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5 17:14:0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治理水平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生产 水平 价值 价格
中图分类号：F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3-283-03
人们对商品价格的形成有了不少的争论，有“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劳动价值决定价格的理论、垄断价格理论、完全竞争价格理论、边际效用价格理论等，但争论中都存在着不能用某种理论完全、完美地解释商品价格的形成，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做一些探讨和交流。下面笔者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生产创造财富的社会平均能力）对价格的影响来进行讨论，看看能否有些新发现。
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价格存在着影响
比如我们吃的疏菜，上世纪80年代每市斤几分钱、一两角钱，发展到今天已上升为一元、两元甚至几元钱；再比如我们吃的大米，上世纪80年代每市斤几角钱，发展到今天已上升到每市斤两三元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供给充裕。不存在市场供求紧张的矛盾，市场也没有发现垄断，生产力不断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劳动效率，为什么会涨价呢？这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价格有影响。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不是每个具体商品总是价格上涨的趋势，这要决定于生产某一具体商品的社会生产力（生产某一具体商品的社会平均能力）的发展水平与整体社会的社会生产力（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为整体单元的综合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别。所以人们会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有的商品价格呈现上涨趋势、有的商品价格呈现平稳趋势，而有的商品价格呈现下降趋势。
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如何影响价格的
一是由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为了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世界各国努力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基本目的。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必然扩大商品的生产，多生产的商品又必须通过市场扩大人们的消费需求来实现交换，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具有社会性的客观要求。以上两条就决定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具有社会共享性的原则。
不论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扩大市场消费需求都要增加人们的钱袋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增加人们的钱袋子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通过市场调节价格这个主渠道来实现。
以上说明：（1）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会通过市场调节价格来增加人们的钱袋子――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的供求；（2）生产商品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从事生产该商品的人力和物力的配制）一定要适应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矛盾是影响商品价格的主要矛盾；（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产生商品和影响商品价格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比如某一名理发师给男士理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每人次价格0.5元钱，到90年代每人每次价格1.5元，而现在已提高到每人每次10元。为什么理发师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理发价格呢？他会回答你，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我的收入也应该提高了。再比如，某商品的社会生产力不适应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求时该商品价格就会波动，当生产某商品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要求时价格就上涨，反之就下降，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社会生产结构不均衡所带来的供求矛盾。
三、影响价格的因素或现象
除上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价格因素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价格的因素还很多，但各自对价格的影响都有不同的途径、不同的作用和程度。
1.劳动价值是影响商品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者人是创造价值最具有活力（即具有主观能动性）、最具有积极性的一个要素；劳动价值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生产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价值量的多少来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的报酬支付一般都与商品交换具有相对的事前性，甚至还具有一定的刚性；如工资一般按月支付，每月工资一般不与企业经营成果存在事后性，不论企业经营是赢是亏都必须按时发给职工工资。这就说明劳动价值还以劳动者工资的形式直接通过商品的成本影响其价格。
劳动价值在商品价格中的影响作用是在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激励劳动者发展生产力，为满足人们日溢增长的需要创造更多的财富。
劳动价值决定价格理论的缺陷在于只强调劳动创造价值的绝对性，而没有考虑劳动价值具有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相对性、历史继承性、发展性（比如同一个劳动者驾马车和开汽车，不是同一水平的生产力，能用同一劳动价值单位计算吗？再如同一个劳动者分别使用一台普通机器和一台专用机器生产同一零件，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一样，消耗的费用一样，零件的精度不同，商品的价值能一样吗），也没有考虑市场经济中外因通过内因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化作用。
生产商品过程中劳动者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即主动要素，生产资料具有相对的历史性、客观存在性――即客观要素。客观决定主观（比如石器时代决定着石器时代的生产力，大机器大工业化决定着现代的生产力）、主观又反作用于客观（劳动者人创造发明又推动着生产资料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统一结合起来才是生产力――并且这一结合是具有扩大性和发展性的结合；先进的生产资料决定着先进的生产力，有先进的生产力才能生产更多或更高价值商品，比如一位农民把一块地分成大小相同的A、B两块地种值小麦搞试验，A地种20元的老种子，B地种25元的新种子，结果A地收了400斤，B地收了600斤，同一劳动者付出同样的劳动而创造了不同的价值，多创造的价值是劳动者创造还是多投入了5元钱的生产资料带来的呢？说明生产资料（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品种、新装备）在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积极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劳动价值具有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相对性、发展性。正是这个原因才会出现同一个劳动者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工作相同时间所体现的价值不同，而报酬也不相同；正是这一原因，企业的技术秘密、知识产权、高精端设备的保密限制等等也随之而出，不发达地区的劳动者向发达地区流动。
2.竞争是影响商品价格的一个因素。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机制，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活力，没有竞争发展就要停滞，但竞争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害。一种是市场竞争机制激励生产者通过提高商品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影响价格变化，这是有利的一面；另一种是市场竞争机制驱动生产者通过不正当手段破坏扰乱市场环境来影响商品价格，这是不利的一面。竞争影响价格的表现主要有：市场销售商直接通过打商品价格战的形式影响价格、通过垄断手段控制或操纵市场影响价格、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或降低成本等――即依靠发展企业生产力水平影响价格、通过炒作哄抬物价影响价格等等。
市场适度竞争是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尔虞我诈、违法违规等过度竞争则是有害于市场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反垄断、反倾销、反投机、市场法规法律及一系列市场监管机制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维护有效的健康竞争。竞争只有通过人才、技术、质量、管理、成本等――即依靠发展生产力的竞争才是健康有效的。
竞争价格理论的缺陷主要是只看到了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机制，是影响价格的一个外因，只能通过决定商品价格的内因而起作用。比如投机商以次充好，只是通过欺骗的手段，让顾客在不知情、错把次品商品当作质量好的商品所固有的价值所决定的价格购买而已；又如垄断也不过只是通过控制商品生产唯一或主导市场手段，是利用市场经济中生产商品的社会生产力一定要适应整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这一规律，通过破坏和扰乱市场环境来达到改变外因的目的，再由外因通过内因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
3.供求关系是影响价格的一个因素。供求决定价格理论反映了市场供需矛盾对价格的影响作用，解释了价格随着市场供求矛盾的变化而引起波动。供求影响价格变化的特点是波动，其作用就是在于直观地反映了市场需要什么和供需双方的市场状况（供大于求还是供小于求），这一反映能够指导人们多生产什么和少生产什么。供求理论说明了市场经济能够通过价格的波动而自发调节优化配制生产资源的作用，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性。
供求价格理论的缺陷主要是只看到了价格变化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甚至把外因与内因相对立起来，不承认劳动价值对价格的影响。市场供求变化关系是市场经济交换商品过程中（商品的价值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的一种客观现象，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市场的供求――供求是一个影响商品价格的外因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4.信息是影响价格的一个因素。在商品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当今信息发达的社会，信息对商品的价格影响不可排除。信息影响价格的主要表现有广告宣传、散布市场谣言、经济运行报告、形势预测、市场行情等等。
市场经济中掌握信息量的多少对每个人来说是千差万别的，这对于商品交易过程中的双方在具体交易中形成的价格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一个懂上网的消费者购买一只中欧互转电气插头，在网上查得价格从十几元到20多元，这个消费者去某商店购买时和店主搞价，最后59元买了三只；而另一位不懂上网的消费者，不了解信息，同样在这个商店买同一插头，结果和店主搞价，最后以40元买了一只。边际效用价格理论就是利用了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各自掌握社会商品信息量的差别的存在，所以边际效用价格理论可以归纳到信息对价格的影响。
