场经济中的社会道德和人生价值取向问题，可以通过传承和弘扬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净化现代社会的风气。其次，在恪守信用方面，主张诚信为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都充分证明了诚信对古代人们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讲仁爱、讲信义的思想有助于信誉市场的建立，有助于规范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念看当代的社会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宝贵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值得挖掘、弘扬和利用，我们要从中找到其核心价值，延续中华民族持续发展、国家繁荣昌盛的当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和强大的理论基石。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升华
1.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三个层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传统文化主张的“民本”、“民惟邦本”、“仁政”、“礼仪之邦”的追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理念具有共通点;从社会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传统文化的先人强调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不患寡而患不均”、“修法治，广政教”的思想相一致;从个人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有其文化根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必信，行必果”、“君子坦荡荡”、“与人为善”、“扶贫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文化传统思想集中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每个中国公民的价值要求上。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的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华传统文明，但绝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坚持指导思想，结合当今社会现实问题，把涉及国家、公民、社会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不仅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也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3.正确处理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区分符合时代特征的传统优秀文化。这就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结晶，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的价值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特别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后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过去曾产生过积极作用的一些文化是不是符合时展的需求，我们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甄别，从时代特征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是否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为标准，来决定取舍。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传统文化的尚和合、重民本、讲诚信、求大同等价值追求，不仅是古代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符合现代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糟粕”，应坚决加以批判和抛弃，如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虽然在封建社会已是一种常态，但这种专制思想极大压抑了人的自由发展;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尤其在清末发展成的“八股取士”更是束缚了人的思想，严重扼杀了创造力。这些与现代倡导的“自由”与创新精神是完全相背离的，应毫不犹豫的批判。
三、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外来文化蜂拥而至，伴随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侵入，对广大青少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多人面对各种思想和价值观不知所措，以至于扭曲了是非判断的价值标准，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主流意识的形成。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自信。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文化历史，为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树立文化自信要辩证的看待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既要坚信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坚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自信心，又不能故步自封、自高自大。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价值，让其不断适应当代社会和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需求。
2.确立文化自觉，创新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事业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比起世界文化强国，我们差距仍很大。这就需要我们要有正确对待文化的态度，要有文化的“自知之明”，确立文化自觉。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样要有文化自觉，既要加强传统优秀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又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坚持文化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结合起来，创建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坚持为指导，加强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融合，运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其次，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如网络媒体、电视公益广告、报刊杂志、标语口号、学校讲座等，在全社会开展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我们应当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伟大使命，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融于时代特征，增强文化自觉自信，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日常生活行为中自觉奉行的价值标准和信念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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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贵仁.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N].人民日报，2014.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当代情节；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保护与更新
