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5 17:14:0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这些现象和心态，并非理。必须尽快走出对“稳增长”的认识误区，并在操作层面对政绩考核机制做相应调整，以腾出更多空间进行调结构和深化改革。
认识误区在于，“稳增长一定有个具体的目标”，如保8%或保9%。事实上，这种缺乏弹性的目标容易产生至少三方面的负面效果：
一是每次经济增长下滑时，地方政府都希望拿到“稳增长”的尚方宝剑，这样上项目的各种限制放松，许多不好的项目如环评过不了，或有明显争论的项目都是借稳增长之力而“逆流而上”，最终导致不顾后果的扩张。追求短期利益，与长期的调结构转方式产生巨大冲突。中央长期倡导的调结构转方式的战略目标就有被拖延乃至落空之虞。
二是，在实现预设的“稳增长”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代价考量问题。一般的结果是：保住了增长，但代价过于高昂，并产生许多负面效应。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能低于8%，或测算出长期有9%以上的增长潜力，所以要“确保”。这样的论断偏于主观。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提出“保8”，那时中国GDP规模还较小，亚洲金融危机也仅是一种区域性危机，提“保8”还可以接受。
如今，情况完全改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或一个较长期的低迷之中，中国GDP基数也增大了数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在减弱、新的竞争力还未形成。这种情况下再提“保8”是否有可能、有必要深入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增长目标与代价之间取得平衡。
三是，过于确定的稳增长目标，容易成为各种崩溃论、反宏观调控论的“由头”。中国GDP就不能低于8%吗？低于8%就会崩盘吗？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增长10%，在另一些时期也可能增长7%，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保持8%以上或10%左右的水平。在规模已经很大、外部环境明显恶化、自身结构性矛盾凸显的情况下，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合理的选择，也是降低风险、保安全的选择。
继续保持高增长目标风险较大，甚至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房价不能跌、增长不能低，低了中国社会就不能承受，这或多或少是一种带“挟持性”味道的说法，甚至可能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继续保持利益不受侵害的说辞。
走出认识误区之后，可将稳增长目标确定为一个区间，如6%至9%，9%以上的增长代价过大，要主动加以调控，使其降下来；而6%以下的增长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放慢是一种内在趋势，也是结构调整的一种内在要求。增长在6%?9%之间是可以接受的，不能说低于8%就不好，高于8%就是好，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弹性目标，而不是刚性目标；是长期目标，不是短期目标。
在操作层面，为了让地方政府更好地配合“稳增长调结构”，在“十二五”以后的较长时间内，衡量经济发展好坏的指标应做较大调整，最终形成新的政绩激励机制。
未来的发展要看两个速度，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速度。总体来讲，要适当淡化增长速度，同时，明显强化用结构调整速度来评估经济增长的好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但结构调整速度加快了，这样的增长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相反，经济增长率较高但结构调整速度极慢或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然较低，这样的高增长不必强行维持。
强化调结构，用结构调整的速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这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讲，尤其重要。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未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消费、靠服务业、靠产业升级及创新驱动，这些新驱动力用增长率指标衡量将是明显偏慢的，但效益和效率却可能是较高的，因为附加值更高、创造增加的机会更多。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方式；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年均增长率为近百分之十。就经济总量而言，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比如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不高、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各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浪费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这些现象归根到底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同时我们要明确，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因此，如何恰当界定经济增长质量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
经济增长质量，说到底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显然，不同的学者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总体上讲，学术界一般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探讨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从狭义角度来说，就是指经济增长速度效果和经济增长的效率，是一种优劣性问题，而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从广义角度来讲，各个学者尽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看法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但仍旧有不少分歧。如刘树成（2007）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是指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发展态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马建新、申世军（2007）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和社会效益以及环境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钞小静和惠康（2011）进一步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概括为：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等四个方面。
三、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测量经济增长质量，学术界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法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一般来说，采用狭义经济增长质量定义的学者大多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而采用广义经济质量定义的研究者往往使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具体包括代数指数法、索洛剩余法、隐性变量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五种方法。其中数据包络分析法具有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作先验设定，不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等优点，在实际应用中较多采用。然而全要素生产率法在测量经济增长质量时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郑玉歆（200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生产要素即期的经济结果，没有考虑要素的长期性，其测算难以避免投入和产出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并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目前主要有熵值法、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等四种方法。其中相对指数法没有考虑各分项指标之间也许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熵值法未能较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它们均有各自内在的缺陷，而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两者都是依据数据本身的特点而非人为的主观判断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设定权重的主观性（钞小静、任保平，2011）。
上文简要叙述了理论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和测试方法，接下来对从不同角度实证分析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进行综述。
四、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质量：
江小涓（2002）认为外资既可以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也可以提升存量资产的质量，进而能够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汪春、傅元海（2009）运用统计分析和协整分析都说明FDI 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并且通过实证分析表明FDI 主要是通过直接方式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此外，FDI 的正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五、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