信息和边际效用对价格的影响具有人的主观反映性、时间的阶段性、具体商品交换的个别性，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价格总趋势，这是其表现的一个特点。作为边际效用价格理论的缺陷同样是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本质。商品交换中人们对商品及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是主观判定价格的关键，边际效用影响价格的实质是信息通过人的主观判定差异表现的，仍属商品本身之外的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只能是外因通过内因起变化，主观并不能决定客观。
5.政策调控是影响价格的因素。国家通过税收、货币、产业扶持、结构调整等政策调控的手段都会直接或间接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化。比如国家要求节能降耗收取能源费，为了限制资源过度消耗收取资源费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再比如对一些行业通过操控市场、操控价格等谋取暴利，扰乱市场秩序的，国家也可通过一些法律法规进行干预（比如当前我国的限购房政策就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调控价格水平。政策能够影响价格也是体现在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因。
企业的决策对价格同样有影响，比如某企业要进行清库或是转产调整等原因，往往会急于资本回笼，大幅降价，甚至商品价格会大大低于其成本价。
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很多，笔者不再一一列举。
四、商品价格的形成
研究商品价格的形成，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始。
1.商品价格是什么？商品价格是以商品价值为基础通过市场交换转化为货币的表现形式。
2.商品的价值作用是什么？人类社会一开始并没有商品这个概念，随着人在劳动中不断实践和发展，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力发展提高，人们生产劳动成果有了相对的富裕，这种富裕成果的实物交换――即商品交换，商品的交换必然要有一把度量的尺子――即商品价值。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商品及商品的价值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商品的价值也应具有这样两个最基本的作用：一是商品的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充当尺度或参照作用；二是商品价值要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劳动者人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发展）的客观要求。
3.充当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条件和单位是什么？首先能够充当决定商品价值的单位必须体现商品价值的两个基本作用，其次能够运算并表达两个基本作用。
我们先讨论试用劳动价值量充当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单位。当用劳动价值量充当决定商品价值单位时有以下不符合要求：一是劳动不是生产商品的唯一要素，不能全面反映商品的价值，劳动价值只能反映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要求，并不能反映生产资料的扩大、优胜劣汰和发展的要求；二是人的劳动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都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商品所耗费人的劳动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构成商品价值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生产力的量（社会生产商品平均必要耗费的生产力的量）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尺度。
通过讨论我们会发现，只有生产商品所需耗费的社会必要生产力的量能够充当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单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生产力的量等于耗费的生产者人的社会平均费用与耗费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平均费用总和。
4.商品价值的计算。商品的抽象价值是指假定市场环境健康、供求基本平衡、不考虑商品内在的具体差别因素条件下商品平均价值，商品的抽象价值等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必要生产力的量乘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系数――即商品的社会平均成本W1乘以系数K1（K1=1+社会平均利润率）。具体商品的具体价值取决于影响商品价格的内因差别――即质量、功能、性能等技术含量决定的系数K2（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在供求平衡条件下商品的价格与商品价值之比），具体商品的具体价值可表示为W1・K1・K2。
由商品价值的计算公式得出一个结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生产力的量和商品内在差别这个内因在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个外因的作用下形成的，商品的价值是由外因和内因共同决定的。
5.商品的价格。从上述的讨论来看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就两种，一种是商品自身所有的内因，另一种是市场内作用于商品的外因。
影响商品价格的内因是生产商品过程耗费的人的劳动和生产资料及其商品内在差别――即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生产力的量和生产商品的具体生产力差别在商品中的内在继承。
影响商品价格的外因是除了商品内在所包含的社会生产力的量和商品内在差别以外的其他因素，它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系数用K3（在供求平衡，无外因影响时，系数等于1）表示。
通过以上的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商品的交换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生产力的量和商品内在差别这个内因在市场中通过影响价格的诸外因作用下形成的，商品的价格是由内因和诸外因共同决定的。商品的价格W0可用公式表示为W0=W1・K1・K2・K3。在市场环境健康时、供求平衡时K3系数为1，这时商品的价格交换基本是等价交换；在开放的市场、完全自由的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受市场多种因素的作用将围绕其价值发生波动；商品的价值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1.康永超.当代知识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对唯物史观的影响.中南大学学报，2007（4）
2.桂世镛.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应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改革，1988（6）
3.于祖尧.经济市场化和市场化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哲学研究，1993（4）
4.董生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及在当代的新发展（上）.辽宁税务高等志科学校学报，2008（1）
一、夯实基础建设，构建社会管理创新网络
八五七农场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市境内，地处完达山南麓，小兴凯湖北岸，风光优美、土质肥沃。辖区总面积85万亩，其中耕地54万亩，下辖10个管理区2个社区和10个场直企事业单位，辖区常住人口1.8万人，暂住人口3000余人。随着小城镇建设的飞速发展，社情日趋复杂。农场建立了八五七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推行“一站式”服务。结合实际情况，按照方便管理、就近一体的原则，农场把各管理区的保安员及公安分局的社区民警聘请为综治协管员；把辖区划分为4格（10个管理区为一格，2个社区各为一格，场直企事业单位为一格），将辖区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公共场所等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实行综治协管员专人服务管理，实现了管理全覆盖。
为确保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取得实效，农场成立了由农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为组长、各综治成员单位为成员的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小组与各管理区、社区、企事业单位构成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网络组织。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综治协管员职责、调解流程、出租屋管理工作流程、租赁管理规定以及协管员的绩能功效和考勤考核等相关制度职责进行完善，定期检查、考核，实现责、权、利明确。农场加大信息主导工作，加强网站建设。建立“民情网站”——八五七农场网站，对百姓生产生活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地服务，并通过建立八五七派出所网上警务室及857贴吧，拓宽群众诉求渠道，搭建对话平台，对群众反映的涉及民生安危的问题及时处理回复。加强信息平台建设，组织全场45个单位、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了信息化平台的培训及推广。整合资源,形成全面覆盖、高效灵敏的社会管理信息网络,增强社会综合治理能力。
二、结合三优文明创建，构建社会管理的原动力
创建优质服务、优美环境、优良秩序的三优文明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内涵上的不断扩展。八五七农场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黑龙江100个最值得去的地方、十佳宜居农垦城等殊荣。近年来，农场从整治环境入手，不断巩固“三优”文明创建成果。去冬今春，已累计完成绿色通道工程12公里300亩、“见缝插绿”工程500亩、居住区绿化8万平方米，大树进城4000余株。实施夜晚景观亮化工程，确保重点街路设施完好率达到99%以上，亮灯率达到98%以上。
农场持续开展了文明素养培育工程。在全场开展“学习道德楷模、争当文明公民”主题活动，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农场文明办选树了科技致富、先进企业家、学雷锋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与朝阳社区联合开展“星级楼栋”评比、“文明小区”创建等活动，倡导宣扬传统文化、礼仪知识、文明修养；积极倡导关爱行动，弘扬雷锋精神，开展环保、帮困、助残等志愿服务活动，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目前，一支支“懂文化、会技术、有能力、乐于助人”的志愿服务队伍活跃在农场大街小巷。朝阳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由物业、城管、环卫、计生四支党员服务队组成，设立了服务热线电话，年均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上万件。在青少年中开展了系统的“以德育教育促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工程。做好青少年维权工作，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遵纪守法、立志读书、回报社会的思想品质。
针对农场以前因辖区店面多，牌匾悬挂杂乱等实际情况，农场规范门面及经营秩序，创建风格化商业街。共投入资金500万元，外聘装潢公司进行统一设计、安装，安装面积达3000余平方。并充分听取商户意见，达到统一、个性、协调、美观“四赢”效果。