【Abstract】From the concept of historic area， the article analyse the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polt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for historic area.The paper emphasize the value of life， the value of history， the value of society， the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value of esthetics in the 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historic area manifest the rebirth of culture，the function of culture and the value of culture.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three angles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f government， the correspond of designer and the participancy of commonalty， the article explain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ethod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for historic area in the the contemporary polt.
【Key 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temporary polt， the notion of value the notion of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城市进入空前的开发建设阶段，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新区的建设，旧城的更新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等导致了历史文化及其环境，尤其是城市传统风貌的改变，使传统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理论与实践成为近些年人们不断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伴随着这些社会问题的变化以及大众在价值观与文化观的变化，我们关于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策略和观点也应该不断做出调整，适应这种变化，体现出当代的情节。只有这样我们的保护与更新的策略才是合理的和可持续发展的。
1、传统街区的概念及其“当代”的情节
1.1 传统街区的概念及范畴
“传统街区”的概念最早是于1933年8月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历史性文物建筑建筑师和技术专家会议，会后通过的《雅典》中首次提到传统街区，修复历史性文物建筑的《雅典》共提出七点主要决议，其中第三点和第六点指出：历史地段保护问题应该通过所有国家制定国家级法案来解决，历史性地段应该受到严格的有监护人管理的保护。传统街区是历史地段的重要类型之一。之后，在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历史性文物建筑建筑师和技术专家会议，会后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该第十四条进一步指出历史地段的概念：必须把文物建筑所在的地段当作专门照管对象，以保护其完整性，并确保用恰当的方式进行清理和开放。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的《华盛顿》又提出该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无论大小，包括城市、镇、历史中心区和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和人造的环境。……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我国于1986年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概念，“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看城市的历史，及其保存的文物古迹，还要看其现状格局和风貌是否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
笔者认为传统街区不单单是个体建筑，地段内的单体建筑可能并不个个都具有文化价值，但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环境和秩序却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风貌特色，因而使其价值得到升华。从地段的构成上看，也不只限于宫殿、庙宇等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物，而是包括了民居、商店等更广泛的内容。它是城市活的肌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城市人口最密集、最繁华、最活跃、最具生气的部分，是城市本身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有密切关系，反映着城市的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甚至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它强化了大众对于城市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
1.2 传统街区的当代“情节”和新挑战
时光转逝，我们当今再次关注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的时候，其价值观和文化观已经被重新定义，并且赋予了“当代”的情节。所谓传统街区的“当代”情节，也就是传统街区在当代的社会观念中的新的使用功能和为新功能所需要的建筑构成要素，以及随之产生的新的保护与更新的评价体系。传统街区的价值被发现或赋予新的内容，历史似乎被再次创造，其间引发的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探讨是必然的，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是多元的。
1.2.1 城市化和城市扩张的影响
截止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3%，我过正在进入一个成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而随着城市中人口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城市面积、高度、密度的不断扩张，这些因素必然威胁到传统街区的生存，传统街区在这种城市变迁中也经受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冲击。如，我国历史文化名称昆明的中心地带的历史老街――文明街，正逐步面临着城市化的侵蚀，惜日完整的片区，今日已经成为不到100米只剩下两层表皮的残缺老街了。
1.2.2 经济结构的调整
我国正处在经济高度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使用由“无偿”变为“有偿”。这样，受级差地租影响，城市中心区地价高于周边地区。而传统街区的区位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心，其现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很不经济，它们中隐藏有较高的土地升值空间和房地产开发潜力。在当今地产开发如火如荼的时候，传统街区的保护面临经济上和利益上的双重压力。如上海外滩传统街区的更新，依据其极为优秀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改造后吸引了大量的世界级品牌，提升了该地段土地的经济价值。
1.2.3 当代人价值取向和个性的转变
当代社会个体特性得以充分发展，现代人强调个性的表达，现代人的特征之一就是以时尚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去表达自己，他们往往把不同风格、不同材质的元素随意的组合在自己身上去表达个性，而不是传统地、刻板地拿统一性来表达自己的身份。现代人的表达方式不再是传统的，表达意义也不是单一的，这也导致了现代城市的拼贴化特征。如今一些更新较成功的传统街区，单从功能上看，已经不单单是商业和小餐饮的店铺了，一些艺术性的、时尚性的元素已经加入其中，各种时尚中心、创作工作室、视觉展览观和高档文化餐厅已经出现或拼帖在我们的传统街区中了，再加上新材料和新技术在保护和更新工作中的使用等等，这就为传统街区的更新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评价体系。上海的新天地就是在这一新标准和评价体系中诞生的非常成功的老街更新案例。