刘亚建（2002）阐述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生产力因素, 认为科技竞争力对于经济增长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和教育投入，积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刘海英等（2004）在借鉴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的经典理论基础上, 对人力资本均化指标进行了量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人力资本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与反映各地区平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指标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进一步表明将受教育的机会更多地提供给具有更低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
六、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质量：
从理论上来说，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都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可以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也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地提高人民整体的福利水平，这也就自然而然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妙小静、任保平（2012）利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杨斐、任保平（2011）利用改革开放后二十一年内的样本数据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为基础，从碳排放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是寻求减排与保持经济增长的平衡路径。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质量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着三次曲线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倒U型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对于减排措施需要持谨慎的态度，只有通过充分验证，才能够实现在减排目标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七、小结：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加大，这是可喜之事，因为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科学评价必须建立在怎样恰当地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当然，我们既不要盲目缩小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更不能任意扩大其内涵和外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阴云仍未散去的国际大背景下，在我国经济增长率最近几个月跌破百分之八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发展战略思路要进一步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型, 战略目标要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党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模式不仅寻求的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平衡与稳定和经济增长结果的合理分享，更多地还包括了经济增长的成本代价这一因素。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目标下，我们既要更加合理地利用外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要关注环境，关注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1]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
[2]马建新、申世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初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7
[3]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1
[4]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再认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
[5]江小娟，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02
[6]汪春、傅元海，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湖南商学院学报，2009
[7]刘亚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思想战线，2002
[8]刘海英等，人力资本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研究，管理世界，2004
[9]钞小静等，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环境保护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环境问题的根源。引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如技术落后、地方保护主义、环保法制与体制不得力……但归根究底是发展观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在发展问题上，我们一直在思想上存有误区，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四个片面”：一是片面认识“发展”。狭义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出现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诸多问题；二是片面对待“发展”。一些开发和建设活动不尊重客观规律，甚至违背自然准则，不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对自然界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造成难以弥补的环境后果；三是片面追求“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推动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在制定重要的规划、开发计划时，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许多环境问题的防治主要依赖于末端，大大提高了防治成本；四是片面评价“发展”。政绩考核偏重经济增长、忽视全面发展，偏重短期效果、忽视长远利益，未能把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行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创造了GDP年均增长9.8%的奇迹，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高速损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全国高利税企业，排在前面的全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现在世界环境问题非常突出，中国不能再模仿发达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发达国家要紧张得多，发达国家可以在人均8，000～10，000美元的时候改善环境，而我们却要在人均3，000美元时就面临生态的严重压力，我们那微薄的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促进发展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他们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努力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环境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既有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也不利于人们保持良好舒畅的心情，不利于生产的进行。另外，污染治理和资源短缺不但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甚至制约一些产业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经济增长不足或增长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贫困地区毁林开荒、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不考虑资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态服务价值，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
第三，发展经济要有可持续性。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当代人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展的需要，给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第四，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和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保护环境就难以奏效。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才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特点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实现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大力推进循环经济，要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以生态链为纽带统筹规划，建立循环型社会。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发展问题，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必须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增长模式；增长质量；环境问题；发展代价