三、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管理的“调处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农场建立健全完善了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做到管理区每周排查一次，农场每半月排查一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信息，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工作，建立完善社会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项目、事项出台的前置程序和必要条件，防止因为决策不当引发社会矛盾。今年共对2起案件进行了风险评估，成功率达100%。推进“大调解”及“三调联动”工作体系，建立农场、管理区（社区）两级调解组织网络，农场共有调解员107人。依托农场办和司法分局建立调访中心、社会管理服务中心，调解了多起疑难复杂纠纷，避免了多起越级访和集体访。建立特殊人群常态化管理机制，构建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平台。农场公安分局建立了“流动人口服务站”，指派正式民警进行管理。对农场的暂住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流动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双向管理协作机制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服务管理新模式，并将其全部纳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四、实施民生幸福工程，构建优质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高度关注改善民生工作，重视民生制度的顶层设计和长远建设，切实就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施职工共同富裕工程。2011年起，农场广泛开展“1+10”职工共同富裕行动，用真情、动真格、使真劲，帮低收入户选项目、配资金、做服务，不断提高低收入和困难职工家庭经济收入，按照动态标准保持年度零贫困户目标。实施居民社会保障工程。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和最低生活保障。继续巩固医疗保险工作成果，确保社会保险覆盖面达到100%.养老金社会化发放100%，连续10年实现了垦区提出的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不欠一人，不欠一分”的工作目标。加强“爱心超市”建设，为生活困难家庭按期发放生活必需品。实施“创业带就业”工程。农场为弱势群体提供创业培训服务。将辖区内的各类弱势群体进行细化分类。结合弱势群体能够自身条件，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培训，为弱势群体实现自我价值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道路。2011年参加培训的学员达到100余人。实施文化惠民悦民工程。农场注重健全公共文化设施，打造10分钟“文化”圈。投资5500余万元正建1万余平方米文体中心；投资300余万元在文化休闲广场上新安装LED全彩显示屏。2012年，农场将投建图书馆，使人均公共藏书达到20册以上。2011年，注册成立了完达山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太极、秧歌、健身操等9大协会组织活动开展的红红火火。与中华诗词第一县——望奎县文化局实施共建；与大庆市金丰集团共享社区物业管理理念，大庆精神走进八五七；与俄罗斯画家开展艺术交流活动，俄罗斯民族艺术与北大荒文化精神共鸣互动等。实施公共卫生服务提质工程。新建6900平方米职工医院，完善高水平基本医疗服务，打造值得信赖的公共卫生园区。实施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完善日处理污水量1000吨的污水处理中心并投入使用。实施职工养老保障工程。对新建敬老院占地面积19000平方米，拥有三栋现代化宾馆式综合楼和一个水上公园。实行宾馆式管理，亲情式服务，为老人营造温暖舒适的家。
五、破解难点，激发社会管理的活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解决机制不顺、机制不活、合理不足的问题，推动社会管理有单一的行政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引导社会各个方面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农场将其作为干部考核范畴。对场部朝阳社区进行改制，已建成“民生公共服务站”一个，并着手建立两个居民委员会，开展便民利民服务。
一、深化培养模式改革，构建开放多元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转型发展的核心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地方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产业发展的前瞻性思维，以需求、就业为导向，面向地方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面向一线、面向职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实践中，学校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整合了专业主干课程，拓展和丰富了模块课程，将课程中“概念化、陈旧化、空洞化”的内容向“问题化、前沿化、务实化”内容进行了转变，构建了适应职业领域和技术岗位要求的课程体系；强化实践育人，校企联合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计划，将职业能力、素质的培养要求一一分解到各个教学环节中，把需要在企业中完成的培养工作转移到了学校人才培养的实际环节中落实；以信息化为基础，加强了教学模式改革，引进多门慕课，加大力度建设了微课和资源共享课程，鼓励教师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建设了智能教室，改造了传统课堂设施结构布局，使课堂环境更加有利于师生研讨交流互动；构建了致用（虚拟）学院，着力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建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大力推进校企合作的提质升级，建设“行业学院”，组建了“黑龙江工程学院―龙建国际工程管理学院”，建设了“黑龙江工程学院―中兴通讯ICT学院”产教融合基地，使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行业企业需求。
二、以专业认证为契机，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标准，不断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现代行业企业对人才的新要求
为了实现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更好地培养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符合区域产业结构特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学校开展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以此为契机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标准。目前，学校测绘工程专业、土木工程专业相继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学校成为黑龙江省首个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地方本科院校。
学校按照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有关要求和7个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发展实际，制定了专业认证推进计划和工作方案，并以测绘工程专业为引领示范，着眼测绘学科发展趋势和区域产业结构特点，分析岗位能力要素，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为主线，联合修订了简称“3326的培养标准结构”（即3类知识、 3项基本技能、2项综合能力、6种素质），明确了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之间的矩阵关系。新的专业标准准确地把握了测绘专业人才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和综合素质，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现代行业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
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提升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吻合度
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随着产业结构的变革而不断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使优势学科专业群与产业链紧密对接，提升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吻合度。
学校围绕我省以高端装备制造、资源精深加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要支撑的产业新格局，立足学校优势学科群，打造特色专业链，不断实现专业布局向“精而特的质量凸显效应”转型。目前，学校专业总数达到54个，涵盖工管理文经法艺等7个学科门类，构建了“以工科为主体，以经济管理、人文艺术为两翼”的学科专业布局。同时，学校面向地方经济和交通、测绘等行业需求，主动适应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调整学科结构，提升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符合度。2015年，学校成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以此为牵动，进一步凝练了测绘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国防特色，形成了面向地方、行业产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需求，具有学校特色的学科体系。
四、扩大开放度，深化产教融合，着力提高服务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作为后发大学，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不仅体现在教学和科研成果上，更体现在对区域发展的参与度与服务能力上。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扩大开放度，服务地方是培育办学特色、打造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依托，是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支撑点和生长点。
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要真正使社会治理创新“接上地气”，增强对群众诉求的回应能力，就应当从群众路线入手，强化群众参与理念，健全群众参与体制机制，使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贯穿到社会治理工作的始终。坚持将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是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着眼加强社会协同，持续发动群众，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做到当家作主。在社会治理中贯彻群众路线，就是要求政府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的反映中发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就是要了解和掌握群众需求和利益，总结提炼群众的意见，形成社会治理的具体措施，并外化于群众的自觉行动。为加强社会协同，持续发动群众，克拉玛依区以构建“网格为主、条块结合、梯次管理、逐级负责”工作格局为导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网多责、一格多员”网格化精细管理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不断探索并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服务、综治、法治、社会矛盾化解等长效工作制度，从而引导和保障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着眼夯实基层基础，坚持服务群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服务水平。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治理的艰巨性，加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贯彻群众路线的战略重点，就是要着力服务好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本质和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政府要转变观念，由管理者的角色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真正做到把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作为社会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服务群众方式，寓社会治理于服务之中，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五百”工作机制是克拉玛依区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有益探索，其着力从关注百姓身边的小事做起，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使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更加深入居民、深入实际，实现信息在一线掌握、呼声在一线倾听、政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线检验，极大地夯实了服务治理基础，提升了新形势下社会治理与服务工作的细致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水平。