1.3 传统街区在“当代”社会体系中的角色与现状
1.3.1 风光的主角与乐观的现状
我国目前有一些处于乐观状态的传统街区。它们大多成为城市的主角，由于开发和更新的较好，
正处与良性的循环状态。如上海的一些历史街区被改造成高档宾馆或具有娱乐休闲功能的花园洋房区，又如上海新天地、北京后海等传统老街再开发后仍然体现出浓郁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些老街因为如上因素，被成功的保护了下来，而且还成为城市经济、文化、旅游等等城市活动的核心点。
1.3.2 尴尬的配角与悲观的现状
许多很优秀的历史街区，由于经济的衰落，没有得到较适宜的周转资金的投入，也就得不到教好的维护，用地环境日益恶化，其历史文化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反过来，某些历史街区却过度地投入、修复与复原，“真文物，真历史”被消灭，“假文物，假历史”反而被生成。
1.3.3 当代人批判性的思考
对于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我们往往过于理想化。但当我们深究的话就会发现，有些目标本身就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大众，设计师和政府都希望把一些传统街区保护下来，也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有些老街正在走向逐渐的消亡命运，为什么好的出发点却带来了不理想的结果呢？为什么这些老街还是保不住呢？我们对于传统街区都在提倡保护与更新，可是那些环境差，居住条件不好，而且区位有不好的传统老街还需要我们保护吗？是放弃还是保护？大众还期望去留住这样的老街吗？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的人对于老街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期望值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都是在当代“情节”下不断涌现出来的，而且这些问题还会进一步的变异和升级。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去不断的考虑这些问题，解决这些矛盾。
2、从当代价值观念看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2.1 生活价值
传统街区内蕴涵着人类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把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对环境的需求作为保护和更新的基本要求，以隐藏在传统街区中的传统生活方式为载体。并且以简单的、清晰的设计手法去表现现代社会的生活价值观，用易于理解的甚至是可逆的处理方法去表达对历史的尊重，实现当代人的生活归属感和历史认同感。
2.2 历史价值
传统街区是人类建筑活动的产物，它承载着不仅仅是建筑本身（体现艺术、技术），而且还包含着反映人们生活方式等众多内容的历史信息。一处历史街区就是一处文化遗址，它较为浓缩而又真实地承载着一定历史时期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建筑艺术、城市面貌、居民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信息，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和城市传统风貌的“标本”。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3 社会价值
传统街区是包含深层历史进程的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其价值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其社会价值在于，它是一群普通人生活记录的一部分，它提供了重要的身份认同。不仅如此，传统街区蕴涵着不可再生的文化信息资源，它是城市环境、城市品位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传统街区本身能衍生出难以估计的社会、文化、环境效益。
2.4 科学技术价值
传统街区的科学技术价值在于，它们是往往利用地方材料和低技术。我们要发掘地方材料，关注低技术，希望借助传统手段谋求当代建筑学的发展。地方材料和地方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回应了地域环境与地域文化，低技术策略则提升了建筑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5 美学价值
传统街区的建筑、设计或规划往往是集中了公众参与设计的精华，大到整体街区的空间效果，小到每一个建筑构件的处理和装饰，这些都是很有品质的，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可以为现代规划与建筑设计所借鉴和发扬。有的街区的更新甚至采取了传统与现代并存和传统与现代冲突的美学效果，是人们的情感和对于美的感受游走与时空之间。
3、从当代文化观念看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3.1 文化的再生性
传统街区地段要整体的保护与更新，建构整个传统街区的空间形式、建筑形式和景观形式。在这样一个整体中，构成了社会文明的记忆作为文化的再生。这种文化的再生性、传统街区的后续开发与利用，挖掘了新的社会需要，传统街区被赋予新的文化功能。从而构筑出当代独特的文化生活景观。
3.2 文化的功能性
传统街区往往是由普通人自发建造的，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时间轮回，当代的普通大众在现代社会中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发言权，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前更高了。因此，作为公众记忆的重要部分，那些涉及放映他们历史发展的老街和老建筑往往回更多的得到认可，文化的功能性既在与此。
3.3 文化的价值性
传统街区是全民共享的资源，它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信息。我们要再现历史的叠痕与变迁，让古迹既忠实承载历史信息，有适度创新，带来新的场所感。在当今的消费社会里，任何事物都可以变成消费对象，包括历史。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为依托，来挖掘和放大当代文化价值，实现当代文化的价值性。
4、传统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可持续”策略与“当代”方法
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或是建构，或是拼贴，或是织补，或是重构。我们都要以当代“情节”为背景，以分析当代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为依据，产生和到处我们一种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策略与方法。
4.1 政府的角度
政府相关部门要创新编制模式，强调整体保护，细化控制指标。相关政策和法规要突出保护要求（如保护要素的认定，保护对象的分类，历史风貌街道与空间的保护等）。建筑尺度适宜且密度适中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一大特点，核心保护区要坚持“原拆原建”即严格保持现有建筑总量，并严格控制风貌区内新建筑的高度。要倡导整体意义的保护与更新，重要建筑物所在整体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完整历史街区的保护。除建筑物外，道路和街巷格局、街道尺度、街廓景城市空间肌地块尺度与形状、绿化环境、墙面装饰、地面铺典型材料和色彩等等，都是保护的要素。
4.2 设计师的角度
传统街区的再利用与更新的基础是保护，因此在传统街区进行更新时回在空间利用中存在许多限制性的边界条件，对这些评判条件的评判是建筑师在进行保护与更新设计的基础。这种评判包含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建筑师对传统街区建筑本身的认识，另一条是建筑师个人因素的介入。建筑师强烈的主观因素往往演绎成为对历史建筑进行再利用设计的概念。
4.3 从民间改造与公众参与的角度
民间改造面广量大，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和城市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保护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使得政府重新审视传统街区的价值使更多优秀的历史老街和历史建筑被列入保护范围，避免了一些历史建筑被夷为平地的命运。而这种从点到点的民间自发改造利用以其多样化差异性丰富了城市遗产的内涵和历史文化的底蕴。最后，公众参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对现行体制提出的一种挑战。