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近年来，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屡见报端，受到了人们的日益关注。这从一方面反映出了经济增长是有代价的，而环境的破坏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之一。人们注意到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城市人口密集、生活质量下降等严重问题也随之伴随而来。E.J.Mishan于1967年的《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从人的需求及社会幸福的角度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增加，但它同时使人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事物。而人的幸福不仅仅由于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它同样会由于不易度量的“美好事物”如闲暇的时光、清新的空气的损失而减少。Mishan对“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生活水准的提高”的论述进行质疑。Donella H. Meadows等人于1972年发表的《The Limit to Growth》较早的对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环境问题，进行了关注。Meadows认为增长存在着由于地球资源有限性所引起的极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限制增长的速度，实现零增长。
Mishan和Meadows都属于反经济增长学家，都关心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环境所带来的众多负面效果，提出了应限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目前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经济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中国的经济增长
现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和增长模式：在一个后起的已经有了一定工业基础且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拥有成为世界上最大市场的潜力，人口中较高比重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构造了低成本的格局，改革开放在使需求释放、供给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引入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机会。
刘世锦的论述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力低成本和先进生产要素的引入为特点的。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中实现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先决条件。翟立功同样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给予肯定，认为中国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体制变革。改革开放激活了市场需求，释放了供给潜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样刘伟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一文中同样肯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使效率提高成为增长的动力。文章不仅认为改革是形成目前增长模式的原因，同样认为改革是处理目前社会矛盾，使经济增长模式再次进行根本转变的因素。
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增长不一致，属于典型的资本驱动型和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来看，其增长率高，波动性大，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周期。 中国是一个后发的追赶型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驱动而非技术驱动，因而中国经济周期背后的推动力不是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率波动，而是因政策变动造成的对经济系统的冲击和干扰。这种冲击和干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沈利生通过研究增加值率认为中国的增加率在下降，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下降。2002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工业变重，服务业变轻，使得经济增长质量变得更差。文章认为通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利用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提高增加值率，把我国的增加值率进行提升。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不匹配。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和资源驱动，改革开放的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有着较大的影响。
三、中国的环境问题
Lucas认为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研究开发投入、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水平。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技术进步能够改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并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推动经济拉长，并非依靠增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和能源消耗使产出增加。王国印则认为环境问题的人类根源：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自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不断强化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所导致的。科技进步在变迁中分化出A、B、C三种类型。
1、A 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有开发和生产功能而客观上却容易造成环境问题的科技进步。它能为其实施者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又会由于实施不当或实施规模过大而造成环境问题。
2、 B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备环境治理和环境优化功能的科技进步， 属于环境科技进步的范畴。其实施能为社会带来环境效益和远期经济效益， 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C型科技进步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兼有经济功能和环保功能的“绿色”科技进步， 如清洁生产技术 、循环经济技术等等。 它被用于经济活动而不会对环境构成负面影响（ 或对环境影响很小） 但它会通过科技进步的替代效应（ 以 C 型科技进步替代 A 型科技进步） 减轻环境污染。A 型科技进步由于受到特别重视而得到有力的推动和规模化实施； 而B 、C型科技进步则往往不被重视而较少得到推动和实施。其结果是前者在水平、成果数量和实施规模上都占有绝对优势， 而后者则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
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象。由于历史、地理和政策的原因，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技术创新活动和工业化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省市，从而扩大了地区间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反过来，工业生产活动的集聚地区推动了思想和技术知识的交流，进一步提高了集聚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作用于不同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先进省份淘汰下来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内陆迁移也将污染同时转移到了内陆。内陆落后地区面临着比东部发达地区更加严峻的环境问题。
四、政策建议
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和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密切联系的。过去“粗放式 ”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使资源面临紧张和短缺，环境持续退化，经济增长的质量降低。 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避免中国模式落入“增长的极限”。
1、新进企业必须通过环评报告
在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规划时，要把各种产业、各种产品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积极发展低碳经济，严格限制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的发展。
2、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针对中国环境资源短缺、利用率低的现状，将资源节约放在首位 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强化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环境管理力度
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的功能对接起来， 统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相结合，在保持生态环境系统容纳能力的基础上，为生态系统提供最合理的环境支持，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4、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结构性污染
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结构性污染，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利用政策倾斜驱动和政府推动来加速消除结构性矛盾。
【参考文献】
[1] E.J.Misha.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M]. Weidenfeld & Nicholson，1993.