着眼运用现代科技，真诚贴近群众，不断破解社会治理新课题。现代科技对于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和作用，在于促使政府的体制机制、管理结构和运行流程发生转变，目的是使人民群众获取政府的服务更加简洁，使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更加高效。因此，要创新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建立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治理综合信息系统，构建社会治理信息化应用平台。
[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框架；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68-02
我国行政组织体系底层的基层政府，是我国最广大地域范围的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者，既要执行上级政府的决策，又要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还要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良好的公共行政治理地方促进地方发展维护辖区居民利益，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到我国现代公共服务政府建设的实现程度，因此必须对基层政府治理能力进行解析。
一、我国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状分析
（一）治理水平整体发展加速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深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近年来明确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推进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加速发展。从治理理念来看，基层政府历经了从“政治控制型”的管制理念到“经济主导型”的经济导向再到“管理服务型”的治理价值观，基层政府在维护辖区稳定、发展地方经济同时也凸显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来实现辖区良好治理的理念，将单一的提升经济总量增长取向变革为服务社会和民众的治理发展导向。
（二）资源配置使用力度加大
治理理念的发展和汲取资源能力的强化形成治理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优化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基层政府在上级政府重视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实际问题解决的政策意图下，加大了将资源配置并投入使用于治理领域的力度，反映在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力度加大，以卫生医疗事业为例具体见表3，表中数据均来源于2012国家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从表中数据可知，国家投入基层卫生医疗事业的资源力度是不断加大的，基层医疗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投入人力资源总量也对应增大，农村基础卫生事业建设成效显著，农村医疗保障覆盖面和支持力度是在不断加大。基层教育方面经费配置使用也持续增加，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覆盖全国基层，超过1.3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交学杂费和教科书费，3千多万农村寄宿制学生免除住宿费，近1.8亿学生接受国家教育经费资助。
（三）基层治理存在结构缺陷
从治理产品和服务供给总量来看，现在还无法完全满足广大基层群众的实际社会生活需要。如新农村养老保险还未能覆盖许多区域的基层群众，全国人口65%的乡镇居民拥有卫生资源整体上仅占全国人口35%的城市居民拥有卫生资源的50%左右，2011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当年基金支出1710.2亿元，补偿受益人次13.15，平均每人次受益额130元，但人均筹资额246.2亿元，离满足基层民众需求还存在明显差距。
从区域层面来看，治理水平还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具体表现在城乡基层治理水平差异和地区发展治理水平差异。从城乡差异来看，乡村基层治理服务种类与质量与城镇基层治理存在明显差距，以医疗费用为例，2011年人均卫生费用城市居民2695.1元，乡村居民871.6元，全国人均水平为1801.22元，而同期人均纯收入城市水平超过乡村水平3倍。从区域发展差异来看，经济发达省份治理服务水平明显优于欠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区域由于县域经济较为发达，基层政府能够更充裕的提供公共服务，而中西部则由于资金匮乏以及地理条件限制制约整体治理水平。
从基层内部治理支出来看，存在明显的结构无效率，重视与乡镇官员政绩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如道路建设、电信网络，忽视与农民生活良好发展密切相关的如教育、卫生、以及农业生产必须的科技服务和农田水利设施供给。在治理行为效率来看，基层政府过于注重自身治理主体地位，倾向于对公共事务进行大包大揽式的管理。另外基于基层工作人员的职业管理机制不健全，治理意识和能力普遍存在不足，因而基层工作人员治理工作开展和预期目标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距。
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对策
（一）强化基层现代治理理念
在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政策理念下，地方政府必须强化现代地方治理理念，树立政府应该通过为辖区民众提供良好公共服务和优质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地方良好治理的意识。首先基层政府要改变权力本位和治理中将手段取代目标的错误认识，形成基层群众需求导向的服务意识；其次在行政行为中树立依法行政和权责一致的观念，在依法治国要求下培养承担公共职务是通过处置具体公共事务享有公共权力并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的职权责一致的权力使用观，落实岗位责任制；在政府组织文化层面，突出政府行为的服务公共利益主导意识，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行政伦理取向，并且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民众个体权利层面。在具体公共事务治理层面，提倡廉洁行政的道德风气，有意识的界定政府治理权力范围，并且转变政府单一治理权威的认识。在治理方式上，改变管控命令的纵向权力传递思维模式，减少强制干预行为，建立购买、协商谈判与合作的横向交流互动权力运作理念，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作用的认识加大柔性治理工具使用力度。
（二）优化基层政府治理职能
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职能的完善。明确基层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合理划分治理事务范围和授予相应的治理权，将基层治理作为基层政府职能的核心，凸显社会治理服务职能核心地位。其次从立法层面依法合理设置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范围，如基层医疗、初中等教育、社会保障等，治理职能范围一旦确定即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对于设立的基层政府治理职能要依法提供稳定的财政保障，公共预算要适度向基层倾斜，并加大向基层治理领域的投入和转移支付，并且形成法制规范下的常态化拨款。在行政体制内部要对基层政府进行合理授权，在合理界定的事权范围内要赋予对等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加大中央财政向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付转移力度并明确限定适用于基层治理领域。基层政府自身要在凸显治理职能的基础上精简政府机构，在经济发展上大幅减少对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通过规范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来促进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上加大直接支持力度。
（三）构建资源汲取多元渠道
在现阶段必须改变过度依赖财政拨款的局面，构建包含公共财政支付、企业参与经营和公民社会协作的资源汲取多元渠道。上级政府要加大对基层政府用于社会治理的公共财政总量，基于基层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治理权科学、合理的确定财政专项资金比例和分配标准，并严格监督和激励基层政府将财政资源重点投入治理职能范围，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财政支出均衡的目标。基层政府要依据辖区实际情况，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强化资源汲取能力，在市场经济层面，减少对直接经营活动的资源投入，通过规范市场环境和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升资源集聚总量，在招商引资中通过整体市场环境吸引适合地方特色的企业投资，规范并且通过合同外包、支付购买或者系统激励制度建设吸引企业参与对公益事业的投资，在企业增收的同时也推动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
（四）规范治理资源配置使用
为实现基层政府对辖区的有效治理，必须规范资源在治理领域的配置和使用，首先是促进基层政府体制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将工作重心转入具体的科学、教育、卫生医疗、社会福利等民众服务方面，形成治理机构集中、运转高效的基层小政府，建立通畅的双向互动民众治理需求表达机制。在真实准确把握民众需求基础上确定治理服务的项目种类，对于治理实施的过程和资源投入量都要及时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治理过程中要邀请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在配置资源时尤其要合理划分政府作为组织自身存在所需要的资源和投入治理服务的资源界限，既不能忽视政府自身所需的特定利益，也不能由政府过度控制资源用于组织利益而损耗公共治理投入。在资源整体分配时，要公开透明资源分配原则、程序、措施和相关责任人，依据法律规定优先保证资源投入于公共利益领域，在这个原则下合理兼顾政府组织自身利益，形成重点突出、均匀连续的资源配置格局，避免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和部门利益化。
（五）健全治理监督考核体系
为确保基层政府治理的有效实施，必须健全基层治理监督考核体系。加强监督力度应该从体制外和体制内监督两方面采取措施。在体制外监督层面，首先要加大民主政治建设力度，赋予网络传媒对政府质疑和问责更大的空间，进一步推进基层自治建设，增加民众在治理服务决策的作用力度，提升民众对行政决策和公务员的制约力度。在体制内监督层面，强化人大对政府治理的质询和预算控制权，将预算权交由人大公开议论表决，并依据民意实行对基层政府治理的制度常态化质询。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治理环境；企业特征；董事会独立性；股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4-0096-05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还必须对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助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方面。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宏观环境下，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理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需求和要求都日益提高。相应地，理论研究应该扩展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Corpo－rate Social Disclosure)是企业提供用以解除其社会责任的信息的过程，是管理层用来与外部社会进行沟通以影响其对于企业的看法的一种手段。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过程中，一般会提供关于企业活动、企业目标和公众形象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环境、社区、员工和消费者等诸多方面问题。