5、结语
一条街道的兴衰史，往往也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缩影。就像意大利建筑阿尔多・罗西指出的：“历史片区是集体记忆的场所”，它像海绵一样，不断汲取着发生在其中的事件和情感，并将其包含进过往的记忆以及潜在的有关未来的记忆中去。任何城市都有其生命周期，都经历着诞生、发育、成熟、老化、改造、更新等循环往复的过程。特别是老的街区，一般而言，在发展变革时代总是要衰落的，恢复历史街区、修葺历史建筑，保留下一些城市片段可以很好地保护城市历史遗产，传承和延续城市历史、商业文化，延续城市的建筑文化历史文脉，赋予了它们新的使用功能和文化内涵以及时代气息。
对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问题的分析是多角度的，从当代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分析应该是最基础的。我们的观点、方法和策略也应该是动态的、可持续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和期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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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 蒙古族； 传统文化； 基本精神； 管理； 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1-0102-04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草原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扬四海，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草原人民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草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探讨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赖以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中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民族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
（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了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对于古代蒙古族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民间文学，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族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著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为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族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通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族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族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族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入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族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主要途径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虽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不会自然而然地化入蒙古民族性格的结构之中，它需要借助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途径对蒙古民族性格施加影响和作用。
一是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民族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原则、生活信条的形成依赖于民族成员的相互感染、相互模仿以及相互强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权威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协调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政治集团的利益，故一些明智的蒙古族统治者大力倡导其基本精神，主要方式有二：其一是亲自钻研，力求把握思想精髓，以之治国安邦；其二是通过行政手段，颁布法典，要求广大臣民学习。忽必烈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前者是对蒙古族传统的“长生天”观念的一种继承，后者则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他的施政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痕迹，也体现了蒙古族传统的务实精神，这样“实惠”的“仁政”确实能起到“拯民”的作用。
二是家庭内部的言传身教。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少，与外界接触少，人们长期生活在父母身旁和血缘家庭中，故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人格社会化过程基本上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家庭教育在中国人的人格形成过程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长辈对于晚辈的言传身教往往会成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影响孩子的一生。草原蒙古族也不例外，他们根据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风俗习惯来判断子女的行为，将开拓进取、英雄乐观、自由开放、崇信重义、务实实用等等已被自己内化了的道德经验、道德信念灌输给子女，并以自己生存发展或挫折失败等经验教训强化着教育效果，促使下一代接受这些理解或尚不理解的行为准则。
三是宗教的传播广布。宗教是古代草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蒙古族继承和发扬草原先民信奉的萨满教的宗教传统，萨满教是蒙古族古代思想的宝库，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前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对于蒙古草原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草原传统文化的生态特征和艺术特征，正是在这些宗教化的观念和实践的结合点上产生和日趋完善的。从阿勒坦汗时期开始，黄教流派（俗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逐渐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长达300多年，萨满教受到排挤和清理，失去了正统宗教地位，下降为一种民间的习俗文化。但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地区的佛教有意保持了极大的包容性，吸收了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很多习俗文化，并且主动配合政治统治，继续保持了汗权高于教权的蒙古社会传统。“长生天”观念，以及由此引出的“天父地母”、“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之类的哲学思想，是成吉思汗、阿勒坦汗等蒙古族政治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创建蒙古帝国的思想基础。