[2] 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rgen Randers William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M]. Universe Books， 1972.
[3] R.E.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n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342， 1988.
[4]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观察与思考[J]. 社会科学辑刊， 2012.02.
[5] 刘世锦. 关于我国增长模式转型的若干问题[J]. 管理世界， 2006. （02）1-9、17.
[6] 刘伟. 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 经济研究， 2006（01）4-10.
[7] 杨智斌，曾先峰.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研究综述[J]. 经济地理， 2010（06）899-905.
[8] 沈利生.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加值率变动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03）126-134、160.
[9] 王国印. 环境问题探源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01）11-17.
[10] 简泽. 技术外部性、工业集聚与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J]. 南方经济，2007.11.37-52.
[11] 翟立功.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J]. 中国社会科学， 1997（04）86-101.
但是,这两类增长理论如果直接被用来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路径,则存在显著的缺陷,它们的前提假设均不能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面临的情况。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充分考虑资本投入异质性的情况,认为充分发展的市场中,资本投入是无差异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年新增投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即社会新增的机器设备都包含着相对于现有资本存量更为先进的技术,物化性技术设备占据全社会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解释的多为发达国家的增长问题,所考虑自主研发为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是自身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往往忽略发展中国家借助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为扩展经济增长理论,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笔者曾构造了一个新古典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中国积极增长路径转换》,刊载于《中国软科学》2009第3期)。其中,市场的活动主体为逐利的厂商,可以选择模仿或者自主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同时也考虑了资本投入的异质性,以中间产品种类的差别体现资本异质性,其中的扩展模型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展开分析,当条件满足时,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当条件不具备时,这些国家就只能陷于模仿陷阱,增长停滞。在发展中国家应以模仿为主的发展阶段,创新型企业无法在竞争中战胜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模仿型企业,因而研发投入并不会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更多的促进作用。而且,由于研发活动还要占用一定的生产资源,可能反而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性。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技术进步主要靠模仿来实现是有效率的,此时研发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甚至会阻碍增长,投资特别是物化了更先进技术的设备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应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技术领先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会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继续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创新开始有利可图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才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此时,设备投资不再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让位于研发活动了。在由以模仿主导的技术进步向以独立自主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转变的过渡阶段中,逐利企业也会发挥主体作用,同时政府干预,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价值对于经济快速实现赶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不同之处在于,笔者的“模仿通向创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进了内生的技术进步;而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推动技术进步的主导形式具有阶段性。
这样,我们得出如下基于理论分析对于中国及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几点判断:
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路径具有内生的演化机制。逐利的微观主体为引导全社会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发生变化,由以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过渡到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实现技术进步的阶段。所以,后发国家要建立起市场环境,特别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种创新精神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2.模仿的先进技术多数物化在机器设备当中,因而对于处在模仿阶段的国家,高投资率是更多引入先进设备,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更快增长的保障。如果国内的储蓄率过低,不足以支撑高投资率,可以借助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弥补国内投资不足。国际经验表明,相对于向国外借款,外国直接投资因无需还本付息,对于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稳妥。但是,当一国技术水平发展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进外资来促进增长的作用,FDI加速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
3.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顺利实现由模仿到创新的转换,有的国家陷于模仿陷阱,经济停滞。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应地也为政策选择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能够得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国家避免经济最终停滞在较低水平的均衡处。此时,需要选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资本使用成本,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提高企业价值,借此摆脱模仿陷阱。