为了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有必要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虽然国外已经开展了多年的研究，但很多结论并不一致，且研究对象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信息的要求有所不同，尤其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有必要将股权结构、董事会独立性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变量纳入考察因素。另外，研究经验表明，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征变量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重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依据以上几个方面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能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状况提供指导。
二、文献回顾
究竟哪些因素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重要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努力探求的问题。在企业财务绩效方面，得出财务绩效有积极影响的研究远远多于有消极影响或没有影响的研究。其次，在企业规模方面，Patten(1991)以美国企业的年报为研究对象，证明了企业规模确实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影响。另外，针对特定行业，Jenkins和Yakovleva(2006)发现规模大的采掘企业披露了更多的社会和环境绩效、健康安全及道德等方面的信息。再者，企业管理层改善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积极主动性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就越高忉。Gildea(1994)发现顾客是具有社会责任信息需求的，他们希望了解企业员工待遇、环境影响和社会投入等问题。
我国的相关研究中，规范研究占了绝大部分，实证研究起步较晚。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通过构建了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贡献指标体系，发现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贡献信息的反应不明显。该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多，并采用相对数指标，结论可比性增强。但指标构建缺乏对非会计基础型披露信息的分析。沈洪涛等(2006)以1999～2003年我国石化塑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为研究对象，发现样本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出台后有了明显改善。之后，他又对企业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开展了实证分析。另外，李正和向锐(2007)通过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了指数评分，发现我国企业不同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存在较大差别。
由此可知，我国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文章并不多，而国外研究也很少以宏观的视角去探索差异背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充分地挖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成为目前迫切的研究课题。
三、研究变量与假设
(一)因变量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
本文编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DI)作为因变量，用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并利用“内容分析法”搜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据。内容分析法是依据已选择的标准将一份文件的文本或内容进行分类和评分。虽然已有的实证研究所用的信息分类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但大多是基于Ernst & Ernst(1976)或Guthrie和Mathews(1985)的研究。本文同样参考了他们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五个类别：资源与环境、员工、社会参与、产品与服务和其他相关利益者。
CSDI确定过程如下：首先，把公司所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为五个类别，并赋予相同的权重。其次，把每个类别分为定性和定量描述，各赋予相同分值1分，如有相应的信息披露，则加1分；最后得各类得分，再以该得分除以可能最高分10分，就是CSDI，其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O。
(二)治理环境
政治经济理论指出不能孤立地研究经济领域，政治和社会环境都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经济和制度因素决定契约、监管和信息中介是否能够加速信息流，并降低信息不对称。文章采用樊纲、王小鲁(2006)公布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作为替代变量，主要从市场化总体进程(文中代码为MDI)、政府治理水平(GM，即政府与市场关系)、产品市场发育程度(PM)、要素市场发育程度(FM)以及中介发育和法治水平(RL)几个方面考察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来自市场秩序的制衡和市场竞争的压力日益增长，对企业信息披露要求越来越高。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意味着将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和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相结合。企业需要向广大利益相关者证明其正当性，将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产品与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会越高，市场国际化程度也会增加。企业需要尽力获得各种竞争优势资源，有必要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开展形象营销，积极地与投资者和债权人交流信息，改善利益相关者关系；而国外更健全的相关制度会为我国企业与机构提供借鉴与督促。
另外，市场中介的发展可以减轻获取信息和监督公司管理者的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且La Porta et al(1998)认为法律制度环境比较健全的国家，其会计准则通常在及时性和透明性方面要求比较高C16]。虽然我国各地区适用统一的法律，但执法效率存在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F假设：
H1：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市场化进程正相关。
H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政府治理水
平正相关。
H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产品市场发育程度正相关。
H4：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正相关。
H5：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中介发育和法治水平正相关。
(三)企业特征
1 企业规模(SIZE)。通常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利益相关者也更加多元化大规模的企业受到公众和政府更多的关注，因此更倾向于采取措施以减少政治成本。本文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并提出假设：
H6：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企业规模正相关。
2 盈利状况(ROA)。Hooghiemstra(2000)发现社会绩效高的企业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我赞美”的印迹[18]。本文用总资产净利润率(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来反映企业的盈利状况，并提出假设：
H7：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盈利状况正相关。
3 财务杠杆(LEV)。企业财务杠杆率越高，需要披露更多的信息以满足债权人的信息需求。也往往将利益相关者注意力转移到财务结构以外的方面。本文用财务杠杆率(普通股每股利润变动率／息税前利润变动率)反映财务杠杆作用的大小，同时假设：
H8：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财务杠杆率正相关。
4 股东获利能力(PS)。已有研究者们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某些方面的内容对投资者是十分重要的。这可能促使企业管理层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本文采用市销率(每股价格／每股销售收入)衡量股东获利能力，并提出假设：
H9：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股东获利能力正相关。
5 企业成长性(DC)。成长性强的企业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生产和扩张会产生较高的收益，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机会成本较高。管理层可能预期成本高于收益，披露意愿较小；但如果管理层认为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资源，并产生高于成本的收益，则披露意愿较强。因此，暂不能确定其影响方向，本文用资本保值增值率(所有者权益的期末总额与期初总额之比)衡量企业成长性，假设如下：
H10：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成长性相关。
6 行业类别(IND)。企业提供信息往往会受到其所属行业的特征的影响，如产品类别、行业规则和竞争程度等方面。另外，行业主导企业的态度和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设置行业哑变量[取石化塑行业(OCP)为基准行业；行业为食品饮料业(FAB)时值取1，否为0；行业为电煤水行业(CEW)时值取1，否为，并假设：
H11：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会受到行业类别的影响。
(四)董事会独立性
董事会治理水平是其独立性的增函数，而独立董事数量(IDS，企业董事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会极大地影响其独立性。Chen和Jaggi(2000)发现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企业信息披露也比较全面。另外独立董事大多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社会意识往往更强，会重视相关信息的披露。其次，董事会独立性还受到董事会领导结构的影响。如Forker(1992)发现二职合一与自愿披露信息显著负相关。本文针对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合一与否(DUAL)，设置虚拟变量，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人时值取1，否为O，并提出假设：
H1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独立董事人数正相关。