四是文艺作品的熏染。蒙古族古典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深深植根于草原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是草原传统文化形象而具体的表现，无论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是英雄史诗等，处处传递出激荡浪漫的风格，我们在其中一般很难看到人与自然的对立情绪，反倒不时地体会到人对自然的祈盼和敬畏之意，而这正是草原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16世纪以后随着文人阶层的逐步形成，文人文学开始与民间文学并列，往往采用将文学与历史融为一体的创作形式，无论是从作品的内容，还是从作品的价值来看，对历史的“真实”记录都大于文学的自由发挥。由此我们认为，以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民间文学的史诗化，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人文学的历史化，是蒙古族文学的最基本特征。文学形式较之理念说教更能动人心弦，在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地溶入人们的心理性格中。
五是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喇嘛教哲学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最终导致了蒙古族传统哲学体系的形成，虽然这一体系还没有完全挣脱宗教神学的外壳，但佛教化的哲学思想的确立毕竟成为蒙古族传统思想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些知名人物的注解阐释，让人们树立起有关宇宙问题的哲学观念。比如固什・却尔济在《本义必用经》中认为物质世界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原子组成的，宇宙的最初元素为土、水、火、气等等。再如，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从物质世界和生灵世界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点出发，对宇宙的形成做了概括描述，并认为宇宙形成的基础是三种主要物质――气、水、土，而虚空则是世界形成的场所。由于十方之气剧烈运动，虚空中形成坚不可摧的气坛。而后由于气动发热，生成大方，大方生大雨，形成大海，谓之水坛。最后水面生灰尘，如奶上油脂，灰尘微粒集聚，形成土坛，是为“金宇”。在喇嘛教思想启迪下，蒙古族已开始思考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用当今的科学哲学来衡量，有它不完全正确的一面，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民族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同时也赋予草原文化深邃的哲学内涵。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我们知道，所谓“互动”，乃是指事物之间、人际之间通过各种方式接近、接触发生信息传播、交流而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过程。通过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和主要途径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原本就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动态发展系统。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蒙古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蒙古族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草原蒙古先民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性格，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直接源泉。作为理论形态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对于蒙古民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思想倾向、生活准则、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自然成为本民族成员实践活动及其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
第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陶冶着蒙古民族性格。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对于草原先民历史经验和民众的观念行为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其超凡的智慧吸引着本民族成员，指导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行为、认知水平和处世能力，进而在全民族的心灵中凝结积淀，融入蒙古民族的心理性格之中，对于民族性格起着重要的陶冶作用。人们常用“歌唱的民族”、“舞蹈的民族”、“在节日中生活的民族”来描述草原蒙古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这就说明他们一直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相当符合生态的要求，在精神层面上也是相当富有的，是并不缺乏生态美的。尽管就物质层面而言，由于历史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他们的生态美是有所欠缺的，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人类的存在，不仅仅是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也不仅是体现在生理性、物质性的生命力上，而且还体现在精神力量上面，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的精神生命比起物质生命更为重要，人的精神生命的存在状态更应该引起关注。
第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熔铸着蒙古民族人格。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价值受到人们的认可和喜好，当人们对其基本精神进行认同并将其内化之后，又会在实践活动中对已有的观念、经验和认识进行总结、完善、升华，进一步丰富、传播和发展着蒙古族传统文化，为其提供着动力和新鲜血液；同时，豪迈刚健、自强不息、自由开放、务实守诚等等方面的气质和品格，又通过多种渠道熔铸着蒙古民族相应的人格。事实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就其实质来讲都是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的；而对于当今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乃至培养创新型人才，造就健全的人格，蒙古族的自由精神同样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互动关系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通过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简单地说，有利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弘扬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在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升信心、振奋精神，而以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源泉。二是有利于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蒙古族自由乐观的民族性格，美学意义上的生命追求，特别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与追求富饶、美丽而宜人的生态环境紧密结合的美好理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营造和谐普惠的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三是有利于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指出：“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学习掌握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游牧文明特别是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误解与曲解，帮助人们有意识地系统了解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风俗习惯，正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心理素质的特殊性，进而关心、关注和支持民族工作，积极投身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此外，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对于现代经济学理念的现实意义等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蒙古族文化对政府管理牧区的价值