4.对于能够自发实现技术进步形式提升的国家,在本国技术进步处于模仿阶段时,可以通过高估企业价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经济增长过程,缩短该国经济处于模仿阶段的时间。高估企业价值可以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本币贬值得以实现。这样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的增长路径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
5.中国30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处在模仿阶段中,低价工业化的加速效应,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变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消耗殆尽后更为明显。所以,截至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最优增长路径上或在其附近运行。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实现了大幅度的技术进步,而非毫无意义的粗放式增长。
6.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基本处于由模仿向创新的过渡阶段,对外模仿、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下降,而自主研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上升。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必须处理好模仿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的衔接,不同阶段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极为不同。模仿阶段政府可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甚至可以主导经济的发展,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超贬本国汇率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自主创新阶段,政府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小,因为任何违背市场的定价机制从长期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如果厂商和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在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期间,最优状态应该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将生产资源的定价权逐步交还给市场。
7.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绝不是瞬间能够实现的跳跃式过渡,而是渐进式的过渡。起先是整个国家处于模仿阶段,生产中间产品的所有厂商完全向发达国家模仿;随着本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强的厂商开始创新,而大部分厂商仍然处于模仿阶段,此时模仿企业可能会将模仿对象转移为国内的技术领先者,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需求超过领先厂商生产能力时,更为显著;当国内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大部分厂商开始转向研发活动,只有小部分能力极差的厂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术领先者均自主研发来推动技术进步。在过渡阶段中,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与变动,以适应经济增长路径的顺利过渡。这就包括在模仿阶段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被贬低的本国币值的调整。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这种调整应该谨慎对待,否则极易引起整个经济的大幅度震荡。如日元升值过于激烈,相应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体经济陷于停滞达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的获利能力,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限于模仿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当企业进入创新阶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价格也包括被低估的汇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或者是进入由模仿到创新的过渡阶段,那么这种价格重估就是常态,而非短期冲击。要做到两个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业获利能力逐渐下降的事实,二是接受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的事实。
劳动力的价格增添了社会保障性的支出;资金价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复了资本的市场价格,或者,至少是资本价格向其自身的市场价格回归;资源价格和土地出让也不再为招商引资服务,开始体现它们应有的价值;这一切都在压缩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降低宏观上相应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就是经济增速的减缓。
当然,生产要素价格的回归幅度与速度要有优化选择,与所处的技术进步路径的状态(即模仿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相对比重)相适应。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价格回归更要平稳,如果分配给消费的资源过多,就极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会状态,追求过多的社会福利将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对于汇率升值的认识。一般理论研究认为,汇率失衡不论是汇率的高估还是低估,都会使经济付出福利和效率方面的代价。汇率低估会破坏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从国民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超贬汇率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和非贸易部门为出口提供补贴,以汇率低估为代价维持长期的贸易顺差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在本文的模仿――创新阶段论的分析框架下,本币贬值不失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剂良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陷于模仿陷阱之际,更是能够有效地帮助该国脱离困境。当然,一旦该国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离开模仿阶段,本币贬值的这一好处也就随之消失了。继续对本币贬值就会抑制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阻碍了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降低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因而,当一国处在创新阶段,或者是由模仿向创新过渡的阶段时,政府就要下大气力关注汇率的升值问题。
过去的“又快又好”偏重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其中包含着“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理念，但是，在实践中，由于速度和规模似乎更加重要，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这包括，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经济繁荣背后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经济增长的技术知识支撑能力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优化问题等。