H13：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较低。
(五)股权结构
非流通国有股权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占有很大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NTOP)可能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现实也表明国有企业确实承担了政府的多重目标。另外，较高的股权集中度使得大股东有条件与管理层合谋，掠夺企业资源。相应地，管理层会减少社会责任等自愿性信息披露以降低风险，本文将第一大股东性质设置为虚拟变量，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时取1，否为0；采用Herfind－ahl指数(企业前3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作为股权集中度指标(OC)，并提出如下假设：
H16：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正面的作用。
H15：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
四、研究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取2003～200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食品、饮料业(简称食品饮料业)，石油、化学、塑胶、塑料业(石化塑行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煤水行业)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三个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并履行关键社会职责的行业，使研究更具针对性。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据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年报手工收集。治理环境数据根据樊纲和王小鲁(2006)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而成。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扣除金融类企业以及年报等公开报告不全的公司得到研究样本372家。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发现数据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并为下一步方法的选择提供参考。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的均值为0.324，样本期内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低。而市场化进程总体评分两极值相差较大，我国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参考Cooke(1998)的处理方法，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将它们都转化为正态得分，从而满足普通最小二乘法的要求。
(二)相关分析
为了初步检验前面的假设，并判别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DI)和各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可以看出，CSDI在1％的显著水平下与市场化总体进程、政府治理水平、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中介组织发育与法治水平、企业盈利能力正相关，在5％的显著水平下与企业发展能力正相关，与股东获利能力负相关。其他几个变量和CSDI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由于这并没有控制其他解释变量的作用，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开展多元回归分析。需指出的是，观察相关系数可以发现，衡量治理环境的五个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为了避免共线性问题，采取对治理环境的五个变量分别回归。至于其它自变量，虽然部分自变量之间表现出一定相关性，但相关系数都不大，可以不考虑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分析
1 模型建立
根据研究假设以及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等初步分析结果，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各项治理环境变量
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也为了消除治理环境变量五项指标之间的共线性，我们构建以下五个回归模型。
2 回归分析
利用SPSS软件，将CSDI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各个解释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拟合，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对于模型1，可决系数R2的修正值为0.195，F值为8.480，其他四个模型可决系数和F值也都相差不大。五个模型的显著性概率P值都远远小于0.001，五个回归方程整体上都是显著的。就单个变量来看，治理环境五个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CSDI正相关。企业规模与CSDI显著正相关，并且在模型3中显著性水平最高，在1％的水平上显著。企业盈利状况也与CSDI显著正相关，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另两个模型中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股东获利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并且除了在模型2中在5％的水平上显著外，在其他模型中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独立董事人数变量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与CSDI显著负相关。对于行业哑变量，五个模型的P值都小于0.05，行业类别确实对CSDI有显著影响。另外，当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或是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股时，企业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但影响并不显著。而财务杠杆、企业成长能力和股权集中度对CSDI呈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中，除了股东获利能力和独立董事人数分别与假设H9和假设H12预期的方向相反外，其他解释变量符合各自的预期。
最后，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定性检验，经过变量替换与不同检验方法的尝试，结论并无显著变化，因此，基本可以推断本文所得出的模型和结论是稳健有效的。
六、研究结论与局限
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苏平：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
一要把好导向。导向是灵魂，是关键。我们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加强创意策划，延伸宣传半径，努力形成正面宣传的大合唱。二要改进创新。管住了不等于管好了，内容正确不等于效果就好。我们要下大力气创新栏目节目内容，改进表达方式，切实增强正面宣传的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三要建强阵地。阵地强才能传得出去、落得下去、深得进去。我们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努力打造一批具有旺盛活力和强大竞争力的传播主体。四要建好队伍。队伍强才能工作强。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管媒体原则和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的要求，确保各级各类媒体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五要健全制度。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我们要进一步健全互联网管理体制和工作联动机制、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和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工作机制等，加快形成互联网管理的政策法规体系，确保各级各类媒体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庄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要求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
为什么必须用“看家”？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真理与价值的有机统一。的价值理想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改变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为无产阶级政党站得高、行得远、走得稳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前进方向，也提供了看家本领。
领导干部如何提升“看家”本领？作为执政的骨干力量，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的理论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做到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走群众路线，不断深化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学风，提高执政能力；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中求主动、在创新中占先机，把“看家本领”落实在执政实践中。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当前，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主导权，关键是改进创新。
创新构建调控体系。把握媒体变化发展新趋势、舆论生成演变新特点，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强化新闻与政策解读，建立重要舆情沟通共享、效果评估通报等制度。
创新打造主流媒体。加快传统主流媒体在内容、技术、工作平台、传播终端、人才和管理上与新兴媒体全面融合，积极推进全媒体、一体化发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创新发展网络运用。转变传统媒体新闻信息上网传播的方式，实施政务微博微信全覆盖工程，探索建立网上党群组织，构建覆盖广泛的网络信息内容传播体系。
创新改进手段方法。树立现代传播理念，注重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传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提高引导艺术，善于“把远的拉近，把硬的说软，把虚的靠实”，在讲故事中感染人、打动人，让正面宣传有机融入日常工作生活，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征海：我们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和加强舆论引导工作，不断提高能力水平。
要围绕“两个巩固”加强舆论引导。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对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辨析引导，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
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强舆论引导。着眼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党的建设各方面，聚焦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要围绕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加强舆论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宣传和专题宣传之中，利用一切宣传教育资源、一切传播手段和渠道，开展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宣传教育，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实践的生动局面。