（一）有利于政府在蒙古族文化土壤基础上制定相关制度。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给文化定义时，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作人的生命。河流是自然的、生物的、先天的，公路是文化的、社会的、教育的、后天的。作为文化的公路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生物生命中不存在，后来沿着河流模糊起来、充实起来、精致起来、发达起来。而这个后天由人创造的公路就是文化。库利运用了形象的比喻，使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变得非常容易。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上说，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无论是库利的比喻，还是泰勒的解释，都表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交流及社会传递，通过特定的途径，被社会成员共同获得。这种获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径，其实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认同和学习时才是有意义的，而被认同和学习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在此，制度文化就将文化与制度统一起来了。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
有些制度规范是植根在一定文化土壤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些制度规范离开了其相应的文化土壤，就很难有效了。因此，我们在用制度引进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时一定要考虑相应的制约因素。正因为此，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好好研究以适合这些地区的实际。
（二）有利于政府在决策上进一步考虑保护蒙古族文化。关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是许多人所熟知的游牧文化，草原生态环境则是这种文化产生并延续的基础之一。游牧文化是蒙古族及其先民针对草原的实践才得以产生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游牧文化是蒙古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产物，这也恰恰证明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适应是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特质在某种生态环境中得以存在、延续的前提，失去这个前提，那么这种文化也就到了消亡的边缘。从这个层次上说，“适者生存”对于文化也同样有道理。在草原生态的环境背景下，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不仅符合草原生态的自然规律，而且还保证了民族自身的繁衍和发展。这一点从蒙古族传统文化上都十分强烈地体现着，其突出的表现即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一种深沉的关怀。政府在懂得蒙古族文化的重要性后，在决策上才能考虑对这种文化的保护。比如牧区生态移民，不仅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必然要求，而且关系到生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必然会导致文化的消失，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会消失。生态移民既是经济行为，又包含文化意义，政府在实施生态移民政策时，应从生态环境、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移民通婚等方面进行规划。同时，要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象。在生态移民过程中，要注意“人”对环境的影响，适应与抉择的关系，要把游牧民族中的“草原学”看成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来加以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对生态移民应从移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各个方面来理解，要充分认识移民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文化成本、环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
（三）有利于政府在政策上对传承发展蒙古族文化给予扶持。蒙古族的优良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政府管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蒙古族有着诚信为本的优良道德风尚和善良、真诚、豪爽的性格特征。蒙古族的信条是守信用，严忌欺骗他人。例如，历史上的扎木合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人，因此，他遭到各部落的敌意，最后受到冷落，并被其它部落歼灭。如果能把这种守信用的传统用到商业企业管理中，将会收到良好的效益。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商人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首先应从守信用做起。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骄傲，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军事家。他的管理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应该是当时蒙古族文化的结晶。历史创造英雄，没有当时蒙古族鼎盛的文化环境，就不可能造就出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的管理思想。成吉思汗能够把散落的蒙古部落统一起来并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离不开他的用人思想和军事思想。成吉思汗非常重视人才，高度信任他的部下，给他们以更大的发挥空间。成吉思汗对部下的能力了如指掌，知人善任，即使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战败或犯错误的时候，更多的是鼓励他们重新站起来，从而激起部下的归属感、责任感和积极性。现代管理者应学习他的用人思想，应树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理念，给员工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J].2008（3）.
[2] 青海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M].民族出版社，2009.
文化价值观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深受文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其实，不同民族文化产生的文化价值观也不尽相同，即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深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它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继承。另外，在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传播下，文化环境所处的时代性也深深影响文化价值观，它主要批判、吸收、改造和发展传统文化及外来文化。因此，为了消除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冲突，使其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调适问题。
一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现状
1重视个人价值、权利和利益