当然，不应该简单地看待过去强调经济发展中“快”的“纲领”，也不应该简单地责怪过去在经济发展中对于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这是因为，在一个国民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综合实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环境意识不强、人们渴望解决温饱等问题需要快速膨胀的阶段和条件下，发展速度的快慢就是主要矛盾，在国家建设中就需要集中力量保速度。此外，经济增长速度也是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种机制。例如，在*年之后的一段时期，我国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提出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这无疑是当时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
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外资经济长足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稳步推进。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支撑我国国民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微观基础。这些因素也与我国“高居民储蓄”、“充足的外商投资”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条件一起，共同形成了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和良性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不再是主要矛盾。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公布的信息，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20万亿大关。在经济总量达到如此高度、自主性高速经济增长机制已经形成、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变成了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了。
因此，当前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做到“又好又快”，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前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这里，“好”所体现的“质量”，不仅体现在投入—产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显著提高上，而且应该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等方面上。
然而，知易行难。在对“又好又快”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关键是要找准我国经济发展“快”而不够“好”的症结所在，切实找到根治“快”而不够“好”的良方。
讲症结，首先是发展观念不够科学，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的目标锁定为GDP，忽视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代价问题；其次是增长方式不集约，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痼疾；第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化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第四是管理水平不高，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都存在管理手段落后和管理粗放的问题，各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屡见不鲜。
因此，必须对症下药，切实寻找根治上述症结的“良药”。
首先，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坚持“六个必须”，抓好“四个着力”。即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同时，着力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
其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领导干部政绩评价机制，用“又好又快”的指挥棒，引导各级政府行为，加快构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作者：[美] A.G.雷富礼( A.G.Lafley),拉姆•查兰（Ram Charan） 著
定价：39.00元 出版日期：2011年6月
这是一本管理者写给其他管理者的书。书中没有佶屈聱牙的理论，没有商学院教科书常见的八股腔，它通过简朴易懂的语言，向读者清晰地讲述了创新是什么，创新应该怎么做，创新的核心是什么，创新领导者的任务。
本书不仅有简明易懂的理论知识，还有丰富的企业案例。希望颠覆游戏规则的管理者都能从本书中得到启迪。
《我在高盛的经济预测法》
作者：[美]约瑟夫•埃利斯(Joseph H.Ellis)著，任曙明 等译
定价：39.00元 出版日期：2011年6月
你是不是还在猜测当前经济是处在上升初期、中期还是末期？或者已经走在衰退的路上？经济走势会否发生重大转变？是变好还是变坏？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既实用又简单的预测方法，每个投资者、企业、政府都可以结合实际的经济指标、数据，来进行自己的经济预测。这一方法由从事了35年经济预测和分析的高盛合伙人、最佳分析师提出和总结。他曾连续18年被《机构投资者》杂志评为华尔街第一零售业分析师。现在，他将自己的分析方法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
《互利：经济的逻辑》
作者：陶永谊 著
定价：42.00元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本次危机归咎于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缺失。可是华尔街并非今天才变得贪婪，自利和最大化原则一向都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同时，各国政府又不得不重新拾起凯恩斯主义，为救市忙得手脚朝天。但是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却告诉人们：这个救生圈也是漏气的。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这次自身也难保。除了冰岛、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即使像日本、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财政状况也是一塌糊涂。如果这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又有谁能来救它们呢？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的时候，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已经出了问题，有必要对那些曾经坚信不疑的理论信条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审视。
《创新推动者》
作者：[美]乔希•贝诺夫(Josh Bernoff)
泰德•谢德勒(Ted Schadler)著
定价：39.00元 出版日期：2011年6月
本书把一群高度灵活且足智多谋的员工称为“创新推动者”。企业之所以需要他们，是因为在这个网络信息席卷而来的时代，企业往往毫无招架之力。因此，作者讲述了如何通过激发创新推动者实现企业变革。作者认为，在创新型企业中创新推动者、管理者和IT部门之间存在着创新契约。在这一契约的指导下，创新推动者负责提出可更好满足客户需求的创新解决方案，管理者负责制定鼓励员工创新的制度，IT部门负责转变传统观念，保障和支持创意方案的安全实施。
本书以弗雷斯特公司的研究数据为基础，利用必要的商业分析工具和信息帮助企业在数字时代的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
《经济增长的代价》
作者：[英]E.J.米香(E.J.Mishan)著 任保平 梁炜 等译