要围绕提高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加强舆论引导。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牢牢掌控宣传思想阵地，把握时、度、效要求，切实改进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更好地内聚力量、外树形象。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的固本工程。河南省委作出推进文明河南建设的决策部署，把它作为实现“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列入河南省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
文明河南建设，主要内容包括道德建设、法治建设、诚信建设、服务型机关建设四个方面。工作措施是：抓宣传教育，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抓实践活动，丰富人们投身道德实践的载体平台；抓制度建设，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导向；抓教育治理，解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行业道德规范普遍建立，公民文明习惯广泛形成；法治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识，遵纪守法成为全省人民的自觉行为；诚信建设长足进步，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社会信用体系；机关工作人员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牢固树立，政风行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实现中原崛起奠定更加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燕平：贯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着眼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强化三种思维。
一要强化战略思维。着力抓思想理论建设这个基石工程，夯实理论武装，深化研究阐释，排除杂音噪音。着力抓话语权提升这个基础工程，建强传播体系，改进话语体系，抢占时机、道义、表达制高点。着力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基业工程，确保“三个倡导”家喻户晓、人人践行。
二要强化创新思维。继承传统，深入推进各项工作体制机制、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吸收外来，广泛借鉴发达国家的新思想、新经验，为我所用。紧跟时代，善于运用新科技、新载体，创造新的形式手段，解决好有想法没办法的问题。
三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确保正确导向这一生命线不出问题。实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做实文化惠民工程，确保服务民生这一根本点不出问题。建强队伍，管好阵地，善于发声，敢于亮剑，确保意识形态安全这一要害处不出问题。
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丽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地方宣传部门关键是要大胆的管好、有效的用好、科学的建好媒体。
大胆管好媒体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在管班子、管队伍、管导向上“三管”齐下。要在思想、理念、制度、机制上，确保建设一支敢担当、能担当、会担当，有理想、有专业、有追求的新闻编采队伍。导向问题是灵魂问题。要激励媒体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激发社会团结向上的力量。
有效用好媒体就是要务实创新地占领舆论制高点，通过媒体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主张，快速回应人民关切。随着人们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诉求逐渐分化，不断改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是我们的课题。因此用好媒体，不仅是要在“用”字上下功夫，还要在“好”字上有创新。
科学建好媒体就是要做强做大传统主流媒体、勇于进军占领新兴媒体。宣传部门要在政策、机制、技术等层面上引导、鼓励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搭建新平台、运用新形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新媒体上的有效传播和广泛覆盖。
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重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观点，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也对我们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 公司治理环境；控制权；现金持有量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5-0049-05
一、引言
企业现金持有量水平决策是一项重要的财务决策，现金持有量的大小影响着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水平。Miller & Orr(1966)、Mulligan(1997)认为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主要决定于现金短缺的边际成本；Opler et al (1999)通过权衡模型和融资优序模型研究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近年来，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在考察公司治理机制优化对企业业绩影响的同时，也开始考察公司治理对公司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但自Jonson, La porta, Lopez-de-Silance和Shleifer提出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观点以来，控股股东的行为以及控制权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主要考虑在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重点讨论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程度。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La Port(1998)开创了制度环境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的研究之先河［1］，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制度和公司治理环境对财务政策会产生重要影响［2］。Dittmar(2003)考察了投资者保护政策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强的国家其公司现金持有水平高于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的公司［4］。Harford(1999)研究的结果与Dittman的研究正好相反［3］。我国学者张人骥（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具有较好的股东保护政策的公司，企业的现金持有量相对较少［5］。显然，好的公司治理环境可以有效地控制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投机行为，控股股东在使用现金时会受到更多的监督。此外，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经营目标除了获取利润之外还有社会目标如社会保障、就业、社会稳定等，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国有企业需要且能够控制更多的资源，所以现金持有量较高。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司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为正相关关系；
假设2：与私营企业相比，公司治理环境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的正向影响较弱。
理论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会利用自己控制性地位以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攫取大量的控制权私利。Shleifer和Vishny(1997)、Claessens,Djankov和Lang(1997)指出由于中小股东无法分享企业的控制权，从而导致控股股东有机会进行利益侵占。Bebchuck et al (2000)指出这种侵占主要通过金字塔式持股、交叉持股以及双重股份结构来实现。Wolfenzen(1999)认为控股股东会通过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资产重组等“隧道行为”获取私人价值。当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程度越高时，企业持有现金越多，控股股东的侵占结果导致更严重的冲突。但是，无论控股股东通过何种方式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上市公司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是控股股东能否实现其控制权私利的重要前提（李增泉，2004）。同时，控股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对其影响也存在差异（徐晓东、陈小悦，2003）。在我国，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是母公司的优质资产注入而形成的，因此公司上市后，国有股东这只“攫取之手”会侵占和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王化成、胡国柳，2004）。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私有控股股东的公司对资金的占用比国有控股公司低（王鹏、周黎安，2006）。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1年第5期2011年第5期(总第173期) 黄 蕾:公司治理环境、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与现金持有量价值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假设3：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企业现金持有量越低;
假设4：相对于国有终极控股股东，私营企业的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越大会导致企业现金持有的水平更低。
Dyck和Zingales(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投资者保护越高，控股股东凭借其控制权所获取的私有利益越少。王俊秋和张奇峰（2007）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进行研究也发现，当企业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与企业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为正相关关系，并且较高的法治水平能够阻止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实际上，如果治理环境对投资者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高控股股东对公司利益侵占的成本，最终会遏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所导致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因此，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在一国公司治理中就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治理环境的改善不仅在总体上对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度与公司现金持有量存在影响，同时在不同性质的公司中表现也不一致［7］。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治理环境的改善会缓解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度与公司现金持有量负相关关系；