尽管人们的物质化文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漏洞百出，他们缺乏自我认识，缺乏对社会的理解。新时代下，大学生往往趋于独立化和个体化，大部分学生崇尚于寻找自我，偏执或走极端现象接连不断。这些学生忽视了社会和他人的价值评价，过分强调自我感受和需求，通常只考虑个人价值、利益和发展，而忽略他人价值及社会利益，即社会责任感急剧下降。当然，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所以，我们必须及时引导和教育，以便纠正这种不良文化价值观。
2形成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格局
当前社会，各种风气盛行，中国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失去了昔日的稳定，绝对一元的文化价值观已经消失了，大学生在价值评价标准与选择上更加趋向于多元化特征。进一步讲，承认大学生价值评价标准，以及价值选择的多元化，这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的集中体现。但是，现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决不能完全提倡，由于某些多元文化价值观也会让社会生活无序，甚至暗含生活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格局，引导大学生走正确之路。
3思想观念由保守向现代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非常明显，最突出表现在“重金钱，轻道德”方面。现代社会，大多人极趋向于金钱观念和实利意识，金钱主义盛行，而泛道德主义和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绝对价值尺度受到极大冲击。与此同时，竞争、进取、效率、富裕等文化价值观却得到充分肯定，比如：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等现象越来越普及；与世无争的思想意识在大学校园内渐渐淡化；依法治国和依法行事观念渐渐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以言代法和以权代法”的落后思想；大学生开始关心社会和世界，充满了积极参与的热情，轻视一切“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腐朽思想等等。
二新媒体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1政治意识淡薄
在全球化经济的迅速发展的时代里，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国也不例外，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活跃，各种各样的思想潮流聚集在一起，万事万物似乎都围绕着社会新思潮运转。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高等院校出现了前所未所的革新态势，特别是大学生文化价值产生了巨大变化，主要由于多媒体教学的深入，网络化一举成为高校的新型教学模式，而网络所带来的社会文化也渗入到高校，从而淡化了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政治信仰及意识形态。在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明显表现为生活冷漠，态度消极，政治意识淡薄，缺乏精神信仰。
2民族意识纠结
新媒体视域下，外来文化大肆向我国文化市场进军，而这些外来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奢好。在高等院校，大学生都热衷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各种影片、服饰等，形式上看是商品，但也属于文化载体，传播着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它以一种“商品化”形式图谋文化霸权。对于中国80后和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这群青年愿意为祖国贡献力量而倍感光荣，却又无法抵制外来文化的诱惑，崇尚外来文化，将“外来文化”作为最流行的一种时尚元素，从而陷入民族意识纠结的情形之下。从二者权衡来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选择代表价值取向，主宰着我国文化发展的生命力。
3价值取向模糊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自我意识也渐渐觉醒，网络的普及丰富了他们的个性世界，同时也埋下了西方利己主义思想的种子。毫无疑问，现代大学生开始注重个人价值、权利和利益，确实有利于大学生独立意识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但是一部分高校学生却忽视了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他们过分崇尚自我价值的实现，强调西方文化的个性张扬。尽管有的大学生也能认识到社会和集体对于个人生存与发展起的重要性，但他们集体和国家对个人的尊重与满足，从而淡化社会责任感，缺少集体协作观念和服务奉献精神。也就是说，在新媒体视域下，部分大学生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失衡现象，其文化价值观发生冲突，有着极强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形成了价值取向模糊的不良现象。
三现代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冲突的原因
1全球化与网络的双重影响
现阶段，受全球化与网络的双重影响，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盛极一时，文化全球化也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所谓全球化，指的是地域、国家和民族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的整个过程，经济发展和信息科学技术推动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使其向内在化和深层次方向发展。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后，人们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深受影响，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起到空前的影响。在网络普及应用的今天，网络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双重影响下，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讲，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和文化价值观都将发生冲突与碰撞，并且愈来愈频繁。
【关键词】数字艺术教育 文化 价值
科学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使数字艺术成为信息时代背景下最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成为引领当代艺术教育领域发展的主力军。当前，高校数字艺术教育专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传统文化艺术和数字艺术和谐共荣的生态发展局面，夯实学生的文化底蕴，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升高校数字艺术教育的文化软实力，彰显其魅力。
一、信息时代背景下高校数字艺术教育的文化价值
（一）高校数字艺术教育对文化发展的正向价值
1.数字艺术颠覆了传统的审美标准
事实上，由于数字艺术作品特有的审美的分时性、复制的无差别性、交互的便捷性、创作的开放性等特点，带给学生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的同时，也彻底变革了学生对传统艺术审美的标准，导致了学生审美意识的深刻变革，给学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带来深远的影响。数字艺术作品的发展超越了传统的审美概念，传统艺术作品的独创性、唯一性与真实性，都将被重新定位和思考，数字艺术作品已然成为一种先进理念、一种前卫精神的象征。
2.数字艺术开辟了全新的文化传播途径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艺术的兴起，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保存发生质的改变。普通大众从事艺术创作变得“易如反掌”，创作者只需发挥想象，运用电脑，通过简单的拼贴复制或局部修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色彩、构图和造型都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品。自由、开放的表达和宣泄被推崇，释放自我，追求个性占据文化发展的主流，学生的创作热情、表现欲望得到空前的释放。