关键词：低碳经济；二氧化碳；能源消费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2000402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拉动的，我国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其大量消耗必将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破坏效应。但是，伴随着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向前，高碳化石能源使用量也逐年递增，由此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造成了空气环境的严重破坏，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灾害频频发生。气候问题（极端天气现象、海平面上升和大气变化）正日益成为企业、政府和社会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因此，研究能源消耗、CO2排放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摆脱能源资源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建立，低碳经济以“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特征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选择，其健康稳定的发展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碳市场建设日程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在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二氧化碳）、经济增长以及能源消耗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宋杰鲲（2011）认为，经济增长、人口、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申苹（2012）通过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考察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杨子晖（2011）首次采用“有向但无环回”的技术方法，对我国的能源消耗、CO2排放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潘佳佳、李廉水（2011）认为人口、经济发展是助推工业CO2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是抑制工业CO2排放的重要成因。此外，在地区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结论也并不相同。张在旭（2015）运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对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1990-2013年，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综上可看出，国内学者的诸多研究大都是基于不同的视角采用多变的方法，最终得出了相互迥异的结论。审视当下，我国正在努力积极地构建碳市场，并确定将于2017年全面建成碳市场，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在今后的发展中，明确未来几年的减排目标，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细腻的研究不仅对建立碳市场而且对发展低碳经济更是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选用VAR模型对我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以及CO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2 低碳经济协调性发展的实证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了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提供的中国1985-2012年间的CO2排放量以及国家统计局的这2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耗（ENE）等数据，运用Eviews 8.0软件对其进行时间序列检验。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消除相应物价水平后的值。
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ADF检验。因为只有具有平稳性的数据才能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1可知，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总量及CO2排放量的时间序列的ADF检验值分别是2.709739、0.649292、-2.894588，其值均大于1%、5%和10%各水平下的临界值，同时由检验中的P值，可以直接得出接受原假设，拒绝备选假设的结论，即时间序列不平稳。进而需要更进一步的检验分析。
由于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那么在原有序列的基础上生成新序列，令D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量，DENE表示能源消费年增加量，DCO2表示二氧化碳年增长量，随后对三者增长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
通过表2得知，DGDP的一阶差分ADF统计量的值均比1%、5%和10%水平下的临界值小，所以认定DGDP序列平稳，为一阶单整，记为DGDP～I（1）。而DENE和DCO2的一阶差分ADF值位于1%水平下的临界之下，但低于5%和10%水平下的临界值，而且P值分别为0.0148和0.0323，因此判定DENE和DCO2的一阶差分序列平稳且均为一阶单整，记DENE～I（1）和DCO2～I（1）。
最后再对具有协整关系的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由下表可知，DGDP和DENE在6阶滞后项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中，原假设“DENE不是DGDP的格兰杰原因”中的P值为0.0197，小于0.05，认为拒绝原假设，即能源消耗是引起GDP增加的原因，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增长是通过能源的不断消耗带动的，这与能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相符合。DGDP和DCO2在1阶滞后项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中的P值可以看出GDP与CO2排放量的增加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关系。DENE和DCO2在2阶滞后项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中，原假设“DENE不是DCO2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0078，小于0.05，因此说明能源消耗的增加是CO2排放量的增加的原因。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85-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数据分析，并对其残差进行检验，得出：
能源消耗的增加通常会拉动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的消耗。同时，CO2排放量的增加会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而增加，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必然会引起CO2排放量的增加。
由实证分析可知，GDP增加并不一定能促进能源消耗的增加，即经济增长并非推动能源消耗的增加，也就是说，能源消耗的增加不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的。
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量增加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一定是由于CO2排放过多带动的，相反，CO2排放量的增加也不一定会推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转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加的脱节，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解决“脱钩”问题的有效方式，消除经济增长主要倚靠能源资源的消耗这一现实窘境，进而真正实现能源消费增加和经济增长的脱钩。
参考文献
[1]宋杰鲲.基于LMDI的山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J].资源科学，2011，（1）：3541.
[2]申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的联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2.
[3]杨子晖.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研究[J].世界经济，2011，（6）：10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