假设6：与私营上市公司相比，治理环境的改善对缓解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度与公司现金持有量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更不明显。
三、研究样本与变量定义
（一）研究样本
选取在沪、深股市发行的2006~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筛选：（1）剔除所有的ST、PT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企业；（3）剔除配股、增发、发行可转债的公司，避免融资行为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4）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5）为了消除极值的影响，采用1%及99%的Winsorize方法（缩尾方法）剔除了位于0~1%与99%~100%之间的极端值。根据以上标准，本研究样本量为1103家，使用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网与色诺芬CCER数据库，治理环境数据来自于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
1．被解释变量。
根据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本文用货币资金和短期投资量总和与本期总资产的比值作为现金持有量水平（并各自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
2．解释变量。
根据La Porta,Lopez-de-Silance,Shleifer和Vishny对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定义，用控股股东的总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比率来表示。本文根据樊纲和王小鲁（2007）［7］的研究，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指数作为衡量企业市场治理环境的变量，将法制制度环境的平均得分作为法治治理环境。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杨兴全，张照南（2010）［9］的研究，以公司规模（ Size）、公司的负债水平（Leverage）、公司的成长性（Growth）、股利支付哑变量(Dividend)、资本支出（ZBZ）、营业现金流量（Cashflow）、净营运资本（NWC）作为控制变量。 所有变量设置与说明见表1。根据样本内国有与私营上市公司的情况及上述变量选择，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
V/C，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用控制链中持股比例最低的来表示，如果有多条控制链的将所有控制链中的最小持股比例加总；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是将控制链中的各持股比例相乘来表示，如果有多条控制链，则将各控制链的计算得到的现金流权相加。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治理环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现金持有量的检验
表2是对企业治理环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现金持有量的统计描述。从表2中可以看出现金持有量的均值为0.227,最大值为0.851,最小值0.00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较高,不同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差别较大。在治理环境指数方面,不同性质的公司治理的数值差异显著，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公司治理和财务决策上的不同,造成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差异。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变量均值为2.120，最大值为10.284，最小值为0.91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间的偏离度较高。企业的市场治理环境指数均值为5.977，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0.101和1.159，法治治理环境指数均值为5.776，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0.613和1.412。表3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国家的治理环境程度越高，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也越高；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越大，现金持有水平越低。
（二）随着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
表4的实证结果表明了公司治理环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以及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应用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1）表明市场治理环境与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其通过显著水平为5%的检验，回归（2）表示法治治理环境与公司现金持有量为通过5%显著性水平下的正相关。这说明总体来说当公司治理环境较好时，控股股东与管理层就没有那么多机会持有现金进行利益转移，相对来说企业持有现金的水平就提高了。回归（3）是在前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V/C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和现金持有量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一致的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也较高。
为了进一步证实治理环境改善对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和现金持有量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治理环境与偏离度的交叉项，表5中的模型表明变量V/C的系数为负，交叉项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为5%的检验。
（三）不同公司治理环境改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文献一致将治理环境指数高于中位数的地区定义为治理环境好的样本，反之为治理环境差的样本，表6为不同治理环境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治理环境好的样本中，市场治理水平以及法治治理水平分别和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为负相关关系，但是没有通过检验；在治理环境差的样本中，市场治理水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度的相关系数为-0.221，并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检验，法治治理水平和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的相关系数为-0.011，并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由此可见，好的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的侵害行为具有监督作用，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在不同性质条件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
在表7中本文将企业按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进行治理环境与现金持有量的分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市场化治理指数和法治治理指数对现金持有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2和0.013，分别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和5%的检验，私营企业中市场化治理和法治治理指数对现金持有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5和0.135，均通过检验；无论是从相关系数还是从显著性水平来看，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中治理环境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更明显。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为研究对象，从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的角度，进行了公司治理环境改善前后以及不同性质现金持有量的比较分析，系统地考察了公司治理环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治理环境与现金持有量水平为正相关关系；（2）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与现金持有量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治理环境的改善可以减轻这种负向关系；（3）本文根据产权性质的不同，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和私营两种，实证结果表明分组检验中治理环境和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参考文献：
［1］Porta L R，Lopez D S，Shleifer F A，Vishny R. Law and fina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1113-1155.
［2］Porta L R，Lopez D S，Shleifer F A，Vishny R.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J］.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99,15:222-279.
［3］Harford J，Mansi S A，Maxwell W F.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cash holdings in the U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87:535-555.
［4］DittmarA., J. M. Smith, and H. Servaes.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cash hold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3,(38):111-134.
［5］张人骥,刘春江.股权结构、股东保护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J］.财贸经济, 2005,(2):3-9.
［6］辛宇，徐莉萍. 公司治理机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J］.管理世界，2006,(5):136-141.
［7］樊纲，王小鲁.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 年度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9-34.
［8］杨兴全，张照南.治理环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及现金持有量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1）：67-69.
［9］黄静,张天西.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关系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9,（5）:84-87.
Governance Environment, the Separation Degree of Governance Control and Cash Flow Control, and Cash Holding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Listed Firms in China
HUANG Lei
（Accounting School，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Jiangxi 330103,China）