3.数字技术为艺术开辟了全新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
数字技术的虚拟性为艺术作品实现空间与时间的跳跃，为艺术家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挖掘了艺术创作者创意的潜能，实现了艺术创作在手法和思维上的变革。其特殊之处在于使一切艺术创作都虚拟化了，却提供了一个如身临其境的真实世界体验，其将人们的双手从繁重、缓慢的艺术创作周期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高艺术作品的表现力和创作效率，缩短了构思和成品的周期。
（二）高校数字艺术教育对文化发展的消解作用
艺术的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其为学生的艺术创作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布下了形形的文化陷阱。
以往的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追求的是经典和永恒，往往对作品精雕细琢，为了完成一件旷世作品，创作周期达到几个月、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而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艺术领域后，客观上造成了艺术创作周期是短暂而劣质的，铺天盖地的“快餐式”作品充斥着我们的眼球，人们陷入了疯狂追求速度和数量而忽略艺术品质的怪圈中。
而主观上，学生易浮躁，追求捷径，对作品特有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不能准确驾驭，没有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自身的艺术能力没有得到释放和发挥，使作品的精神内涵和表现形式很难与观赏者产生心灵的共鸣。还有一些作品过分地追求数字技术，热衷于种种特效，过多地追求新奇效应，仅仅停留在外在的艺术形式，忽视了作品深意的赋予，缺乏人文张力，使其走向了一个极端的反向。同时，还引发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问题，如艺术道德的开放性缺失、艺术人格的自由性失度、艺术文化的传统性断裂、艺术形式的怪异性恶搞、艺术规范的随意性扭曲等都使学生开始对社会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文化冲击。①使学生在感受数字艺术的新优势之时，也在不断承受着它所带来的令人疑惑的文化冲击甚至是心理伤害，对文化发展起到了反向的消解作用，抑制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二、高校数字艺术教育文化价值实践研究
高校数字艺术教育专业发展要想在绿色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得以提升和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蕴含的文化脉络和体系中。如果没有文化背景的深层次支持，任何学科发展和教育革新都将是缺乏文化底蕴的短视行为。因此，务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辞，维持文化发展的生态平衡，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使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艺术，服务于大众，服务于学生。
（一）促进数字艺术与传统文化艺术的和谐发展
由于数字艺术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不像传统艺术那样拥有明确的风格、体系、特点和艺术内涵。所以数字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和艺术水准，难以与传统形态的艺术作品比肩，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机械复制的艺术导致传统艺术韵味的散失，缺乏强烈的个性和艺术内涵；失去存在的物质本原和现实依托，艺术在过度虚拟幻想中迷失了创作方向；艺术娱乐功能泛化等等。②
如何将传统文化艺术与数字艺术教育模式接轨，实现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有机传承，也是艺术教育工作者在实际的教学中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与核心。因此，在数字艺术发展过程中，必须延伸传统艺术的历史脉络，打造多民族、多学科、多知识层面融合的数字艺术作品，以满足学生人文关怀和文化意识的需要，提炼出有数字化时代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审美风尚。在数字艺术作品创造过程中，要以民族传统艺术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为平台，与数字艺术的创意、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并被多元世界文化所认可的艺术形式，将濒临断裂的文化链条重新连接，努力建设传统艺术与数字艺术和谐共荣的艺术生态发展新格局。
（二）注重学生文化底蕴的积淀和文化修养的夯实
中华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数字艺术教育提供了重要源泉。因此，要引导学生尊重历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梳理，深入发掘其永恒的内在价值，同时注重以虚静空明的心境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抛开现实中的各种功利计较，消除内心的各种思虑和纷扰，逐步将所修所学积淀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现人格境界的重塑。
具体可通过史论课和鉴赏课，使学生全面了解中国艺术的发展历史，熟悉各个时期的经典艺术作品，进而深入认识历代杰出艺术家所涵具的深厚文化底蕴和高尚人格境界。③特别是对传统人文思想、经典艺术论著、典型符号图案等，从“科学――艺术”角度对其进行全新的学习和诠释，在潜移默化中修得的文化底蕴必然赋予数字艺术教育新的爆发力和创造力。使学生逐渐形成自身特有的艺术风格，以数字技术为辅助手段，结合展览、交流、社会实践、参赛等方式实现对传统艺术的学习，创作出真正的艺术精品。
（三）构建学生科学合理的文化价值观，使其具有文化批判意识
数字技术的介入，势必影响学生对主流文化艺术价值的思考和定位。学生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群体，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与“时尚”“前沿”的外来文化，这些多元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势必对学生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产生一定冲击和影响。不加选择地吸收会导致部分学生人文精神匮乏，艺术价值取向扭曲，还有极个别学生把一些庸俗、恶搞的艺术作品视为新潮 ，或盲目嫁接，或潜心模仿。这种不加批判、鉴别地接受往往制约了学生自身艺术能力的提高，也与全社会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念背道而驰。
高校艺术教育中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促进整个社会与个人全面协调发展。要突出文化批判意识，具备辨别文化优劣的能力，在各种外来文化面前懂得选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④社会、学校以及教师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提高学生文化鉴别力和判断力，在各个环节、通过各种途径教育、教导学生自觉抵制消极文化，拒斥文化糟粕，加强文化价值观选择能力意识，净化文化环境，提高学生的“文化免疫力”。通过文化素养的提高，通过文化价值观念辨别能力的提高，促进专业教学，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面对这样的现实，数字艺术教育的任务异常艰巨，在进行主流价值观引导的同时，如何教育学生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价值观和具有文化批判意识已经成为数字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⑤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4B050；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培育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XP2012-12）。
注释：
①卢新亮.数字媒体艺术的文化塑造与价值实现[D].曲阜师范大学，2010.
②卢昕昕.论数字技术对当代艺术的影响[D].福建师范大学，2007.
③晏莹.传统文化精神熔铸下的艺术教育[J].中国成人教育，2010（16）.
④张宝生.艺术教育的文化诉求与文化选择[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